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六
诸侯，自敖始。」
吕祖谦曰：「晋侯疆戚田，故公孙敖防之，想欲以其地与鲁，故公孙敖防之。」
译诸侯的僭越，是从公孙敖开始的。」
吕祖谦说：「晋侯划定戚地的田界，所以公孙敖加以防备，大概是想把那块土地给鲁国，所以公孙敖才加以防备。」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谢湜曰：「有父之亲，有君之尊，而商臣背之，天下大恶，未有甚于此者也。」商臣书世子，着其絶尊亲之道也。州吁不称公子，无知不称公孙者，黜其亲而诛其恶，以杜公孙恃宠之心也。商臣称世子，商人称公子者，显其亲而着其逆，以示大祸▯于骨肉之间。《春秋》或立例于初，以示法；或变例于终，以起义。州吁、无知去公子、公孙，所谓立例于初也。商臣、商人存世子、公子，所谓变例于终也。子之爱父，臣之爱君，天性也。为世子、为公孙者，耳不接善言，目不亲善行，友顺日消，防忍日积，由是良心化为逆恶，而德性沈于豺狼之域矣。祸害之▯，岂复顾君父之重哉？故商臣书世子，以为君父之戒也。
胡安国曰：「书世子弑君者，有父之亲，有君之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变，人情所深骇。春秋详书其事，欲以起问者察所由，示惩戒也。」唐世子▯受《左氏春秋》，至此废书叹曰：「经籍，圣人垂训，何书此耶？」郭瑜对曰：「《春秋》义存褒贬，以善恶为劝戒，故商臣千载而恶名不灭。」▯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闻，愿受他书。」瑜请读《礼》，世子从之。呜呼！圣人大训不明于后世，皆腐儒学经不知其义者之罪尔。夫乱臣贼子，虽防穽在前，斧钺加于颈而不避，顾谓身后恶名足以系其邪志而惩于为恶，岂不谬哉！持此晓人，可谓茅塞其心意矣。若语之曰：「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圣人书此者，使天下后世察于人伦，知所以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恶之名、诛死之罪也。则世子▯而闻此，必将戄然畏惧，知《春秋》之不可不学矣。学于《春秋》，必明臣子之义，不至于奏请拂防而见酖矣。传者，案也；经者，断也。考于传之所载，可以见其所由致之渐，岂隠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爱；立子必长，而楚国之举常在少者。飬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为之师，侍膳问安，世子职也；而多置宫中，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谋及妇人，宜其败也。而使江▯知其情，是以不仁处其身，而以不孝处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僣王，慿陵中国，战胜诸侯，毒被天下，然昩于君臣父子之道，祸▯萧墙而不之觉也。不善之积，岂可掩哉！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春秋》书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着其首恶，为万世之大戒也。然则商臣无贬，曰弑父与君之贼，其恶犹待于贬而后着乎？
吕祖谦曰：「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其所以见弑之故，亦必有由。商臣既是蜂目豺声之人，当须择贤师以教之可也。今却用潘崇以傅之。崇曰：『能行大事乎？』商臣初间亦未敢有此意，却是崇教之。崇之恶又浮于商臣矣。师傅之不得其人，此成王之见弑一也。太子在成周时，或有事用兵，亦不过所掌之国子。今楚太子之宫，却自有兵甲，所以启其篡弑之祸，此成王所以见弑二也。成王之见弑，亦有数端，其他常在少者之类。左氏之言分明，今不复论。观僖三十三年，太子商臣谮子上，王杀子上。至文元年，商臣弑成王。以子上之死，成王之弑，皆以初间谋立太子，访诸令尹子上之故。《易》曰：『君不宻则失臣，臣不宻则失身。』二者必居一于此。」
公孙敖如齐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程頥曰：「越国袭人，秦罪也；忘亲背惠，晋恶也。晋经人之国以袭，虽愤，无以为词矣。故其来不称伐，晋不谕秦而与战，故书晋及。忿以取败，故书败绩。」
谢湜曰：「秦以殽之役出师伐晋，故晋襄御之战于彭衙。忿兵任力，不可以取胜，故秦师败绩。晋为战主，罪其以战为事也。秦出师，乃报殽役，故不书伐。」
胡安国曰：「及秦师战于彭衙。秦战而言及者，主乎是。战者也，夫敌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争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谓之忿兵
译冬季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死了他的国君頵。
谢湜说：“有父亲的亲情，有国君的尊贵，而商臣却背弃了他们，天下的大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秋》记载商臣为世子，是为了彰显他断绝了尊崇亲长的道义。州吁不称公子，无知不称公孙，是贬低他们的亲缘关系以诛讨其罪恶，以此杜绝公孙辈人依仗宠爱的心理。商臣称世子，商人称公子，是为了显明他们的亲缘关系而彰显其叛逆，以显示大祸往往发生在骨肉之间。《春秋》有时在开头确立体例，以昭示法度；有时在结尾变通体例，以阐发义理。州吁、无知去掉公子、公孙的称呼，就是所谓在开头确立体例。商臣、商人保留世子、公子的称呼，就是所谓在结尾变通体例。儿子爱父亲，臣子爱国君，是天性。身为世子、公孙的人，耳朵听不到善言，眼睛看不到善行，顺从的朋友日渐减少，隐忍的怨恨日渐积累，因此良心转化为逆恶，德性沉沦到豺狼般的境地。祸害一旦形成，哪里还会顾念君父的重义呢？所以《春秋》记载商臣为世子，以此作为君父的警戒。
胡安国说：“记载世子弑君，是因为有父亲的亲情，有国君的尊贵，却到了弑逆的地步，这是天理的巨大变故，人情所深深惊骇的。《春秋》详细记载这件事，想要引起询问者的注意，考察其缘由，以示惩戒。”唐代世子李受读《左氏春秋》，读到此处放下书感叹说：“经籍是圣人留下的训诫，为什么要记载这种事呢？”郭瑜回答说：“《春秋》的意义在于褒贬，以善恶作为劝诫，所以商臣千年来恶名不灭。”李受说：“不仅嘴里说不出口，耳朵也不忍心听，希望读其他的书。”郭瑜请求读《礼记》，世子听从了。唉！圣人的大训在后世不明，都是那些腐儒学习经典却不明白其义理的罪过啊。那些乱臣贼子，即使陷阱在前面，斧钺架在脖子上也不躲避，难道认为身后的恶名足以牵制他们的邪念而惩戒他们作恶吗？这难道不是荒谬吗！用这种说法去开导人，可以说是堵塞了他们的心意。如果对他说：“做国君父亲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陷入篡弑被杀死的罪责。”圣人记载这些，是让天下后世的人考察人伦关系，知道作为君臣父子的道理，从而免于首恶的名声和被杀死的罪责。那么世子李受听到这些，必定会惊惧畏惧，知道《春秋》是不可不学的了。学习《春秋》，必定明白臣子的义理，不至于因为奏请违背防备而被毒杀了。传文，是案据；经文，是断语。考察传文所记载的，可以看到导致祸患的逐渐过程，哪里会隐蔽呢？嫡庶必须端正，而楚王多偏爱；立太子必须立长子，而楚国的举措常在幼子身上。培养世子不可不慎重啊。却任用潘崇做他的老师，侍奉饮食问安，是世子的职责；而在宫中多置兵甲，地位降低而不怨恨，怨恨而能自制的很少。竟然想废黜兄长而立弟弟，与妇人谋划，理应失败。却让江氏知道他的实情，所以用不仁的态度对待自己，而用不孝的态度对待儿子，祸及自身是应当的。楚頵僭越称王，欺凌中原，战胜诸侯，毒害天下，然而蒙昧于君臣父子之道，祸患起于萧墙之内却不察觉。不善的积累，哪里可以掩盖呢！国君不像国君，那么臣子就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那么儿子就不像儿子。《春秋》记载世子弑杀他的国君，推究其根源而彰显其首恶，作为万世的大警戒。那么商臣没有贬称，说他是弑父与君的贼人，他的罪恶难道还要等待贬称然后才彰显吗？
吕祖谦说：“楚太子商臣弑杀成王，他之所以被弑的原因，也必定有由来。商臣既然是蜂目豺声的人，应当选择贤能的老师来教导他。现在却用潘崇来辅佐他。潘崇说：‘能行大事吗？’商臣起初也不敢有这个念头，却是潘崇教他的。潘崇的罪恶又超过商臣了。师傅不得其人，这是成王被弑的原因之一。太子在成周时，如果有事用兵，也不过是掌管国子。现在楚太子的宫中，却自有兵甲，所以开启了篡弑的祸患，这是成王被弑的原因之二。成王被弑，也有数端，其他如常在少者之类。《左氏》的话很明白，现在不再论述。看僖公三十三年，太子商臣谗害子上，王杀了子上。到文公元年，商臣弑杀成王。以子上之死，成王之弑，都是因为起初谋划立太子，咨询令尹上之的缘故。《易经》说：‘君主不保密就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失去生命。’二者必居其一。”
公孙敖前往齐国。
二年春季，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程颐说：“越过别国袭击他人，是秦的罪过；忘记亲情背弃恩惠，是晋的恶行。晋经过别人的国家去袭击，虽然愤怒，也没有理由了。所以秦军来不称伐，晋不晓谕秦而与之交战，所以记载晋及。因愤怒而招致失败，所以记载败绩。”
谢湜说：“秦因为殽之战出兵伐晋，所以晋襄公抵御并在彭衙交战。愤怒之兵依靠武力，不可以取胜，所以秦军大败。晋是交战的主方，谴责它以战为事。秦出兵，是报复殽之战，所以不记载伐。”
胡安国说：“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交战而说及，是以秦为主。交战的人，敌人加于己身，不得已而起，叫做应兵。争恨小故，不忍忿怒，叫做忿兵。”
。按左氏，秦孟明帅师伐晋，报殽之役，此所谓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晋侯主之，何哉？处已息争之道，逺怨之方也。然则敌加于已，纵其侵暴，将不得应乎？曰：敌加于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责躬，服其罪则可矣。已则无罪而不义，见加，谕之以词命，犹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兴师而与战，是谓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晋侯为主者，处已息争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译查考《左传》记载，秦国孟明视率领军队攻打晋国，是为报殽之战的仇，这就是所谓的“忿兵”。怀疑罪责在秦国，却以晋侯为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处理自身以平息争端的方法，也是远离怨恨的途径。然而，如果敌人加害于自己，任凭其侵凌暴虐，难道就不能回应吗？回答说：敌人加害于自己，而自己也有罪过，那么引咎自责，承认自己的罪过就可以了。自己无罪且合乎道义，却遭受侵害，用言辞命令去晓谕对方，仍然不能避免祸患，也可以向天子或方伯申诉。如果贸然兴兵与之交战，这就叫做以暴制暴，有什么好过的呢？所以以晋侯为主，是处理自身以平息争端的方法，是减少怨恨的途径，是王者所应做的事。
吕祖谦曰：「孟明之罪也，是三子皆徃，何故独説孟明之罪？如前不以一▯掩大德，可见。」
丁丑作僖公主
谢湜曰：「亲既葬，孝子逆神而反诸室，乃立木主以依亡者之神而承事之。是故既▯之后有虞主，既期之后有练主。上以附祖考之神，而下以系子孙怀慕之心也。」礼曰：「先王既▯，设虞祭，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也。」僖之▯十有一月，公始作主而安之，失孝子寕亲之道矣。书「作僖公主」，着其缓也。
胡安国曰：「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练祭，练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书？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后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积恶之原也。以为无伤而不去，至于恶积而不可掩，所以谨之也。」
又曰：「春秋尊严庙制，而谨于祀礼。夫祀，国之大事也。故缓作主，世室坏则书于防，以贬不防。」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谢湜曰：「公朝于晋，晋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处父，晋大夫也。朝聘，礼事之吉者也。君在而使大夫盟公，耻之大者。大防未毕而出朝，恶之大者。盟不书公，公如晋不书，讳之也。盟为公讳，朝为公讳，而公之耻恶由此见矣。庄公未释哀而求婚，文公未释哀而朝晋，其恶一也。高傒、处父盟不书公，其讳一也。《春秋》之义，不以强陵弱，不以枉胜直，修朝礼，鲁之义也。以大夫辱诸侯，晋之不义也。故处父贬族不书，所以屈晋而伸鲁也。」胡安国曰：「及处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晋也，讳。不书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与公为敌，正君臣之分也。适晋不书，反国不致，为公讳耻，存臣子之礼也。凡此类，笔削鲁史之旧文，众矣。」
吕祖谦曰：「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古者公侯不与伯、子、男防。经书处父去氏，以贬损。处父不能正君之失。」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谢湜曰：「垂陇之盟，晋为盟主，谋伐秦也。士縠，晋卿，卿不可先诸侯，故列郑伯下鲁，以晋耻公故，公孙敖防盟。」
吕祖谦曰：「书『士縠堪其事也』，杜注『非卿』，盖晋有大司马，又有司马，如司马子鱼，是小司马，不是正卿。子鱼为左师，已自是卿了，但兼为司马耳。如大司马，固乃是卿，此即是大司马。」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谢湜曰：「不雨凡八月，田苖损伤尽矣。文公上不虑天时，下不恤民政，非若僖公逐时以不雨为念也。直书「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着其无恤民之心也。隂阳和则雨，不雨以隂阳不交也。隂阳不交及一年，则隂阳之气絶矣；隂阳不交及八月，则隂阳之气于此几絶矣。隂阳无絶之道，故《春秋》书「不雨」止于八月。」胡安国曰：「书「不雨至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盖后言不雨，则是冀雨之词，非文公之意也。夫书「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尝雨矣。然而不书八月雨者，见文公之无意于雨，不以民事系忧乐也。其怠于政事可知，而鲁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程頥曰：「大事即是祫，言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即合食闵、僖二公之义。」
程氏学曰：「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大事，谓禘也。为跻僖公，大其事也。僖公，闵公庶兄，而立位在闵下，而跻之，紊乱宗庙，颠倒礼经，莫此为大。三传同云：『逆祀非礼』，明矣。故定公八年冬，从祀先公，着复正也。从祀者，顺祀也。彼顺，则此逆，尤可知矣。」
谢湜曰：鲁人奉闵为君，则僖公尝为闵之臣矣。奉僖继闵之后，则僖公尝为闵之子矣。僖虽闵庶兄，以兄继弟，其始虽不顺，然国人奉以继闵，则闵为之父，僖为之子，其位不可易也。文公恭修大事，而升僖公位于闵上，是乃以子先父，以臣先君，以闺门之私恩，废朝廷大义也。父子易位，而尊毕失序矣。书曰：「跻僖公，正其乱也。」跻，越次之词也。自下而跻之上，自卑而跻之尊，昭穆之序乱矣。大事，禘也。祭
译吕祖谦说：“孟明的罪过，是因为这三个人都去了，为什么只说孟明的罪过？从前不因为小过掩盖大德，由此可以看出来。”
丁丑日，为僖公制作神主。
谢湜说：“亲人已经安葬，孝子迎回神灵回到居室，于是树立木主来依附亡者的神灵并承接侍奉。所以，既葬之后有虞主，周年之后有练主。对上用来依附祖考的神灵，对下用来维系子孙怀念仰慕的心意。”《礼记》说：“先王既葬，设立虞祭，必定在这天接引神灵，不忍心让神灵一天没有归宿。”僖公既葬十一个月，鲁公才开始制作神主并安放，失去了孝子安顿亲人的道理。记载“作僖公主”，是彰显其迟缓。
胡安国说：“作主，就是制作木主。既葬后反虞，虞主用桑木；周年练祭，练主用栗木。用栗木，是因为要收藏神主。为什么要记载？僖公去世，到这时十五个月，才制作神主。怠慢而不恭敬到了极点。怠慢而不恭敬，是积累恶行的根源。认为没有妨害而不除去，以至于恶行积累而不可掩盖，所以要谨慎对待。”
又说：“《春秋》尊重严正宗庙制度，而谨慎对待祭祀礼仪。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迟缓制作神主，世室毁坏，就记载在防地，用来贬斥不防备。”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
谢湜说：“鲁公朝见晋国，晋国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来羞辱他。阳处父，是晋国的大夫。朝聘，是礼仪中吉利的事情。国君在位却让大夫与鲁公结盟，是极大的羞辱。大丧未结束就出朝，是极大的恶行。结盟不记载鲁公，鲁公如晋不记载，是避讳。结盟为鲁公避讳，朝见为鲁公避讳，而鲁公的羞辱和恶行由此显现。庄公未除丧就求婚，文公未除丧就朝见晋国，他们的恶行是一样的。高傒、阳处父结盟不记载鲁公，他们的避讳是一样的。《春秋》的道义，不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不凭借歪曲战胜正直，修习朝见之礼，是鲁国的道义。用大夫羞辱诸侯，是晋国的不义。所以阳处父被贬去氏不记载，是为了压制晋国而伸张鲁国。”胡安国说：“与阳处父结盟的，是鲁公。不记载在晋国，是避讳。不记载鲁公，是抑制大夫的僭抗，不让他与国君对立，以端正君臣的名分。去晋国不记载，回国不致祭，是为鲁公避讳羞辱，保存臣子的礼节。凡是这类情况，笔削鲁史旧文的，很多。”
吕祖谦说：“晋国人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以此来羞辱他。古代公侯不与伯、子、男结盟。经文记载阳处父去掉氏，是为了贬损。阳处父不能纠正国君的过失。”
夏六月，公孙敖与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谢湜说：“垂陇的结盟，晋国是盟主，谋划讨伐秦国。士縠，是晋国的卿，卿不可以排在诸侯前面，所以列在郑伯之下，因为晋国羞辱鲁公的缘故，公孙敖参与结盟。”
吕祖谦说：“记载‘士縠堪其事’，杜预注‘非卿’，大概晋国有大司马，又有司马，像司马子鱼，是小司马，不是正卿。子鱼担任左师，已经是卿了，只是兼任司马罢了。像大司马，固然才是卿，这就是大司马。”
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
谢湜说：“不下雨总共八个月，田里的禾苗损伤殆尽。文公上不考虑天时，下不体恤民政，不像僖公那样随时为不下雨而挂念。直接记载‘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彰显他没有体恤百姓的心意。阴阳和合就下雨，不下雨是因为阴阳不交。阴阳不交达到一年，那么阴阳之气就断绝了；阴阳不交达到八个月，那么阴阳之气在这里几乎断绝了。阴阳没有断绝的道理，所以《春秋》记载‘不下雨’止于八个月。”胡安国说：“记载‘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不说‘直到秋七月不下雨’，大概后说不下雨，是盼望下雨的言辞，不是文公的心意。记载‘不下雨直到秋七月’而停止，就是八月曾经下雨了。然而不记载八月下雨，是显示文公无意于下雨，不把民事系于忧乐。他怠于政事可以知道，而鲁国的衰败从此开始了。”
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
程颐说：“大事就是祫祭，说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就是合祭闵公、僖公两位国君的意思。”
程氏学说：“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大事，是指禘祭。为了提升僖公，夸大了这件事。僖公，是闵公的庶兄，而立位在闵公之下，而提升他，扰乱宗庙，颠倒礼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三传都说：‘逆祀非礼’，很明白了。所以定公八年冬，从祀先公，彰显恢复正统。从祀，就是顺祀。那边顺，这边就逆，更加可以知道了。”
谢湜说：鲁国人奉闵公为君，那么僖公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奉僖公继闵公之后，那么僖公曾经做过闵公的儿子。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庶兄，以兄长继承弟弟，起初虽然不顺，但是国人奉他继承闵公，那么闵公就是他的父亲，僖公就是他的儿子，他的位置不可改变。文公恭敬地修习大事，而提升僖公的位置在闵公之上，这是让儿子在父亲之前，让臣子在国君之前，用闺门的私恩，废除了朝廷的大义。父子易位，而尊卑失序了。记载说：“提升僖公，纠正他的混乱。”跻，是越级的词。从下面提升到上面，从卑微提升到尊贵，昭穆的次序乱了。大事，是禘祭。祭
事莫大于禘，故禘为大事。书曰：「大事」，而不曰「禘」，着其乱，大事也。葬十有一月而作主，防二十有一月而大事，缓于主，速于大事，不孝之大也。
译没有比禘祭更重大的事情了，所以禘祭是重大的事务。《尚书》说“大事”，而不说“禘”，是为了彰显其混乱，这属于重大的事务。安葬后十一个月制作神主牌位，防止二十一个月后才举行禘祭，对制作神主牌位迟缓，对举行禘祭迅速，这是极大的不孝。
胡安国曰：有事者，时祭大事，祫也。合羣庙之主，食于太庙，升僖于闵之上也。闵、僖二公，亲则兄弟，分则君臣，以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礼也。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故左氏则曰：「祀，国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乆矣。公羊则曰：「其逆祀，先祢而后祖也。」糓梁则曰：「逆祀，则是无昭穆也。无昭穆，则无祖也。」闵、僖非祖祢，而谓之祖祢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诸侯五世。説礼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传同以闵公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视闵公为礼，而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名号虽不同，其为世一矣。
朱熹语録：「或问诸家多谓跻僖公，故夫子不欲观禘，此説如何？」熹曰：「禘是于始祖之庙，推所自出之帝，设虚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无昭穆之序。王者有禘有祫，故周禘帝喾，以后稷配之；诸侯有祫而无禘，此鲁之所以为失礼也。」
吕祖谦曰：「大事于太庙，如禴、烝、尝，是常祭，止谓之事；如禘、祫，非常祭，则谓之大事。」又曰：「礼无不顺，凡是礼事事无不顺。况祀是国之大事，岂可不顺今而逆之？岂可谓之礼？」又曰：「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契与不窋不是不肖，但较之汤、文、武少劣耳。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如帝乙与厉王虽不肖，犹尊而上之以为祖。此处最要看知得：子不以己之贵，而耻其祖之贱。」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程頥曰：「秦以愤取败，晋可以已矣。而复伐秦，报复无已，残民结怨，故贬称人。」
谢湜曰：「襄公既败秦师于殽，又败秦师于彭衙，今又合四国之众伐秦，着其连祸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四国伐秦，报彭衙之役，则皆国卿也。其贬而称人者，晋人再胜秦师，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复兴此役，结怨勤民，是全不务徳，専欲力争而报复之，无己也，以致济河焚舟之师，故特贬而称人。」
公子遂如齐纳币
程氏学曰：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四年夏，逆妇姜于齐。卿佐纳币，微者逆之，固为失礼，而未为重者也。春秋之义，防显阐幽，其在乎此？文公禫未除而纳币，违礼而隐者也。女在其父母家之所称也，故逆皆称女，以未成妇也。文公之图婚也，以既禫为防，终以纳币为未成，理固幽而难辨也。非圣人谁眀之？特书曰「逆妇姜于齐」，言纳币则已成妇矣。不书至者，不告庙也。娶夫人，所以奉宗庙，而不告之，其不恭也大矣。若宣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谓不侍贬絶而恶见者也。先儒谓婚姻不当使公子，而不述其所以，葢公子公孙于国事，皆惟臣礼而已。惟婚姻之礼，则于家人有尊卑之序，若俾尊者从事，则非顺也；卑者行之，何有于不可哉？
谢湜曰：「不待既祥而大事于庙，不待释禫而纳币于齐，忘哀之早也。」
胡安国曰：「婚烟常事，不书。其书纳币者，防未终而图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则何讥乎？」《春秋》论事，莫重乎志。志敬而节具，与之知礼；志和而音雅，与之知乐；志哀而居约，与之知防。非虚加之谓也，重志之谓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闲邪复礼之意。
吕祖谦曰：襄仲是庄公、子文、公叔，此是至亲者，所以委之。
春秋集义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七
宋 李明复 撰
文公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程氏学曰：「滕文公问孟子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由此观之，则诸侯守邦，岂可致民之溃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溃、莒溃、沈溃』之类，皆是也。」
谢湜曰：「沈微国溃，奔散之词，与民守国，効死而民弗去，诸侯之职也。一遇大国侵伐，而国人溃焉，君之不
译胡安国说：“‘有事’，指的是时祭中的大祭，即祫祭。将群庙的神主合在一起，在太庙中祭祀，把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闵公、僖公两位国君，按亲属关系是兄弟，按名分则是君臣，之所以说这是逆祀，是因为兄弟之间没有先于君臣之礼。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所以《左传》说：‘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违背礼制可以吗？’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先于父亲进食，这是很久以来的规矩了。《公羊传》说：‘这是逆祀，是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父。’闵公、僖公并非祖父和父亲，却称他们为祖父和父亲，为什么呢？因为臣子和儿子的情况是一样的。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诸侯祭祀五代祖先。解释礼制的人说：‘世，指的是父子关系，不是兄弟关系。’然而三传都同样把闵公当作祖父，而臣子和儿子的情况是一样的，因此把僖公当作父亲看待闵公是合乎礼的，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哥哥死了弟弟继承，名号虽然不同，但作为‘世’是一样的。”
朱熹《语录》：“有人问：‘诸家大多认为僖公被升位，所以孔子不想观看禘祭，这种说法怎么样？’朱熹说：‘禘祭是在始祖的庙里，推究所由出的帝，设置虚位来祭祀他，而用始祖配享，就没有昭穆的次序。王者有禘祭和祫祭，所以周朝禘祭帝喾，以后稷配享；诸侯有祫祭而没有禘祭，这就是鲁国失礼的原因。’”
吕祖谦说：“在太庙进行大祭，像禴、烝、尝，是常规祭祀，只称为‘事’；像禘、祫，是非常规祭祀，就称为‘大事’。”又说：“礼没有不顺的，凡是礼的事没有不顺的。何况祭祀是国家的大事，怎么能不顺从今而逆乱它呢？怎么能称为礼呢？”又说：“商汤不先于契，周文王、周武王不先于不窋，契和不窋不是不贤，只是比起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稍差一些罢了。宋祖帝乙，郑祖厉王，都是上代的祖先。像帝乙和厉王虽然不贤，仍然尊崇他们并奉为祖先。这里最要看懂的是：儿子不因为自己的尊贵，而以祖先的卑贱为耻。”
冬天，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
程颐说：“秦国因为愤怒而招致失败，晋国可以停止了。却又攻打秦国，报复没有止境，残害百姓结下怨恨，所以贬称‘人’。”
谢湜说：“襄公已经在殽地打败秦军，又在彭衙打败秦军，现在又联合四国军队攻打秦国，显示其连年祸患。”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四国攻打秦国，是为了报复彭衙之战，那么都是各国的卿。贬称‘人’的原因，是晋国两次战胜秦军，按常情也可以停止了，却又兴起这次战役，结怨劳民，完全不致力于德行，专门想力争而报复，没有止境，以至于导致渡河焚舟的军队，所以特别贬称‘人’。”
公子遂到齐国纳币。
程氏学：“二年冬天，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四年夏天，从齐国迎娶妇姜。卿佐纳币，地位低微的人迎娶，固然失礼，但还不算严重。《春秋》的意义，在于防止显明、阐明幽微，大概就在这里？文公丧期未满就纳币，违背礼制而隐蔽。‘女’是她在其父母家时的称呼，所以迎娶都称‘女’，因为还没有成为媳妇。文公图谋婚姻，以丧期已满为防备，最终以纳币为未完成，道理本来幽微而难以辨别。不是圣人谁能明白？特别记载说‘从齐国迎娶妇姜’，意思是纳币就已经成为媳妇了。不记载‘至’，是因为没有告庙。娶夫人，是为了奉祀宗庙，而不告庙，其不恭敬也太大了。像宣公元年，公子遂到齐国迎娶女，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是因为不侍奉贬绝而厌恶见到。先儒认为婚姻不应当让公子去办，而不陈述其原因，大概公子、公孙对于国事，都只遵循臣子的礼节罢了。只有婚姻之礼，则在家人中有尊卑的次序，如果让尊者去从事，就不顺了；卑者去执行，有什么不可呢？”
谢湜说：“不等到丧期结束就在庙里举行大祭，不等到解除丧服就到齐国纳币，忘记哀痛太早了。”
胡安国说：“婚姻是常事，不记载。记载纳币，是防止丧期未满就图谋婚姻。娶妻在三年丧期之外了，那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春秋》论事，没有比志向更重要的。志向恭敬而礼节具备，就认为他懂礼；志向和谐而声音雅致，就认为他懂乐；志向哀痛而居处简朴，就认为他懂丧。不是虚加的名义，而是重视志向的意思。这些都是使人私欲不行，防止邪恶、恢复礼制的意图。”
吕祖谦说：“襄仲是庄公、子文、公叔，这是至亲的人，所以委托他。”
《春秋集义》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七
宋 李明复 撰
文公
三年春天，周历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攻打沈国。沈国溃败。
程氏学：“滕文公问孟子说：‘齐国人将要修筑薛城，我很担心，怎么办才可以？’孟子说：‘这种谋划，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如果不行，就有一种办法：挖深这护城河，修筑这城墙，与百姓一起守卫它，效死而百姓不离开，这样就可以做了。’由此看来，那么诸侯守卫邦国，怎么能导致百姓溃散呢？一被侵伐而百姓离散，国君无能就可知了。‘蔡溃、莒溃、沈溃’之类，都是这样。”
谢湜说：“沈国是小国，溃败，是奔散之词，与百姓守卫国家，效死而百姓不离开，是诸侯的职责。一遇到大国侵伐，而国人溃散，国君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