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十七

译齐国，国人希望得到能够安定国家的人，因此齐桓公举行了落姑之盟，请求他回国，他便回来了。《春秋》记载为“季子”而不称其名，是用不同的文辞来褒奖他。

译谢湜说：“公子将作乱于鲁国，季友奉命诛杀了他；世子之位即将倾覆，季友以力量扶持了他。季友对国家的忠诚，由此可见。子般遭遇祸难，闵公年幼，逆贼尚未讨伐，国内祸乱尚未平息。在这个时候，得到季友则国家可以安定，得不到季友则国家就会危险。观察落姑之盟，想要得到季友来使鲁国安宁，那么国人倚赖季友的心意就可见了。所以季友返回鲁国，《春秋》记载为‘季子’，是嘉奖他；记载为‘来归’，是赞美他。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在落姑结盟，请求让季友复职。称他为‘季子’，是认为他贤德；称他‘来归’，是喜悦他。从外面回来称为‘归’，这说明他曾经出逃。为什么不记载‘出奔’呢？庄公去世，子般被杀，庆父掌握兵权，势力倾覆公室，季子力量不能支撑，避难而出逃，这是耻辱。鲁国正处危险，内贼未讨，国人想得到季子来安定国家，而在落姑结盟向齐国请求，这是贤德的表现。《春秋》想要掩盖他的耻辱，所以不记载‘出奔’；想要表彰他的贤德，所以特别称他为‘季子’。圣人的心意在这里显现了：隐藏恶行而宣扬善行，是舜的做法；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厌恶称说别人的恶行，是孔子的做法。为尊者隐讳，为亲人隐讳，为贤者隐讳，是《春秋》的做法。明白这一点，就可以培养包容污浊的德行，乐于与人向善了。不称他为‘公子’，表明季友凭借自己的贤德被国人所接纳，并非仅仅依靠宗亲的缘故。尧敦睦九族，而急于亲近贤人，斥退愚顽好讼之人；周朝厚待本支，而任用旦、仲，废黜蔡叔、鲜虞，义理都在这里，亲疏有别、尊贤显著的道理就清楚了。这种义理实行，那么内部就没有贵戚专权的私弊，外部就没有抛弃亲人任用外人的过失，而国家治理不好的，是没有的。这是《春秋》对待后世的心意。”

又说：《春秋》不赞同公族大夫专权用事，而以亲近贤人为急务。季子来归，不称“公子”，是说他自有贤德，被国人所喜爱，不仅仅因为他是贵戚之卿。这是有国家的人所急需的。

朱熹语录：“有人问季友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这个人也有很多可疑之处。各家多说是季友来归，是圣人赞美他的言辞。朱熹看这一句，正是导致季氏专权祸国的根基。季友的罪过与庆父相差无几，但他回来后能平定祸难，鲁国人归附他，所以这样说。况且他世代掌握鲁国大权，人们自然畏惧他。史官记载得这么好，孔子因而保留下来，大概是为了显示他掌握权力的渐进过程。”

冬天，齐国的仲孙来鲁国。

程颐说：冬天，齐国的仲孙来鲁国。《左传》记载这件事说：“齐国的仲孙湫来慰问祸难。”《春秋》记载说：“仲孙。”这是嘉奖他。仲孙回国后说：“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祸难不会停止。”庄公说：“如何除去他？”回答说：“祸难不止，他将自取灭亡，您等待他吧。”庄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回答说：“不可以，鲁国还秉持周礼，周礼是根本。您务必使鲁国祸难安宁，以亲近它。”这与经文的意思相合。不说是“齐侯派遣”而直接说“仲孙来”，是因为齐侯派遣他来观察鲁国，并出使于我。称“仲孙”是他的字。当时庄公刚去世，继承人已被杀，闵公刚即位，庆父还在，国家的危险非常严重。假如齐国夺取鲁国易如反掌，而仲孙能使齐侯致力于使鲁国祸难安宁，有保全国家的功劳，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字以褒奖他。谢湜说：“仲孙是齐国大夫。湫，是他的名。仲孙是他的字。”齐侯派遣仲孙来慰问祸难，有窥探鲁国的心意。仲孙告诉齐侯要除去庆父，亲近有礼的国家，因此重视固有的情谊，有体恤鲁国的心意。当时闵公年幼弱小，庆父凶恶叛逆，假如桓公在齐国摇足示意，那么鲁国千乘的封地，不待兵器交锋就会束手归顺齐国。仲孙不趁危难侥幸立功，不乘灾祸制造变乱，反而能使齐侯使鲁国祸难安宁并亲近它，他安定国家、保全国家的功劳很大。所以仲孙到达鲁国，《春秋》记载“仲孙”而不称名，是嘉奖他。直接记载“来”，显示仲孙厌恶齐侯。仲孙出使，不是齐侯派遣他来体恤我们，而是齐侯派遣他来聘问我们。《春秋》上面不记载“派遣”，而仲孙安定鲁国的功劳由此显现；下面不记载“聘问”，而齐侯窥探鲁国的心意由此显现。胡安国说：“仲孙是齐国大夫。不称‘派遣’而说‘来’，是省略君臣的常规用语，以显示桓公派遣臣子不以礼，仲孙侍奉君主不以忠。”查考《左传》，齐侯担忧鲁国，派遣仲孙来慰问祸难，为什么说派遣臣子不以礼呢？邻国有弑君叛逆，就应当声讨罪过、戒备森严，履行方伯的职责以奉行天讨，反而派遣计谋之士，窥探虚实，有乘乱取国的心意，那么派遣臣子就不以礼了。仲孙回国说：“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祸难不会停止。”您务必使鲁国祸难安宁并亲近它。为什么说侍奉君主不以忠呢？田恒弑杀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请求讨伐，难道说“齐人正强大，暂且等待”吗？不劝谏君主急于讨伐贼人而等待其自毙，那么侍奉君主就不以忠了。假如庆父恶贯满盈，闵公再次被杀，那么就是桓公与仲孙起初谋划不善所导致的。直接记载说：“齐国的仲孙来”，是共同讥讽他们。胡宏说：二帝三王施行仁政，安定天下，只是尽道罢了，没有利于天下的心意。五霸仗义结信，联络诸侯，奖助王室，谋划以自强大，没有正天下的心意。五霸中，桓公最为兴盛，愤怒不惩而灭谭，欲望不窒而窥鲁，他的心意

译其本源是可以考察的。虽然努力践行信义，难道能像太阳照耀白天、月亮照耀夜晚那样，不可须臾离弃吗？假使他不死，怎么知道他不会志气骄横、意气溢满，从而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呢？正因为他坚持信义，不敢在半途中废弃，所以才成就了霸者的名声罢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假借”。现在有人借别人的器物来使用，在他使用的时候，能说这不是他自己在用吗？是他自己在用了。能说只是形式上具备而实际上不遵从吗？借用的器物没有归还，以至于终身未还，谁说这器物不是他所有的呢？五霸借用了信义而没有归还，那么就已经占有了。他们得罪三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为了有所作为而这样做。这就是王道与霸道区分的原因吗？

译鲁隐公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齐国人迁移了阳国。

谢湜说：“阳国势弱，齐国威逼，因而迫使它迁移，所以称‘迁阳’。如果上能尊崇王室，下能安抚各国，天下就可以统一，诸侯就可以臣服服役。但齐桓公致力于扩张土地，只为了一国的私利罢了。有的降服鄣国，有的迁移阳国，都是凭借威逼兼并它们，并非内心信服。所以诸侯有的背叛有的顺从，夷狄有的顺服有的违抗，不能纯粹继承先王的功业。”

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程颐说：“天子称为禘，诸侯称为祫，这两种礼仪都是合祭的意思。禘字从帝，是祭祀祖先所由出的天帝，以所由出的天帝为东向的主尊，其余祖先合食于其前，这就是禘。诸侯没有所由出的天帝，只是在太祖庙中合祭群庙的神主，这就是祫。鲁国之所以有禘祭，只是因为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在《春秋》中不见记载祫祭，只记载禘祭。所谓‘大事’就是指祫祭，所谓‘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就是指闵公、僖公二公合食的意思。如果是时祭，应当说‘有事’；‘吉禘于庄公’，只是禘祭，说‘吉’，是因为举行得太早了。四时之祭中有禘的名称，这是礼文交错造成的。”

张载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就不行禘祭，由此可知诸侯每年缺少一次祭祀为不行禘祭，是很明显的。到了周代，以祠为春祭，以禴为夏祭，宗庙每年六次享祭，那么两次享祭加上四次时祭就是六次了。诸侯不行禘祭，那他们的四次享祭呢？所以夏、商时期的诸侯在夏季举行一次祫祭，《王制》说‘礿则不禘，禘则不尝’，是借用名称来表示时祭的次数罢了。撰写《王制》的人不知道文字损害了原意，是错了。禘在夏、周代表春夏，尝在夏、周代表秋冬。撰写者是将两气对举而言罢了。所谓‘享尝’，享是指追享、朝享，禘也是其中之一，尝与之相配，也是对举秋冬而言。夏、商以禘为时祭，如同追赏必定在夏季。那么夏、商天子每年只有五次享祭，禘列入四祭并加上祫祭共五次。周代将禘改为禴，那么天子享祭六次，诸侯不行禘祭，又每年缺少一次祭祀，也就只有四次罢了。《王制》所说‘天子礿、犆、祫、禘、祫、尝、祫、烝’，既然以禘为时祭，那么祫祭可以同时举行【因为祭品微薄而单独祭祀沿袭旧制】，诸侯的礿、犆如同天子的禘，一犆一祫，是说在夏季禘祭之时，只举行一次祭祀，特别举行一次祫祭而已。那么‘不王不禘’又在这里显现了。下面又说‘尝、祫、烝、祫’，那么尝、烝且祫是无疑的了。如果周制也曾经缺少一次时祭，那么应当说‘诸侯祠则不禴，禴则不尝’之类的话。”

又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就不行禘祭。禘字从帝，那么推究本源必定追溯到化生万物的天帝。在古代只是推究到所由出的天帝。如果说报本，那么庶人也可以祭天。所以圣人制定法度，将禘祭独归于王者。如果不这样，人人都可以祭天。祫，是合祭群庙的神主。禘则已经祭祀到毁庙的祖先，即使百世都祭祀。又祭祀所由出的祖先，是最大的祭祀。谢湜说：鲁国禘祭的过失有三：诸侯而举行禘礼，是过失之一；禘祭不在太祖庙而在庄公庙，是过失之二；在二十二月举行吉祭，是过失之三。功业大的，礼仪完备；德行盛的，恩泽深远。王者兼受天下的供奉，具备万物的供养，所以亲亲的仁爱，尊尊的道义，上达于始祖。所以礼制规定不是王者就不行禘祭。诸侯而举行禘礼，是最大的僭越祭祀。新主入庙，则亲尽的主位入祧。新主骤然入庙，居丧不安；亲尽的主位骤然出庙，子孙之心凄惨悲伤。所以先王因此设立大禘，使群主在庙中相见而按昭穆次序享祭。享礼结束后，新主随亲主入庙；亲尽的主位随毁庙的主位入祧。这样之后死生才安宁。所以丧期结束而举行禘祭，近以奉安新主，远以奉迁亲尽的主位。所以禘祭必定在太祖庙。禘祭不在太祖庙而在庄公庙，是最大的失礼。生事完毕而死事开始，丧事完毕而鬼事开始。哀痛未终而举行吉事，乃是人子对父母没有三年的爱护。所以孝子三年哀慕哭泣，进饮食，一律按生者的礼仪侍奉。二十二月而举行吉祭，是忘哀的大过失。庄公尚不足以称宫庙，所以不书宫。

胡安国说：“天子称为禘，诸侯称为祫，这两种礼仪都是合祭。禘，是祭祀所由出的天帝，作为东向的主尊，其余都合食于前，这叫做禘。诸侯没有所由出的天帝，就只在太祖庙，合祭群庙的神主进食，这叫做祫。天子行禘祭，诸侯行祫祭，大夫行享祭，庶人行荐祭，这是上下等级的递减。鲁国只是诸侯，为什么有禘祭？成王追念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勋，赐给鲁公天子的礼乐，让他在太庙以上祭祀周公，鲁国于是有了禘祭。《春秋》中所以说禘不说祫。然而这样可以吗？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衰微了。’禘祭说‘吉’，是因为丧期未满三年，举行得太早了。在庄公庙，是因为正在寝宫祭祀，不是宫庙，一举而有三失礼之处。这是《春秋》所谨慎记载的。四时之祭中有禘的名称，大概是礼文交错的过失。”

朱熹说：“禘，是天子宗庙的大祭，追祭太祖所由出的祖先，在太庙而以太祖配享。”

吕祖谦说：

译在庄公庙举行吉禘之礼，禘祭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的禘祭，另一种是三年丧期结束后才举行的禘祭。鲁僖公十五年，晋悼公去世；十六年，晋国人回答鲁国的穆叔说：“因为我们的国君尚未举行禘祭，由此可知这是三年丧期结束后才举行的禘祭。”丧期结束后举行禘祭，就像将新逝者的神主安放到宗庙中一样。鲁僖公八年，在太庙举行禘祭；鲁宣公八年，在太庙举行祭祀，这些都是常规的祭祀。

译秋季八月辛丑日，鲁闵公去世。

谢湜说：“因为遭遇祸难，所以不记载地点；因为贼人未被讨伐，所以不记载葬礼。”

胡安国考证说：《左传》记载，起初鲁僖公夺取卜齮的田地，鲁闵公不加禁止；庆父派卜齮在武闱弑杀了鲁闵公。鲁国史官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其中说“公薨不地”的，是孔子亲笔所写。观察孔子删定《诗经》，对于其他诸侯国的诗歌，变风都予以收录，而对于鲁国，则只编入史书。《克之颂》中说：“有人问，我们乡党中有个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作证揭发，孔子说‘我们乡党的直率不同于此’，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率就在其中了。”后世依据此意制定了五服亲属间互相容隐的条例，以维系骨肉亲情。《春秋》有避讳的原则，大概就是这样。《礼记》称鲁国的君臣未曾互相弑杀，大概是习于经文而不知圣人书写“薨不地”的深意，所以这样说。然而避讳而不直言弑君，如何能取信于后世？回答说：记载“薨”以显示臣子的情义，不记载地点以保留被弑的事实。为什么说没有方法取信呢？凡是君主去世必定记载其地点，到了被弑的情况，则隐去地点而无所指。其情义深厚，其事理也明白。这不是圣人所能修撰的吗？后世记载言行的史事，想要避讳国家的恶行则必定失去事实真相，直书无隐，又不是臣子应当对君父施行的。而《春秋》的法度就失传了。

吕祖谦说：“共仲派卜齮在武闱弑杀鲁闵公，闵公被弑，虽然出于不测，也是季友失于照管的地方。”

九月，夫人姜氏逃到邾国。

谢湜说：“闵公的死，哀姜知情，所以哀姜避难出奔，记载为‘孙’是避讳的说法。哀姜是闵公的母亲。哀姜虽然有参与杀害儿子的罪过，但没有危害国家的心，她的罪过固然很大，但在道义上并未与鲁国断绝。所以她出奔时，《春秋》保留她的姜氏姓氏而未加断绝。文姜、哀姜，按王法都应在惩治之列。然而文姜是以妻子得罪于君主，哀姜是以母亲得罪于君主。哀姜的罪过与文姜不同，所以《春秋》立法不同，男女是人伦的根本。男女不正，则祸乱产生。所以文姜入鲁不合礼制，而最终防公之难，发端于齐国；哀姜入鲁不合礼制，而最终庆父之难，发端于鲁国。《春秋》记下她们先前乱礼的行为，而彰显她们后来酿成的祸患，以此作为天下的警戒。”

胡安国说：“夫人称‘孙’听说过吗？因为知道内情，所以不除去姓氏，这是降格对待文姜。庄公忘却亲情、释去怨恨，没有志于复仇。《春秋》深加贬斥断绝，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屡次记载而不避讳，是因为认为三纲是人道赖以确立的基础。忘却父子之恩，断绝君臣之义，国人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将把这当作常事，那么也就不知道有君主的尊贵，有父亲的亲爱了。庄公实行而不怀疑，大臣顺从而不劝谏，百姓安之而无愤恨之心，那么人欲必定放肆，天理必定灭绝。所以叔牙被弑的器械在前已成，庆父无君的行为继而在后发动，圉人荦、卜齮的刀刃在党氏、武闱之间交相发出，哀姜作为国君的母亲参与内情而不忌惮。当时，鲁国君主两次被弑，防公几乎亡国，其应验不也太明显了吗？《春秋》以复仇为重，而书法如此，所谓在混乱未发生前治理，在危险未出现前保全，不可不仔细考察。”

公子庆父出奔莒国。

谢湜说：“庆父与国母通奸，弑杀两位君主，季友力量未能讨伐，所以庆父出奔。《公羊传》说‘缓追逸贼，是亲亲之道’，这是错误的。庆父是国家的重大逆贼。庆父虽然自缢，如果不以国法正其罪而断绝他，就与不讨伐贼人相同。所以庆父死，不记载‘刺’。”

胡安国说：“公子出奔，是讥讽失于讨伐贼人。闵公即位而季子回国，为何被弑？庆父主掌兵权日久，其权势不可骤然夺取。季子执政日浅，其谋略未能完全施行。假使圣人处于此位，一年即可成功。季子是贤人而处于此位，能必定成功吗？等到闵公再次被弑，庆父罪恶贯盈，而憎恨他的人越来越多。季子忠诚显著，而依附他的人越来越多。对外巩固强齐的援助，对内协调国人的情义，正邪消长的态势判然分明。然后夫人不敢安于其位，庆父不得肆行其奸。这明白地显示治国者不知在容易时图谋难事，在细微时做大事，虽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世俗儒者有人说：“利用鲁国的民众，凭借齐国的力量，来诛杀庆父，其形势很容易，而季子不能做到，所以记载‘夫人孙于邾、庆父奔莒’，以此深恶其缓于讨伐贼人，这是不对的。”凭借绛侯周勃的果断，陈平的无误，将相交好，而内有朱虚侯，外连齐楚，来制衡诸吕，普通人应当易如反掌。然而太尉已进入北军，士兵都袒露左臂，还担心不能取胜，未敢公开言说诛杀他们。何况庆父是大奸臣，拥有七百里侯国，革车千乘，而三十年执掌兵权，其根基深厚了，其耳目广布了，其用度宏大了。而认为诛杀他形势很容易，这是未察明难易迟速的界限啊。经文记载“庄公忘却亲情，没有复仇的志向，使百官效法模仿，也不知晓有君父。而又让庆父主掌兵权，失于驾驭臣下的道理，所以到了这种极端”。所以记载“孙于邾、奔莒”作为后世的永久鉴戒。

吕祖谦说：“季友既已出奔，鲁国似乎无人，他为何出奔？只因为共仲罪大恶极，国人不容，不得不出去。”

译观察这些，也可以看出鲁国遵循周礼的地方。

译冬天，齐国的高子前来结盟。

程颐说：“高子前来，是视察鲁国的危难之后才结盟的。盟约并非事先确定。”称他为高子，是赞许他能够防备鲁国。

程氏学说：“齐国高子前来结盟，不写他的名字，是褒奖他。不称他为使者，是因为齐侯派他来视察鲁国，尚未确定结盟，高子到了鲁国之后才结盟。他有安定危局、保存国家的功劳，所以特别称他为‘子’。‘子’是男子的美称，用来赞许他。《春秋》彰善瘅恶，一字之间就有褒贬，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呢？”这与仲孙来事的义理大致相同。

谢湜说：祸患没有比篡位弑君更大的，危险没有比没有国君更大的。鲁国两次遭遇弑君之乱，其危难可以说是极大的。齐桓公身为盟主，齐国又是邻国，辅佐新君以稳固民心，铲除凶恶之徒以消除国家祸害，这是诸侯伯长的职责。作为齐桓公，并没有安抚鲁国的心思，只是派高傒出来视察鲁国的危难罢了。高傒到了鲁国，然后结盟以安定僖公。因此，巨大的危难依靠他得以平息，鲁国依靠他得以安定，他保存国家、延续绝嗣的功劳很大。所以高傒与我们结盟，《春秋》记载说“高子”，是嘉奖他；记载“来盟”，不记载“使”，是为了表明保存鲁国的功劳出自高子。“子”是男子的美称，季友、高傒都称“子”，是为了褒奖他们的功劳。公子般死后，庆父前往齐国；闵公死后，庆父逃往莒国。齐桓公没有救援鲁国的心思，从这里可以看出。仲孙前来，高子结盟，都不说“使”。齐桓公没有安定鲁国的心思，从这里可以看出。

胡安国说：高子是齐国的大夫。“子”是男子的美称，称他为“子”，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高子贤德呢？庄公去世，公子般死，闵公被杀，庆父和夫人在内作乱，鲁国因此多年没有国君。齐桓公派将领率领南阳的军队到达鲁国，图谋鲁国的事务。他命令高子一定说：“鲁国可以夺取，就兼并它的国土以扩大领地；鲁国可以保存，就平定它的动乱以善待邻国。”并没有安定危局、延续绝嗣这种坚定不移、不可更改的计策。高子到了鲁国，就平定了鲁国的危难，安定了僖公，鲁国人依靠他，把他当作美谈。直到很久以后还不忘记，说：“仍然期望高子啊。”圣人赞美他明晓人臣的道义，懂得奉行使命的适宜，特别称他为高子以彰显他的善行。不说是“齐侯派他”，是因为权柄掌握在高子手中。

十二月，狄人侵入卫国。

谢湜说：“楚国攻打郑国时，齐国人只是救援郑国，并没有讨伐楚国。狄人攻打邢国时，齐国人只是救援邢国，并没有讨伐狄人。所以狄人再次侵入卫国，那么他们的祸患，就不只是攻打邢国那样了。《载驰》哀伤卫懿公被狄人所灭，《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那么狄人侵入卫国时，国人离散，卫国已经灭亡了。自从卫文公迁徙居住在楚丘，建立城市，营造宫室，卫国复兴，那么狄人未能灭亡卫国并占有它，所以侵入卫国不记载‘灭’。”

胡安国说：“卫国是康叔的后代，大概是北方州的大国，狄人为什么能侵入呢？”臣以前曾对河南的刘奕说：“史官记载繁琐而志向浅薄，像班固的史书记载诸王淫乱等事，全部删去是可以的。”刘奕说：“如果一定这样说，孔子删减《诗经》，像《墙有茨》、《鹑之奔奔》、《桑中》等篇，为什么收录在《国风》中而不删去呢？”臣不能回答，后来拿这个问题问延平的杨时，杨时说：“这是记载卫国被戎狄所灭的原因，所以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此用这个说法，考察历代，凡是淫乱的，没有不导致杀身败家而亡国的。然后才知道古诗垂示警戒的重大，而近代有人献议请求在经筵讲读时，不把《国风》进呈诵读，实在失去了圣经的防范之意了。

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程氏杂说：“郑国的《清人》诗是讽刺文公的。高克贪图利益而不顾念他的国君，文公厌恶他而想疏远他，却做不到。派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狄人，陈列他的军队，在黄河上徘徊，很久不召他回来，众人离散而归。高克逃奔到陈国。公子一向厌恶高克，进用他不以礼，文公退避他不以道，这是危害国家、丧失军队的根本。所以作了这首诗。”看这首诗的序言，那么郑国抛弃他的军队，就非常明显了。

杨时说：“闵公二年记载‘郑弃其师’，看《清人》诗的序言，就可以知道了。文公厌恶高克，派他率领军队抵御狄人，很久不召他回来，致使众人离散而归，这难道不是抛弃他的军队吗？大概是厌恶那个人而派他率领军队，外面的军队有什么罪？所以只归罪于郑国。”

谢湜说：郑国的军队众人离散而归，不是军队溃败，而是郑国抛弃了他们。任用将领而把军队托付给他，军队年老而没有归期，这是抛弃军队的方法。国家以军队为根本，军队存在则国家安定，军队灭亡则国家危险。军队被抛弃，就是抛弃国家。它的祸患，难道只是高克一个人吗？记载说：郑国抛弃军队是因为不智，归罪于郑国而使他陷入危险。胡安国说：根据郑国的《清人》诗，是讽刺文公的。高克贪图利益而不顾念他的国君，文公厌恶他而不能疏远，派高克率领军队，在边境抵御敌人，陈列他的军队，在黄河上徘徊，很久不召他回来，众人离散而归，高克逃奔到陈国。公子一向厌恶高克，进用他不以礼，文公退避他不以道，这是危害国家、丧失军队的根本，所以作了这首诗。看这个，那么郑国抛弃他的军队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高克进用不以礼，为什么不记载他出奔以贬低高克，作为人臣的警戒，而只归罪于郑伯呢？回答说：人君独掌一国的名分，宠信、生杀、予夺，都由我控制罢了。所以高克不臣的罪过已经明显，查究而诛杀他是可以的，情状未明，罢黜而疏远他是可以的

译也，爱惜他的才能，用礼法来驾驭他就可以了。哪有假借给他兵权，把他委任在边境，坐视他的军队离散却不加体恤的呢？那么，抛弃军队的人，郑伯却以国家来称呼他，这是为什么呢？那几位执政大臣，是君王的股肱心腹，利害与共。他们不能向君主进献谋略，同心协力，罢黜驱逐小人，以至于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这就叫做危险时不去扶持，跌倒时不去搀扶，那还要那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呢？晋出帝时，桑维翰专权，各藩镇擅自发号施令。等到桑维翰担任宰相，将高延广调离京城，一道制书所命令的十五个藩镇，没有敢不听从的。在五代的末年，桑维翰能做到这样，而郑国的几位执政大臣，却畏惧一个高克，不能用正道使他退位，这算什么政治呢？《春秋》说：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君臣共同承担责任。

译吕祖谦说：“郑国派遣高克率领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他为什么驻扎在黄河边上呢？大概是因为当时狄人已经灭亡了卫国，声势非常浩大，郑国必须分阶段地加以防备。卫国在黄河北岸，郑国在黄河南岸，两地相距也非常近。”

《春秋集义》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八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程颐说：“僖公名申，是庄公的儿子，闵公的同父异母兄长。他在周惠王十八年即位，‘僖’是他的谥号。他为人小心谨慎，畏惧忌讳。”所以说他谥号为僖。

元年春王正月

谢湜说：“闵公遭遇危难，他的君位不是从先君那里正常继承的，所以史书不记载‘即位’。季友没有在子般、闵公遇难时殉死，也不能迅速讨伐逆贼，本来是有责任的。然而，他除掉叔牙，拥立子般以确立正统国嗣；拥立僖公，驱逐庆父以安定国家，这都是季友的功劳。”

胡安国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传承，在上级没有向周天子请求册命。闵公去世，夫人逃到邾国，庆父出逃到莒国，僖公于是依靠成风的嘱托和季友的支持而即位。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传承。嗣子应在刚丧事时确定，但鲁国没有向周天子报告。第二年正位改元，但周天子的使者也没有来到鲁国。又过了一年，服丧期满，却不去京城朝见，这是没有向上级请求册命。承受国家于先君，是父子之间的伦理；向天王请求册命，是君臣之间的道义。现在僖公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的传承，在上级没有请求册命，不记载“即位”，正是为了端正王法。因此，拥有四海而登上天王之位的人，是承受于天的；拥有一国而登上诸侯之位的人，是承受于天王的。承受于天的，必须奉行天道，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承受于天王的，必须谨守王法，然后才能保有国家。

齐师、宋师、曹师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

程颐说：“齐国不曾出动大军，这里称‘师’，是责备他们本可以出动大军救援，却只是驻扎在那里作为声援，导致邢国不能保全其国家。”

有人问：“程颐认为邢国和卫国被狄人灭亡，齐桓公抵御戎狄并重新封立他们。当时夷狄横行而中原微弱，只有桓公能做到这样。所以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因为他的功劳如此之大。看晋室的动乱，刘曜、石勒在中原猖獗。当时，只是因为没有一个管仲，所以颠沛流离到如此地步。那么管仲的功劳，后世确实难以企及。”回答说：“如果以后世的标准来看，他的功劳不能说不大；但从王道的观点来看，则不足以称为大。现在的人只因为看到管仲有这样的功绩，所以不敢轻易议论。不知道孔孟有更高的格局，从孔孟的立场来看，管仲就显得渺小了。”问：“孔孟是怎样的？”回答说：“必定是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来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来治理外事。即使有夷狄，怎么能让他们到达中原呢？如果《小雅》完全废弛，那么用来自治的政事就都丧失了，四夷怎么能不交相侵犯呢？”

程氏学说：“齐师、宋师、曹师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说‘救邢’，是说他们有行义的志向。说‘次于聂北’，是用来表明他们未能及时行事。所以夏天六月，邢国迁到夷仪，他们未能及时行事就更为明显了。齐师、宋师、曹师为邢国筑城，他们行义的志向就更为明显了。春秋时期，诸侯互相攻伐，争夺土地而作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作战，杀人满城。更何况蛮夷扰乱中原呢？然而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讨伐。在这个时候，有能奔走效力而救援的人，虽然出兵不是出于天子，不符合王道的正统，但权衡事理、估量情势，也算是善举了，怎么能不赞许呢？凡是记载‘救’字的，都是赞许的。其中轻重的褒贬，则各自体现在文字中了。”

胡安国说：“三国称‘师’，表明兵力有余。聂北记载‘次’，是用来讥讽救援邢国不够迅速。春秋的大义，进攻而记载‘次’，驻扎是善举，如遂伐楚驻扎在陉，是赞美。救援而记载‘次’，驻扎是贬斥，如救援邢国驻扎在聂北，是讥讽。圣人的心意，由此可见。所以救援患难、分担灾祸，在礼制上是紧急的；而喜好攻战、乐于杀人的，在罪责上是重大的。”

又说：“春秋以用兵侵伐为警戒，唯独对于救援患难、分担灾祸，惟恐驻扎停留、拖延时间，而希望他们迅速行动。所以进攻而记载‘次’的，驻扎是善举，驻扎在陉，是赞美。救援而记载‘次’的，驻扎是贬斥，驻扎在聂北，是讥讽。由此可以看出圣人的心意。”

吕祖谦说：“诸侯救援邢国，起初狄人攻打邢国，齐国已经救援过了，现在为什么又救援邢国呢？大概是因为起初救援邢国的时候，狄人虽然退去，却去攻打卫国，卫国与邢国相近，狄人灭亡卫国后，便乘着灭国的威势，又去攻打邢国，所以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再次去救援邢国。然而不直接去救援邢国，却驻扎在聂北，而且不迅速进军，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桓公是霸主，夷狄与中原的盛衰胜负在此分界，万一稍微失败，狄人就会从此入侵中原，这不得不谨慎，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一直等到邢国溃败突围而出，才敢乘着局势混乱而救援他们。”

又说：“齐桓公刚开始称霸的时候，狄人灭亡卫国，又攻打邢国。可以看出当时夷狄欺凌中原，如此严重。如果不是齐桓公称霸，封立卫国、迁移邢国，那么中原将会怎样，而不沦陷为夷狄呢？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就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的感叹的原因。”

夏，六月，邢国迁到夷仪。齐师、宋师、曹师为邢国筑城。

谢湜说：“邢国有狄人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