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七
秦，以道出京师，因而朝王。书曰『公如京师』，为其不成朝也。首书晋来乞师，次书公自京师遂会晋侯伐秦，以明公如京师，非専以朝王行也。二百四十二年朝王于京师者，成公一人而已。又且朝礼不成，则天下无朝王之实，可知也。公子遂之聘也，书『如京师』而不书聘，以其遂如晋，非専于聘也。成公之朝也，书『如京师』而不书朝，以其遂会伐秦，非専于朝也。以朝聘王室为名，而其终继以遂事，则鲁无朝聘之实，于此见矣。伐秦书『遂』，着其恶也。郑复从晋，故郑伯会晋伐秦。」
译秦军因道路经过京师，借此机会朝见周王。《春秋》记载为“公如京师”，是因为这次朝见并未完成礼仪。首先记载晋国来请求出兵，接着记载鲁公从京师出发随即与晋侯会合攻打秦国，以此表明鲁公前往京师，并非专门为了朝见周王。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中，到京师朝见周王的，只有成公一人罢了。况且朝见的礼仪都没有完成，那么天下没有真正朝见周王的事实，也就可想而知了。公子遂出使，记载为“如京师”而不记载“聘”，是因为他随即前往晋国，并非专门为了出使。成公朝见，记载为“如京师”而不记载“朝”，是因为他随即会合攻打秦国，并非专门为了朝见。以朝见、出使王室为名，而最终紧接着记载随后发生的事，那么鲁国没有朝见、出使的实情，在这里就显露无遗了。攻打秦国记载为“遂”，是为了彰显其恶行。郑国再次跟随晋国，所以郑伯会合晋国攻打秦国。
胡安国曰：诸侯每嵗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觐之礼者。今公欲会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礼。书曰：「如京师，见诸侯之慢也。」因会伐而行矣。又书：「公自京师以伐秦为遂事者，」此仲尼亲笔明朝王为重，存人臣之礼也。古者诸侯即位，服丧毕则朝；小聘大聘终则朝；巡狩于方岳则朝。观春秋所载，天王遣使者屡矣。十二公之述职，盖阙如也。独此年书「公如京师」，又不能成朝礼，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伦，而至于此极，故于是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之义，遂荡然无有存者。孔子惧，作《春秋》，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所以明君臣之义者至矣。其义得行，则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伦必正，岂曰小补之哉？此以伐秦为遂事之意也。
曹伯庐卒于师。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谢湜曰：「公如京师，本非朝王，故公至，不以京师。」
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谢湜曰：「莒子莒渠丘公，鲁不会▯，故不书▯。」
夏衞孙林父自晋归于衞
谢湜曰：「林父赖晋之力，衞国释其罪，复其位，故其返国，书『归』。故定姜曰：『大国以为请，不许，将亡。』书『自晋罪』，晋之容恶也；书『归』，罪卫之失刑也。若蔡季书『归』，所以正法；若林父书『归』，所以着乱。」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郑公子喜帅师伐许。
谢湜曰：「郑恃晋故，公子喜又伐许。」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
谢湜曰：「孙称夫人，不称姜氏，絶之也。至与入称姜氏，不称妇姜，贬之也。女子以姓为氏，故或以諡配姓，或以妇配姓，姓随之矣，则虽不称氏可也。或书妇姜，或书妇姜氏，其义一也。公子遂以夫人至，侨如以夫人至，皆以夫人系遂、侨如者，遂、侨如以君命逆夫人，故也。」
胡安国曰：「谷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亲迎也。』侨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见者，卒名耳。然则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逺，必亲迎乎？以封壤则有大小，以爵次则有尊卑，以道途则有逺迩。或迎之于其国，或迎之于境土，或迎之于所馆中。礼之节可也。」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秦伯卒
谢湜曰：「秦伯、秦桓公、鲁不会▯，故不书▯。」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卫定公。三月乙巳，仲婴齐卒。谢湜曰：「婴齐，公子遂之子。宣公以私恩赐遂为仲氏，鲁人不絶其族，故公子遂，公孙婴齐卒，书『仲』以『仲』为氏，自遂始，故也。」
胡安国曰：「婴齐者，公子遂之子，公孙归父之弟也。归父出奔齐鲁人徐伤其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故书曰『仲婴齐』，此可谓乱昭穆之序，失父子之亲者。以后归父，则弟不可为兄嗣；以后襄仲，则以父字为氏，亦非矣。」
癸丑，公会晋侯、衞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同盟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
程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师，公至自伐秦。负刍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诸侯与之盟矣。方执之，稽天讨也。故书同盟，见其既同矣。」
又或问：「晋侯之执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执之，是也。晋与之同盟，而复执之，故称曹伯，而不去其爵。晋侯不夺爵，未至于夺爵也。归自京师，则言『若无罪而归』，罪天王不能行爵赏也。凡言归者，易辞；以归者，强归之辞。」
谢湜曰：「戚之盟，郑复受盟于晋，故书同盟。曹宣之卒于师也，公子负刍杀太子自立，子臧不义成公而致其邑。戚之会，厉公以成公有杀适之罪也，于是执而归于京师。去逆治乱，以正大义；听命王室，以正天刑，得侯伯讨罪之道矣。凡强国擅执诸侯，不以有罪无罪皆称人，贬之也。惟厉公执曹伯，执得其罪，又归于王，故执书晋侯，善之也。凡诸侯无罪见执，皆不名，以其义不当絶也。成公执得其罪，不名者，以明厉公以贬絶之罪听于王故也。然则曹伯负刍，义当絶也，义当絶而不絶，所以善厉公也。曹伯襄、
译胡安国说：诸侯每年四处侵伐，没有谁能修习朝觐天子的礼节。如今鲁公想要会合诸侯讨伐秦国，道路经过王都，不可以越过天子而前往。所以都去朝见天子，却不能完成朝见的礼节。《春秋》记载说：“如京师”，是显示诸侯的轻慢。借着会合讨伐的机会而去了。又记载：“公自京师以伐秦为遂事者”，这是孔子亲自笔削，明确显示天子为重，保存人臣的礼节。古代诸侯即位，服丧完毕就朝见；小聘大聘结束就朝见；天子巡狩方岳就朝见。看《春秋》所载，天王派遣使者屡次前来。十二位鲁公的述职，大概缺失了。唯独这一年记载“公如京师”，又不能完成朝见的礼节，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君臣是人道的大伦常，却到了这种极端，所以在这时天子当阳、诸侯听命的道义，就荡然无存了。孔子恐惧，作《春秋》，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用来阐明君臣的道义到了极点。它的道义得以实行，那么臣子必定敬重君主，儿子必定敬重父亲，天理必定保存，人欲必定消除，大伦必定端正，难道说是小小的补救吗？这就是以伐秦为遂事的用意。
曹伯庐死在军中。秋天七月，鲁公从伐秦回来。
谢湜说：“鲁公去京师，本来不是朝见天子，所以鲁公回来，不记载‘自京师’。”
冬天〇曹宣公
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死。
谢湜说：“莒子是莒渠丘公，鲁国没有参加〇，所以不记载〇。”
夏天，卫国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
谢湜说：“孙林父依靠晋国的力量，卫国赦免了他的罪，恢复了他的职位，所以他返回国家，记载‘归’。所以定姜说：‘大国替他请求，如果不答应，将要灭亡。’记载‘自晋’，是晋国容忍恶行；记载‘归’，是卫国失刑的罪过。如果蔡季记载‘归’，是用来端正法度；如果孙林父记载‘归’，是用来彰显祸乱。”
秋天，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讨伐许国。
谢湜说：“郑国倚仗晋国的缘故，公子喜又讨伐许国。”
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谢湜说：“孙称夫人，不称姜氏，是断绝关系。至与入称姜氏，不称妇姜，是贬低。女子以姓为氏，所以有的用谥号配姓，有的用妇配姓，姓随之了，那么即使不称氏也可以。有的记载妇姜，有的记载妇姜氏，意义是一样的。公子遂带着夫人回来，侨如带着夫人回来，都把夫人系在遂、侨如之后，是因为遂、侨如奉君命迎接夫人。”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大夫不带着夫人，因为带着夫人是不正当的，讽刺不亲自迎接。’侨如不称氏，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只是卒名罢了。那么娶于他国，而路途遥远，必定亲自迎接吗？以封地则有大小，以爵位则有尊卑，以路途则有远近。有的在其国迎接，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馆舍中迎接。礼节的节制是可以的。”
冬天十月庚寅，卫侯臧死，秦伯死。
谢湜说：“秦伯是秦桓公，鲁国没有参加〇，所以不记载〇。”
十五年春，王二月，〇卫定公。三月乙巳，仲婴齐死。谢湜说：“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宣公因私恩赐遂为仲氏，鲁人不灭绝他的族，所以公子遂，公孙婴齐死，记载‘仲’以‘仲’为氏，是从遂开始的缘故。”
胡安国说：“婴齐是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的弟弟。归父出奔齐国，鲁人悲伤他没有后代，于是让婴齐继承他。所以记载‘仲婴齐’，这可以说是扰乱昭穆的次序，失去父子亲情的。如果继承归父，那么弟弟不可以做哥哥的嗣；如果继承襄仲，那么以父字为氏，也不对。”
癸丑，鲁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结盟。晋侯逮捕曹伯，押回京师。
程颐说：“十三年，曹伯死在军中，鲁公从伐秦回来。负刍弑杀世子自立。过了三年，诸侯与他结盟了。正要逮捕他，是稽考天讨。所以记载同盟，显示他们已经结盟了。”
又有人问：“晋侯逮捕曹伯，对吗？曹伯有弑逆的罪过，就逮捕他，是对的。晋国与他结盟，又逮捕他，所以称曹伯，而不除去他的爵位。晋侯不夺爵，还没有到夺爵的地步。从京师回来，就说‘若无罪而归’，罪在天王不能行爵赏。凡是说归的，是易辞；以归的，是强归之辞。”
谢湜说：“戚之盟，郑国又接受晋国的盟约，所以记载同盟。曹宣死在军中，公子负刍杀太子自立，子臧认为成公不义而致其邑。戚之会，厉公因为成公有杀适的罪过，于是逮捕他押回京师。去逆治乱，以正大义；听命王室，以正天刑，得到了侯伯讨罪的道义。凡是强国擅自逮捕诸侯，不论有罪无罪都称人，是贬低。只有厉公逮捕曹伯，逮捕得其罪，又押回王京，所以逮捕记载晋侯，是善之。凡是诸侯无罪被逮捕，都不名，因为道义不当绝。成公逮捕得其罪，不名的，是为了表明厉公以贬绝之罪听于王。那么曹伯负刍，道义当绝，道义当绝而不绝，所以善厉公。曹伯襄、
胡安国曰：「称侯以执伯讨也，何以为伯讨？晋合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晋侯执之，又不敢自治，而归于京师，使即天刑。夫是之谓伯讨。春秋执诸侯者众矣，未有执得其罪如此者，故独书其爵。」
吕祖谦曰：「曹宣公从晋侯伐秦，卒于师，使公子负刍守国，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公子欣时即臧也。负刍与欣时俱曹伯庻子。公子欣时逆丧未归之间，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晋为伯主，率诸侯讨弑太子之祸，执曹成公而归之京师。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遂逃奔宋，不肯立。后来负刍归自京师，自为曹君。大抵学者之患，最是勇于义而不能精择。如子臧轻千乗之国，视之如弊屣而不肯受，固是勇为义。然而讲学不明，择义不精，所以辞受取予之际，亦不晓自。曹宣公之卒，太子是正嫡，本当立。负刍杀太子而自立，其罪当讨。晋人讨簒弑之贼，诸侯择其贤者而立之。太子在时，子臧固不当立；然而既死之后，子臧固当受之可也，亦当讨前日弑君之贼。今乃迁延不受，反使簒弑之人俨然居一国之上，使三纲五常都失序，岂是晋人之罪？都縁子臧归洁其身太过，轻重隆杀都不分，却説『圣达节，次守节』之语。观这一二句，便见他讲学未尽，择义不精，亦皆有病。夫所谓节者，天降生民，民之秉彛，不可加损，天地圣愚，人物同守之，不可加损。所谓节，如文王之圣，则曰『顺帝之则』；在易则曰『干之为道乃见天则』。今子臧讲学不明，郤以七纵八横，超乎节之外，亦是子臧未晓得帝则、民彛处。虽有髙世之行、难行之操，不免所以得罪于君子，都是择义不精之过。」
公至自会。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郑。
谢湜曰：「郑伐许，又受盟于戚，故楚伐郑。」
秋八月庚辰，▯宋共公。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
谢湜曰：「宋共公卒，平公防弱，权臣争执国柄，更相攻讨，故有华元、荡山、鱼石之乱。孙林父自晋归于衞，华元自晋归于宋，其罪一也。」
吕祖谦曰：「鱼石止华元，华元欲出奔晋。此见得元畏桓族之强，所以欲奔晋。鱼石曰：『国人与之。』此见华元有重望在已又有二大功于国，故国人懐之。万一华元不反，则宋国之人必讨五桓之族。鱼石虽如此，犹能知向戍贤。鱼石能知向戍，则必能免祸。然终不免，何故？以此见言之则易，为之则难。当时鱼石归华元，亦是好意。元既反，后遽逐鱼石，此是元曲处。终不免，能计较利害，故后来宋之祸始于此。要之，当时五覇虽强，若留在宋时，亦不妨。况当时鱼石之言尽好，自鱼石世为左师，到此元乃易以向戍，不用鱼氏之族。」
宋杀其大夫山
程颐曰去族害公族也
程氏学曰：宋杀其大夫山，山荡山也。荡山，宋公族也。乗君之丧，作乱以弱公室，杀公子肥，背其族也。是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无本，人道絶矣。故去族以示法。
谢湜曰：「荡山公族大夫乗国丧，祸弱公室，杀公子肥。臣之自絶其族者也。絶其族者，絶于族。王法在所弃絶，故去族以絶之。物以根为本，人以宗族为本，人而无本则人道絶矣。衞之衞侯燬，宋之大夫山，或书名，或去族，其恶一也。」
宋鱼石出奔楚
谢湜曰：「鱼石乃荡山之党，故奔楚。」
胡安国曰：「宋六卿，鱼氏、荡氏、向氏、鳞氏，皆桓族也；华氏、戴族也。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氏汰而骄，共公卒，已▯，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司君臣之训，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鱼石将止之，鱼府曰：『元反，必讨，是无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勲，国人所与，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元归，使国人攻桓氏，杀荡山，出鱼石，国然后定。元之出奔晋与归于宋，皆不省文者，着其正也。书之重，词之复，必有大美恶焉
译胡安国说：“称爵位‘侯’来执行伯主的讨伐，为什么说是伯主的讨伐？晋国联合诸侯讨伐秦国，曹宣公在军中去世，曹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伯的灵柩，负刍杀死了太子而自立。到了这时，晋侯逮捕了他，又不敢自行处置，而把他押送回京师，让他接受天子的刑罚。这就叫做伯主的讨伐。《春秋》记载逮捕诸侯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样逮捕得罪有应得的，所以唯独记载了他的爵位。”
吕祖谦说：“曹宣公跟随晋侯讨伐秦国，死在军中，派公子负刍留守国家，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伯的灵柩。公子欣时就是子臧。负刍和欣时都是曹伯的庶子。公子欣时迎接灵柩尚未归来期间，负刍杀死了太子而自立。晋国作为霸主，率领诸侯讨伐杀害太子的祸乱，逮捕曹成公而押送回京师。诸侯将要向周天子引见子臧并立他为君，子臧推辞说：‘圣人通达节义，其次坚守节义，下等的人丧失节义。’于是逃奔到宋国，不肯即位。后来负刍从京师回来，自己做了曹君。大体上学者的弊病，最严重的是勇于行义却不能精于选择。像子臧轻视千乘的大国，视之如破鞋而不肯接受，固然是勇于行义。然而治学不明，选择道义不精，所以在辞让接受取舍之间，也不明白自己该怎么做。曹宣公去世，太子是正嫡，本当即位。负刍杀死太子而自立，其罪应当讨伐。晋人讨伐篡弑的贼人，诸侯选择贤能的人而立他。太子在世时，子臧固不当即位；然而太子死后，子臧固然应当接受君位，也应当讨伐从前弑君的贼人。现在却拖延不接受，反而让篡弑的人俨然居于国家之上，使三纲五常都失去秩序，这难道是晋人的罪过吗？都因为子臧追求自身清白太过，轻重尊卑都不分，却说‘圣人通达节义，其次坚守节义’的话。看这一两句话，便见他治学未尽，选择道义不精，也都有毛病。所谓节义，上天降生百姓，百姓秉承常理，不可增减，天地圣愚，人物共同遵守，不可增减。所谓节义，像文王那样圣明，就说‘顺从帝王的法则’；在《易经》中说‘乾卦的道就显现了天的法则’。现在子臧治学不明，却以纵横捭阖，超乎节义之外，也是子臧没有懂得帝王法则、百姓常理的地方。虽然有高出世俗的行为、难行的操守，不免因此得罪于君子，都是选择道义不精的过错。”
晋侯从会盟之地回国。夏天，六月，宋共公固去世。楚子讨伐郑国。
谢湜说：“郑国讨伐许国，又在戚地接受盟约，所以楚国讨伐郑国。”
秋天八月庚辰日，〇宋共公。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谢湜说：“宋共公去世，平公年幼柔弱，权臣争夺国家大权，互相攻伐讨伐，所以有华元、荡山、鱼石的祸乱。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
吕祖谦说：“鱼石阻止华元，华元想要出逃到晋国。这可以看出华元畏惧桓族势力强大，所以想要逃往晋国。鱼石说：‘国人支持他。’这可以看出华元在国人中有重望，自己又有两大功劳对国家，所以国人怀念他。万一华元不回来，那么宋国人必定会讨伐五桓的家族。鱼石虽然这样说，还能知道向戍贤能。鱼石能知道向戍，就必定能免除祸患。然而最终没能免除，是什么原因？由此可以看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鱼石让华元回来，也是好意。华元回来后，随即驱逐鱼石，这是华元理亏的地方。最终没能免除祸患，能计较利害，所以后来宋国的祸乱始于这里。总之，当时五桓虽然强盛，如果留在宋国时，也不妨碍。况且当时鱼石的话都很好，自从鱼石世代担任左师，到这时华元才换成了向戍，不再任用鱼氏的家族。”
宋国杀了它的大夫山。
程颐说：“去掉族氏，是危害公族。”
程氏学说：“宋国杀了它的大夫山，山就是荡山。荡山，是宋国的公族。趁着国君去世，作乱以削弱公室，杀死公子肥，背离了他的家族。这背离家族的人，是砍伐根本。人如果没有根本，人道就断绝了。所以去掉族氏以示法度。”
谢湜说：“荡山是公族大夫，趁着国家丧事，祸害削弱公室，杀死公子肥。这是臣子自己断绝其家族的人。断绝其家族的人，是与家族断绝关系。王法所在要抛弃断绝，所以去掉族氏以断绝他。事物以根为本，人以宗族为本，人如果没有根本则人道就断绝了。卫国的卫侯燬，宋国的大夫山，有的写名字，有的去掉族氏，他们的恶行是一样的。”
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
谢湜说：“鱼石是荡山的同党，所以逃奔楚国。”
胡安国说：“宋国六卿，鱼氏、荡氏、向氏、鳞氏，都是桓族；华氏，是戴族。华元担任右师，鱼石担任左师。荡氏骄横，共公去世，已经〇，荡泽削弱公室，杀死公子肥。华元说：‘我掌管君臣的训导，却不能匡正，罪过太大了；不能治理官职，敢依赖宠幸吗？’于是出逃到晋国。鱼石将要阻止他，鱼府说：‘华元回来，必定会讨伐，这就没有桓氏了。’鱼石说：‘他有很多大功，国人所支持的，不回来，恐怕桓氏在宋国没有祭祀了。’于是自己在河上阻止华元。华元回来，让国人攻打桓氏，杀死荡山，驱逐鱼石，国家然后安定。华元的出逃到晋国与回到宋国，都是不省略文字，彰显其正当性。书写的重要，词语的重复，必定有大的美恶在其中。”
。词繁而不杀，所以与之也。以不赖宠而出奔，以国人与晋皆许之讨，而后入，正可知矣。苏辙谓：『使元懐禄顾宠，重于出奔，则不能讨。』此説是也。山不书氏，背其族也；伐其本也。人而无本，人道絶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况于人而忍伐其本乎？」
译言辞繁复而不删减，是用来宽待他的。因为不依赖宠幸而逃亡，因为国人和晋国都赞同讨伐他，然后才回国，这就可以知道了。苏辙说：“假如元怀禄顾念宠幸，认为逃亡比讨伐更严重，那就不能讨伐了。”这种说法是对的。山不写姓氏，是背离他的宗族；砍伐他的根本。人如果没有根本，人道就断绝了。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何况是人却忍心砍伐自己的根本呢？
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髙无咎、宋华元、衞孙林父、郑公子防、邾人会吴于钟离。
程颐曰：「吴益强大，求会于诸侯。诸侯之众，往而从之。故书『诸国往与之会』，以见句吴盛、中国衰也。时中国病楚，故与吴亲。」
谢湜曰：「吴子横慿陵邦国，尤重于楚。方是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列国皆屈节防吴。虽齐、晋大国，其大夫亦往亲吴而会之。中国陵迟甚矣！会吴于钟离，会吴于柤，会吴于向，吴皆殊会者，斥呉人而外之也。外呉人，所以责诸侯也。呉本泰伯之后，为太王之昭，今虽介在南蛮，使率其軄贡通于王朝，固与鲁、卫诸邦俱为同姓之戚，乃不此之图，而▯名荐食，自同强楚。此春秋所以斥呉人而外之也。」
胡安国曰：「吴以号举夷之也会，而殊会外之也。殊会有二义：会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与世子抗也；会吴于钟离、于柤、于向，意在贱夷狄而罪诸侯，不能与之敌也。夫以太伯至徳，是始有吴。以族言之，则周之伯父也。至其后世，遂以号举者，以其僭窃称王，不能居中国之爵号耳。成襄之间，中国无霸，齐、晋大国亦皆俯首东向而亲吴。圣人盖伤之，故特殊会，可谓深切着明矣。」
许迁于叶
谢湜曰：「许虽偪郑，与民効死守之可也。失保国之道，而畏难以迁，灵公之自弱也。与盘庚之迁，异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谢湜曰：「隂气太胜，雨着木则成冰。隂气胜而雪，常也。隂气太胜而雨木冰，非常也。」
胡安国曰：「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阳，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隂兵之类也。冰胁木者，君臣将执于兵之徴。未防而有沙随、苕丘之事，天人之际，休咎之应焉，可诬也？而欲尽废五行传，亦过矣。」朱熹语録：「或问：『春秋成十六年雨木冰。』谷梁曰：『雨而木冰也。』注云：『介胄之象。』何休公羊注云：『木，少阳，幼君也；冰，隂凝，臣也。』臣将胁君，此乃五行家牵合之説，未可信，终未见上温下冷之意。」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谢湜曰：「滕子，滕文公鲁，不会▯，故不书▯。」
郑公子喜帅师侵宋
谢湜曰：「成公背戚盟，出师侵宋。前书同盟，后书侵宋，罪其无信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晋侯使栾黡来乞师。
程颐曰：「时以穆姜、叔孙侨如将作难，故师出后期。」
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谢湜曰：「鄢陵之战，楚师轻窕，而郑成恃楚敌晋，故楚子、郑师败绩。楚子伤目而退，故败不言师。举重也。郑伯反覆违盟，叛晋即楚，其罪在所讨矣。厉公不能明大义以行伐，务以攻战为心，故以晋侯主战而罪之。楚不书侵伐者，三国之战，其源出于郑公子喜侵宋故也。前书侵宋，则二国之败，郑伯尤为大罪，由此见矣。」
胡安国曰：不书楚师败绩，以其君亲集矢于目，而身伤为重也。当是时，两军相抗，未有胜负之形，晋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持胜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军门，有圣人能内外无患，盍释楚以为外惧之戒乎？楚师虽败，其势益张，晋遂怠矣。卒有栾氏之谮，而诛三郤，国内大乱。圣人备书，以见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吕祖谦曰：鄢陵之战，以兵家曲直论之，楚新与晋盟而背之，用师是晋直，楚曲，胜败之势显然可见。晋元帅愤然兴师，却欲讨楚，独范文子不欲战，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及。临阵又曰：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内宁必有外忧。」栾书之徒，徒能外面看晋楚之曲直，不能于内看君之昏明。説背盟弃好，讨之必胜，不知厉公骄纵，遂至于灭亡。大抵天下之事，有当作而不作，惟知义之君子，随时轻重权衡隆杀，观一时之胜败，如射共王中目，见得楚之大败，晋师三日馆谷，见得晋之大胜。然楚大败之后，君臣戒惧，兢兢守国，终始保全。厉公一胜之后，杀郤锜、郤犨、郤至，又欲杀栾书、中行偃，君臣相贼。然文子虽见
译冬天，十一月，叔孙侨如会同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宋国的华元、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子虿、邾国的人，在钟离会见吴国。
程颐说：“吴国日益强大，向诸侯请求会盟。诸侯的众人前往顺从它。所以史书记载‘各国前往与它相会’，以显示吴国强盛、中原衰微。当时中原苦于楚国的侵扰，所以与吴国亲近。”
谢湜说：“吴子横暴欺凌各国，尤其对楚国为甚。当此时，上没有英明的天子，下没有贤能的方伯，各国都屈节防备吴国。即使是齐、晋这样的大国，他们的大夫也亲自前往吴国会盟。中原的衰败严重啊！在钟离会吴，在柤会吴，在向会吴，吴国都是单独会盟的，这是排斥吴国人而将其视为外邦。排斥吴国人，是为了责备诸侯。吴本是大伯的后代，是太王的昭穆，现在虽然地处南蛮，如果率领其职责进贡通达于王朝，本来与鲁、卫各国都是同姓的亲戚，却不考虑这一点，反而屡次进犯，自同于强楚。这就是《春秋》排斥吴国人而将其视为外邦的原因。”
胡安国说：“吴国以国号称举夷狄的会盟，而单独会盟将其视为外邦。单独会盟有两层含义：在首止会盟周天子的世子，意在尊崇王室，不敢与世子抗衡；在钟离、在柤、在向会盟吴国，意在轻视夷狄而谴责诸侯，不能与吴国对抗。凭借大伯至高的德行，这才有了吴国。从族属来说，是周朝的伯父。到了后世，却以国号称举，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不能居于中原的爵位罢了。成公、襄公年间，中原没有霸主，齐、晋大国也都俯首向东而亲近吴国。圣人对此感到悲伤，所以特别记载单独会盟，可谓深切显明了。”
许国迁都到叶。
谢湜说：“许国虽然被郑国逼迫，与百姓效死守城是可以的。失去了保国的正道，却畏惧困难而迁都，这是许灵公自取衰弱。这与盘庚迁都不同。”
十六年春，周王正月，下雨结冰在树上。
谢湜说：“阴气太盛，雨落在树上就结成冰。阴气盛而下雪，是常理。阴气太盛而下雨结冰在树上，是不寻常的。”
胡安国说：“雨木冰，就是下雨而树木结冰。”何休说：“树木，是少阳，象征幼君和大臣；冰，是阴气凝结，类似兵器。冰胁迫树木，是君臣将被兵器所执的征兆。不久就发生了沙随、苕丘的事件，天人之间的感应，吉凶的应验，难道可以诬蔑吗？想要完全废除五行传，也太过分了。”朱熹语录：“有人问：‘《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谷梁传》说：‘下雨而树木结冰。’注解说：‘这是介胄的象征。’何休《公羊传》注说：‘树木，是少阳，象征幼君；冰，是阴气凝结，象征臣子。’臣子将胁迫君主，这是五行家牵强附会的说法，不可信，终究没有看到上温下冷的意思。”
夏，四月，辛未日，滕子去世。
谢湜说：“滕子，是滕文公，没有参加会盟，所以不记载会盟。”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谢湜说：“郑成公背弃戚地的盟约，出兵侵犯宋国。前面记载同盟，后面记载侵犯宋国，是谴责他无信。”
六月，丙寅日初一，发生日食。晋侯派栾黡来请求出兵。
程颐说：“当时因为穆姜、叔孙侨如将要作乱，所以军队出发晚了。”
甲午日月底，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国军队大败。谢湜说：“鄢陵之战，楚军轻敌，而郑成公倚仗楚国对抗晋国，所以楚子、郑国军队大败。楚子眼睛受伤而退兵，所以大败不记载军队。这是举重轻。郑伯反复违背盟约，背叛晋国投靠楚国，他的罪责在于被讨伐。晋厉公不能明大义而行讨伐，一心致力于攻战，所以以晋侯主导战争而谴责他。楚国不记载侵犯讨伐，是因为三国之战，其根源出于郑公子喜侵犯宋国。前面记载侵犯宋国，那么两国的失败，郑伯尤其罪大，由此可以看出来。”
胡安国说：不记载楚军大败，是因为楚君亲自中箭射中眼睛，而自身受伤为重。当此时，两军相抗，没有胜负的形势，晋国的胜利，也是侥幸罢了。侥幸不是持胜之道，范文子之所以站在军门，说圣人能内外无患，何不释放楚国作为外患的警戒呢？楚军虽然失败，其势力更加嚣张，晋国于是懈怠了。最终有栾氏的谗言，而诛杀三郤，国内大乱。圣人详细记载，以显示行事的深切显明。吕祖谦说：鄢陵之战，以兵家的曲直论之，楚国新与晋国结盟而背弃，用兵是晋国直，楚国曲，胜败的形势显然可见。晋国元帅愤然兴师，却想要讨伐楚国，只有范文子不想战，说：‘如果逞我的意愿，诸侯都叛离，晋国可以逞愿。临阵又说：只有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内宁必有外忧。’栾书之徒，只会在外面看晋楚的曲直，不能在内看君主的昏明。说背盟弃好，讨伐必胜，不知道厉公骄纵，遂至于灭亡。大抵天下之事，有当作而不作，只有知义的君子，随时轻重权衡隆杀，观一时的胜败，如射共王中目，见得楚之大败，晋师三日馆谷，见得晋之大胜。然而楚大败之后，君臣戒惧，兢兢守国，终始保全。厉公一胜之后，杀郤锜、郤犨、郤至，又欲杀栾书、中行偃，君臣相贼。然而文子虽见
之明，忧之深，立于戎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恳恳之意，可谓深切，而终不救厉公之骄，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见祸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责处。文子虽有区区之意，养之未充，信未孚于人，威望不足以压羣臣，是以终无所济，区区于众邪之间，事穷计迫，拱手无防，徒欲避祸而死。使其加之讲学，终无愤争之祸，必将见防而作，或出或处，亦不至于徒欲速死。后之有志之士，规模狭小者，可以此为戒。
译他的明智，忧虑的深切，站在战马之前进言，那诚挚的忠心，恳切的情意，可以说非常深刻，但最终没能挽救厉公的骄横，以至于祝宗祈祷自己死去，只把没有遭遇祸患当作幸运。文子的志向，固然也可悲，但也有可责备的地方。文子虽然有微薄的诚意，但涵养不够深厚，信用未能取信于人，威望不足以压制群臣，因此最终没有成效，在众小人之间孤立无援，事情穷尽计策紧迫，束手无策，只想逃避祸患而死。假使他加强学问修养，最终没有愤怒争执的灾祸，一定会预见危险而有所作为，或出仕或隐居，也不至于只想快点死去。后世有志向的人中，格局狭小的，可以以此为戒。
楚杀其大夫公子侧
谢湜曰：「鄢陵之败，公子侧以司马将中军，故楚以国法杀之。」
秋，公会晋侯、齐侯、衞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程颐曰：“晋侯怒公后期，故不见公。君子正已而无恤乎人，鲁之后期，国难故也。晋不见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为耻也。”
程氏学曰：夫子于鲁事，凡可耻者必为之讳，礼也。其我无失道，乃为横逆所加，则不讳。沙随之会，晋强无义而不见公，我何耻焉？故直书之。而在会诸侯俱有罪也。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义同此。谢湜曰：会于沙随，谋伐郑也。鄢陵之战，公不出师，故晋侯不见公，以强令征师。微国，晋侯之无义也。两君相会，而恃大以却小，晋侯之无礼也。然则不见公，恶不在鲁而在晋矣。讳国恶，目子之礼也。君无失道，而强国以横逆来加，非君恶也。非君恶，则我国何耻焉？故沙随之会，书不见公，着晋侯之恶也。
胡安国曰：「臣子之于君父，▯其美不▯其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礼也。圣人假鲁史以示王法，其于鲁事有君臣之义，故君弑则书薨，易地则书假，灭国则书取，出奔则书逊，屈已而与强国之大夫盟则书及，叛盟失信而莫适守则没公而书会。凡此类，虽不没其实，示天下之公，必隠避其词，以存臣子之礼。然则沙随之会，晋不见公，是鲁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为直书其事而不讳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荣义不荣势，正已而无恤乎人，以仁礼存心，而不忧横逆之至者也。』沙随之会，鲁有内难，师出后期，所当恤者，晋人听叔孙侨如之谮，怒公而不见曲，在晋矣。鲁侯自反，非有背仁弃礼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尝闻大勇于夫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沙随之不见于公，何嫌乎直书而不讳者？示天下后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气，所以守身应物如此，其垂训之义大矣。」
吕祖谦曰：「会于沙随，谋伐郑。郑自鄢陵之败后，却坚意事楚，盖感当时夷王之伤，不肯叛楚，直至终郑伯之死后，方从晋。」
公至自会。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
谢湜曰：「厉公以王命伐郑，故会尹子。尹子，诸侯为王卿士者也。」
吕祖谦曰：「公会尹武公，此是王官伯借之以为重。」
曹伯归自京师
程颐曰：「曹伯不名，不称复归王，未尝絶其位也。自京师王命也。」
程氏学曰：「十有五年，公会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于戚。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他执诸侯皆称人，未有书其爵者。称人者，执无罪，故夺其爵。此独称侯者，执得其罪，且不敢自治，而归于京师，使即天刑，故与其伯讨也。」按：「十有三年，诸侯伐秦，曹伯卢卒于师。左氏曰：『曹人使公子负刍守，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也。』传与经意合，益足以为证矣。奈何周王不能用，晋之执寘诸刑典，旋使复国，失君甚矣。故书曰：『曹伯归自京师』以讥之。曹伯不名者，未尝絶也。不絶曹伯，所以累乎天王也。」
谢湜曰：「成公身负不可容之大罪，晋侯执归京师，方伯之义也。天王不加大刑，使以无罪复国，失顺天讨逆之道矣。故曹国之归也，爵而不名，以明天王不絶其位也。书『自京师』，以明天王释乱容逆也。蔡季赖陈以归，衞侯赖楚以归，故蔡书『自陈归蔡』，衞书『自楚归衞』。曹伯非有所赖也，天王赦之而已，故曹书『归自京师』。曹伯虽在京师，王不加絶，非失国也，故书『伯归』，不书『国』。」
胡安国曰：「曹伯不名其位，未尝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师，王命也。言天王之释有罪也。善不蒙赏，恶不即刑。以尧为君，舜为臣，虽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负刍杀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晋之执，寘诸刑典，而使复国，则无以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
程颐曰寘之于苕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侧。
谢湜说：“鄢陵之战的失败，公子侧作为司马率领中军，所以楚国依据国法杀了他。”
秋季，鲁桓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卫侯、宋国的华元、邾国人，晋侯没有接见鲁桓公。程颐说：“晋侯恼怒鲁桓公迟到，所以没有接见他。君子端正自己而不忧虑别人的态度，鲁桓公迟到，是因为国家有危难。晋侯不接见是不对的，但对方理亏我方理直，所以不值得感到羞耻。”
程氏学说：“孔子对于鲁国的事，凡是可耻的必定为之隐讳，这是礼制。如果我国没有失道，却遭受蛮横无理的攻击，就不隐讳。沙随之会，晋国强横无义而不接见鲁桓公，我国有什么可耻的呢？所以直接记载。而在会的诸侯都有罪过。昭公十三年，在平丘结盟，鲁桓公不参与结盟，道义与此相同。谢湜说：“在沙随会见，是谋划讨伐郑国。鄢陵之战，鲁桓公没有出兵，所以晋侯不接见鲁桓公，以强权命令征调军队。如果不顾国家，晋侯就是无义的。两位国君相会，却倚仗强大而排斥弱小，晋侯是无礼的。那么不接见鲁桓公，过错不在鲁国而在晋国。隐讳国家的恶行，是目子的礼制。国君没有失道，而强国以蛮横无理来施加，不是国君的过错。不是国君的过错，那么我国有什么可耻的呢？所以沙随之会，记载不接见鲁桓公，是为了彰显晋侯的恶行。”
胡安国说：“臣子对于君父，〇扬其美不〇扬其恶，为尊者隐讳，为亲人隐讳，这是礼制。圣人借鲁国史书来显示王法，对于鲁国的事有君臣之义，所以国君被杀就记载为薨，更换土地就记载为假，灭国就记载为取，出逃就记载为逊，委屈自己与强国的大夫结盟就记载为及，背叛盟约失信而没有适当守则就隐去公而记载会。凡是这类情况，虽然不掩盖事实，显示天下的公道，必定隐避言辞，以保存臣子的礼制。那么沙随之会，晋侯不接见鲁桓公，这是鲁桓公的大辱，深可耻啊。为什么直接记载其事而不隐讳呢？回答说：‘春秋伸张正道不伸张邪道，荣耀道义不荣耀权势，端正自己而不忧虑别人，以仁礼存心，而不担忧蛮横无理的到来。’沙随之会，鲁国有内乱，出兵迟到，应当忧虑的是，晋国人听信叔孙侨如的谗言，恼怒鲁桓公而不接见，过错在晋国。鲁桓公自我反省，没有背离仁义、抛弃礼制、不忠的罪过。从前曾子曾经从夫子那里听到大勇的话说：‘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千万人我也前往。’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就充满天地之间。沙随之会不接见鲁桓公，有什么嫌疑要直接记载而不隐讳的呢？显示天下后世，使知道大勇浩然之气，用来守身应物如此，其垂训的意义很大。”
吕祖谦说：“在沙随会见，谋划讨伐郑国。郑国自从鄢陵战败后，却坚定心意侍奉楚国，大概是感念当时夷王的伤害，不肯背叛楚国，直到郑伯死后，才服从晋国。”
鲁桓公从会盟之地回来。鲁桓公会合尹子、晋侯、齐国的国佐、邾国人讨伐郑国。
谢湜说：“厉公以王命讨伐郑国，所以会合尹子。尹子，是诸侯中担任王卿士的人。”
吕祖谦说：“鲁桓公会合尹武公，这是王官伯借以加重权威。”
曹伯从京师回来。
程颐说：“曹伯不称名，不称复归王，未曾断绝他的地位。从京师回来，是王命。”
程氏学说：“十五年，鲁桓公会合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的国佐、邾国人在戚。晋侯逮捕曹伯归于京师。其他逮捕诸侯都称人，没有记载其爵位的。称人的，逮捕无罪，所以剥夺其爵位。这里独称侯的，逮捕得其罪，且不敢自行处置，而归于京师，使接受天刑，所以与其伯讨。”按：“十三年，诸侯讨伐秦国，曹伯卢死于军中。左氏说：‘曹国人让公子负刍守国，公子欣时迎接曹伯的丧事。秋季，负刍杀了他的太子而自立。’传与经意相合，更加足以作为证据。奈何周王不能任用，晋国逮捕置于刑典，随即让他复国，失君甚矣。所以记载说：‘曹伯归自京师’以讥讽他。曹伯不称名的，未曾断绝。不断绝曹伯，所以连累天王。”
谢湜说：“成公身负不可容忍的大罪，晋侯逮捕归于京师，是方伯的道义。天王不加大刑，让他以无罪复国，失顺天讨逆之道了。所以曹国的归来，称爵而不称名，以表明天王不断绝他的地位。记载‘自京师’，以表明天王释放乱臣容纳逆贼。蔡季依靠陈国而归来，卫侯依靠楚国而归来，所以蔡记载‘自陈归蔡’，卫记载‘自楚归卫’。曹伯没有所依靠的，天王赦免他而已，所以曹记载‘归自京师’。曹伯虽在京师，王不加断绝，不是失国，所以记载‘伯归’，不记载‘国’。”
胡安国说：“曹伯不称名其位，未曾断绝。不断绝其位，所以连累天王。说自京师，是王命。说天王释放有罪的人。善不蒙赏，恶不即刑。以尧为君，舜为臣，即使得到天下，不能一朝居。负刍杀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晋国的逮捕，置于刑典，而让他复国，则无以为天下之共主。”
九月，晋国人逮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程颐说置于苕丘
丘也
谢湜曰：「行父，吾国股肱之臣也。执而舍之，苕丘幽之使不得通也。公之会沙随也，晋侯不见公；公之会伐郑也，晋人执行父。鲁以一不出师，君则黜而不得进，卿则闭而不得通。晋之逼辱鲁国甚矣。书『不见』，书『执』，书『舍』，累其恶而罪之。」
译子丘说：
谢湜说：“行父是我们国家的股肱之臣。晋国抓了他又放了他，苕丘囚禁他使他不能通行。您在沙随会盟时，晋侯不肯见您；您在会盟讨伐郑国时，晋国人拘捕了行父。鲁国因为一次没有出兵，国君就被废黜而不能进见，卿大夫就被囚禁而不能通行。晋国逼迫侮辱鲁国太严重了。史书记载‘不见’，记载‘执’，记载‘舍’，是累积他们的罪恶而加以谴责。”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
谢湜曰：「杜氏谓侨如欲去季、孟，国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
谢湜曰：「晋释行父，故行父及郤犨盟。扈之盟，晋为盟主。盟以行父及郤犨者，折晋之强也。行父释不书至者，随公在会被执，故也。」
公至自会
谢湜曰：「会而执国卿，其恶大，故以会至。」
乙酉刺公子偃
谢湜曰：「左氏谓穆姜欲立公子偃，行父归杀之。」胡安国曰：「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战于鄢陵之日，公将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趋过，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壊隤，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献子守于公宫。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侯待于壊隤，以待胜者。』郤犨取货于宣伯，而诉公子晋侯。晋侯不见公。公会诸侯伐郑，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我毙蔑也，不然归必叛。』晋人执季文子，舍于苕丘。公还，待于郓，使子叔、齐伯请季孙于晋。郤犨曰：「茍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吾与子国亲于公室。」对曰：「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若去蔑与行父，是太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鲁必夕亡。」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才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乃许鲁平，赦季孙，出叔孙侨如而盟之。季孙及郤犨盟于扈，归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衞北宫括帅师侵郑。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郑。
谢湜曰：「郑畏楚，未服，故衞以师侵郑。晋再以王命合诸侯伐郑。」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谢湜曰：「柯陵之盟，谋复伐郑也。王臣亦与盟，故书同盟。」
秋公至自会
谢湜曰：「会尹子伐郑，会尹子、单子伐郑，皆以伐事未成，故以会至。」
齐髙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谢湜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九月，失时甚矣。而鲁用以郊，用者不宜用也。三月、四月虽失时，然犹夏之春也；九月，夏之秋也。天事不敬，未有甚于此者也。故九月之郊，书『用郊』，着其失礼之大也。」
胡安国曰：「郊之不时，未有甚于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盖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荐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况敢用人乎？」
晋侯使荀防来乞师。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衞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
谢湜曰：「以蕞尔之郑，晋以王命三合诸侯，出伐而不能服，以强楚为之援也。郑太子为质于楚，楚公子成戍郑。夏之伐楚，子重师于首止，而诸侯还；冬之伐楚，公子申师于汝上，而诸侯还。然则诸侯伐郑，不若先楚之为利也。能若齐桓修政事，辑人民，和邦国，以王命伐楚而攘之，则郑不待干戈及境而来服矣。晋厉公欲为覇主，而内无逺谋，此中国所以不振也。尹子、单子会诸侯伐郑，非正也；诸侯致尹子、单子伐郑，非正也。然诸侯不遵王室久矣。晋假天子命，以王臣伐叛，乃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也。诸侯比年伐郑，秋起兵，冬而息；夏起兵，秋而息；冬起兵，十有一月而息。内外疲苦甚矣。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脤。谢湜曰：“卿卒于外，书地重之也。”尤氏谓：“从公伐郑，未至而卒，婴齐恐非叔▯子，以其不以叔氏。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貜且卒。
谢湜曰：「邾子邾定公，鲁不会▯，故不书▯。」
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谢湜曰：「厉公欲尽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郤锜、郤犨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谢湜说：“杜预认为叔孙侨如想要除掉季孙氏和孟孙氏，被鲁国国人驱逐。”
十二月乙丑日，季孙行父与晋国的郤犨在扈地结盟。
谢湜说：“晋国释放了季孙行父，所以季孙行父与郤犨结盟。扈地的盟会，晋国是盟主。记载季孙行父与郤犨结盟，是为了折损晋国的强势。季孙行父回国不记载‘至’，是因为鲁成公在盟会上被拘禁，所以这样记载。”
鲁成公从盟会回国。
谢湜说：“在盟会上拘禁别国卿大夫，罪恶很大，所以记载‘从盟会回国’。”
乙酉日，刺杀公子偃。
谢湜说：“《左传》认为穆姜想立公子偃为君，季孙行父回国后杀了他。”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宣伯（叔孙侨如）与穆姜私通，想要除掉季孙氏和孟孙氏并夺取他们的家产。鄢陵之战那天，鲁成公将要出行，穆姜送行，并命令驱逐季孙、孟孙二人。鲁成公以晋国的危难告知说：‘请让我回去听从命令。’穆姜发怒，公子偃、公子鉏快步走过，穆姜指着他们说：‘你们不行，这些人都是国君。’鲁成公在壊隤等待，整顿宫室警戒防备，设置守卫后才出发。因此后来派孟献子守卫鲁成公的宫室。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侯在壊隤等待，以等待胜利者。’郤犨从宣伯那里收受财物，并向晋侯控告公子（鲁成公）。晋侯不见鲁成公。鲁成公会同诸侯讨伐郑国，将要出发时，穆姜又命令鲁成公像当初那样做。鲁成公再次加强守卫后才出发。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鲁国有季孙、孟孙，就像晋国有栾氏、范氏一样。政令由此成就。现在他们谋划说：‘晋国政令多头，不可顺从。’宁愿侍奉齐国、楚国，即使灭亡罢了，也绝不顺从晋国。如果想要在鲁国实现志向，请扣留季孙行父并杀了他。我会杀死孟孙蔑，否则回去必定反叛。’晋国人拘禁了季文子，住在苕丘。鲁成公回国，在郓等待，派子叔、齐伯向晋国请求释放季孙。郤犨说：‘如果除掉仲孙蔑并扣留季孙行父，我就让你们的国家与公室亲近。’回答说：‘叔孙侨如的实情，您一定听说了。如果除掉孟孙蔑和季孙行父，这是完全抛弃鲁国而怪罪我们的国君。如果还不抛弃，使我们的国君能够侍奉晋君，那么这两个人，是鲁国社稷的大臣。如果早上让他们灭亡，鲁国必定晚上灭亡。’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佐两位国君了。妾室不穿丝绸，马不吃精粮，能说不忠诚吗？相信奸邪而抛弃忠良，对诸侯怎么办？’于是答应鲁国讲和，赦免季孙，驱逐叔孙侨如并与他结盟。季孙行父与郤犨在扈地结盟，回国后刺杀公子偃。”
十七年春季，卫国北宫括率领军队侵犯郑国。夏季，鲁成公会同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讨伐郑国。
谢湜说：“郑国畏惧楚国，没有臣服，所以卫国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晋国再次以周天子的命令会合诸侯讨伐郑国。”
六月乙酉日，在柯陵共同结盟。
谢湜说：“柯陵的盟会，是谋划再次讨伐郑国。周天子的臣子也参加盟会，所以记载‘共同结盟’。”
秋季，鲁成公从盟会回国。
谢湜说：“会同尹子讨伐郑国，会同尹子、单子讨伐郑国，都是因为讨伐的事没有完成，所以记载‘从盟会回国’。”
齐国高无咎出逃到莒国。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
谢湜说：“三王的郊祀，一律使用夏历九月，失时太严重了。而鲁国在九月举行郊祀，‘用’字表示不应该使用。三月、四月虽然失时，但还算是夏历的春季；九月，是夏历的秋季。对天事不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九月的郊祀，记载‘用郊’，彰显其失礼的重大。”
胡安国说：“郊祀不合时宜，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特别说‘用郊’，‘用’字表示不应该使用。有人说：‘大概是用活人献祭，割取鼻血来进献。’古代六畜不互相替代使用，何况敢用人呢？”
晋侯派荀防来请求出兵。冬季，鲁成公会同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讨伐郑国。
谢湜说：“凭借小小的郑国，晋国以周天子的命令三次会合诸侯，出兵讨伐却不能使其臣服，是因为强大的楚国作为它的援助。郑国太子在楚国做人质，楚国公子成戍守郑国。夏季讨伐楚国，子重率军驻扎在首止，诸侯就撤军；冬季讨伐楚国，公子申率军驻扎在汝水之上，诸侯就撤军。那么诸侯讨伐郑国，不如先对付楚国更有利。如果能像齐桓公那样修明政事，安抚人民，和睦邦国，以周天子的命令讨伐楚国并驱逐它，那么郑国不用等到兵器到达边境就会来臣服了。晋厉公想成为霸主，但内部没有深远的谋略，这就是中原地区所以不能振兴的原因。尹子、单子会合诸侯讨伐郑国，是不正当的；诸侯致使尹子、单子讨伐郑国，也是不正当的。然而诸侯不遵从王室已经很久了。晋国假借天子命令，用天子的臣子讨伐叛乱，这是孟子所说的‘那比这好一些’的情况。诸侯连年讨伐郑国，秋季起兵，冬季休兵；夏季起兵，秋季休兵；冬季起兵，十一月休兵。内外疲惫困苦得很了。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十一月，鲁成公从讨伐郑国回国。壬申日，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谢湜说：“卿大夫死在境外，记载地名是重视他。”尤氏说：“跟随鲁成公讨伐郑国，还没到达就去世了，婴齐恐怕不是叔孙氏的人，因为他不用叔氏。”
十二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邾国貜且去世。
谢湜说：“邾子即邾定公，鲁国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所以不记载‘薨’。”
晋国杀了他的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谢湜说：“厉公想要全部除掉群大夫而立自己的左右，郤锜、郤犨”
、郤至由此被害。厉公亲昵谗嬖，一日而杀三卿，取祸之道也。杀，书国罪，其国也。」
译郤至因此招致祸患。晋厉公亲近奸佞谄媚之人，一天之内诛杀三位卿大夫，这是招致灾祸的途径。记载“杀”，是记录国家的罪过，因为这是国家的行为。
楚人灭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谢湜曰：「弑书国，举朝之臣害之也。厉公不道，数诛大臣，由此臣下离心，身罹不测，故弑称国，以明祸▯于国也。左右大臣，君之股肱手足也。人君诛杀无常，则股肱手足疑贰不安，反为一人冦虐者有之矣。有国家者，其于抚御羣臣，不可不戒也。宋人杀其大夫，不知治，而其终宋人之祸，上及于昭。晋杀其大夫，不知虑，其终晋之祸，上及于厉。故易曰：『由辨之不早也。』胡安国曰：「弑君，天下之大罪；讨贼，天下之大刑。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圣人顺于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释当诛之贼，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赵盾以不越境而书弑，许世子止以不甞药而书弑，郑归生以惮老惧谗而书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书弑，齐陈乞以废长立幼而书弑，晋栾书身为元帅，亲执厉公于匠丽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车一乗▯之于翼东门之外，而春秋称国以弑其君，而不着栾书之名氏，何哉？仲尼无私与天为一，奚独于赵盾、许止、归生、楚比、陈乞则责之甚备，讨之甚严，而于栾武子阔略如此乎？学者深求其防，知圣人诛乱臣、讨贼子之大要也，而后可与言春秋矣。」
朱熹曰：「胡解『晋弑其君州蒲』一叚，意不分明，似是为栾书出脱。曾问胡伯逢云：『厉公无道，但当废之。』」
齐杀其大夫国佐
谢湜曰：「髙国専齐久矣，髙无咎出奔，国佐被杀，权臣之不保其终也。」
公如晋
谢湜曰悼公新立公修朝礼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
谢湜曰：「鱼石以罪奔楚，今以楚、郑伐宋，入于彭城。乃鱼石结楚以伐其国，恃楚兵力而入为冦敌也。复入，絶之之甚也。鱼石外连楚、郑，引兵向国，虽曰楚、郑所纳，而志乃欲危社稷，背逆之罪大矣。入书，复入，以明在所诛絶也。以复入着鱼石大罪，而楚、郑之恶不待黜责而见矣。」
胡安国曰：「此伐宋以纳鱼石，其不曰『纳宋鱼石于彭城』何也？」刘敞曰：「不与纳也。诸侯失国，纳之正也；诸侯世也。大夫失位，诸侯纳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诸侯托于诸侯，礼也；大夫托于诸侯，非礼也。其言『复入』者，已絶而复入，恶之甚者，宋鱼石、晋栾盈是也。」
吕祖谦曰：「宋彭城在南京，彭城在徐州，二处相近。」
公至自晋，晋侯使士匄来聘。秋，▯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筑鹿囿。
谢湜曰筑囿以养鹿故称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寝。冬，楚人、郑人侵宋。晋侯使士鲂来乞师。十有二月，仲孙蔑防晋侯、宋公、衞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
谢湜曰：「诸侯同盟，谋救宋也。是时，宋鱼石连楚、郑入彭城，楚、郑复兴兵侵宋，其为宋患大矣。病恶恤患，诸侯所同欲也。虚朾之盟，诸侯协谋救宋，故书同盟。」吕祖谦曰：「会虚朾，此是诸侯借兵。」
丁未▯我君成公
春秋集义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八
宋 李明复 撰
襄公
程颐曰：「襄公名午，成公子，简王十四年即位，襄諡也。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衞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
谢湜曰：「楚以兵入，鱼石于彭城，鱼石以彭城附楚，然则彭城以入楚矣。故列国以救难之师，为宋讨鱼石于彭城而围之，围彭城，书宋，以明彭城宋之分地也。春秋正彭城归宋，以着楚子之罪，则列国之围彭城，可谓得讨罪之义矣。鱼石之处彭城，宋之大患也，释而不治，则宋之宗庙社稷将为鱼石所危矣。然则彭城之师，善之大者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曰：『非宋地追书也』，然则书围彭城者，鲁史旧文也。曰『围宋彭城』者，仲尼亲笔也。楚巳取彭城，封鱼石戍之三百乗矣，则曷为系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鱼石不得受之楚。虽専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谨王度也。」
译楚国人灭掉了舒庸国。
鲁襄公十八年春天，周历正月，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胥童。庚申日，晋国弑杀了它的国君州蒲。
谢湜说：“弑君而记载国名，是举朝大臣共同加害于他。晋厉公行为不道，多次诛杀大臣，因此臣下离心离德，自身遭遇不测，所以弑君称国，以表明祸乱起于国内。左右大臣，是君主的股肱手足。君主诛杀无常，那么股肱手足就会疑虑不安，反而成为一个人的祸患虐害，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拥有国家的人，在安抚驾驭群臣方面，不可不引以为戒。宋国人杀了它的大夫，不知道治理，最终宋国的祸患，上及于宋昭公。晋国杀了它的大夫，不知道思虑，最终晋国的祸患，上及于晋厉公。所以《易经》说：‘这是因为辨别不早啊。’胡安国说：‘弑君，是天下的最大罪行；讨伐贼人，是天下的最大刑罚。《春秋》合乎人心而定罪，圣人顺应天理而用刑，固然不会因为大赦而释放应当诛杀的贼人，也不会因为大刑而加害于没有弑君的人。’然而赵盾因为不越境而记载为弑君，许世子止因为不尝药而记载为弑君，郑归生因为畏惧年老、害怕谗言而记载为弑君，楚公子比因为不能效死、不立而记载为弑君，齐陈乞因为废长立幼而记载为弑君，晋栾书身为元帅，亲自将厉公拘禁在匠丽氏，派程滑弑杀国君，并将车一辆停在翼东门之外，而《春秋》称国以弑其君，却不记载栾书的姓名，这是为什么呢？孔子无私，与天合一，为什么唯独对赵盾、许止、归生、楚比、陈乞责备得十分完备，讨伐得十分严厉，而对栾武子却如此宽略呢？学者深入探求其防备之意，知道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主要原则，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了。”
朱熹说：“胡安国解释‘晋弑其君州蒲’这一段，意思不明确，似乎是为栾书开脱。曾问胡伯逢说：‘厉公无道，只应当废黜他。’”
齐国杀了它的大夫国佐。
谢湜说：“高氏、国氏专权齐国很久了，高无咎出逃，国佐被杀，权臣不能保全其终局啊。”
鲁公前往晋国。
谢湜说：“晋悼公新即位，鲁公修习朝见之礼。”
夏天，楚子、郑伯攻打宋国。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
谢湜说：“鱼石因罪奔逃到楚国，现在趁着楚、郑攻打宋国，进入彭城。这是鱼石勾结楚国来攻打他的国家，倚仗楚国的兵力进入成为寇敌。‘复入’，是断绝关系的程度很深。鱼石外连楚、郑，引兵指向本国，虽然说楚、郑所接纳，但志向却是想要危害社稷，背逆的罪过很大了。记载‘入’，记载‘复入’，以表明应当诛杀断绝。以‘复入’彰显鱼石的大罪，而楚、郑的恶行不待贬斥责备就显现了。”
胡安国说：“这次攻打宋国是为了接纳鱼石，为什么不说是‘纳宋鱼石于彭城’呢？”刘敞说：“不赞成接纳。诸侯失去国家，接纳他是正当的；诸侯是世袭的。大夫失去职位，诸侯接纳他，不是正当的；大夫不是世袭的。诸侯依托于诸侯，是合乎礼的；大夫依托于诸侯，是不合乎礼的。说‘复入’的，是已经断绝关系又再次进入，是恶行更严重的，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就是这样。”
吕祖谦说：“宋国的彭城在南京，彭城在徐州，两处相近。”
鲁公从晋国回来，晋侯派士匄来聘问。秋天，邾伯来朝见。八月，邾子来朝见。修筑鹿囿。
谢湜说：“修筑园囿用来养鹿，所以称为鹿囿。”
己丑日，鲁公在路寝去世。冬天，楚国人、郑国人侵犯宋国。晋侯派士鲂来请求出兵。十二月，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在虚朾结盟。
谢湜说：“诸侯结盟，是谋划救援宋国。这时，宋国的鱼石勾结楚、郑进入彭城，楚、郑又兴兵侵犯宋国，他们成为宋国的祸患太大了。忧患疾苦、体恤祸患，是诸侯共同的愿望。虚朾之盟，诸侯协同谋划救援宋国，所以记载‘同盟’。”吕祖谦说：“在虚朾会盟，这是诸侯借兵。”
丁未日，鲁国国君成公去世。
《春秋集义》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八
宋 李明复 撰
鲁襄公
程颐说：“襄公名午，是成公的儿子，周简王十四年即位，襄是他的谥号。因事有功称为襄。”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即位。仲孙蔑会同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甯殖、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包围宋国的彭城。
谢湜说：“楚国用兵进入，鱼石在彭城，鱼石将彭城依附于楚国，那么彭城就进入楚国了。所以各国以救援灾难的军队，为宋国在彭城讨伐鱼石而包围它，包围彭城，记载宋，以表明彭城是宋国的分地。《春秋》将彭城归于宋国，以彰显楚子的罪过，那么各国包围彭城，可以说符合讨伐罪过的道义了。鱼石在彭城，是宋国的大祸患，放过而不治理，那么宋国的宗庙社稷将被鱼石所危害了。那么彭城的军队，是很大的善举。”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说：‘不是宋国的土地，追记的’，那么记载‘围彭城’的，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说‘围宋彭城’的，是孔子亲笔。楚国已经夺取彭城，封给鱼石驻守三百辆兵车了，那么为什么归属宋国？楚国不得从宋国夺取，鱼石不得从楚国接受。虽然独占那块土地，君子不接纳叛人，所以端正疆域，巩固封守，谨慎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