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七

译仁爱他的百姓，百姓就不会背叛君主，这是可以预知的。晋国没有使小国心悦诚服的道理，所以攻打沈国；沈国没有效死不渝、不离不弃的百姓，所以沈国溃败。沈国溃败，蔡国溃败，莒国溃败，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译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晋国）讨伐沈国，是因为沈国归服了楚国。沈国溃败，百姓逃离他们的国君。五国都称‘人’，大概是没有派遣卿大夫吧。沈国在汝南平舆县以北，未曾与中原诸侯结盟，却向南归服楚国。军队进入其境，百姓便逃散。这虽然算不上正义之举，但比起报复私怨的战争，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春秋》的措辞没有褒贬。凡是这类情况，是想昭示后世用兵的人，懂得权衡变通，但要以正道为根本。”

夏季五月，王子虎去世。

谢湜说：“王子虎，是天子的卿大夫，即王叔文公。天子的臣子按照赴告的礼仪与各国相通，所以剥夺爵位而直书其名，不以外诸侯的礼仪对待他。”

胡安国说：“王子虎不书爵位，是讥讽他。天子的内臣，不应有外交。有人说：礼仪是根据人情来制定节制的。叔服刚刚出使我国，就应当有恩惠和礼遇。孔子在旧馆脱下车马，即使叔服去世也可以。在旧馆脱下车马，是厌恶那种哭泣却没有地方寄托的情感，并非礼仪的常规。天子的内臣，不应有外交，却因为他新近出使我国就给予恩惠礼遇，这是用私情损害公义，失去了轻重的权衡。”

秦国人讨伐晋国。

程颐说：“结怨连祸，残害百姓以逞私欲。晋国人畏惧他们，所以不出战；秦国人极尽愤怒，后来却后悔。超过圣人期望他们能最终改正的地步罢了。”

谢湜说：“晋国率领四国讨伐秦国，所以秦国又讨伐晋国。”

杨时说：“有人说：《春秋》在结尾记载《秦誓》，以显示圣人乐于人们悔过。所以凡是犯错而能悔改的，取他的悔改而不追究他的过错，是可以的。现在有个杀人而被处刑的人，临刑时说：‘我正因为杀人而落到这地步。’仁爱的人对此也必定哀怜并取用他的悔改。说：《尚书》中有《秦誓》和《费誓》，以记载帝王的诰命，于是断绝了（秦穆公的）过错。其大意是说：有国家的人不可废弃誓言，在誓言之中，其事又有可取之处，就像秦穆公罪己而不责人，就是这样。如果说只取他的悔改，不追究他的过错，他既然悔改了还有过错，也不应当治罪吗？圣人以宽恕待人，对于人的悔改，嘉许他是可以的。如果认为悔改就是对的，而不问其是否改正，那么改正过错的人就少了。所以君子取人，取他的改正，不取他的悔改。况且杀人以至于被处刑而自述其过错，大概是哀伤自己死得不善。如果杀人而不必死，他会悔改吗？殽之战如果不败，秦穆公就自以为有功了。怎么知道的呢？从渡河的军队知道。渡河的军队，有什么道义呢？”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秦伯讨伐晋国，渡过黄河烧毁船只，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这里称‘人’是什么意思呢？圣人作《易经》，以惩忿窒欲，作为损卦的卦象，其辞说：‘损，是德行的修养。’《春秋》诸侯中懂得德行的很少了。穆公起初听从杞子的请求，违背蹇叔的话，其名为贪，是因为欲望而不能抑制。等到在殽山战败，回国作《秦誓》，差不多能改正，将要抑制他的欲望了。又兴起彭衙的军队，殽函的战役，其名为忿，是因为愤怒而不能惩戒。现在又渡过黄河，取用‘人’的称呼，这支军队有什么道义呢？晋国人畏惧秦国而不出战，穆公逞其愤怒而后悔。从此见到被讨伐而不报复，开始能实践自己誓言的话了。所以在这里贬称‘人’，是完备地责备他。”

吕祖谦说：“秦穆公惩戒殽山之败，仍然任用孟明，增修国政，终于洗刷了大耻。孔子突然将他的悔过之誓列在二帝三王之后，大概是有深意的吧？一次悔改可以破除百种非义，一次善行可以涤除百种恶行。秦穆公在《春秋》中，早上被讥讽晚上被贬斥，左边有瑕疵右边有污点，即使拔下头发也不足以数清他的罪过。等到进入《尚书》，则温和纯粹，不见细微的裂痕，这是典、谟、诰、誓中的秦穆公，而不是《春秋》中的秦穆公了。圣人的劝诫深啊！从此以后，晋国有邲之战的失败，齐国有鞌之战的失败，楚国有鄢陵之战的失败，其余败军的人难以一概列举。像秦穆公这样惩戒失败而悔过的，则没有听说。这是《尚书》之所以止于秦的原因。继承秦穆公而有悔过自誓之举的，那么孔子编次《尚书》，难道终于秦吗？”

秋季，楚国人围攻江国。

谢湜说：“江就是晋国，所以楚国围攻江国。”

宋国降下蝗虫。

谢湜说：“蝗虫众多，从上而下，所以说‘雨螽’。蝗虫在田野原野，是戾气所生；蝗虫从空中落下，是戾气所生。宋国降下蝗虫，是宋国政治不和所导致的缘故。”

冬季，鲁公前往晋国。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谢湜说：“鲁公再次朝见晋国，所以晋侯与他结盟。连年两次朝见，两次结盟，晋国的无道，鲁文公的不立，可以知道了。”

吕祖谦说：“晋国人害怕自己对鲁公无礼，请求改与鲁国结盟，这是遵守礼义的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鲁国一旦失礼，那么其他国家都会失礼。”

又说：“晋国兴盛时，虽然有一两件事不对，终究没有见到其害处。因为天下畏惧它的强大，不敢与它较量。所以襄子虽然以大夫的低微身份，与国君的尊贵身份结盟，鲁国的君臣熟视无睹，也不敢较量。到了改盟的时候，鲁国也惟命是从。在当时虽然没有见到其害处，逐渐导致襄公、平公沿袭他的做法而为之，想要改与卫国结盟，卫国就背叛而不从，于是导致兵连祸结，数年不解。正是由于襄子做了样子，不对，所以后世蹈袭，有其害处。”

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

译江

谢湜说：“楚国人围攻江国，晋国的阳处父攻打楚国以解除江国的围困，他的志向是好的。然而江国是个小国，它距离楚国远隔千里，声讨楚国的罪行而去救援它，形势上无法相接，力量上无法到达，这不是救援江国的正确方法。”

译胡安国说：“‘以’字，意思是‘用’，这里指‘用……来……’。救援江国是好的。史书为什么记载‘用伐楚来救江’呢？楚国曾经攻打郑国。齐桓公远交江国、黄国，在召陵会合九国的军队，然后攻打郑国的阴谋才罢休。楚国又曾经围攻宋国。晋文公答应恢复曹国、卫国，在城濮会合四国的军队，然后围攻宋国的战事才解除。如今江国弱小，不能与宋国、郑国相比。楚国人围攻它，必定不会等到撤除四境屯驻守卫的军队和宿卫全部出动。当时，楚国有天地不容的罪行，晋国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应当会合诸侯声讨罪行、出兵征讨，命令秦国军队出武关，齐国率领东方的军队略取陈国、蔡国向南进发，阳处父等军队驻扎在方城之外，楚国必定震惊恐惧，江国的围困自然就会解除了。计谋不出于此，却只派遣一支军队远攻强国，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史书记载‘伐楚’来救江，是说救江虽然好，但用来救江的方法不对。这是《春秋》记载用兵法则的地方。”

吕祖谦说：“楚国军队围攻江国，晋国的先仆攻打楚国来救江。晋国为什么不直接救江，却先去攻打楚国？大概因为晋国是霸主，不得不按礼节去救它，并不是十分急切要救它。向周王和叔桓公告知，只是想借天子的威势。想那王师的行动也不多，阳处父只是偏师，怎么能攻打楚国？所以第二年楚国就灭了江国。”

四年春天，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夏天，到齐国迎娶妇姜。

程颐说：“纳币在丧期中，与丧期成婚是一样的。称‘妇姜’，说明已经成了妇人。不称‘夫人’，是因为不能成为小君来侍奉宗庙。不记载‘逆’（迎亲），是因为即使是卿大夫也失职了。”

有人问：“夏天到齐国迎娶妇姜，为什么就称‘妇’？”回答说：“这是鲁文公在丧服将满的时候纳币，所以圣人在他迎亲时就称她为妇，谴责他在丧期娶妻。《春秋》微言大义、阐发幽隐，就体现在这里。凡是事情分明可见的，圣人不再用隐晦的文字来见意，只是直书而已。比如桓公三年和宣公元年迎娶女子，都分明是在丧期中成婚，所以只写‘逆女’。鲁文公只是在丧期中纳币，到迎娶女子却在四年，圣人想要显明他居丧纳币的罪过，所以写‘妇姜’，就称她为妇了。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到四年才迎娶女子，其实与丧期成婚是一样的。”

程氏学说：“先儒认为国君必须亲自迎亲，派大夫去是不合礼的。根据周文王在渭水亲自迎亲，来证明这一点。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固然是天地的大义。但是诸侯有社稷，有百姓，如果一定要到别国去迎亲，而所娶的国家或者路途遥远，那么将经历数月，荒废国家的治理，恐怕在情理上不一定如此。御轮的礼节，如果在所住的馆舍施行，难道说不适宜吗？何必跨越国境去施行呢？况且文王迎娶太姒，只说在渭水，没听说在莘国。造周的地方，大概离周邦不远，而且文王当时，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是诸侯了。至于《诗经》《尚书》中韩侯在蹶的里迎亲，那么蹶是王的卿士。如果韩侯因朝见天子到周而迎亲，不也适宜吗？那么迎娶夫人派卿大夫去，也不算不重视了。婚姻是人道的开始，所以说：‘女子的行动，是国家的大事。’谨慎地记载它，得失就显现了。”

谢湜说：“鲁公派大夫迎娶姜氏为夫人，迎亲的不是卿大夫，所以不写名字；到了不告庙，所以不记载。‘至’，夫人上配国君，她的地位尊贵了。迎亲不用卿大夫，到了不告庙，是不恭敬的大过错。凡是夫人迎亲，就称为女；到了告庙，就称为妇。女是在父母家的称呼，妇是从夫的称呼。所以《春秋》迎亲称女，到了称妇。文姜，妇道已经亏损；哀姜，仇视女子，都不能侍奉宗庙。所以文姜到了称姜氏，哀姜进入称姜氏，都不以妇姜对待她们。鲁文公结婚，以禫祭为丧期结束，以纳币为未成礼。大概不知道纳币则妇礼已成，禫祭而纳币则是丧期娶妻。所以迎亲称妇姜，以明妇礼在纳币时已成。妇礼在纳币时已成，那么鲁文公禫祭而纳币，他的罪恶由此显现了。称女则系于齐，称妇则系于鲁，所以女则以齐迎之，妇则迎之于齐。《春秋》的义理，显明的使其隐微，使深幽的阐发明白。以禫祭为丧期结束，以纳币为未成妇，其违礼是隐微的。《春秋》迎亲即称妇，所以阐发幽微而使其明白。”

胡安国说：“迎亲都称女，因为未成妇而称女者，是在父母家的称呼。前往迎亲而称妇，进入国境不记载‘至’，为什么呢？这是《春秋》诛责意图的效果。禫祭的丧制未终，思念娶妻的事，是不忘哀痛而居约了。正在迎亲时，已经成了妇；未到国境，却如在国中。推究其意图而诛责他。不称夫人姜氏，也是有贬义的。妇人不能专行，为什么也有贬义？父母也有罪。鲁文公不知道敬重他的配偶，违礼而派使者，导致国家混乱、儿子弑君。齐国人不能鉴微知著，冒礼而前往，使他的女儿不被鲁国认可，都是失于不正其始的过错。夫妇之间，是人伦之首，礼不可不谨慎。所以互相贬责，作为后世的鉴戒。”

狄人侵犯齐国。秋天，楚国人灭了江国。

谢湜说：“阳处父失去了救援的方法，所以楚国灭了江国。”

晋侯攻打秦国。

程颐说：“秦国逞怒而攻打晋国，晋国畏惧而避开它，其报复是常情。秦国到这里能悔过了，所以不……”

译又向晋国道歉。圣人采纳了他能够向善的转变，称赞晋侯不再受到讥讽，表明秦国应当得到回应而晋侯自行悔悟，不再结怨，这正是他的善行。」

译谢湜说：“殽之战后，秦晋两国结下怨恨，祸患连及战争，没有停息。”

胡安国说：晋国人三次击败秦军，秦人来报复本是常情。然而秦穆公渡河焚舟，因此被贬称‘人’。秦国夺取王官和郊地，其结怨程度尚不及晋军那样严重。秦襄公再次报复，已经超过了常情，却得以称爵，这是为什么呢？圣人用常情看待晋襄公，而用王者的职责来要求秦穆公，所以有所不同。晋襄公忘记亲情、背弃恩惠，大败秦军，败狄人、伐许国，因鲁侯不朝见而发怒，对他施加无礼，这是专尚威力，先动手加害于人，不懂得反省德行而后行动。现在又报复秦国，不足以怪罪了。秦穆公起初在殽之战中战败，悔过自誓，增修德政，似乎应当是知过能改，悔过后能改正，但又有渡河焚舟的战事，这就违背了誓言之意，所以要全面责备他。然而晋襄公见被伐而报复，尚且没有可讥讽之处。秦穆公至此见被伐而不报复，其善行可知了。不讥讽晋侯，是为了深切赞美秦国。《春秋》推崇改过、嘉奖释怨，这是王者之事。所以孔子审定史书，将《秦誓》列在百篇之末，以表明悔过能改而不责备他人，即使是圣贤的诰命，也不超出这个原则。

朱熹说：“胡氏认为书写‘晋侯’是用常情对待晋襄公，书写‘秦人’是用王事责备秦穆公，恐怕未必如此。必须自己的心确实与圣人的心神交契合，才能判断其所书写的微言大义，否则就不容易说清楚了。”程子所说的“微词隐义，时措从宜”，是难以知晓的。

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风氏去世。

程颐说：“自从成风以后，妾母被称为夫人，嫡妾之分就乱了。仲子开始僭越，但尚且不敢与嫡母同等。”

谢湜说：“风氏是庄公的妾，僖公的妾母，文公的妾祖母。”

胡安国说：风氏是僖公的母亲，庄公的妾，却被称为夫人，从此嫡妾之分就乱了。俗话说：“国君的妻子，国内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别国称她为寡小君，这是地位对等的称呼。”至于妾媵，就不是对等的了。她们活着时以夫人的名称号称呼，死后以夫人的礼仪安葬，这不是为了端正名分。把妾媵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崇宠爱所爱的人，而不考虑贬低自己；把妾母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崇高贵其所生，而不考虑贬低其父。终其一生则失去名位，贬低其父则无根本，违背礼仪到这种地步，不也很悖谬吗？礼制规定，庶子为国君，为其母不服丧，是不敢有二尊的缘故。《春秋》对于成风，记载其去世和安葬，都据实书写，不用不同的辞藻，是谨慎对待礼制变化的缘由。

五年春，周历正月。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赠。

程颐说：天子把妾母当作嫡母，夫人乱伦到了极点，违背天理了。不称‘天’的意思已经明白；称‘叔’，是保存天理。周王派召伯来助葬，天子把妾母与嫡母同等，违背天理，所以不称‘天’。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警戒。谢湜说：周王派荣叔给妾母送含玉和赗赠，是天王失道。鲁国请求后才送去的，所以不写‘来’。三月后才送含玉，既已送含玉才来助葬，都不合礼。

胡安国说：“珠玉叫含，车马叫赗。既送含又送赗，是厚待妾母。不称天王，是因为不能顺从天道。《春秋》把王系于天，以此确定其名号，是因为他所居的是天位，所治理的是天职，所告诫并敦厚的，是天所叙列的，所任用并奖赏的，是天所秩定的，所赏所罚的，是天所命令和天所讨伐的。夫妇是人伦的根本，王法尤其谨慎对待的。现在成风以妾僭越嫡母，周王不能纠正，又派大夫送含玉和赗赠，而成风成为夫人，那么王法废弛，人伦混乱了。这叫做不能顺从天道，而违背其道，不是小过失。所以特别不称‘天’，以谨慎对待。”

吕祖谦说：“车马，叫赗。古人以祭器铭鼎为宝，以车马为货。当时车马最容易交易，就像现在的金玉相似。颜路请求孔子的车来作为椁，不是直接把车做成椁，只是卖车买椁。可见车马是容易交易的物品。”

三月辛亥，安葬我国小君成风。

谢湜说：“母以子贵，妾成为国君的母亲。母亲虽然是妾，儿子为国君，那么礼仪应当隆重。这是亲母的道理。妾母虽然尊贵，嫡母在上，那么地位有等级，降低其待遇，委屈而不伸展。所以妾母的礼仪，嫡母在世，就以妾母对待她；嫡母去世，就以夫人对待她。生前以夫人对待，死后以夫人安葬，是尊崇母亲的义理。虽然如此，她活着时入庙不称夫人，死后不服丧，不合葬，不祔庙，是为了端正嫡妾的名分。成风，是文公的妾祖母。嫡祖母去世，那么文公以夫人对待她，是可以的。所以成风去世，写‘薨’，薨写‘夫人’，安葬写‘小君’。”

周王派召伯来助葬。

谢湜说：“妾母虽然成为夫人，她死后服心丧，不服丧服。因为服丧就要告庙，有嫡母在世，那么妾夫人不可以称于宗庙的缘故。赴告虽然通达王室，王室不应当以夫人的礼仪对待她。尊崇妾母，是孝子的私恩；端正嫡妾，是先王的大义。”成风，是鲁国的妾母。天王派王臣送赗、送含来助葬，违背天道太严重了。给仲子送赗，称天王，以表明王者应当顺从天道。给成

译周王赠送助丧的财物，史书称其为“王”；为成风治丧，也称“王”，以此表明周王不能顺从天意。效法上天、治理万物，是周王的德行。臣子在起初不能辅佐君王，君王在最终不能顺从天意，因此所作所为违背天意，天道也就不再显现了。所以周王宠爱妾室并尊崇她，起初就命名她的家臣，最终就去除她的天位。起初命名她的家臣，是因为家臣不能在起初辅佐君王；最终去除她的天位，是因为君王不能在最终顺从天意。胡安国说：“仲子虽然接受了助丧的财物，但并非惠公的嫡妻。在春秋初期，人们尚且对此存疑，所以另外为她建立宫室，且羽旄的数量特别不同。这虽然不符合礼制的正统，但她不祔祭于婆婆，还有分别。到了成风被记载治丧，就有两位夫人祔祭于宗庙，扰乱伦常、改变纲纪，再无分别了。所以礼制的败坏，是从成风开始的。”周王的臣下前来聘问，桓公的冢宰被记载名字，以示贬斥；而大夫再次聘问，则没有讥讽。有人认为这是随从相同的礼制，有人认为相同就应称“王”。成风去世，周王派遣荣叔回来赠送含玉和助丧财物，既然已经不称“天”了，又派遣召伯来主持治丧，又加以贬斥。为什么呢？赠送含玉和助丧财物，施用于妾母已经过于繁复了，又派遣卿来主持治丧，恩宠的规格又增加了，这是要将她祔祭于宗庙，对成风的礼遇已经极尽。助丧的财物是一样的，但既送含玉助丧又主持治丧，那么事情就更为隆重，扰乱人伦，废弃王法非常严重了。再次不称“天”，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示警，不敢省略。吕祖谦说：“召昭公来主持治丧，是符合礼制的。这个礼制不是周公的礼经，就像如今州县的条例相似，只是当时的礼制罢了。”

译夏季，鲁国的公孙敖前往晋国；秦国人入侵鄀国。

谢湜说：鄀国背叛楚国依附晋国，所以（秦国人入侵它）。

秋季，楚国人灭掉了六国。

谢湜说：六国就是东夷的故地。

吕祖谦说：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被灭，六、蓼是皋陶的后代，在唐尧时受封。文仲是旧时人，知道这些事，看到它们经历许多朝代尚且存在，一旦灭亡了，所以深深感叹不该如此。灭亡的国家也很多，为什么唯独叹息这两个国家？想当时文献尚且还在，至今淮河上的六安县还有皋陶的坟墓。《左传》说：“让圣贤的后代被东夷所灭，应当考察。”

冬季十月甲申日，许国国君业去世。

六年春季，安葬许僖公。夏季，季孙行父前往陈国。

吕祖谦说：“季文子出使陈国，并且在陈国娶妻。季文子一定要在陈国娶妻，是什么缘故？大概是因为叔牙和原仲本来有旧交情，比如季友前往陈国送原仲安葬，就可以看出来。”

秋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谢湜说：行父是季友的孙子。

八月乙亥日，晋侯驩去世。冬季十月，公子遂前往晋国参加葬礼。晋襄公。谢湜说：“晋国是大国，所以公子遂前往参加葬礼。”

吕祖谦说：“襄仲前往晋国，安葬襄公。襄仲是卿，出国参加诸侯的葬礼，这是霸主的制度。”

晋国杀掉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

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谢湜说：“射姑，是狐偃的儿子贾季。襄公让射姑统领中军，阳处父认为射姑不能统领，向国君进谏，并用赵盾替换了他。射姑怨恨处父替换了他的职位，专门因为私怨杀掉了他。处父是国家的重臣。射姑因为私怨擅自杀害大夫，而晋国不能讨伐他。那么处父遭受祸患，实际上是晋国杀了他。所以记载‘杀’字时称‘晋’，以归罪于晋国。”

胡安国说：“《公羊传》说：‘晋国杀掉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那么狐射姑为什么出逃呢？是射姑杀了他。射姑杀了他，那么为什么称国家杀他呢？因为国君泄露了机密。《易经》说：‘不出门户，没有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祸乱的发生，是因为言语作为阶梯。国君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性命；机密的事情不谨慎，就会酿成祸害。’因此君子谨慎周密而不轻易说话。凡是记载‘杀’的，在上位者就称‘君’，在下位者就称‘氏’，在众人中就称‘人’，在微贱者中就称‘盗’。国君与臣子共同杀人，就称‘国’。现在杀处父的是射姑，国君仅仅因为泄露机密，也参与了杀人，所以作为后世的警戒。有人认为处父是侵夺官职，将相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官有司失职，在位的人应当拱手沉默保全自己，暗中听从君主所为，直到国家危亡也不救援，那么还要那些辅佐的人做什么呢？率领天下臣子做持禄保身不忠的行为，从而误导朝廷、迷惑国家的，一定是这种侵夺官职的说法。”

闰月没有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

杨时说：“告朔，是诸侯向国君禀受命令。”

谢湜说：“不告月，就是不告朔。告月必定在朔日，所以这样说。天子颁布朔政给各国，诸侯接受后藏在祖庙。到了朔日就告庙并施行。那么朔日应当朝见，朔政应当告谕。每月必定朝庙告朔，表示不敢专断，这是极致的恭敬。文公怠于政事，因为闰月不是正月，所以开始不告月。月是用来纪时的。月礼不修，那么时政就不明；时政不明，那么民事就不治理了。闰月不告月，是混乱的途径。记载‘月’不记载‘朔’，以表示闰月，也是岁中的月份。朝庙是为了告朔，废除了告朔却朝庙，舍弃根本而修习末节，这是‘犹’（还勉强可以）的措辞。记载朝庙，是记述其失去了根本。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确定四季，成就一年。闰月是岁余的日子。先王用来正定时间，用来成就一年。那么闰月和正月都是阴阳消长的征兆。《谷梁传》认为天子不告朔，丧事不计数，错得太远了。”

胡安国说：“不告月，就是不告朔。告朔为什么不说‘朔’呢？因为根据月亮的亏盈设置闰月，这是以月为主而有闰月。所以不说‘朔’而说‘月’。观测天时，就依据星辰；授予民事，就依据节气；寒暑的到来，就依据节气。百官在朝廷修行政事，百姓在田野从事劳作，就主要依靠这些罢了。”闰月可以废除吗？回答说：“迎接太阳推算历法，就有它的数目；转动仪器观察天象，就有它的形象；归余于扐，以象征闰月的数目。北斗指向两个星宿之间，是形象。形象和数目，是天理，不是人力所能为的。所以用来定时成岁的，是唐代的典章；用来诏告君王居门终月的，是周代的制度。颁布告朔给各国，不把它当作附在月余的日子而不计数。‘犹朝于庙’，是庆幸其没有完全废止的措辞。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那羊，我爱惜那礼。’”

吕祖谦说：“不告闰月的朔日，像闰月所应做的事都废弛了，这是抛弃时政。解说的人认为文公做事迟缓。”

《春秋集义》卷二十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八

宋 李明复 撰

文公

七年春季，鲁公讨伐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于是修筑郚城。

谢湜说：“僖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了。后来须句又归附邾国，所以鲁公又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因为它叛离又回归，再次夺取，所以记载日期以谨慎地记录其变化。”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