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五

译天子，也是圣人顺应衰世时势的意思罢了。德行进一步衰微，诸侯放纵恣意，他们屡次结盟不再等待会同诸侯的仪式，他们的私下约定也不再遵循天子的意志。有的盟誓口血未干就背弃了。后来甚至发展到交换人质，仍然有互不信任的情况。《春秋》对多次结盟持谨慎态度，赞许“胥命”（仅以言语约定），赞美萧鱼之盟的防备措施，以诚信待人而不怀疑。这大概是有志于实现天下为公的时代，凡是这类情况都改变了周代的制度。吕祖谦说：《春秋》初期，齐僖公当时被称为小霸，在《春秋》经传中，他与诸侯防盟征伐的事情稍多，这就是霸业的开始。在周王室尚未东迁之前，并非没有方伯连帅的职官，但当时尚且奉行王命，所以不称为霸。等到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自然没有统合系属人心的道理，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来防盟，这就是“霸”的名号确立的原因。然而齐僖公之所以被称为小霸，并非他的政事权谋不可与后来的齐桓公、晋文公相比，而是当时的时势也未能让他做到。所以凡是记载在宋、卫、告成三国的盟会，不过是三国之间的盟会。到了后来，齐桓公与郑、宋在恶曹结盟，也不过是四国之间的盟会。又如齐、宋、卫、燕伐鲁时，也不过是四国。大概《春秋》初期，王纲尚在，尚未败坏到极点。等到后来王室衰微，凡是防盟，天下的诸侯都参与其中。以齐国一国来说，僖公的霸业不如桓公；以天下的形势来说，桓公之时却不如僖公之时。为什么呢？因为王道与霸业相互消长。到了桓公之时，大国如齐、宋，远国如江、黄，其余没有不到的。霸业兴盛之处，便是王道消亡之时。齐僖公之所以是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谓促成宋国的动乱，又与桓公在防地结盟促成鲁国的动乱，率领军队在郎地作战，以至于班爵不同，率领诸侯来郎地作战。凡是这类事情都是私意，当时偶然得到诸侯的拥戴，此时才智没有超过僖公，所以略称霸主。

译八月，安葬蔡宣公。

程颐说：“太快了。诸侯应在五个月后安葬，没到期限，是简慢。”

谢湜说：“诸侯应在五个月后安葬，宣公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过了期限才安葬，是不敬；提前安葬，是不哀。不敬、不哀，都不是孝道。”

九月辛卯日，隐公与莒国人在浮来结盟。

程颐说：“邻国交往，讲究信用、修好和睦就可以了。何必结盟呢？隐公委屈自己与臣属结盟，道义上不安。”

谢湜说：“浮来是纪国的城邑，莒国的防者是纪国的臣属。隐公与防者在纪国的城邑结盟，是自降身份的做法。”

胡安国说：“莒国是小国，防者是莒国的大夫，隐公却与他结盟，所以特别用‘及’字，来讥讽失礼，并且表明这不是大夫的罪过。《易经》说：‘谦逊使尊贵者更加光辉，使卑贱者不可逾越。’隐公可以说是谦逊了，为什么讥讽他失礼呢？回答说：谦逊亨通，君子用来减少多的、增加少的，衡量事物公平施予。委屈千乘之国的尊贵，向下与小国的大夫结盟，难道是衡量事物公平施予的意思吗？过于卑下而可被逾越，就不是谦逊的德行。”

出现螟灾。

程颐说：“这是灾祸。百姓以粮食为命，所以有灾祸必定记载。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程颐说：“没有赐给他族氏，所以只称名。”

谢湜说：“去世后才赐给他族氏，所以不称氏。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他去世时，赐给他展氏作为族氏。大夫活着时就赐给他族氏，是诸侯违背礼制的表现。看季友、仲遂、叔肹去世时记载了氏，然后才知道无骇去世不记载氏是合乎正道的。看无骇去世不记载氏，然后才知道季友、仲遂、叔肹记载氏是不合乎正道的。”

胡安国说：“无骇只称名，是因为没有赐给他族氏。诸侯的儿子做大夫，就称公子；他的孙子做大夫，就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与异姓的臣子，没有赐给族氏而身为大夫，就称名，无骇、挟这类人就是这样。已经赐给族氏并让他世代做大夫，就称氏，像仲孙、叔孙、季孙这类人就是这样。古代设置卿官，必定寻求贤德之人，不实行世袭官职。春秋初期，还接近古代，所以无骇与挟都只称名。后来官职由人世代承袭，没有不赐给族氏的，有的以字，有的以谥号，有的以官职，有的以封邑，先王的礼制就灭亡了。直到三家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诸侯失国出奔的接连不断，都是由此造成的。按照礼制，天子境内的诸侯，世代享有禄位但不世袭官职，那么诸侯所设置的大夫，世袭职位而不更换，难道是合乎礼制的吗？看《春秋》所记载的，是非的痕迹就显著了，治乱的效验就明白了。”

吕祖谦说：“春秋初期，赐给族氏的还很少。在鲁国，像所谓的挟，像所谓的翚，像所谓的宛，像所谓的无骇，都没有赐给氏而世代承袭官职。春秋初期东迁，大概大夫的官爵很少，以鲁国一国来说，赐给族氏的很少，大夫的官爵无非是赐给的姓氏。假使当时春秋之前有世袭官职，所谓的乡举里选、宾兴制度就无法实行，优秀的人才无处安置。看来世袭官职只是从春秋以来才兴起的。”

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

程颐说：“《周礼》规定，大行人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王法的施行，按时加派聘问以安抚诸侯，是常礼。春秋时期，诸侯不修臣子的职责，朝觐的礼制废弛，是王法应当整治的。不能纠正典刑反而去聘问，又不见答复，失道太严重了。”

谢湜说：“周天子以聘礼交结邦国，所以三年之间聘问鲁国的有两次。凡伯，是天子卿士中有爵位的，所以称爵位；南季，是天子的臣子，所以称字。”

胡安国说：“按照《周礼》行人一职，王者对待诸侯，有时聘问以结好，间或问候以传达心意。而《谷梁传》为什么独自说聘问诸侯是不正的呢？古代诸侯对天子，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天子对诸侯，不能如此冷淡，所以也有聘问的礼节。隐公即位九年，在此时史官不记载派遣使者去周朝，那就是未曾朝见。一次不朝见就贬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像隐公这样，贬爵削地是可以的，刑罚却不执行，反而派遣使者聘问，这就是不正的原因吧？经书记载‘如京师’的一次，‘朝于王所’的两次，‘卿大夫如京师’的五次，举鲁国一国来说，天下诸侯怠慢不臣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天王来聘’的七次，‘钖命’的三次，‘赗葬’的四次，那么询问其他邦国以及齐、晋、秦、楚等大国，也可以知道了。周天子不像天子如此，征伐怎能不从诸侯中产生呢？诸侯不臣如此，政事怎能不从大夫中产生呢？君臣上下的名分改变了，陪臣执掌国命，夷狄控制诸夏了。其根源都来自周天子失去了威福的权柄。《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随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程颐说：“阴阳运动有常度，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常度，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所以《春秋》灾异必定记载。汉儒传承这种说法，不通晓其道理，所以所说的多荒谬。三月大雨伴随雷电，是不时的灾祸。大雨雪，非常之大，也是灾祸。”

谢湜说：“建寅之月，阳气尚弱，不是大雨伴随雷电、大雨雪的时候。三月大雨伴随雷电、大雨雪，是很大的变异。雷声异常称为震，记载‘震’又用来显示上天的谴责愤怒。

译的意旨。」

胡安国说：「震雷，是阳气精华的发动；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历的三月，相当于夏历的正月。此时雷尚不应发出，电尚不应显现，却出现巨大的雷震电闪，这是阳气失去了节度。雷已经发出，电已经显现，雪就不应当再降下，却下起大雨雪，这是阴气放纵的表现。阴阳的运动有常规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都是人为所感应的结果。如今阳气失节而阴气放纵，公子翚的祸端已显露征兆，钟巫之祸也已萌芽。《春秋》对于灾异必定记载，虽然不直接说明其对应的人事，但对应的人事其实都蕴含其中。只有明了天人相互感应的契机，以及感应响应的道理，才能看见圣人所记载的深意。」

译挟卒

谢湜说：挟没有姓氏，是因为还没有被赐予族氏。

夏，筑城于郎。

程颐说：《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不合时宜。

胡安国说：“城，是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筑城有制度，役使民力有时节。大城的城墙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这是制度。鲁国曾经筑费城、郈城，后来又将它们拆毁，那就是超越礼制而不合制度了。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告诫准备，大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民力，水昏时正位时开始施工，冬至时完工，这是时节。隐公在城中丘、城郎，都在夏天，那就妨害农事而不合时节了。筑城不超越制度，役使民力不超越时节，还应当分配财物，平整版筑，称量畚箕和土筐，估量土质，商议远近，略定基址，揣度厚薄，测量沟渠，备足干粮，估量官吏，估量功程并确定日期，不违背预先的计划，然后才可以动工。何况失去时节和制度，妄自兴办大工程，没有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其罪行的轻重，就显而易见了。”

秋七月

冬，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程颐说：这是谋划讨伐宋国。

《程氏杂说》说：古代治理天下时，诸侯服从天子的命令，守卫疆土，治理百姓，他们的朝见聘问有时节，出入有法度，没有不合礼制的。世道混乱时，王纲不振，诸侯没有法度来保护自己，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强大的就纠合党羽来逞强欲望，中等的就依附顺从不服从的来挽救灭亡，所以列国之间的会盟纷纷扰扰遍布天下。圣人一概用王法来匡正，凡是《春秋》记载“会”的，都是讥讽。至于彼此善恶不同，罪恶轻重有别，则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春秋》的法则，与诸侯会盟，就记载为“公在某地会见某侯”，如“公在防地会见齐侯”、“公在仲丘会见齐侯、郑伯”之类。国内大臣会见诸侯，就记载为“某在某地会见某侯”，如“单伯在鄄地会见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之类。这是国内大臣的辞令。至于国外诸侯相互会盟，就记载为“某侯在某地会盟”，如“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齐侯、宋公在洮地会盟”之类。只根据国家的大小、强弱、爵位的高低来排列次序，直接谴责他们非因王事而会盟聚集。谢湜说：防是鲁国地名，《左传》说是因为宋国不尊奉周王，谋划讨伐宋国。

胡安国说：《周礼·行人》说：“适时会盟以发布四方禁令”，这是指不合时宜地会盟诸侯，以禁止天下的不义行为。列国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目？凡是记载“会”的都是讥讽，说是非因王事而会盟聚集罢了。《左传》称：“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命令讨伐他，派人来告知命令，在防地会盟，谋划讨伐宋国。”在中丘确定军队会师的日期，这也说是非因王事可以吗？回答说：以周王命令讨伐宋国，而在王都听从征讨的禁令，即使是召陵的举动，也比不上。起初私自会盟，在防地谋划；中间私自结盟，在邓地确定军队会师日期；最终趁敌人失败而深谋厚利，夺取两座城邑，归为己有。奉王命讨伐不臣服的人，果真像这样吗？《春秋》记载“会”、记载“伐”而文辞没有区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十年春，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中丘会见齐侯、郑伯。

程颐说：这是确定军队会师的日期。

谢湜说：“冬天在防地会盟，春天在中丘会盟。贪图远务而放弃近忧，图谋外功而松懈内政，这是招致危险的道路。”

夏，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讨伐宋国。

程颐说：“三国先派遣将领表示讨伐，齐、郑称‘人’，说明不是卿大夫。翚不称‘公子’，与四年相同。”

《程氏杂说》说：“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讨伐宋国。六月壬戌，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辛未，夺取郜。辛巳，夺取防。讨伐宋国后，又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十天之内，夺取两座城邑，太急促了。所以记载日期，以示谨慎。”胡安国说：“翚不称氏，是因为提前行动。起初会盟宋国以讨伐郑国，坚持请求才行动。现在会盟郑国以讨伐宋国，提前前往，不等待钟巫之变，就知道他有背叛君主的心了。乱臣贼子，积累强暴邪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等到权势已成，威行内外，虽然想控制他，还能吗？去掉‘公子’之称，以警戒兵权下移，在动乱之前加以控制。”

吕祖谦说：看隐公这一卷，其中提到“王”的地方很多，大概只有一两年不提罢了，由此可以看出王室虽然衰落，当时人们还知道有周王。比如郑伯以周王命令讨伐宋国，像这样都是。从此以后提到“王”的地方极少，由此可以看出还不如隐公时期。又说：郑伯以周王命令讨伐宋国，必须看郑国的本意，不是为了周王，不过是想要报复先前宋国派三国讨伐郑国的仇恨罢了。又必须看先前周王对虢国有所偏袒，郑国怨恨王室，直到虢国成为卿士，郑国成为左卿士，其职位已在虢国之下，还以齐国朝见周王，那么讨伐宋国的志向就可以看出来了。

六月壬戌，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

程颐说：“不说‘战’而说‘败’，‘败’表示主动，对方与之交战而这边击败对方。”

辛未，夺取郜；辛巳，夺取防。

程颐说：夺取两座城邑并占有，是盗窃行为。

谢湜说：“郜、防，是宋国的城邑。讨伐宋国，本意是讨伐不臣服的人。得到城邑而放过罪行，那么暴恶在讨伐对象中，都可以因利益而获免。怎么禁止破坏法度的人呢？所以因利而兴兵，《春秋》厌恶它。夺取城邑是重大事件，所以记载日期。国内则记载，国外则不记载，是详细记载国内事务。”

胡安国说：“国内的大恶，辞气委婉；小恶，直书而不隐讳。

译诸侯瓜分城邑，不是自己的却去夺取，这是盗窃，为什么不隐晦呢？在“取”这一行为中，还有更严重的情况，比如成公夺取鄟地，襄公夺取邿地，昭公夺取鄫地，都是灭掉别人的国家并断绝其祭祀，史书也记载为“取”，这就是所说的“还有更严重情况”的原因，所以夺取郜地、夺取防地，就直接记载而不加隐讳。经文不说“战”而说“败”，是因为“败”是以我方为主语，对方与我方交战而我方使其战败；双方都列阵交锋称为“战”，用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

译秋季，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

程颐说：“郑国劳役百姓以从事对外事务，却不知道守备自己的国家，所以宋、卫两国进入郑国。”谢湜说：“君主以国家为根本，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根本稳固，然后行动就有威严，征伐就能使人臣服。如果劳役百姓去从事攻讨，而国内没有守备，根基空虚，这是使国家危亡的道路。”《春秋》在前面记载郑伯、郑国人在防地抵御宋、卫的进攻，在后面记载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而郑庄公不知道安定巩固国家的根本，他的过失已经很久了。宋、卫、郑三国乘虚进入郑国，所以不称“伐”。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戴国。

程颐说：“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蔡国人跟随他们。攻打戴国，郑伯包围戴国，攻克它，俘获了三国军队。戴国是郑国所给予的，所以三国攻打它。郑国与戴国联合进攻，大概是夺取三国军队的聚集，他们残害百姓，太严重了。”

《程氏杂说》说：“取，不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城邑；灭，是颠覆别人的国家，断绝别人的祭祀，罪恶更加严重。凡是夺取田地城邑，不分内外，都称为‘取’。对于外国，只有隐公十年，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它；僖公三年，徐国人夺取舒国。这两者没有断绝其祭祀，是把它作为自己的附庸。其他都是灭国了。国内的大恶要避讳，凡是灭国都不记载。像取鄟、取邿、取鄫之类，都只称为‘取’而已。只有僖公十七年夏天，灭项不避讳，是因为不是鲁公灭的。查考僖公十六年冬天，鲁公在淮地会见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十七年九月，鲁公从淮地回来。那么夏天，鲁公不在国内，灭项不是鲁公灭的。凡是避讳的，都是隐公的罪恶。执政的大臣灭国，为什么要避讳呢？”

谢湜说：“戴是小国，郑国攻打戴国，夺取它，不记载‘灭’，是因为把它作为自己的附庸的缘故。三国转移军队攻打戴国，大国在所救援。郑伯既不能救援，又趁其困顿攻打并夺取它，袭取别人的暴行而逞其虐杀，乘人之危而利于其国，是大不义的行为。”

胡安国说：“称‘伐’称‘取’，是兼有两者。有人怀疑郑国兵力不能夺取戴国，兼有三国军队，这是错误的。十围五攻，是正法。以少胜多，是奇法。庄公曾经战胜共叔段，打败王师，趁着州吁而入许国，能够以奇制胜，可以知道了。所以驻扎军队在郊外，用多种方法来迷惑他们。四国已经交战，趁机乘其疲弊，一举而兼取三国军队，这是卞庄子的战术。然而可以吗？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服上刑，称‘伐’称‘取’的，大概因为郑庄公残害百姓太严重，应当受此刑。’

冬天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

程颐说：“讨伐不防备宋国。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以周王命令讨伐他。’在《春秋》中不见其为周王讨伐。周王臣子不出行，周王军队不出动，假借名义以逞私忿罢了。”

谢湜说：“郕，是小国。五年，卫军进入郕国。十年，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小国困于水火，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左传》说：‘宋公不尊奉周王，郑国以周王命令致讨，而郕人不防备，齐、郑进入郕国，讨伐违抗周王命令的。’程氏说：‘宋国本来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两国交恶，《春秋》不见其为周王讨伐。周王臣子不出行，周王军队不出动，假借名义以逞私忿。’这个说法依据经文是合适的。如果讨伐违抗周王命令，就不记载‘入’了。‘入’，是不顺的言辞。如果认为是难以辞谢，那么齐、郑是大国，对于讨伐郕国有什么难呢！”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程颐说：“诸侯虽然有互相朝见的礼节，而当时诸侯对于天子未曾朝觐，独自率领来朝见鲁国，能算是礼吗？”

《程氏杂说》说：“《周礼》行人，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两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先王制定礼节，所以尽人情。诸侯对于邻国，土地相接，如果没有互相交往，那么怎么讲好而修睦呢？大概其势有不得不然！然而如果不合礼，就适足以造成混乱。王室不纲纪，典制大坏，没有礼义的交往，而只看强弱，有的依附大国而结好，有的畏惧威势而共命。所以小国就朝见、聘问，大国就聘问而不朝见。所以来朝见鲁国的，不是邾、鄫、纪、薛就是郯、杞、曹、滕之类，都是小国。鲁侯所去的，只有晋、齐、楚三大国而已。聘问于鲁国的，则是齐、晋、宋、卫、陈、郑、秦、楚之邦。鲁臣所去的，则大多是大国，而有的及于小国了。所以圣人一切记载，都是用来表示羞愧。诸侯来鲁国的，就说‘朝’，说‘聘’，所以记载当世的混乱。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正王法。其内臣如诸侯，不是聘问就各记载其事。只有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不系事而非聘问。”

谢湜说：“邻国疆境相交，邦事相连，婚姻相通，灾难相恤。在其继世，就允许互相朝见，所以致两君亲睦之恩。《春秋》互相朝见，则是出于小国畏难而为之，不是邻国世朝之礼。所以齐、楚之类大于鲁，就鲁往朝见，而齐、楚不至。当时，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夺取戴国，齐国人进入郕国，小国受难甚矣。所以滕、薛恐惧朝见鲁国。”

胡安国说

译诸侯之间互相朝见，符合礼制吗？孔子说：国君为了两国君主之间的友好关系，设有反坫（放置酒器的土台）。《周礼》中行人一职规定，诸侯之间的邦交，殷商时期互相聘问，世代互相朝见。所谓“殷”，是指适中而不过分；所谓“世”，是指终其诸侯的一生只互相朝见一次。这种礼制，也是很有节制的。周王室衰微，典章制度大大败坏，诸侯放纵恣意，没有合乎礼义的交往，只看强弱的脸色。以鲁国的事情来看：有的诸侯来朝见，鲁国不回报相应的礼节；有的诸侯屡次前往，鲁国却不接纳让他们回去，这都不符合适中聘问、世代朝见的制度了。况且列国对于向天子陈述自己职责的事情，大多缺失，而诸侯之间互相朝见聘问，可以吗？凡是大的诸侯国来聘问，小的诸侯国来朝见，史官都如实记载而不删削，都是为了表示讥讽。滕国、薛国两位国君，不仅被特别提及，还讥讽他们频繁朝见。不是天子不能频繁朝见诸侯，隐公安然接受而不推辞，也由此可见隐公的心志昏乱了。吕祖谦说：滕国、薛国来朝见争夺尊位，这一段必须看清官制。滕侯说：“我是周朝的卜正。”由此可以看出成周兴盛时期，诸侯不仅入朝担任王室的卿士，就连卜正这一官职，也都是由诸侯担任。又说：看隐公这一位国君，必须明白天下的祸患，常常萌发于兴盛满盈之时。隐公末年，滕国、薛国来朝见争夺尊位，而隐公能够调和他们，又与郑伯进入许国攻打宋国，都有功劳，鲁国正是兴盛满盈的时候。所以羽父的祸乱，实际上就萌发于此。像秦朝、隋朝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前面如此兴盛，不知道持守的道理，后来不免有所失误。为什么一旦就被羽父所杀呢？这一定有原因。大凡在兴盛满盈的时候，最要紧的是人能够持守。大概隐公在这个时候，骄横恣意自满，而不知道警戒，所以不免有被篡位弑杀的祸患。

译夏，隐公在时来会见郑伯。

程颐说：这是谋划讨伐许国。

谢湜说：“时来，是郑国的地名。《左传》认为许国不恭顺，因此谋划讨伐许国。”

秋七月壬午，隐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

程颐说：“记载‘及’，表示以鲁国为主导；如果不是以鲁国为主导，就会先记载‘防’‘伐’，后记载‘入’。”

谢湜说：齐人、郑人攻入郕国，隐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都不记载‘伐’，是为了彰显他们以不义之举侵入他国。攻入许国称‘及’，是因为谋划出自隐公。许庄公出逃，不记载‘灭’，是为了不断绝许国的祭祀。先王以武力制止武力，以杀戮制止杀戮，《春秋》认为这只会产生怨恨和祸乱罢了。自从中丘防之战开始，后来鲁、齐、郑讨伐宋国，鲁国夺取郜、防两地，宋、卫攻入郑国，宋、蔡、卫讨伐戴国，郑国夺取戴国，齐、郑攻入郕国，鲁、齐、郑攻入许国，怨恨构结而不停息，祸患相连而不止。所以说：‘战争就像火一样，如果不加以收敛，将会自焚。’怎能不警惕呢！胡安国说：记载‘防’，说明讨伐许国本是郑国的意图；记载‘及’，说明攻入许国是隐公的愿望。隐公即位十一年，周天子派遣使者来聘问两次，而他从未朝见京师，这是第一重罪；平王去世，他不前往奔丧助葬，致使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这是第二重罪；礼乐征伐应由天子发出，他却擅自兴兵动武，为了宋国而讨伐邾国，为了郑国而讨伐宋国，这是第三重罪；山川土地各有封界，上承自天子，下传自先祖，他却夺取郜、防，攻入祊地，交换许地，这是第四重罪；如今又攻入他国并驱逐其君主，这是第五重罪。这五种不义之事，是人臣的大恶，而隐公全都具备。那么不善的灾祸，难道只是始于惠公、成于桓公吗？隐公积累的罪恶也是无法掩盖的！如果隐公能以礼治国，并努力向善，怎会有钟巫之难呢？因此《春秋》所载，从人事来说，是非善恶的迹象陈列在前，成败吉凶的效果显现于后；从天道来说，感应之理就明确了，不可不仔细考察。

吕祖谦说：“郑国攻入许国却不占有许国，这一段可以看出王纲刚刚松弛，诸侯还不敢放手灭人国家，不像后来灭霍、灭耿、灭魏那样毫无顾忌。”

冬十有一月壬辰，隐公去世。

程颐说：“翚向桓公进谗言并请求弑君。隐公在寪氏祭祀钟巫。翚派刺客在寪氏弑杀隐公，拥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死者，国君应在路寝去世，会见卿大夫后去世，才是正常的终局。在燕寝去世，是不正常的终局。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是被弑杀的。贼人未被讨伐，不记载葬礼，是因为没有忠臣孝子。”

谢湜说：“隐公去世，是翚与桓公弑杀的。君父遭遇大难，臣子不忍心直言，所以不记载‘弑’。君父遭遇大故，臣子不敢隐瞒，所以不记载地点。去世而记载地点，是慎重对待其终局。不记载地点，以显示其不得善终。葬礼是为了安奉死者，君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那么死者在下不安，即使安葬也如同未安葬。所以不记载葬礼，以责备没有忠臣孝子。《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就会达到坚冰的程度。那么祸难的发生，并非一朝一夕，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春秋》记载翚率领军队，不记载公子，以显示公子翚不臣之心已在此时显露，其罪当被断绝。记载大雨雷电、大雨雪，以显示灾变之大，国君应当修省。身为隐公，轻视社稷宗庙而从事战争，劳役众人以修筑城郭，委弃宫廷以追逐盟会，国内有大奸而不知察觉，臣下有逆谋而不知忧虑，上天有谴告而不知恐惧，权力归于私门而不知制约，这就是不可测度的变乱发生在身边的原因。那么拥有国家的人，祸乱的萌芽，能不以此为鉴戒吗？”

胡安国说：“导致隐公让国，立君不正，这是惠公的罪过。导致桓公弑君，未能及早决断，这是隐公的过失。既然已有防人交乱其间，忧患的迹象已经明显。却说‘让我营建菟裘，我将在那里养老’，这是犹豫拖延，辨别不早。其遭遇祸害是适宜的，隐公被弑。鲁国史官旧文，必定如实记载。所谓‘公薨’，是孔子亲笔所写。古代史官以直笔为职责，不避讳国恶。孔子删改旧史，断自圣心。对于鲁君被弑，删去而不记载，是因为国史是一官的职责，《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其用途本来不同。不记载弑，显示臣子对君父有隐避其恶的礼节；不记载地点，显示臣子对君父有不隐瞒其实的忠诚；不记载葬礼，显示臣子对君父有讨贼复仇的道义。不是圣人不能做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贼人未被讨伐，仇怨未得报复，而不记载葬礼，那么丧服不除，睡草垫枕兵器，没有终结的时候。用这个法则讨罪，至为严厉。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以上是隐公十一年，记载于经文的共七十六件事，作为治理世道的典范，拨乱反正的书籍，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大法，其详情可以听闻吗？说‘一’为元，就知道祖述宪章以体察元气是君主的职责；说周正为春，就知道建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为可行的时节；说正月为王正，就知道天下统一于天子。隐公不记载即位，就知道父子君臣的大伦不可废弃。与邾仪父、

译宋国结盟，而史书都记载为“及”，由此可知应以忠信诚朴为根本，而盟誓并不值得珍视。太叔出逃到共国，而史书记载为“郑伯克段”，由此可知应以亲爱为本，而恩义之间轻重的权衡不可偏废。来吊唁仲子，而太宰被记下名字，由此可知夫妇人伦的根本，而嫡庶的名分不可混乱。祭伯朝见鲁国，直书为“来”，由此可知人臣之义没有私交，而朋党的根源不可滋长。公子益师被记载死亡，由此可知《春秋》重视大臣，而恩礼所赋予的哀荣不可冷漠对待。元是什么意思？仁就是元。仁是什么意思？心就是仁【其余详见第一卷元年春下】。在昩地结盟，而记载为“及”，这是鲁公所希望的；在宿地结盟，而记载为“及”，这是鲁公即位后寻求和平，不像小国面对大国那样，不得已而求取盟约。七年后为宋国而攻打邾国，昩地的盟约，那杀牲歃血，究竟是为了什么？十年后为郑国而攻打宋国，向鬼神求取信誓，又在哪里呢？通过比较事件来观察，盟誓不值得珍视，也就清楚了。世道衰微，正道泯灭，百姓愚昧混乱，像宋殇公对于冯，卫侯郑对于叔武、瑕，都是因为利益争夺，无法讨伐。而庄公却以顺从母亲为借口，纵容段的不法。对于中庸之人，要培养他不偏不倚；对于有才能之人，要培养他的德行。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能的父兄。仁爱的人对待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而已。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这是恩惠掩盖了道义。让官吏治理国家，而象不能有所作为，这是道义战胜了恩惠。恩义并存，而中庸之道持守平衡。段虽然凶恶悖逆，哪里会扰乱纲常，这就是《春秋》责备庄公的用意。太宰建立国家的六典，用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却奉命去吊唁诸侯的妾室，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智；知道不可以却不进谏，这是不忠。不忠不智的人，可以担任百官之长吗？所以贬斥他而记下名字，是轻视他。有人说：怎么知道咺没有进谏？如果君王不采纳，他怎么说？如果君王不采纳，就辞去职位而不居，这是礼制。现在他奉命前来，就知道他阿谀顺从，没有坚守人臣爱君之义的节操。所以贬斥他而记下名字，是因为他身为太宰。危险时不扶持，跌倒时不搀扶，那还要那辅佐的人做什么？如果因为他曾经担任太宰，不论功过而曲意以礼相待，这就不是《春秋》重视辅臣的本意了。君子互相推荐引荐，交好是为了公义；小人互相结党营私，是为了私利。迹象虽然相同，但情由不同，不可不仔细考察。祭伯朝见鲁国，怎么知道他是为了私交而不参与呢？隐公即位，未曾请求周王册命，这是王法应当惩治的。祭伯作为周王的卿士，不能劝谏周王以正典刑，却远道而来朝见，他阿私隐公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尹氏来报丧，不称爵位；祭叔来聘问，不说是奉命，都是为了阐明人臣之义，杜绝朋党的根源。大夫被记载死亡，体现君臣之义；不记载安葬，明确尊卑等级。有的记日期，有的不记日期，彰显礼节的意义。只记名而不记氏，是因为他自身成为卿大夫而不是世袭。称他为公子，是因为他是贵戚，所以让他做卿。不记载官职，是因为没有向周王请示而私自任命。那些带兵防御作战，奉命出使边境，名字已经载入史册的，像公子翚那样却不记载死亡，为什么呢？因为迷惑国家、误朝纲，亲身施行弑君悖逆之事，就有天讨的刑罚了。公子遂的罪行也相同，却记载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借此事的变化，来阐明卿大夫死亡不举行绎祭的礼制，而道义并不系于公子遂。季孙意如没有发生变故却记载死亡，唯独为什么呢？《春秋》有变例，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辞令。季氏驱逐昭公，杀死务人而立宋，如果有汉高帝那样的公正，不赏赐私人的功劳，那么三家就会退而听命，公室就能振兴。定公侥幸免于祸患而忘记危险，被利益诱惑而忘记耻辱，任用意如为大夫却不讨伐先君的贼人，天理就灭绝了。所以比较事件来观察其异同，可以看到触类旁通，其旨意无穷无尽。用一年的事情来考察，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都可以明白了。把它作为治理世道的经典，拨乱反正的书籍，百代君王不变的大法，难道不可信吗！

译《春秋集义》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六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程颐说：“桓公名允，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他在周桓王九年即位，‘桓’是他的谥号。开拓疆土，使远方臣服，称为‘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颐说：“桓公杀害君主而自立，是违背天道、无视王法的极致。而史书仍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是用天道和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

谢湜说：“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即位是君主开始执政的大事。地位不正当，就不能守住国家。所以《春秋》在元年必定记载‘公即位’，是为了端正根本、谨慎开端。诸侯的爵位都是先王根据他们祖先的功德而赐予的。所以子孙继承王位，必须向周天子请求任命；颁布政令、施行教化、考核礼制、修定音乐，都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这是为了尊崇王命而端正邦国。自从隐公以后，各国盟会征伐各自专断，法令各自颁布。他们的即位都是从先君那里继承的，而不修习向天子请命的礼仪，君臣之间的大义就废弛了。所以《春秋》之初，首先剥夺隐公的即位记载，以纠正他的恶行。剥夺隐公的即位记载，以纠正他的恶行，那么诸侯擅自命令、传承国家的罪过就都显现了。这就是隐公不记载即位的原因。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记载即位，是为了表明他们是正当继承。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是为了表明他们是因故继位。桓公因为杀害隐公而自立，宣公因为公子遂杀害世子而自立，定公因为季氏背叛昭公而自立。这三位公记载即位，是为了彰显他们自立之罪。那么《春秋》的法度，记载即位的是为了表明正当继承，不记载即位的是为了表明因故继位。隐公继承王位是正当的，应当记载即位却不记载，是为了谴责诸侯不臣服。桓公、宣公、定公继承王位不正当，不应当记载即位却记载了，是为了责备臣子不能讨伐叛逆。”

胡安国说：“元年，是即位的第一个年头。从此以后连续计数，即使时间很久也不改变，这是古代君主记事的原则。《春秋》继承并阐述这一原则，作为编年法。等到汉文帝被方士的话迷惑，改称后元年，才开始扰乱古制。他在位十六年了，又改称元年，可以吗？汉武帝又因为事情另外建立年号，历代沿袭，有的五六年改一次，有的四三年改一次，有的甚至一年改两次，使得记录繁杂芜乱，无法承载。世代无穷无尽，而美好的年号有限，这难道是记录久远、明示未来的可行方法吗？一定要流传久远，应当以《春秋》的编年法为正确。”

又说：“桓公参与了弑君之事，却记载即位，是为了彰显他弑君自立的罪过，深深地断绝他。善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有人问：‘桓公不是惠公的嫡子吗？应当即位却未能自立，所以隐公代理国政，等待他长大，然后把王位交给他。长期代理而不归还，怀疑他最终要占有王位。’因此导致被杀，恶行也有所分担。《春秋》为什么深深地断绝桓公呢？回答说：‘古代诸侯不再娶妻，按照礼制没有两个嫡子。惠公的正妃已经去世，继室是声子，那么声子就是代理主持内政的人了。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弟，怎么能成为嫡子？说应当即位吗？’桓公不应当即位，那么国家就是隐公的国家。隐公想要把王位授予桓公，实际上是谦让，而不是代理。代理和谦让不同：不是自己的东西却占据着，叫做代理；所以周公执政称为代理。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推给别人，叫做谦让；所以尧舜禅让称为谦让。惠公没有嫡嗣，隐公是继室所生的儿子，在兄弟中排行最长，按照礼制应当继承王位。他想要把王位授予桓公，可以说是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推给别人，怎么能说是代理呢？因为实际上是谦让，而桓公却杀害了他。《春秋》因此厌恶桓公，深深地断绝他。那么《公羊传》所说的‘桓公因为母亲受宠而尊贵，隐公因为年长而卑贱，儿子因为母亲尊贵而尊贵’，这种说法不对吗？回答说：‘这是顺从惠公失礼的行为而找的借口，不是《春秋》的法度。’仲子受宠，惠公想让她做夫人，母亲受宠爱的儿子就被抱养。惠公想把桓公作为嫡嗣，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礼制不允许，而惠公放纵自己的邪念去做，隐公又揣测他的邪志而促成。《公羊传》又肆意传播邪说，汉朝又引用为邪议，于是周朝的夫妇大伦就混乱了。《春秋》明确彰显桓公的罪过，深深地贬斥断绝他，详细记载始末，讨伐贼臣的道义，以此显示王法，端正人伦，保存天理，训诫后世，不可以用邪说扰乱它。”

朱熹说：“记载即位的，是鲁君举行了即位之礼；因故继位不记载即位的，是不举行即位之礼。至于桓公记载即位，那是桓公自己端正了他的即位之礼。”

三月，公与郑伯在垂地会盟。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程颐说：“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大概是想要交换许田，鲁国接受了祊地而没有给予许田。等到桓公弑君自立，所以会盟来索取。又用璧玉作为朝见和住宿的封邑，先祖从先王那里受赐的土地，怎么能互相交换呢？所以用‘假’（借）来掩饰，掩饰国家的恶行是礼制。”

程氏学说：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左传》认为是交换祊田，黎淳用隐公十一年交换许田的事情驳斥《左传》，说田地是许国的田地，怎么交换呢？回答说：《左传》的说法是对的，既然是许国的田地，怎么却借给鲁国？隐公十一年虽然进入许国，许国并没有灭亡，许叔已经奉祀祖先了。

杨时说：宋督杀害了他的君主，而鲁公助长了他的乱政，取回郜国的大鼎。桓公杀害隐公，而郑伯在垂地与桓公会盟，用璧玉交换许田。那么鲁国的乱政，是郑伯助长的。不记载，是为了国内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