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八

译那么周天子车上悬挂太常旗，诸侯车上悬挂旂旗；如果是为了杀伐，周天子车上悬挂大绥旗，诸侯车上悬挂小绥旗。它们的礼仪本来就不相同。《春秋》记载“大阅”，是不符合礼制的。先王将军事政务寄托在四季的田猎中，以此训练百姓抵御暴乱，这是为了防备和预备。郑忽畏惧齐国人，不借着田猎的机会来检阅兵车，荒废农事又失掉政令，太过分了，这样怎么能够保全他的国家呢？《春秋》不仅仅因为不合时宜、不合礼制而记载这件事，而是含有天未阴雨时，剥取桑皮，修缮门窗那种防患于未然的意思。

译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程颐说：“陈佗杀害世子而窃取君位，不能保有国家，所以史书称他为‘陈佗，陈厉公蔡出也’。因此蔡桓侯杀了陈佗而立新君，陈佗是天下人都可以诛杀的恶人。蔡侯杀他，实际上是出于私心，所以史书称‘蔡人’，表示杀贼者是众人公意。”

谢湜说：“陈桓公去世时，陈佗杀害太子免，自立为君。他内心没有君道，不足以主持国政。以至于淫乱到蔡国，蔡国人诱骗并杀了他。那么陈佗即位超过一年却不称爵位，是因为他行为如同平民，只把他当作平民对待罢了。凡是逆贼，不分内外，不分贵贱，人人都可以杀他。那么蔡国杀陈佗称‘人’，是因为他身负大罪未受审判，只把他当作逆贼对待罢了。《春秋》对于他国的祸乱不全部记载，一事的本末也不全部记载。所记载的，都是为了决断危难疑惑，端正得失，确立大一统的大义，作为天下的法则。所以蔡国杀陈佗，予以记载；陈佗杀太子免，不予记载。”

胡安国说：“陈佗杀害太子而取代其位，到这时超过一年未能成功，他作为君主，是以贼寇的身份被讨伐。史书称‘蔡人以善蔡’，称‘陈佗以善陈’，说蔡人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陈佗是贼寇；说陈国好，是因为陈国人不把陈佗当作君主，知道他是贼寇，所以称‘人’。称‘人’，是讨伐贼寇的措辞。不把他当作君主，所以称名。称名，是应当讨伐的贼寇。鲁桓公弑君，而郑伯与他结盟；宋督弑君，而四国接受他的贿赂，这是不知道他们是贼寇。齐商人弑君，等到他被杀时称其爵位；蔡般弑父，等到他被杀时称其爵位。这是齐、蔡两国人都把他当作君主了。圣人在这里，通过褒贬予夺，遏制泛滥的人欲，保存即将灭绝的天理，体现在行事中，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篡位弑君的贼寇，对外各国都想要讨伐而不赦免；对内国人都不把他当作君主，没有人支持他，谁敢动念作恶？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朱熹说：“《春秋》记载蔡人杀陈佗，这是孔子防止鲁国史官记载时的失误。陈佗弑君，在经文中没有显现，也是因为鲁国史官没有记载罢了。”又说：“陈佗，是文公的儿子，桓公的弟弟。桓公病重时，他杀害太子免而取代他。桓公去世后陈佗即位，第二年就被蔡国人所杀。《墓门》这首诗，是讽刺陈佗并追究先君没有为陈佗安排好的师傅，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又说：不曾见到有陈佗的踪迹。

九月丁夘日，子同出生。

程颐说：“嫡长子的出生，是国家的大事，所以予以记载。”

程氏学说：“传文说：立嫡子为继承人，是三代通行的礼制。所以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的礼仪，所以说：‘保护遗腹，早晨陈列皮衣’，而天下不乱，就是由此道而来的。周王室衰微，礼制大坏，名分不明，民心不定，因此只顺从私爱，下面有酿成祸乱的阶梯，其祸患并非一日形成。记载‘子同生’，是圣人用来端正国家的根本，而防止后世的僭越混乱。子同，是桓公的嫡长子。在他刚出生时就予以记载，他的地位就已经确定了。那么配嫡夺正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春秋时期，鲁国有桓公之祸，王室有子朝之难，诸侯之国如此，不可胜数。如果知道圣人的志向，大法一定，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春秋》主张居正，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能不引以为戒吗！”

杨时语录关于九月丁夘日子同出生说：“子同，是正名其为桓公之子。”《猗嗟》诗的序说：“人们认为他是齐侯的儿子。”诗中说：“展我甥兮”，这就明确庄公不是齐侯的儿子。用经文考证，庄公出生是在桓公六年，到十八年才记载夫人姜氏前往齐国，而《左传》因此记载申繻的劝谏与桓公去齐国的事，那么在此之前文姜大概未曾去齐国。未曾去齐国而人们把庄公当作齐侯的儿子，《春秋》怎么能不辨明呢？这就是《春秋》所以用来区别嫌疑、明确界限的原因。

谢湜说：“世子，是国家的根本。继承世位以嫡子，立嫡子以长子，是天下的重大义理。古代，世子刚出生，用太牢接待，由士背负着拜见，命名，其礼仪都与众子不同，所以尊崇他。尊崇世子，是为了明确他的名分。世子的名分明确了，君位就确定了。古代，嫡庶身份不同，长幼等级有别，让婴儿躺着，早晨陈列皮衣，而天下不乱，是因为世子的地位在刚出生时就确定了。子同，是桓公的嫡长子。记载‘子同生’，是为了端正他的地位。在子同刚出生时予以记载，世子的地位就确定了。春秋的混乱，嫡长之分不明，东宫之位不正，有的宠幸庶子凌驾嫡子，有的偏爱幼子排在长子之前，他们立继承人，有的临老，有的临病，有的临死，都不是安定国家的方法。因此鲁国有公子庆父之乱，宋国有公子冯之乱，卫国有公子州吁之乱，周国有王子朝之乱。在这个时候，嫡长子出生，知道用世子出生的礼仪尊崇他的，只有子同一个人罢了。所以《春秋》谨慎地记载他的出生，是为了堵塞祸乱的源头而巩固国家的根本。”

胡安国说：“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在简策上，是确立子嗣的方法。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世袭，春秋兼有帝王之道。贤能可以禅让，就把天下看作公有的，而不拘泥于世袭的礼制；子嗣可以继承，就把天下看作家业，而不必拘泥于让国的道义。万世通行的道理

译啊。与贤者相比，关键在于得到人才；与子嗣相比，关键在于确立嫡子以传承宗祧，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是天下的通行礼法。所以，当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情况时，有保护遗腹、早朝时穿着旧皮衣的礼仪，而天下不至于混乱，这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民心安定。经书中记载“子同生”，是为了阐明确立子嗣的法度，端正国家的根本防备，对于后世那些配嫡、夺正的事件，其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啊。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他为世子呢？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必须向天子发誓效忠，然后才能称为世子。”

译朱熹说：“查考鲁桓公二年秋天，公子翚前往齐国迎接新娘。九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六年九月，子同出生，这就是后来的庄公。十八年，桓公与夫人姜氏前往齐国，齐侯与姜氏私通。那么庄公不是齐侯的儿子就十分明白了。认为庄公是齐侯的儿子，大概是哀伤庄公不能防范文姜，失去了做儿子的正道，从而加以讥讽罢了。”

冬天，纪侯来朝见。

程颐说：“纪侯因为畏惧齐国而来朝见，以此寻求防备，却不能向上向天子申诉，就近向诸侯求助，安抚辑和它的百姓，效死守国，却想要向鲁桓公寻求援助，不能保全它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李侗的语录说：“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他的意图不在于朝见桓公，所以再次朝见也没有被贬斥，这说明义理的正道，不可以因为危急就抛弃它。如果真是这样，尤其有害于义理。《春秋》有诛求动机的说法，纪侯的意图不在于朝见桓公，那么他就不是滕子那一类人了。列国有急难，依据义理而行动，又有什么可贬斥的呢？”纪侯来朝见，《左传》写作“杞”字，后来有进入杞国的事，传文中都有解释。胡安国依据《公羊传》《谷梁传》写作“纪”字，《春秋》中像这类情况很多。比如齐子纠，两传只说“纳纠”，程颐却以两传作为证据。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在郕国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冬天来朝见，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讲和。’桓公告知他不能做到。孟子说：‘观察近臣，看他所侍奉的主君；观察远臣，看他所侍奉的主君。主君，是成败的关键，荣辱的根本。’昭公抛弃晋国，侍奉齐国，以至于客死他乡；郑伯逃离齐国，侍奉楚国，最终乞求结盟。观察他们所侍奉的主君，荣辱成败就显现出来了。鲁桓公是弑君的贼人，是人人共同憎恶的，夫人可以讨伐他，却侍奉他来寻求援助，他怎么能保全国家呢？那么为什么免于被贬斥呢？因为他的意图不在于朝见桓公。”

七年春天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程颐说：“古代昆虫冬眠后，才用火驱赶野兽打猎，清除草木遮蔽来追逐禽兽，并不是竭尽山林而焚烧它们。”咸丘，是地名。程颐说：“焚烧咸丘，如同烧尽那片土地，显示出其面积广大。”

谢湜说：“咸丘，是田猎的地方。焚烧是用火驱赶野兽打猎。禽兽有需要焚烧田莱才能捕获的，所以礼制说：‘昆虫没有冬眠，不用火驱赶野兽打猎。’焚烧咸丘，就是把咸丘全部烧尽，讥讽其灭绝万物。古代天子不四面合围，诸侯不掩捕成群野兽，以示仁爱。把咸丘全部烧尽，就失去了先王田猎的道理。”胡安国说：“咸丘，是地名。《易经》称‘王用三驱’，在礼制中，天子不四面合围，诸侯不掩捕成群野兽。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归巢的鸟，都是爱惜万物的意思。推此心及于万物，至于鸟兽，乃至草木，就没有过度猎杀的过失了。”《尚书》中“焚烧咸丘”，就是所说的焚烧森林来打猎。

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程颐说：“臣子弑杀君主，天理灭绝了，应当是天下所不容的。反而天子聘问他们，诸侯相继来朝见，违背扰乱天道，一年的功绩不能成就了。所以不记载秋冬，与四年相同。那么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为什么记载？秋冬四年与此明确其义理。三国来朝，另立义理。”

程氏学说：“诸侯不称名。谷伯、邓侯来朝见，却称名，为什么呢？中原附庸国惯例称字，邾仪父、萧叔就是这样。凡是外邦附庸国惯例称名，郳犁来、介葛卢来就是这样。谷、邓是弱小的国家，从此在经文中不再出现。大概从此失去爵位，入楚成为附庸，所以在他们来朝见时，圣人就用夷狄附庸的惯例称名。”

谢湜说：“《春秋》记载介葛卢来，称名。郳黎来，来朝见，称名。这是把他们当作外邦。谷伯、邓侯，是中原诸侯。以中原诸侯的身份臣属于楚国，所以他们来朝见时，书法特意与郳黎来及介葛卢一样称名，在中原诸侯中绝弃他们，责备他们背离华夏而趋向夷狄。背离华夏趋向夷狄，那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道理就混乱了。所以孟子说：‘我听说用华夏教化夷狄，没听说被夷狄教化的。’《左传》说蔡侯、郑伯畏惧楚国而防备于邓，巴子派韩服告诉楚国，请求与邓国交好。那么谷、邓成为楚国的附庸就可以知道了。滕侯、谷伯、邓侯臣属于楚国，是一样的。滕侯臣属于楚国，罪责轻；谷伯、邓侯臣属于楚国，罪责重。所以一个降低爵位以示贬斥，一个称名以示绝弃。”

胡安国说：“《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称名。谷伯、邓侯为什么称名？桓公是天下的大恶人。捉拿他的人没有禁令，杀死他的人没有罪过。谷伯、邓侯跨越国境，相继来朝见，就是大恶人的党羽。所以特意贬斥而称名，与失去土地、灭掉同姓的人相比。经文对于朝见桓公的人，有的贬低爵位，有的称名，有的称人，以深深绝弃他们的党羽。拨乱反正的法度严厉啊。诛杀只限于其身，而党附他的人无罪，那么人类就不互相残杀，沦为禽兽了。四季具备，然后才成岁。所以即使无事，必定记载首时。现在这里唯独在秋冬缺失，为什么呢？确立天地的道叫做阴阳。阳气居于春夏，以养育为事，所以生物。阴气居于秋冬，以肃杀为事，所以成物。王者继承天而为之子，则有刑罚赏赐。赏赐用来劝勉

译赏赐，并非出于私心给予。所以五等爵位、五等车服，称之为天命。刑罚用来惩恶，并非出于私怒。所以五等刑罚、五种用法，称之为天讨。古代在春夏行赏，在秋冬行刑，是效法天道。桓公杀害兄长，臣子杀害君主，而天讨没有施加，这是只有阳而没有阴，一年的功业就不能完成了。所以特意去掉秋冬两个季节，来记录当时刑罚失当的过失。唯独在四年、七年缺载，为什么呢？查考周朝制度，大司马对于诸侯中有杀害亲属的就加以纠正，有放逐或杀害君主的就加以讨伐。桓公杀害隐公而自立，大司马九伐之法虽然尚未施行，但人们还有期望。等到派冢宰下聘，恩礼加于桓公，那么天下人的期望就断绝了。所以四年宰纠书名，而去掉秋冬两季，以显示周天子不再能行使刑罚了。田常杀害了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他，因为自己身为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桓公杀害隐公而自立，虽然方伯连帅环视而未加理睬，但人们还有期望。等到穀、邓两国从远方来朝见，那么天下诸侯就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所以七年穀伯、邓侯各书其名，而去掉秋冬两季，以显示诸侯不再能修明他们的职责。既然这样，那么通过行事来体现，不也是深切显明吗？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畏惧。

译鲁桓公八年春季，正月己夘日，举行烝祭。

程颐说：“冬季举行烝祭并非过分，记载此事是为了显示五月又举行烝祭是极为不合礼制的。”

程氏学派说：“春秋时期的祭祀，常规之事不予记载。周历的正月，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烝是冬祭，合乎礼制却予以记载，是因为五月夏历又举行烝祭，显示其亵渎。礼制说：‘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就会烦琐，烦琐就不恭敬。’宗庙是重大事务，祭祀有固定的时节，如今却轻慢废弃常典，亵渎先君，其罪过昭著了。”

谢湜说：“周朝虽然以建子之月为正月，但四季的祭祀都采用夏历。祭祀都在每季的第一个月举行，大概是因为气候一变，孝子感念时节而思念亲人，祭祀礼仪由此兴起。烝是冬祭，是祭祀中盛大的。烝成为盛大祭祀，是因为秋季万物开始成熟可以品尝，冬季可供进献的物品众多，所以如此。桓公在正月举行烝祭，五月又举行烝祭，这是亵渎祭祀。正月已经举行烝祭，五月再举行烝祭，不是遵循时节的祭祀。大概是有求于宗庙而进行的。”

胡安国说：“查考《周官》，大司马在中冬举行烝祭，如今鲁国在春正月举行烝祭，它们不同是什么原因呢？《周书》中有《周月》篇来记录政令，其中说：‘夏历顺应天道，是百代帝王所共同遵循的。’商、周革命改正历法，以示不相沿袭。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那么，司马仲冬教导大阅献禽以享烝，所谓沿用夏历，而鲁国的烝祭在春正月，可见《春秋》是用周历来记录鲁国事务。而《谷梁传》却说：‘烝是冬祭。在春天举行，是记载其不合时宜。’这是以闭蛰之时举行烝祭，认为与周制不同。《春秋》并非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而是因为再次举行烝祭显示亵渎而记载。”

周天子派遣家父前来聘问。

程颐说：“鲁桓公弑君自立，未曾朝见周天子，而周天子屡次聘问他，这是丧失道义到了极点。”

谢湜说：“周天子对于诸侯，有时担忧他们背叛，有时畏惧他们侵凌，有时告知危难，有时结好，所以向下聘问侯国，次数如此之多。”家父，是天子的臣子，家氏，字父，名渠伯纠。家父不称名，是因为《春秋》有时在开头确立体例，或在结尾变通体例以显示义理。

胡安国说：向下聘问弑君篡位之人而不加贬斥，为什么呢？既然在前面称名冢宰，其余就没有责任了。这是同则书重的意义，以此显示《春秋》任用宰相专断而责备其周全。虞史认为君主和大臣是一个整体，《春秋》认为天王和宰相是一条心。认为是一个整体，所以帝庸作歌说：“股肱欣喜啊，元首奋起啊，百官兴盛啊。”皋陶作歌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良善啊，万事康泰啊。”而垂、益等九官之徒不参与。认为是一条心，所以归赗仲子，防葬成风，则宰咺在前面称名，而后面周天子不称天。来聘桓公，赐桓公命，则宰纠在前面称名以端正其始，周天子不称天以端正其终，而荣叔、家父之徒不参与。所以君主的职责，在于选拔宰相就停止了。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程颐说：“正月已经举行烝祭，而非时又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以前的烝祭不够完备。其亵渎混乱到了极点。”

谢湜说：“桓公以子害父，以臣害君，违背神意极大。违背神意却想求神保佑，烝祭虽然盛大，神灵会享用吗？再次记载烝祭，是厌恶他。所以宗庙的祭祀，行事有礼，明理有义。礼行义明，然后祖考安宁；祖考安宁，然后子孙受福。”

胡安国说：“《春秋》的文辞，有一句包含数义的，有再次记载而一次贬斥的。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之类，是一句包含数义；春正月己夘烝，夏五月丁丑烝，是再次记载而一次贬斥。”

秋季，攻打邾国。

谢湜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所以直接记载攻打邾国。

冬季，十月，下雨雪。

谢湜说：“阳气上升而熏蒸，就成为雨；阴气惨烈，则气冻结成为雪。十月不是极阴之时，阴已经胜过阳，所以下雨雪。”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周天子的王后。

程颐说：“祭公接受命令迎回王后，而到达鲁国，先进行私人的礼节，所以记载‘来’，而把迎回王后作为顺便之事，责备他不衡量王命而轻视天下的母亲。”又《语录》说：“这祭公接受命令却因经过鲁国就进行朝见的礼节，圣人深深罪责他，所以先记载他来，后记载迎回王后，使得好像以来到鲁国为主，而迎回王后为顺便之事。”

程氏学派说：天子的臣子没有外交。祭公是天子派去从纪国迎回王后，因到鲁国而朝见。所以圣人所记载，不认可他的朝见，而直接说‘来’。并且把迎回王后作为顺便之事。

谢湜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祭公来，是以朝见的礼节而来。天子派祭公从纪国迎回王后，祭公因到鲁国朝见。不记载“来朝”，是不认可他的朝见。遂是继事的辞语。祭公出使，专门以王命迎回王后。既然以外交的礼节朝见鲁国，然后才前行，那么就是祭公的心，以朝见鲁国为重，以迎回王后为轻；以自身事务为重，以君命为轻。其不恭敬极大。《春秋》首先记载祭公来，而继之记载迎回王后为顺便之事，罪责其不恭敬。所以事君之道，不以私心害公心，不以家事先国事。迎回王后不称“女”者【下文缺失】

胡安国说：刘敞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使？是不认可天子派祭公。师之官，坐

译至于讨论礼道，其责任是重大的。如今他来到鲁国，却是命令鲁侯办理婚姻之事。如果这样，那么由大夫出面就可以了，何必动用三公？责任重大，出使的规格却轻。因此祭公依据这个理由，得以专命而不需回报，就直接前往纪国。而周王认为出使规格轻是失误，祭公认为擅自行动是罪过。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为此制定礼制，应当派遣卿前往迎亲，由国君监督，这样才符合礼制。如果让祭公命令鲁国主持婚姻之事，那么说不可行，既然卿前往而国君监督，为什么可行呢？命令鲁国是轻慢了，卿前往而国君监督是庄重了。官师跟随单靖公从齐国迎回王后，刘夏不是卿却被记载，单靖公合乎礼制所以不被记载。因此先儒认为派遣卿去迎亲，国君监督，是合乎礼制的。

译《春秋集义》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九

宋 李明复 撰

桓公

九年春，纪国的季姜回到京师。

程颐说：“记载王室的事情，不能使用没有周王时的月份，所以只记载季节罢了。有人问：‘假如正月发生日食，那么该如何记载？’回答说：‘记载为春日食’，那么其中的含义就已经明白了。’王后归来，天下应当有相应的礼仪，但诸侯没有一人前来，这是不能以天下为母的表现，所以只记载纪国女子归来罢了。”

程氏学说：“季姜是王后，王后是天下之母。她经过诸侯的国家，应当如何对待？然而周王室衰微，诸侯不守臣节，经过鲁国时没有臣子的礼节。只记载‘纪季姜回到京师’罢了。记载这件事，鲁国的罪过自然就显现了。”

谢湜说：“王后是天下之母。王后出嫁到诸侯国，诸侯不敢拥有自己的国家。她来时，出国迎接；她去时，出国送行。这是礼制。周王室衰微，诸侯侍奉君主和王后，没有臣子之心，送迎的礼节都废除了。对于王后经过鲁国，礼节容貌不如王后的尊贵。于是只记载‘季姜回到京师’罢了。《春秋》违背常理称‘王后归来’，称‘纪姜’，而鲁国失去侍奉王后的正道，其罪恶就显现了。王后与天王地位相当，必定选择大国贤良淑德的女子作为配偶。《诗经》说：‘大邦有子’，就是这个意思。如今让小国的季女回到京师，用‘纪’来记载，是为了防止与京师的大国相配。她来时，傲慢而不庄重；她归去时，卑微而不尊贵。这不是用来匹配天子的。”

胡安国说：“前往迎接时称王后，既然归来，为什么还要记载？从迎接者来说，应当尊崇她的配偶，主持后宫的政事，使妃妾不得以上位僭越，所以顺从天王的命令而称王后，向天下展示母亲的仪范。从归来者来说，应当柔顺谦下，使夫人嫔妇都能进见君主，而没有嫉妒之心，所以顺从父母所生的身份而称季姜，用妇道教化天下。其用词的抑扬，上下进退先后，各有所当而不相违背，都是端正起始的道理，王道教化的基础，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京师，是众多盛大的称呼。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程颐说：“曹伯有病，不能亲自前往，所以派他的世子来朝见。春秋时期，国君生病而让世子出行，是取危乱之道。”

程氏杂说：“元年冬，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十年正月，曹伯终生去世。那么九年冬，曹伯本来就有病，而派世子来朝见，这是危险的做法。大位是奸人窥伺的对象，危病是邪人伺机的时机。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君主生病而世子出行，难道不危险吗？派世子来朝见，是曹伯的过错；顺从曹伯的命令来朝见，是世子的过错，两者都受到讥讽。”

谢湜说：“曹桓公在疾病之中，派世子出朝到鲁国，是想向大国求援。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国家的根本。自古以来，奸人窥伺的祸端，常起于国君危病之时。曹伯知道向外求援，却不知道在内部考虑祸患，失策太大了。派世子出朝，是曹伯的过失；顺从曹伯的命令来朝见，是世子的过失。国家没有忠正的大臣，而君父失去防备，防备祸患的时机；世子失去侍奉饮食、守卫国家的正道，《春秋》对此表示忧虑。”

胡安国说：“查《周官》典命，凡是诸侯的嫡子在天子面前宣誓而代理其君，就降低其君一等礼节；未宣誓，则用皮帛继任子男。世子本来就有出行，防备朝聘的礼仪了。然而代理其君，继任子男，是说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敢落后，所以年老有病而让世子代理已事以见天子，急于述职。诸侯共同从事王事，则相互朝见，其礼节本无定时。曹伯既然有病，何急于相互朝见而让世子代理呢？大位是奸人窥伺的对象，危病是邪人伺机的时机。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君主生病而储副出行，开启窥伺之心，是危险的做法。应当享祭而射，叹息逾月而终生去世，他生病是明显的，而让世子来，是终生的过错。世子想要停止吗？那就是违抗命令了。说：‘孝子尽道以事其亲者也。’不尽道而苟且以从命为孝，又怎么能算是孝呢？所以尸子说：‘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

谢湜说：“桓公的罪过，不只是不敬王，还败坏人伦，灭绝天理，王道断绝了。所以桓公不书王者，十四年虽然如此，王者奉天所为而达之人也，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曾断绝于人心，则王道未曾断绝于天下。所以十年、十八年复书王，十年是数之终，十八年是桓公的终年。二年书王，所以存王法；十年、十八年书王，所以明王道。那么王道并非断绝，是桓公自己断绝于王。所以董仲舒说：‘周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胡安国说：‘桓无王，今复书王，何也？十者盈数也，天道十年则亦周矣，人事十年则亦变矣。故《易》称守贞者十年而必反，传论远恶者十年而必弃。桓公至是，其数已盈，宜见诛于天人矣。’十年书王，纪常理也。有习于《谷梁子》而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