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八
晋事，或畧而不序，或贱而称人，或书侵以陋之，责亦备矣。至是三卿内叛，直书于防，见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徳，宠赂章也。」晋卿始祸縁卫贡也，乐祁见执，献杨楯也；蔡侯从呉，荀寅货也；昭公弗纳，范鞅赂也。而晋室自是不复能主盟矣。故为国以义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见诸行事，亦可谓深切着明矣。
译关于晋国的事，有时简略而不详述，有时因地位卑贱而直呼其名，有时记载“侵”以表示鄙陋，责备已经完备了。到了三卿在内部叛乱，直接记载于防地，是为了显示其后果。所以臧哀伯说：“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恩宠和贿赂公开显露。”晋国卿大夫开始作祸，是因为卫国进贡；乐祁被拘捕，是因为献上了杨木盾；蔡侯跟随吴国，是因为荀寅行贿；昭公不接纳，是因为范鞅行贿。从此晋国朝廷再也不能主持盟会了。所以治理国家应当依靠道义而不依靠利益，这是《春秋》的大法所在。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也可以说是深刻而显明了。
晋赵鞅归于晋
谢湜曰：「赵鞅，韩晋之强宗也。赵鞅之叛，法所不赦。韩、魏为鞅请而复之，定公不能察治，乃以韩、魏之请释其罪，复其职，还其爵邑，使鞅复以无罪归国。晋之国法，不行于叛逆之人矣。前书叛，后书归，罪其赦逆臣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鞅入于绛，盟于公宫。然则书归者，易词也。韩、魏为之请，晋侯许之，复而寅与吉射去国出奔，则无有难之者，故其归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复；寅、吉射以无助，故终叛。春秋书『鞅归于晋』，非与之也，以罪晋侯纵失，有罪无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恶，始祸晋国之载书，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讨以警乱臣，又亢不▯狥韩、魏之请而许之复，无政刑矣，其能国乎？先儒或谓言归者，以地正国也。鞅取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则其说误矣。以地正国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胁，人臣擅兴无罪以兵諌者，真爱其君也。使后世贼臣称兵向阙，以诛君侧为名，而实欲胁君取国者，则此説启之也，大失春秋之意也。」
薛弑其君比
谢湜曰：「臣下不安，以成凶祸，故弑书国。」
胡安国曰：「称国以弑者，当国大臣之罪也。」孙复以为举国之众皆可诛，非矣。三晋有国，半天下，若皆可诛，刀锯不亦滥乎？頴川常秩曰：「孙复之于《春秋》，动輙有罪，盖商鞅之法耳。弃灰于道者诛，步过六尺者罚，其不即人心逺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议复者。
十有四年春，卫公叔戍来奔。卫赵阳出奔宋。
谢湜曰：「灵公不道，南子乱国，故公叔戍赵阳，以欲去夫人之党，得罪出奔。」
胡安国曰：「公叔戍将去南子之党，夫人愬曰：『戍将为乱，故公叔来奔。』赵阳、北宫结皆戍党也，故亦出奔。而灵公无道，不能正家，以丧其大臣之罪着矣。戍又以富见恶于卫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积而能散，以财发身，不为贪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傥庶几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结、陈公孙佗人帅师灭顿，以顿子牂归。
谢湜曰：「顿日微弱，又得罪于楚，故顿为楚灭。」
夏卫北宫结来奔
谢湜曰结戍之党故出奔
五月，于越败呉于檇李。呉子光卒。
谢湜曰：「檇李，呉地。呉将攻越，越潜兵入檇李，败之。」又曰：「光呉子阖庐。」
胡安国曰：「按左氏，呉伐越，勾践御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呉师属目，因伐之，阖闾伤而卒。书败者诈战也。定公五年，于越入呉，至是败呉于檇李，防黄池之嵗，又入呉，悉书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呉子败越，栖勾践于防稽之上，岂独不告而史防不书？疑仲尼削之也。呉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谓己曰：『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然则夫椒之战，复父雠也，非报怨也。《春秋》削而不书，以为常事也，其防微矣。」
吕祖谦曰：「檇李，今之秀州。又云吴与越战，越王勾践御之，陈于檇李。勾践患呉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军有治，臣奸旗鼔，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到此呉方为越所败，阖庐伤而死。呉之陈所以如此整，乃当时申公巫臣、孙武之余教。何故他当时适呉，舍偏两之卒于呉，教他伍乘之法。后来又从孙武教宫人战陈，斩其犯命者，则陈法呉人讲之精。虽阖庐末年尚承余教遗习，以越之剽悍轻易，犹畏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无法制。何故越出竒计，变呉人耳目，终为所败？葢兵有正竒，正则可効，奇则不可効。所谓行列卒伍分布之法，故可传；到得千变万化，移换耳目，则不可教。若使巫臣、孙武在，则必不到陈乱地位。无巫臣、孙武之臣，徒守巫臣、孙武之法，便到败处。以此知天下之事，固有可▯、有不可▯者
译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
谢湜说：“赵鞅是韩、晋两国的强大家族。赵鞅叛乱，按法律是不赦免的。韩、魏为赵鞅求情让他复位，晋定公不能明察治理，于是因为韩、魏的请求赦免了他的罪过，恢复了他的官职，归还了他的爵位和封邑，让赵鞅以无罪之身回国。晋国的国法，在叛逆之人身上行不通了。先前史书称‘叛’，后来称‘归’，这是谴责晋定公赦免逆臣。”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荀寅、士吉射逃奔朝歌，韩、魏为赵氏求情，赵鞅进入绛都，在公宫结盟。那么史书称‘归’，是改换了措辞。韩、魏为他求情，晋侯答应了他，恢复了他，而荀寅与士吉射离开国家出逃，就没有人阻难他了，所以他回国很容易。这三人的叛乱，罪过是一样的。赵鞅因为有援助，所以得以复位；荀寅、士吉射因为没有帮助，所以最终叛逃。《春秋》记载‘赵鞅归于晋’，不是赞许他，而是谴责晋侯放纵过失，有罪却无政令刑罚。叛逆，是人臣最大的恶行，起初祸乱晋国的盟约，既然不能对赵鞅执行刑罚，奉行天意讨伐以警示乱臣，又高傲地顺从韩、魏的请求而答应让他复位，这是没有政令刑罚啊，这样的国家能长久吗？先前的儒者有人说称‘归’，是以地正国。赵鞅夺取晋阳的军队，用来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那么这种说法就错了。如果以地正国可以，那么君主就可以被胁迫，人臣擅自起兵无罪以兵谏，就是真爱他的君主。让后世的贼臣举兵指向朝廷，以诛杀君主身边人为名，而实际上想胁迫君主夺取国家，就是这种说法开启的，大大违背了《春秋》的本意。”
薛弑杀了他的君主比。
谢湜说：“臣下不安分，导致凶祸，所以弑君记载国名。”
胡安国说：“称国名来记载弑君，是当国大臣的罪过。”孙复认为全国的人都可以诛杀，这是不对的。三晋拥有国家，占据天下的一半，如果都可以诛杀，刀锯不是太滥用了吗？颍川常秩说：“孙复对于《春秋》，动不动就定罪，这大概是商鞅的法律吧。在道路上倒灰就诛杀，走路超过六尺就受罚，这离人心太远了。”王回因此推崇常秩，这是善于评论孙复的人。
十四年春天，卫国公叔戍来投奔。卫国赵阳出逃到宋国。
谢湜说：“卫灵公无道，南子扰乱国家，所以公叔戍、赵阳因为想要除去南子的党羽，获罪出逃。”
胡安国说：“公叔戍将要除去南子的党羽，夫人控告说：‘公叔戍将要作乱，所以公叔戍来投奔。’赵阳、北宫结都是公叔戍的党羽，所以也出逃。而灵公无道，不能整顿家庭，因此丧失大臣的罪过就明显了。公叔戍又因为富有被卫侯厌恶。富有，是怨恨的聚集地。假使公叔戍积累财富而能散施，用钱财来成就自身，不被贪婪的人怨恨，以此来保全他的爵位，大概差不多吧？”
二月辛巳日，楚国公子结、陈国公孙佗人率领军队灭掉顿国，把顿国国君牂带回。
谢湜说：“顿国日益微弱，又得罪了楚国，所以顿国被楚国灭掉。”
夏天，卫国北宫结来投奔。
谢湜说：“北宫结是公叔戍的党羽，所以出逃。”
五月，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吴国国君光去世。
谢湜说：“檇李，是吴国的地方。吴国将要攻打越国，越国暗中派兵进入檇李，打败了吴国。”又说：“光，是吴国国君阖闾。”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吴国攻打越国，勾践抵御他，担心吴军整齐，派罪人三行，把剑挂在脖子上，吴军注视他们，于是攻打他们，阖闾受伤而死。记载‘败’，是欺诈作战。定公五年，于越进入吴国，到这里在檇李打败吴国，黄池之年的防备，又进入吴国，都详细记载在史书中，因为越国报告了。哀公元年，吴国打败越国，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难道只是没有报告而史官不记载吗？怀疑是孔子删削了。吴国国君光去世，夫差让人站在庭院里，只要出入必定对自己说：‘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事吗？’就回答说：‘是的，不敢忘记。’三年后才报复越国。那么夫椒之战，是报父仇，不是报怨。《春秋》删削而不记载，认为是常事，这是防微杜渐啊。”
吕祖谦说：“檇李，是现在的秀州。又说吴与越作战，越王勾践抵御，在檇李布阵。勾践担心吴军整齐，派死士两次擒获他们，不动；派罪人三行，把剑挂在脖子上，而辞别说：‘两军有纪律，臣冒犯旗鼓，不敏捷于君的行进之前，不敢逃跑，敢去死。’于是自刎。军队注视他们，越王趁机攻打他们，大败他们。姑浮用戈击中阖闾，阖闾伤了脚趾，取了一只鞋，回到军队死在陉地。到这里吴国才被越国打败，阖闾受伤而死。吴国的阵势之所以如此整齐，是当时申公巫臣、孙武遗留的教导。为什么他们当时到吴国，舍弃偏两的士兵在吴国，教他们伍乘的方法。后来又跟随孙武教宫女作战阵，斩杀违抗命令的人，那么阵法吴人讲解得很精。虽然阖闾末年还继承遗留的教导和习惯，以越国的剽悍轻率，还畏惧不敢前进。由此知道用兵不可没有法制。为什么越国出奇计，改变吴人的耳目，最终被他们打败？大概兵有正奇，正可以效仿，奇不可效仿。所谓行列卒伍分布的方法，所以可以传授；到了千变万化，移换耳目，就不可教。如果让巫臣、孙武在，就一定不会到阵乱的地步。没有巫臣、孙武这样的臣子，只遵守巫臣、孙武的方法，便到了失败的地方。由此知道天下的事，本来有可以效仿的，有不可以效仿的。”
。」阖闾既败死，其子夫差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其复雠之志甚坚。惟其立志之坚，所以几灭越国。后来何故为勾践甘言重币所诱，聴太宰嚭防臣之説，志满意得，终为越灭？若以常理论之，坐薪尝胆之时为之则易，志满意得之时持之甚难。然观夫差本源发处，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于庭，出入必谓己，是常要人唤省他，使其志坚如火之必热，如水之必湿，如江河之不可转移，则复雠之念岂有间断？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则知他当时工夫巳自有间断隔絶处了。所以终至于志满意得，为越所败灭。学者观此事最当警戒。今学者能亲直谅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须以夫差事自警，见得人终靠不得，志满意得地位便自见。学者做工夫须到不待人，地位方坚固。
译阖闾战败身亡后，他的儿子夫差让人站在庭院中，每当自己出入时，那人必定对他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了你父亲吗？”他复仇的志向非常坚定。正因为立志坚定，所以几乎灭亡了越国。后来为什么会被勾践的甜言蜜语和厚重礼物所诱惑，听从太宰嚭这个奸臣的谗言，志得意满，最终被越国所灭？如果用常理来推论，在坐薪尝胆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比较容易，而在志得意满的时候保持初心却非常困难。然而观察夫差立志的根源，他的志向其实并不纯粹。之所以常常让人站在庭院中，出入时必定对自己说那些话，是因为他需要别人不断提醒警醒，使他的志向像火必然发热、水必然湿润、江河不可改道那样坚定不移，那么复仇的念头哪里会有间断呢？现在必须等待别人提起，才让他想起这件事，这就说明他当时的修养功夫中，自有间断和隔绝的地方。所以最终到了志得意满的地步，被越国打败灭亡。求学的人观察这件事，最应当引以为戒。现在的求学之人如果能亲近正直诚信的朋友，早晚警醒反省，也是很有志向的人。然而必须用夫差的事来自我警戒，因为看到别人终究是靠不住的，一旦到了志得意满的地步，本性就会显露出来。求学的人做功夫，必须达到不依赖他人提醒的境界，根基才算坚固。
公防齐侯卫侯于牵公至自防
谢湜曰：「是时衞有公叔戍之难，牵之防，着齐不能定卫难也，牵卫地。」
吕祖谦曰：晋人围朝歌，朝歌是范氏之邑，鲁、卫、齐谋范中行氏，三国所以来救之者，何故？一则是晋之衰，一则是范中行本主四方之诸侯，所以尚有人情，三国所以救之。看陈寅言：“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赵氏。”此句可见，范中行氏内则有三国之助，外则有狄师之助，何故不胜？盖当时三分，只有一分属范中行氏，二分尚在四郊，所以难成。又看知文子、韩简子、魏襄子之徒，皆恶范中行氏，事见十三年。范中行氏虽盛，终敌不得四家去。
秋齐侯宋公防于洮
谢湜曰：「是时宋有公子辰之难，洮之防着，齐不能清宋难也。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来归脤
谢湜曰：「石尚天王之士，故书名。王受神福，頼诸侯所致，则神福王宜与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实，不曰赐，而谓之归也。古者诸侯以时入朝，朝则各以其职来祭，故天子祭于宗庙，有与诸侯共福之礼。与之同其事，则必与之同其乐，故也。周衰，诸侯职贡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庙中之赐，诸侯何与于此哉？敬王乃以脤肉亲鲁而归之，失礼之大也。脤膰以同姓为主，所赐非特同姓而已。」
杨时曰：「行人归脤以交诸侯之福，不必同姓，异姓也。如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是已。」
卫世子蒯聩出奔宋
谢湜曰：「左氏谓蒯聩谋害其母，出奔，而春秋不絶其世子。然则蒯聩之祸，盖出于南子之譛也。书世子出奔，所以着灵公之恶也。南子妇徳不修，甚矣。其恶世子而欲去之，亦久矣。骊姬害晋，南子害卫，其情一也。灵公聴南子之谮，不能为世子审察，以致出奔，故出书世子，纳书世子，所以明蒯聩未失世子之道也。」杨时曰：「卫世子蒯聩得罪于灵公而奔宋，已而之晋赵氏。灵公怨其出奔也，谓少子郢曰：『我将立若为后。』灵公卒，夫人立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有亡人之子輙在，不敢当。』于是卫人立輙为君。昔者公仪仲子之丧，舍其孙而立其子，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则世子而立嫡孙，礼也。』然则郢之让，輙之立，正也。赵简子欲入蒯聩，而卫人以立郢拒之，不得入。夫蒯聩得罪于灵公，出奔，不宜有卫也。卫人以輙为君矣，则其拒之宜若可然，故冉求以为问。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国君乎？居卫而问卫君，宜夫子之不告也。故子贡以夷齐问之。夫伯夷叔齐，孤竹君二子也。伯夷兄也，叔齐弟也。父欲立叔齐，而叔齐以伯夷为兄而让之。伯夷以为父命也，不受而逃去，故国人立其中子，而夫子贤之。子贡以是知其不为卫君也。何以言之？盖为臣而不命于其君，为子而不受于其父，而有其国，义之所不与也。虽伯夷为兄，叔齐让之犹弗受也，况得罪于其父乎？则蒯聩不宜有卫明矣。夫人以灵公之命而立郢，则郢受之可也，而以輙在为辞，其庶几叔齐之义乎？然輙之立，以蒯聩尝为世子故也。蒯瞆未尝为世子，则郢何辞焉？而輙亦何自而立耶？故春秋书『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瞆于戚』，书世子，所以罪輙也。然则蒯聩之入为輙者，宜奈何？去位从之可也，拒之不可也。国人拒之而立郢，则其义两得矣。説者以谓善兄弟之让，则恶父子。」之争可知，夫恶父子之争，虽庸夫愚妇知之矣，而谓求赐之贤，必待问而后知耶？失其防矣。
尹焞曰：「卫君父子争国，夷齐兄弟让位，孔子贤夷齐，则其不为卫君也可知矣。」
胡安国曰：世子，国本也。以宠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国；以欲杀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是轻宗庙社稷之所付托，而恣行矣。春秋两着其罪，故特书「世子」。其义不系于与蒯瞆之世其国也，而灵公无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国本，至使父子相残，毁灭天理之所由着矣。
张栻曰：「叔齐之让，伯夷以为伯夷之长，当立，无兄弟之义，而何以为国乎？伯夷之不受国，以为叔齐之立，
译鲁公在牵地防备齐侯和卫侯，鲁公从牵地返回。
谢湜说：“当时卫国正发生公叔戍的祸难，在牵地设防，表明齐国无法平定卫国的祸乱。牵是卫国的土地。”
吕祖谦说：晋国人包围朝歌，朝歌是范氏的城邑，鲁、卫、齐三国谋划对付范氏和中行氏，三国之所以前来救援范氏和中行氏，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晋国已经衰微，另一方面是因为范氏和中行氏原本主持四方诸侯的事务，所以还保有旧日的人情，三国因此救援他们。看陈寅的话：“从前我的主君是范氏，现在你们的主君是赵氏。”这句话可以看出，范氏和中行氏内部有三国援助，外部有狄人军队援助，为什么不能取胜呢？大概因为当时晋国势力三分，只有一分属于范氏和中行氏，另外两分还在四郊，所以难以成功。又看知文子、韩简子、魏襄子这些人，都厌恶范氏和中行氏，事情见于十三年。范氏和中行氏虽然强盛，终究抵挡不住这四家。
秋天，齐侯和宋公在洮地设防。
谢湜说：“当时宋国正发生公子辰的祸难，在洮地设防，表明齐国无法清除宋国的祸乱。洮是曹国的土地。”
周天子派遣石尚来鲁国归还祭肉。
谢湜说：“石尚是周天子的臣子，所以史书直书其名。天子承受神明的福佑，是依靠诸侯进献的祭品，那么神明的福佑，天子适宜与诸侯共享。所以天子分给诸侯祭肉，不说是‘赐给’，而说是‘归还’。古时候诸侯按时入朝，入朝时各自按照职分来祭祀，所以天子在宗庙祭祀，有与诸侯共享福佑的礼仪。与诸侯共同承担祭祀事务，就必然与诸侯共同享受福乐，因此如此。周王室衰微，诸侯的职分贡赋不再修治，祭祀事务不再互通，已经很久了。宗庙中的赏赐，诸侯哪里还参与呢？周敬王却把祭肉亲自送到鲁国并归还，这是极大的失礼。祭肉以同姓诸侯为主，所赐给的并非只有同姓诸侯。”
杨时说：“使者归还祭肉是为了与诸侯交流福佑，不必限于同姓，异姓也可以。比如周王派遣宰孔赐给齐侯胙肉，就是如此。”
卫国世子蒯聩出逃到宋国。
谢湜说：“《左传》说蒯聩图谋杀害他的母亲，因此出逃，但《春秋》没有断绝他的世子身份。那么蒯聩的祸患，大概是由于南子的谗言所致。记载世子出逃，是为了彰显卫灵公的罪恶。南子妇德不修，罪过极大。她厌恶世子并想除掉他，已经很久了。骊姬陷害晋国太子，南子陷害卫国世子，情况是一样的。卫灵公听信南子的谗言，不能为世子仔细审察，以致世子出逃，所以出逃时书‘世子’，接纳时也书‘世子’，是为了表明蒯聩没有失去世子应有的道义。”杨时说：“卫国世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而逃往宋国，后来又去了晋国的赵氏。卫灵公怨恨他出逃，对少子郢说：‘我将立你为继承人。’卫灵公死后，夫人立郢为太子，说：‘这是卫灵公的命令。’郢说：‘有逃亡者的儿子辄在，不敢承当。’于是卫国人立辄为国君。从前公仪仲子去世，舍弃他的孙子而立他的儿子，子游向孔子询问。孔子说：‘不行，立孙子就是立嫡孙，这是礼制。’那么郢的谦让，辄的即位，是正当的。赵简子想要接纳蒯聩，而卫国人以立郢为由拒绝他，没能接纳。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出逃，不适宜拥有卫国。卫国人已经立辄为国君，那么他们拒绝赵简子似乎是合理的，所以冉求以此发问。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议他的大夫，何况国君呢？居住在卫国却询问卫国国君，适宜夫子不回答。所以子贡用伯夷、叔齐的事情来询问。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哥哥，叔齐是弟弟。父亲想立叔齐，而叔齐因为伯夷是哥哥而谦让。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命令，不接受而逃走，所以国人立他们的二儿子，而孔子认为伯夷、叔齐贤德。子贡由此知道孔子不会赞同卫国国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作为臣子而不由国君任命，作为儿子而不由父亲接受，却拥有国家，是道义所不允许的。即使是伯夷作为哥哥，叔齐谦让他，他尚且不接受，何况得罪了父亲呢？那么蒯聩不适宜拥有卫国是明显的。夫人凭借卫灵公的命令而立郢，那么郢接受是可以的，而以辄在作为推辞，这大概符合叔齐的道义吧？然而辄的即位，是因为蒯聩曾经做过世子。蒯聩如果没有做过世子，那么郢有什么可推辞的呢？而辄又凭什么即位呢？所以《春秋》记载‘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国世子蒯聩到戚地’，书‘世子’，是为了谴责辄。那么蒯聩进入卫国成为国君，应该怎么办？辄离开位置跟随他是可以的，拒绝他是不可以的。国人拒绝他而立郢，那么道义就两全了。解说的人认为赞美兄弟谦让，那么厌恶父子争夺就可以知道了，厌恶父子争夺，即使是平庸的男人和愚笨的女人也知道，而认为像冉求那样贤德的人，一定要等到询问后才知道吗？这就失去了分寸了。”
尹焞说：“卫国国君父子争夺国家，伯夷、叔齐兄弟谦让君位，孔子认为伯夷、叔齐贤德，那么他不赞同卫国国君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因为宠幸南子，所以不能保护世子，而让他离开国家；因为想要杀死南子，所以不能安定自身，以至于出逃。这是轻视宗庙社稷所托付的责任，而恣意妄为。《春秋》两方面都彰显他们的罪过，所以特别书写‘世子’。其含义不在于是否让蒯聩继承国家，而在于卫灵公无道，不能端正家庭，从而危及国家根本，致使父子互相残害，毁灭天理，这就是《春秋》所彰显的。
张栻说：“叔齐的谦让，伯夷认为伯夷是兄长，应当即位，没有兄弟的道义，怎么能治理国家呢？伯夷不接受君位，认为叔齐即位，
父命也，无父子之义，而何以为国乎？二人者，寜去国而存此矣。」卫輙之事，国人论之，以为蒯聩既得罪于先君而出奔，而輙受先君之命，宗国不可以无主，则立輙而拒蒯聩可也。曽不知蒯聩父也，輙子也，父子之义先亡，而可一日立乎？故子贡以夷齐之事为问，方是时，夫子在卫，輙立之事，盖难言也。赐也微其辞，以测圣人之防耳。
译这是父亲的命令，如果没有父子之间的伦理道义，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这两个人，宁可离开国家也要保全这种道义。”关于卫辄继位这件事，卫国国人议论说，认为蒯聩既然得罪了先君而出逃，而卫辄接受了先君的命令，宗国不能没有君主，那么拥立卫辄并拒绝蒯聩是可以的。他们却不知道蒯聩是父亲，卫辄是儿子，父子之间的伦理道义如果首先丧失了，国家还能维持一天吗？所以子贡用伯夷、叔齐的事情来提问，当时孔子在卫国，卫辄继位这件事，大概是不方便直接谈论的。子贡委婉地措辞，以此来试探圣人的防备之意罢了。
朱熹语録：「或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輙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他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与之而不肯受，他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輙以拒蒯聩。论理，輙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輙既立，蒯聩来争必矣。」
卫公孟彄出奔郑
谢湜曰彄世子之党故出奔
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
谢湜曰：「恃弟之亲，与国为抗，而景公未之絶也，故自萧来奔，复书弟。」
大搜于比蒲邾子来防公
谢湜曰：「车徒不足，故连嵗大搜。邾子惧难，防于比蒲。」
城莒父及霄
谢湜曰：「郈与费，患其固而堕之；莒父及霄，患其不固而城之。茍惟弗择忠良而畀之以邑，则二邑虽固，适足以为叛人之资而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谢湜曰食非一处故不言所食
二月，辛丑，楚子灭胡，以胡子豹归。
谢湜曰：「顿子、沈子、胡子，自鸡父之败，国灭之兆已形矣。其后国势萎弱，相继以灭。故《春秋》于胡、沈二君之死，书『灭』，着其取灭之由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呉之入楚，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为是，楚灭之。夫灭人之国，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弱，尽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谓国必自灭，而后人灭之，非灭之者独有罪也。国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为有命，而又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则是不知命矣。书以归罪豹之不能死位与归也，故楚子书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谢湜曰：「郊以寅月，五月辛亥郊，四月辛巳郊，着其失时也。郊祀失时，不敬之大也。」
壬申，公薨于高寝。郑罕达帅师伐宋。
谢湜曰：「郑与卫亲，公孟彄在郑，蒯聩在宋，故郑罕达伐宋。」
齐侯卫侯次于渠蒢
谢湜曰：「齐景、卫灵，非事出次于外，凡三罪，其不恤民也。」
邾子来奔丧
谢湜曰：「小国益弱，故邾子奔丧于鲁。」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谢湜曰：「姒氏，▯女。哀公母，定公妾。哀公未称君，故妾母不称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来防葬。
谢湜曰：「小国益弱，故滕子防葬于鲁。」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谢湜曰：「葬以永安考妣，一物不善，则百世不安。臣子所宜尽心也。虑物必备，襄事必慎，尽心之至也。」定公葬有日矣，卜以丁巳，而葬以戊午。葬不得以时，成日下昃，然后能葬，以雨之害也。以一国葬一人，而其葬不备、不慎如此，葬事茍简可知矣。书「雨不克葬」，「日下昃」，则日向夕矣，非葬之时也。日中犹不可，而况日下昃乎？古者日旦而▯，日中而虞。日旦而葬，敬之至也；日中而虞，哀之至也。
辛巳葬定姒
谢湜曰：「母以子贵，故仲子非君母，则归▯不称谥。哀公未称君，则定姒卒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
胡安国曰：「公羊曰：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曽子问：并有丧则如之何？子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后轻。」
冬城漆
谢湜曰漆邾庶其邑
春秋集义卷四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九
宋 李明复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颐曰：「哀公名蒋，定公子。恭王二十六年即位，哀谥也。恭、仁、短折，曰哀。」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
谢湜曰：「许已为郑属邑矣，随楚围蔡，复书许男者，不与郑之灭许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曰：「报栢举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夫男女以辨，则是降也；疆于江汝，则迁其国也。而独书「围蔡
译朱熹语录：“有人问，子郢不肯即位，似乎不对。朱熹说：如果立辄，只是蒯聩一个人来争夺。如果立子郢，就又多了一个人来争夺，事情更加繁杂。别人把千乘的大国给他，他却不肯接受，他终究是觉得事情棘手难办，后来不敢做。”问：“卫君想要召孔子来执政，而孔子想要先正名分。孔子既然做了他的臣子，又想要离开，出公难道也是合乎人情吗？”朱熹说：“只有孔子才可以这样做。”问：“灵公既然驱逐了蒯聩，公子郢推辞不肯即位，卫国人立辄来抗拒蒯聩。按理说，辄本来就不应当即位，不必等到抗拒蒯聩之后才说不应当即位。”朱熹说：“确实如此，辄既然即位，蒯聩来争夺是必然的。”
卫公孟彄出逃到郑国。
谢湜说：孟彄是世子蒯聩的党羽，所以出逃。
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
谢湜说：“倚仗兄弟的亲情，与国家对抗，而景公没有与他断绝关系，所以他从萧地来投奔，史书再次记载‘弟’字。”
在比蒲举行大规模军事检阅，邾子来比蒲会见鲁公。
谢湜说：“车兵步兵不足，所以连年大规模检阅。邾子害怕危难，在比蒲会见鲁公。”
修筑莒父和霄的城墙。
谢湜说：“郈邑和费邑，担心它们坚固而拆毁；莒父和霄，担心它们不坚固而修筑城墙。如果不挑选忠良之人而把城邑赐给他们，那么这两个城邑即使坚固，也正好成为叛乱者的资本罢了。”
鲁定公十五年春正月，邾子来朝见。小老鼠吃了郊祭用的牛，牛死了，改卜另一头牛。
谢湜说：被咬的地方不止一处，所以不说明被咬的具体部位。
二月辛丑日，楚子灭掉胡国，把胡子豹带回去。
谢湜说：“顿子、沈子、胡子，自从鸡父之战失败后，国家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后来国势衰微，相继灭亡。所以《春秋》在胡、沈两国国君死亡时，记载‘灭’，指明他们招致灭亡的原因。”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吴国进入楚国时，胡子尽数俘虏了靠近胡地的楚国城邑。楚国平定后，胡子又不侍奉楚国，说：‘存亡有天命，侍奉楚国做什么？’因此，楚国灭掉了胡国。灭人国家，罪过很大。然而胡子豹趁着楚国衰弱，尽数俘虏了靠近胡地的楚国城邑。所谓国家必定先自我毁灭，然后别人才灭掉它，并非灭人者独自有罪。国君创造命运，不可推卸给天命，既然认为有天命，却又贪生怕死、忍受屈辱，不为国家而死，这是不知天命。史书记载‘以归’，是为了归罪于胡子豹不能死守君位和归附，所以楚子记载爵位，而胡子豹只称名。”
夏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
谢湜说：“郊祭应在寅月，五月辛亥日郊祭，四月辛巳日郊祭，指明其失时。郊祀失时，是不敬的大罪。”
壬申日，鲁公在高寝去世。郑国罕达率领军队攻打宋国。
谢湜说：“郑国与卫国亲近，公孟彄在郑国，蒯聩在宋国，所以郑国罕达攻打宋国。”
齐侯、卫侯驻扎在渠蒢。
谢湜说：“齐景公、卫灵公，不是因事而出兵驻扎在外，有三条罪过，就是不体恤百姓。”
邾子来奔丧。
谢湜说：“小国更加衰弱，所以邾子来鲁国奔丧。”
秋七月壬申日，姒氏去世。
谢湜说：“姒氏，是妾。哀公的母亲，定公的妾。哀公尚未称君，所以妾母不称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九月，滕子来鲁国参加葬礼。
谢湜说：“小国更加衰弱，所以滕子来鲁国参加葬礼。”
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能安葬。谢湜说：“安葬是为了让父母永远安息，一样东西不好，就百世不安。这是臣子应当尽心的地方。考虑事物必须完备，办理丧事必须谨慎，这是尽心的极致。”定公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占卜定在丁巳日，却在戊午日安葬。安葬不能按时进行，直到太阳偏西才能安葬，是因为下雨的危害。用一国的力量安葬一个人，而安葬却不完备、不谨慎到这种地步，安葬事务的草率简略可以知道了。记载“雨不克葬”、“日下昃”，那么太阳已经接近傍晚，不是安葬的时辰。日中尚且不可以，何况太阳偏西呢？古时候日出而葬，日中而虞。日出而葬，是敬的极致；日中而虞，是哀的极致。
辛巳日，安葬定姒。
谢湜说：“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所以仲子不是国君的母亲，就归葬不称谥号。哀公尚未称君，所以定姒去世不称夫人，安葬不称小君。”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有儿子就有宗庙，有宗庙就记载安葬。曾子问：同时有两件丧事怎么办？孔子说：安葬先轻后重。祭奠、虞祭，先重后轻。”
冬，修筑漆地的城墙。
谢湜说：漆是邾国庶其的城邑。
《春秋集义》卷四十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九
宋 李明复 撰
哀公
元年春正月，鲁公即位。
程颐说：“哀公名蒋，是定公的儿子。恭王二十六年即位，谥号为哀。恭顺、仁爱、短命早逝，称为哀。”
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包围蔡国。
谢湜说：“许国已经成为郑国的属邑了，随楚包围蔡国，再次记载许男，是不赞许郑国灭许。”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说：“为了报复柏举之战，蔡人男女区分，派人在江、汝之间划定边界。”男女区分，就是投降；在江、汝之间划定边界，就是迁移他们的国家。而只记载“围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