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一

译又说：诸侯应当向上顺应天时，向下秉承王政。所以《春秋》说：“春王正月。”明白了这个含义，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人伦之道也就确立了。

译程氏学说认为：“元年，是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上天运行的时节。月，是王者所确立的历法。记载‘春王正月’，意思是说，上者顺应天时，下者端正王历。”董仲舒所说的“道的根本源于天，探究道的开端也在于天”，正是这个道理。尧所推行的重大政事中，首要的是恭敬地顺应昊天，由此可见一斑。王者所施行的政令，必定以天为根本，以此来匡正天下；而臣下奉行王政，也就是侍奉上天。《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所以先写“春王正月”，然后对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褒贬，都符合天理。

张载说：“《易经》不仅仅在于数理，《春秋》的大义也不仅仅在于‘元’字。”

杨时说：“《春秋》始于鲁隐公，关于其缘由的说法纷纭不一，没有定论。孟子曾说：‘王者的教化衰微，《诗经》便消亡了；《诗经》消亡之后，《春秋》才兴起。’根据周平王驾崩在鲁隐公三年的记载，那么鲁隐公即位实际上是在周平王时期。自从周幽王被犬戎所灭，周平王继位，于是东迁洛邑。当时，《黍离》降格为《国风》，意味着王者的诗歌消亡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兴起的原因。”

谢湜说：“元年，是君主的起始之年。君主以德行覆盖养育天下，从这一年开始，这与元气发育万物没有区别。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君主以政令统率天下，匡正天下从这一个月开始，所以元年中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有德行然后才有政令，有年份然后才有月份。所以圣人用‘元’来起始年份，用‘正’来起始月份。春，是天时。正月，是王者所确立的历法。周人把建子之月作为正月。《春秋》首先记载天时，接着记载周的王政，是为了表明王者所确立的历法本源于天，并通达于人间。王者与天具有相同的德行，他们的作为和行为，与天遵循相同的道理。作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都是依据天理而形成的伦理关系。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饮食飨宴，都是依据天理而制定的礼仪文饰。治理政务、发布教令、制定法则，都是依据天理而设立的训导。上天所给予的，就成为爵位俸禄、庆贺奖赏，以此来彰显荣耀；上天所厌恶的，就成为刑罚威慑、削职惩罚，以此来施加耻辱。所以王者的作为，就是上天的作为；王者的行为，就是上天的行为。想要保全国家，不能不奉行天道；想要奉行天道，不能不尊崇王者。诸侯侍奉王者如同侍奉上天，那么保全国家、安定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天道而行事，是圣王的做法；敬畏天道而行事，是贤王的做法。圣与贤，作为王者是一样的。只有王者能够顺应天道，只有顺应天道才能配享天道，只有配享天道才能像天一样覆盖万物。《春秋》用‘正’来继承王者，用‘王’来继承春天。称王则称为天王，仅此而已。”

胡安国说：“元，是什么？是仁。仁，是什么？是心。建立万种法度，应对万事万物，统御万民，治理万国，都是这颗心的作用。尧、舜、禹将天下相互传授，尧之所以任命舜，舜也以此任命禹。首先说：人心危险，道心需要防范。周公称赞：你的父亲文王，能够安守本心，所以能够建立这些常道。一心安定，万方就臣服了。为什么把春作为夏历的正月？北斗指向寅位，然后才称为春；建巳之月，然后才称为夏。所以《易经》说：兑卦代表正秋。既然以兑卦为正秋，那么坎卦代表正冬就显而易见了。现在如果把冬当作春，那么四季就改变了位置，《春秋》作为正名之书，难道会是这样的吗？所以程氏说：周朝的正月并不是春，只是借天时来确立大义罢了。商人用建丑之月取代夏正，但不能在周朝实行；周人用建子之月取代商正，但不能在秦朝实行；秦人用建亥之月作为正月，本来就不可以实行了。自从汉朝改用夏历，经历千年，直到今天，终究不能改变。称之为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指的就是这件事。孔子难道会欺骗后世吗？‘王正月’之所以统一，是因为什么？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家中没有两个主人，尊贵者没有两个上级，道理没有两种归宿，政令没有两个门户。所以议论常道经典的人，排斥百家，尊崇孔子；那些不属于六艺范畴的学说，不让它们同时并进。这是道术归于统一。谈论治理天下的人，想要让政事都出自中书省，而变革礼乐，改革制度，那么流放、放逐、诛杀等刑罚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国政归于统一。如果开辟私门，废弃公道，各自凭方便行事，这是人人自以为是，违背了《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其余详见纲领上、中两卷】。

又说：“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为元年，是为了彰显君主的作用。”伟大的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这是天的作用；至善的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这是地的作用。成就地位于天地之间，就能与天地并列。所以体察元道，是君主的职责；而调和元道，是宰相的事务。元就是仁，仁就是人心。《春秋》深刻阐明它的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理国家先端正其心，以此来端正朝廷和百官，那么远近就没有不归于正道的了。《春秋》确立文辞，兼具叙述和创作。按照《舜典》记载纪元日，商朝训辞称元祀，这部经书记载元年，所谓继承二帝，阐明三王，是述而不作。‘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后，这是立法创制，出自圣人心灵，没有沿袭前人的旧文，不是史册原有的文字。

根据《左传》说：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之月作为岁首，那么冬十一月就是正月。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作为正月，其记载开始即位说“

译只有“元祀十二月”这样的记载，才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亥月为正月，其史书开始记载建国时称为“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并非春季，这也十分明显了。那么，为什么用夏朝的时令来冠于周朝的月份之上呢？圣人告诉颜回如何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朝的时令”；作《春秋》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具体行事中的证据。有人问：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孔子有圣人的德行，却没有天子的地位，而改变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难道不是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吗”？用夏朝的时令来冠于月份之上，是为后世留下法则；用周朝的正朔来记载史事，是表示没有天子的地位，不敢擅自专断。这是非常谨慎的。在“正”字前加上“王”字，正如《公羊传》所说的大一统之义是正确的。国君过了一年才改元，必定举行告祭宗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时政，必定书写即位的事情，而隐公这里却缺失了，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古代诸侯继承世袭封地，那么内部必定有所承继；爵位土地受之于天子，那么上面必定有所禀受。内部不承继先君的国统，上面不禀受天子的命令，各位大夫拥立自己而即位，这是与争夺混乱的开端，也是篡位弑君由此产生的原因。《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阐明大法，父子君臣的伦理就端正了。

译又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却记载‘王正月’。以前的儒者认为这是大一统的道理，天没有两个太阳，土地没有两个君王，家庭没有两个主人，尊贵者没有两个上级，政令没有两个源头，这是天地恒常的法则，古今通行的义理。所以政事归于一处，君主才能有所掌控；法令不因地而异，臣民才知道有所遵循，从而天下安定，万物顺服。如果想要体现元气、调和元气，却不先了解元气，就不能找到方法；找不到方法，就无法运用方法。所以解释说：‘元就是仁，仁是人的本心。’这虽然有三个名称，其实是一回事。说‘元’则隐晦，说‘心’则明显。比如《乾卦》，既说‘乾元’，又说‘大和’，又说‘善之长’，又说‘仁’，说‘德’，这也是对同一事物反复阐明罢了。贯通天下的是气，而主持这个气的是君主与宰相。所以又解释说：‘《春秋》深刻阐明其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按照《春秋》的书写法则，君主与臣子共同参与的，就用国名称呼，所以不分君臣而统括起来，说‘治理国家首先要端正其心’，远近无不统一于正道。君主首先端正其心，就知道施行仁政，然后才能体现元气。臣子知道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那么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这就是调和元气的功效。所谓‘从尊贵者开始’，是说远近统一于正道，必定从这里开始，这是端正根本的意义。”

秦人把建亥之月作为正月，伊川程氏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它失去了商、周、夏三统的界限，这很明显。引用他的说法，并不是采纳它，只是借用古代史书记事的惯例，来证明四时不可改变罢了。以亥为正月而记载冬十月，是为了显示时节不可改变；以丑为正月而记载十二月，是为了显示月份不可改变。周人本来以建子之月为正月，却记载春王正月，这是四时改变了位置。春夏秋冬有固定的时辰，就像东西南北有固定的方位。北斗指向寅，然后才可以称为春；建巳，然后才可以称为夏；建申，然后才可以称为秋；建亥，然后才可以称为冬。就像震卦在东，离卦在南，兑卦在西，坎卦在北。如果不是撒糠眯眼，那么它们的位置是不可改变的。所以《系辞》说：“兑卦代表正秋。”如果以兑卦为正秋，那么坎卦就是正春，离卦就是正夏，坎卦就是正冬，这是必然的。现在《春秋》用周正来记载鲁国的事，却把建子之月作为春正月，那么夏四月就成了春分的震卦，秋七月就成了夏至的离卦，冬十月就成了正秋的兑卦，而四时、五行、八卦、十二辰的位置都改变了。《春秋》是正名的书，难道会这样吗？思考这种说法而不能理解，考察颜回关于“为邦”的提问，孔子说：“行用夏朝的历法。”观察孟子的言论，他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探求孔子的说法，他说：“了解我、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观察前代儒者的记载，说：“商朝改变夏朝，周朝改变商朝，《春秋》改变周朝。”深入研究伊川程氏的传注，说：“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大概是确立行用夏历的义理罢了。”承袭文王的文治，以天自处，而用夏历冠于月份之上；身处周朝，作为鲁国的臣子，而用周正记载史事。其界限分明，其义理精微。所以我私下认为《春秋》有改正朔的意思，是毫无疑问的。

胡宏说：“十一月，一阳在地下恢复，这是周正以建子为正月的原因。十二月，二阳在地中生长，这是商正以建丑为正月的原因。天道极其精微，不是圣人不能知晓。确立正朔来昭示天下，使天下作为上位者的人由此而知晓，就能在极精微处养育天下的善，不至于夭折阻碍；在极精微处制止天下的恶，不至于积累。深入探究其机微，推广实行，这是圣人的妙用。懂得道的人在这里看到天心，这是仁的发端。圣人教导天下后世的意思，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难道只是因为改朝换代只是为了刷新时人的耳目而已吗？”

又说：“首年的意义，恐怕不可拘泥于一种说法。诸侯奉行天子的正朔，就是一统的意义。在天子国家有事，必定使用天子的年号。其国史记载政事，必定使用自己的年号，不可混乱。当时诸侯纪元，是实际的事情，与后世改元不同。圣人在‘元’字上看出义理，如果诸侯没有‘元’，也就不能成为君主了。比如元亨利贞，是乾坤四德，在其他卦中也有，不能说只有乾坤才有元，其他卦就没有。《易经》记载其理，《春秋》显示其用，恐怕义理也应当如此。”又说：“良心，充满于一身，通达于天地，主宰万事，统摄亿兆百姓的根本。所以孔子作《春秋》，必定书写‘元’来确立根本以成就大用。孟子告诫诸侯，必定以仁术为本来施行王政。元就是仁，仁是人的本心。朱熹说：《春秋》传中说元就是仁，仁是人的本心，固然有这个理，但不知道仁为什么却称为元。”

有人问：古代改正朔，比如以建子月为首，就称为正月，还是只称为十一月？回答说：这也无法考证。比如《诗经》中的月数，就是现在的月份；《孟子》中“七八月之间旱”，是现在的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现在的九月十月。《国语》中“夏令说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就是《孟子》中的十一月、十二月。如果认为是改月，那么与

译《孟子》与《春秋》相合，而与《诗经》《尚书》不相合；如果认为周朝没有更改历法月份，那么与《诗经》《尚书》相合，而与《春秋》《孟子》不相合。例如秦朝元年以十月作为岁首，末尾又有正月，又似乎没有更改月份。根据现今《周礼》中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大概是原本改为“春正月”。《孟子》所说的“七八月”，是现在的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是现在的十月、九月。由此可知周人确实已经更改了月份。但是天时节气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尚书》说“秋天大丰收却尚未收割”，这其实就是现在的秋季，大概不是申月、酉月，就无法看出岁末大丰收却尚未收割的情况。以此考证，现今《春秋》中的月份次序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而四季的次序则是孔子的深意。程氏所说的“借天时来确立义理”，正是指这个。如果说周人起初没有更改月份，那么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胡氏只以商朝、秦朝

译以这两件事作为证据，凭借他那样广博的学识和精勤的态度，所选取的尚且只限于此，那么没有其他可考证的必定如此。现在却想用十月降霜的异常现象来证明它，恐怕不足以作为月份没有更改的验证。因为霜在现在的十月出现并不奇怪，在周朝的十月出现才算是异常。又何必一定要史书记载八月降霜然后才算是异常呢？况且鲁国的史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必定知道它是这样的，不如只以《孟子》、《尚书》作为依据那样明确且审慎。如果还有怀疑，那么不如暂且存疑更好，不必强行为之解说【诗中的月数又似乎不曾更改，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之类，所以朱熹以前怀疑它们是并行使用的】。又问：子、丑、寅作为正月是如何确定的？回答说：这是三阳之月，如果秦朝以亥月为正月，简直就是没有意义。大体上夏、商、周三代更替，必须像这样改易一番。

又说：三位王的正月不同。周朝使用天正，而《七月》这首诗，月份都以人正为纪，为什么呢？夏朝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这叫作人正；商朝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这叫作地正；周朝以建子之月为岁首，这叫作天正。所谓改正朔，就是以这个月作为岁首，月份本身并没有改变。

又说：周朝历经夏、商，在它尚未拥有天下之时，固然使用夏、商的历法，然而它的国家又自有私下纪年月份的方法，所以三种历法都曾使用过。张栻说：世间有古今之分，太极只有一个而已。太极确立，那么贯通万古于一息之间。天下统一，虽然自尧以上六阏逢没有记载，但上古圣人的心意，大概未曾不周流普遍，贯穿无穷而统一于太极。因此《春秋》书写“元”，以彰显其奥妙，周成王位居其中。大君明白这个道理，就能首出庶物，天地交泰，极尽裁成辅相的奥妙。作为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成就自身并辅佐君主。有人问：胡安国传认为“元”就是“仁”，为什么与程颐不同？张栻说：程颐的说法如何？回答说：程氏认为“元年”是标示起始之年，就像长子叫大郎一样，“元”的意义不单一，说“元”就是“仁”也可以，但《春秋》书写“元”却不是这个意思，应当遵从程氏的说法。后来听说有人问五峰胡宏“元”与“仁”的区别，回答说：“元”是天，“仁”是人。

元日诗云：“古史书元，意义存春秋，掲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无欠正夲端，原万善生【余见纲领下】”

【不书即位】

程颐说：鲁国十二位国君不记载即位的有四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是；记载即位的有八位，桓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是。《春秋》的大义，没有比端正根本、纠正开始更重要的了，所以即位这件事尤其为圣人所谨慎。古代诸侯虽然世代继承，但必须禀受天子的命令然后即位，不敢擅自专断。平王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行于诸侯，诸侯的继承人都是擅自即位而不向天子请命。如后来的成公、襄公、昭公、哀公，都是从先君那里接受国家而不向天子请命。隐公唯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进入《春秋》的开始，圣人就用王法剥夺他，而大义就举出来了。如果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也不记载即位，那么就和那些内部没有接受先君传位的人没有区别了。所以这五位国君记载即位，是说他们还继承正统并且有所接受。庄公、闵公、僖公都是内部没有接受，上面没有承继。对于桓公、宣公、定公三位国君则彰显他们自立。桓公是弑杀隐公而即位，宣公是公子遂杀害恶及视而即位，定公是由季氏拥立。如果不记载他们即位，就无法阐明他们自立的罪过。

杨时说：“《春秋》不记载即位的有四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是。诸儒的议论纷然，不知道听从谁。《左传》认为隐公是摄政，用经文考察，那么隐公不是摄政，很明显了。然而三传都说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尹焞说：“隐公不记载即位，程氏认为只是没有向周王请命，自立而已。”胡安国说：“《春秋》推崇居正，凡是得正而居位的，天下没有不心悦诚服，不需要等待号令就归顺的。自古以来的君主多从旁支入继大统，就不得其正，所以鲁僖公不记载即位；因为年少而长兄在，就不得其正，所以鲁闵公不记载即位；未曾受誓为世子，就不得其正，所以鲁庄公不记载即位；不承继国君父王的国家，就不得其正，所以鲁隐公不记载即位。即位，是君主的重大事情，因为不得其正而《春秋》削去记载，端正根本、纠正开始的大义，就明确了【余见纲领中】”

胡宏说：“隐公不请王命，固然不对；请王命而有得到国家的意思，也不可。如果革除先君的不义，请王命而立宗族中的贤者，大概也可以。道本来有多端，不可固执一端。”

又说：鲁惠公想用私爱立桓公，隐公继承父亲的意志，不居其位就可以了，现在既然居其位，又想让位给桓公，那么隐公就有罪了。朱熹说：《春秋》开头不记载即位，就是君臣之事；记载仲子嫡庶之分，就是夫妇之事；记载与邾国结盟，就是朋友之事；记载郑伯克段，就是兄弟之事。一开头，人伦就都在其中了。吕祖谦说：隐公、桓公都不是惠公的嫡子，只有孟子的儿子才是嫡子。现在孟子已经没有嫡子，那么声子、仲子的儿子都是庶子。如果论应当立谁，那么隐公是庶长，桓公是次，隐公应当立是很明显的。

译隐公于是退让并暂代君位，虽然惠公当时想要立桓公，但论及大义则隐公不应当退让。然而隐公性情温和柔顺，也自有可取之处。杜预称他为让国的贤君，恐怕未必如此。

译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

程颐说：盟誓是为了确立信用，出于人之常情，先王并不禁止。盟誓而不守信用，就是罪过。诸侯之间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誓，以我方为主方称“及”，以外方为主方称“防”。在鲁国境内，即使是外方为主，也称“及”，这是对方来而我与之结盟。两国以上则称“防”，是对方结盟而我前往防备。邾，是附庸国，邾子名克，字仪父，附庸国的君主，称字，如同周王的臣子。夷狄则称名，是贬低他们如同中国之人。

谢湜说：诸侯的教令，都是接受周王而传达给百姓的。礼乐不敢擅自制定，禁令不敢擅自施行，制度不敢擅自变革，这是臣子的道理。春秋时期的混乱，各国讲求和好、修明法令，不再向天子请示命令，而擅自互相盟誓，上级的命令因此不能推行，而王室的纲纪因此败坏了。凡是记载盟誓，是为了谴责诸侯的专断。修明德礼，明信义，正法令，是大国对待小国的道理。德礼修明而小国归附，信义彰明而小国服从，法令适宜而小国畏惧，又何必等待盟约相互约束而后协调呢？春秋时期的混乱，诸侯讲求和好、修明法令，不端正其根本，而用盟誓来胁迫，诚意因此不能彰明，而邦国因此不能亲近。凡是记载盟誓，是为了显示诸侯和睦邻邦的失道。齐桓公的盟约说：“不要筑弯曲的堤防，不要阻止粮食流通，不要更换世子，不要以妾为妻。”像这类事情，先王用命令来约束而已，有不顺从的就施加刑罚，又哪里用得着盟誓呢？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专断其土地，命令不足以相互信任，威力不足以相互制约，所以事情发展到歃血为信，以明神为质而结盟。所以兴师动众就结盟，结好修亲就结盟，解除仇怨巩固党羽就结盟，上下用盟誓相互约束，而盟誓于是兴起了。这就是盟誓在周朝末世纷纷出现的原因。邾，是中原的附庸国。附庸国的君主没有分封爵位，所以称字，仪父是他的字。鲁隐公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在蔑地结盟。记载蔑地，是慎重地记录地点。以我方为主方称“及”，以外方为主方称“防”。“及”，是我方为主而涉及对方。地点不分内外，我方为主就称“及”。鲁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鲁隐公与莒人在浮来地结盟，就是这样。蔑，是鲁地；浮来，是纪地，所以如此。称“防”，是对方为主而我前往防备。鲁隐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鲁隐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地结盟，就是这样。艾，是齐地；谷丘，是宋地，所以如此。如果在鲁地，即使是外方为主，也称“及”，这是宾主的辞令。鲁隐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就是这样。蔇，是鲁地，所以如此。即使在鲁地，两国以上结盟，而我前往防备，也称“防”。两国宾主已经确定，所以如此。鲁隐公与杞侯、莒子在曲池结盟，鲁隐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就是这样。曲池、洮，是鲁地，所以如此。

胡安国说：鲁国是侯爵，而其君主称公，这是臣子的辞令，春秋遵循周朝的文体而不改变。我方所想要的说：与邾国，邾是鲁的附庸，仪父是其君主的字。为什么称字？因为是中原的附庸，周王朝的大夫惯例称字，列国的命大夫惯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惯例称字，中原的附庸惯例称字，这是常规。圣人根据是非确定褒贬，就有惯例应当称字，或者贬斥而称名，与应当称人；或者进升而称字，这是变通。常规是道的正道，变通是道的权宜。春秋的大义，以公天下、讲求信用、修睦邦交为事务，而宰杀牲畜、歃血为信，以鬼神为质，则不是所看重的。盟誓有不得已的情况，而急切地想要这样做，厌恶隐公的私心罢了。有人说褒奖他首先与公结盟而称字，这是错误的。

吕祖谦说：邾是鲁的附庸，须要看先王在分封诸侯之外，又有闲散土地散在诸侯之国。有的诸侯有罪，就削减其土地作为闲地；若诸侯有功，就用闲地来增加封地。天子平时各自任命王官来掌管，如《周礼》县师的职责就是这样。县师的职责说：掌管邦国都鄙的土地，这就兼掌天下的闲地以总其目。若诸侯之国，则又各有其人来掌管。春秋之初，诸侯尚有未受天子任命者，则知道诸侯之国尚有闲地存在。此处皆是古人相互维持的意思。古代的闲地多，未必尽皆诸侯所有，所以各设官掌管。至秦汉郡县，诸侯也是相互维持的意思。

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

程颐说：郑武公娶申国女子，叫武姜，生了庄公和段。偏爱段，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答应。等到庄公即位，段请求京地，庄公让他居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段失道而庄公不加以制止，祭仲进谏而庄公不听，所以诗人讥讽他小不忍以致大乱。段积聚物资，修缮甲兵，准备步兵战车，将袭击郑国，夫人将为他开启城门。庄公得知他的日期，命令子封攻打京地。京地叛离段，段逃入鄢地。庄公在鄢地攻打他，太叔出奔共地。史书记载：“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郑伯失为君之道，无兄弟之义，所以称伯而不称弟。“克”是战胜，言战胜段，段的强大是庄公造成的，所以导致其恶。不记载出奔，因为道义不系于出奔。

程氏学说：《诗经·将仲子》讽刺庄公。不能克制其母，以害其弟弟，失道而庄公不加以制止。祭仲进谏而庄公不听，小不忍以致大乱。《诗经·叔于田》讽刺庄公。叔处于

译京城修缮铠甲、整治兵器，出兵到郊外打猎，国人欢悦而归附他。《大叔于田》这首诗是讽刺郑庄公的。共叔段多才多艺且喜好勇武，行事不义却得到了民众的拥护。郑庄公对待共叔段，可以说是对他亲爱吗？把大城邑封给他却不为他制定法度，他失去道义却得到民众拥护却不为他防范，反而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会自取灭亡”，又说“不用管他，他将自取祸患”，又说“不义不亲，势力再雄厚也会崩溃”，这是纵容他的恶行而心里想着要杀他。所以说“郑伯在鄢地战胜共叔段”，“克”是勉强战胜的措辞，用来显示共叔段的强大。不称他为“弟”，是为了表明郑庄公存心杀害他的弟弟，没有亲爱兄弟的道理。

译杨时说：共叔段之所以失道，是因为郑庄公没有加以制约，所以诗人用诗来讽刺郑庄公，而没有归罪于共叔段，这就是原因。郑庄公起初畏惧父母和各位兄长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小不忍，最终却害了共叔段。他说的话是：“多做不义的事，必定会自己垮台。”又说：“不义就会不亲附，势力再大也会崩溃。”他不加以制约，是姑息养奸，等其恶行成熟后再杀掉他。起初说“叔段去打猎”，最后说“大叔”，由此可以看出他逐渐强大起来。所以《春秋》记载说：“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那么战胜共叔段的，只是郑伯一个人，并非国人共同抛弃他。

又说：共叔段凭借不义之举获得民众支持，郑庄公不能制约他，最终想要制约他。因为害怕人们多嘴议论，所以战胜共叔段的，只是郑伯一个人，并非国人所希望的。所以不称国讨伐，而记载为“郑伯”，这是相互讥讽。仁爱的人亲爱自己的弟弟，不只是让他富贵而已，也一定要为他节制。让他富贵而不为他节制，使他骄傲傲慢、僭越礼制，从而招致祸败，那么这种亲爱，恰恰足以害了他。所以《诗经》说“郑伯不能克制他的母亲，从而害了他的弟弟”，而《春秋》记载“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正是指这个意思吧。“克”是战胜敌人的用语，孔子说“我作战就能取胜”就是这个意思。用战胜敌人的用语加在他身上，那么共叔段的强大就可以知道了。共叔段的强大，是因为辨别不早的缘故。

谢湜说：“用恩情亲近，用道义爱护，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郑庄公对待叔段，把大城邑交给他，把军队武器给他，让他习惯于驰骋田猎，培养他的恶行，助长他的凶险，使他变得骄傲叛逆罢了。对于祭仲的劝谏，他想要共叔段因不义而自取灭亡；对于子封的劝谏，他想要共叔段因不义不亲附而自取崩溃。他处心积虑，一心只想杀死他。兄弟之间抛弃亲情、毁坏友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郑庄公讨伐叔段时，《春秋》记载说：“战胜共叔段”，是谴责他失去了亲爱亲人的道理。“克”，是军事胜利的用语。称“克”，是为了显示共叔段的强大，为了显示郑庄公姑息养奸。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不称共叔段为弟，是为了显示郑庄公对待共叔段不以弟弟相待而断绝关系。共叔段以亲属关系论，是弟弟；以职位论，是臣子。他起初并非没有友好顺从之心，并非不可以用道义来约束他，用法律来防范他。他失道，以至于独占城邑，兴兵作乱，与国家为敌，而后被战胜，这是因为郑庄公在起初没有加以制约。遇到危难互相救助，遭遇祸患互相体恤，这是兄弟之情。郑庄公把叔段置于危亡之地而不体恤他的灭亡，这是把他当作寇仇对待。亲爱亲人的恩情断绝了。共叔段的祸患，在兄长方面是可以责备的，在弟弟方面是可以同情的。所以《春秋》记载为“战胜共叔段”，是谴责他断绝弟弟关系而使其灭亡。因此，家庭内部以恩情为主，辅以道义，然后不损害恩情；朝廷之上以道义为主，辅以恩情，然后不损害道义。”

胡安国说：“用兵，是大事。必须君臣合谋然后行动，就应当称国命；公子吕作为主帅，就应当称将；出动战车二百辆，就应当称师。这三者都没有称呼，而专门指向郑伯，这是罪责在于郑伯。还认为不够，又记载说：“在鄢地战胜共叔段”。“克”是力量战胜的用语，不称弟弟，如同路人一样。在鄢地，局势已经非常紧迫了。作为君主，亲人没有反叛之心，共叔段将以弟弟篡夺兄长，以臣子讨伐君主，是必须诛杀的罪行。而郑庄公只是不能克制他的母亲罢了，为什么放纵叔段，把罪责转移到郑庄公身上？如果这样举用法度，岂不是轻重失当吗？”回答说：“姜氏在郑武公在世时，就常想立共叔段为君。等到郑武公死后，姜氏作为国君的嫡母主持内政，共叔段作为受宠的弟弟且有才能居于外朝，国人又喜欢而归附他，郑庄公恐怕他将威胁自己成为后患，所以把大城邑交给他而不为他安排妥当，纵使他失道以至于作乱，然后以叛逆之罪讨伐他，那么国人不敢跟随，姜氏不敢主持，而大叔的宗族谱系应当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的国家。这是郑伯的志向。王道政治以善养百姓，推究他的作为，使百姓兴起仁德而不苟且。何况用恶行培养天伦亲情，使他陷入罪责，因而剪除他呢？《春秋》推究显现极隐秘的意图，首先诛讨他的心意，以端正人心，向天下显示为公，不可以私欲扰乱。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啊。”

吕祖谦说：“郑伯战胜共叔段，这显示出当时制度逐渐崩坏，兄弟互相残杀，这都是大变。君臣父子是内治，制度纪纲是外治，内外互相维持，都不可欠缺。夏桀商纣虽然混乱，只是混乱自身，后来有人，天下也能自我治理。到了春秋时，天下大乱，直到秦朝也不举用贤才，然而这也是没有人出来整顿。”

又说：“庄姜厌恶庄公，喜爱共叔段。爱恶两个字，乃是事情的起因。然而庄姜请求封制邑的时候，已经有意图占据那块土地。等到庄公把京邑给叔段居住，那么庄公的心意也可以看出来了。”虎牢关如同今天的剑阁，天下地势固多此类险要之处，不可不考察。祭仲说：“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祭仲的劝谏虽然明言其害，还不敢伤害兄弟之情。大体上兄弟之间，外人如果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就不敢有离间的话。祭仲虽然又说“蔓延难图”，他的意思只是仍旧说“难制”，还不敢明言。大概是没有看清庄公的心意。等到庄公说“你姑且等着”，看这辞意就可以明白。公子吕就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心，想要给太叔臣下，请让我侍奉他。”从此言语愤激，全无兄弟之情。当时的人

译都不过是用利害关系来说明。如果庄公起初没有这句话，子吕也不敢提及此事。然而庄公起初也没有杀害弟弟的念头，只是由于事态危急、隐患未除，才导致走到这一步。他说“姜氏想要这样”，这是狠毒固执之人常说的话。读书人若能看透这一段，就能完全领会人情事理。比如祭仲论述都城规制的事，最不可不明白。如同汉代讨论诸侯王超越制度，七国便起兵造反，正是因为当初不知道这个道理。由此可知，先王制定的制度不可不明白。

译又说：《左传》叙述郑庄公的事迹，笔力极为强劲。写他怨恨的起因如何萌发，良心如何回转，都清晰可见。开头说“屡次向武公请求”，一个“亟”字，母子结仇的病根就在这里。后面说“姜氏想要这样，我怎能避开祸害？”这完全没有了母子之心。大概因为庄公的才能谋略极高，叔段已经在他掌握之中，所以祭仲等人越是焦急，庄公的心反而越从容。他等待叔段先发动，然后才应对。前面命令西部、北部的边邑同时听命于自己和收回边邑作为自己的领地，庄公都不加干涉，只是放任他去。等到后来罪恶积累完毕，就突然断绝关系，毫不宽贷。命令子封率领军队讨伐京邑，叔段逃奔到鄢。庄公又亲自率领军队讨伐鄢。庄公在叔段未发动时，对待他非常迟缓；在叔段已发动后，追击他非常急切。庄公对待叔段，开始时像处女一样谨慎，敌人打开门户；后来像逃脱的兔子一样迅速，敌人来不及抵抗。然而庄公这样的计谋，用在敌国还算巧妙，用在骨肉亲属身上就是残忍。大凡人在骨肉兄弟的情分上，最不可区分。对方有错我有理，才区分出一个对错，一旦区分出对错，就失去了亲爱之意。看庄公起初想害叔段，而有“姜氏想要这样，我怎能避开祸害”的话，这是想让过错在姜氏，有理在庄公。等到他想讨伐叔段而等待他的罪恶变大，也是想让过错在叔段，有理在庄公，这就是讨伐他无需借口的原因。庄公的心只区分对错两个字，却不知道兄弟之间怎能计较对错？说“对方有错我有理”，彼此对立，就会有日渐互相残害的危害。这是《左传》铺陈叙述的好处，用十分的笔力写十分的人情。

又说：寘氏是大恶之人，天理已经断绝。等到最后，因为颍考叔的开导，他一旦有了悔意，天理便自然产生，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而且庆幸他从恶转向善。看庄公封许的话，委婉含蓄，有唐尧虞舜三代的气象。因为进入许国而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让他流落在四方。”说这是庄公后悔的话不对，说这是庄公无情的话也不对。因为庄公是一个有才智且好胜的人。看他起初对待叔段，只想让叔段有错自己有理，他只有愧疚害怕被人议论，所以先自己说破了，依旧是以前养成的恶习，还没有改变。到了庄公十六年，厉公的话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断绝后代。”这说明共叔曾经在郑国有后代。这话不是虚言，正是兄弟不可断绝的地方。后来果然封他的子孙世代享受俸禄而不断绝。共叔对于郑国，起初没有功德惠及百姓，却有叛逆的罪恶，为什么一定要不断绝他的后代呢？在这里必须明白，这不是庄公的悔意，正是庄公当初机谋培养防备叔段，深入到了这种地步，常常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对后代施恩。也正因为当时只是那样驱逐叔段，不用许多机关陷阱，到了这里必然不会这样。比如楚怀王在位，荒淫无度，本来没有德行惠及百姓，一旦秦人杀了他，全国没有不怀念他的。至于五六年后，还因此灭亡秦国，只因为秦人毒害他太深，所以国人思念他更迫切。庄公正因为当初下手毒辣，所以后来施恩极深。因为兄弟是天生的亲属，这正是相反的道理。

《春秋集义》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

宋 李明复 撰

隐公

秋，七月，天王派宰咺来赠送惠公仲子的丧礼财物。

程颐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征讨叫天讨，尽此道的是王道。后世用智力把持天下的是霸道。《春秋》借王命来端正王法，称天王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先端正。《春秋》时代嫡妾僭越混乱，圣人尤其谨慎地对待名分。男女的匹配，终身不变，所以没有再嫁的礼仪。大夫及以下，家中没有主妇则家道不立，所以不得已而有再娶的礼仪。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去世，可以摄政，没有再娶的礼仪。《春秋》开始，还有疑问，所以仲子羽数特异，僖公之后就没有再辨别了。《春秋》用她窃取的称号来记载，以记录僭越混乱。仲子系于惠公而言，所以端正她的名字，不称夫人，称惠公仲子。这是惠公的仲子，妾的称呼。用夫人的礼仪赠送别人的妾，乱伦到了极点。然而《春秋》开始，天王的义理尚未显现，所以不能去掉天而直呼咺，以显示他不尊王。王臣虽然卑微，不称名，何况是宰呢。”

程氏学说：“王之所以称天王，是因为他所居的是天位，所行的是天道，而下属侍奉上级的，也是侍奉上天。《尚书》说：‘天规定了常典，告诫我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多么笃实；天规定了礼制，从我五种礼制有常法；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讨有罪，五刑五用。’那么王所行的，无非是天。一旦失去其道，就冠履颠倒，名器混淆，人伦混乱而天理灭绝。《春秋》时代，据有其事，圣人所记载，怎能不严格作为万世的法则呢？仲子是惠公的妾。以天王的尊贵，而向下赠送诸侯的妾，败坏法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王者、公卿有爵位的，惯例记载爵位，无爵位的，惯例记载字。咺是王的宰，记载而称名，是为了显示他的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