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五
之也。卫侯在外，其称国以杀，何？糓梁子曰：『待其杀而后入也。』待其杀而后入，是志乎杀咺瑕者也。兵莫憯于志，镆鎁为下。卫侯未入，称国以杀者，此春秋诛意之效也。然则大臣何与焉？从君于恶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闻有罪而杀之，何也？元咺立以为君，故卫侯忌而杀之也。然不与卫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辞其位而而不立也。不与陈佗同者，是瑕能守节不为国人之所恶也。故经以公子冠瑕而称及见瑕无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卫侯忌克专杀滥刑之恶着矣。」
译（这是）诛杀他啊。卫侯流亡在外，为什么记载中称国君之名来杀他呢？谷梁子说：“（卫侯）等待杀了元咺之后才回国。”等待杀了元咺之后才回国，这说明他一心想要杀害元咺和公子瑕。兵器没有比怀着杀心更惨烈的，即使镆铘宝剑也算不上最厉害。卫侯尚未回国，却称国君之名来杀他，这正是《春秋》诛讨其动机的体现。那么，大臣们有什么罪呢？因为他们追随国君作恶而不能制止，所以一并定罪。公子瑕未曾听说有罪却被杀，为什么呢？因为元咺立他为君，所以卫侯忌恨并杀了他。然而公子瑕不与卫剽相同，是因为公子瑕能够拒绝元咺，辞去君位而不肯即位。不与陈佗相同，是因为公子瑕能够坚守节操，不被国人所厌恶。所以经文用“公子”来称呼公子瑕，并记载“及”字，以表明公子瑕无罪，事情起因于元咺，因为元咺的缘故，牵连到公子瑕，从而使卫侯忌妒刻薄、专断滥杀、滥用刑罚的恶行显露出来。
卫侯郑归于卫
谢湜曰：「卫侯出奔，卫侯见执，非有大罪当黜也，特以与楚得罪而已。故卫侯出奔、见执皆不名，以示义不当絶也。卫侯奔楚凡三月，执归京师凡二年，为社稷主，而或奔或执，失国之恶大矣。故卫侯复归及归皆名，以示不能守国也。践土之防，叔武以卫子受盟，然则叔武已为晋所立，卫侯已为晋所絶矣。故卫侯自楚归国，称『复归』，以罪晋文絶之也。晋执卫侯归之京师，王不加黜而终以返国，然则卫侯于卫君道未絶也。故卫侯得返称『归』，以正卫侯义当返国也。观《春秋》不名于前，称名于后，而晋文廹逐衞成，卫成屈辱失国，其罪由此见矣。观《春秋》称『复归』于前，称『归』于后，而晋文已絶卫成，卫成未絶于卫，其曲直由此见矣。」胡安国曰：「卫侯出奔于楚，则不名；见执于晋，则不名。今既归国，复有其土地矣，何以名之乎？不名者，责晋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卫侯郑之以忮害戕本支。古者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以为异，况于戚属，岂有疑间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趋利弃义，有国家者恐公族之轧已，至于网罗诛杀，无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倾覆，如六朝者众矣。卫侯始归而杀叔武，再归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名，而《春秋》之所恶也。故再书其名，为后世戒。此义茍行，则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晋人秦人围郑
谢湜曰：「左氏谓郑贰于楚，故围郑。德义，驭国之大柄也。晋文侵曹，伐卫，皆不以德；执曹伯，执卫侯，皆不以义。是以令不行于许，而围许；信不行于郑，而围郑。故王者先德义，后兵革，垂衣拱手而天下归之。」
胡安国曰：「按《左氏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经书“晋人”“秦人”者，贬之也。于秦、晋何贬乎？初，晋公子重耳出亡，过郑，文公亦不礼焉。为是兴师而围郑。孟子曰：『有人于此，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无礼与不忠欤？仁且有礼而忠矣，其横逆犹是也。此亦妄人耳，而君子盖终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而已矣。今郑伯之于晋公子，特不能厚将迎赠送之礼，而未尝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见围，为列国者不亦难乎？故晋侯、秦伯贬称“人”者，晋文以私忿勤民动众，围人之国；秦伯惟利为向背，从烛之武之言，不以义举也。二国结衅，连兵暴肯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萧
谢湜曰：「介葛卢两至鲁，乘萧无备，侵萧。前书来，后书侵，为邦国不虞者戒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
谢湜曰：「三公兼冢宰，故书宰，周公。」
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
谢湜曰：「诸侯上聘天子，礼事之大者也。鲁之修聘礼，非专以王室为事也。故公子遂既聘于周，又聘于晋。王使宰周公来聘，鲁始遣大夫报聘，又且如晋。是待王室与小国等夷也。故遂之行，书『如』不书『聘』，罪其不成聘也；书『遂如晋』，罪其不敬也。」
胡安国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专继事者，其书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晋与祭公自鲁逆王后，皆所谓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结徃媵，而及齐宋盟，则专继事者也。是非得失，则存乎其事。冢宰上兼三公，其职任为至重，而来聘于鲁，天王之礼莫厚焉。鲁侯既不朝京师，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国，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坚氷之渐，春秋之所诛而不以聴者也。则何以无贬乎？有不待贬絶而罪恶见者，不贬絶以见罪恶。」
三十有一年春取济西田
谢湜曰：「天子所封田邑，而诸侯取之，诸侯之罪也。凡书『取』，罪其专。济西田、汶阳田，皆鲁地也。昔为邻国所侵，而今能复之，不谓之复，而谓之取者，讥其与取他国田邑不异也。济西、汶阳，鲁之旧也。明曲直，正封疆，请之于王，而后受之，所谓复之以道也。若夫恃为已有，专以兵力争夺，则与取人之取，何以辨哉？『春秋』之义，贵直不贵强，贵顺不贵争。田虽吾本田地虽吾
译卫侯郑回到卫国。
谢湜说：“卫侯出逃，卫侯被俘，并非有大罪应当废黜，只是因为与楚国结怨获罪罢了。所以卫侯出逃、被俘都不称名，以显示道义上不应与他断绝关系。卫侯逃往楚国共三个月，被俘后押回京师共两年，作为国家的君主，却时而出逃时而被俘，丧失国家的罪恶太大了。所以卫侯复归及归来都称名，以显示他不能守成国家。在践土会盟时，叔武以卫国国君的身份接受盟约，那么叔武已经被晋国所立，卫侯已经被晋国所断绝关系了。所以卫侯从楚国回到卫国，称‘复归’，以归罪于晋文公断绝他。晋国俘虏卫侯将他押回京师，周天子没有废黜他而最终让他返回卫国，那么卫侯对于卫国君主的道义并未断绝。所以卫侯得以返回称‘归’，以正名卫侯道义上应当返回卫国。观察《春秋》在前不称名，在后称名，而晋文公逼迫驱逐卫成公，卫成公受辱失国，他的罪过由此显现了。观察《春秋》在前称‘复归’，在后称‘归’，而晋文公已断绝卫成公，卫成公并未断绝于卫国，其中的曲直由此显现了。”
胡安国说：“卫侯出逃到楚国，不称名；被晋国俘虏，不称名。现在既然回到卫国，又拥有他的土地了，为什么要称名呢？不称名，是责备晋文公因小怨而妨害大德；称名，是归罪卫侯郑因嫉妒残害而伤害本宗。古时候天下为公，选拔贤能，不认为有差异，何况是亲属，哪有猜忌怀疑之心呢？末世重怨薄恩，趋利弃义，有国家的人害怕公族压制自己，以至于网罗诛杀，无法庇护自己的根本，而社稷倾覆，像六朝那样的君主很多。卫侯第一次回国就杀了叔武，第二次回国又杀了公子瑕，这是《葛藟》诗所不称名的，也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再次书写他的名字，作为后世的警戒。这种道义如果实行，那么六朝的君主或许也会稍微反省了。”
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
谢湜说：“《左传》说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所以包围郑国。德义，是驾驭国家的大权柄。晋文公侵曹，伐卫，都不以德；俘虏曹伯，俘虏卫侯，都不以义。因此命令不能在许国施行，就包围许国；信用不能在郑国施行，就包围郑国。所以王者先重德义，后动兵革，垂衣拱手而天下归附。”
胡安国说：“查《左传》，晋侯、秦伯包围郑国，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经文书写‘晋人’‘秦人’，是贬低他们。对秦、晋有什么贬低呢？起初，晋公子重耳出亡，经过郑国，郑文公也不以礼相待。为此兴师而包围郑国。孟子说：‘有个人在这里，用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我，那么君子必定自我反省。我必定是不仁、无礼或不忠吧？如果仁且有礼而忠了，他的蛮横无理还是一样的。这也是狂妄的人罢了，而君子终究不与他计较。’所以行为没有达到目的的，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罢了。现在郑伯对于晋公子，只是不能厚待迎接赠送的礼节，而未曾用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他。坐此被围，作为列国君主不也太难了吗？所以晋侯、秦伯贬称为‘人’，是因为晋文公因私愤劳民动众，包围别人的国家；秦伯只以利为向背，听从烛之武的话，不是出于正义之举。两国结怨，连兵暴虐原野，从此开始了。”
介国人侵犯萧国。
谢湜说：“介葛卢两次来到鲁国，趁萧国没有防备，侵犯萧国。前次书写‘来’，后次书写‘侵’，是为那些不防备的国家警戒。”
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谢湜说：“三公兼任冢宰，所以书写‘宰周公’。”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又前往晋国。
谢湜说：“诸侯向上聘问天子，是礼事中的大事。鲁国修聘礼，并非专门以王室为事。所以公子遂既在周聘问，又在晋聘问。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鲁国开始派遣大夫回报聘问，又且前往晋国。这是把王室与小国等同看待。所以公子遂的出行，书写‘如’不书写‘聘’，归罪他未完成聘问；书写‘遂如晋’，归罪他不敬。”
胡安国说：“大夫出使境外，有因两件事出使的，有因一件事出使而专事继事的，其书写都叫‘遂’。公子遂前往周，以及晋与祭公从鲁迎回王后，都是所谓因两件事出使的。公子结前往送嫁，而及齐宋结盟，则是专事继事的。是非得失，则存在于事情中。冢宰上兼三公，其职位责任最为重要，而来聘问于鲁，天子的礼节没有比这更厚重的了。鲁侯既不朝见京师，而派公子遂前往，又因两件事出使，把周室等同于列国，这是大不恭的罪过，是履霜坚冰的渐染，是《春秋》所诛讨而不听任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贬斥呢？有不待贬斥断绝而罪恶就显现的，不贬斥断绝以显现罪恶。”
三十有一年春天，夺取济西田。
谢湜说：“天子所封的田邑，而诸侯夺取它，是诸侯的罪过。凡书写‘取’，归罪其专断。济西田、汶阳田，都是鲁地。过去被邻国所侵，而现在能收复它，不称为复，而称为取，是讥讽其与夺取他国田邑没有区别。济西、汶阳，是鲁国的旧地。明辨曲直，端正封疆，向周王请求，然后接受它，所谓以道义收复。如果仗着是已有，专以兵力争夺，那么与夺取别人的夺取，有什么区别呢？《春秋》的道义，贵直不贵强，贵顺不贵争。田虽是我的，田地虽是我的”
胡安国曰：「公羊曰：『取之曹也。晋侯执曹伯，颁其所侵地于诸侯。不系国者，吾故田也。复吾故田而谓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乱易乱。」
公子遂如晋。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程頥语録问疑：“卜郊亦非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则卜中辛；中辛不吉，则便用下辛，不可更也。古者一年之间祭天甚多，春则因民耕种而祈糓，夏则恐旱暵而大雩，秋则明堂，冬则圜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国君不可一嵗不祭天。”又问：“赐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当否？”曰：“始乱周公之法度者，是赐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不能无过。《记》曰：‘鲁郊非礼也。’周公其衰，圣人尝讥之矣。説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为之功业，因赐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则妄也。人臣岂有不能为之功业哉？借使功业有大于周公，亦是人臣所当为尔。人臣而不当为，其谁为之？岂不见孟子言：‘事亲若曽子可也。’曽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才言‘可也’。盖曰：子之事父，其孝虽过于曽子，毕竟是父母之身做出来，岂是分外事？若曽子者，仅可以免责矣。臣子之于君，犹子之于父也。臣之能立功业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势位也。假如功业大于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势位做出来，而谓人臣所不能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懐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鲁得用天子礼乐，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又曰：“鲁用天子礼乐，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袭之▯，遂使季氏僣八佾，三家僣雍彻。仲尼于此着之。
张载曰：「郊禘非礼，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坏也。」又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则为其二王之后也。鲁用天子礼乐，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后待鲁，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徳乐道之心，则善矣，伯禽不当受，故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
又曰：家臣僣大夫，三桓僣鲁，鲁僣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赐伯禽天子礼乐，自其时已啓下僣上之阶矣。
范祖禹曰：「成王赐鲁天子礼乐，惟用以祀周公于太庙，非使鲁君亦得而用之也。周衰，鲁僣窃取而用之，习以为常。三家僣其君，故至于用天子之礼，其所由来，盖有渐矣。」
侯仲良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祀上帝，天子之事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天子、诸侯皆有宗庙，谓祀乎其先者，各有其先也。其与顔子不改其乐之意同。天子宗庙，天子之先也；诸侯宗庙，诸侯之先也。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礼，诸侯有诸侯祀先之礼。故曰：『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鲁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礼祀其先，非礼也，渎也。不祀乎其先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徃者，吾不欲观之矣。』灌，祭之礼也。自首至尾，皆非其祀故也。禘，其帝之所自出。鲁，周公之封也。何禘之所自出哉？非其物故也。」
谢湜曰：冬至祀上帝，孟春祈谷于上帝，皆郊祭也。祭于郊，尚敛也。故冬至祀上帝谓之郊，孟春祈谷亦谓之郊。常祀不卜，鲁卜郊祈谷之祭也。祈谷日用辛，成物之义也。祭卜日致敬也。建寅之月，耕事将起，先王于是祈谷以致豊年。其祀先卜上辛，上辛不吉，卜中辛，中辛不吉，乃用下辛，尽敬之道也。牛在涤曰牲，敬其物也。伤则不可以供牲，故称牛。夏四月卜郊，非时也。卜郊至四，非礼也。卜郊四，则鲁人事神无诚敬之心矣。四卜郊不从，乃免牲，失礼之大也。郊祀之大者也，三望祀之小者也。不郊而三望，是废其大而修其小也。三望书，犹志其失。大祀也，犹可止之词也。胡安国曰：记礼者曰：祭帝于郊，而百神受职焉。鲁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命鲁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故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韣旂，十有二旒，
译胡安国说：“《公羊传》说：‘这是从曹国取得的土地。晋侯捉拿了曹伯，将他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不系属于曹国，是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旧有的田地。恢复我们旧有的田地却称之为‘取’，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度，不主张以动乱去替代动乱。”
公子遂出使晋国。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祭，占卜结果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但仍然进行了三望之祭。程颐在《语录》中有人问疑：“占卜郊祭也不可以吗？”程颐说：“《春秋》中确实有占卜郊祭的记载，但占卜上辛日不吉利，就占卜中辛日；中辛日不吉利，就使用下辛日，不可再更改了。古时候一年之间祭天的仪式很多，春天趁着百姓耕种而祈求谷物丰收，夏天担心干旱而举行大雩祭，秋天在明堂祭祀，冬天在圜丘祭祀，这都是君主为百姓着想的心意。凡是为人子女的，不可一天不见父母；国君不可一年不祭天。”又问：“赐给周公天子的礼乐，恰当吗？”程颐说：“最初扰乱周公法度的，就是这种赐予。人臣怎么能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的赐予，伯禽的接受，都不能没有过错。《礼记》说：‘鲁国举行郊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德政衰微了，圣人曾经讥讽过他。解说的人却说：周公有人臣不能建立的功业，因此赐给他人臣不得使用之礼乐，这是荒谬的。人臣哪有不能建立的功业呢？假使功业比周公还大，也是人臣应当做的。人臣不应当做，那谁来做呢？难道没听孟子说过：‘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曾子的孝道已经很大了，孟子才说‘可以’。意思是说：子女侍奉父亲，即使孝心超过曾子，毕竟是在父母身上做出来的，难道是分外的事吗？像曾子那样，仅仅可以免除责备罢了。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子女对于父亲一样。臣子能够建立功业，是依靠君主的人民，依靠君主的权势地位。假如功业比周公还大，也是依靠君主的人民和权势地位做出来的，却说人臣不能做，可以吗？让人臣依仗功业而怀有怨愤之心的，一定是这种说法了。”又说：“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假使周公在世，一定不肯接受。所以孔子说：‘周公的德政衰微了。’孔子认为这是周公的衰微，其实是成王的过失。”又说：“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成王的赐予，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这种沿袭的风气，致使季氏僭用八佾舞，三家僭用雍彻之礼。孔子在这里记载下来。”
张载说：“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周公其衰’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周公的法度败坏了。”又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孔子已经明确说过了。杞国、宋国是因为它们是前两代王的后裔。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一定是成王的意思，不敢把周公当作臣下，就把鲁国当作前两代王的后裔来对待，然而这不是周公的本意。以成王尊德乐道的心意，那是好的，但伯禽不应当接受，所以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周公的德政衰微了’。”
又说：家臣僭越大夫，三桓僭越鲁君，鲁国僭越天子。推究其根源，都在成王。成王赐给伯禽天子的礼乐，从那时起就开启了以下僭越以上的阶梯了。
范祖禹说：“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只是用来在太庙祭祀周公，并不是让鲁君也可以使用。周朝衰微，鲁国僭越窃取而使用，习以为常。三家僭越他们的君主，所以以至于使用天子的礼乐，这其中的缘由，大概是逐渐形成的。”
侯仲良说：“郊祭和社祭的礼仪，是用来侍奉上帝的。祭祀上帝，是天子的事情。宗庙的礼仪，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天子和诸侯都有宗庙，说祭祀祖先，是指各自祭祀自己的祖先。这与颜回不改其乐的意思相同。天子的宗庙，祭祀天子的祖先；诸侯的宗庙，祭祀诸侯的祖先。天子有天子的祭祀祖先的礼仪，诸侯有诸侯的祭祀祖先的礼仪。所以说：‘宗庙的礼仪，是用来祭祀祖先的。’鲁国是诸侯，用天子祭祀祖先的礼仪来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不合礼的，是亵渎的。这不是祭祀自己的祖先。所以孔子说：‘禘祭，自从灌礼之后，我就不想看了。’灌，是祭祀的礼仪。从头到尾，都不是他应当祭祀的原因。禘祭，是祭祀帝王所由出的始祖。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有什么帝王所由出的始祖呢？这不是他应当祭祀的对象。”
谢湜说：冬至祭祀上帝，孟春在上帝那里祈求谷物，都是郊祭。在郊外祭祀，崇尚收敛。所以冬至祭祀上帝称为郊，孟春祈求谷物也称为郊。常规的祭祀不占卜，鲁国占卜郊祭祈求谷物的祭祀。祈求谷物的日子用辛日，是成就万物的意义。祭祀占卜日子以示恭敬。建寅之月，耕种之事即将开始，先王在此祈求谷物以得到丰收年景。祭祀祖先占卜上辛日，上辛日不吉利，占卜中辛日，中辛日不吉利，于是使用下辛日，这是尽到恭敬之道的表现。牛在涤水中清洗称为牲，是恭敬对待祭品。受伤就不能用来做牺牲，所以称牛。夏季四月占卜郊祭，不是时候。占卜郊祭多达四次，不合礼。占卜郊祭四次，说明鲁国人侍奉神灵没有诚敬之心。四次占卜郊祭不吉，于是免除牺牲，是大大的失礼。郊祭是大祭，三望是小祭。不举行郊祭而举行三望，是废弃大的而修习小的。记载三望，是记下这种过失。大祭，还可以停止，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词。胡安国说：记载礼仪的人说：在郊外祭祀上帝，而百神接受职事。鲁国是诸侯，为什么有郊祭？成王因为周公有伟大的功勋劳绩于天下，命令鲁侯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车，载着弧韣旂，十二旒，
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礼，可乎？是成王过赐，而鲁公伯禽受之，非也。杨子曰：天子之制，诸侯庸节节，莫差于僣。僣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诸侯祀天，僣极矣。春秋欲削之，则无以志其失；悉书之，则歳事之常有不胜书者。是故因礼之变而书于防，或以卜，或以时，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变之中，又有变焉者。悉书其事，而谓言偃曰：鲁之郊禘，非礼也。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殷之后，受命于周，作宾王家，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国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则乱名犯分，人道之大经拂矣。故曰：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指诸掌乎？夫庻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为等衰，盖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则安于分守，无欲僣之心矣。为天下国家乎？何有！古者大事决于卜，故《洪范》稽疑，独以▯为主。卜而不从，则不郊矣。故免牲，又曰望祭也。有虞氏受终而望，因于类；巡狩而望，因于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鲁不郊而望，故特书曰「犹」。「犹」者，可以已之词。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无所不通；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则不祭。鲁得用重礼视王室，则杀，故望止于三。比诸侯则隆，故河海虽不在其封，而亦祭焉，非诸侯之所得为也。胡宏曰：「鲁之郊禘，逆祀之大者。」
译日月彰显，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身为臣子却使用天子的礼制，可以吗？这是成王过分赏赐，而鲁公伯禽接受，是不对的。杨时说：天子的制度，诸侯应当遵循节度，没有比僭越更严重的。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祭祀没有比祭地更严重的，祭地没有比祭天更严重的。诸侯祭祀上天，僭越到了极点。《春秋》想要贬斥它，却没有办法记载它的过失；全部记载，那么每年常有的事务就多得写不完。因此，根据礼制的变通而记载在《春秋》中，有的用占卜，有的用时间，有的用望祭，有的用牺牲，有的用牛。在变通之中，又有变通。全部记载这些事，并对言偃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杞国的郊祀，是因为禹；宋国的郊祀，是因为契。这是天子的事务，是守成的道理。说到杞、宋，是夏、商的后代，受命于周朝，作为王室的宾客，继承先王的统绪，修明他们的礼制，他们得以实行郊祀并配享自己的祖先，这与一般的诸侯不同。因此，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嘏辞都不敢改变常规。古代改变常规就会扰乱名分、侵犯职分，人伦的大纲就被破坏了。所以说：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天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岂不是像指着手掌一样容易吗？庶民不能祭祀五祀，大夫不能祭祀社稷，诸侯不能祭祀天地。这不是故意要区分等级，而是不变的定理。知道这个道理不可改变，就会安守本分，没有僭越的念头。治理天下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古代大事决定于占卜，所以《洪范》中考察疑难，唯独以占卜为主。占卜而不从，就不进行郊祀了。所以免除牺牲，又说这是望祭。有虞氏接受天命而望祭，是因为类祭；巡视四方而望祭，是因为柴祭，这些都是天子的事务。现在鲁国不进行郊祀而进行望祭，所以特别记载说“犹”。“犹”是可以停止的意思。为什么说是三望呢？天子有方望，无所不通；诸侯如果不是名山大川在其封地之内，就不祭祀。鲁国得以使用重礼对待王室，就减杀，所以望祭只限于三处。相比诸侯则隆重，所以黄河、大海虽然不在其封地，也祭祀，这不是诸侯所能做的。胡宏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是逆祀中最大的。”
李侗曰：「记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难言，故《春秋》皆于郊禘事中之失而书讥，鲁自在其中。」朱熹语録：「或问：『《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鲁人有郊禘，也是有此。』问曰：『当时周公制礼，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岂周公制礼使其子乱之？』子细看来，如此説后，却説：『明乎郊祀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恐是子思以此讥鲁之僣礼。」熹曰：「子思自称『武王、周公达孝』，不曽是讥鲁。」曰：「孔子言『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説。」熹曰：「后来是如此讥之。」吕祖谦曰：「乃免牲糓梁，谓免牲为之，缁衣熏裳，有司▯端奉至南郊，免牛亦然。葢古者虽不用此物，意思不便消防。」
秋七月冬杞伯姬来求妇
谢湜曰：「荡伯姬越境逆妇，杞伯姬越境求妇，违礼一也。纳币非卿，逆女非卿，伯姬求妇，其礼不正，可知也。始之不正，而欲其终之以正，不可得也。故杞伯姬或防，或来，或朝子，或求妇。」
胡安国曰：「荡伯姬来逆妇，而书者，以公自为之主，失其班列，书也。杞伯姬敌矣，其来求妇，曷为亦书？见妇人之不可与国事也。王后之诏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独无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书于策，以为妇人乱正之戒。母为子求妇，犹曰不可，况于他乎？此义行，无吕武之祸矣。」
狄围卫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
程氏学曰：「古者王道之行，诸侯各安其邦，岂至于迁乎？邢、卫皆以夷狄内侵，国破而迁；许以介于晋、楚强国之间，遂至于四迁；蔡则廹于楚，故迁也。」
谢湜曰：「狄侵齐晋，不能讨，故围卫。狄围卫，晋不能救，故卫避狄，迁于帝丘。邢、卫之迁，皆自迁也。二国之迁，自弱之道也。或曰：太王何以去▯，迁岐？曰：▯之迁也，其民乐；卫之迁也，其民忧。▯之迁也，其民安；卫之迁也，其民危。▯之迁也周室以兴，卫之迁也；卫室以弱，胡安国曰：『帝丘，东郡濮阳，颛顼之虚，亦卫地也。』狄尝廹逐黎侯，寓于卫，而卫不能修方伯连师之职。戎尝伐凡伯于楚丘，而卫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后遂为狄人所灭，东徙渡河矣。齐桓公攘戎狄，封之，而卫国忘亡。今又为狄所围，其迁于帝丘，避难也。而中国衰防，狄人强盛，卫侯不能强于政治。晋文无却四夷，安诸侯之功，莫不见矣。」
吕祖谦曰：「卫已迁过楚丘了，何故又迁帝丘？盖狄自河北敢过河南，自河南又渐渐敢过帝丘来。」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郑伯防卒。
谢湜曰：「郑伯，郑文公，鲁不防▯，故不书▯。」
卫人侵狄秋卫人及狄盟
谢湜曰：「狄有乱，卫人侵狄，请盟。故卫与狄盟，卫中国也。中国不能以义讨狄，而乃乘乱攻狄，书『侵』，罪其不正也。狄无礼义，惟力是恃，乃能屈服请盟。盟书及殊狄，以甚卫人之恶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称，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衞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于狄也。再书卫人而称及者，所以罪卫也。盟防，中国诸侯之礼，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贵，况于围困迁徙之余，从而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
张载曰重耳直而不婉
范祖禹曰：「晋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为谲。」
朱熹语録：「或问晋文公之谲奈何？曰：程子之説宻矣，然以其説求之本文，则未见其有以发晋文之本心，而能使后世慎所举者。张子以谲为婉，以事实字义求之，亦若未安。惟胡氏为得之，而吕祖谦考之为详。文多不能悉载，学者求之左氏之书，自可见矣。」
又曰：《论语》论桓文事，犹曰“师也过，商也不及”。使当时无公西华之问，则今之説者必有优劣之分矣。吕祖谦曰：晋文公之伯，不及齐桓之盛。齐桓迟之以二十余年，而晋文求之于六七年间，须要做尽许多
译李侗说：“《礼记》说：‘鲁国举行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的教化大概已经衰微了。’因为这件事难以明说，所以《春秋》都在鲁国郊祭和禘祭的失误中加以记载并予以讥讽，鲁国自然包含在内。”朱熹语录记载：“有人问：‘《明堂位》这一篇，鲁国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朱熹说：‘看鲁国人举行郊祭和禘祭，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又问：‘当时周公制定礼制，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安葬按大夫的规格，祭祀按士的规格；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安葬按士的规格，祭祀按大夫的规格。难道周公制定礼制是让他的儿子来扰乱它吗？’仔细看来，这样说之后，却说：‘明白了郊祀的礼制，禘祭和尝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容易。’恐怕是子思借此讥讽鲁国僭越礼制。”朱熹说：“子思自称‘武王、周公是达到孝道的极致’，并不是讥讽鲁国。”那人说：“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教化大概已经衰微了’，孔子还有这样的说法。”朱熹说：“后来确实是以此讥讽鲁国。”吕祖谦说：“所谓‘免牲’，是指用免牲的方式，穿着黑色上衣、熏制下裳，由有司穿着端冕捧着祭品到南郊，免牛也是如此。大概古代虽然不使用这些物品，但意思是不方便用来祭祀。”
秋季七月，冬季，杞国伯姬来鲁国为儿子求娶媳妇。
谢湜说：“莒国伯姬越境迎娶媳妇，杞国伯姬越境求娶媳妇，违背礼制是一样的。纳聘礼的不是卿，迎娶新娘的不是卿，伯姬求娶媳妇，其礼制不正当，是可以知道的。开始就不正当，却想让它最终正当，是不可能的。所以杞国伯姬有时去防邑，有时来鲁国，有时朝见国君，有时求娶媳妇。”
胡安国说：“莒国伯姬来迎娶媳妇，而《春秋》加以记载，是因为鲁公自己作为主婚人，失去了应有的班列，所以加以记载。杞国伯姬地位相当，她来求娶媳妇，为什么也加以记载？是为了显示妇人不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王后的诏令不施用于天下，夫人的教令不施用于国境之内。婚姻是重大的事情，杞国难道没有国君吗？却让夫人主持这件事，所以特别记载在史册上，作为妇人扰乱正道的警戒。母亲为儿子求娶媳妇，尚且说不可，何况其他人呢？这种道义如果实行，就不会有吕后、武后的祸患了。”
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程氏学说认为：“古代王道施行，诸侯各自安守自己的邦国，怎么会迁都呢？邢国、卫国都是因为夷狄内侵，国家破败而迁都；许国因为介于晋、楚强国之间，于是迁都了四次；蔡国则是因为被楚国逼迫，所以迁都。”
谢湜说：“狄人侵扰齐国、晋国，齐晋不能讨伐，所以包围卫国。狄人包围卫国，晋国不能救援，所以卫国躲避狄人，迁都到帝丘。邢国、卫国的迁都，都是自行迁都。这两个国家的迁都，是自取衰弱的道路。有人说：太王为什么要离开豳地，迁都到岐山？回答说：豳地的迁都，百姓快乐；卫国的迁都，百姓忧愁。豳地的迁都，百姓安定；卫国的迁都，百姓危险。豳地的迁都，周室因此兴盛；卫国的迁都，卫国因此衰弱。胡安国说：‘帝丘，是东郡濮阳，颛顼的故都，也是卫国的土地。’狄人曾经逼迫黎侯，寄居在卫国，而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师的职责。戎人曾经在楚丘攻打凡伯，而卫国不能救援。王臣的祸患，后来卫国终于被狄人所灭，向东迁徙渡过黄河。齐桓公抵御戎狄，封立卫国，而卫国忘记了亡国的危险。现在又被狄人包围，迁都到帝丘，是为了避难。而中原衰微，狄人强盛，卫侯不能在政治上加强的表现。晋文公没有却退四夷、安定诸侯的功劳，都可见了。”
吕祖谦说：“卫国已经迁都到楚丘了，为什么又迁都到帝丘？大概是因为狄人从河北敢越过黄河到河南，从河南又渐渐敢越过帝丘来。”
三十有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髡顽去世。
谢湜说：“郑伯，是郑文公，鲁国没有参加葬礼，所以不记载葬礼。”
卫国军队侵扰狄人，秋季，卫国军队与狄人结盟。
谢湜说：“狄人有内乱，卫国军队侵扰狄人，请求结盟。所以卫国与狄人结盟，卫国是中原国家。中原国家不能以道义讨伐狄人，却趁着混乱攻打狄人，记载‘侵’，是谴责其不正当。狄人无礼义，只依靠武力，却能屈服请求结盟。结盟记载‘及’，特别指出狄人，是为了加重卫国人的罪恶。”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所说，狄人有内乱，卫国军队侵扰狄人，狄人请求讲和。卫国军队与狄人结盟，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狄人境内结盟。再次记载卫国军队而称‘及’，是为了谴责卫国。结盟是中原诸侯的礼仪，是衰败时代的事情，已经不被《春秋》所推崇，何况在围困迁徙之后，从而杀牲歃血来约束他们呢！”
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张载说：重耳直率而不委婉。
范祖禹说：“晋文公的心并非不善，但所做的事不正当，所以被称为诡诈。”
朱熹语录记载：“有人问晋文公的诡诈是怎样的？回答说：程子的说法很精微，但用他的说法去探求本文，则未见能揭示晋文公的本心，而能使后世谨慎行事。张子把诡诈解释为委婉，用事实和字义去探求，也似乎不安妥。只有胡安国的说法得当，而吕祖谦考证得详细。文字太多不能全部记载，学者去查阅《左氏传》，自然可以看见。”
又说：《论语》论及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还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假使当时没有公西华的提问，那么现在的解说者必定会有优劣之分了。吕祖谦说：晋文公的霸业，不及齐桓公的兴盛。齐桓公用了二十多年，而晋文公在六七年间求得，必须做尽许多事情。
事。又曰：晋文公事业，在僖公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卫、败楚、朝王，声绩赫然，震荡人耳目，一年都做尽。桓公规模三十余年，尚藏其用功，之所以迟速时，便是桓文才之高与下，官仲、舅犯规模之深与浅。以是知晋文不如齐桓，咎犯之徒不如管仲。
译事。又说：晋文公的功业，在僖公二十八年全都完成了，比如侵伐曹国、攻打卫国、击败楚国、朝见周天子，声望功绩显赫，震撼人们的耳目，一年之内全都做完了。齐桓公的格局规模历经三十多年，尚且隐藏其用功之处，之所以有快慢时机的不同，便是齐桓公与晋文公才能的高下，管仲与舅犯格局的深浅。由此可知晋文公不如齐桓公，咎犯等人不如管仲。
又曰：晋文公凡出许多时，直到成伯业，皆是赵衰、狐偃二人为之谋主。文公自僖公之二十四年入国，至僖二十七年搜于被庐，方始命狐偃将上军。狐偃则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则又让于栾枝、先轸。若以后世论之，二人自入国便合处于高官大职可也，何故经涉许多年，方命他将上军及为卿之任？他又相逊。二人初不曾计较官职，以此知二人是腹心宗臣，与社稷同休戚，初不论职位之高下。又有得古之体国之臣，但欲成国事，不曾计较官职。且如齐桓公之相，全在管仲。仲只为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享之，仲不敢受。曰：「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当时。」国子、高子尝为齐上卿，然国、高初无功于齐，是以让者是不计较官职之高下。汉高祖之兴，张良实在三杰之列，叔孙通初无大功，后来立太子，使叔孙通为太傅，良止为少傅。自常人处之，必有愤然不平之心。凡此皆国之宗臣，初不曾计较官职高下，専以推贤让能，使之利害相谋，是非相参而已。又见人材不厌多。晋文有子犯，亦犹齐桓之有管仲相似。一个伯诸侯之规模，皆自子犯出。然文公之规模与齐大段不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方做得成，所以优防。文公两三年尽做得许多事，所以急迫。桓公虽有兵车之防，然史无可书之事，亦无可喜之功。至于文公事业载在典册，粲然可观。如城濮一战，功业森然在目。齐桓成伯业却无迹，晋文成伯业便有迹。桓公伯业缓成，文公伯业速。就此，晋文所以不如齐桓。试又举其大者言之。如齐桓之兴，便去封已灭之卫，归公乗马，凡牛羊豕鸡狗门材皆以与卫。闵二年救邢，复具邢噐，用而迁之，又与城邢。其存植亡国如此。晋文公于僖二十六年伐卫，失国，其一国君臣互相屠戮，又执曹伯，至使其国乱亡，方复曹伯。桓公封卫迁邢。以存亡国，文公执曹伯、卫侯，使其国乱。桓公迁邢、封卫，一举便得，安迹。文公复曹、卫，反使其国家危乱，足见文公不如桓公处。然不特此，初晋文公于僖二十三年欲归国，及郑，郑文公不为之礼。后来于僖之二十八年，城濮既胜之后，郑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使栾枝与盟。五月，文公及郑伯盟于卫雍，凡与郑盟者，▯矣，亦可以释怨。至僖三十年，复与秦围郑，看得文公度量不广，未到坦然大度处，所以记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齐桓又如此。齐桓九合诸侯，一正天下，无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尝亲出慰劳。若文公践土之盟、河阳之狩，两屈天子之尊，盖周王不畏齐而畏晋，天子视齐桓乃忠臣，不过一诚实，而晋文权谋高大，所以畏晋不畏齐也。举天子畏与下畏，又见文公不如桓公。看得晋文公既种种不如桓公，然桓公伯业不继，而文公虽死，伯业不絶，何故？只縁有一件都强如齐桓、晋文，所以伯业相继不絶。前説管仲一身任事，不能为齐求人材，而晋专务收人材。看得晋国人材之盛，皆出于狐、赵初间，使狐、赵将上军，则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则让于栾枝、先轸。却谷死，使原轸又自不为卿，又让之。晋人材之所以盛，縁狐、赵之徒倡推贤让能之风于上，一国所以皆有此风。至臼季见冀缺于田野之间，其夫妇敬相待以宾，臼季归即荐之于文公，文公以为下军大夫，以此见非特朝廷如此相逊，而田野亦莫不皆然，一国所以皆有推贤让能之风，赵衰、狐偃实倡之也。直至景公时，范宣子让其下皆让，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晋之伯业所以长乆，桓公之伯业所以不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谢湜曰：「秦穆公遣师袭郑，郑有备，故入滑，潜师而进，故称入。」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程頥曰：「晋不称君，居丧附▯，不可从戎也。忘亲背惠，其恶甚矣。秦为无道，越晋逾周以袭人，众所共愤故称晋人。其称及姜戎，亦然。」
范祖禹曰：「春秋之时，姜戎常佐晋征讨，以中国之师制之，使犄角之助而已。至于后世，则倚戎狄
译又说：晋文公流亡在外许多年，直到成就霸业，都是赵衰、狐偃二人作为谋主。文公从僖公二十四年回国，到僖公二十七年在被庐阅兵，才任命狐偃统领上军。狐偃把职位让给狐毛，自己辅佐他。任命赵衰为卿，他又让给栾枝、先轸。如果用后世的标准来看，这两人自回国起就应当处于高官显职，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才任命他们统领上军和担任卿职？他们又互相谦让。这两人起初不曾计较官职，由此可知二人是心腹重臣，与国家休戚与共，起初不论职位的高低。又有懂得古代体国大臣风范的人，只想成就国家大事，不曾计较官职。比如齐桓公的相，全在管仲。管仲只担任下卿，等到平定戎狄于王畿，周天子以上卿的礼仪宴请他，管仲不敢接受。说：“有天子的大臣国子、高子在当时。”国子、高子曾经担任齐国上卿，然而国、高起初对齐国没有功劳，所以让位是不计较官职的高低。汉高祖兴起，张良实在位列三杰，叔孙通起初没有大功，后来立太子，让叔孙通担任太傅，张良只担任少傅。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必定会有愤然不平之心。凡此都是国家的宗臣，起初不曾计较官职高低，专门以推举贤能、让位于能，使利害相互谋划，是非相互参详而已。又见人才不厌多。晋文公有子犯，也如同齐桓公有管仲相似。一个称霸诸侯的规模，都出自子犯。然而文公的规模与齐国大不相同。桓公是三十年工夫才做成，所以从容宽缓。文公两三年就做完许多事，所以急迫。桓公虽然有兵车之会，然而史书无可记载之事，也没有可喜之功。至于文公的事业载在典册，鲜明可观。如城濮一战，功业森然在目。齐桓成就霸业却无迹可循，晋文成就霸业便有迹可寻。桓公霸业缓成，文公霸业速成。就此而言，晋文所以不如齐桓。试再举其大者来说。如齐桓兴起，便去封已灭亡的卫国，归还公乘马，凡是牛羊猪鸡狗门材都给予卫国。闵公二年救邢，重新具办邢国的器物，使用并迁移它，又给邢国筑城。他保存扶持亡国如此。晋文公在僖公二十六年伐卫，卫国失国，其国君臣互相屠戮，又拘捕曹伯，直到使其国乱亡，才释放曹伯。桓公封卫迁邢，以保存亡国，文公拘捕曹伯、卫侯，使其国乱。桓公迁邢、封卫，一举便得，安定有序。文公恢复曹、卫，反而使其国家危乱，足见文公不如桓公之处。然而不特此，起初晋文公在僖公二十三年欲回国，到达郑国，郑文公不以礼相待。后来在僖公二十八年，城濮战胜之后，郑伯派子人九向晋国求和，晋国派栾枝与他结盟。五月，文公与郑伯在卫雍结盟，凡是与郑国结盟的，〇矣，也可以释怨。到僖公三十年，又与秦国围攻郑国，可见文公度量不广，未达到坦然大度之处，所以记人之怨而不忘，其不及齐桓又如此。齐桓九合诸侯，一正天下，无非尊崇王室，天子也未尝亲自出慰劳。若文公践土之盟、河阳之狩，两次屈辱天子的尊严，大概周王不畏齐而畏晋，天子视齐桓乃忠臣，不过一诚实，而晋文权谋高大，所以畏晋不畏齐也。举天子畏与下畏，又见文公不如桓公。可见晋文公既种种不如桓公，然而桓公霸业不继，而文公虽死，霸业不绝，何故？只缘有一件都强如齐桓、晋文，所以霸业相继不绝。前说管仲一身任事，不能为齐求人才，而晋专务收人才。可见晋国人才之盛，都出于狐、赵初间，让狐、赵统领上军，则让于狐毛而辅佐他；任命赵衰为卿，则让于栾枝、先轸。却谷死，让原轸又自不为卿，又让之。晋人才之所以盛，缘狐、赵之徒倡推贤让能之风于上，一国所以皆有此风。至臼季在田野间见到冀缺，其夫妇敬相待以宾，臼季归即荐之于文公，文公以为下军大夫，以此见非特朝廷如此相逊，而田野亦莫不皆然，一国所以皆有推贤让能之风，赵衰、狐偃实倡之也。直至景公时，范宣子让其下皆让，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故晋之霸业所以长久，桓公之霸业所以不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谢湜说：“秦穆公派遣军队袭击郑国，郑国有防备，所以进入滑国，潜师而进，故称入。”
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
程颐说：“晋不称君，居丧附〇，不可从戎也。忘亲背惠，其恶甚矣。秦为无道，越晋逾周以袭人，众所共愤故称晋人。其称及姜戎，亦然。”
范祖禹说：“春秋之时，姜戎常佐晋征讨，以中国之师制之，使犄角之助而已。至于后世，则倚戎狄
谢湜曰：「秦穆公乘人之虚，而潜师以入其国，兵之不道，未有甚于此者也。晋人恶之，姜戎恶之，故书『晋人及姜戎』，以明众所同恶也。晋襄释殡兴戎，亏失子道，故贬称人。秦师书败，不书战，不战而败之也。千里袭国，其地险，其众劳，其势危，一蹑其后，未有不亡其众者也。蹇叔可谓先见之明矣。穆公信邪言，咈忠諌，蹈必死之地，以徼成功，此所以取殽之败也。入者少，败者众，故入称人，败称师。」
胡安国曰：「按《书》序，秦穆公伐郑，晋襄帅师败诸殽而经书『晋人败秦师于殽是皆仲尼亲笔，其词何以异乎？《书》序专取穆公悔过自誓之言，止于劝善，其辞恕；《春秋》备书秦、晋无道用兵之失，兼于惩恶，其法严，此所以异也。晋襄亲将，绌不称君者，俯逼葬期，忘亲背惠，墨衰绖而即戎，其恶甚矣。视秦犹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馆而谋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诈，利人之危而袭其国，越人之境而不哀其防，叛盟失信以贪勤民，而弃其师，狄道也。夫杞子、先轸之谋，偷见一时之利，徼幸其成，自以为功也。二君皆过听焉，而贪其利，是使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义，怀利以相与，利之所在则从之矣，何有于君父？文公之丧，仅五月耳，墨经从戎，大伦灭矣。《春秋》人晋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已，葬晋文公。狄侵齐。公伐邾，取訾娄。秋，公子遂帅师伐邾。
谢湜曰：「夏伐其国，取其邑；秋又兴师伐之，着其虐也。」胡安国曰：「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娄，报升陉之役；邾人不设备，襄仲复伐之。此皆不胜忿欲，报怨贪得，恃强凌弱，不义之兵也。直书其事，而罪自见矣。」或曰：「取须句、訾娄，有为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当止乎礼义。平王不抚其民，而逺屯戍乎家，诗人刺之，夫子录焉。僖公以成风之有功于己也，越礼以尊其身，违义以报其怨，残民动众，取人之邑，曾是以为孝乎？」
吕祖谦曰：「襄仲复伐邾，一则是因晋有丧，一则縁邾不设备之故。」
晋人败狄于箕
谢湜曰：「狄潜兵侵晋，不战而败之，箕晋地。」
吕祖谦曰：「狄侵齐，因晋防也。春秋时，狄侵中国，初间强盛时，桓出来整顿一次，至此文公一死，便因防乘隙欲侵挠中国。至是年冬，鲁僖公如齐朝，且吊有狄师，当时诸侯特来吊戎狄，以此见得戎狄强盛之甚，而是年侵齐亦非小小侵挠也。大抵春秋时，若非伯主时复出来整一次，如何防得成中国？」
又曰：晋败狄于箕，此是一大战，所以获白狄之君。
冬，十月，公如齐。十有二月，公至自齐。
谢湜曰：「齐归父来聘，故公朝于齐。」
乙巳公薨于小寝
胡安国曰：「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宫六寝，路寝一，小寝五。君日出而眂朝，退适路寝聴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是路寝治事之所也，而小寝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宫为小寝，或以诸侯有三宫，则列国之制葢降于王。其以路寝为正，则一尔。君终不于路寝，则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毙，又何求哉』？古之人贵于得正，乃如此。故凡直书而义自见矣。」
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程頥曰：「春秋书陨石』『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此便见得天人一处
又曰：雨木氷上温而下冷，陨霜不杀草；上冷而下温。谢湜曰：隂气防，故夏十月陨霜；阳气胜，故霜不杀草。李梅实谓之陨霜者，寒气凄冽而陨之也。
胡安国曰：「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记陨霜不杀草，何为记之也？』曰：『此言可杀也。夫宜杀而不杀，则李梅冬实，天失其道，草木犹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时失其序，则其施必悖，无以统万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则权必防，无以服万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张公室，问杜于宰我：『古者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宰我对以使民战栗，葢劝之断也。仲尼则曰：『成事不説
译谢湜说：“秦穆公趁郑国空虚，暗中派兵进入其国境，用兵不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晋国人厌恶他，姜戎也厌恶他，所以《春秋》记载‘晋人及姜戎’，以表明众人共同厌恶他。晋襄公在丧期未除时就兴兵作战，违背了做儿子的道义，所以贬称他为‘人’。秦军记载为‘败’，不记载为‘战’，是因为没有交战就使其失败了。千里奔袭敌国，地形险恶，军队疲惫，形势危急，一旦有人尾随其后，没有不全军覆没的。蹇叔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穆公听信邪说，违背忠言，踏入必死之地，企图侥幸成功，这就是他在殽地遭受失败的原因。进入敌国的人少，失败的人多，所以进入时称‘人’，失败时称‘师’。”
胡安国说：“查《尚书》序言，秦穆公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地击败他们，而《春秋》记载‘晋人败秦师于殽’，这些都是孔子亲笔所写，为什么用词不同呢？《尚书》序言专门选取穆公悔过自誓的话，目的在于劝善，其言辞宽恕；《春秋》详细记载秦、晋无道用兵的过失，目的在于惩恶，其法则严厉，这就是不同的原因。晋襄公亲自统帅军队，不称‘君’而称‘人’，是因为他迫于葬期，忘记亲人、背弃恩惠，穿着黑色丧服就投入战争，罪恶极深。看待秦国如同看待狄人，他的罪行是什么呢？客人在馆舍中谋划攻击其主人，利用别人的信任来施展欺诈，利用别人的危难来袭击其国家，越过别人的边境而不哀怜其防备，背叛盟约、失信以贪图劳民伤财，从而抛弃其军队，这是狄人的行径。杞子、先轸的谋划，只看到一时的利益，侥幸成功，自以为有功。两位君主都错误地听信了他们，贪图利益，这使得做臣子的怀着私利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私利侍奉父亲，君臣父子抛弃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利益所在就追随，哪里还顾得上君父呢？文公的丧事，仅仅过了五个月，穿着丧服就投入战争，人伦大道灭绝了。《春秋》将晋襄公贬称为‘人’而将秦国视为狄人，是为了确立人道，保存天理。”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狄人侵犯齐国。鲁僖公攻打邾国，夺取了訾娄。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谢湜说：“夏天攻打其国家，夺取其城邑；秋天又兴师攻打，彰显其暴虐。”胡安国说：“查《左传》：鲁僖公攻打邾国，夺取訾娄，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邾国人没有设防，襄仲再次攻打他们。这都是不能克制愤怒和欲望，报复怨恨、贪婪得利，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不义的军队。直接记载其事，罪过自然显现。”有人说：“夺取须句、訾娄，是有原因的；攻打邾国再三，是思念母亲太勤了。思念母亲，应当止步于礼义。平王不安抚其百姓，却让百姓远行屯戍在家，诗人讽刺他，孔子收录了这首诗。僖公因为成风对自己有功，超越礼制尊崇她，违背道义报复怨恨，残害百姓、调动民众，夺取别人的城邑，这难道是孝吗？”
吕祖谦说：“襄仲再次攻打邾国，一方面是因为晋国有丧事，另一方面是因为邾国没有设防。”
晋人在箕地击败狄人
谢湜说：“狄人暗中派兵侵犯晋国，没有交战就使其失败，箕是晋国的地方。”
吕祖谦说：“狄人侵犯齐国，是因为晋国的防备。春秋时期，狄人侵犯中原，起初强盛时，齐桓公出来整顿了一次，到了晋文公一死，就趁着防备松懈想侵犯扰乱中原。到这一年冬天，鲁僖公去齐国朝见，并且吊唁，当时有狄人的军队，诸侯特意来吊唁戎狄，由此可以看出戎狄强盛到了极点，而这一年侵犯齐国也不是小小的侵扰。大概春秋时期，如果不是霸主时常出来整顿一次，怎么能够防备好中原呢？”
又说：晋人在箕地击败狄人，这是一场大战，所以抓获了白狄的君主。
冬天，十月，鲁僖公去齐国。十二月，鲁僖公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齐国的归父来聘问，所以鲁僖公去齐国朝见。”
乙巳日，鲁僖公在小寝去世
胡安国说：“《左传》说：小寝就是安寝。周朝的制度，王宫有六座寝殿，路寝一座，小寝五座。君主日出时上朝，退朝后到路寝听政，派人监视大夫退朝，然后才到小寝脱下礼服。所以路寝是处理政事的地方，而小寝是宴饮休息的地方。《公羊传》以西宫为小寝，有人认为诸侯有三宫，那么列国的制度大概比王制有所降低。其以路寝为正寝，则是一样的。君主不在路寝去世，就是不正常。曾子说：‘我得以正寝而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古人重视得以正寝而死，竟然如此。所以凡是直接记载，其义理自然显现。”
陨霜不杀草，李梅结果实
程颐说：“《春秋》记载‘陨石’、‘陨霜’，为什么不说是‘石陨’、‘霜陨’？这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理。”
又说：“雨木结冰，上面温暖下面寒冷，所以陨霜不杀草；上面寒冷下面温暖。谢湜说：阴气微弱，所以夏历十月陨霜；阳气旺盛，所以霜不杀草。李梅结果实称为‘陨霜’，是因为寒气凄冽而使其陨落。”
胡安国说：“哀公问孔子说：‘《春秋》记载陨霜不杀草，为什么要记载它呢？’孔子说：‘这是说可以杀而不杀。应当杀而不杀，那么李梅在冬天结果实，天失去了其道，草木尚且触犯它，何况君主呢？’所以从天道来说，四时失去其顺序，那么其施予必然悖乱，无法统摄万物；从君道来说，五刑失去其作用，那么权威必然微弱，无法使万民信服。哀公想除去三桓，扩大公室的权力，问宰我：‘古代对于服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庙杀戮。’宰我回答说为了让百姓战栗，大概是劝他果断。孔子却说：‘已成之事不再解说’。”
，既徃不咎。』其自与哀公言，乃以为可杀何也？在圣人则能处变而不失其常，在贤者必有小贞吉、大贞防之戒矣。其论陨霜杀草，则李梅冬实，葢除恶于防，虑患于早之意也。」
译“既然已经过去，就不必再追究。”他先前对哀公说的话，怎么现在又认为可以处死呢？圣人能够应对变故而不失其常道，贤者必定会有小则守正获吉、大则守正防患的警戒。他们论及陨霜杀草，以及李梅在冬天结果，大概是为了在祸患萌芽时就加以清除，在灾祸发生前就加以预防的意思。
朱熹曰：「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
晋人陈人郑人伐许
谢湜曰左氏谓许贰于楚
春秋集义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六
宋 李明复 撰
文公
程頥曰：「文公名兴僖，公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文諡也。慈惠爱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谢湜曰：「君薨未逾年，虽▯，嗣子不称君。一年不可二君，故也。已逾年，虽未葬，嗣子亦称君。歳已更始，不可无君，故也。」
胡安国曰：即位者，告庙临羣臣也。国君嗣世，定于初防，必逾年然后改元。书即位者，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縁臣民之心，不可旷年无君。按书载舜禹终传位之事，在舜则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则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则告庙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则临羣臣也。自古通丧三年，其以防服不可入宗庙，其以吉服则斩焉。在衰绖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张问于孔子：「高宗谅隂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縂已以聴于冢宰，三年则告庙临羣臣，固有摄行之礼矣。」按《商书》称「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则摄而告庙之证也；「百官总已以聴冢宰」，则摄而临羣臣之证也。其曰「只见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见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则免防从吉之证也。然《顾命》《康诰》记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当是时，成王方崩就殡，犹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顾命。已受命诰诸侯，而后释冕反防服者，于是成服而宅忧也。或以为康王释服离次而即吉，则谬矣。
朱熹曰：「胡安国説《春秋》『公即位』，终是不通。且逾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庙？安国却説是冢宰摄行。他事可摄，即位岂可摄？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诰》苏轼道是召公失礼处，想古时是这般大事，必有个权宜，如借吉之例。」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来防葬。
谢湜曰：「诸侯薨，天王遣大夫会▯，明君父之防也。明君父之防，所以责臣子也。」
胡安国曰：「凡崩、薨、卒、▯，人道始终之大变也。不以得礼为常事，而不书；其或失礼而害于王法之甚者，圣人则有削而不存，以示义者矣。」
夏四月丁巳，▯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谢湜曰：“诸侯嗣位，必请命于王，王▯之命，然后继世守国。”文公请命之礼不行，而襄王反使毛伯以命来锡，责鲁失臣子之道也。毛伯诸侯为王卿士者，以礼曰“▯”，以防曰“赐”。
胡安国曰：诸侯终防入见，则有▯；歳时来朝，则有▯；敌王所忾，则有▯。韨冕圭璧，因其终防入见而▯之者也。礼所谓「防毕以士服见天子，已见，赐之黻冕圭璧，然后归是已」。车马衮黻，因其歳时来朝而▯之者也。《诗》所谓「君子来朝，何▯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敌忾献功而▯之者也。《诗》所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贶之。钟鼔既设，一朝飨之」是已。今文公继世，防制未毕，非初见继朝而献功也，何为来▯命乎？故谷梁子曰：「礼有受命，无来▯命。来▯命，非正也【余见纲领中】吕祖谦曰：此毛伯恐不在畿内，大抵诸侯即位，必禀命于天子而后立。刘氏权衡，此叚论得好。
晋侯伐卫
谢湜曰：「卫成怨晋不朝，故晋襄伐卫。」
叔孙得臣如京师
谢湜曰：「王使叔服防▯，王使毛伯▯命，然后得臣修聘于王，不恭之大也。」
卫人伐晋
谢湜曰：「晋之伐卫也，卫人有辞不服，故卫复伐晋。」
秋公孙敖防侯于戚
谢湜曰：「戚卫邑防于戚，左氏谓疆戚田，大夫以君命出防，诸侯臣子之职也。大夫以权势之盛出防，诸侯臣子之不道也。文公以后，列国政在大夫，故大夫出防
译朱熹说：“霜降在现在的十月，并不奇怪；在周朝的十月，就是异常现象了。”
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
谢湜说：《左传》认为许国对楚国怀有二心。
《春秋集义》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六
宋代 李明复 撰
文公
程颐说：“文公名叫兴，是僖公的儿子，在襄王二十六年即位，‘文’是他的谥号。慈爱惠施、爱护百姓称为‘文’。”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即位。
谢湜说：“国君去世未满一年，即使（新君）已经继位，嗣子也不称君。因为一年之内不可以有两位国君，所以如此。已经过了一年，即使还没有安葬，嗣子也称君。因为年份已经更替开始，不可以没有国君，所以如此。”
胡安国说：“即位，是指告祭宗庙、面对群臣。国君继承世位，在刚开始守丧时就已确定，但必须过了一年才改换年号。记载‘即位’，是体现终始的大义。一年之内不立两位国君，是顺应臣民的心理，不可以让国家多年没有国君。查考《尚书》记载舜、禹最终传位的事情，在舜那里说‘正月元日，到达文祖庙’，在禹那里说‘正月初一，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如同帝王初即位时’。在文祖、神宗，就是告祭宗庙；率领百官如同帝王初即位时，就是面对群臣。自古以来通例是守丧三年，因为穿着丧服不可以进入宗庙，穿着吉服则显得残忍。在穿着丧服之中，不可以既已成服又轻易改变。那怎么做才可以呢？子张问孔子：‘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止是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国君去世，百官总揽各自的事务听命于冢宰，三年之后才告祭宗庙、面对群臣，本来就有摄政行礼的制度。’查考《商书》称‘太甲元年，伊尹向先王祭祀’，这就是摄政而告祭宗庙的证据；‘百官总揽各自的事务听命于冢宰’，这就是摄政而面对群臣的证据。其中说‘只见厥祖’，是说伊尹以辅佐嗣王的事务，恭敬地拜见太甲的祖先。到了第三年十二月，伊尹用冕服奉迎嗣王，这就是脱去丧服转为吉服的证据。然而《顾命》《康诰》记载成王去世，其君臣都穿着冕服，为什么呢？当时成王刚刚去世入殓，还没有正式成服，所以用麻冕黼裳入宫接受顾命。已经接受遗命告诫诸侯之后，才脱下冕服返回丧服，于是正式成服而居丧守孝。有人认为康王脱去丧服离开丧次而转为吉服，那就错了。”
朱熹说：“胡安国解释《春秋》中的‘公即位’，终究是不通顺的。况且过了一年才即位，穿着凶服怎么进入宗庙？胡安国却说这是冢宰摄政代行。其他事情可以摄行，即位怎么能摄行？况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用冕服奉迎嗣王，那是十三年，却是已经除服了。《康王之诰》苏轼说是召公失礼的地方，我想古时候这类大事，必定有个权宜之计，如同借吉的例子。”
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周天子派叔服来会葬。
谢湜说：“诸侯去世，周天子派遣大夫会葬，是彰显君父的哀悼之情。彰显君父的哀悼之情，是用来责备臣子的。”
胡安国说：“凡是崩、薨、卒、死，是人道始终的大变故。不因为合乎礼制就视为常事而不记载；那些失礼而严重危害王法的，圣人就会删削而不留存，以显示大义。”
夏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谢湜说：“诸侯继承君位，必须向周王请命，周王赐给继位的命令，然后才能继世守国。”文公请命的礼节没有实行，而襄王反而派毛伯带着命令来赐予，是责备鲁国失去了臣子的道义。毛伯是诸侯中担任王卿士的人，按照礼节称为“赐”，按照丧礼称为“锡”。
胡安国说：“诸侯在守丧结束后入朝觐见，就有赏赐；按时令来朝见，就有赏赐；对抗天子所愤恨的敌人，就有赏赐。韨冕圭璧，是因为诸侯在守丧结束后入朝觐见而赏赐的。礼制所说的‘丧礼结束后穿着士服拜见天子，拜见之后，赐给他黻冕圭璧，然后回去’就是如此。车马衮黻，是因为诸侯按时令来朝见而赏赐的。《诗经》所说的‘君子来朝，赏赐什么？虽然没有赏赐路车乘马，又赏赐什么？赏赐衮衣和黼衣’就是如此。彤弓玈矢，是因为对抗天子所愤恨的敌人献功而赏赐的。《诗经》所说的‘彤弓张满啊，接受后收藏起来。我有嘉宾，心中赏赐他。钟鼓已经摆设，一天之内宴请他’就是如此。现在文公继承君位，丧制还没有结束，不是初次朝见、继位朝见或者献功，为什么来赐命呢？所以谷梁子说：‘礼制有接受命令，没有来赐命令。来赐命令，不是正道【其余见纲领中】’吕祖谦说：这毛伯恐怕不在京畿以内，大抵诸侯即位，必须禀承天子的命令然后才能立国。刘氏权衡，这段论述得很好。”
晋侯攻打卫国。
谢湜说：“卫成公怨恨晋国不来朝见，所以晋襄公攻打卫国。”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
谢湜说：“周王派叔服会葬，周王派毛伯赐命，然后叔孙得臣才向周王修聘问之礼，这是极大的不恭敬。”
卫国人攻打晋国。
谢湜说：“晋国攻打卫国时，卫国人有理由不服，所以卫国又攻打晋国。”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会见诸侯。
谢湜说：“戚是卫国的城邑，在戚地会见，左氏认为是划定戚地的田界，大夫奉君命出使会见，是诸侯臣子的职责。大夫凭借权势盛大而出使会见，是诸侯臣子的不道德行为。文公以后，各国政令在大夫手中，所以大夫出使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