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
年，成风之丧，亦妾母也，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防葬，俱不称天者，以明无天道也。前之所以书天者，盖不如是，无以见王者当奉若天道；后之所以去天者，不如是，无以见弗克若天也。一则名其宰而见贬，一则去其天以示讥。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紏来聘；庄元年，王使荣叔来赐桓公命，义亦同此。桓公弑君之大逆，既不能行天讨以正王法，反生而来聘，殁而钖命，故名其宰以正其始，去其天以正其终。春秋谨严大法，可见。
译这一年，成风去世，她也是妾母。周王派遣荣叔前来赠送含玉和赗礼，又派遣召伯前来防备丧葬之事，这两次都不称“天”，是为了表明没有天道。先前之所以记载“天”，大概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显示王者应当顺从天道；后来之所以去掉“天”，如果不这样，就无法显示不能顺从天道。一种情况是称其宰官之名以示贬斥，另一种情况是去掉“天”字以示讥讽。桓公四年，周天王派遣宰渠伯纠前来聘问；庄公元年，周王派遣荣叔前来赐予桓公命书，其义理与此相同。桓公弑君的大逆罪行，既不能执行天讨以端正王法，反而在他生前前来聘问，死后赐予命书，所以称其宰官之名以端正其开端，去掉“天”字以端正其结局。《春秋》严谨的大法，由此可见。
杨时曰：「以传攷之，则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説者皆以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别惠公之母尔。」
谢湜曰：先王制礼，其位有上下，其数有多寡，其文有升降，所以别名分而正人伦也。名分正，则卑不得以僭尊，小不得以间大，庶不得以乱嫡。故名分者，人伦之夲也。侯国夫人与君同体，以事宗庙社稷者也。故祭祀之礼，君立于阼，夫人立于东房。君牵牲，夫人奠盎。君献户，夫人荐豆，以明君与夫人犹日之与月也。故诸侯及夫人归葬，则天王遣臣致赗，所以哀恤而助之也，所以尊其体而送之也。仲子者，惠公之妾也。妾也者，承事君夫人而不可与君同体者也。平王以赗礼加惠公之妾而哀恤焉，是以夫人待妾而尊之也，是以小君之礼送妾而安之也。天王者，别名分以理人伦者也。天王倒易名分于上，则下国化之，而嫡妾之分乱矣。故春秋书仲子之赗，以示平王尊贱妾而匹夫人也。其归赗也，贬宰咺而名之，以示平王之失礼也。王室公卿有爵者书爵，无爵者书字，尊王命也。宰辅相之官也，辅相王室者，贬而称名，则天王之失见矣。名王臣以示赗之非宜，则春秋退妾而崇嫡，严闺阃而窒乱源，其意显矣。夫緑衣之伤，白华之怨，其源皆起于贵贱之不明，上下之不正，此春秋所以谨名分而绳之也。
胡安国曰：「上古应时称号，故其名三变。春秋以天自处，创制立名，系王于天，为万世法，其义备矣。冢宰称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书官，大夫书字，上士中士书名，下士书人。咺位六卿之长，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尔以天王之尊，下赗诸侯之妾，是加冠于履，人道之大经，拂矣。天王纪法之宗也，六卿纪法之守也。议纪法而修诸朝廷之上，则与闻其谋；颁纪法而行诸邦国之间，则专掌其事。而承命以赗诸侯之妾，是壊法乱纪，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贬而书名，以见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母成风，亦庄公妾也。其卒也，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其葬也，王使召伯来防葬，下赗诸侯之妾，而名其宰荣、召，何以书字而不名也？于前赗仲子则名冢宰，于后葬成风，王不称天，其法严矣【余见纲领中】
朱熹曰：「归赗于鲁，天王正以此厚鲁，古人却不讳死。」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程頥曰：「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鲁志也，称及，称人，皆非卿也。」
谢湜曰：「春秋之法，公及防则书爵，卿及防则书名，防者及防则书人，降杀之次也。内微者不书，内不可称鲁人，故也。微者称人，春秋之常也。诸侯夺爵称人，卿去名称人，春秋之变文也。凡盟以国地而不书其君者，其君亦与盟，及宋人盟于宿，防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是也。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败宋师，盟不足以固结邻国，可知也。故人君务修政刑，以服四邻。」
胡安国曰：「内称及外称，人皆微者，其地以国宿，亦与焉。微者盟防，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国之君也。凡书盟者，恶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载之法，诅祝作其词，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约。』苏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夫盟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犹不禁也。而谓凡书盟者恶之，可乎？曰：盟以结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者也。《春秋》之时，防而歃血，其载果掌于司盟，犹不以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倾危之习。今鲁既及仪父、宋人盟矣，寻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书盟者，恶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程頥曰：「祭伯，畿内诸侯，为王卿士，来朝不与其朝也。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失臣之义王所当治也。祭伯为王臣，不辅王正典刑，而反与之交，又来朝之故，不与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无外交』之説，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诸侯顺轨岂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礼也。然委官守而逺相朝，无是道也。《周礼所谓世相朝，谓
译杨时说：“根据传记考证，仲子是惠公的妾室，桓公的母亲。解说者都认为是惠公的母亲，称她为‘惠公仲子’，是为了与惠公的母亲相区别罢了。”
谢湜说：“先王制定礼制，地位有上下之分，数量有多寡之别，文饰有升降之序，用来区分名分而端正人伦。名分端正，那么卑贱者就不能僭越尊贵者，次要者就不能离间主要者，庶子就不能扰乱嫡子。所以名分是人伦的根本。侯国的夫人与国君同为一体，共同侍奉宗庙社稷。因此祭祀的礼仪，国君站在东阶，夫人站在东房。国君牵牲，夫人奠酒。国君献户，夫人荐豆，以此表明国君与夫人就像太阳与月亮一样。所以诸侯及夫人去世归葬，周天子派遣臣子赠送助丧财物，以此来哀悼体恤并帮助国君，以此来尊崇国君的身体并送别他。仲子是惠公的妾室。妾室是侍奉国君和夫人的，不可以与国君同为一体。平王把赠送助丧财物的礼仪加在惠公的妾室身上并哀悼体恤她，这是用对待夫人的礼遇来对待妾室并尊崇她，这是用对待小君的礼仪来送别妾室并安顿她。周天子是区分名分以治理人伦的。周天子在上颠倒名分，那么下面的诸侯国就会效仿，嫡妾的名分就混乱了。所以《春秋》记载仲子接受助丧财物，以显示平王尊崇卑贱的妾室而等同于夫人。在归葬时赠送助丧财物，贬低宰咺而直呼其名，以显示平王的失礼。王室公卿有爵位的记载爵位，没有爵位的记载字，这是尊重王命。宰是辅相的官职，辅佐王室的人，贬低而称名，那么天子的过失就显现了。称呼王臣的名字以显示赠送助丧财物不适宜，那么《春秋》退抑妾室而推崇嫡子，严肃内闱而堵塞混乱的根源，其用意明显了。那《绿衣》的忧伤，《白华》的怨恨，其根源都起于贵贱不明，上下不正，这就是《春秋》所以要谨慎名分而约束它的原因。”
胡安国说：“上古顺应时势确立称号，所以名称有三次变化。《春秋》以天自居，创制确立名分，将王系于天，作为万世的法则，其义理完备了。冢宰称宰咺，这是名字。王朝公卿记载官职，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字，下士记载人。咺位居六卿之首，却记载他的名字，为什么呢？仲子只是惠公的妾室罢了，以天子的尊贵，向下赠送助丧财物给诸侯的妾室，这是把帽子戴在鞋子上，人伦的大经，违背了。天子是纪法的宗主，六卿是纪法的守护者。商议纪法并在朝廷上修定，就参与谋划；颁布纪法并在各国间施行，就专门掌管其事。而接受命令去赠送助丧财物给诸侯的妾室，这是破坏法纪，从王朝开始了。《春秋》重视嫡妾的名分，所以特别贬低而称名，以显示宰咺不是真正的冢宰了。有人说：‘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室。她去世时，周王派荣叔归葬并赠送助丧财物；她下葬时，周王派召伯来防止盗墓，向下赠送助丧财物给诸侯的妾室，而称其宰荣、召，为什么记载字而不称名呢？’以前赠送助丧财物给仲子就称冢宰的名字，后来下葬成风，周王不称天，其法度严厉了【其余见纲领中】。”
朱熹说：“归葬时赠送助丧财物给鲁国，周天子正以此厚待鲁国，古人却不避讳死亡。”
九月，鲁国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程颐说：“惠公晚年，在黄地击败宋军，桓公即位后求和，在宿地结盟。这是鲁国的志事，称‘及’，称‘人’，都不是卿大夫。”
谢湜说：“《春秋》的法度，国君与防地结盟就记载爵位，卿大夫与防地结盟就记载名字，防地的人与防地结盟就记载人，这是降等杀减的次序。内部地位卑微者不记载，内部不能称鲁人，所以如此。地位卑微者称人，是《春秋》的常例。诸侯被剥夺爵位称人，卿大夫去掉名字称人，是《春秋》的变文。凡是结盟以国地而不记载国君的，其国君也参与结盟，如与宋人在宿地结盟，防地的人与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就是这样。元年与宋人结盟，十年伐宋，击败宋军，结盟不足以巩固邻国关系，可以知道了。所以国君致力于修明政治刑罚，来使四邻顺服。”
胡安国说：“内部称‘及’，外部称‘人’，都是地位卑微者，其地以国名宿，也参与其中。地位卑微者结盟防地，不记载于《春秋》。这里记载的，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有人说：‘《周官》有司盟，掌管盟载的法度，诅祝制作其文辞，玉府提供其器物，戎右服役其事，太史收藏其契约。’苏公也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们。’这样结盟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尚且不禁止。而说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可以吗？回答说：结盟以结信，不是先王想要而不禁止，而是等到德行下衰，想要禁止而不能做到。《春秋》之时，防地歃血，其契约果然由司盟掌管，尚且不认为是善事。又何况私下互相要挟发誓，轻慢鬼神，触犯刑政，以形成倾危的习气。现在鲁国已经与仪父、宋人结盟了，随即自己背叛，信义在哪里呢？所以知道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厌恶它。”
冬季十二月，祭伯来朝见。
程颐说：“祭伯，是京畿内的诸侯，担任王的卿士，来朝见却不参与朝会。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失去臣子的道义，是周王应当治理的。祭伯是王的臣子，不辅佐王端正典刑，反而与他交往，又因为来朝见的缘故，不让他参与朝会，以表明他的罪过。先儒有‘王臣无外交’的说法，非常错误。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顺从轨范，哪里有内外的界限？他们相交好，是常礼。然而委任官守而远远地互相朝见，没有这样的道理。《周礼》所说的世相朝，谓
邻国尔
程氏学曰：列国相与盟誓，其谋必有先后，其事必有善恶，其罪有轻重。凡事有善者，则阙天子之大夫而国于畿内者，其来于鲁，不以王命，故书之以示讥也。不曰朝，非朝也；不曰奔，非奔也；不曰使，非命也。谷梁曰：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防。诸侯不正其外交也。聘弓镞矢不出境场，束脩之问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此为知所讥也。夫为人臣者，无以有已礼所以不正其外交也。礼载县子之言曰：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境；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然则祭伯来于后，又书「祭伯来聘」。庄二十三年内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外之莒庆来逆叔姫，其为臣可知矣。谢湜曰：安上尊君，莫大于敬。敬不行于邦国，则擅命自专，作慝自肆，小大干法乱纪，而勤王之礼废矣。故诸侯有述职之朝，时问之聘，所以兴邦国之敬也。消争弭乱，莫大于和。和不行于邦国，则肆暴相侵，报怨相伐，灾不相救，祸不相恤，而修睦之礼废矣。故诸侯有继世之朝，中年之聘，所以兴邦国之和也。诸侯朝聘如是而已。及周之衰也，朝聘之礼大壊，诸侯述职不修，时问不至，大国恣横，小国畏恐。于是有非事之朝，非时之聘，交通于邦国之间。非独诸侯为然也，王臣受封于内者，僭礼犯分，营私立党，亦比外诸侯以朝聘与列国相通。方是时，私交行于上下，而臣子之职废矣。故祭伯之朝鲁也，春秋止书曰「来」，而不曰「来朝」，夺其朝而贬之也。春秋首夺祭伯之朝，而王臣擅命私交之罪着矣。故谷梁曰：聘弓镞矢不出境塲，束修之问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
译邻国啊。
程氏《春秋》学说认为：各国相互结盟立誓，他们的谋划必定有先后顺序，他们的事情必定有善恶之分，他们的罪过有轻重之别。凡是行为善良的人，如果他是天子畿内的大夫，却擅自来到鲁国，不凭借天子的命令，所以史书这样记载以示讥讽。不称“朝见”，因为并非正式朝见；不称“奔逃”，因为并非奔逃；不称“出使”，因为并非受命。
《谷梁传》说：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越过边境。这是为了纠正诸侯不正当的外交行为。聘问用的弓和带镞的箭不送出边境，束修（干肉）之类的问候礼物不在边境往来，这是因为有至尊的天子，不能有二心。这就是知道应当讥讽的原因。作为臣子，不应当拥有自己的私礼，以此来纠正不正当的外交行为。《礼记》记载县子的话说：“古代的大夫，束修之礼不送出边境；现在的大夫，却在中原各国之间进行政治交往。”那么，祭伯后来来到鲁国，史书又记载“祭伯来聘”。庄公二十三年，国内的公子友前往陈国，参加原仲的葬礼；外国的莒庆来迎接叔姬，他们作为臣子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了。
谢湜说：安定上位者、尊崇君主，没有比恭敬更大的了。恭敬不在邦国中实行，就会擅自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作恶放纵，无论大小都触犯法律、扰乱纲纪，从而废弃了勤王的礼仪。所以诸侯有述职的朝见，有时令的聘问，以此来兴起邦国的恭敬之心。消除争斗、平息战乱，没有比和睦更大的了。和睦不在邦国中实行，就会肆意暴虐、相互侵犯，报复怨恨、相互征伐，灾难不相救援，祸患不相体恤，从而废弃了修睦的礼仪。所以诸侯有继世的朝见，有中年时的聘问，以此来兴起邦国的和睦之心。诸侯的朝见和聘问就是这样罢了。
等到周朝衰微，朝见和聘问的礼仪大大败坏，诸侯不修述职之礼，不时行聘问之礼，大国恣意横行，小国畏惧恐慌。于是出现了非因公事的朝见，非逢时令的聘问，在邦国之间私下交通。不只是诸侯如此，那些在王畿内受封的周王臣子，也僭越礼制、侵犯名分，营谋私利、结党营私，也效仿外诸侯通过朝见聘问与列国相通。在这个时候，私下的交往盛行于上下之间，而臣子的职分就废弃了。所以祭伯朝见鲁国，《春秋》只记载说“来”，而不说“来朝”，剥夺了他“朝”的名分来贬低他。《春秋》首先剥夺祭伯的“朝”名，那么王臣擅自发号施令、私下交往的罪过就显明了。所以《谷梁传》说：聘问用的弓和带镞的箭不送出边境，束修之礼不在边境往来，这是因为有至尊的天子，不能有二心啊。
胡安国曰：「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内诸侯为王卿士，来朝于鲁，而直书曰『来』，不与其朝也。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者之明戒也。惟此义不行，然后有借外权，如缪留之语韩宣惠者；有交私议论，如庄助之结淮南者；倚强藩为援，以胁制朝廷，如唐卢擕之于高骈，崔▯之于宣武，昭纬之于邠歧者矣。经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贬而不与，正其夲也。岂有诬上行私，自植其党之患哉？」又曰：「人臣义无私交，君子正而不党。按《春秋》书祭伯来，不言朝；祭叔来聘，不称使，讥外交，戒朋党也【余见纲领中】
公子益师卒
程頥曰：「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复请命，故诸侯之卿皆不书官，不与其为卿也。称公子，以公子故，使为卿也。惟宋，王者后得命官，故独宋卿书官。卿者，佐君以治国其卒国之大事，故书于此，见君臣之义矣。或日，或不日，因旧史也。」
程氏学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故春秋卿卒必録，法所当尔也。春秋不以日月为例，而左氏谓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杜氏曰：「所以示薄厚也。」斯为可取。盖君于卿佐，防于恩礼，则史册所载，日月益详。仲尼从而书之，意自见矣。周室东迁之后，礼法既壊，而春秋之始，犹为近古。故无骇挟惟秪书名。无骇之卒，传有「羽父请谥与族」之文，是无姓而赐族者。又柔溺之卒，皆不见于经。盖上世置卿，选贤与德，不必以公子公孙之贵。既不世官，则有老而不为卿者矣，此其所以不书乎？自是以还，斯道并弃。官人以世，无贤德之选，故无致其事于朝者矣。其尤者，则有生而赐族者矣。季友、仲遂、叔肹是也。季友贵亲，而有寜鲁之功。叔盻宠弟，则有私亲之爱。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皆生而赐之氏，俾世其卿。先王之礼，泯然无见矣。故圣人于其卒，各书其族，以志夫变法乱纪之端，而贻权臣执命之祸，可不戒哉？谢湜曰：卿佐，君之股肱。其卒，人君所当致哀。书卒，谨其终也。益师，公子之为卿者也。其得位，以公子之亲而已。卒书「公子」，志其以公子专国之政也。王者不以官假人，故宗室之间，有富之以禄，无私之以位，有贵之以爵，无宠之以政。后世私胜而害公，恩过而害义。官为宠锡之具，而公子公孙以亲戚得政于君，此所以权归私室，而乱亡随之也。益师，孝公子，字众父，其后为众氏。
胡安国曰：凡公子公孙登名于史册，贵戚之卿也。不书官者，故侍讲程頥以谓不与其以公子故而自为卿也。古者诸侯大夫皆命于天子，卿卒必书，此《春秋》贵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为逺，然公子彄逺矣，而书日，则非逺也。谷梁以为恶，然公子牙、季孙意如恶矣，而书日，则非恶也。左氏以为不与小敛，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不与小敛明矣，而书日，左氏之説亦非也。其见恩数之有厚薄欤？
二月春公防戎于潜
程颢曰与之和好乱华之道
程頥曰：「周室既衰，蛮夷猾夏，有散居中国者，方伯大国，明大义而攘斥之，义也。其余列国，慎封守可也。若与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谓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乱华也。故春秋华夷之辨，尤谨居其地而亲中国与防盟者则与之，公之防戎，非义也。」
谢湜曰：「礼时见曰防。则防无非时者，防以训上下，以正班爵，以叙长幼，则防无非事者。春秋之世，强陵弱，小役大，讲好无节，出师无义，搆事者旁午交兴，畏命者奔走不息。故列国欲相亲则为防，欲报怨则为防，欲求盟则为防，欲合众则为防，以至劳民蠧财，弃国弛政，纷然防于郊境之间。凡书防以罪诸侯，非法也。结之以恩，懐之以德，绥戎之道也。乱则治之，危则持之，暴横弗率则征之，残之，御戎之道也。人君懐服四夷，以此而已，又曷尝屈辱于戎哉？隐公欲修好，而与戎出防于郊，弱邦国之势，启夷狄之心，适以招患而
译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说：这不是王命。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周王的卿士，来鲁国朝见，但《春秋》直接记载为‘来’，不承认他的朝见。臣子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人交往，大夫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给后世那些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的人以明确的警戒。只有这个道义不施行，然后才会出现借重外部权势的情况，比如缪留对韩宣惠王所说的话；出现私下交结议论的情况，比如庄助勾结淮南王；倚仗强大的藩镇作为外援，来胁迫朝廷，比如唐朝卢携对高骈，崔某对宣武军，昭纬对邠歧的情况。《春秋》对于国内臣子朝聘告赴，都予以贬斥而不承认，正是为了端正这个根本。哪里会有欺骗君主、行私利、培植自己党羽的祸患呢？”又说：“臣子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人交往，君子正直而不结党。查考《春秋》记载祭伯来，不说朝见；祭叔来聘问，不称奉命，这是讥讽外交，警戒朋党【其余见纲领中】。”
公子益师去世
程颐说：“诸侯的卿，必定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为卿。称公子，是因为他是公子的缘故，才被任命为卿。只有宋国，因为是王者的后代，得以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体现了君臣的道义。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沿用旧史的记载。”
程氏学说：“君主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如果有缺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所以《春秋》卿的去世必定记录，这是法理所应当的。《春秋》不以日月为例，而《左传》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杜预说：“这是为了显示恩情的厚薄。”这个说法可以采纳。大概君主对于卿佐，如果防范恩礼，那么史册所载，日期就会更加详细。孔子从而记载，意图自然显现。周王室东迁之后，礼法已经败坏，而《春秋》开始的时候，还接近古制。所以无骇只有名字，没有姓氏。无骇的去世，传中有“羽父请求赐谥号和族氏”的文字，这是没有姓氏而赐予族氏的人。又柔溺的去世，都不见于经文。大概上古设置卿，选拔贤能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以公子公孙的尊贵为标准。既然不世袭官职，那么就有年老而不为卿的人了，这就是不记载的原因吧？从此以后，这种道义都被抛弃。用人世袭，没有贤能的选拔，所以没有把事务上报朝廷的人了。特别严重的，就有出生就赐予族氏的人了。季友、仲遂、叔肹就是如此。季友因为亲近尊贵，而有安定鲁国的功劳。叔肹因为是宠爱的弟弟，而有私亲的爱。襄仲弑君叛逆，在宣公时有援立的力量，都在活着的时候赐予氏，让他们世袭卿位。先王的礼制，完全看不见了。所以圣人在他们去世时，各自记载他们的族氏，以记录变法乱纪的开端，以及遗留给权臣专权的祸患，能不警戒吗？谢湜说：“卿佐，是君主的股肱。他们的去世，君主应当致哀。记载去世，是慎重对待他们的终局。益师，是作为卿的公子。他得到职位，只是因为公子的亲近而已。去世记载‘公子’，是记录他以公子身份专断国政。王者不把官职假借给人，所以宗室之间，用俸禄使他们富裕，不把职位作为私恩；用爵位使他们尊贵，不把政事作为宠幸。后世私欲胜过公义，恩惠过度而损害道义。官职成为宠赐的工具，而公子公孙凭借亲戚关系在君主那里掌权，这就是权柄归于私室，而乱亡随之而来的原因。益师，是孝公的儿子，字众父，他的后代为众氏。”
胡安国说：“凡是公子公孙名字登上史册，是贵戚之卿。不记载官职，所以侍讲程颐认为不承认他们因为公子的缘故而自为卿。古代诸侯大夫都由天子任命，卿的去世必定记载，这是《春秋》重视大臣的意思。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远，但公子彄也远，却记载了日期，所以不是因为远。《谷梁传》认为是因为恶，但公子牙、季孙意如也恶，却记载了日期，所以不是因为恶。《左传》认为是不参与小敛，但公孙敖死在外面而国君在里面，叔孙婼死在里面而国君在外面，不参与小敛是明显的，却记载了日期，《左传》的说法也不对。这难道不是显示恩数的厚薄吗？”
二月，春天，鲁隐公在潜地与戎人会见
程颢说：与戎人交好，是扰乱华夏之道
程颐说：“周王室已经衰微，蛮夷扰乱华夏，有散居在中国境内的，方伯大国，申明大义而排斥他们，是合乎道义的。其余的列国，谨慎地守护封疆就可以了。如果与他们交好，以免受侵扰，这不是所谓的‘抵御戎狄’，而是容纳他们扰乱华夏。所以《春秋》对华夷的辨别，尤其谨慎。居住在中国境内而亲近中国与戎人会见结盟的，就予以承认。鲁隐公与戎人会见，是不合乎道义的。”
谢湜说：“礼制规定，按时相见叫做防。那么防没有不合时宜的，防用来训导上下，以端正班列爵位，以排列长幼，那么防没有没有事情做的。《春秋》时代，强欺凌弱，小役使大，讲和没有节制，出兵没有道义，构陷事件的人纷纷兴起，畏惧命运的人奔走不息。所以列国想要相亲就防，想要报仇就防，想要求盟就防，想要合众就防，以至于劳民伤财，弃国弛政，纷纷在郊境之间防。凡是记载防，是为了罪责诸侯，是不合法的。用恩惠结交，用德行安抚，是安抚戎人的方法。混乱就治理，危险就扶持，暴横不服就征讨，残害就抵御，是抵御戎人的方法。君主安抚四方夷狄，只有这些方法，又曾经屈辱于戎人吗？隐公想要修好，而与戎人在郊外会见，削弱了邦国的势力，开启了夷狄的心，正好招致祸患而”
已。春秋书防戎于潜，以示诸侯御戎之失道也。治政中国为善，人材中国为强，甲兵中国为利，修此以待彼，而四夷莫敢不服，况于一戎之小乎？故有国家者，患内不修，不患外不顺；患内不强，不患外不畏。」
译罢了。《春秋》记载防戎在潜地，是为了显示诸侯抵御戎狄时违背了正道。治理政事，中原最为完善；人才，中原最为强大；武器装备，中原最为精良。修治这些来防备外敌，那么四方夷狄没有谁敢不服从，何况只是一个小小的戎狄呢？所以拥有国家的人，担心的是内部不修明，不担心外部不顺从；担心的是内部不强大，不担心外部不畏惧。
胡安国曰：「戎狄举号外之也。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独外戎狄乎？曰：中国之有戎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无不覆载者，王德之体；内中国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防不可施也。以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外服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猾夏之阶，其祸不可长也。为此説者，其知内外之防，而明于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防同之有？书戎讥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頥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莒人入向，以姜氏还。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时，诸侯擅相侵伐，举兵以侵伐人，其罪着矣。春秋直书其事，而责尝在被侵伐者。盖彼加兵于已，则当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礼义，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与战，则以与战者为主，处已絶乱之道也。书「莒人」微者也。凡将尊师众曰「某帅师」，将尊师少曰「某伐某」。将卑师众曰「某师」，将卑师少曰「某人」。不知众寡，将帅名氏亦曰「某人」。书「入」，入其国也。侵人之境，固为暴，况入人之国乎？
谢湜曰：「兵以安民而已。救灾恤患，谓之仁；去乱除害，谓之义；进退以时，谓之礼；诛释视天，谓之顺。其道可谓正矣。故古者征伐，其命一出天子，所以防暴横而安邦国也。周衰，诸侯专征伐之柄，出不以时，行不以正，或贪利以争田土，或报忿以残都邑，内外结怨，连祸攻讨日兴，由是天下防于干戈，而生民有糜烂之患矣。故《春秋》书伐、书侵、书战、书围、书入、书取、书灭，罪诸侯用兵之虐也。以兵围城邑曰围，以兵入国都曰入。古者方国有罪不服，然后有举师入国之讨，其入国非以害民，诛其乱法者而已。莒子以向姜之故，以兵入向而还，书「入」，罪其残人之国也。《春秋》之法，诸侯将兵则书爵，卿则书名，兵众则书师，寡则书人。」
胡安国曰：「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此所谓案也。春秋书曰：『莒人入向。』此所谓断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国都；以义言之，入者逆而不顺。莒称人，小国也。无骇不氏，未赐族也。其书帅师，用大众也。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擅兴师而征讨，不加焉，见王之不君也。据事直书，义自见矣。」
吕祖谦曰：「莒人入向，以姜氏还向。姜不安莒而归，莒子因之而入向。而夫妇之恩自此渐壊。此皆系天下之盛衰。且人之三纲，天下之所以治者，君臣、父子、夫妇而已。」
无骇帅师入极
程頥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时，诸侯自命。已赐族者则书族，不书者未赐也。赐族者皆命之世为卿也。」
谢湜曰：「师大众极小国以大众入小国，残虐之大者也。方是时，天王无讨罪之威，方伯连帅无致伐之义，故莒人无骇肆虐而弗能正。向极小国被害而弗能救也。观莒人入向，无骇入极，而上下不知治罪，由此见矣。无骇不氏，未赐族也。无骇之卒也，公始命以字为展氏。然则春秋之初，先王遗法犹在，国卿未有生而赐族者也。无骇、挟皆卿也，无骇、挟书卒，不书氏，以明未有族也。柔、溺皆卿也，柔、溺书防，不书卒，以明既老而不为卿也。卿辅相公侯者也，一国安危系之，故先王置卿，必选贤德，老而倦政，则以礼致其事于朝，未有生赐氏族以世其官也。鲁自季友、仲遂、叔盻以宠爱赐氏，世爵而权臣执命之祸由此炽矣。国卿赐氏世爵，诸侯之变礼也。观二卿卒不书氏，二卿老不书卒，诸侯壊法乱纪，由此见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程頥曰：「戎好乱，而与之盟，非义也。」
程氏学曰：「诸侯与中国盟誓，已曰不可，况与戎人歃血要
译胡安国说：“‘戎狄’这个称呼，是将他们排除在华夏体系之外。上天无所不覆盖，大地无所不承载。天子是与天地并立的。《春秋》记载的是天子的事务，为什么唯独将戎狄排除在外呢？回答说：中原地区有戎狄，就像君子身边有小人物一样。把君子放在内部，把小人放在外部，就是通达；把小人放在内部，把君子放在外部，就是闭塞。《春秋》是圣人用来扭转闭塞局面的书，它把中原放在内部，把四方蛮夷放在外部，使他们各自安守本分。无所不覆盖承载的，是王者德行的本体；把中原放在内部而把四方蛮夷放在外部的，是王者之道的运用。因此，如果让中原各国亲近戎狄，导致他们进贡金银丝绸，戎狄反而居高临下，这种防范就无法实施。如果让戎狄来朝见中原各国，地位在侯王之上，扰乱常理秩序，这种礼制就无法推行。如果让外服诸侯居住在边塞之内，没有出入的防范，他们不是我们同族，心意必定不同，这萌生了祸害中原的阶梯，这种祸患就不能滋长。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懂得内外防范的道理，通晓驾驭戎狄的方法，明白王者的正朔并不施加于他们。哪里还有什么内外混同呢？记载‘戎’字，是为了讥讽他们。”
夏季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程颐说：“莒子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待得不安，就回国了。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了回来。天下政治清明时，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发兵去侵伐别人，罪过就很明显了。《春秋》直接记载这件事，而责备的往往是被侵伐的一方。大概是因为别人对自己动武，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用礼义去辩白说明，如果无法避免，就应当巩固边防，向天子或方伯报告。如果愤怒地与之交战，就把交战者当作主导，这是断绝混乱之道。记载‘莒人’，是贬低他们。凡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为‘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较少，称为‘某伐某’。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为‘某师’；将领卑贱、军队较少，称为‘某人’。不知道军队多少，将领姓名也不记载的，也称为‘某人’。记载‘入’，是攻入他的国都。侵犯别人的边境，本来就是暴虐，何况是攻入别人的国都呢？”
谢湜说：“用兵只是为了安定百姓罢了。救灾救患，叫做仁；去乱除害，叫做义；进退合乎时宜，叫做礼；诛杀或赦免顺应天意，叫做顺。它的道理可以说是正当的。所以古代征伐，命令都出自天子，用来防止暴横而安定邦国。周朝衰微，诸侯专断征伐的大权，出兵不合时宜，行动不端正，有的贪图利益争夺田土，有的报复愤恨残害城邑，内外结怨，连年祸患攻讨兴起，从此天下陷入干戈战乱，百姓遭受糜烂之苦。所以《春秋》记载伐、侵、战、围、入、取、灭，是为了罪责诸侯用兵的暴虐。用兵包围城邑叫做围，用兵攻入国都叫做入。古代方国有罪不服，然后才有发兵攻入其国的讨伐，攻入其国不是为了害民，只是诛杀那些扰乱法纪的人罢了。莒子因为向姜的缘故，发兵攻入向国然后返回，记载‘入’，是罪责他残害别人的国家。《春秋》的法则，诸侯带兵就记载爵位，卿就记载姓名，军队众多就记载‘师’，军队寡少就记载‘人’。”
胡安国说：“《左传》说：‘莒子娶了向国的女子，向姜在莒国待得不安，就回国了。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了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史实。《春秋》记载说：‘莒人入向。’这就是所谓的论断。从事理上说，‘入’是到达他的国都；从道义上说，‘入’是悖逆而不顺。莒称为‘人’，是因为它是小国。无骇不记载姓氏，是因为还没有赐给族氏。记载‘帅师’，是因为使用了大量军队。没有王命而攻入别人的国邑，逞其私意，显示出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师征讨，不加制止，显示出天子的不君。依据事实直接记载，道义自然显现。”
吕祖谦说：“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带回向国。姜氏在莒国待得不安而回国，莒子因此攻入向国。而夫妇之恩情从此逐渐败坏。这些都关系到天下的盛衰。况且人的三纲，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基础，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罢了。”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
程颐说：“古代卿都受命于天子。春秋时期，诸侯自行任命。已经赐给族氏的就记载族氏，不记载的就没有赐给。赐给族氏的都是任命他们世代为卿。”
谢湜说：“军队众多，极是小国，用大量军队攻入小国，是极大的残虐。当时，天王没有讨罪威严，方伯连帅没有致伐的道义，所以莒人无骇肆虐而不能纠正。向、极是小国，被害而不能救援。看莒人攻入向国，无骇攻入极国，而上下不知道治罪，由此可以看到了。无骇不记载姓氏，是因为还没有赐给族氏。无骇去世时，鲁公才开始命他以字为展氏。那么春秋初期，先王的遗法还在，国卿没有活着就赐给族氏的。无骇、挟都是卿，无骇、挟记载去世，不记载姓氏，是为了说明他们没有族氏。柔、溺都是卿，柔、溺记载退休，不记载去世，是为了说明他们年老而不做卿了。卿是辅佐公侯的，一国的安危系于他们，所以先王设置卿，必定选择贤德之人，年老倦于政事，就按礼仪让他们在朝廷退休，没有活着赐给氏族以世代为官的。鲁国自从季友、仲遂、叔盻因为宠爱被赐氏，世袭爵位而权臣专权的祸患从此炽烈了。国卿赐氏世袭爵位，是诸侯改变礼制的表现。看两位卿去世不记载姓氏，两位卿年老不记载去世，诸侯败坏法度扰乱纲纪，由此可以看到了。”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程颐说：“戎人喜好动乱，却与他们结盟，是不义的。”
程氏学派说：“诸侯与中原各国盟誓，已经说不通，何况与戎人歃血立约
言哉！」
谢湜曰：「戎人嗜好无厌，其有求也，不正以义，不诘以威，彼将肆其所欲，则吾将有所不堪。」隐公既与戎出防于潜，又与戎出盟于唐，其不能制戎可知也。防，与之相见而已；盟，则以事相要，非特相见也。与戎歃血要言，则非特不能制戎也，又将受制于戎矣。故戎不难治也，中国自轻，然后戎见陵；中国自强，然后戎不为冦。
译说啊！」谢湜说：「戎人的贪欲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有所求时，如果不以道义来匡正，不以威严来责问，他们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那么我们就会有所不能忍受。」隐公既与戎人在潜地会盟，又与戎人在唐地结盟，他不能制服戎人是可以知道的。在防地，只是与戎人相见罢了；在唐地结盟，则是以事情相互约束，不仅仅是相见而已。与戎人歃血立誓，那么不仅不能制服戎人，还将受制于戎人了。所以戎人并不难治理，中原国家自己轻视自己，然后戎人才得以欺凌；中原国家自己强大起来，然后戎人才不会成为寇患。
胡安国曰：「按费誓称淮夷、徐戎，此盖徐州之戎，久居中国，在鲁之东郊者也。韩愈氏言『春秋谨严』，君子以为深得其防。所谓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于华夷之辨矣。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防也。而与戎狄歃血以约盟，非义矣。是故成于日者，必以事系；而前此盟于蔑，则不日；盟于宿，不日后此；盟于密，则不日；盟于石门，则不日。独盟于唐而书日者，谨之也。后世乃有结戎狄以许婚，而配耦非其类，如西汉之于匃奴；约戎狄以求援，而华夏被其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戎狄以与盟，而臣主防其耻，如德宗之于尚结赞。虽悔于终，亦将奚及？『春秋』谨唐之盟，其戒逺矣。」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
程頥曰：非命卿皆书名，以君命来逆夫人也。在鲁故称女，内女嫁为诸侯夫人则书逆，书归，明重事也。来逆非卿，则书归而已，见其礼之薄也。先儒皆谓诸侯当亲迎，亲迎者迎于所馆，故有亲御授绥之礼。岂有委宗庙社稷，逺适他国以逆妇者乎？非惟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诗》称文王亲迎于渭，未尝出疆也。或问纪裂繻为君逆女如何？曰：逆后是国之重事，使卿逆亦无妨。儒説亲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取于楚，岂有越国亲迎耶？所谓亲迎者，迎于馆耳。文王迎于渭，亦不是出疆逺迎，周国自在渭傍。先儒以此虽泥于亲迎之説，直至谓天子亲迎。况文王亲迎之时，乃为公子，未为君也。又曰：纪裂繻来逆女，伯姬归于纪裂繻。卿来逆女，而伯姬归于纪逆者防也，故不书而讥，可见矣。
谢湜曰：「女子以柔静为体，以正顺为德，故昏姻必行亲迎之礼。虽然，诸侯主社稷人民，及亲迎亦视势之所宜而已。其迎也，以宗庙之命，遣卿以国之贵卿将命。其至也，国君出迎于舘，御轮于庭，礼之情文斯尽矣。又何必去国越境然后为礼哉？文王以莘女为配，其迎也亲至于渭而已，则文王未尝至莘也。韩侯以蹶女为配，而蹶为王室卿士，其迎也于蹶之里，则韩侯因入觐至周而迎之也。诸侯亲迎不必逺适他国，于此见矣。纪裂繻卿也，诸侯逆女使卿正也。卿，国之股肱也，逆夫人以卿将命，尊敬之道也。春秋之法，或着是以见非，或贬失以明正。若裂繻逆女，所谓着是以见非者也。若宰咺归赗，所谓贬失以明正者也。由裂繻观之，则杞、宋逆女非卿，灵王逆后以刘夏，其为不敬可知矣。谷梁曰：『逆女亲者也。』公羊曰：『书外逆女，讥不亲迎也。』二传固以诸侯躬适他国然后为亲迎，失先王制礼之意矣。」
胡安国曰：「按谷梁子，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鲁哀公问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对曰：『合二姓之好，以为宗庙社稷主，君何谓已重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则世子而亲迎也。韩侯娶妻，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则诸侯而亲迎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
人伦之夲也，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归赗，以讥乱法。书裂繻逆女，以志变常。众妾之分定矣，大昏严矣【余见纲领中】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程頥曰：「送子者，虽公子、公孙非卿则不书
谢湜曰：「女子以夫为家，一于从夫而已。故女子谓嫁曰归。夫妇人伦之夲也。昬姻失礼，则乱生。故逆女归，谨而书之。」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程頥曰：「阙文也，当云『纪侯某伯莒子盟于宻』。左氏附防作『帛』，杜预以为裂繻之字。《春秋》无大夫在诸侯上者，公羊、谷梁皆作『伯』。」
谢湜曰啖氏谓阙文非两防
胡安国曰：「凡闗文有断以大义削之而非阙者，有夲据旧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増者。如隐不书即位，桓不书王，赗葬成风王，不书天呉楚之君卒不书葬之类，皆断大义削之而非阙也。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宻之类，或曰夲据旧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传受承误而不敢増者也。阙疑而慎言，其余可矣。必曲为
译胡安国说：“查考《费誓》中提到的淮夷、徐戎，这大概是徐州的戎人，长期居住在中国境内，位于鲁国东郊的人。韩愈说‘《春秋》严谨’，君子认为他深刻把握了《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所谓严谨是指什么？没有比区分华夏与夷狄更严谨的了。如果中国人变得像夷狄，就按夷狄对待；如果夷狄扰乱华夏，就予以讨伐。这是《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而与戎狄歃血结盟，是不符合道义的。因此，凡是在某日达成的盟约，必定会记载具体日期；而此前在蔑地结盟，不记载日期；在宿地结盟，不记载日期；在此后在密地结盟，不记载日期；在石门结盟，也不记载日期。唯独在唐地结盟而记载日期，是为了表示严谨。后世竟然有与戎狄结盟并答应通婚，而配偶不是同类的，如西汉对匈奴；与戎狄结盟以求援助，而华夏遭受其毒害的，如唐肃宗对回纥；信任戎狄与之结盟，而君臣蒙受耻辱的，如唐德宗对尚结赞。虽然最终后悔，又怎么能来得及呢？《春秋》严谨地记载唐地的盟约，其警戒意义深远啊。”
九月，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
程颐说：“不是奉君命的大夫都只称名字，因为他是奉君命来迎娶夫人的。在鲁国所以称女子，鲁国女子嫁作诸侯夫人就记载‘迎’，记载‘归’，表明这是重大的事情。来迎娶的不是大夫，就只记载‘归’罢了，显示出礼节的微薄。先代儒者都认为诸侯应当亲自迎亲，亲自迎亲是指在宾馆迎接，所以有亲自驾车、递上车绳的礼节。哪有抛弃宗庙社稷，远赴他国去迎娶妻子的呢？不只是诸侯，卿大夫以下都是如此。《诗经》称文王在渭水边亲自迎亲，并没有出境。有人问纪国的裂繻为君主迎娶女子怎么样？回答说：迎娶后妃是国家的重大事情，派大夫去迎娶也没有妨碍。儒者所说的亲自迎亲非常可笑。况且像秦国国君从楚国娶妻，难道有跨越国家亲自迎亲的吗？所谓亲自迎亲，是指在宾馆迎接罢了。文王在渭水边迎亲，也不是出境远迎，周国本来就在渭水旁边。先儒拘泥于亲自迎亲的说法，甚至认为天子也要亲自迎亲。况且文王亲自迎亲的时候，还是公子，还没有成为君主。又说：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伯姬嫁给纪国的裂繻。大夫来迎娶女子，而伯姬嫁给纪国迎亲的人，这是为了防备，所以不记载而加以讥讽，由此可见。”
谢湜说：“女子以柔顺安静为本质，以端正顺从为美德，所以婚姻必须实行亲自迎亲的礼节。虽然如此，诸侯掌管社稷和人民，亲自迎亲也要看形势是否适宜。迎亲时，以宗庙的命令，派遣大夫以国家尊贵的大夫身份传达命令。到达时，国君出迎于宾馆，在庭院中驾车，礼节的实质和形式就完备了。又何必离开国家跨越边境然后才算礼节呢？文王以莘国的女子为配偶，他亲自迎亲只到了渭水，那么文王并没有到莘国。韩侯以蹶国的女子为配偶，而蹶国是王室的卿士，他在蹶国的里邑迎亲，那么韩侯是因为入朝觐见到达周地而迎亲的。诸侯亲自迎亲不必远赴他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纪国的裂繻是大夫，诸侯迎娶女子派大夫是正当的。大夫是国家的股肱，迎娶夫人由大夫传达命令，是尊敬之道。《春秋》的法则，有时记载以显示错误，有时贬斥过失以表明正当。如果裂繻迎娶女子，就是所谓记载以显示错误的。如果宰咺送葬具，就是所谓贬斥过失以表明正当的。从裂繻迎娶女子来看，那么杞国、宋国迎娶女子不派大夫，灵王迎娶后妃派刘夏，他们的不敬就可以知道了。《谷梁传》说：‘迎娶女子是亲近的事情。’《公羊传》说：‘记载国外迎娶女子，是讥讽不亲自迎亲。’两传都认为诸侯亲身到他国然后才算亲自迎亲，失去了先王制定礼节的本意。”
胡安国说：“查考《谷梁传》，迎娶女子是亲近的事情，派大夫是不正当的。鲁哀公问戴着礼帽亲自迎亲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联合两个姓氏的友好，为了宗庙社稷的主宰，君主为什么说太隆重呢？’确定吉祥的日子，亲自到渭水迎亲，造船为桥，不显耀其光辉。那么世子也亲自迎亲。韩侯娶妻，是蹶父的女儿，韩侯在蹶国的里邑迎亲，那么诸侯也亲自迎亲。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迎娶女子必须亲自派大夫，是不正当的。在《春秋》的开始，记载宰咺送葬具，以讥讽扰乱法度。记载裂繻迎娶女子，以记录反常。众妾的名分确定了，大婚严肃了【其余见纲领中】”
冬十月，伯姬嫁给纪国。
程颐说：“送女子的人，虽然是公子、公孙，如果不是大夫就不记载。”
谢湜说：“女子以丈夫为家，一心顺从丈夫罢了。所以女子称出嫁为归。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婚姻失礼，就会产生动乱。所以迎娶女子、出嫁，谨慎地记载。”
纪国的子帛和莒子在密地结盟。
程颐说：“这是缺文，应当说‘纪侯某伯和莒子在密地结盟’。《左传》附会作‘帛’，杜预认为是裂繻的字。《春秋》没有大夫在诸侯之上的，《公羊传》、《谷梁传》都作‘伯’。”
谢湜说：啖氏认为缺文不是两个错误。
胡安国说：“凡是缺文，有根据大义删削而不是缺文的，有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加的，也有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的。如隐公不记载即位，桓公不记载王，赗葬成风王，不记载天吴楚的君主去世不记载葬之类，都是根据大义删削而不是缺文的。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之类，有人说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加的，有人说先儒传授承误而不敢增加的。对缺文存疑而谨慎说话，其余就可以了。必定曲解
程頥曰：「隐公夫人也，薨，上坠之声诸侯国内称之曰『小君』。夫人从夫者也，公在故不书葬。于此见夫妇之义也。」
程氏学曰：夫人子氏薨，夫人从夫者也，故国人称为小君而薨。夫人之义，从君而君不可以从夫人也。先君而后夫人，则夫夫妇妇人之大伦，所谓顺也。谢湜曰：子氏隐公夫人也。谷梁曰：隐之妻是也。夫人与君同体，故殁称薨。薨必书葬，子氏不书葬者，夫妇先后之义也，夫妇忧戚之情也。妻从夫者也，夫人先君而薨，义不可以先君书葬。夫人之葬，从君者也。君在，夫人不书葬，而夫妇先后之义明矣。隐之薨也，以贼不讨，不成葬。公不成葬，则夫人虽葬，亦不能安。夫人患难与君一体，故也。公不成葬，夫人亦不书葬，而夫妇忧戚之情见矣。
朱熹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説，亦有此理。」
胡安国曰：「按《谷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邦君之妻，国人称之曰小君。卒则书薨，以明齐也。先卒则不书葬，以明顺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人伦之夲也。入《春秋》之始，于子氏书薨不书葬，明示大伦。茍如其义，则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
郑人伐卫
程頥曰：「声其辠，曰伐卫服，故不战卫服可免矣。郑之擅兴戎，王法所不容也。」
谢湜曰：林木为人害者，在所刋伐。以兵伐罪，如之伐，讨罪之辞也。侵则以彼犯此，此犯彼而已。故《春秋》之兵，执言讨罪为伐，无名攻掠为侵。虽然，以义罪不义者，治国之伐也；以不义伐不义者，乱国之伐也。《春秋》以义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于此，恶有重轻，则观乎其事而得失见矣。公孙滑，郑之叛臣也。卫既失于为郑翦除，且又助之为虐，以取廪延。故郑人讨滑之乱而伐卫也。观郑人之伐，而卫之不道，其恶见矣。胡安国曰：按《左氏》，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至是，郑人伐卫，讨滑之乱也。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濳师入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朝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去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轻重。内兵书败曰战，书灭曰取，特婉其词为君隐也。征伐，天子之大权。今郑无王命，虽有言可执，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不书战者，程氏以为卫已服也。卫服则可免，行此义施于伐而不书战，皆可通矣。
春秋集义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
宋 李明复 撰
隐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頥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事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时，书首月。盖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王朔天时，备则嵗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日有食之，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阳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灾而非异也。星辰陵歴，亦然。」
程氏学曰：日食有定数，圣人必书者，盖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如世治而有此变，则不为灾；乱世则灾矣。如人气血盛，遇寒暑邪秽，不能害；其气血衰，则害必矣。
谢湜曰：日月行度有常，一嵗凡十二交防。其交也，深入正度，隂气掩日则食。日食，天变之大者也。天人一气，故人事与天变相应，犹影响相随。故曰：变见于上，则人事沴于下。人君不知恐惧修省，则祸败至矣。周之盛时，日非无食也，所以上下顺治而无患者，盛德之君能使人事不随日食更变而已。故日食一也，德足以弭变，则灾害消；德不足以弭变，则灾害起。故《春秋》日食必书，以为人君警惧之戒也。
胡安国曰：经书日食三十六，去今千有余嵗，而精厯算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毎食必书，示后世治厯明时之法也。有常度则灾而非异矣，然毎
译程颐说：“隐公的夫人去世了，‘薨’是诸侯国夫人去世的称呼，国内称她为‘小君’。夫人是顺从丈夫的，因为隐公还在世，所以不记载她的葬礼。从这里可以看出夫妇之间的伦理大义。”
程氏学派说：“夫人子氏去世，夫人是顺从丈夫的，所以国人称她为小君并记载她去世。夫人的伦理，是顺从国君，而国君不可以顺从夫人。先国君后夫人，这是夫妇之间的大伦理，也就是所谓的顺从。谢湜说：子氏是隐公的夫人。《谷梁传》说：这是隐公的妻子。夫人与国君同为一体，所以去世称为‘薨’。去世必须记载葬礼，子氏不记载葬礼，是因为夫妇先后的伦理，以及夫妇间忧戚的情感。妻子是顺从丈夫的，夫人先于国君去世，按伦理不可以先于国君记载葬礼。夫人的葬礼，是跟随国君的。国君在世，夫人不记载葬礼，这样夫妇先后的伦理就明白了。隐公去世时，因为贼人没有被讨伐，所以没有完成葬礼。国君没有完成葬礼，那么夫人即使下葬，也不能安宁。夫人患难与共，与国君同为一体，所以国君没有完成葬礼，夫人也不记载葬礼，这样夫妇间忧戚的情感就显现出来了。”
朱熹说：“夫人子氏去世，只是指仲子。《左传》中关于预先准备凶事的说法，也有这个道理。”
胡安国说：“查考《谷梁传》说：‘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去世但不记载葬礼。夫人的伦理，是顺从国君的。国君的妻子，国人称她为小君。去世就记载为‘薨’，以表明地位相等。先于国君去世就不记载葬礼，以表明顺从。’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在《春秋》的开始，对子氏记载去世而不记载葬礼，明确显示了大伦理。如果符合这个伦理，那么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家庭之道就端正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
程颐说：“声讨其罪，说攻打卫国是因为卫国服罪，所以没有发生战斗，卫国服罪就可以免除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是王法所不容忍的。”
谢湜说：“林木对人有害，应当砍伐。用军队讨伐有罪的人，就像砍伐树木一样，是讨伐罪过的言辞。侵犯则是彼此侵犯而已。所以《春秋》中的战争，执言讨罪称为‘伐’，无名攻掠称为‘侵’。虽然如此，用正义讨伐不义，是治国者的讨伐；用不义讨伐不义，是乱国者的讨伐。《春秋》中以正义进行讨伐的情况很少。至于彼此善恶有别，罪恶有轻重，那么观察事情就可以看出得失了。公孙滑是郑国的叛臣。卫国既没有为郑国铲除他，反而又帮助他作恶，从而夺取廪延。所以郑国人讨伐公孙滑的祸乱而攻打卫国。观察郑国的讨伐，卫国的无道，其罪恶就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郑共叔的祸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到了这时，郑国人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祸乱。凡是战争，声讨罪过进行征讨称为‘伐’；秘密军队入境称为‘侵’；两军交战称为‘战’；包围城邑称为‘围’；进入国都称为‘入’；迁移朝市称为‘迁’；毁坏宗庙社稷称为‘灭’；用诡计战胜称为‘败’；全部俘虏称为‘取’；轻装突袭称为‘袭’；敌人离去后追击称为‘追’；聚集军队守卫称为‘戍’；依靠弱国借助强国并能左右局势称为‘以’。都记载事实，以表明轻重。内部战争记载失败称为‘战’，记载灭亡称为‘取’，特意委婉措辞是为国君隐讳。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现在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可以执着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报怨呢？不记载战斗，程氏认为卫国已经服罪了。卫国服罪就可以免除，实行这种义理，用于讨伐而不记载战斗，都可以讲通。”
春秋集义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
宋 李明复 撰
隐公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颐说：“月是王历的月份。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为王二月；事情发生在三月，就记载为王三月。没有事情就记载季节，记载第一个月。大概是有事情就体现在事情上，没有事情就保存天时。王历的天时，完备则岁功成就，王道存在则人理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日食，不再推求原因，为什么呢？太阳是君主，而被侵食，是君道所忌讳的。然而有固定的规律，是灾变而不是怪异。星辰凌犯历数，也是这样。”
程氏学派说：“日食有固定的数目，圣人必定记载，大概是想让君主因此恐惧修省。如果世道太平而有这种变故，就不算是灾；乱世则是灾。就像人气血旺盛，遇到寒暑邪秽，不能伤害；气血衰弱，则伤害必然发生。”
谢湜说：“日月运行的度数有常规，一年共有十二次交会。交会时，深入正度，阴气遮蔽太阳就发生日食。日食，是天变中最大的。天人同气，所以人事与天变相应，就像影子和回声相随。所以说：变故显现在上面，那么人事在下面就会混乱。君主不知道恐惧修省，那么祸败就来了。周朝兴盛的时候，日食并非没有，所以上下顺治而没有祸患，是因为盛德的君主能使人事不随日食而改变。所以日食是一样的，德行足以消除变故，那么灾害就消失；德行不足以消除变故，那么灾害就兴起。所以《春秋》日食必定记载，作为君主警惧的告诫。”
胡安国说：“经书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距离现在一千多年，而精通历算的人能够考证。它的运行有常规了，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向后世显示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方法。有常规则是灾变而不是怪异，然而每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