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四
惧于晋，杀买以説焉，谓楚人不卒戍也。内杀大夫称刺者，若曰刺审其情与众弃之，而专毅之罪则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讯羣臣，再刺曰讯羣吏，三刺曰讯万民。刺未有书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则知买为无罪矣。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今乃杀无罪之士，将以苟説于强国，于是乎不君矣。故特书其故以贬也。」
译畏惧晋国，杀了买来取悦它，借口是楚人没有完成戍守的任务。在国内杀害大夫而称“刺”，好像是说经过审察其情状并与众人共同舍弃他，而专断地执行死刑的罪过则是一样的。《周官》中有三刺制度：第一刺叫讯问群臣，第二刺叫讯问群吏，第三刺叫讯问万民。三刺中并没有记载其具体原因的，而这里却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为由称“刺”，由此可知买是无罪的。孟子说：“无罪而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无罪而杀戮百姓，那么士人就可以迁徙。”现在竟然杀害无罪的士人，打算用来苟且取悦强国，这就不是君主应有的行为了。所以特别记载其缘由以表示贬斥。
楚人救卫
谢湜曰：「卫恃楚距晋，故楚人救卫。」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
谢湜曰：「凡执诸侯及大夫，皆夺爵称人。晋侯因入书执，而不曰人者，文继上事，不可复称某人，故也。晋文之侵曹也，曹人不服，故文公入曹，执共公以畀宋人。楚尝伐宋，围宋，曹尝与楚执宋公然则以共公畀宋将以激楚也。入其国，执其君，执不以罪，而以激楚；执之不以归王，而以畀宋。书「执曹伯」，着其服人以力也；书「畀宋人」，着其谲而不正也。诸侯失国名，晋人执曹伯，不以罪，且曹伯不服，义不当絶，故不名。」
胡安国曰：「古者觌文匿武，修其训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谓万章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曹伯嬴者，未狎晋政，莫知所承，晋文不修词令，遽入其国，既执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师与之战，而以曹伯畀宋人，谲矣。虽一战胜楚，遂主夏盟，举动不中于礼，亦多矣。徒乱人上下之分，无君臣之礼，其功虽髙，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
范祖禹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正天下；晋文公尊周室，定襄王，败楚师于城濮，遂伯诸侯。齐桓、晋文，五伯之盛者也。」
谢湜曰：「城濮之战，不书楚人侵伐者，楚来救卫，而晋文与之战也。城濮之战，战之善者也。文公即位四年，选才任能，和辑民庻搜被庐，作三军，国可谓治矣。齐侯、宋公、秦伯以师聴命而从，得天下之力，可谓众矣。是以奋然特起于中国萎防之后，覆强楚，势若振槁，而齐桓之烈复见于时。自是夷蛮不敢出为冦盗，而生民頼是以苏惠安之功大矣。故曰：『城濮之战，战之善者也。』虽然，春秋之法，不以善掩过，不以得恕失。其功大者，其责备城濮之师，固有攘狄之功矣。然致楚而败之，不若召陵伐楚之为善也。战而克楚，不若召陵不战而服之为善也。故城濮败不书伐，责其讨罪不明也。战以晋为主，责其以攻战为事也。楚以夷狄抗中国，故子王贬称人。」
胡安国曰：「楚称人，贬也。战而言及主乎？是战者也。当此时，晋师避楚三舍，请战者得臣也。而经之书『及』，何以在晋？得臣虽从晋师，然初告于晋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是未有必战之意也。又先轸献谋，许复曹、卫以携其党，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后得臣之意决矣。故楚虽请战，而『及』在晋侯，诛其意也。」荆楚恃强，凭凌诸夏，灭黄而伯主不能恤，败徐于娄林，而诸大夫不能救，执中国盟主，而在防者不敢与之争。今又戍谷，逼齐合兵围宋，战胜中国，威动天下。非有城濮之败，则民其被髪左袵，宜有美词称▯其绩，而《春秋》所书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文公一战胜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则髙矣，语道义则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説，则曽西不为管仲，而仲尼、孟子虽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朱熹曰：「楚地最广，今之襄、汉皆是，尽是强大。齐、晋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缘它极强大，所以齐桓、晋文责之皆是没紧要的事。桓公岂不欲将僣王猾夏之事责之？但恐无收煞，故只得如此。」至如晋文城濮之战，依旧委曲还他许多礼数，亦如桓公之意。然此处亦足以见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冺也。设使桓、文所以责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复兵连祸结，何时而已？到得战国，斩首动是数万，无复先王之意矣。
楚杀其大夫得臣
谢湜曰：「得臣刚愎自用，勇于必战。楚子畏晋，欲还，而得臣傲忽，无退志，故城濮之败，归罪得臣而杀之。得臣不氏，未赐族。」
胡安国曰：「按左氏，晋师既克曹、卫，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晋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
译楚国人救援卫国。
谢湜说：“卫国依靠楚国来抵御晋国，所以楚国人来救援卫国。”
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逮捕了曹伯，把他交给宋国人。
谢湜说：“凡是逮捕诸侯及大夫，都剥夺爵位称‘人’。晋侯因为‘入’和‘执’连写，而不称‘人’的原因，是文辞承接上文，不能再称某人，所以如此。晋文公入侵曹国时，曹国人不服从，所以文公进入曹国，逮捕共公把他交给宋国人。楚国曾经讨伐宋国，包围宋国，曹国曾经和楚国一起逮捕宋公，那么把共公交给宋国，将用来激怒楚国。进入他的国家，逮捕他的国君，逮捕不是因为罪行，而是为了激怒楚国；逮捕他不带回国献给周王，而是交给宋国。记载‘逮捕曹伯’，彰显他凭借武力征服他人；记载‘交给宋国人’，彰显他诡诈而不正。诸侯失去国家，名字被隐去，晋国人逮捕曹伯，不是因为罪行，况且曹伯不服从，道义上不应当断绝关系，所以不称名。”
胡安国说：“古人崇尚文德而隐藏武力，修明训诫典章，次序成就而不至于这样吗？有攻伐的军队，所以孟子对万章说：‘你认为有王者兴起，将比照现在的诸侯而诛杀他们吗？还是教导他们不改而后诛杀他们呢？’曹伯嬴，不熟悉晋国的政令，不知道所应承奉的，晋文公不修明辞令，就进入他的国家，既逮捕了他的国君，又分割了他的田地，太暴虐了。想要招致楚军与之作战，而把曹伯交给宋国人，太诡诈了。虽然一战战胜楚国，于是主持中原盟会，举动不符合礼制的，也很多啊。只是扰乱人上下的名分，没有君臣的礼制，他的功业虽然高，道义不足以推崇。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
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秦国的军队和楚国人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范祖禹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一统天下；晋文公尊崇周王室，安定襄王，在城濮打败楚军，于是称霸诸侯。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最兴盛的人。”
谢湜说：“城濮之战，不记载楚国人入侵讨伐，是因为楚国来救援卫国，而晋文公与之作战。城濮之战，是作战中最好的。文公即位四年，选拔人才任用贤能，和睦百姓，在被庐检阅军队，建立三军，国家可以说治理好了。齐侯、宋公、秦伯率领军队听从命令而跟随，得到天下的力量，可以说众多啊。因此奋然特别兴起于中原衰微之后，覆灭强大的楚国，势如摧枯拉朽，而齐桓公的功业再次显现于当时。从此夷狄不敢出来作乱，百姓依赖这个得以休养生息，恩惠安定的功业伟大啊。所以说：‘城濮之战，是作战中最好的。’虽然如此，春秋的法则，不因为善行掩盖过错，不因为成功宽恕失误。功业大的，责备也重。城濮的军队，本来有驱逐狄人的功绩。然而招致楚国而打败它，不如召陵讨伐楚国那样好。作战而战胜楚国，不如召陵不战而使楚国臣服那样好。所以城濮战败不记载‘伐’，责备他讨伐罪名不明确。作战以晋国为主，责备他以攻战为事。楚国以夷狄对抗中原，所以子玉被贬称‘人’。”
胡安国说：“楚国称‘人’，是贬低。作战而说‘及’，主乎？这是作战的人。当此时，晋军退避楚军三舍，请求作战的是得臣。而经书记载‘及’，为什么在晋国？得臣虽然跟随晋军，然而起初告诉晋国说：‘请恢复卫侯而封立曹国’，我也解除宋国的包围，是没有必定作战的意思。又先轸献计，答应恢复曹、卫以离间他们的党羽，拘禁宛春以激怒他们，而后得臣的意思决定了。所以楚国虽然请求作战，而‘及’在晋侯，是诛责他的意图。”荆楚倚仗强大，欺凌诸夏，灭掉黄国而霸主不能体恤，在娄林打败徐国而诸大夫不能救援，逮捕中原盟主，而在防地的不敢与之争。现在又戍守谷地，逼迫齐国合兵包围宋国，战胜中原，威震天下。如果没有城濮的失败，那么百姓将被披发左衽，应该有美好的辞藻称颂他的功绩，而《春秋》所记载如此简略，为什么呢？仁人阐明其道，不计算他的功绩；端正他的义，不谋求他的利益。文公一战战胜楚国，于是主持中原盟会，以功利来说则高了，以道义来说则是三王的罪人。知道这个说法，那么曾西不认为管仲好，而孔子、孟子虽然老于行而不后悔，是有原因的啊！朱熹说：“楚国土地最广，现在的襄阳、汉中都是，尽是强大。齐、晋如果不更加称霸，楚国必定吞并周朝而拥有天下。因为它极其强大，所以齐桓公、晋文公责备它都是没紧要的事。桓公难道不想将僭越王位、扰乱华夏的事责备它吗？但恐怕没有收场，所以只得如此。”至于晋文公城濮之战，依旧委婉地还他许多礼数，也像桓公的意思。然而这里也足以看见先王不忍残害百姓的意思没有泯灭。假使桓、文所以责备它的不少假借他，一定不肯再兵连祸结，何时才结束呢？到了战国，斩首动不动就是数万，没有先王的意思了。”
楚国杀了他的大夫得臣。
谢湜说：“得臣刚愎自用，勇于必定作战。楚子畏惧晋国，想要返回，而得臣傲慢轻忽，没有退兵的意思，所以城濮的失败，归罪于得臣而杀了他。得臣不称氏，是没有赐族。”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晋军既攻克曹、卫，楚子进入居住在申，派申叔离开谷地，派子玉离开宋国，说：‘晋侯在外十九年，而果然得到晋国，险阻艰难，都尝遍了，百姓的真情
，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废乎？』子玉使伯棼请战，楚子怒，少与之师。惟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而不止也。子玉从晋师，文公退三舍辟之，楚众欲止子玉，不可，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敌，不能使之勿敌，而少与之师，又以一败杀之，是以师为重，而弃其将，以与之也。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故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以仲尼书郑叶其师与楚得臣之事观之，可为来世之永鉴矣。」
译全都知道了。上天借给他寿命，并除去他的祸害，难道可以废弃吗？”子玉派伯棼请求作战，楚成王发怒，只给他很少的军队。只有西广、东宫和若敖氏的六卒跟随他，而楚成王没有阻止。子玉追赶晋军，晋文公退避三舍以避开他，楚军想要阻止子玉，子玉不听从，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得臣确实有罪，但楚成王知道晋军不可抵挡，却不能让他不去抵挡，反而只给他很少的军队，又因为一次失败就杀了他，这是把军队看得比将领重要，而抛弃将领来给晋国。这是晋国两次战胜而楚国两次战败，所以史书称国君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从孔子记载郑国叶公的军队与楚国得臣的事情来看，可以作为后世的永久鉴戒了。」
卫侯出奔楚
谢湜曰：「楚败晋，文廹卫，故卫成惧难，奔楚。卫成失国不名者，以示义不当絶。」
胡安国曰：「诸侯夫国出奔，未有不名者。卫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卫侯失守社稷，背华即夷，于文公何罪乎？卫之祸，文公为之也。初，齐晋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不许，是塞其向善之心，虽欲自新改辙，而其道无由也。髙帝一封雍齿，而功臣不竞；世祖烧弃文书，而反侧悉安。使文公释怨，许卫结盟，南向诸侯，弃楚而归晋矣。忿不思难，惟怨是图，必使卫侯窜身无所奔于荆蛮，归于京师，兄弟相残，君臣交讼，谁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统大众；智不凿者，乃能处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伯，而举动烦挠，若不胜任者，惟凿智自私，而心不广也。《春秋》于卫侯失国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盖端本议刑，责备贤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程頥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也，惧其不能，而召王就见之。又见其召王之罪而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圣人伐其心迹显晋文勤王之志，且使后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则无以明其心，当慎其所行也。」
谢湜曰：晋文却强，楚尊王室，诸侯皆聴命于晋，故八国防践土为盟。陈虽与楚，以王命之重，诸侯毕至。穆公不待徴召，亦如防从盟。书「陈侯如防」，以示人心乐于从王也。使文公有尊周之实，则王室安有不兴者哉？卫子成公弟叔武，晋文既逐成公，乃立叔武主卫。叔武称子，以未逾年，君目之也。成公义不絶于国，文公私忿逐卫侯，立卫子，非正也。书「卫子」，罪其专废立也。胡安国曰：践土之防，天王下劳晋侯，削而不书，何也？周室东迁，所存者号与祭耳，其实不及一小国之诸侯。晋文之爵虽曰侯伯，而号令天下，几于改物，实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实也。与其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是故天王下劳晋侯于践土，则削而不书，去其实以全名，所谓君道也，父道也。晋侯以臣召君，则书「天王狩于河阳」，正其名以统实，所谓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伦尚存而不灭矣。卫侯奔楚，不书名者，未絶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称「卫子」者，立以为君也。此见圣人深罪晋文报怨行私，专权自恣，废置诸侯之意。吕祖谦曰：作王宫于践土，晋作王宫于践土，何故不徃京师朝王，却教襄王出来？盖当时所畏惟楚，晋先败楚，声势动天下，故襄王亦自出来。况前时围温、围原，已是有此事了，若又去，则温、原必畏其民，必奔防矣。此所以不可入京师，正如李克用两镇不敢入朝相似。
陈侯如防公朝于王所
程頥曰：古者诸侯以时朝聘于天子，天子以时聘问于诸侯，故上下交泰，尊卑有礼而天下治。春秋之世，王室微弱，诸侯莫有事君以礼者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公如京师者一，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且所书成公十有三年春，晋侯使却锜来乞师。三月，公如京师。夏五月，公自京师遂防晋侯伐秦。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盖成公之行，实防晋伐秦，因道京师而名曰朝王。圣人于鲁事，有君臣之义，尝迁就而为之词，然不书曰朝。且考其前后所书，亦以见意也。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劳晋侯于践土。晋侯召天王于河阳。两书公朝于王所，不书诸侯而独书公。又曰「朝于王所」，则不成朝可知矣。鲁既无朝王之礼，而臣如京师者，又止有五书，不曰聘则不成聘，亦可知矣。僖三十年，公子遂之行复遂如晋，非专使也。天王使宰周公来聘，而使遂徃，又遂如晋，不敬莫大焉。鲁之于王，皆不足以成朝聘之礼，而天王使使来聘者反有七焉。王者微弱，诸侯不臣，举鲁一国，则天下诸侯可见也。谢湜曰：天王所在曰王所。践土之防，襄王徃劳文公，晋为王筑宫，践土因率诸侯朝焉，故践土称王所。践土宻迩王室，朝于王所而不于京师，文公失事王之道也。故践土之防，王亦在焉，王
译卫侯出逃到楚国。
谢湜说：“楚国打败了晋国，周襄公逼迫卫国，所以卫成公害怕祸难，出逃到楚国。卫成公失国出逃却不称名，是为了表示道义上不应与他断绝关系。”
胡安国说：“诸侯失国出逃，没有不称名的。卫侯为什么不称名？是为了彰显周襄公的罪过。卫侯失去社稷，背离华夏投靠夷狄，这对周襄公有什么罪过呢？卫国的祸患，是周襄公造成的。起初，齐国和晋国在敛盂结盟，卫侯请求加入盟约，晋国人不允许，这是堵塞了他向善的心，即使他想自新改过，也没有途径。汉高祖封雍齿，功臣们就不再争权；光武帝烧毁讨伐文书，反叛者全都安心。假使周襄公能放下怨恨，允许卫国结盟，那么卫国就会面向诸侯，抛弃楚国而归附晋国。周襄公愤怒而不考虑祸患，只图报复，一定要让卫侯无处可逃，流窜到荆蛮之地，最终回到京师，导致兄弟相残，君臣互相诉讼，这是谁的过错呢？内心不偏私的人，才能统领大众；智慧不刻薄的人，才能处理大事。周襄公想要主持华夏盟会，树立威信确立霸业，但举动烦琐急躁，好像不胜任的样子，这是因为刻意用智、自私自利，而心胸不宽广。《春秋》在卫侯失国出逃时，不以其罪名来称呼他，而是加重周襄公的罪责，这是端正根本、评议刑罚，对贤者要求严格的意思。”
五月癸丑，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
程颐说：“晋文公想要率领诸侯去朝见周王，担心他们做不到，就召周王来相见。又因为召周王的罪过明显，而不彰显他想要朝见周王的本心，所以用诡诈来掩盖正道。圣人褒扬他的心迹，彰显晋文公勤王救主的志向，并且让后世的君主知道，如果行为不正，就无法表明自己的心，应当谨慎自己的行为。”
谢湜说：“晋文公退却强敌，楚国尊崇王室，诸侯都听从晋国的命令，所以八个国家在践土结盟。陈国虽然依附楚国，但因为周王命令的威严，诸侯都到了。陈穆公不等征召，也如同防备一样跟随结盟。记载‘陈侯如防’，是为了显示人心乐于服从周王。假使晋文公有尊崇周室的实际行动，那么周王室哪有不能复兴的呢？卫子成公的弟弟叔武，晋文公既然驱逐了成公，就立叔武主持卫国。叔武称子，是因为他即位未满一年，以君主的身份看待他。成公在道义上没有与卫国断绝关系，晋文公因私愤驱逐卫侯，立卫子，是不正当的。记载‘卫子’，是谴责他专断废立。胡安国说：践土的盟会，周天王下驾慰劳晋侯，史官删削而不记载，为什么呢？周王室东迁后，所保留的只有名号和祭祀罢了，其实权还不如一个小国的诸侯。晋文公的爵位虽然说是侯伯，但号令天下，几乎改变了旧制，实际上行使天子的职权。这是《春秋》的名实之辨。与其名存实亡，还强于名实俱亡。所以周天王在践土下驾慰劳晋侯，就删削不记载，去掉其实权以保全名分，这就是所谓的君道、父道。晋侯以臣子的身份召见君主，就记载‘天王狩于河阳’，纠正名分以统摄实际，这就是所谓的臣道、子道。而天下的大伦常尚存而不灭绝。卫侯出逃楚国，不称名，是因为没有断绝他的君位。叔武接受盟约而称‘卫子’，是因为立他为君。这显示了圣人深深谴责晋文公报私仇、行私欲，专权自恣，废置诸侯的意思。吕祖谦说：在践土建造王宫，晋国在践土建造王宫，为什么不前往京师朝见周王，却让襄王出来呢？大概当时所畏惧的只有楚国，晋国先打败楚国，声势震动天下，所以襄王也自己出来。况且以前围温、围原，已经有这样的事了，如果再去，那么温、原的百姓必定畏惧，必定会逃到盟会之地。这就是不能进入京师的原因，正像李克用拥有两镇不敢入朝一样。”
陈侯来到盟会，鲁公在周王所在的地方朝见。
程颐说：“古代诸侯按时朝见聘问天子，天子按时聘问诸侯，所以上下交通和谐，尊卑有礼而天下大治。春秋时期，王室微弱，诸侯没有以礼事奉君主的。在二百四十二年间，记载鲁公前往京师的只有一次，记载鲁公朝见周王的只有两次而已。而且所记载的成公十三年春天，晋侯派却锜来请求出兵。三月，鲁公前往京师。夏天五月，鲁公从京师出发，随即与晋侯一起讨伐秦国。秋天七月，鲁公从讨伐秦国回来。大概成公的出行，实际上是跟随晋国讨伐秦国，顺道经过京师而名义上说是朝见周王。圣人对鲁国的事，有君臣之义，曾经迁就而为它措辞，但不记载为朝见。而且考察前后所记载的，也可以看出意思。僖公二十八年，周天王在践土慰劳晋侯。晋侯在河阳召见周天王。两次记载鲁公朝见周王所在的地方，不记载诸侯而单独记载鲁公。又说‘朝于王所’，那么不成其为朝见就可以知道了。鲁国既然没有朝见周王的礼仪，而臣子前往京师的，也只有五次记载，不说是聘问就不成其为聘问，也可以知道了。僖公三十年，公子遂的出行，随即又前往晋国，不是专门的使者。周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而让公子遂前往，又随即前往晋国，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鲁国对于周王，都不足以完成朝聘的礼仪，而周天王派使者来聘问的反而有七次。王者微弱，诸侯不臣，举鲁国一国，那么天下诸侯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了。谢湜说：周天王所在的地方叫王所。践土的盟会，襄王前往慰劳晋文公，晋国为周王建造宫室，践土因此率领诸侯朝见，所以践土称为王所。践土靠近王室，在王所朝见而不在于京师，是晋文公失去了事奉周王的正道。所以践土的盟会，周王也在
不书，尊天王也。朝书王所，着公失朝礼也。朝不书诸侯，不与诸侯之成朝也。周自平王微弱，列国朝聘不通于京师，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公朝于王所者二，公如京师者一，卿如京师者五而巳践土则因王在防而修朝礼焉，温则召王于河阳而修朝礼焉。二朝皆不书诸侯，为其非朝礼之正也。成公一朝于京师则书「如」，不书「朝」，为其不成朝也。卿五聘于京师则书「如」，不书「聘」，为其不成聘也。朝非朝，聘非聘，诸侯不臣之罪见矣。
译不记载，是为了尊崇周天子。朝见时记载“王所”，是为了彰显鲁公违背了朝见之礼。朝见时不记载诸侯，是不认可诸侯完成了正式的朝见。周朝自平王以来国力衰微，各诸侯国与京师的朝聘往来断绝，因此在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公到王所在之地朝见的只有两次，鲁公前往京师的只有一次，卿大夫前往京师的只有五次罢了。践土之会是因为周王在践土而修习朝见之礼，河阳之会则是召周王到河阳而修习朝见之礼。这两次朝见都不记载诸侯，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朝见之礼的正统规范。成公一次朝见京师，记载为“如”，不记载为“朝”，是因为没有完成正式的朝见。卿大夫五次聘问京师，记载为“如”，不记载为“聘”，是因为没有完成正式的聘问。朝见不成其为朝见，聘问不成其为聘问，诸侯不臣服的罪过就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庙，礼也；于外，非礼也。有虞氏五载一廵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时廵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于京师、于庙然后为礼乎？古者天子廵狩于四方有常时，诸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宫室道途可以预修，故民不劳；其共给调度可以预备，故国不费。今天王下劳晋侯，公朝于王所，则非其时与地矣。自秦而后，廵游无度，至有长吏以仓卒不办被诛，民庻以烦劳不给生厌。盖春秋之义不行故也。然则天子在是，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诸侯就朝，礼之变也。春秋不以诸侯就朝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为贬，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
谢湜曰：「成公逼难，不能以死守位，而弃国出奔。其出也，晋文立叔武以主社稷，其位已絶于卫矣。故自楚归国，书名，书复归晋。文假大义，复私忿，逐人之君而立其臣，逐人之兄而立其弟，非道也。故成公出奔不名，以示不当絶；返国称名，称复归，以示絶于国上，明义不当絶；下明已絶于国，而晋文弃絶成公，不以其道，其罪见矣。成公頼楚之力以归，左氏谓晋复卫侯，非也。」
胡安国曰：「卫侯失国出奔，则不名；复归得国，何以名？杀叔武也。叔武者，卫侯之弟也。晋文公有憾于卫侯而不释怨，于是逐卫侯，立叔武。叔武辞立，而他人立，则恐卫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始反卫侯。卫侯得反而疑其弟，则曰：『叔武篡我。』元咺争之曰：『叔武无罪。』卫侯不信其言，终杀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争国为心，乱民彝，灭天理，其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晋，而讼其君。然卫侯初归，则称『复』；再归何以不称『复』乎？《春秋》立法甚严，而待人以恕。郑之初归，虽杀叔武，既名之矣，犹意其或出于误而能革也，是以称『复』。及其再归，又杀元咺及公子瑕，则是终以争国为心，长恶不悛，无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称『复』。其曰『归于卫』者，易词也。诸侯嗣故，称『复』者继之也；不称『复』者，絶之也。而国非其国矣。」
卫元咺出奔晋
谢湜曰：「元咺以晋命立叔武，主卫成公，自楚复归，前驱入，杀叔武，故元咺奔晋。」
吕祖谦曰：「元咺出奔晋，此是要去讼卫侯。初间，卫侯杀其子角，咺不废命，此一处能忍，最贤于人。至第二来廹他，便忍不得，此盖缘卫侯不明之甚。然元咺于此时能忍得，亦非细事，此是人之所难处。大抵工夫当做得到。」
陈侯欵卒
谢湜曰：「陈侯盖自防返国，而卒鲁不防▯，故不书▯。」
秋杞伯姬来
谢湜曰非归寕故直书来
公子遂如齐，冬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
程頥曰：「晋文公实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为不顺故谲掩其正。」
程氏学曰：河阳之行，非巡狩也，晋文召之也。而圣人特书「天王狩于河阳」，所以伸天子之势，抑晋侯之不臣也。若践土之防，王亦在焉，惟公朝于王所而不书王之来，何也？曰：践土之事，天王实劳晋侯，然王有廵狩之名，晋无召君之迹，非如河阳之行，反道害义，故特书「言狩」者，足以见其不成狩也。《春秋》之义，所以明微。呜呼！抑强扶弱，尊王而黜诸侯，非圣人谁能修之？杨时曰：晋文公召王以诸侯见，而《春秋》书曰「天王狩于河阳」，盖不与其召也；又书曰「公朝于王所」，言诸侯自朝于王，盖不与其以也。
范祖禹曰：「晋文公心正而行谲，召王是也。文公心非不善也，而所行不正，是以为谲。」
谢湜曰：晋文防诸侯朝王于温，由是王至河阳。然则河阳之行，非狩也，晋文召之也。春秋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所以伸天王之尊也。伸天王之尊，所以罪晋文之不臣也。践土之事，襄王实劳晋文，故践土书「公朝王」所而已，以其无召君之迹也。河阳则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河阳以天王自狩为文，以其灭君臣之义也。河阳
译胡安国说：“‘朝’字不说明地点，是因为地点不合乎礼制。在宗庙朝见，是合乎礼的；在宗庙之外朝见，是不合乎礼的。有虞氏每五年巡守一次，诸侯四次朝见。周代的制度是十二年，天子按时巡守，诸侯各自在四岳朝见，难道一定要在京师、在宗庙朝见才算合乎礼吗？古时候天子巡守四方有固定的时间，诸侯在四岳朝见有固定的地点，宫室道路可以预先修缮，所以百姓不劳累；供应调度可以预先准备，所以国家不耗费。如今天子下临慰劳晋侯，鲁公在王所在的地点朝见，这就不是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了。自从秦朝以后，巡游没有节制，以至于地方长官因为仓促无法办到而被处死，百姓因为烦劳供给不上而产生怨恨。这是因为《春秋》的大义没有实行的缘故。那么天子在这里，可以不朝见吗？天子在这里而诸侯前往朝见，是礼制的变通。《春秋》不认为诸侯前往朝见是错的，而是以‘王所’不是合适的地点来贬斥，这是端正根本的用意。”
六月，卫国国君郑从楚国返回卫国。
谢湜说：“卫成公遭遇危难，不能以死坚守君位，而是抛弃国家出逃。他出逃时，晋文公立叔武主持国家祭祀，他的君位已经在卫国断绝了。所以他从楚国回国，史书称其名，称‘复归’。晋文公假借大义，报复私怨，驱逐别人的国君而立他的臣子，驱逐别人的兄长而立他的弟弟，这不是正道。所以卫成公出逃不称其名，以示不应断绝；回国称名，称‘复归’，以示在国君之位上已断绝，阐明道义上不应断绝；下文表明已在国君之位上断绝，而晋文公抛弃断绝卫成公，不以其正道，其罪过就显现了。卫成公依靠楚国的力量得以回国，《左传》说晋国恢复卫侯的地位，是不对的。”
胡安国说：“卫侯失去国家出逃，就不称其名；复归得到国家，为什么称其名？因为杀了叔武。叔武是卫侯的弟弟。晋文公对卫侯有怨恨而不肯释怀，于是驱逐卫侯，立叔武。叔武推辞即位，如果立别人，就担心卫侯不能返回。于是自己先即位，才开始让卫侯返回。卫侯得以返回却怀疑他的弟弟，就说：‘叔武篡夺了我的位置。’元咺争辩说：‘叔武没有罪。’卫侯不信他的话，最终杀了叔武。这是不念及抚养子女的悲哀，而以争夺国家为心，扰乱人伦常理，灭绝天理，他的罪过太大了。这就是称他名的原因。元咺因此逃到晋国，控告他的国君。然而卫侯初次回国，就称‘复’；再次回国为什么不称‘复’呢？《春秋》立法非常严格，而待人以宽恕。郑初次回国，虽然杀了叔武，既然已经称名了，还希望他或许是出于错误而能改正，所以称‘复’。等到他再次回国，又杀了元咺和公子瑕，这就是始终以争夺国家为心，长期作恶而不悔改，没有自我悔改的意思，所以不称‘复’。说‘归于卫’，是变换用词。诸侯继承故位，称‘复’的是继承；不称‘复’的是断绝。而国家已经不是他的国家了。”
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
谢湜说：“元咺因为晋国的命令立叔武，主持卫成公，卫成公从楚国复归，元咺作为前导进入，杀了叔武，所以元咺逃奔晋国。”
吕祖谦说：“元咺出逃到晋国，这是要去控告卫侯。起初，卫侯杀了他的儿子角，元咺不废掉命令，这一处能忍耐，最贤于人。等到第二次逼迫他，就忍不住了，这大概是因为卫侯太不明理。然而元咺在这个时候能忍耐，也不是小事，这是人所难处理的。大体上功夫要做到这一步。”
陈侯欵去世。
谢湜说：“陈侯大概是从防邑返回国家，而在鲁国去世没有经过防邑，所以不记载防邑。”
秋天，杞伯姬来到鲁国。
谢湜说：不是回娘家省亲，所以直接记载“来”。
公子遂前往齐国，冬天，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周天王在河阳巡守。
程颐说：“晋文公确实有勤王之心，而不知道召见天子是不顺从的，所以用诡计掩盖其正道。”
程氏学说：“河阳之行，不是巡守，是晋文公召见的。而圣人特意记载‘天王狩于河阳’，所以伸张天子的威势，抑制晋侯的不臣行为。至于践土的会见，天子也在那里，只记载公朝于王所而不记载王的到来，为什么呢？回答说：践土的事情，天子确实慰劳晋侯，然而天子有巡守的名义，晋文公没有召见君主的痕迹，不像河阳之行，违背道义伤害大义，所以特意记载‘言狩’，足以看出其不是真正的巡守。《春秋》的大义，所以能明察细微。唉！抑制强权扶持弱小，尊崇天子而贬黜诸侯，除了圣人谁能修撰呢？杨时说：晋文公召见天子让诸侯朝见，而《春秋》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大概是不赞许他召见；又记载说‘公朝于王所’，说诸侯自行朝见天子，大概是不赞许他让天子来。”
范祖禹说：“晋文公心正而行事诡诈，召见天子是对的。文公心并非不善，而所行不正，所以是诡诈。”
谢湜说：晋文公会见诸侯朝见天子于温地，因此天子来到河阳。那么河阳之行，不是巡守，是晋文公召见的。《春秋》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所以伸张天子的尊贵。伸张天子的尊贵，所以罪责晋文公的不臣行为。践土的事情，襄王确实慰劳晋文公，所以践土只记载“公朝王所”，因为他没有召见君主的痕迹。河阳则是臣子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河阳以天子自行巡守为文辞，因为他灭绝了君臣的大义。河阳
与温一也，指邑故言温，指狩地故言河阳。胡安国曰：按《左氏》，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以尊周而全晋也。啖助谓：以常礼言之，晋侯召君，名义之罪人也，其可训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则请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书狩于河阳，所谓原情为制，以讥变礼者也。夫践土之防，王实自徃，非晋罪也，故为王讳之，又为晋解之，于以见《春秋》忠恕也。吕祖谦曰：齐桓九合诸侯，一正天下，无非尊王室，天子亦未尝亲出慰劳。若文公践土之盟，河阳之狩，两屈天子之尊，盖周王不畏齐而畏晋，天子视齐桓乃忠臣不过一诚实，而晋文权谋髙大，所以畏晋不畏齐也。举天子畏与不畏，又见文公不如桓公。
译这与温地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指的是城邑，所以说温；因为指的是巡狩之地，所以说河阳。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记载，晋侯召见周王，让诸侯朝见，孔子说：“以臣下的身份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春秋》记载为：“天王在河阳巡狩”，以此来尊崇周王室并保全晋国。啖助认为：按照常规礼制来说，晋侯召见君主，是违背名分的罪人，这可以作为典范吗？但如果推究晋侯自我避嫌的心思，嘉许他尊崇王室的意图，那么他请周王巡狩，忠诚也达到了极点。所以孔子特意记载为“在河阳巡狩”，这就是所谓推究实情来制定书法，用以讥讽变通的礼制。在践土会盟时，周王实际上是亲自前往的，并非晋国的罪过，所以为周王避讳，又为晋国辩解，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忠恕之道。吕祖谦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无非是尊崇王室，天子也没有曾经亲自出来慰劳。至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在河阳巡狩，这两次都委屈了天子的尊严，大概是周王不畏惧齐国而畏惧晋国，天子看待齐桓公不过是忠臣，而晋文公权谋高超宏大，所以畏惧晋国而不畏惧齐国。列举天子畏惧与不畏惧的情况，又可以看出晋文公不如齐桓公。
壬申公朝于王所
谢湜曰：「朝于京师，正也。书『朝于王所』，罪其不正也。诸侯皆朝，正也。朝书公，不书诸侯，罪其不成朝也。朝书公，所以纪其迹；朝不书诸侯，所以黜其乱。」孔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防王世子，防宰周公，未尝有朝王之心也。然伐楚责王祭不共，首止、葵丘之防，不与王世子、宰周公盟，迹则正矣，此孔子所以言其不谲也。文公防诸侯，朝于践土；防诸侯，朝于温。盖以朝王为心也。然就践土为宫，以朝召王于河阳，以修朝礼，迹则谲矣，此孔子所以言不正也。文公以朝王为心，善矣。然以一失所举，遂防大恶，诸侯举事，其可不虑耶？」
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
谢湜曰：「卫成复归，杀卫子叔武，大夫元咺以叔武讼于晋，故晋文执卫侯。执卫侯称人，贬之也。成公背晋与楚，固有过矣，然文公未有虐民大罪也，非有不可容之大恶也。晋文遽以兵威逼而絶之，其出奔也，即以卫子为君；其复归也，即以元咺之讼执之。卫子主国，非正也；元咺讼君，非忠也。逐人之君而立其臣，党人之臣而执其君，失方伯治罪之义矣。虽曰执而归王，何以服诸侯之心哉？故成公虽失国，其出奔不名，见执复不名，以示义不当絶也。师于京师，直词也；归之于京师，不得已之词也。观其词，而曲直之理存乎其中矣。诸侯为害不大者，先王责以礼，懐以德，须其不改，然后加刑，岂若晋文以兵伐之，以势奔之，以力执之耶？」
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
谢湜曰：「元咺以臣讼君，卫之大逆也。晋文不道，使咺复以臣子归国，书「复归」，明其罪大，已絶于国，为天吏者，在所诛絶也。自晋侯伐卫，君以逐臣见执，臣以讼君，复归，使君臣相抗，更主卫国，诛释废置之柄乱矣。书「元咺自晋复归」，所以深责晋文也。」
胡安国曰：「其言归之于者，执不以正之词也。古者君臣无狱，诸侯不専杀。为臣执君，故卫侯不名，而元咺称复。大夫不世其称复，絶之也。自晋者，晋有奉焉，因其力也。归者，易词，以文公为之主，故其归无难，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执而称人，不得为伯讨也。」
诸侯遂围许
谢湜曰：「晋文以尊周之命，率诸侯朝王，臣子之大义也。许独违命不从，罪在所治。故诸侯自防以兵围之，书『遂围许』，善诸侯得讨叛之义也。讨叛尊王，人心所同欲，故称诸侯。」
胡安国曰：「诸侯比再防，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许独不防，以其不臣也。故诸侯围许。按古者廵狩，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问起居。许距河阳、践土近矣，而可以不防乎？其称『遂继事』之词也。」
吕祖谦曰：「诸侯围许，许何故不与践土之盟？温之防，盖许近楚。」
曹伯襄复归于曹，遂防诸侯围许。
谢湜曰：「曹共公归晋，文释之也。共公非有大罪当黜，晋以楚故执之，以畀宋人。共公之拘于宋也，其位已絶于曹矣。然则共公义不当絶，而晋文絶之也。故共公见执不名，以示义不当絶也；归国称名，称复归，以示晋文絶之也。正其不当絶于前，着其已絶于后。晋文弃絶共公，不以其道，其罪见矣。晋文之围许也，以王命讨叛诸侯，服从故，共公得复之后，即以兵防诸侯围许。书『曹伯遂防诸侯』，以见共公不敢即楚也。共公与楚久矣，围许之役，心不即楚，而遂防诸侯，则人心乐于从王，可知矣。卫侯出奔不名，归国称名，称复归；曹伯见执不名，归国称名，称复归，其义一也。元咺在所诛絶，而晋文与之书复归，以明罪大当絶也。曹共、卫成在所容恕，而晋文弃之，书复归，以明絶之非义也。诛释国之大柄也，诛释不由公义，而能使天下归服者，鲜矣。晋文以王命举十国讨许，而至于围之，则许人心不服晋，可知也。」
胡安国曰：「曹伯襄何以名其归之道？非所以归也。晋侯有疾，使其防侯、獳货筮史曰：『以曹为解。』晋侯恐，于是反曹伯。夫以赂得国，而春秋
译壬申日，晋文公在周天子所在的地方朝见天子。
谢湜说：“在京城朝见天子，是合乎正道的。史书只记载‘朝见天子所在的地方’，是为了谴责晋文公做法不正。诸侯都来朝见，是合乎正道的。朝见只记载‘公’，不记载‘诸侯’，是为了谴责这次朝见没有形成正式的朝会。朝见记载‘公’，是为了记录这一事实；朝见不记载‘诸侯’，是为了贬斥其中的混乱。”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端正，齐桓公端正而不诡诈。齐桓公防范周天子的世子，防范宰周公，从未有过朝见天子的真心。然而他讨伐楚国时指责楚国不供给天子的祭祀用品，在首止、葵丘的会盟中，不与天子的世子、宰周公结盟，其行事轨迹是端正的，这就是孔子说他‘不诡诈’的原因。晋文公防范诸侯，在践土朝见天子；防范诸侯，在温地朝见天子。大概是以朝见天子为真心。然而他在践土建造宫室，在河阳召见天子来修习朝见之礼，其行事轨迹是诡诈的，这就是孔子说他‘不端正’的原因。晋文公以朝见天子为真心，这是好的。然而因为一次举措失当，就酿成大恶，诸侯行事，怎能不深思熟虑呢？”
晋国人抓获卫国国君，把他押送到京城。
谢湜说：“卫成公重新回国，杀害了卫国的子叔武，大夫元咺因为叔武的事向晋国控告，所以晋文公抓获了卫成公。抓获卫成公时称‘人’，是贬低晋国。成公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固然有过错，然而文公并没有虐待百姓的大罪，也没有不可宽恕的大恶。晋文公却突然用兵威逼迫并断绝了与他的关系，他出逃时，就把卫子当作国君；他重新回国时，就依据元咺的控告抓获他。卫子主持国政，是不合法的；元咺控告国君，是不忠的。驱逐别人的国君而拥立他的臣子，偏袒别人的臣子而抓获他的国君，失去了方伯治罪的道义。虽然说抓获他并押送天子，又怎能使诸侯心服呢？所以成公虽然失去国家，他出逃时不称名，被抓获后也不称名，以显示道义上不应与他断绝关系。军队驻扎在京城，是直率的言辞；把他押送到京城，是不得已的言辞。观察这些言辞，是非曲直的道理就蕴含其中了。对于危害不大的诸侯，先王用礼法责备他们，用德行感化他们，等到他们不改过，然后才施加刑罚，哪里像晋文公这样用武力讨伐他，用威势使他出逃，用强力抓获他呢？”
卫国的元咺从晋国重新回到卫国。
谢湜说：“元咺作为臣子控告国君，是卫国的大逆不道。晋文公不讲道义，让元咺以臣子的身份回国，史书记载‘复归’，表明他的罪过极大，已经被国家所断绝，作为上天官吏的人，应当诛杀断绝他。自从晋侯讨伐卫国，国君因为驱逐臣子而被抓获，臣子因为控告国君而重新回国，使得君臣相互对抗，轮流主持卫国，诛杀、赦免、废置的权力混乱了。记载‘元咺从晋国重新回国’，是为了深深责备晋文公。”
胡安国说：“说‘归之于’，是抓获不合法的言辞。古代君臣之间没有诉讼，诸侯不专断杀人。因为臣子抓获国君，所以卫侯不称名，而元咺称‘复’。大夫不世袭，称‘复’，是断绝他的意思。‘自晋’，说明晋国有支持，是凭借晋国的力量。‘归’，是委婉的词，因为晋文公做主，所以他回国没有困难，而方伯的罪过也就明白了。因此抓获时称‘人’，不能算是方伯的讨伐。”
诸侯于是包围了许国。
谢湜说：“晋文公以尊崇周天子的命令，率领诸侯朝见天子，这是臣子的大义。许国独自违背命令不听从，罪过在于被惩治。所以诸侯从温地出兵包围它，记载‘遂围许’，是赞扬诸侯懂得讨伐叛乱的道义。讨伐叛乱尊崇天子，是人心共同渴望的，所以称‘诸侯’。”
胡安国说：“诸侯接连两次会盟，天子两次到达，都朝见天子所在的地方，而许国独自不与会盟，因为它不守臣节。所以诸侯包围许国。查考古代天子巡狩，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现在法律规定天子出行，三百里内都要问安。许国距离河阳、践土很近，可以不与会盟吗？称‘遂’，是承接前事的言辞。”
吕祖谦说：“诸侯包围许国，许国为什么不参加践土的盟会？温地的会盟，大概是因为许国靠近楚国。”
曹伯襄重新回到曹国，于是会合诸侯包围许国。
谢湜说：“曹共公归附晋国，晋文公释放了他。共公没有大罪应当被废黜，晋国因为楚国的缘故抓获他，把他交给宋国人。共公被拘禁在宋国时，他在曹国的地位已经被断绝了。然而共公道义上不应被断绝，而晋文公断绝了他。所以共公被抓获时不称名，以显示道义上不应断绝；回国时称名，称‘复归’，以显示晋文公断绝了他。肯定他之前不应被断绝，彰显他之后已被断绝。晋文公抛弃断绝共公，不依循正道，他的罪过就显现了。晋文公包围许国，是奉天子之命讨伐叛乱的诸侯，因为服从的缘故，共公得以复位之后，就立即出兵会合诸侯包围许国。记载‘曹伯遂会合诸侯’，以显示共公不敢立即依附楚国。共公与楚国交往很久了，在围许的战役中，心里不依附楚国，而会合诸侯，那么人心乐于顺从天子，就可以知道了。卫侯出逃不称名，回国称名，称‘复归’；曹伯被抓获不称名，回国称名，称‘复归’，其道理是一样的。元咺应当被诛杀断绝，而晋文公与他记载‘复归’，以表明罪过大应当断绝。曹共、卫成应当在宽恕之列，而晋文公抛弃他们，记载‘复归’，以表明断绝他们是不义的。诛杀赦免是国家的大权，诛杀赦免不依循公义，而能使天下归服的，很少了。晋文公奉天子之命率领十个国家讨伐许国，以至于包围它，那么许国人心不服晋国，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曹伯襄为什么在回国时称名？因为他回国的方式不正当。晋侯有病，让他的防侯、獳货占卜说：‘用曹国来解除灾祸。’晋侯害怕，于是归还曹伯。用贿赂得到国家，而《春秋》
名之，比于失地、灭同姓之罪。以此知圣人严于义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説行而天下定矣，岂曰小补之哉！」
译给他定罪，等同于失去封地、诛灭同姓的罪行。由此可知，圣人在义与利的区别上极为严格，以此来端正性命之理。他的学说得以施行，天下便安定了，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救吗！」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卢来
谢湜曰：「葛卢，夷狄附庸，故书名。介葛卢、白狄皆不能修朝礼，故书来。」
公至自围许。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程頥曰：「晋文连年防盟，皆在王畿之侧而此盟复廹王城，又与王人盟，强廹甚矣。故讳公，诸侯贬称人，恶也。」
程氏学曰：「洮之盟，公防王人，不讳；而翟泉之盟，讳之，何也？又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皆贬称人，何哉？夫诸侯失道，上与王人盟，其罪固已着矣，然未若翟泉近在王都之侧，而诸侯大夫敢抗天子之卿以歃血要言，其不臣甚矣。王子虎亦下与诸侯大夫同盟，失礼亦甚矣。故圣人一皆人之，然则公之恶可不为之讳乎？外则贬之，内则讳之，而《春秋》恶恶之意，尤可见矣。」
谢湜曰：列国大夫上抗天子之卿，而盟，大夫之犯上也；天子之卿下齿列国大夫，而盟，王臣之凟礼也。故王子虎、晋狐偃及诸国大夫皆贬称人，正大典也。防王子虎，公防之也；公不书，讳之也。外则贬之，内则讳之，公之恶由此着矣。翟泉，周地，诸侯与王人盟犹不可，而况于大夫乎？洮盟逺于王都，犹曰不可，而况于翟泉乎？然则洮之盟未若翟泉之宻迩王都也，诸侯之防王人未若大夫盟天子之卿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公防，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则皆列国之贵大夫与王子，而公与防也。其贬而称人，讳不书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阳王城之内，而王子虎于此下与列国盟，是谓上替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虽贵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谓下陵而无君之心，着矣，故以为大恶。讳公而不书，诸国之卿贬称人，而王子亦与焉者，此正本之义也。」
秋大雨雹
谢湜曰：「盛阳之气烝而为雨，寒隂薄之则凝而为雹。」胡安国曰：「正蒙曰：『凡隂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和而防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曀霾。隂常防缓，受交于阳则风雨调，寒暑正。雹者戾气也，隂胁阳，臣侵君之象。当是时，僖公即位日乆，季氏世卿，公子遂专权，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卢来
谢湜曰左氏谓未见公故复来
春秋集义巻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五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齐
胡安国曰：「左氏曰：『晋人伐郑，以观其可攻与否。』狄间晋之有郑虞也，遂侵齐。诗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四夷交侵，所当攘斥。晋文公若移围郑之师以伐之，则方伯连帅之职修矣。上书『狄侵齐』，下书『围郑』，此直书其事，而义自见也。」
秋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谢湜曰：「公子瑕、元咺奉以摄国政者也。卫成公得返，故卫杀元咺及公子瑕。元咺身为悖逆，以抗君，君归则已出，君出则已归，王法所不容者也。春秋不以讨贼之词书者，咺立叔武，奉子瑕，皆出晋命。卫成以背晋即楚，失国人心，而咺无危害社稷之恶，故元咺之罪，虽大国人有弗讨之心。其杀之也，卫以国法杀之而已。故杀元咺不书，人以罪成公失人心也。杀二大夫已上不书及者，其事同，其恶均故也。杀二大夫书及者，以此之故而延及于彼也。公子瑕摄国事，晋命也。卫以元咺背君之故而并杀之，故杀书及，着其非有大罪也。卫之祸皆晋为之也。故元咺出，书卫归，书卫，以着咺之专国也。出书奔晋，归书自晋，以着晋之病卫也。晋里克、卫元咺虽逆臣，然皆以本国大夫得罪，故杀书大夫。」
胡安国曰：「元咺讼君，为恶君归则已，出君出则已，归无人臣之礼，信有罪矣。则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之道，辟诸射，失诸正鹄，反求诸已卫侯之躬，毋乃有阙？盍亦省德而内自讼乎？夫称国以杀者，君与大臣专杀
译鲁僖公二十九年春，介国的葛卢前来朝见。
谢湜说：“葛卢是依附于中原的夷狄附庸国，所以《春秋》记载其名。介葛卢和白狄都不能修习朝见天子的礼仪，所以《春秋》只记载他们‘来’。”
鲁公从围困许国的军事行动中返回。夏六月，鲁公在翟泉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结盟。
程颐说：“晋文公连续多年在王畿附近结盟，这次结盟又逼近王城，并且与王人结盟，强迫之意太甚了。所以《春秋》隐讳鲁公之名，将诸侯贬称为‘人’，表示厌恶。”
程氏学派说：“洮地的结盟，鲁公与王人结盟，不隐讳；而翟泉的结盟，却隐讳了，为什么呢？还有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秦国的小子憖，都被贬称为‘人’，又是为什么呢？诸侯违背正道，与王人结盟，其罪过本来已经显著了，然而不如翟泉近在王都旁边，而诸侯的大夫敢于对抗天子的卿士歃血立誓，这种不臣之心太严重了。王子虎也屈尊与诸侯大夫同列结盟，失礼也太严重了。所以圣人将他们一律贬称为‘人’，那么鲁公的恶行难道可以不隐讳吗？对外国则贬斥，对本国则隐讳，而《春秋》厌恶恶行的用意，更加明显了。”
谢湜说：各国大夫向上对抗天子的卿士而结盟，是大夫犯上；天子的卿士向下与各国大夫同列结盟，是王臣亵渎礼制。所以王子虎、晋国的狐偃以及各国大夫都被贬称为‘人’，这是端正大典的做法。在洮地与王子虎结盟，是鲁公去结盟的；鲁公不记载，是隐讳。对外国则贬斥，对本国则隐讳，鲁公的恶行由此显著了。翟泉是周王室的地盘，诸侯与王人结盟尚且不可以，何况是与大夫呢？洮地的结盟远离王都，尚且说不可，何况是翟泉呢？那么洮地的结盟不如翟泉那样靠近王都，诸侯与王人结盟不如大夫与天子之卿结盟那样严重。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鲁公在翟泉与王子虎、晋国的狐偃、宋国的公孙固、齐国的国归父、陈国的辕涛涂、秦国的小子憖结盟，这些都是各国的贵大夫与王子，而鲁公也参与了结盟。他们被贬称为‘人’，隐讳不记载鲁公，为什么呢？翟泉近在洛阳王城之内，而王子虎在这里屈尊与各国结盟，这是说上级取代诸侯大夫进入天子境内，虽然地位尊贵称为士，但在这里与上级结盟，王子虎这是说下级僭越而没有尊君之心，显著了，所以认为是大恶。隐讳鲁公而不记载，各国的卿被贬称为‘人’，而王子也参与其中，这是正本清源的原则。”
秋，下大雨并伴有冰雹。
谢湜说：“盛阳之气蒸腾而成雨，寒阴之气迫近则凝结而成冰雹。”胡安国说：“《正蒙》说：‘凡是阴气凝聚，阳气在内不能出来，就奋击而成为雷霆；阳气在外不能进入，就周旋不停而成为风。’和谐而收敛就成为霜雪雨露，不和谐而散乱就成为戾气曀霾。阴气常收敛迟缓，接受阳气的交感则风雨调和，寒暑正常。冰雹是戾气，阴胁迫阳，是臣侵君的象征。当时，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代为卿，公子遂专权，政令在大夫手中，祸根在此时萌芽了。”
冬，介国的葛卢前来朝见。
谢湜说：《左传》认为因为没见到鲁公，所以再次前来。
《春秋集义》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五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三十年春，周王正月。夏，狄人侵犯齐国。
胡安国说：“《左传》说：‘晋人攻打郑国，以观察是否可以进攻。’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事，于是侵犯齐国。《诗经》不是说吗：‘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四夷交相侵犯，应当排斥。晋文公如果移调围困郑国的军队去讨伐狄人，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修明了。上面记载‘狄侵齐’，下面记载‘围郑’，这是直书其事，而大义自然显现。”
秋，卫国杀了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谢湜说：“公子瑕、元咺是奉命摄理国政的人。卫成公得以返回，所以卫国杀了元咺及公子瑕。元咺身为悖逆，以对抗君主，君主回来他就出去，君主出去他就回来，这是王法所不容的。《春秋》不用讨伐贼臣的措辞记载，是因为元咺立叔武，奉公子瑕，都是出于晋国的命令。卫成公因为背弃晋国投靠楚国，失去国人之心，而元咺没有危害社稷的罪恶，所以元咺的罪过，即使大国的人也没有讨伐他的心思。杀他，卫国只是以国法杀他而已。所以杀元咺不记载‘人’，是因为罪责成在卫成公失去人心。杀两位大夫以上不记载‘及’，是因为事情相同，罪恶均等。杀两位大夫记载‘及’，是因为因为这个缘故而牵连到那个。公子瑕摄理国事，是晋国的命令。卫国因为元咺背弃君主的缘故而一并杀了他，所以杀记载‘及’，表明他没有大罪。卫国的祸患都是晋国造成的。所以元咺出逃，记载‘卫归’，记载‘卫’，以表明元咺专权。出逃记载‘奔晋’，归来记载‘自晋’，以表明晋国损害卫国。晋国的里克、卫国的元咺虽然是逆臣，但都是因本国大夫获罪，所以杀记载‘大夫’。”
胡安国说：“元咺控告君主，是恶君，君主回来他就停止，君主出去他就停止，归来没有臣子的礼节，确实有罪了。那么称国以杀而不除去他的官职，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度，是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君子的道理，好比射箭，射不中靶心，反求诸己。卫侯自身，难道没有缺失吗？何不反省德行而内心自责呢？称国以杀的，是君主与大臣专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