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四

译华元、子反是两国的卿大夫，这里称他们为“人”，是为什么呢？这是贬斥他们。《春秋》轻视欺诈，厌恶侵略征伐。这两位卿大夫不隐瞒实情，化解怨恨，消除纷争，使宋国没有亡国的忧患，楚国没有灭国的罪责，功劳也很大了，按理应该褒扬，为什么要贬斥呢？做好事就归功于君主，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这样百姓就会效忠。如今这两位卿大夫私自以实情相互告知，向上面获取承诺，以成就和平国家的功绩，而他们的君主却不知道，这不是人臣应有的道义。世道衰微，正道隐没，暴行接连发生，君主听从臣下，父亲听从儿子，丈夫听从妻子，中原地区听从外族。孔子因此感到恐惧，《春秋》因此编写。所以，通过讲和来化解纷争，虽然是人们所希望的，但讲和的决定权在臣下手中，那么大的伦理秩序就混乱了。圣人阐明道义，不计算功劳，所以褒贬如此。那么，臣子如果有安定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行为，专断行事不可以吗？回答说：专断行事可以的情况，是指境外事务。子反在君主身边，没有上奏报告的困难，也没有错失会盟的机会，为什么急于讲和而专断到这种地步呢？有人说：子反窃取美名，就知道他的罪过了。华元解救国家的急难，而舒缓地透露实情，有什么过错呢？宋国是先代后裔，周武王所封，用来作为三恪（尊奉先代后裔以存亡国），横遭侵略逼迫，并没有可以被灭国的罪责。如果用大义责备他说：“你身为上卿，不能体恤小国，帮助暴君作恶，侵犯我的郊外屏障，包围我的城郭，想要灭掉我的社稷。即使你得到了宋国，有什么面目见中原的士人呢？”如果子反真的忠诚，楚庄王真的贤明，一定会被道义所感动，退兵止战，结盟返回。何必轻易透露实情，冒险进入不可测的危险境地呢？后世的羊祜、陆抗效仿他们的行为，在边境交好，而议论的人认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臣子，这是懂得《春秋》的法度了。

译六月癸卯日，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俘虏回晋国。

谢湜说：“潞子失去国家，臣服于晋国，所以《春秋》记载他的名字。潞，是赤狄的一个分支，各个分支各有姓氏，所以称为潞氏。潞氏，是狄人中弱小的国家。潞子还因为失去国家而被记载名字，这是用中原国家的法度来对待他。天子为国家而死，国君为宗庙而死，大夫为部众而死，士为礼义而死。”

胡安国说：“这里记载具体日期，是表示慎重；上卿作为主将，却简略地称为‘师’，是为了彰显其残暴。灭国时连号带氏一起记载，是为了减轻被灭国的罪责，彰显灭国者极其不仁。潞子婴儿没有为国家而死，把他比作中原国家而记载他的爵位，是为了免除对婴儿的指责。那么，抵御外族，安定华夏，难道不对吗？徐夷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辟，伯禽征讨他们；玁狁非常猖獗，侵犯镐京和方国，宣王讨伐他们；楚人侵犯郑国，近在王畿，齐侯抵御他们。这些都是家门庭院的寇贼，不能放纵且无人抵御，即使抵御他们，也不会穷尽兵力，将其灭绝不留后代。现在赤狄从未侵犯晋国边境，不是家门庭院的寇贼，却依仗强暴灭掉他们，实在是不仁。《春秋》因此责备晋国而简略对待狄人。还有不同之处，讨伐国家的要领，是惩治其中的罪人，这就够了。”按照《左传》记载：“潞子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时杀了她，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那么酆舒，是最大的罪人。为晋国着想的人，应该抓住酆舒，在闹市车裂他，拥立黎侯，安定潞子，整顿那里的政事然后返回，这样各狄族就会臣服，疆域就安定了。现在却贪图狄人的土地，灭掉潞氏，把他们的国君俘虏回去，有什么道义呢？”《春秋》因此责备晋国而简略对待狄人。

朱熹说：“上党就是现在的潞州，春秋时赤狄潞氏就在这一带。因为这块地方地势极高，与天结为党羽，所以叫上党。”

秦人攻打晋国。

谢湜说：“自从晋国讨伐狄人攻打秦国，秦人【此处原文缺失】”

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

程氏学说：“王札子杀死了召伯、毛伯，他们是周王的卿士，却被王札子杀害。周王室衰微，天子失去政令，刑罚混乱到了极点。”

谢湜说：“王札子，是周王子弟中担任大夫的人。周王因为私恩宠信札子，所以札子名字前加上‘王’字。召伯、毛伯，是周王的卿士。周王的卿士却被札子杀害，这是札子扰乱国家。天王在上位，而札子一天之内杀死两位伯，这是定王失去正道。诛罚和奖赏，是国家的纲纪。诛罚和奖赏出自臣下，而君王不过问，那么国家的纲纪就败坏了。所以《春秋》的道理，即使是亲人有罪，也不宽恕；即使是仇人有善，也不废弃。”

胡安国说：周王的臣子中，有记载“字”而称“子”的，比如王季子。有记载“字”而连系名字的，比如王子虎。这里称“王札子”，《谷梁传》认为这是表示尊上的措辞。之所以是尊上的措辞，是因为他假借王命来杀人。作为天下主宰的是天。继承天意的是君主。君主所掌管的是命令。作为臣子而侵犯君主的命令，就是不忠；作为君主而把命令假借给臣子，就是不君。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天下因此倾覆。邢侯在朝廷专擅杀死雍子，叔向认为杀人而不忌惮是贼，请求施行邢侯的刑罚。君子认为这是正义，“王札子”的罪过应当受此刑罚，而天王不能施行，就没有政令刑罚了。怎么保住国家而不衰败呢？

秋天发生蝗灾。

胡安国说：“人事在这里感应，那么物象的变化就在那里响应。宣公治理国家，空虚内部来侍奉外部，舍弃实质而追求虚华，忙于朝会、聘问、贿赂馈赠等末节，而不知道致力于根本。所以戾气相应：六年蝗灾，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十三年又发生蝗灾，十五年再次发生蝗灾。府库匮乏，粮仓枯竭，调度供应不上，于是谈论利益、苛刻百姓的事情就兴起了。”

仲孙蔑在无娄会见齐国的高固。

谢湜说：“公孙归父、仲孙蔑，接连几年会见齐国，是为了彰显大夫出使会见的次数。”

胡安国说：“礼制开始败坏，诸侯不是为了王事而自行相会，没有理由去纠正它，不再出自天子了。接着诸侯与大夫相会，也没有理由去纠正它；接着大夫与大夫相会，礼制也不再出自诸侯了。田氏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三家专权鲁国，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不能在早先辨别清楚，即使想纠正它，还能做到吗？”

初次按亩征税。

谢湜说：“十分之一的税率取之于民，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宣公开始有按亩征税的法令，所以说‘初’。在公田之外，又对私田按亩征税，所以说‘税亩’。古代国家有固定的事务，财政有固定的支出，所以取之于民不超过十分之一。后世事务比古代加倍，不止数十倍，财政支出超出常规用度，不可胜计，因此十分之一不够，就增加了按亩征税。按亩征税的法令实行后，鲁国就困顿了。所以《春秋》认为取之于民以十分之一为正。”

胡安国说：孟子说：“耕种的人实行助法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而愿意在他的田野耕种。”《尚书》记载“初税亩”，是讥讽宣公废除助法而使用税法。殷代的制度，公田实行助法，助就是借力的意思。周代沿袭这个制度改为彻法，彻就是通达的意思。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率。古代上下相亲，上级对下级说：“赶紧耕种你的私田，直到三十里远，只怕百姓吃不饱。”下级对上级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也惠及我的私田，只怕公田长不好。”所以助法实行

译于是颂扬的声音就兴起了。世道衰微，正道隐没，上下互相厌恶，百姓只图私家的利益而不尽力奉公，国君只看重邦国的财赋收入而不体恤百姓以利下民，水旱灾荒接连发生，公田的收成微薄了，这就是废除助法而实行按亩征税的原因吧？“初”字，是记载变法开始的用意。后来实行丘甲之法，采用田赋制度，甚至加倍征收，仍然不够，这都是宣公开启的先例。所以说：“制定法度如果过于宽缓，人们还会贪婪；制定法度如果已经贪婪，那将会怎样呢？”拥有国家的人，如果想要恪守成法而不改变，难道不应当先致力于根本吗？

译朱熹说：“鲁国自从宣公实行按亩征税，又在每亩中额外征收十分之一，那么总共就是十分之二了。”

冬天，蝝虫出生。

谢湜说：“蝝是螽斯的幼虫，冬天不是蝝虫出生的时候。冬天蝝虫出生，这是极大的反常。秋天蝝虫会危害田地，冬天螽斯就会死亡。现在又生出蝝虫，这是极大的灾祸。史书记载‘蝝生’，是为了彰显这是反常和灾祸。”

胡安国说：“刚出生叫蝝，长大了叫螽。秋天的螽斯还没有停止危害，冬天又生了幼虫，灾祸严重波及百姓。而详细地记载这件事，像这样，是因为关心民事，警惕天灾，这是仁人的心意，也是君王的事务。遇到天灾而不恐惧，忽视民事而不修治，反而施行繁苛的政治和沉重的赋税来激怒百姓，国家的危亡，就没有几天了。”

吕祖谦说：“蝝虫出生，这一年本来就会饥荒，幸运的是蝝虫在冬天出生，不会危害作物。”

饥荒。

谢湜说：“上面征税，夺走百姓的口粮；下面螽斯和蝝虫毁坏庄稼，所以发生饥荒。杜氏认为幸好蝝虫在冬天出生，不危害作物，这是错误的。君主代替上天管理百姓，百姓一旦遭受饥荒，就是管理者的罪过。年成不好导致饥荒，尚且说不可，更何况自身施行暴政，让百姓遭受饥荒呢？”

胡安国说：“春秋时期饥荒的年份很多，记载在经书上的只有三次，而宣公时期就占了两次，为什么呢？古时候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储备；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即使有凶年旱灾，百姓也不会面有饥色。这一年虽然有螽斯和蝝虫，却迅速导致饥荒，是因为宣公治理国家追求浮华而抛弃根本，空虚内部而侍奉外部，忙于朝会、聘问、贿赂馈赠等末节，而不重视根本。府库枯竭了，粮仓匮乏了，水旱螽蝝，上天降下饥荒，也没有办法赈济贫乏的人了。经书之所以单独两次记载饥荒，是为了向后世治国的人显示不可不重视根本。”

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人灭掉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

谢湜说：“甲氏，是赤狄的分支，留吁又是另一种。国君没有记载死于兵难之中，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前武王攻克商朝，庸、蜀、羌、茅、微、卢、彭、濮，没有不参与牧野誓师的。如果能实行没有内外之分的谋略，保有他们，那么远方的国家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即使认为他们不可用，先王安抚有德行的人，接待有礼节，迎来送往，治理乱世扶持危局，也只是让他们各自安身立命罢了。又哪里曾以杀灭为事呢？赤狄的种类不止一种。晋国人并吞赤狄三种而灭掉他们，赤狄的种类就灭绝了。记载灭掉潞氏，记载甲氏，以及灭掉留吁，是谴责他们不仁。”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主持这次军事行动的是士会。将领主持军事，这里称‘人’，是贬低的措辞。甲氏，是潞国的遗族，留吁是它的残存城邑。春秋对于外族排斥他们，不让他们扰乱中原，也就罢了。伯禽征讨徐夷，东郊开辟就停止了；宣王讨伐玁狁，到达太原就停止了；武侯征讨戎人，泸地降服了他们的首领就停止了。一定要全部灭绝，不留遗种，这难道是仁人的心意，君王的事务吗？士会之所以被贬而称为‘人’，就是这个原因。”

夏天，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谢湜说：“宣榭，是宣王建造的榭。成周守卫不严，所以火灾烧毁了宣榭。记载‘火’，是为了彰显王室的懈怠。宫室不符合法度制度，发生火灾就记载为‘灾’，以表明这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宫室符合典礼，发生火灾就记载为‘火’，以表明火灾防备不严。像‘陈灾’、‘宋灾’之类的，是因为政治乖谬招致的。所以《左传》说：‘人为的火叫火，天降的火叫灾。’”

胡安国说：“成周是天子的东都，宣榭，是宣王的庙宇。”查考吕大临《考古图》中有“〇敦”，上面刻着“王格于宣榭，呼内史防命〇”，由此知道宣榭是宣王的庙宇。古时候封爵给有德行的人，授禄给有功的人，一定在太庙进行，表示不敢专断。榭，是射堂的形制，它的堂没有内室，以便进行射事，所以凡是无内室的都叫榭。宣王的庙宇叫榭，是因为它的庙宇形制像榭。宣榭发生火灾，为什么要记载？因为宗庙重要，所以记载。贵戚擅杀大臣，而天子不讨伐，王室再也不能中兴了。人为的火，是上天用来示警的！

秋天，郯国的伯姬回来。

谢湜说：“郯国的伯姬回来，〇国的叔姬回来。是被休弃后回来的。女子以丈夫为家，以出嫁为归，生死与之相同，而不可改变的。自身行为不谨慎而被休弃，回来，是最大的耻辱。记载郯国的伯姬、〇国的叔姬回来，是为了彰显她们失去了妇道。彰显她们失去妇道，是为了说明鲁国失去了闺门训导。女子只专一于丈夫而已，道义上没有再嫁的道理。不得丈夫欢心而被休弃，就终身由此被抛弃了。那么保姆的训导，可以不严吗？齐国人回来，子叔姬。齐国人断绝关系而让她回来。郯国的伯姬、〇国的叔姬回来，是伯姬、叔姬自己断绝关系而回来的。”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郯国的伯姬回来，是被休弃。本国女子被休弃，记载在防（鲁国地名，代指鲁国），是因为男女居室，是人伦的大纲。婚姻之礼废弛，那么夫妇之道就痛苦，淫乱邪僻的罪过就多了。互相抛弃，丧失配偶，《氓》这首诗所以讽刺卫国，日益衰败薄情。家庭互相抛弃，中谷有蓷，所以怜悯《周易》将《咸》《恒》列为下经之首。《春秋》本国女子被休弃，夫人回来，凡是男女之间的事，详细记载在防，是为了端正人伦的根本。这防微杜渐的道理很细微啊。”

冬天，大丰收。

谢湜说：“宣公时期大丰收，是极大的反常；饥荒

译而获得大丰收，这是极大的幸运。」

胡安国说：程氏说：“‘大有年’，是记载异常现象。干旱和水涝，饥荒接连发生，这是灾祸。山崩地震，彗星和流星出现，这是异常。景星、甘露、醴泉、灵芝、百谷顺利成熟，这是吉祥。大丰收，是上等的祥瑞。为什么把它当作异常来记载呢？”凡是灾祸、异常、喜庆、吉祥，都是人的行为所感召，而天按照同类相应的方式回应。人事在下方顺理，那么天气在上方就调和。宣公被弑杀后自立，违背天理、扰乱伦理，水旱、蝗虫、饥荒等变故相继发生，史官不断记录，是应当的。唯独在这个冬天却大丰收，这难道不是异常吗？所谓“有年”和“大有年”，其实是一样的。古代史书将其记载为吉祥，孔子将其记载为异常。这是言外之意微妙地起到防范作用，不是圣人不能做到这一点。

译鲁宣公十七年，春季，周历正月庚子日，许国国君许男锡我去世。丁未日，蔡国国君蔡侯申去世。夏季，〇许昭公，〇蔡文公。

胡安国说：“记载去世日期并书写名字，是因为使者赴告而得到了符合《礼记》的祥兆。〇而不记载月份，其简略之处在于《春秋内传》：宣公处理国务浮华，没有忠信诚恳之心，只计算利益而不懂礼义。在邦交中，哀悼死者、送终的礼仪，唯独对齐国厚待，而对那些利害关系不切身的人，都缺漏不办。大的方面是轻慢君亲，次一等是忽视盟主，再其次像秦国、卫国、滕国，虽然来报丧，却怠慢礼仪而不参加吊唁。比较这些事件来观察，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

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己未日，鲁宣公会同晋侯、卫侯、曹伯、邾子在断道结盟。

程颐说：“各国同心，想要讨伐齐国，所以记载为同盟。”

谢湜说：“齐顷公无道，鲁国、卫国、曹国都想讨伐齐国，所以断道之盟，记载为同盟。”

胡安国说：“记载同盟，是志趣相同、愿望一致。大国率领，小国畏惧威势而服从命令，这不是同欲。小国申诉，大国勉强回应，也不是同欲。像断道之盟，诸侯同心谋划想要讨伐齐国，发泄愤怒，不是有不得已而胁迫他们的。有人认为会同是天子的事情，筑宫设坛，设立方明，像方岳之盟，所以记载为同。怀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秋季，鲁宣公从会盟地回国。冬季，十一月壬午日，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

谢湜说：“叔肸凭借宠弟的身份掌握政权，成为卿，记载为公弟，彰显他的受宠；记载为叔肸，彰显他的氏。仲、叔、季，是三桓子孙的氏。季友凭借安定国家的功劳，又凭借拥立君主的助力，叔肸凭借母弟的宠爱，鲁国都在他们生前赐予族氏，让他们世代继承官职，先王选贤任能的法度败坏了。他们去世时，记载季友，记载仲遂，记载叔肸，彰显他们祸乱的征兆。”

胡安国说：“称弟符合弟道，称字表示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叔肸反对宣公弑君的行为。反对他，那么为什么不离开呢？兄弟之间没有断绝的道理，所以虽然反对他却不离开。给他财物，就说：‘我足够了。’终身不享用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论情可以阐明亲亲之道，言义可以激励不轨之人，所以《春秋》推崇他。书上说：‘子弟而称字，是为了表彰他。’公子作为正大夫而记载去世，是因为尊贵；不作为大夫而特别记载去世，是因为贤德。有人认为叔肸是宠弟，在宣公那里有私亲之爱，所以生前赐予氏，让他世代为卿。与季友、仲遂相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叔肸真的受宠，生前赐予氏，那么贵戚用事的卿，难道在经文中没有记载吗？齐年《郑语》在外而记载于经文的，季友、仲遂在内而记载于经文的，势必参与政事，执掌国命。况且宣公之时，频繁于聘问、会朝的礼仪，于是蔑视季孙、归父与邻国交往的很多，唯独叔肸不参与。他并非生前赐予氏，让他世代为卿，这也是明显的。”

鲁宣公十八年，春季，晋侯、卫世子臧讨伐齐国。

谢湜说：“卫穆公失去了教导世子的方法，所以世子臧会同晋国讨伐齐国。国君的善恶，习惯来自世子。世子从事军事行动。此后不以攻战为事的很少。卫国记载世子，彰显他失职。世子仁与不仁，关系天下治乱。所以《春秋》推崇世子，以端正国纲。”

胡安国说：“保卫国家以礼为本。齐顷公不谨慎于礼，自己招致寇患，所谓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诸侯上卿都执掌国命，从其君主那里取得必然性，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所以盟于断道，师于阳糓，大战于鞍，逞其志而后止。《春秋》详细记载于防，看见伐与伐者之罪，都可以作为鉴戒。”

鲁宣公讨伐〇。夏季，四月。秋季，七月。邾人在鄫国杀害鄫子。

谢湜说：“戕是残贼而杀之。戕之为害，尤为不仁。不只是杀之而已。诸侯都是南面之尊，有的用之，有的戕之。王法在于黜退，所以夺爵称人。”

胡安国说：“戕者，残贼而杀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难也。外域无城郭、宫室、百官有司，单车使者直造其国中，执其君长者则有之矣。中国则重门系柝，帘陛等威，侍衞守御之严，奚至于坐使其君为邾人残贼杀之而莫御乎？邾人盖尝执鄫子，用之则不共戴天之世雠也。既不能复，又使邾人得造其国都而戕杀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责鄫之臣子至此极也。吕祖谦说：邾人戕鄫子于鄫，邾却与鄫是邻国，鄫又小于邾，故邾常欺鄫。向来时，襄公执鄫子于次睢之社，易得放手，只缘前时有此事，后来所以如此。不然，其他国则无此。”

甲戍日，楚子旅去世。

范祖禹说：“《春秋》吴楚之君不称王，是为了保存周室。”谢湜说：“楚庄赴告之礼通于中国，所以记载去世。吴楚僭号称王，所以二国生称子，以中国爵命治之也。死不书〇，黜其号也。所以礼曰：‘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恐民之惑也。’”

胡安国

译说：“楚国僭越称王，降低爵位称子，这是孔子用笔法记载的。那些不记载〇的，是担心百姓迷惑，而回避其称号，这是孔子删削的。像楚国、吴国、徐国，都是从王降位称子；像滕国，从侯降位称子；像〇，从伯降位称子。四方边远地区即使强大，都称子。那些降位称子的，是将其视为外邦。有人说《春秋》不擅自升降诸侯，扰乱名分与实际，这是错误的。阐述天理，端正人伦，这就是名分与实际得以确定的原因。怎么能说是扰乱呢！”

译公孙归父前往晋国。

胡安国说：“鲁宣公因为齐国的帮助而获得君位，所以刻意侍奉齐国，即使齐国换了君主，他也没有懈怠。等到齐顷公不能谨慎守礼，激怒了晋国和鲁国的上卿，而晋国的却克执政，决堤水攻讨伐齐国。晋国正处强盛，齐国稍微显得懦弱了。于是鲁国背弃齐国而侍奉晋国，他在邦交方面，以利益作为趋向或背离的标准，没有忠诚守信、真诚恳切的心意。”根据《左传》记载：“公孙归父想要铲除三桓家族以壮大公室，与鲁宣公谋划后出使晋国，想借晋国人来铲除他们。轻易背弃盟国，容易图谋权臣家族，却不知道根本所在，这样的人没有能够成功且没有后悔的。那么公室就不能壮大了吗？致力于引导君主走上正道，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礼乐刑政都由自己发出，这就差不多了吧？一定要依靠外援来铲除他们，这是去除了皮肤上的疥疮却得了心腹的疾病，哪里算是好转呢！”

冬季十月壬戌日，鲁宣公在路寝去世。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谢湜说：“公孙归父是仲遂的儿子。仲遂杀害了子赤，拥立了宣公。公孙归父倚仗宣公的宠信已经很久了。宣公去世，鲁国人怨恨仲遂，驱逐东门氏。公孙归父到达笙地，听说变故没有返回国家，逃奔到齐国。臣子奉命出使，即使死也要坚守节操不变。君主虽然去世，一定要把使命回报给君主然后才停止。公孙归父返回时，听说君主去世，不奔丧也不回报君主使命就离开，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职责，他的不恭敬太严重了。”所以他逃奔到齐国，史书用“遂”字，是谴责他没有君主之心。“还”，已经是返回到达的措辞。《公羊传》认为“还”是善举，这是错误的。因为是从国外逃奔，所以不写“出”。

胡安国说：“孔子称赞孟庄子的孝道，他不改变父亲的臣属和父亲的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又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说是孝了。’仁人孝子对于父亲的臣属，如果没有大的不可容忍之处，就像晋悼公对待夷羊五这类人一样，为了保存始终进退的礼节而不急于行动。公孙归父奉君命出使，还没返回君主就去世了，在聘礼中有拿着圭玉在灵柩前复命的规定，从西阶上去，儿子和臣子都哭泣，情感也很哀痛。现在宣公还没有入殓，而东门氏就被驱逐，这难道忍心吗？史书记载：‘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这是已经办完事情的措辞。’到达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这是谴责成公君臣在君主去世时忘记父亲，驱逐得太急切了。《谷梁传》说：‘抛弃灵柩而奔逃父亲的使者，这也是奔逃父亲，得到了经文的意旨。’君主去世家中遭难，内心应该也很慌乱，但在仓促困顿中不失礼节，不是立志于仁德的人是做不到的。言辞繁复而不删减，公孙归父的善行就显着了。通过比较事情来观察，就能看出执政者有无君之心，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不可不仔细考察。”

春秋集义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五

宋 李明复 撰

成公

程颐说：“成公名叫黑肱，是宣公的儿子。周定王十七年即位，‘成’是他的谥号。安定百姓建立政事，叫做‘成’。”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成公即位。二月辛酉日，为宣公服丧。没有结冰，谢湜说：“寒气严肃，水就凝结成冰。月份建丑却没有结冰，是冬天受了温气的伤害。天地之气相应，万物就和谐；天地之气不应，万物就生病。所以《春秋》记载无冰，以表明调和阴阳失去了正道。”

胡安国说：寒冷到了极点却没有结冰，是经常温暖。根据《洪范传》说：豫，经常温暖，这是政事舒缓，法纪松弛的现象。成公年幼体弱，政权在三家手中，公室不能壮大，这种现象已经显现。所以应当在阴气凝聚寒冷的时候，却常常温暖来应验。古代，太阳在北陆时储藏冰，献羔羊时开启冰窖，朝廷的俸禄、宾客饮食、丧事祭祀，冰都参与其中。这也是调和阴阳失常的一件事。现在既然寒冷却温暖，就废除了凌人的职守。然而《尚书》所载，都是治理国家的大训，人有微小的不记载姓名，事有小的不记载本末，雨雹冰雪，为什么都详细记载？天人是一个道理，万物是一股气。观察阴阳寒暑的变化，来考察其消长盈虚，这是在未乱之前制定治理，在细微处谨慎的意思。每次在细微处谨慎，然后王事就完备了。

三月制作丘甲。

谢湜说：“作与建的名目，是甸赋。成公初改旧制，让丘出甲，所以记载‘作’。财力不足，所以初税亩；军队不足，所以作丘甲。记载‘初’、记载‘作’，都是为了彰显其起始。古代衡量土地以养育百姓，衡量百姓以养育军队。一甸的壮丁，共五百七十六人，所出的长毂一辆，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已。当时抵御灾难讨伐暴乱，没有不够用的，所以百姓常常富裕而力气有余，军队常常充足而用度不缺乏。后世征讨没有常度，干戈四处出动，因此军队不足，丘甲由此兴起。丘甲的制度实行，百姓就困于兵役了。所以《春秋》以甸法为正来养育军队。”

胡安国说：“作丘甲，是增加军队。古代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的地方长宽八里，旁边加一里为成。向百姓征收的，出长毂一辆。这是《司马法》一赋的成例。为了防备齐国的灾难，作丘甲，增加军队，防备敌人，重重困累农民，不是治国的正道。说‘作’，是不应该作的。”唐太宗问李靖：“楚国的广与周制如何？”李靖说：“周制一辆战车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