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六
谢湜曰：「君薨，百官緫已以听于冡宰。三年孝子疾痛在心，思虑未能接事故也。国有大故，然后以义胜恩。故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有不辟者。隐公即位三月而盟于蔑，桓即位三月而防于垂。春秋诸侯无三年哀戚，可知也。春秋于即位三月书盟、书防，而恶自见矣。左氏谓修好于郑。」
又曰：“许田，鲁朝宿之邑也。”郑庄公欲易许田，其志已见于归祊矣。祊小，许田大，故归祊之后五年，然后得许田。其防于垂也，又以璧遗鲁而请之。祊非鲁有也，许田郑易而得之也。祊非鲁有，然而于鲁称“归”者，罪郑专天子之邑也。许田郑易而得之，然而于郑称“假”者，不与庄公变天子之封也。假，暂辞；称“假”，以明复当归鲁。
胡安国曰：许田所以易祊也。郑既归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许故也。鲁，山东之国，与祊为邻；郑，畿内之邦，许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于国，而圣人乃以为恶而隐之，独何欤？曰：利者，人欲之私，放于利必至夺攘而后厌；义者，天理之公，正其义则推之天下国家而可行。《春秋》恶易许田，孟子极陈利国之害，皆拔夲塞源，杜簒弑之渐也。汤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锡，先祖所受，私相贸易而莫之顾，是有无君之心而废朝觐之礼矣，是有无亲之心而擅弃先祖之地矣。故圣人以是为国恶而隐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谓之“假”者，夫易则已矣，言假则有归道焉，又以见许人改过迁善、自新之意，非止隐国恶而已也。其垂训之义，大矣。
吕祖谦曰：「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朝宿、汤沐，皆天子所赐诸侯之邑。然天子诸侯其朝防之时如此之众，安得许多邑以与之？盖天子所赐，非其大勲劳，即王之懿亲，却非人人而与之。如五服之诸侯，其来亦自有时耳。朝宿之邑在畿内，汤沐之邑在方岳之下，想一邑之内亦不多要，不过数十家耳。又须看郑人卒易祊田之意，初间尚惧王法，未敢遽易，故以假为言。」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
程頥曰：「桓公欲纳郑好，以自安，故既与许田，又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郑与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
谢湜曰：「公立不正，与郑防、受郑璧、遗郑、许田及郑盟，以亲郑也。」
胡安国曰：「垂之防，郑为主也，故称防；越之盟，鲁志也，故称及。郑人欲得许田以自广，是以为垂之防；桓公欲结郑好以自安，是以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谓不待教命，人得而诛之者也。而郑与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灭天理大义，遂以澌灭。天讨无复共行，圣人所为惧，春秋所以作，无俟于贬絶，而恶自见矣。」
秋大水
程頥曰：「君修德则和气应而雨旸若，桓行逆德而致隂沴，乃其宜也。」
谢湜曰：「水泛滥异常，为大水。大水，阳气胜而溢也。其损伤民物，为害大，故书。」
胡安国曰：「大水者，隂逆而与怨气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隂沴，宜矣。或问：「尧之时，岂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尧之水，非有以致之。开辟已来，水之行未能得其所归，故尧有忧焉，使禹治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尔。若曰洪水者，积雨之所成，时晹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载之治也？山谷之所泄欤？自禹功既防，凿决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灭，何也？」是知天非为尧有，洪水之灾至禹而后水由地中行。尔后世有人为不善，感动天变，召水溢之灾者，必引尧为解，误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頥曰：「桓公无王而书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术尝亡也。人臣死君难书及以着其节父名也。称大夫，不失其官也。」
谢湜曰：「宋督，宋万不氏，未赐族也。虽赐族，不当书氏。逆恶在所诛絶，故也。孔氏父名孔父，死君之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也，可谓忠于其君矣。故殇公之被害也，书『及』以显其忠，书大
译谢湜说：“国君去世，百官都停止日常事务，听从冡宰的指挥。因为三年之内，孝子心中充满悲痛，思虑无法顾及日常事务。只有国家发生重大变故，才能以道义战胜私恩。所以，在三年丧期内，遇到战争等紧急军务，是不回避的。隐公即位三个月就在蔑地结盟，桓公即位三个月就在垂地修好。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的诸侯没有保持三年的哀戚之情。《春秋》在记载即位三个月时，就记录了结盟和修好之事，其中的厌恶之意自然显现。左氏认为这是为了与郑国修好。”
又说：“许田，是鲁国用于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郑庄公想要交换许田，他的意图在归还祊地时就已经显露了。祊地小，许田大，所以在归还祊地五年之后，才得到许田。在垂地修好时，郑国又赠送玉璧给鲁国来请求交换。祊地并非鲁国所有，许田是郑国通过交换得到的。祊地并非鲁国所有，然而在鲁国方面称为“归”，是为了谴责郑国擅自处置天子封邑的罪行。许田是郑国通过交换得到的，然而在郑国方面称为“假”，是不认可庄公改变天子封地的行为。假，是暂时的言辞；称为“假”，是为了表明最终应当归还给鲁国。
胡安国说：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郑国既然已经归还了祊地，又加上玉璧，是因为祊地的价值低于许田。鲁国是山东的国家，与祊地相邻；郑国是王畿内的邦国，许田靠近其地。用这边交换那边，各自对国家有利，而圣人却认为这是恶行并加以隐晦，唯独为什么呢？回答说：利，是人欲的私心，放纵于利必然导致争夺掠夺而后才满足；义，是天理的公道，端正了义，推广到天下国家就可以施行。《春秋》厌恶交换许田，孟子极力陈述谋利的危害，都是从根本上堵塞源头，杜绝篡弑的萌芽。汤沐之邑，朝宿之地，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私下相互贸易而毫不顾及，这是有无君之心而废弃朝觐之礼，这是有无亲之心而擅自抛弃先祖的土地。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加以隐晦。不说是“用玉璧交换田地”，而说是“假”，因为交换就完了，说假则有归还的道理，又借此显示许国人改过迁善、自我更新的意思，不仅仅是隐晦国家的恶行。其垂示教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吕祖谦说：“元年，郑伯用玉璧假借许田，朝宿、汤沐，都是天子赏赐给诸侯的邑地。然而天子与诸侯朝见修好的时候如此之多，哪里能有这么多邑地赐给他们？大概天子所赐，如果不是有大功勋，就是王的至亲，并不是人人都有。如五服之内的诸侯，他们来朝见也有定时。朝宿之邑在王畿内，汤沐之邑在方岳之下，想一个邑地之内也不需要太多，不过几十户人家罢了。又须要看郑人最终交换祊田的意图，起初还畏惧王法，不敢立即交换，所以用‘假’来说。”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程颐说：“桓公想要接纳郑国的友好，以求自身安定，所以既给了许田，又结盟。弑君的人，百姓没有不憎恨的，而郑国与他结盟，以安定他的地位，罪行太大了。”
谢湜说：“桓公即位名不正，与郑国在垂地修好、接受郑国的玉璧、赠送郑国许田、与郑国结盟，都是为了亲近郑国。”
胡安国说：“垂地的修好，郑国是主导，所以称‘防’；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国人想要得到许田以扩大自己的土地，所以进行垂地的修好；桓公想要结交郑国的友好以求自身安定，所以进行越地的结盟。弑逆的人，百姓没有不憎恨的，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等待教令，人们就可以诛杀他。而郑国与他结盟，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大义，于是天理遂至消亡。天罚不再共同施行，这是圣人所恐惧的，也是《春秋》所作的原因，无需等待贬斥断绝，其中的恶行自然显现。”
秋，大水。
程颐说：“国君修德，则和气相应而雨水晴明正常，桓公施行逆德而导致阴气积聚，这是理所当然的。”
谢湜说：“水泛滥异常，称为大水。大水，是阳气过盛而溢出所致。它损伤百姓和财物，危害很大，所以记载。”
胡安国说：“大水，是阴气逆乱与怨气并合所致。桓公施行逆德而导致阴气积聚，是适宜的。有人问：‘尧的时候，难道也有导致大水的人吗？’回答说：‘洚水警戒我，为什么呢？’回答说：‘尧时的水，不是有人导致的。自开辟以来，水的流向未能得到归宿，所以尧有忧虑，派禹治理它，然后人们才能平土而居。如果说洪水是积雨所成，天晴就会熄灭，何必等待九年十三年治理呢？是山谷所泄吗？自禹的功绩既成，开凿决排以至于今天，而水流不灭，为什么呢？’由此可知，上天并非专为尧而设，洪水之灾直到禹之后，水才由地中正常流淌。后世有人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溢之灾，必定引用尧来辩解，是错误的。”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杀其君与夷，以及其大夫孔父。
程颐说：“桓公无王而书王，正月是为了端正宋督的罪行。弑逆的罪行，不用王法来端正，天理就灭亡了。督虽无王，而天理未曾灭亡。人臣为君难而死，书‘及’以彰显其节，孔父之名得以保留。称大夫，是不失其官职。”
谢湜说：“宋督，宋万不称氏，未被赐族。即使被赐族，也不当书氏。逆恶之人应在所诛绝，所以如此。孔氏父名孔父，死于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忠于其君了。所以殇公被害时，书‘及’以显其忠，书大
夫以示能死职。宋殇公立十年，外事攻讨，兵连不息；内有逆臣而不加察，外有怨仇而不加虑，此督之难所以发于萧墙也。弃内事外者，可不戒耶？」桓月皆不书王，二年书王，者以王法正督之罪也。
译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能尽忠而死节。宋殇公即位十年，对外征伐攻讨，战事连绵不断；对内对叛逆之臣不加审察，对外对仇怨之人不加思虑，这就是华督的祸乱之所以从内部发生的原因。抛弃内政而专务外事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桓公时期各月都不记载“王”字，只有二年记载了“王”字，这是用周王的法度来纠正华督的罪过。
胡安国曰：桓无王而元年书「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无王而二年书「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未尝亡也，其説是矣。糓梁子以二年书「王正与夷之卒」，其义一尔。以为诸侯之卒无所隐痛，故书「王」以正之，误矣。按左氏：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为司马，无能改于其德，非所谓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于其难，处命不渝，亦可以无婗矣。父者，名也。着其节而书「及」，不失官而书「大夫」，是《春秋》之所贤也。贤而名之，何也？故侍读刘敞以谓：既名其君于上，则不字其臣于下，此君前臣名，礼之大节也。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不可得弑，于是乎先攻孔父，而后及其君，能为有无，亦庶几焉。凡乱臣贼子蓄无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后动于恶。不能剪其所忌，则有终其身而不动也。华督欲弑君而惮孔父，刘安欲叛汉而惮汲直，曹操欲禅位而惮孔融，此数君子者，义形于色，皆足卫宗社而忤邪心，奸臣之所以惮也。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春秋》贤孔父，示后世人主崇奬节义之臣，乃天下之大闲，有国之急务也。
吕祖谦曰：「左氏序宋督事，极好。观其论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此左氏识见髙逺处。盖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有尊君之心，决不敢为弑逆之事。惟此心荡，则纵横放肆，无所忌惮。盖督之杀孔父与弑殇公，乃为恶之末流；其有无君之心，乃为恶之根夲。圣人所以过位变色，入门鞠躬，夫岂繁文末节哉？盖所以飬其尊君之心也。」
滕子来朝
程頥曰：「滕夲侯爵，后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也。首朝桓之罪，自见也。」
谢湜曰：「滕侯爵称子，以其臣属于楚也。四夷君长，爵不过子。滕侯臣属于楚，称子，黜之也。先义后利，上贤下力，贵信贱诈，中国之道也。禽兽惟利是嗜，而不知义之在所先也；惟力是务，而不知贤之在所上也；惟诈是用，而不知信之在所贵也。《春秋》之所以贱楚者，以此而已。故中国诸侯臣属于楚，则黜之。」
胡安国曰：隐末年滕称侯爵，距此三嵗，尔乃降而称子者，先儒谓为时王所黜也。使时王能黜诸侯，春秋岂复作乎？又有言其在丧者，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无是説矣。然则云何？春秋为诛乱臣讨贼子而作，法尤严于乱贼之党，使人人知乱臣贼子之为大恶，而莫之与，则无以立于世；而莫敢动于恶，而簒弑之祸止矣。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恶，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讨，又先邻国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与禽兽无异，而春秋之所深恶也。故降而称子，以正其罪。四夷虽大，皆曰子，其降而称子，外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攷文，仲尼岂以匹夫专进退诸侯，乱名实哉？则将应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专进退诸侯乱名实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防，暴行交作，仲尼有圣德，无其位，不得如黄帝舜禹周公之伐▯尤诛四凶，戮防风，杀管蔡，行天子之法于当年也。故假鲁史，用五刑，奉天讨，诛乱贼，垂天子之法于后世。其事虽殊，其理一尔，何疑于不敢专进退诸侯以为乱名实哉？夫奉天讨，举王法，以黜诸侯之灭天理、废人伦者，此名实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李侗语録。朱熹问：「按滕夲侯称伊川程氏谓服属于楚，故贬称子。熹按：是时楚未与中国通，滕又逺楚，终春秋之世未尝事楚，但为宋役尔。不知伊川程氏别有何据？又陈、蔡诸国后来属楚者，亦未尝贬爵也。胡文定以为为朝桓而贬之，以讨乱贼之党，此义似胜。然滕自此不复称侯，至定公之丧来防丧，犹称子。夫岂以祖世有罪而并贬其子孙乎？然则胡氏之説亦有可疑者，不知当以何説为正？胡氏又谓凡朝桓者皆贬，独纪侯以咨谋齐难而来，志不在于朝桓，故再朝皆无贬焉。熹窃以为果如此，则是义理之正，可以危急
译胡安国说：桓公无王而元年记载“春王正月”，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桓公的罪过。桓公无王而二年记载“春王正月”，是用天道王法来纠正宋督的罪过。程氏说：弑君叛逆者如果不以王法来纠正，天理就灭绝了。宋督虽然无王，但天理未曾消亡，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谷梁传》认为二年记载“王正”与“夷之卒”，其意义是一样的。认为诸侯之死没有隐痛，所以记载“王”来纠正它，这是错误的。查考《左传》：宋殇公即位，十年间打了十一次仗，百姓不堪忍受。孔父担任司马，不能改变他的德行，不是所谓能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人。然而君主被弑死于这场祸难，他面对命运坚守节操不变，也可以说没有过失了。“父”是名。彰显他的节操而记载“及”，没有失掉官职而记载“大夫”，这是《春秋》所赞赏的。赞赏他却又称其名，为什么呢？所以侍读刘敞认为：既然在上面称君主的名，就不在下面称臣的字，这是君前臣名的大礼节。宋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就无法弑杀，于是就先攻打孔父，然后才轮到他的君主，能够化有为无，也差不多是了。凡是乱臣贼子怀有无君之心的人，必定先剪除他所忌惮的人，然后才作恶。不能剪除他所忌惮的人，那么就有终身不作恶的。华督想弑君而忌惮孔父，刘安想叛汉而忌惮汲直，曹操想禅位而忌惮孔融，这几位君子，正义表现在神色上，都足以保卫宗庙社稷而违逆邪恶之心，这是奸臣所忌惮的。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春秋》赞赏孔父，是向后世显示君主推崇奖赏节义之臣，是天下的大防，是有国者的急务。
吕祖谦说：“《左传》叙述宋督的事，极好。看它论述宋督怀有无君之心然后才作恶，这是《左传》见识高远的地方。大概人心各有所主，假使宋督有尊君之心，决不敢做弑君叛逆的事。只有此心放荡，才会纵横放肆，无所忌惮。大概宋督杀孔父与弑殇公，是作恶的末流；他怀有无君之心，是作恶的根本。圣人所以经过国君位置就变色，进入国君门庭就鞠躬，难道是繁琐的文饰末节吗？大概是为了培养尊君之心。”
滕子来朝见。
程颐说：“滕本来侯爵，后来服属于楚国，所以降级称子，把他当作夷狄。首先朝见桓公的罪过，自然显现。”
谢湜说：“滕侯爵称子，是因为他臣属于楚国。四方夷狄的君长，爵位不超过子。滕侯臣属于楚国，称子，是贬斥他。先义后利，上贤下力，贵信贱诈，这是中原之道。禽兽只嗜好利益，而不知道义应当优先；只致力于力量，而不知道贤应当尊崇；只使用欺诈，而不知道信应当贵重。《春秋》之所以轻视楚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中原诸侯臣属于楚国，就贬斥他们。”
胡安国说：隐公末年滕称侯爵，距离这里三年，这才降级称子，先儒认为是被当时的周王贬斥。假使当时的周王能贬斥诸侯，《春秋》难道还会作吗？又有说他在丧期的，整个春秋时代不再称侯，没有这种说法。那么怎么说呢？《春秋》是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而作的，法律尤其严厉于乱贼的党羽，假使人人都知道乱臣贼子是大恶，而不与他们交往，那么他们就无法立足于世；而没有人敢作恶，篡弑的祸患就停止了。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是天下的最大罪恶，凡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自己不能讨伐，反而先于邻国去朝见他，这是违背天理，放纵人欲，与禽兽没有区别，是《春秋》所深恶的。所以降级称子，来纠正他的罪过。四方夷狄虽然强大，都称子，他降级称子，是把他排除在外。有人说：不是天子不制定制度，不议论礼制，不考核文辞，孔子难道以匹夫的身份专断进退诸侯，扰乱名实吗？那么将回答说：孔子本来不以匹夫的身份专断进退诸侯扰乱名实。不说是《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吗？了解我或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世道衰微，暴行交错出现，孔子有圣德，没有那个位置，不能像黄帝、舜、禹、周公那样讨伐三苗、诛杀四凶、戮杀防风氏、杀死管叔蔡叔，在当年施行天子的法律。所以假借鲁国史书，运用五刑，奉行天讨，诛杀乱贼，垂范天子的法律给后世。事情虽然不同，道理是一样的，有什么怀疑于不敢专断进退诸侯以为扰乱名实呢？奉行天讨，举用王法，来贬斥那些灭绝天理、废弃人伦的诸侯，这是名实得以确定的原因。所以说：《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恐惧。
李侗语录。朱熹问：“查考滕本来侯爵称伊川程氏说服属于楚国，所以贬称子。我查考：这时楚国还未与中原相通，滕又远离楚国，整个春秋时代未曾侍奉楚国，只是为宋国服役罢了。不知道伊川程氏另有何依据？又陈、蔡等国后来属于楚国的，也未尝贬爵。胡文定认为因为朝见桓公而贬斥他，以讨伐乱贼的党羽，这个义理似乎更好。然而滕从此不再称侯，到定公的丧礼来会葬，还称子。难道因为祖先有罪而连带贬斥子孙吗？那么胡氏的说法也有可疑的，不知道应当以什么说法为正确？胡氏又说凡是朝见桓公的都贬斥，只有纪侯因为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而来，志向不在于朝见桓公，所以两次朝见都没有贬斥。我私下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义理的正统，可以危急”
而弃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纪侯来朝，左氏作杞字，后有入杞防成事，传皆有説可据。伊川程氏与胡氏依公糓作纪字。延平李侗答曰：「滕子来朝，考之春秋，夫子凡所书诸侯来朝，皆不与其朝也。胡文定谓春秋之时诸侯之朝，皆无有合于先王之时，诸侯之朝皆无有世朝之礼者，故书此讥之也。滕夲侯称桓二年来朝称子者，以讨乱贼之党，贬于诸家之説，义为精。先儒又以为时王所黜者，胡氏以为果如此，则春秋不作矣。恐先儒之説非。来谕以谓自此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岂以祖世有罪而并贬其子孙乎？若如此言，大叚害理。春秋与人改过迁善，又善善长，恶恶短，不应如此，是可疑也。侗窃以从胡之説于道理为长。观夫子所书讨乱之法甚严，滕不以桓之不义而朝之，只在于合党缔交，此夷狄也，既已贬矣。后世子孙碌碌无闻，无以自见于时，又壤地▯小夲一子男之国，宋之盟。左传于宋人请滕，欲以为私属，则不自强而碌碌于时者久矣。自一贬之后，夫子再书各防一义而发，遽又以侯称之，无乃纷纷然殽乱春秋之防，不明其夲意乎？盖圣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后进之，若无所因，是私意也，岂圣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于后世之疑，不碍道理为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难看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诸俟他日反复面难，庶几或得其防。又曰：伊川程氏之説，攷之诸处，未见《春秋》之前服属于楚事迹，更俟寻攷之。来喻以谓纪侯来谘谋齐难，志不在于朝桓，故再朝无贬，则是义理之正，可以危急而弃之？若果如此，尤害义理。《春秋》有诛意之説，纪侯志不在于朝桓，则非滕子之类也。列国有急难，以义而动，又何贬耶？
译而抛弃它呢？不知道《春秋》的法则果真如此吗？」鲁公二年，纪侯来朝见，左氏写成“杞”字，后来有杞国入杞防成之事，传文中都有可依据的说法。伊川程氏与胡氏依照《公羊》《谷梁》写成“纪”字。延平李侗回答说：“滕子来朝见，考察《春秋》，夫子凡是所记载诸侯来朝见的，都不赞许其朝见。胡文定认为《春秋》之时诸侯的朝见，都没有符合先王时制的，诸侯的朝见都没有世袭朝见的礼制，所以记载此事以讥讽他们。滕本为侯爵，称桓公二年来朝见却称子，是因为讨伐乱贼的同党，贬低于诸家的说法，义理更为精当。先儒又认为这是当时周王所废黜的，胡氏认为果真如此，那么《春秋》就不成其为《春秋》了。恐怕先儒的说法不对。来信说认为从此直到《春秋》终结不再称侯，难道因为祖先有罪而一并贬低其子孙吗？如果这样讲，大体上违背情理。《春秋》鼓励人改过迁善，又褒扬善行长久，贬抑恶行短暂，不应如此，这是可疑的。我私下认为遵从胡氏的说法在道理上更为妥当。观察夫子所记载讨伐乱贼的法度非常严厉，滕国不因桓公的不义而不朝见他，只在于结党营私，这是夷狄的行为，既然已经贬低了。后世子孙平庸无能，无法在当时显露自己，又土地狭小，本是一子男之国，宋国的盟会。《左传》说宋人请求滕国，想使其成为私属，那么不自强而平庸于当时已经很久了。自从一次贬低之后，夫子再次记载各防一义而发，突然又以侯爵称呼他，岂不是纷纷扰扰混淆《春秋》的防微杜渐，不明其本意吗？大概圣人的心意，必定有其善然后才进用他，如果没有所因循，这是私意，难道是圣人之心吗？如果这样，看似对后世的疑问，不违背道理而通达，又不知如何？《春秋》之所以难以阅读，大概是因为以常人的心思推测圣人，未达到圣人洒然无滞的境界，怎能没有失误呢？各位暂且等到他日反复当面辩难，或许能得其防微杜渐。又说：伊川程氏的说法，考察各处，未见《春秋》之前服属于楚的事迹，暂且等待寻找考察。来信说认为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志向不在于朝见桓公，所以再次朝见没有贬低，这是义理的正道，可以因危急而抛弃它吗？如果果真如此，尤其违背义理。《春秋》有诛心的说法，纪侯志向不在于朝见桓公，那么就不是滕子之类的人了。列国有急难，以义理而动，又何必贬低呢？
朱熹曰：「向见程沙随作《春秋》解，只有説滕子来朝一处最好。如隐十一年方书滕侯、薛侯来朝，如何到桓二年便书滕子来朝？先軰为説甚多，或以为时王所黜，故降而书子。不知是时时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诸侯，当时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恶其朝桓，特削而书子。自此之后滕一向书子，岂《春秋》恶其朝桓而并后代子孙削之乎？或以为当丧未君前，又不见滕侯卒，皆不通之论。程沙随则谓此见得《春秋》时小国事大国，其朝聘贡赋之多寡，随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鲁，以侯礼见，则所共者多，故自贬降而以子礼见，庶得贡赋省少易供。説却恐是如此。何故縁后面郑朝晋，云『郑国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赋』，见得郑夲是男爵，后袭用侯伯之礼以交于大国。初焉不觉其贡赋之难办，后来益困于此，方説出此等话。非独是郑，想当时小国多是如此。今程氏《春秋》亦如此説滕子。程是绍兴以前文字，不知沙随见此而为之説，还是见得此意。」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程頥曰：「宋弑君而四国共成定之天下大恶也。」谢湜曰：「宋有弑逆之乱为之讨贼而肆诸市朝，立殇公之后以承社稷，诸侯之职也。四国之防于稷也，乃从逆臣华督之谋召公子冯以君其国而以督相之。是四国释宋之乱弗治，而反以成之也。天下之乱未有大于弑逆者也。四国不能讨乱而反以成乱恶之大也。《春秋》书成宋乱而四国之恶不待贬黜而见矣。去其乱之谓平，遂其事之谓成。」
胡安国曰：「三纲，军国政事之夲，人道所由立也。三纲正，则基于治以兴；三纲沦，则习于乱以亡。」按《春秋》，华督有不赦之恶，鲁、郑、齐、陈同防于稷，以成其乱。受赂而归，而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祭仲、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般、闵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昩于履霜坚氷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备书于防，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着明矣。
又曰：按左氏，为赂故立华氏也。尝攷之，传当邾定公之时，盖有弑其父者，而定公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猪焉。盖君逾月而后举爵。华督弑君之贼，凡民罔不憝也。而桓与诸侯防，而受赂以立华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书其所为，而曰“成宋乱”。夫臣为君隐，子为父隐，礼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恶极矣。臣子欲尽隐之，而不可以欺后世。其曰“成宋乱”而不书“立华氏”，犹为有隐乎耳。春秋列防，未有言其所为者，独此与襄公末年防于澶渊，各书其事者：桓弑隐，督弑殇，般弑景，皆天下大恶，圣人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一则受宋赂而立华氏，一则谋宋灾而不能讨，故特书其事以示贬焉。然澶渊之防，既不书鲁卿，又贬诸国之大夫而称人，此则书公，又序诸侯之爵，何也？澶渊之防，欲谋宋灾而不讨弑君之贼，虽书曰“宋灾”，故而未能表其诛责之意也。必深讳鲁卿，而重贬诸国之大夫，然后足以启问者见是非也。稷之防，前有宋督弑君，后有取宋鼎之事，书曰“成宋乱”，则其责己明，不必讳公与贬诸侯爵次，然后见其罪矣。
张栻曰：「春秋防于稷，以成宋乱。或训成为平，不必如此説。这般公事，如何便结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程頥曰：四国既成，宋乱而宋以鼎赂鲁齐陈郑皆有赂，鲁以为功而受之，故书取以成乱之赂器，置于周公之庙周公其飨之乎？故书纳纳者弗受而强致也」。程氏杂説曰：宋有弑君之乱诸侯之义所宜共恤，督有弑君之恶且凡民罔弗憝，况诸侯哉？成者平也，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平之，而遂乱受赂，纳于太庙所谓不待贬絶而恶见者也。
谢湜曰：「王镇大寳器，天下所共贵。
译朱熹说：“以前看到程沙随所作的《春秋》解说，只有解释‘滕子来朝’这一处最好。比如隐公十一年才记载滕侯、薛侯来朝，为什么到了桓公二年就记载滕子来朝？前辈们的说法很多，有人认为当时周天子贬黜了他们，所以降低爵位记载为‘子’。不知道那时周天子已经不能实行黜陟的典章制度，即使能黜陟诸侯，当时也不止滕国一个可以黜黜。有人认为《春秋》厌恶他们朝见桓公，特意削去爵位记载为‘子’。从此以后滕国一直记载为‘子’，难道《春秋》厌恶他们朝见桓公，连后代子孙都一并削去爵位吗？有人认为是在丧期未满、未正式即位之前，又不见滕侯去世的记载，这些都是不通的说法。程沙随则认为，这看出《春秋》时代小国侍奉大国，其朝聘贡赋的多寡，随着爵位的高低而定。滕子侍奉鲁国，如果用侯的礼节相见，那么进贡的就多，所以自己贬降而以子的礼节相见，希望贡赋能减少些容易供给。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后面郑国朝见晋国，说‘郑国是男爵，却让它承担公侯的贡赋’，可以看出郑国本来是男爵，后来袭用侯伯的礼节与大国外交。起初没觉得贡赋难以办理，后来因此日益困窘，才说出这样的话。不只是郑国，想当时小国大多如此。现在程氏的《春秋》也这样解释滕子。程沙随是绍兴以前的文字，不知道他是看到此而作此说，还是自己看出这个意思。”
三月，鲁桓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程颐说：“宋国发生弑君之乱，四个国家共同促成并安定它，这是天下的大恶。”谢湜说：“宋国有弑逆之乱，讨伐贼人并将其陈尸示众，拥立殇公的后代来继承社稷，这是诸侯的职责。四个国家在稷地会盟，却是听从逆臣华督的计谋，召来公子冯让他做国君，并让华督做相国。这是四个国家不治理宋国的动乱，反而促成它。天下的动乱没有比弑逆更大的了。四个国家不能讨伐动乱反而促成动乱，这是极大的罪恶。《春秋》记载‘成宋乱’，四个国家的罪恶不用贬黜就显现出来了。消除动乱叫做‘平’，顺遂其事叫做‘成’。”
胡安国说：“三纲，是军国政事的根本，是人道得以确立的基础。三纲端正，则基于治道而兴盛；三纲沦丧，则习惯于动乱而灭亡。”查考《春秋》，华督有不可赦免的罪恶，鲁、郑、齐、陈四国同在稷地会盟，以促成他的动乱。接受贿赂而回国，而天子不讨伐，方伯不征讨，都自以为有利，不知道百官效仿他们，有极大的不利。不久，陈国有五父之乱，齐国有无知的乱，郑国有祭仲、子突、亹、仪的乱，鲁国有叔牙、庆父、般、闵的乱，几十年间，四国乖逆，几乎灭亡，这是因为不明白“履霜坚冰”的警戒，不能及早辨别。《春秋》详细记载这次会盟，表明三纲的重要，作为后世的鉴戒，深切而显明了。
又说：查考《左传》，说是因为贿赂的缘故拥立华氏。我曾考证过，传文在邾定公之时，大概有弑杀其父的人，而定公惊惧地离开席位说：“这是我的罪过。”我曾学过断这个案子：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杀其人，毁坏其家室，污秽其宫室而填塞它。大概国君过了一个月才举杯饮酒。华督是弑君的贼人，凡百姓无不憎恨。而桓公与诸侯会盟，接受贿赂以拥立华氏，让他做宋公的相国，太严重了。所以特别记载他们的行为，说“成宋乱”。臣为君隐瞒，子为父隐瞒，是礼法。这里自己说出来，是为什么呢？桓公的罪恶极重了。臣子想尽力隐瞒，但不能欺骗后世。它说“成宋乱”而不记载“立华氏”，还算是有所隐瞒吧。《春秋》记载会盟，没有说他们行为的，唯独这次和襄公末年在澶渊会盟，各自记载其事：桓公弑隐公，华督弑殇公，般弑景公，都是天下的大恶，是圣人恐惧的。《春秋》之所以作，就是因为这些。一则接受宋国贿赂而拥立华氏，一则谋划宋国灾祸而不能讨伐，所以特别记载其事以示贬斥。然而澶渊的会盟，既不记载鲁国卿大夫，又贬低各国大夫而称“人”，这里却记载“公”，又排列诸侯的爵位，为什么呢？澶渊的会盟，想谋划宋国灾祸而不讨伐弑君之贼，虽然记载说“宋灾”，但还是未能表明诛责的意思。必须深深讳言鲁国卿大夫，而重重贬低各国大夫，然后足以启发问者看到是非。稷地的会盟，前有宋督弑君，后有取宋鼎之事，记载说“成宋乱”，那么责备的意思已经明白，不必讳言公与贬低诸侯爵位，然后才能看到其罪了。
张栻说：“《春秋》记载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有人解释‘成’为‘平’，不必这样说。这种公事，怎么能就这样结束呢？”
夏四月，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于太庙。
程颐说：“四国既已促成宋国的动乱，而宋国用鼎贿赂鲁、齐、陈、郑，鲁国以为有功而接受它，所以记载‘取’，把促成动乱的贿赂器物，置于周公的庙中，周公会享用它吗？所以记载‘纳’，‘纳’是不接受而强行致送的意思。”程氏杂说曰：“宋国有弑君之乱，诸侯的道义所宜共同忧虑，华督有弑君之恶，况且凡百姓无不憎恨，何况诸侯呢？‘成’是‘平’的意思，桓公在稷地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平定它，却遂成动乱，接受贿赂，纳于太庙，所谓不用贬绝而罪恶就显现出来了。”
谢湜说：“周天子镇守大宝器，是天下共同珍视的。
惟圣王能以德服天下而有之，故古者藏之于庙，以示祖宗能受其献也。郜鼎之赂，明则人所恶，幽则神所恶。内不可以示子孙，外不可以示神民，凶莫大焉。桓公视弑逆大恶，安以为常，故以得宋大鼎为功，而纳之祖庙也。春秋书「取宋大鼎」，书「纳于太庙」，其恶不待贬黜而见矣。故臧哀伯曰：「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太庙，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大鼎取之宋也，书曰「郜大鼎者」，郜不能守而宋取之，宋不能守而鲁取之。然则大鼎无常，能守则存，不能守则迁，故大鼎书主名，以为有国者戒也。纳大鼎书「日谨其事也」。璧大鼎皆保国之器也。桓公受郑璧，取宋大鼎，皆以得保国之器为荣也。无保国之德，而恃以保其国，失之大也。」
译只有圣明的君王能够凭借德行使天下归服并拥有它，所以古代将战利品收藏在宗庙里，用以昭示祖先能够接受这些献祭。郜鼎作为贿赂之物，在明处是人们所厌恶的，在暗处是神灵所厌恶的。对内不能展示给子孙看，对外不能展示给神灵和百姓看，没有比这更凶险的了。桓公把弑君篡位这种大恶视为平常之事，所以把得到宋国的大鼎当作功劳，并将其纳入祖庙。《春秋》记载“取宋大鼎”，记载“纳于太庙”，其罪恶不需要贬斥就已经显现了。所以臧哀伯说：“如今毁灭德行、树立违逆，却把贿赂的器物放置在太庙，百官效仿这种行为，那还能惩罚谁呢？”大鼎是从宋国取得的，记载为“郜大鼎”，郜国不能守住而被宋国夺取，宋国不能守住而被鲁国夺取。可见大鼎没有固定的归属，能守住就留存，不能守住就迁移，所以大鼎的记载注明了所属国名，以此作为拥有国家的君主的警戒。记载纳大鼎注明日期，是慎重对待这件事。璧和大鼎都是保卫国家的器物。桓公接受郑国的璧，夺取宋国的大鼎，都是以得到保卫国家的器物为荣。没有保卫国家的德行，却倚仗这些器物来保卫国家，这是极大的失误。”
胡安国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称；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谓。弑逆之贼，不能致讨，而受其赂器，寘于太庙，以明示百官，是教之习为弑逆悖乱之行也。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之恶，又何诛焉？圣人为此惧，而作《春秋》，故直载其事，谨书其日，垂训后世，使知宠赂之行，保邪废正，能败人之国家也。亦示之戒矣。」
吕祖谦曰：「哀伯之谏取郜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庙制度，固当攷。然桓公于弑逆之事，犹忍为之。哀伯乃谏其取叛臣之鼎，是犹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者也。哀伯亦可谓习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谏，周内史之言，须看得天下之人皆习而不察。哀伯，鲁之贤大夫也；周内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义，区区然唯纳赂之是谏，文辞之是取。在贤者犹不知，而况下贤者数等而为众人者乎？以此知当时天下之人，视弑君杀父以为常矣。」
秋七月杞侯来朝
程頥曰：「凡杞称侯，皆当为纪杞爵非侯，文误也。及纪侯大去其国之后纪不复称侯矣。」
胡安国曰：「公糓程氏皆以杞为纪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恶。王与诸侯不奉天讨，反行朝聘之礼，则皆有贬焉。所以存天理、正人伦也。纪侯来朝，何独无贬乎？当是时，齐欲灭纪，纪侯求鲁为之援，非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郑伯防于邓
程頥曰始惧楚也
谢湜曰左氏谓始惧楚
胡安国曰：「左氏曰：『始惧楚也，其地以国，邓亦与焉。』楚自西周已为中国患，宣王盖尝命将南征矣。及周东迁，僭号称王，慿陵江汉，此三国者与之邻，是以惧也。后卒灭邓，虏蔡侯，而郑以王室懿亲为之服役，终春秋之世，圣人盖伤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天理，惇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焉？不知夲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则以地之小大，力之强弱分胜负矣。观诸侯防盟离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观《春秋》进退予夺抑扬之防，则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程頥曰：「将卑师少，外则称人，内则止云入某伐某。」谢湜曰：「杞侯奔走以事大国而不得免，故鲁人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程頥曰：「君出而书至者，有三：告庙也，过时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尝与郑、齐、陈防矣，皆同为不义。及逺与戎盟，故危之而书至。戎若不如三国之党恶，则讨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国既不知义，夷狄或能知也。」又《语録》或问：「书至如何？」曰：「告庙而书，亦有不縁告庙而书者。」又问：「隐皆不书至？」曰：「告庙之礼不行。」
谢湜曰：「君行其至，必书，谨之也。古者国君以事而出，返必告庙，示不敢专也。春秋诸侯出入无时，防盟征伐，继踵不息。其至也，不复告庙者众矣。春秋因其告庙则书，其不告则不书，以示不敬也。诸侯宗庙社稷之主也，政治不以时修，祭祀不以时举，臣民不以时省，则国事隳矣。故鲁侯之出，春秋谨其至而书之所以为之戒也。凡书至八十二，观其所至时月，而诸侯委社稷，弃人民，般乐自纵，而久荒于外，其失见矣。」胡安国曰：「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庙，反必奠而后入，礼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何以书？或志其去国逾时之久也，或録其防盟侵伐之危也，或着其党恶附奸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尝列于中国诸侯之防而不书至，同恶也。今逺与戎盟而书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谓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语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春秋集义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七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三年春正月公防齐侯于嬴
程頥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辠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辠也。三年不书见桓之无王也。防齐侯于嬴，成昏于齐也。」
谢湜曰左氏谓成昏于齐
胡安国曰：「桓公三年而后经不书王，
译胡安国说：“‘取’，是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纳’，是不接受却强行送来的意思。弑君叛乱的贼人，不能讨伐他们，反而接受他们的贿赂器物，放置在太庙中，以此向百官明示，这是教他们习惯于弑君叛乱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罪恶，又怎么能够诛灭呢？圣人对此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所以直接记载这件事，谨慎地书写日期，垂训后世，让他们知道宠信贿赂的行为，保全邪恶、废弃正道，能够败坏人的国家。这也是一种警示。”
吕祖谦说：“哀伯劝谏桓公索取郜鼎，其中所说的周朝宗庙制度，固然应当考察。然而桓公对于弑君叛乱的事，尚且忍心去做。哀伯却劝谏他索取叛臣的鼎，这就像是不守三年丧礼，却去考究缌麻、小功等轻微丧服的人一样。哀伯也可以说是习以为常而看不清楚了。然而看哀伯的劝谏，周内史的话，必须看到天下的人都是习以为常而看不清楚。哀伯，是鲁国的贤大夫；周内史，是周朝的良史。尚且不知道君臣的大义，只是区区地劝谏纳贿，追求文辞。贤者尚且不知道，何况比贤者低几等的普通人呢？由此可知当时天下的人，把弑君杀父当作平常事了。”
秋七月，杞侯来朝见。
程颐说：“凡是杞国称侯，都应当认为是记载杞国爵位不是侯，是文字错误。等到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之后，纪国就不再称侯了。”
胡安国说：“《公羊传》《谷梁传》和程氏都认为杞国是纪国弟弟杀哥哥、臣子杀君主，这是天下的大恶。周王和诸侯不奉行天讨，反而实行朝聘的礼节，那么都有贬义。这是为了保存天理、端正人伦。纪侯来朝见，为什么唯独没有贬义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请求鲁国作为援助，并不是为了桓公即位而来朝见。”
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
程颐说：开始害怕楚国。
谢湜说：《左传》说开始害怕楚国。
胡安国说：“《左传》说：‘开始害怕楚国，用国名表示地点，邓国也参与其中。’楚国从西周起就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周宣王曾经命令将领南征。等到周朝东迁，僭越号称王，凭借江汉之地欺凌中原，这三个国家与它相邻，所以害怕。后来终于灭掉了邓国，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王室至亲的缘故为它服役，直到春秋结束，圣人对此感到哀伤。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来自守，那么国家即使荆楚再大，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不知道根本在于此地，丑恶德行齐备而不能相互推崇，那么就以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观察诸侯设防结盟、离合的迹象，就可以考察夷夏盛衰的原因。观察《春秋》进退予夺、抑扬的界限，就知道安定中原、对待四夷的道理了。”
九月，进入杞国。
程颐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对外称‘人’，对内只说‘入某’‘伐某’。”谢湜说：“杞侯奔走侍奉大国而不能免祸，所以鲁国人进入杞国。”
桓公与戎在唐地结盟。冬，桓公从唐地回来。
程颐说：“国君外出而记载‘至’的，有三种情况：告祭宗庙、超过期限、表示危险。桓公弑君即位，曾经与郑、齐、陈设防，都同样是不义。等到远远地与戎结盟，所以表示危险而记载‘至’。戎如果不像三国那样结党为恶，就讨伐它了，这是居夷浮海的意思。中原既然不知道义，夷狄或许能知道。”又《语录》有人问：“记载‘至’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告祭宗庙而记载，也有不因为告祭宗庙而记载的。”又问：“隐公都不记载‘至’吗？”回答说：“告祭宗庙的礼节不实行。”
谢湜说：“国君出行，他的回来，必定记载，是谨慎的意思。古代国君因事外出，回来必定告祭宗庙，表示不敢专断。春秋时期诸侯出入没有定时，设防结盟、征伐，接连不断。他们回来，不再告祭宗庙的人很多了。《春秋》因为告祭宗庙就记载，不告祭就不记载，以示不敬。诸侯是宗庙社稷的主人，政治不按时修治，祭祀不按时举行，臣民不按时省视，那么国家事务就废弛了。所以鲁侯外出，《春秋》谨慎地记载他的回来，以此作为警戒。凡是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观察他们回来的时间月份，诸侯委弃社稷，抛弃人民，放纵享乐，而长期荒废在外，他们的过失就显现了。”胡安国说：“凡是做儿子的，外出必定告知，回来必定见面，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国君出行必定告祭宗庙，回来必定祭奠然后入宫，这是礼制。外出必定告知，出行回来告知到达，平常为什么记载？或者记录他离开国家时间之久，或者记录他设防结盟、侵伐的危险，或者彰显他结党附奸的罪过。桓公弑君即位，曾经列于中原诸侯的设防而不记载‘至’，是同恶。现在远远地与戎结盟而记载‘至’，是表示危险。程氏所说的居夷浮海的意思是对的。”古语不是说吗：“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
春秋集义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七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三年春正月，桓公与齐侯在嬴地会盟。
程颐说：“桓公弑君即位，元年记载‘王’，用王法纠正他的罪过。二年，宋督弑君，用王法纠正他的罪过。三年不记载‘王’，显示桓公没有王法。与齐侯在嬴地会盟，是为了在齐国完成婚事。”
谢湜说：《左传》说为了在齐国完成婚事。
胡安国说：“桓公三年之后，经文中不记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