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九
」，何也？蔡尝以呉师入郢，昭王奔随，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国复寜，帅师围蔡，降其众，迁其国，而《春秋》书之畧者，见蔡宜得报，而楚子复雠之事可恕也。圣人本无怨，而怨出于不怨，故议雠之轻重，有至于不与共戴天者。今楚人祸及宗庙，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则不可以有国，而天理灭矣。故特书「围蔡」而称爵，恕楚之罪词也。
译为什么呢？蔡国曾经率领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楚昭王逃往随国，蔡军毁坏楚国的宗庙，迁移陈设的祭器，还鞭打了楚平王的坟墓。到了这时，楚国恢复安宁，率领军队包围蔡国，使蔡国众人投降，迁走蔡国国都，而《春秋》记载这件事却比较简略，是因为看到蔡国理应受到报复，而楚王报仇的事情是可以宽恕的。圣人原本没有怨恨，而怨恨产生于原本不怨恨的地方，所以讨论仇怨的轻重，有达到不能与仇人共戴同一片天的程度。现在楚国人祸及宗庙，耻辱牵连到父母，如果包藏羞耻、忍受屈辱，而不能洗刷一次，那么就不可以拥有国家，而天理也就灭绝了。所以特别记载“包围蔡国”并称楚王的爵位，这是宽恕楚国罪过的措辞。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谢湜曰：「事天以诚敬为主，惟诚敬为能动天，故也。古者牲用犊，器用陶匏，扫地而祭，以诚为主也。鲁之郊，或四五卜，或以四月、五月，或以九月；或牛之口伤，或鼠食牛角，或鼠食牛，或牛死，或免牲，或免牛，或不郊。其不敬至矣，此天所以恶之，而变起于郊也。若夫精诚足以感自然之情，清明足以通自然之徳，扫地则歆之矣，又奚有鲁郊之变哉！」
胡安国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书不时也。四卜非礼，五卜强也。」全曰：「牲伤，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尝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后免之，不敢専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谅阴之时，位冢宰，摄国政，行天子之事也。鲁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而欲尊鲁，故赐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则可乎？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鲁而赐以人臣不得用之礼乐，岂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礼也。今鲁得郊以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书，则无以见其失礼；尽书之乎，则有不胜书者。故圣人因其失礼之中，又有失焉者，则书于防。所谓由性命而发言也。圣人奚容心哉？因事而书，以志其失，为后世戒。其垂训之义，大矣。
秋齐侯卫侯伐晋
谢湜曰：「晋欲纳蒯聩，故二国伐晋。」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
谢湜曰：「邾子来防，来朝，来奔丧，犹不免难以鲁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书伐邾，着鲁之不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
谢湜曰：「以邾微国，而三卿帅师伐之，以田故也。邾人入田，以求免难，故取漷东、沂西田，书『取』，罪其不义也。书『漷东、沂西』，谨邾之分地也。取漷东，犹未足，于是又取沂西，书『及沂西』，罪其无厌也。」
癸巳，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绎。
谢湜曰：「胁其地而盟其君，盟之不义者也。」
胡安国曰：曷为列书三卿？哀公得国，不张公室，三卿并将鲁众，悉行伐国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与焉，适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来奔丧，事鲁恭矣，而不免于见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礼为国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诸卿相继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强与之盟，不知以义睦隣之故也。故详书以着其罪。三人伐，则曷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孙，何独无得乎？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孙氏救意如，而昭公孙阳虎囚桓子，孟孙氏救桓子，而阳虎奔，今得邾田，盖季氏以归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程颐曰：「蒯聩得罪于父，不得复立；輙亦不得背其父而不与共国。委于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从父，则义矣。」
又曰：“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其死矣。’二者盖皆适于孔悝。受命立輙，若纳蒯聩，则失职；与輙拒父，则不义。如輙避位，则拒蒯聩也；如輙拒父，则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劝孔悝无与于此，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胁矣，此子路不得不死。然燔台之事，则过于勇暴也。”
又或问：“左氏言子路助卫輙，观其学，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輙，只为孔悝防于不义，欲救之耳。盖蒯聩不用君父之命而自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从之，故也。子路当时可免难否？”曰：“不可免。”
杨时语録：或问，夫子为卫君子，贡自以意对可也，何必更以夷齐为问？曰：向尝解此一叚，亦未尽。蒯聩得罪先君，而輙乃先君之命，此其可疑，又与夷齐事颇相类，故以问也。当是时，聩以父争輙，便合避位，国人择宗室之贤者立之，乃善。又问：伯夷当初若还立时如何？曰：伯夷不得罪于先君。又问：子路事孔悝死得是否？曰：亦是。若使孔子为之，则如之何？
译小老鼠吃了郊祭用的牛，于是重新占卜选牛。夏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
谢湜说：“侍奉上天以诚敬为主，只有诚敬才能感动上天，所以如此。古代祭祀用幼小的牛作牺牲，用陶器和葫芦作祭器，清扫地面进行祭祀，这都是以诚敬为主。鲁国的郊祭，有时占卜四五次，有时在四月、五月，有时在九月；有时牛嘴受伤，有时老鼠咬了牛角，有时老鼠吃了牛，有时牛死了，有时免除牺牲，有时免除牛，有时不举行郊祭。其不敬到了极点，这就是上天厌恶它，而灾变发生在郊祭的原因。如果精诚足以感动自然的情理，清明足以通达自然的德性，那么即使清扫地面祭祀，神灵也会歆享，又哪里会有鲁国郊祭的灾变呢！”
胡安国说：“小老鼠吃了郊祭用的牛，重新占卜选牛，记载这是不敬。夏四月举行郊祭，记载这是不合时宜。占卜四次不合礼制，占卜五次是勉强为之。”全氏说：“牺牲受伤，说牛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占卜是否免除它呢？因为已经把它献给了上帝，所以要占卜后才免除，不敢擅自决定。”从前周公在郊祭时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这是成王居丧守孝的时候，周公担任冢宰，摄行国政，行使天子的职权。鲁国为什么能举行郊祭？成王追念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勋，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予重祭，允许鲁国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祭。然而这样可以吗？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遗风大概衰微了。想要尊崇鲁国而赐予人臣不能使用的礼乐，这难道是使周公安宁的做法吗？”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平民祭祀祖先，这是确定的礼制。现在鲁国把郊祭当作常事，《春秋》想要删削而不记载，就无法显示其失礼；全部记载下来，又有不胜记载的。所以圣人在其失礼之中，又有更加失礼的地方，就记载在防地。这就是所谓从性命出发而发言。圣人哪里会有私心呢？根据事情记载，以记述其过失，作为后世的警戒。其垂示训诫的意义，非常重大。
秋，齐侯、卫侯攻打晋国。
谢湜说：“晋国想要接纳蒯聩，所以两国攻打晋国。”
冬，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谢湜说：“邾子来会盟，来朝见，来奔丧，仍然不免于灾难，因为鲁国想要的，是邾国的土地。记载攻打邾国，彰显鲁国的不道义。”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漷东田和沂西田。
谢湜说：“因为邾国是小国，而三卿率领军队攻打它，是为了田地。邾国人进入田地，以求免除灾难，所以夺取漷东、沂西田，记载‘取’，谴责其不义。记载‘漷东、沂西’，是严谨地标明邾国的分地。夺取漷东，还觉得不够，于是又夺取沂西，记载‘及沂西’，谴责其贪得无厌。”
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与邾子在句绎结盟。
谢湜说：“胁迫其土地而与其君主结盟，这是结盟的不义。”
胡安国说：“为什么分列记载三卿？哀公得到国家，不张扬公室，三卿都率领鲁国军队，全部去攻打别国夺取土地，以与别国君主结盟罢了，哀公不参与，适合越国的耻辱，征兆已经显现。定公去世，邾子来奔丧，侍奉鲁国很恭敬，却仍不免被攻打，只是自取其辱，不知道以礼治国的缘故。邾国在邦域之中，不加怜悯体恤，而各位卿大夫相继攻打它，既夺取其田地，又强迫与其结盟，不知道以义和睦邻国的缘故。所以详细记载以彰显其罪过。三个人攻打，为什么两个人结盟？结盟的人，各自结盟其所获得的利益。没有比季孙更强的，为什么唯独他没有获得？季氏将公室分为四份，占了两份。昭公攻打意如，叔孙氏救援意如，而昭公逃到阳虎囚禁桓子，孟孙氏救援桓子，而阳虎逃跑，现在得到邾国的田地，大概是季氏将其分给两家而自己不要。”
夏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滕子来朝见。晋赵鞅率领军队，将卫世子蒯聩送入戚地。
程颐说：“蒯聩得罪于父亲，不能再次被立为君；辄也不能违背其父亲而不与其共同治理国家。委托给可以立的人，使不失去君主的社稷，而自身顺从父亲，这样就合乎义了。”
又说：“孔子听说卫国动乱，说：‘柴大概会来，由大概会死。’这两者大概都适合孔悝。接受命令立辄，如果接纳蒯聩，就失职；与辄抗拒父亲，就不义。如果辄避位，就是抗拒蒯聩；如果辄抗拒父亲，那么奉身而退是可以的。所以子路想要劝孔悝不参与此事，是忠于所事的人。而孔悝已经被胁迫了，所以子路不得不死。然而燔台的事情，就过于勇猛暴烈了。”
又有人问：“《左传》说子路帮助卫辄，看他的学问，已经登堂入室，肯这样吗？”回答说：“子路不是帮助辄，只是因为孔悝陷于不义，想要救他罢了。大概蒯聩不遵从君父的命令而自立，强迫孔悝结盟，孔悝不应该顺从，所以如此。子路当时可以避免灾难吗？”回答说：“不能避免。”
杨时语录：有人问，夫子说卫君子，贡自以意对就可以，何必再以伯夷、叔齐来问？回答说：以前曾解释这一段，也不尽善。蒯聩得罪先君，而辄是先君的命令，这值得怀疑，又与伯夷、叔齐的事颇为相似，所以以此发问。当时，蒯聩以父亲的身份与辄争夺，辄便应该避位，国人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立为君，才是好的。又问：伯夷当初如果还立时如何？回答说：伯夷没有得罪先君。又问：子路侍奉孔悝而死，做得对吗？回答说：也是对的。如果让孔子来做，会怎么样？
曰：它当自有处也。又问：方聩争之时，劝輙避位不从，则去之如何？曰：可。子路先亦劝孔悝不可与其事，只是失之太迟。若使子贡问卫君，孔子必不答。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君乎？聩輙事，《史记》两处出，当以《卫世家》为正。谢湜曰：蒯聩未絶于卫，故称世子；輙以君命拒父，故晋赵鞅纳蒯聩于戚。王父之命不可违也。蒯聩以亲则父也，以位则世子也，以义则未絶于国也。为卫国计者，使輙先以君命即位，次以父恩逊位。輙既受位而后辞，则上不违先君顾属之命，下不伤父子先后之伦。卫之大事，两顺而不逆矣。失此道，至使輙以子拒父，而赵鞅有纳世子之师，故蒯聩纳称世子，以责卫之臣子也。
译回答说：它自然有它合适的处理方式。又问：在蒯聩与辄争夺君位的时候，曾劝辄退位而辄不听从，那么离开卫国怎么样？回答说：可以。子路先前也曾劝孔悝不要参与这件事，只是做得太迟了。如果让子贡去问卫君，孔子一定不会回答。居住在这个国家，不非议它的大夫，何况是国君呢？关于蒯聩与辄的事，《史记》在两处都有记载，应当以《卫世家》为准。谢湜说：蒯聩没有被卫国断绝宗族关系，所以称他为世子；辄凭借国君的命令抗拒父亲，所以晋国的赵鞅把蒯聩送入戚地。祖父的命令不可以违背。蒯聩从亲情来说是父亲，从地位来说是世子，从道义来说没有被国家断绝关系。为卫国打算，应当让辄先凭借国君的命令即位，随后再出于父子恩情而退位。辄既然已经接受君位然后再辞让，那么对上就不违背先君托付的命令，对下就不伤害父子长幼的伦理。卫国的大事，两方面都顺理成章而不违背。失去了这个道理，以至于让辄以儿子抗拒父亲，而赵鞅有接纳世子的军队，所以蒯聩被接纳时仍称世子，以此来责备卫国的臣子。
胡安国曰：世子不言纳，位其所固有，国其所宜君，谓之储副，则无所事乎纳矣。凢公子出奔复而得国者，其顺且易，则曰“归”；有奉焉，则曰“自其难也”；则曰“入”，不称纳矣，况世子哉！今赵鞅帅师以蒯聩复国，而书“纳”者，见蒯聩无道，为国之所不受也。国人不受，而称世子者，罪卫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縁蒯聩出奔，灵公未尝有命废之而立他子，及公卒，大臣又未尝谋于国人，数蒯聩之罪，选公子之贤者以主其国，乃从輙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称世子也。人莫不爱其亲而志于杀，莫不敬其父而忘其丧，莫不慈其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贵也，而夺其位，蒯聩之于天理逆矣，何疑于废黜？然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輙乃据国而与之争，可乎？故特系“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于赵鞅帅师之下，而鞅不知义，灵公与卫国大臣不能早正国家之本，以致祸乱，其罪皆见矣。
胡宏曰：蒯聩无父，出奔称世子者，罪其佻谋非常，至于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赵鞅纳之而称世子者，罪大臣辅輙而拒父也。蒯聩无父，輙亦无父，天下岂有无父之人而可以事宗庙社稷？为人上者哉？故孔子为政于卫，则必具灵公父子祖孙之本末，上告于天王，下告于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后人伦明，天理顺。无父之人不得肆名，正而国家定矣。
朱熹曰：「孔子若仕于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輙亦不当立，当去輙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畨教他知个是与不是。」或问：「论道理固是，去輙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或因问：「如请讨陈恒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十四嵗，拳拳之心，终做不成。
张栻曰：「卫輙之事，国人论之。以为蒯聩既得罪于先君而出奔，而輙受先君之命，宗国不可以无主，则立輙而拒蒯聩可也。曾不知蒯聩父也，輙子也，父子之义先亡，而可一日立乎？」故子贡以夷齐之事为问。方是时，夫子在卫，輙立之事，盖难言也。赐也，微其辞以测圣人之防，可谓善为辞者矣。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罕逹帅师战于鐡，郑师败绩。
谢湜曰：「罕逹为卫来讨蒯聩，赵鞅为蒯聩来讨罕逹，故二师交战于铁。郑非晋敌，故郑师败绩。铁，卫地，杜氏谓戚城南是也。左氏所载误矣。」
冬，十月，葬卫灵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谢湜曰：「州来，呉所灭小国也。蔡惧楚，故迁于州来。不能保国而迁国以避难，罪其失守土之道也。以小事大，智之事也。蔡公孙姓帅师灭沈，蔡侯以呉子败楚师，失事大之道矣。然则迁于州来，蔡人之自取也。」胡安国曰：「州来，呉所灭也。蔡虽请迁于呉，而中悔。呉人如蔡纳聘，而师毕入。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説，哭而迁墓。如此，则实呉人之所迁也。而经以自迁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聴命而还师矣。复背楚，请迁于呉，而又自悔也。其谋之不臧甚矣。夫迁国，大事也。盘庚五迁，利害甚明，众犹胥怨，不适有居，至于丁寜，反覆播告之修，而后定也。今蔡介于呉楚二大国之间，背楚诳呉，及其事急，又委罪于执政，其谁之咎也？故经以自迁为文，而杀公子驷则书大夫而称国，言君与用事大臣擅杀之也。故公孙猎则书大夫而称人，言国乱无政，众人擅放之也。驷与猎，其以请迁于呉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説，谁敢有复尽忠而与谋其国者哉？」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谢湜曰：「鱼石，晋为宋讨也。宋事以晋首兵者，善晋以诸侯讨逆也。蒯聩，齐为卫讨也。卫事以齐首兵者，不以子讨父也
译胡安国说：对于世子，史书不写“纳”，因为君位是他本来就有的，国家是他理应统治的，称为储君副手，就不存在“纳”的说法了。凡是公子出逃后又回国并得到国家的情况，如果顺应且容易，就称“归”；如果有拥戴的人，就称“自其难也”；就称“入”，不称“纳”，何况是世子呢！现在赵鞅率领军队让蒯聩复国，而史书却写“纳”，这是表明蒯聩无道，不被国家所接受。国人不接受，却称他为世子，这是为了谴责卫国人的拒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蒯聩出逃时，灵公未曾下命令废黜他而立其他儿子；等到灵公去世，大臣们又没有与国人商议，列举蒯聩的罪过，选择贤能的公子来主持国家，而是顺从辄的意愿，让儿子以君位抗拒父亲，这就是称他为世子的原因。没有人不爱自己的亲人却志向在于杀害，没有人不敬重自己的父亲却忘记他的丧事，没有人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希望儿子富贵，却夺取他的位置，蒯聩违背天理，还有什么可怀疑废黜他的呢？然而父亲虽然不像父亲，儿子不可以不像儿子，辄占据国家与他争位，可以吗？所以特别将“纳卫世子蒯聩于戚”系于赵鞅帅师之下，赵鞅不懂大义，灵公与卫国大臣不能尽早端正国家的根本，以致祸乱，他们的罪过都显现出来了。
胡宏说：蒯聩没有父亲的样子，出逃却称他为世子，是谴责他轻率谋划非常之事，以至于出逃，失去了世子应有的道义。赵鞅纳他而称他为世子，是谴责大臣辅佐辄而抗拒父亲。蒯聩没有父亲的样子，辄也没有父亲的样子，天下哪有没有父亲样子的人可以侍奉宗庙社稷、做百姓的君主呢？所以孔子如果在卫国执政，一定会详述灵公父子祖孙的本末，向上报告天王，向下报告方伯，请求立公子郢，然后人伦明了，天理顺畅。没有父亲样子的人不能肆意妄为，名分正当而国家安定。
朱熹说：“孔子如果在卫国做官，必定先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比如蒯聩不应当立，辄也不应当立，应当废去辄而另立君主来抗拒蒯聩。晋国赵鞅想立蒯聩，圣人出来时，必须大大地与他剖析一番，教他懂得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有人问：“论道理固然如此，废去辄让国人自行抗拒蒯聩，从事情实际来看，晋人正主张蒯聩，势力足以压制卫国，圣人如何能向天子请示，向方伯请示？天子自己都无法奈何，方伯又是晋国自己做的，怎么能说‘道理自然应当如此’呢？圣人出来，必须能使晋国不为蒯聩。”又有人问：“比如请求讨伐陈恒的事，也只是依据道理，不论事情实际。”回答说：“像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没能做透彻。如果做得透彻，使三纲五常既败坏又复兴，千条万目从此更新。”圣人年七十四岁，恳切之心，终究没能做成。
张栻说：“卫国辄的事，国人议论它。认为蒯聩既得罪先君而出逃，而辄接受先君的命令，宗国不可以没有君主，那么立辄而抗拒蒯聩是可以的。曾不知道蒯聩是父亲，辄是儿子，父子之义先已丧失，而可以一天立足吗？”所以子贡用伯夷、叔齐的事来询问。当时，夫子在卫国，辄立之事，大概难以直言。子贡，委婉其辞以推测圣人的防备，可以说是善于言辞的人了。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率领军队与郑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铁交战，郑军大败。
谢湜说：“罕达为卫国来讨伐蒯聩，赵鞅为蒯聩来讨伐罕达，所以两军在铁交战。郑国不是晋国的对手，所以郑军大败。铁，是卫国地，杜氏说是戚城南，是对的。《左传》所载是错误的。”
冬，十月，安葬卫灵公。十有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驷。
谢湜说：“州来，是吴国所灭的小国。蔡国畏惧楚国，所以迁都到州来。不能保卫国家而迁都以避难，谴责他失去守土之道。以小事大，是智慧的事。蔡公孙姓率领军队灭沈，蔡侯借吴子击败楚军，失去了事大之道。那么迁都到州来，是蔡国人自找的。”胡安国说：“州来，是吴国所灭的。蔡国虽然请求迁都到吴国，但中途后悔。吴国人到蔡国接受聘礼，而军队全部进入。蔡侯告诉大夫杀公子驷来取悦吴人，哭着迁葬先君。这样，实际上是吴人所迁。而经书以自迁为文，为什么呢？楚国已经降服蔡国，让它在江汝之间划定疆界，蔡人听从命令而楚军撤退了。又背叛楚国，请求迁都到吴国，而又自己后悔。其谋划不善得很。迁国，是大事。盘庚五次迁都，利害非常明显，众人尚且互相怨恨，不适宜居住，直到丁宁，反复告诫之修，然后才安定。现在蔡国介于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背叛楚国欺骗吴国，等到事情紧急，又推卸罪责给执政大臣，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经书以自迁为文，而杀公子驷则书大夫而称国，说君主与用事大臣擅杀他。所以公孙猎则书大夫而称人，说国家混乱无政，众人擅放他。驷与猎，大概是认为请求迁都到吴国不对的人吧？而推卸罪责来取悦，谁敢再尽忠而为国家谋划呢？”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
谢湜说：“鱼石，晋国为宋国讨伐。宋国事以晋国为首兵，是善晋以诸侯讨逆。蒯聩，齐国为卫国讨伐。卫国事以齐国为首兵，是不以子讨父。”
。晋围彭城，书宋者，正彭城归于宋也。齐围戚，不书卫者，不以子制父也。父子，人之大伦也。大伦不正，则人道堕矣。此《春秋》所以谨之也。」
译晋国围攻彭城，《春秋》记载“宋”，是为了表明彭城应当归还给宋国。齐国围攻戚地，《春秋》不记载“卫”，是因为不能以儿子制约父亲。父子关系，是人伦中最重大的伦理。如果大伦不正，那么人道就沦丧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对此谨慎对待的原因。
胡安国曰：「按左氏，灵公游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无子，将立汝。』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灵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对曰：『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郢，必闻且亡。人之子輙在，乃立輙以拒蒯聩。』蒯聩前称世子者，所以深罪輙之见立不辞而拒其父也。輙若可立，则蒯聩为未絶；未絶，则是世子尚在，而可以拒乎？主兵者卫也，何以序齐为首？罪齐人与卫之为恶而党之也。公孙文仲主兵伐郑，而序宋为首，以诛殇公；石曼姑主兵围戚，而序齐为首，以诛国夏，训天下后世讨乱臣贼子之法也。古者孙从祖，又孙氏王父之字，考于庙制，昭常为昭，穆常为穆，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也。輙虽由嫡孙得立，然非有灵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辞父命哉？故冉有谓子贡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伯夷以父命为尊，而逊其弟；叔齐以天伦为重，而让其兄。仲尼以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则为輙者奈何？宜辞于国曰：『若以父为有罪，将从王父之命，则有社稷之镇，公子在我，焉得为君？以为无罪，则国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则言顺而事成矣。是故輙辞其位以避父，则卫之臣子拒蒯聩而辅之可也；輙利其位以拒父，则卫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乌有父不慈、子不孝，争利其国，灭天理而可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夘，桓宫、僖宫灾。
谢湜曰：「桓宫、僖宫当毁不毁，而天灾及之，此天人之际，其应甚于影响者也。故逆则灾生，顺则福至，天人之常理也。」
胡安国曰：「桓僖亲尽矣，其宫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世，专鲁国之政。其诸以是为悦而不毁欤？何以不称及等也？称及，则祖有尊卑矣。或谓祖有功，宗有徳，所以劝也。则如之何？曰：孝子慈孙，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庙，或五庙，自是以衰，礼也。奚问其功徳之有无也？必若此言，是子孙得选择其祖宗而尊事之矣，岂理也哉？」
吕祖谦曰：「桓僖灾季氏，出自桓公后。僖在当时称贤君，鲁跻之于闵公之上。」
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启阳
谢湜曰：「贪土田以致冦，城边邑以备难，故比年凡四城。」
宋乐髠帅师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孙猎于呉。
谢湜曰：「放称人着，公孙猎得罪于国人也。猎茍不忠于蔡，而放之于呉，乃以蔡之祸养之于强夷也。失政莫大焉。」
冬十月癸夘，秦伯卒。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围邾。谢湜曰：「胁其地，盟其君，句绎之血未干，而又帅师围邾，鲁国之罪也。」来防，来朝，来奔丧，犹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绎盟，犹不免围小国，困于水火，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杀蔡侯申。
谢湜曰：「盗杀蔡侯，书杀不书君者，盗不可责以君臣之义故也。以国君之尊而盗起杀之，朝无屏卫，国无政刑，可知也。刑人与盗，皆人伦所不齿也。朝无屏卫，国无政刑，则盗与刑人出为至尊仇敌，其可不戒邪？蔡昭既以国迁，而又杀大夫公子驷，放大夫公子猎。方是时，大夫离贰，人民忧危，故盗乘其乱起而为逆也。然则昭公国迁州来，而身死于盗，皆其危弱取之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蔡侯将如呉，诸大夫恐其又迁也，公孙翩逐而射之，卒然，则翩非微者，其以盗称何也？蔡侯背楚诳呉，又委罪于执政，其谋国如是，则信义俱亡，礼文并弃，无以守身而自卫，夫人得而害之矣。故变文书『盗』，以警有国之君也。翩弑君而畧其名氏姓，与霍皆翩之党，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孙盖常谋国，不使其君至于是而弗见，庸者也。故书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称『盗』，苏辙以谓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岂有欲求弑之
译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卫灵公到郊外游玩，公子郢为灵公驾车，灵公说：‘我没有儿子，将立你为君。’郢回答说：‘郢不足以承担社稷的重任，请君另作打算。’君夫人在堂上，三位夫人也在堂下，君命只会被辱没。灵公去世后，夫人说：‘命公子郢为太子，是君主的命令。’郢回答说：‘郢不同于其他公子，况且君主死在我手中，如果有郢，必定会听说且逃亡。别人的儿子辄还在，于是立辄来抗拒蒯聩。’蒯聩先前被称为世子，是为了深深谴责辄被立而不辞让，从而抗拒其父。如果辄可以立，那么蒯聩就没有绝嗣；没有绝嗣，就意味着世子还在，怎么能抗拒呢？主兵的是卫国，为什么把齐国列在首位？这是为了谴责齐国人参与卫国的恶行并偏袒他们。公孙文仲主兵讨伐郑国，而把宋国列在首位，是为了诛杀殇公；石曼姑主兵包围戚地，而把齐国列在首位，是为了诛杀国夏，这是为天下后世树立讨伐乱臣贼子的法则。古代孙子跟随祖父，又孙氏取祖父的字，考之于宗庙制度，昭位永远是昭，穆位永远是穆，不因父亲的命令而推辞祖父的命令，这是礼制。辄虽然因为是嫡孙而得以立，然而并没有灵公的命令，怎么能说是承受了祖父的命令？推辞父亲的命令呢？所以冉有对子贡说：‘夫子为卫君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他。’进去问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古代的贤人。’有怨恨吗？回答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出来回答说：‘夫子不为卫君。’伯夷以父命为尊，而谦让给他的弟弟；叔齐以天伦为重，而谦让给他的哥哥。孔子认为他们是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的人。那么对于辄该怎么办呢？应当向国君辞让说：‘如果认为父亲有罪，将遵从祖父的命令，那么有社稷的镇守者，公子在我这里，怎么能成为君主？如果认为无罪，那么国家就是世子的所有。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而让我立在这个位置上，这样言语顺理而事情就能成功了。所以辄辞让他的位置以避开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抗拒蒯聩而辅佐他是可以的；辄贪图他的位置以抗拒父亲，那么卫国的臣子舍弃爵禄而离开他是可以的。哪有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争夺国家的利益，灭绝天理而可以做的呢？”
夏四月甲午，发生地震。五月辛夘，桓公庙、僖公庙发生火灾。
谢湜说：“桓公庙、僖公庙应当毁掉却没有毁掉，而天灾波及它们，这是天人感应之间，其应验比影子和回声还要迅速。所以违背常理则灾祸产生，顺应常理则福佑到来，这是天人的常理。”
胡安国说：“桓公、僖公的亲缘关系已经尽了，他们的庙宇为什么还保存？季氏，出自桓公，在僖公时代确立地位，专断鲁国的政事。他们大概是因为以此取悦而不去毁庙吧？为什么不称‘及’等呢？称‘及’，那么祖先就有尊卑了。有人说祖先有功，宗庙有德，所以用来劝勉。那么怎么办？回答说：孝子慈孙，侍奉他们的祖考，是仁。有的七庙，有的五庙，从此以后逐渐减少，是礼。何必询问他们功德的有无呢？如果一定这样说，是子孙可以选择他们的祖宗而尊奉侍奉他们，这难道合乎情理吗？”
吕祖谦说：“桓公、僖公的灾祸在于季氏，出自桓公的后代。僖公在当时被称为贤君，鲁国把他排在闵公之上。”
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启阳城。
谢湜说：“贪图土地以致招来寇敌，修筑边邑以备战祸，所以连年一共四次修筑城池。”
宋国的乐髠率领军队讨伐曹国。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去世。蔡国人放逐他们的大夫公孙猎到吴国。
谢湜说：“放逐称‘人’，表明公孙猎得罪了国人。猎如果不忠于蔡国，而把他放逐到吴国，这是用蔡国的祸患来供养他于强大的夷狄。失政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冬十月癸夘，秦伯去世。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谢湜说：“胁迫他们的土地，盟誓他们的君主，句绎的血迹未干，而又率领军队包围邾国，这是鲁国的罪过。来防御，来朝见，来奔丧，仍然不免讨伐夺取漷、沂的田地，接受绎地的盟誓，仍然不免包围小国，困于水火之中，太严重了。”
四年春，周王二月庚戌，盗贼杀害蔡侯申。
谢湜说：“盗贼杀害蔡侯，记载‘杀’而不记载‘君’，是因为盗贼不能以君臣的道义来责求。以国君的尊贵而被盗贼起来杀害，朝廷没有屏卫，国家没有政刑，可以知道了。刑徒和盗贼，都是人伦所不齿的。朝廷没有屏卫，国家没有政刑，那么盗贼和刑徒就会出来成为至尊的仇敌，这能不警戒吗？蔡昭公既然已经迁都，而又杀害大夫公子驷，放逐大夫公子猎。在这个时候，大夫离心离德，人民忧虑危惧，所以盗贼乘其混乱起来而作乱。那么昭公迁都州来，而自身死于盗贼，都是他危弱自取的。”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蔡侯将要去吴国，诸位大夫担心他又迁都，公孙翩追赶而射他，终于死了，那么翩不是微贱的人，为什么以盗贼称呼他呢？蔡侯背叛楚国欺骗吴国，又把罪责推给执政者，他谋划国家像这样，那么信义都丧失了，礼文也抛弃了，没有用来保全自身而自卫的方法，那么人人都可以害他了。所以变文记载‘盗’，以警戒拥有国家的君主。翩弑君而略去他的名氏，与霍都是翩的党羽，称国以杀而不去除他的官职的有两人，公孙大概是常谋划国家，不让他的君主到这种地步而看不见，是平庸的人。所以书法如此。而有的人认为翩不是微贱的人而称‘盗’，苏辙认为他是求名而不得，这是错误的。天下哪有想要求弑之
蔡公孙辰出奔呉
谢湜曰杜氏谓背君之党
葬秦恵公宋人执小邾子
谢湜曰：「小邾子微弱，强国不以诸侯待之，乆矣。执小邾子不名者，以诸侯之礼尊之也。以诸侯尊之，所以罪强国之执也。晋执邾子，邾执鄫子，虽失国，皆不名，其义一也。」
夏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谢湜曰杜氏谓背君之党
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
谢湜曰：「楚围蛮氏，戎蛮子奔晋隂地，则赤已失国矣。故晋执戎蛮子，书名。晋为楚擅执诸侯，且不归于京师，而归于楚，是以楚为邦国主而归之也。晋侯书人，贬之也。书归于楚，罪其背王室而臣僣乱也。」
胡安国曰：「楚围蛮氏，蛮子赤奔晋。楚谓晋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则寡人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聴命。』赵鞅曰：「晋国未寜，安能恶楚？必速与之。」乃诈执蛮子以畀楚师。其曰「晋人」云者，罪之也。蛮子赤何以名戎蛮也？无罪见执，亦书名外之也。文公执曹伯，则曰「畀宋人」。今此曷云「归于楚」？「归于楚」者，犹曰「京师」楚也。晋主夏盟，为日久矣，不竞至此，春秋所恶。」
城西郛
谢湜曰：「城西郛以备晋也。天下有道，守在四裔。鲁城西郛，取卑之道也。」
六月辛丑亳社灾
程颐曰：「观书者亦须要知得随文害义。如书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既处，汤为圣人，圣人不容有妄举。若汤始欲迁社，众议以为不可而不迁，则是汤先有妄举也。不可者，汤不可之也。汤以为国既亡，则社自当迁。以为迁之不若不迁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则与迁之无以异。既为亡国之社，则自王城至国都皆有之，使为戒也。故春秋书『亳社灾』，然则鲁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灾。此制计之，必始于汤也。」
程氏学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圣人所欲不逾矩，既欲迁社，而又以为不可。欲迁是则不可为非矣，不可是则欲迁为非矣。然则圣人亦有过乎？」曰：「非也，圣人无过。夫亡国之社，迁之礼也，汤存之以为后世戒。故曰：『欲迁则不可也。』《记》曰：「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又曰：「亳社灾。」然则皆自汤之不迁故也。
谢湜曰：「商受暴虐，国灭世絶，所存惟亡国之社而已。今亦遇祸而灾，则天之厌商可知也。亳社书灾，所以为不道者之戒也。国以社为主，故有国必有社；国亡则社不灵，故亡国之社，屋之不使上逹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结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谢湜曰：「凢诸侯遇害于外，或为盗所杀，则贼虽未获，臣子之恩得伸，故书葬。」
葬滕顷公
五年春，城毗。夏，齐侯伐宋。晋赵鞅帅师伐卫。
谢湜曰蒯聩未入卫故鞅伐卫
秋九月癸酉，齐侯杵臼卒。冬，叔还如齐。闰月，葬齐景公。谢湜曰：“丧不数闰，计期故也；葬则数闰可也。月足则葬事可成，故也。”
六年春，城邾瑕。晋赵鞅帅师伐鲜虞。呉伐陈。夏，齐国夏及高张来奔。
谢湜曰：「景公疾，使国、高立孺子荼。公卒，陈乞为乱，故国夏、高张来奔。荼之立，国夏为谋主，其祸连及高张，故奔。书『及』。」
叔还防呉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轸卒。
谢湜曰轸楚昭也
胡宏曰：楚国败坏于嚢瓦，创夷于呉，几至灭亡。昭王之所以复国而益安强者，皆公子申之谋也。或问申于孔子，子曰：「彼哉，彼哉！」圣人度量▯逺，而责人以恕，何独于子西如此乎？按楚之先，鬻熊为文王师，以封于楚，而熊通越礼僭号，圣人黜之，等于荆蛮。文庄而后，与中国并驾齐驱，圣人进之，同于诸夏。逮昭王之时，中国衰微，诸侯放恣，大夫暴横，无可告语者，而昭王独发大论，皆当于道，若左右得其人，其进未可量也。惜也，子西得君之专，执政之久，曽不能辅之，变楚俗，匡天下，瞢瞢然守旧规而已。故仲尼责之如此。
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荼。
程颐曰：「称阳生，见景公废长立少，以啓乱也。」
谢湜曰：
译蔡国的公孙辰出逃到吴国。
谢湜说：杜预认为他是背叛君主的党羽。
安葬秦惠公。宋国人抓获了小邾子。
谢湜说：“小邾子国力微弱，强国不把他当作诸侯对待，已经很久了。抓获小邾子而不称其名，是用诸侯的礼仪来尊崇他。用诸侯的礼仪尊崇他，是为了谴责强国抓获他的行为。晋国抓获邾子，邾国抓获鄫子，虽然他们都失去了国家，但都不称其名，其中的义理是一样的。”
夏天，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孙姓和公孙霍。
谢湜说：杜预认为他们是背叛君主的党羽。
晋国人抓获了戎蛮子赤，把他押送到楚国。
谢湜说：“楚国包围蛮氏，戎蛮子逃到晋国的阴地，那么赤已经失去国家了。所以晋国抓获戎蛮子，称其名。晋国擅自为楚国抓获诸侯，而且不押送回京师，却押送回楚国，这是把楚国当作邦国的君主而归还给他。晋侯称‘人’，是贬低他。记载‘归于楚’，是谴责他背离王室而臣服于僭越作乱者。”
胡安国说：“楚国包围蛮氏，蛮子赤逃到晋国。楚国对晋国说：‘晋楚有盟约，好恶相同。如果将不废弃盟约，那是我的愿望。不然，我将通过少习来听候命令。’赵鞅说：‘晋国尚未安宁，怎么能厌恶楚国？一定要赶快给他。’于是假装抓获蛮子交给楚军。称‘晋人’，是谴责他。蛮子赤为什么称戎蛮？无罪被抓获，也称其名，是把他当作外人看待。文公抓获曹伯，就说‘交给宋人’。现在这里为什么说‘归于楚’？‘归于楚’，就是说把楚国当作‘京师’。晋国主持夏盟，时间很久了，竟衰弱到这种地步，是《春秋》所厌恶的。”
修筑西郛城墙。
谢湜说：“修筑西郛城墙是为了防备晋国。天下有道，守卫在四方边远地区。鲁国修筑西郛城墙，是采取卑微的做法。”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程颐说：“读书的人也必须知道随着文句而损害义理的情况。比如《尚书》说：‘汤战胜夏后，想迁移它的社稷，不可。’既然已经决定，汤是圣人，圣人不容许有妄动的行为。如果汤起初想迁移社稷，众人议论认为不可而不迁移，那么就是汤先有妄动。不可，是汤认为不可。汤认为国家既已灭亡，那么社稷自然应当迁移。认为迁移它不如不迁移它更好，所以只是给它盖个屋顶。给它盖屋顶，与迁移它没有区别。既然是亡国之社，那么从王城到国都都有，用来作为警戒。所以《春秋》记载‘亳社灾’，那么鲁国有亳社给它盖屋顶，所以发生火灾。这个制度，必定始于汤。”
程氏学说：“汤战胜夏后，想迁移它的社稷，不可。圣人所欲不逾越规矩，既想迁移社稷，又认为不可。想迁移是对的，那么不可就是错的；不可是对的，那么想迁移就是错的。那么圣人也有过错吗？”回答说：“不是的，圣人没有过错。亡国之社，迁移它是礼制，汤保存它作为后世的警戒。所以说：‘想迁移却不可。’《礼记》说：‘丧国之社，给它盖屋顶，不使它接受天阳。’又说：‘亳社灾。’那么这都是因为汤不迁移的缘故。
谢湜说：“商纣王暴虐，国家灭亡，世系断绝，所存的只有亡国之社而已。现在也遭遇祸患而发生火灾，那么上天厌恶商朝就可知了。亳社记载火灾，是为了给不道德的人作为警戒。国家以社稷为主，所以有国家就一定有社稷；国家灭亡则社稷不灵，所以亡国之社，给它盖屋顶不使它上达天听。”
秋天八月甲寅日，滕子结去世。冬天十二月，安葬蔡昭公。
谢湜说：“凡是诸侯在外遇害，或被盗贼所杀，那么贼人虽然未抓获，臣子的恩情得以伸张，所以记载安葬。”
安葬滕顷公。
五年春天，修筑毗城。夏天，齐侯讨伐宋国。晋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卫国。
谢湜说：蒯聩没有进入卫国，所以赵鞅讨伐卫国。
秋天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冬天，叔还前往齐国。闰月，安葬齐景公。谢湜说：“丧事不计算闰月，是计算期限的缘故；安葬则计算闰月是可以的。月份充足则安葬之事可以完成，所以如此。”
六年春天，修筑邾瑕城。晋国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吴国讨伐陈国。夏天，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
谢湜说：“景公病重，派国夏、高张立孺子荼。景公去世，陈乞作乱，所以国夏、高张来投奔。荼的立位，国夏是谋主，他的祸患连及高张，所以投奔。记载‘及’。”
叔还到柤地抵御吴国。秋天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
谢湜说：轸是楚昭王。
胡宏说：楚国在囊瓦手中败坏，被吴国创伤，几乎灭亡。昭王之所以恢复国家而更加安定强盛，都是公子申的谋略。有人向孔子问起申，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圣人度量深远，而待人宽恕，为什么独对子西如此呢？考察楚国的祖先，鬻熊是文王的老师，因此封于楚国，而熊通越礼僭号，圣人贬黜他，等同于荆蛮。文王、庄王之后，与中国并驾齐驱，圣人提升他，同于诸夏。到了昭王的时候，中原衰微，诸侯放纵，大夫暴横，无可告语的人，而昭王独自发表宏论，都符合道义，如果左右得到合适的人，他的进步不可限量。可惜啊，子西得到君主的专任，执政时间长久，竟然不能辅佐他，改变楚国风俗，匡正天下，昏昏然守着旧规而已。所以仲尼如此责备他。
齐阳生进入齐国，齐国陈乞杀了他的国君荼。
程颐说：“称阳生，表明景公废长立少，从而引发祸乱。”
谢湜说：
「阳生之入，陈乞召之也。立阳生，迁孺子，陈乞之命也。由此上下易位，而齐君被难于奸防之手矣。齐国废立之权，皆出于乞。故荼之祸，以首恶归陈乞而罪之也。阳生上不由王命，下不由君命，以公子入而争国，其罪在所絶也。夺公子称人，着阳生之恶也。国夏为国正卿，不知早正太子以安国本，仓卒立孺子于先君疾病之时，何以杜奸臣觊觎之患哉？此阳生之祸所以发于陈乞也。」
译阳生得以进入齐国，是陈乞召他进去的。拥立阳生，废黜孺子，是陈乞的命令。因此上下尊卑之位颠倒，齐国国君竟在奸臣陈乞的手下遭受祸难。齐国废立君主的权力，都出自陈乞之手。所以荼的灾祸，将首要罪责归咎于陈乞并加以惩处。阳生上位既没有周天子的命令，也没有齐国先君的遗命，以公子的身份进入国内争夺君位，他的罪行理应被断绝。将公子称为“人”，是为了彰显阳生的恶行。国夏身为齐国的正卿，不知道尽早确立太子以安定国家的根本，却在先君病重之时仓促拥立孺子，这怎么能杜绝奸臣觊觎君位的祸患呢？这就是阳生的祸乱之所以由陈乞引发的原因。
胡安国曰：阳生曷为不称公子？非先君之子也。为人子者，无以有已，则以父母之心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国，已则簒荼而自立，是自绝于先君，岂复得为先君之子也？不称公子，诛不子也。阳生不子，则曷为系之齐？《春秋》端本之书也。正其本，则事理。阳生之不子也，其谁使之然也？不有废长立少以啓乱者乎？故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以阳生系齐者，着乱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阳生与朱毛也。曷为书陈乞？初，景公谓陈乞：「吾欲立荼，如何？」对曰：「所乐乎为君者，欲立之则立之，不欲立则不立也。君如欲立，则臣请立之。」阳生谓乞曰：「吾闻子盖将不欲立我也。」对曰：「千乘之主，将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与之玉节而走之鲁。景公死，荼立。陈乞使人迎阳生，寘诸家，召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诸大夫知乞有备，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尔故里克中立，不免杀身之刑；陈乞献谀，终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义，防于大恶而不知者也。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宋向巢帅师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帅师侵郑。晋魏曼多帅师侵卫。夏，公防呉于鄫。
谢湜曰：「六年防呉于柤，七年防呉于鄫。鲁之畏呉甚矣，非保国之道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来。
程氏学曰：「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公入邾，以邾子益来之类。」书败、书灭、书入，而以其君皆名者，为其服而以之归也。唯楚师灭防，以防子归，不名者，逺方小国，鲁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纪故也。以沈子嘉归，杀之，则蔡人之不道，尤不容诛矣。以邾子益来，独不曰「归」者，以我而言，内外异辞，文体然耳。
谢湜曰：「伐其国，入其都，虏其君，鲁之不道也。邾子益名者，以其屈辱，无兴复之志也。」
胡安国曰：「春秋隠君之恶，故灭国书，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实也。恃强陵弱，无故伐人，而入其国，处其宫，昼夜掠，以其君来献于亳社，囚于负瑕，此天下之恶也。呉师为是克东阳，齐人为是取吾二邑，辱国亦甚矣。何以备书于防而不讳乎？圣人道隆而徳大，人之有恶，务去之而不积也，则不念其恶而进之矣。以邾子益来恶也，归邾子益于邾，是知其为恶，能去之而不积也。故书『以邾子来』而不讳者，欲见后书『归邾子』之为能去其恶而与之也。圣人之情，见矣。明此，然后可以操赏罚之权；不明乎此，以操赏罚之权而能济者，鲜矣。」
宋人围曹冬郑驷▯帅师救曹
谢湜曰：「乐髠帅师伐曹，向巢帅师伐曹，宋人围曹。曹之病宋，乆矣。大国无一为之援，而郑能帅师救之，善之也。」
春秋集义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五十
宋 李明复 撰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谢湜曰：「围其国，入其都，乃至虏其君，而后已。景公之罪也。」
胡安国曰：「此灭曹也，曷为不言灭？灭者，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阳好田弋，鄙人公孙彊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説，因访政事，大説之。彊言覇説于曹伯，因背晋而好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书『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而削其见灭之实。犹虞之亡，书『晋人执虞公』而不言灭也。《春秋》轻重之权衡，故书法若此。有国者妄聴辩言，以乱旧政，自取灭亡之祸，可以鉴矣。」
吕祖谦曰：「宋灭曹，晋文公初，间要灭，何故不克？今宋何故便克？此亦是春秋之末，亦縁公孙彊不修政事，民心易离，所以克之易。」
呉伐我
谢湜曰：「呉以邾子为讨，故伐我。我以兵刼人君，而呉以兵加我国，其祸皆鲁取之也。」
胡安国曰：「呉为邾故，兴师伐鲁，兵加国都，而盟于城下。经书伐我，不言四鄙及与呉盟者，讳之也。来战于郎，直
译胡安国说：阳生为什么不被称作公子？因为他不是先君的儿子。作为人子，不应有私心，应以父母之心为心。景公命令荼继承国家，阳生却篡夺荼的位置自立，这是自我断绝与先君的关系，怎能再算是先君的儿子呢？不称他为公子，是惩罚他不尽人子之道。阳生不尽人子之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把他系于齐国？《春秋》是端正根本的史书。端正了根本，事理就顺了。阳生不尽人子之道，是谁使他这样的呢？不正是有废弃长子而立幼子从而引发祸乱的人吗？所以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不像君，臣就不像臣；父不像父，子就不像子。”把阳生系于齐国，是为了彰显祸乱产生的根源。然而杀害荼的人，是阳生和朱毛。为什么记载陈乞？起初，景公对陈乞说：“我想立荼，怎么样？”陈乞回答说：“做国君的乐趣，就是想立谁就立谁，不想立就不立。您如果想立，臣就请求立他。”阳生对陈乞说：“我听说您大概不想立我。”陈乞回答说：“拥有千乘兵力的国君，将要废掉正统而立非正统，必定会杀掉正统的人。我不立您，正是为了保全您的性命。”于是给他玉节，让他逃往鲁国。景公死后，荼即位。陈乞派人迎接阳生，把他安置在家中，召集各位大夫展示说：“这就是国君。”各位大夫知道陈乞已有准备，不得已，犹豫后退，面向北方，两次拜礼，尊奉他为国君。因此里克保持中立，仍不免遭受杀身之刑；陈乞献媚逢迎，最终背负弑君的罪名。这都是因为不明白《春秋》的大义，对大恶缺乏防范而不知晓。
冬天，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攻打曹国。
七年春天，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夏天，鲁君在鄫地防备吴国。
谢湜说：“六年防备吴国在柤地，七年防备吴国在鄫地。鲁国畏惧吴国到了极点，这不是保全国家的正道。”
秋天，鲁君攻打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
程氏学说：“楚军在莘地大败蔡军，把蔡侯献舞带回来；晋军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鲁君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来，这类情况。”记载败、灭、入，并且都列出其国君名字的，是因为他们臣服而被带回来。只有楚军灭掉防国，把防子带回来，没有列出名字，是因为那是远方小国，鲁国史官有所不知，无法记载。把沈子嘉带回来并杀了他，那么蔡人的不道，尤其不可不诛。把邾子益带回来，唯独不说“归”，是从我方而言，内外用词不同，文体如此罢了。
谢湜说：“攻打他的国家，攻入他的都城，俘虏他的国君，这是鲁国的不道。邾子益列出名字，是因为他受尽屈辱，没有复兴国家的志向。”
胡安国说：“《春秋》隐讳国君的恶行，所以灭国时记载得委婉以成篇章，但不失其实。倚仗强大欺凌弱小，无故攻打别人，攻入其国，占据其宫，日夜掠夺，把他的国君带到亳社献祭，囚禁在负瑕，这是天下的恶行。吴军因此攻克东阳，齐人因此夺取我国两座城邑，辱国也太过分了。为什么在防备时详细记载而不隐讳呢？圣人道义崇高而德行伟大，对于人的恶行，务必去除而不积累，那么就不念其恶而进用他了。把邾子益带回来是恶行，把邾子益归还给邾国，这是知道那是恶行，能去除而不积累。所以记载“把邾子带来”而不隐讳，是想显示后来记载“归还邾子”是能够去除恶行而给予他。圣人的情怀，由此可见。明白这一点，然后才可以掌握赏罚的大权；不明白这一点，掌握赏罚大权而能成功的，很少了。”
宋国人包围曹国。冬天，郑国的驷〇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谢湜说：“乐髠率领军队攻打曹国，向巢率领军队攻打曹国，宋国人包围曹国。曹国遭受宋国的祸害，已经很久了。大国没有一个来援助，而郑国能率领军队救援它，这是善行。”
春秋集义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五十
宋 李明复 撰
哀公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公攻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
谢湜说：“包围他的国家，攻入他的都城，甚至俘虏他的国君，然后才罢休。这是景公的罪过。”
胡安国说：“这是灭掉曹国，为什么不说灭？灭，是亡国时的善词，表示上下同心协力。曹伯阳喜好打猎射鸟，鄙人公孙彊捕获白雁献给他，并且谈论打猎射鸟的学说，趁机询问政事，曹伯阳非常高兴。公孙彊向曹伯阳谈论称霸的学说，于是曹国背离晋国而亲近宋国。宋国人攻打曹国，晋国人没有救援。记载“宋公攻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而削去被灭的事实。就像虞国的灭亡，记载“晋人逮捕虞公”而不说灭一样。《春秋》衡量轻重的标准，所以书法如此。有国家的人妄听巧言，扰乱旧政，自取灭亡的祸患，可以以此为鉴。”
吕祖谦说：“宋国灭掉曹国，晋文公初年，也曾想要灭掉曹国，为什么没有成功？现在宋国为什么就能成功？这也是春秋末期，也缘于公孙彊不修政事，民心容易离散，所以容易成功。”
吴国攻打我国。
谢湜说：“吴国以邾子为借口进行讨伐，所以攻打我国。我国用武力胁迫人君，而吴国用武力加于我国，其祸患都是鲁国自取的。”
胡安国说：“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兴师攻打鲁国，兵临国都，而在城下结盟。经文记载“伐我”，不说四鄙以及和吴国结盟，是隐讳。在郎地交战，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