春秋集义卷二十三

译宋军大败。程颐说：“有人问宋襄公不击鼓、不列阵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愚蠢。既然已经与对方交战，却又故意不击鼓、不列阵，一定要等对方列好阵势做什么？”谢湜说：“泓水之战不记载楚人入侵讨伐，是因为楚军来救援郑国，而宋襄公与他们交战。战争是由宋国发起的，所以以宋国人为主战方而谴责他们。选拔贤才，整顿政治，对内亲近和睦，对外友好团结，以此振兴国家纲纪，才是使楚国臣服的方法。宋襄公却在危难之中，逞泄复仇的怨恨，率领疲惫受伤的军队，去抵挡强楚的锋芒，效法古人的陈规旧迹，等待楚国的变化诡诈，因此军队溃败、自身受伤，最终导致灭亡。先前记载宋国讨伐郑国，后来记载宋国战败，是谴责他不知道反省。”陨石落在宋国，六只野鸭退飞经过宋国，这是异常现象，而且是很重大的。宋襄公不知道恐惧并修身反省，反而轻举妄动，以满足私欲，于是祸患很快降临到他身上。既然这样，那么上天的灾异变化，难道可以不畏惧吗？泓水之战的失败，其祸患很大，所以记载了日期，记载了朔日，以谨慎地对待这种变故。

译胡安国说：“泓水之战，宋襄公不在险要之处阻截敌人，不在敌军未列好阵势时击鼓进攻。先前的儒者认为这是至仁大义，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能超过他。然而《春秋》却不赞许，为什么呢？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终结和开始，顺应事理、宽恕施予，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宋襄公攻打齐国的防邑，侍奉年少者而夺取年长者的地位，致使齐国人产生杀害公子无亏的恶行，遭受战败的创伤，这是晋献公扰乱其国家的原因，这是第一条罪状。齐桓公保全三个灭亡的国家以联合诸侯，义士尚且说他的德行浅薄，而宋襄公因为一个防邑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这是第二条罪状。曹国人不服从，何不先反省自己的德行没有缺失，然后才行动兴师，这是第三条罪状。以上这三条，不仁不义，宋襄公却敢去做，却唯独爱惜重伤者和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与盗跖以分配平均、退让在后为仁义有什么不同？陈仲子以避开兄长、离开母亲，居住在陵邑，为廉洁吗？那些计较枝末而遗忘根本，粉饰小名声，妨害大德行的人，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用词繁多而不删减，宋公记载为‘及’，以深深贬斥他。”

二十三年春天，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邑。

谢湜说：“楚国打败宋国时，齐孝公失去了救援宋国的道理。况且又趁着宋国战败，攻打它的国家，包围它的城邑，这是极大的恶行。”

胡安国说：“齐国是霸主国家的余业。宋襄公在泓水战败后，荆楚的势力更加扩张了。齐侯既没有尊崇中原、排斥夷狄、体恤患难、敬畏王命的意图，又趁着宋国衰弱而攻打它，这更是道义上不能做的。所以记载‘伐国’而说‘围邑’，以彰显他的罪过。那么桓公攻打郑国，包围新城，为什么不贬斥呢？郑国与楚国勾结，欺凌中原，桓公攻打它，是排斥夷狄；宋国与楚国交战，兵败身受重伤，齐侯攻打它，是残害中原。事情不同，美恶不嫌用同样的词语。”

夏天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

谢湜说：“智慧小而谋划大，力量少而担子重，没有不最终失败的。襄公凭借平庸昏暗的才能，贪图远大的事业，当他在鹿上结盟时，志向想要联合诸侯，朝见齐楚，哪里知道后来被俘战败身亡，被天下人嘲笑呢？所以君子行动必定衡量德行，进取必定估量力量。”

秋天，楚国人攻打陈国。

谢湜说：楚国得志所以攻打陈国。

冬天十一月，杞子去世。

程颐说：“杞国，是两位先王的后代，而爵位是伯爵，怀疑前世贬黜了他们。中间跟随夷狄，所以子爵的后代又称为伯爵。”

谢湜说：“夷狄的爵位不超过子，杞伯被称为子，是因为他们使用夷狄的礼仪，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杞成公去世，记载说‘子，杞是夷狄’。杜预认为杞国实际上称伯爵，而记载为‘子’，是因为成公开始实行夷狄的礼仪，直到去世，所以孔子在他去世时用文字贬斥他。这个说法是对的。有人说：‘相信这话，是《春秋》贬黜提升诸侯的爵位次序，来显示褒贬，不混淆名实吗？’回答说：‘《春秋》本来就是天子的事，而且尤其谨慎于华夷的辨别。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礼义。《礼记》说：‘人如果没有礼，虽然能说话，不也是禽兽的心吗？’鲁桓公弑君篡位，滕国首先朝见他的贬斥，而称子，是惩治他的党羽。夷狄不扰乱华夏，成公改变了它，贬斥而称子，是为了保存诸夏。”

二十四年，春天，周王正月。夏天，狄人攻打郑国。秋天，七月。冬天，周天王出居在郑国。

程氏学说：“襄王躲避太叔带的叛乱，越过在诸侯的境内，记载说‘天王出居在郑国’，是自取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所以说‘自周无出’，显示没有外邦。春秋之时，王者的政令仅在境内施行，才出京畿，就不是王者所有，所以记载说‘出’。圣人的法则，拨乱反正，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是诸侯所专有，所以记载说‘居’。谢湜说：襄王失去了治理内部的道理，因为母弟太叔带的叛乱，越过在郑国的汜地，记载说‘天王出居在郑国’，彰显王者不能拥有他的国家。从内到外叫‘出’，居住在他所有的地方叫‘居’。王者以天下为家，自从诸侯专有土地人民而在天下称王，开始有内外的辨别，所以襄王到郑国称‘出’，以表明列国不是王者所有。春秋纠正分义，治理奸逆，列国境土不与诸侯专有，所以襄王在郑国称‘居’，以表明海内都是王土。”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郑国人进入滑国，周王为滑国请求，郑国不听命，周王发怒，派颓叔出动狄人的军队攻打郑国，而恩惠狄人，立他们的女儿隗氏为后。富辰劝谏，不听。太叔带与隗氏私通，周王废黜狄女，颓叔害怕狄人怨恨自己，于是奉太叔带以狄人的军队攻打周王。周王到郑国，居住在汜地。自周以来没有‘出’，特别记载说‘出’，是说这是自取如此。郑伯不尊奉周王，本来有罪了。襄王不知道自我反省，念及他的命令没有顺从，忍受小忿怒，亲近懿亲，以抵御外侮，而抛弃德行崇尚奸邪，于是出动狄人的军队，这是用夷狄控制华夏，如同树木种植，防止其根本，不也很颠倒吗？王者以天下为家，京师为室，而四方归往，如同天空没有不覆盖的。东周降于列国，既不能家天下了，又毁坏其室而不保全，这就是寄生的君主罢了。贬斥而记载‘出’，作为后世的警戒。唐朝借助突厥的军队以攻打隋朝，而世代有戎夷的祸患；晋朝借

译受辱。许翰认为如果不研习《春秋》的警戒，周襄王之所以出奔，他的话确实可信。那么，华夏与夷狄的界限，能不谨慎吗？“居”是安守其所有之位的称谓；出奔却称“居”，似乎是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拨乱反正，保存天理的正道。

译吕祖谦说：“周襄王出逃到郑国，住在汜地。周襄王讨伐郑国，到了发生危难时，又出逃居住在郑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郑国是亲近的同姓诸侯，没有忘记王室。从前郑国多次为王室立功，只是周襄王自己不相信他们。这正像唐昭宗对待李克用一样，没有事时就讨伐他，等到有危难时又去依靠他。”

晋侯夷吾去世。

谢湜说：“晋侯，即晋惠公。鲁国没有防备他，所以《春秋》不记载他的名字。”

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天，周历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掉了邢国。

程氏学说：“《春秋》中灭国的记载很多，只有卫侯燬灭邢国而被直呼其名，是因为他灭掉了同姓诸侯。《礼》说：‘诸侯不直呼其名，但如果失地并灭掉同姓诸侯，就直呼其名，以断绝先祖的后裔，灭掉骨肉之亲的屏障。’所以直呼其名，以匹夫的身份来称呼他，显示王法不容许诛杀他。”

谢湜说：“邢国和卫国都是姬姓。卫文公灭掉邢国，是自断其先祖的祭祀。断绝亲人的人，被亲人所断绝，为王法所抛弃，所以直呼其名以断绝他。”胡安国说：“卫侯为什么直呼其名？是因为他灭掉了同姓诸侯。《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直呼其名，灭掉同姓则直呼其名，是说他断绝先祖的后裔，蔑视骨肉之恩，所以直呼其名，显示王法不容许诛杀他。圣人与天地合德，灭人邦国而断绝其祭祀，同姓和异姓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有的直呼其名，有的不直呼其名？这是因为正理虽然统一但分别不同，异端学说有两个本源而没有分别。分别不同的罪过，私欲胜过而失去仁；没有分别的罪过，兼爱而失去义。《春秋》的法度，仁义施行而人道确立，可以没有差别等次吗？那么晋国灭虞国，楚国灭防国，也是同姓，为什么不直呼其名？回答说：诸侯灭同姓则直呼其名，这是常例。有的直呼其名，有的不直呼其名，这是例外的变化。邢国虽然与狄人一起讨伐卫国，但经文没有讥讽的文字，是因为邢国能够救助齐国。卫国人曾经不反思自己，却迁怒于邢国，又派遣使者到兄弟之国去任职，诱骗其守卫而在外面杀害他们。这与虞公贪图璧玉和马匹以交换邻国以及自身的情况，其情状是不同的。《春秋》推究情状定罪，而卫侯燬独独被直呼其名，大概是权衡轻重的结果。至于荆楚则僭越号称王，圣人把他们比作夷狄，对于灭防国这件事，有什么可诛责的呢？”

朱熹说：“诸侯灭国，不曾直呼其名。卫侯燬灭邢国，解说者认为是因为灭同姓的缘故。现在经文只隔了‘夏四月癸酉’一句，就记载‘卫侯燬去世’，恐怕是传抄的错误，也未可知。”

吕祖谦说：“卫侯燬灭邢国，晋国也灭掉了同姓，为什么不直呼其名？这为什么直呼其名？大概这是因为卫国向鲁国报告，就记载下来了。晋国当时不报告，也未可知。卫文公只是与国一事，可取之处。总之，也不知道大义所在。”

夏历四月癸酉日，卫侯燬去世。宋国的荡伯姬来迎娶媳妇。

谢湜说：“伯姬，是宋国大夫荡氏的妻子。母亲为儿子越境迎娶媳妇，婆婆为媳妇越境来迎娶，彰显其扰乱礼制。”

胡安国说：“伯姬，是国君的女儿，而嫁给荡氏。她前往出嫁，不见于经文，是因为国君不与大夫对等。现在来迎娶媳妇，而史官记载下来，显示国君失礼，下嫁大夫之婚，是轻慢宗庙，卑视朝廷。婆婆亲自迎娶媳妇，其失明礼了。”

宋国杀了其大夫。

谢湜说：“大夫无罪而死在其职任上的，都不直呼其名。”

秋天，楚国人包围陈国，将顿子送入顿国。

程氏学说：“凡是回归与进入而说‘自某地’的，只是挟持彼国的势力，而其重点在于回归进入的人。凡是记载‘纳’的，其重点则专门在于纳的人。大概王政没有纲纪，天下大乱，国君、世子、大夫的回归复位、废立，不由天子的命令，只有诸侯中强有力者专断，都不是所谓的天吏而擅自发号施令兴师，都有罪。然而其中罪恶的深浅，则又各自存在于文辞中了。顿子被陈国逼迫而出逃，所以楚国人包围陈国以送入他，楚人的近义，可见一斑。晋人送入防菑到邾国，未能送入，是义理上未能成功。貜且年长，防菑不正，不正而晋赵盾大兴军队以送入防菑，见到辞让而退兵，义理上未能成功故也。所以赵盾被贬称为人。楚人进入陈国，送入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以记载楚子送入乱臣。鲁公讨伐齐国，送入纠；齐高偃率领军队送入燕伯到阳晋；赵鞅送入卫蒯瞆到戚，各见本义。”

谢湜说：“凡是回归进入记载‘自某地’的，是依靠彼国的力量为助。回归进入的人，其罪重；助其回归的人，次之。凡是纳记载‘某国’的，是彼国专门以威力送入。主而送入的人，其罪重；被送入的人，次之。回归进入、纳，不由王命，都不是正理。彼善于此，是有的。楚送入顿子，是送入的善者。顿子被陈国危难逼迫，弃国奔楚，楚人以兵包围陈国，送入顿子，使陈国不敢为顿国制造危难，使顿国接受顿子而尊其为君，抑制强侯而扶持弱主。陈穆公以力胁迫小国而驱逐人之君，其恶大，楚人却能反其君而送入，得中国持危之义了。记载‘围陈纳顿子’，是善之。虽然是中国，如果行狄人之事，则《春秋》在所黜；虽然是夷蛮，如果行义事，则《春秋》在所取。”胡安国说：“包围陈国送入顿子。纳，是不赞许送入。诸侯失国，诸侯送入，是正理。为什么不赞许呢？陈是先代之后，不能以礼安靖邻国，保恤寡小；

译中原的诸侯，又不能履行方伯、连帅的职责，反而让楚国人接纳他，这是让夷狄凭借道义来匡正中原诸夏。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纳入顿国”，它对中原诸侯的责备是很深的。这也是从根本上治理好自己的意思。

译吕祖谦说：“大概是因为先前没有功劳，实在不想白白出兵，所以包围陈国接纳顿子，并且想办成一件事再回去。”

〇卫文公冬十二月癸亥，鲁公在洮地与卫国的子莒、莒国的庆结盟。谢湜说：“啖氏认为莒庆是为鲁国化解怨恨。”

二十六年春正月己未，鲁公在向地与莒子、卫国的甯速结盟。谢湜说：“三个国家两个月内两次结盟，就是《诗经》所说的屡次结盟。诸侯之间没有信用，虽然相互结盟仍然互相猜疑，所以盟誓之后又盟誓。诸侯有缘故，大夫奉君命接受盟约，对于他国是可以的。大夫违背君命与诸侯会盟，这是开启祸乱的道路。”此后列国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其祸患大概源于此。吕祖谦说：“齐国军队侵犯我国西部边境，是讨伐这两次盟约。大概因为莒国是齐国的属国，鲁国又靠近齐国，因为私自与他国结盟所以前来讨伐。如果没有关系，即使是霸主也管不得。”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

程氏学说：“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酅，是纪国的城邑，后来并入齐国。鲁公远远追击齐军，越过边境却没有追上，其中的讥讽之意可见了。”

谢湜说：“敌寇已经离开了，而且离得很远了。卸下铠甲休整军队，以等待局势变化，是可以的。追逐并追击他们，不是好计策。军队安逸则安定，军队劳累则危险。齐军的气势令人畏惧。率领众人追击他们，以至于越过边境，没有追上，军队劳累师众困顿，这是危险之道。他们的军队没有覆没，只是侥幸罢了。史书称‘齐师’，是彰显齐国的强大；称‘至酅’，是彰显鲁国的劳累；称‘弗及’，是彰显齐军离开鲁国的遥远。酅，是纪国的城邑，后来并入齐国。齐军来的时候，用疲弱的军队埋伏大众，所以称‘人’；他们离开的时候，军队大众都出动，所以称‘师’。”

胡安国说：“称‘人’，称‘侵’，又称‘师’，是谴责齐国；称‘追’，称‘至酅’，称‘弗及’，是谴责鲁国。秘密军队入境，叫做‘侵’；人数少则称‘人’，人数多则称‘师’。先前称‘齐人’，是显示其弱小，来引诱鲁国；后来称‘齐师’，是埋伏其大众，来拦截鲁国。他们的欺诈，很明显了。凡是称‘追’的，在境内则讥讽其没有预先防备，追击戎军到济西就是这样；在境外则讥讽其深入敌境，追击齐军到酅就是这样。酅，是齐国的土地；‘至’，是说距离远；‘弗’，是委婉之词，有畏惧而不敢追上的意思。齐国和鲁国都是出于私愤的军队，而不是正义之师，所以互相讥讽。”

夏，齐国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谢湜说：“鲁公追击齐军进入齐国境内，所以齐国人前来攻打。”

卫国人攻打齐国。

谢湜说：“《左传》认为卫国人因为洮地的盟约而攻打齐国。”

胡安国说：“卫国人以怨报德，攻打齐国的边防，帮助弱小欺凌强大，又把怒气迁怒于邢国，而灭掉它的国家，太不义了。鲁公既与卫国国君在洮地结盟，又与卫国臣子在向地结盟，这是偏袒卫国。所以齐国人既侵犯其西部，又攻打其北部。齐军固然也不义，但僖公不能反省德行自我检讨，深思远虑，谋划安定国家，反而向楚国乞求军队与齐国为敌，这是让蛮夷残害中原国家，在道义上可以吗？史书称‘公子遂如楚乞师’，其中的厌恶之意自然显现了。”

公子遂到楚国乞求军队。

谢湜说：“国家以军队为根本，其人才可用，其数量够用，然后制服暴乱降服强敌，抵御外敌保卫内部，没有做不到的。‘乞’是卑下的言辞。凡是乞求军队，从与不从，可用与不可用，都不能确定。国家以军队为根本，为国家以至于乞求军队，这是危弱之道。国家不危弱的，只是侥幸罢了。史书称‘如楚乞师’，是表示危弱。众胜寡，强胜弱，贤明的君主尚且慎重使用军队，何况军队不足以使用，向别国乞求呢？楚国不可长期依赖了。鲁国想用楚国军队制服齐国，这是招引夷狄进入中原，是祸患。所以公子遂向楚国乞师，一方面显示削弱的形势，一方面产生被侵凌的变故。”

秋，楚国人灭掉防国，把防子带回去。

谢湜说：“凡是灭掉国家，把国君带回去，都称其名。唯独防子不称其名，是因为防国是夷蛮微小的国家，辞令通告不能通达中原，所以如此。”

胡安国说：“《春秋》灭掉国家，把国君带回去，没有不称其名的，而防国为什么唯独不称其名？查考《左传》，防子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国人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君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自己逃窜到防国，因此失去了楚国，又祭祀什么呢？’诸侯的祭祀，不超过其祖先，而防国的祖先是熊挚，是不能祭祀祝融与鬻熊的，而楚国反而以此灭掉它，这不是他的罪过，所以特别保留他的爵位而不称其名。那么楚国灭掉同姓国家，为什么也不称其名？不称其名，是《春秋》对待夷狄的体例。”

吕祖谦说：“防子不祭祀祝融与鬻熊，这是楚国国君的称号，所以凡是做楚国国君的，都称熊。”

冬，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鲁公回国，自从攻打齐国以来，谢湜说：“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是用夷狄的军队攻打中原国家；率领楚国军队夺取谷地，是用夺取城邑的利益，向夷狄军队示好。招引夷狄侵扰中原国家，必定从此开始了。如果没有晋文公后来复兴中原，那么中原国家将一同沦为夷狄。”攻打齐国，夺取谷地，史书称‘楚师’，是彰显其招致祸患。

胡安国说：“楚国强大鲁国弱小，却能使用其军队，进退由自己决定，所以特别称‘以’。‘以’，是不应该的意思。背离华夏投靠夷狄，夺取别人的城邑作为己有，失去正道太严重了。祸患的兴起从此开始，这是导致危亡的原因。”

二十七年

译春天，杞子前来朝见。谢湜说：“杞伯属于东夷，他前来朝见时，衣服仪饰都混杂着夷人的风格，所以降低爵位称他为‘子’。”吕祖谦说：“杞原本拥有侯爵之位，如今被贬称为‘子’，这既不是《春秋》的贬斥，也不是当时天子的废黜。大抵夷狄中没有超过‘子’爵的，现在杞国自行使用夷人的礼仪，所以称他为‘子’。”

译夏六月庚寅日，齐昭公去世。秋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

谢湜说：“春天，杞子来朝见；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那么杞子来朝见，是因为遭遇祸难的缘故。因为遭遇祸难来朝见，而鲁国的军队仍然进入其国境，这就是所谓用皮币、犬马等财物侍奉它，却仍然不能免除祸患的情况。”

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

程颐说：“楚国被称为‘人’，是贬低它，因为它联合诸侯来包围宋国。”

谢湜说：“中原王朝衰微，夷狄得志，所以楚国率领诸侯跟随楚国包围宋国，那么楚国成为宋国的祸患，不仅仅是包围缗地而已。自从齐桓公去世，中原空虚，楚国拘禁宋公，击败宋军，讨伐陈国，讨伐宋国，包围陈国，包围缗地，联合诸侯包围宋国，中原几乎成为夷狄之地了。楚国人排在诸侯之上，是楚子。楚子被称为‘人’，是抑制夷狄的强盛，贬斥它。将楚子贬斥于上，而诸侯背弃顺从效法逆乱，如同楚国人危害中原，其罪恶不需要贬绝就显现出来了。虽然如此，楚国之所以凌暴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宋襄公在鹿上的盟约，在前面开启了祸患；公子遂乞求军队的战役，在后面助长了暴虐。”

胡安国说：“楚国被称为‘人’，是贬低它。宋公是先代之后，作为天子的宾客，没有篡弑的罪恶，楚国人无故联合诸侯来包围他，有什么名分呢？所以贬斥他称为‘人’，以彰显他的罪过。诸侯相信夷狄讨伐中原，难道没有贬斥吗？‘人’，是楚子用来对待诸侯的称呼。”

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

谢湜说：“宋国服从楚国，所以鲁公与诸侯结盟。地点在宋国，那么宋国的包围已经解除。宋国也参与结盟，可以知道。解除宋国的包围而结盟，是义举，是诸侯的力量。记载鲁公与诸侯在宋国结盟，是彰显诸侯能够纠正楚国。”

胡安国说：“鲁公与楚国结好，所以前往结盟。地点在宋国，是因为宋国正被包围，与宋国结盟没有嫌疑，而鲁公的罪过也就显明了。”

春秋集义卷二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四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二十八年春天，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

程氏学说：“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两次记载晋侯，是深责晋侯的罪恶。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诡诈。’齐桓公、晋文公都有抵御楚国的功劳，但仔细考察圣人记载的痕迹，那么关于诡诈与正直的论述就清晰明白了。”

谢湜说：“曹、卫、楚是同盟国，晋文公想要制服楚国，安定宋国，所以首先激怒楚国侵犯曹国，其次激怒楚国讨伐卫国，两次记载晋侯，是深责晋侯用兵的诡诈。”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当初公子重耳出亡时，曹、卫都不以礼相待。到这时侵犯曹国、讨伐卫国，两次称晋侯，是讥讽报复私怨。春秋时期，用兵的人如果不是怀着私怨报复，就是贪图别人的土地。《诗经》说：‘你们这些君子，不知道德行，不嫉妒不贪求，有什么不好的呢？’不嫉妒就能遏制愤怒，不贪求就能遏制欲望，然后贪婪愤怒的战争就消亡了。”

有人说：“曹、卫背离华夏投靠夷狄，于是讨伐他们，有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楚国人联合诸侯包围宋国，陈、蔡、郑、许起兵共同防守，鲁公参与防守并共同结盟。楚国虽然得到曹国，新近与卫国通婚，但其君主不在防守之列，其军队不参与包围，与这些国家相比，不是更好吗？何况卫国已经请求结盟，而晋国人不允许。《尚书》说：‘必须有忍耐，才能成功；有宽容，德行才伟大。’文公能忍耐奄竖、里凫须，为什么唯独不能忍耐曹、卫呢？”两次称晋侯，是深责他。下面记载“楚国人救援卫国”，那么讥讽晋国就更深了。“春秋”责备贤者，而乐于让人改过，所以卫国已经请求结盟，不应该拒绝而断绝关系。朱熹语录：“有人问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回答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人，不知道仁义在自己身上而假借它；凭借德行施行仁义的人，那么仁义在自己身上，而随意施行。’以执辕涛涂侵犯曹国、讨伐卫国的事，来看那东征西怨、虞芮质成的情况，那么人心的信服与不服，就可以看见了。”

有人问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各家多把召周王作为晋文公的诡诈。集注认为讨伐卫国以招致楚军，而阴谋取胜。这种说法是通行的。回答说：晋文公办事多是不肯走正道。晋文公用兵，就是战国孙吴的气习。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

谢湜说：“国内杀害大夫记载为‘刺’，是避讳。说是用周官三刺之法审察其情。鲁国派公子买戍守卫国，以防御晋国的祸难。晋人的威势虽然强盛，让买以死守是可以的。力量不能抗衡，那么仲直辞明正义，听从晋国的命令也是可以的。晋国讨伐卫国时，鲁国畏惧祸难，以至于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而杀买以取悦晋国，是大不忠。抵御祸患，保卫人民，安定社稷，所依靠的只是忠而已。对内不忠于其臣，对外不忠于其邻，不可以治国。所以买戍守卫国，记载没有完成戍守，记载刺杀，彰显买的不忠。”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买为楚国戍守卫国，楚国人救援卫国不成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