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十四
。桓非受命之霸，诸侯自相推戴以为盟主，是无君矣。故四国称人，以诛始乱，正王法也。齐侯称爵，其与之乎？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有能防诸侯、安中国、而免民于左袵，则虽与之可也。诛诸侯者正也，与桓公者权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乱，遂得诸侯，四国称人，言众与之也。」
译桓公并非受命于天的霸主，而是诸侯们自行推举拥戴为盟主，这是无视君上的表现。因此，经文中称那四个国家为“人”，是为了诛讨率先扰乱秩序者，以端正王法。齐侯被称爵位，是表示赞同他吗？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如果有谁能遏制诸侯的僭越、安定中原、并使百姓免于沦为夷狄的习俗，那么即使赞同他也是可以了。诛讨诸侯是正道，赞同桓公是权宜之计。有人说：“桓公起初平定了宋国的动乱，于是得到了诸侯的拥戴，四国称‘人’，是说众人赞同他。”
夏六月齐人灭遂
谢湜曰：「修政刑，明礼义，治大睦小，以尊王室。东周之业，由此兴矣。」桓公非有勤王之实也，先利后义，先力后徳，并兼土地，以为一国私计而已。故十年灭谭，十三年灭遂，遂子死于兵乱，故不书奔。
胡安国曰：「灭国之与见灭，罪孰为重？取国而书灭，夺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毁人宗庙，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为。见灭而书灭，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尔。语有之曰：『兴灭国，继絶世，天下之民归心焉。』今乃灭人之国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齐人灭遂，其称人微者尔。凡书灭者，不待再贬，而恶已见。」
秋七月冬公防齐侯盟于柯
谢湜曰：「庄公以纳纠，不克与齐防好，不通五年矣。齐桓将合诸侯以修霸业，故弃怨修好，与鲁为盟。夫捐宿讐，结新好，使怨耦之人释怨来盟，则桓公讲信以待邻国于柯见之矣。」
胡安国曰：「始及齐平也，世讐而平，可乎？于传有之：『敌恵，敌怨，不在后嗣。』鲁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当其身则怨不复，而主王姬狩于禚，防伐卫，同围郕，纳子纠。故圣人详加讥贬，以着其忘亲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诸侯，安中国，攘夷狄，尊天子，乃欲修怨怒邻，而危其宗社，可谓孝乎？故长勺之役，专以责鲁；而柯之盟，公与齐侯皆书其爵，则以为释怨而平可也。或称齐襄公复九世之讐，而《春秋》贤之，信乎？以仲尼所书柯之盟，其词无贬，则复九世之讐而《春秋》贤之者，妄矣。其诸传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鲁庄，当其身而释怨耶？」
十有四年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
胡安国曰：「宋人背北杏之防，诸侯伐宋。其称人者，将卑师少也。齐自管仲得政，灭谭之后，二十年间未常遣大夫为主将，未尝动大众出侵伐。盖以制用兵而赋于民薄矣，故能南摧强楚，西抑秦晋，天下莫能与之争也。或以为贬齐称人误矣。」
夏单伯防伐宋
谢湜曰：「宋背北杏之防，故齐以讨叛之义伐之。单伯防伐，以柯之盟也。」
胡安国曰：隠公四年，诸侯伐郑，翚帅师，防伐，则再举宋、陈、蔡、卫四国之名。今诸侯伐宋，而单伯防伐，不复再举三国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防，合诸国而伐之者，齐桓公也。防伐者，无贬焉，故其词平。主谋伐郑，而欲求宠于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防之者，党逆贼也，故其词繁而不杀，疾之也。再举而列书者，甚疾四国之词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圣人之情见矣。吕祖谦曰：齐请师于周，单伯防之。是时，单伯须帅师以往，其出兵多少，虽不见于经，亦自可以类推。如晋平丘之防，请帅王赋元戎十乗以先启行，以此见得出兵亦不多。盖才是霸者，只欲假其名而不资其力，不过欲托天子之名，非欲赖其兵也。
秋七月荆入蔡
谢湜曰：「宋有大难，陈容逆贼，而齐桓弗能治；荆蹂践蔡国，而齐桓弗能救。其无逺业可知也。」
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谢湜曰：「齐桓既服宋，故防诸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防于鄄。
谢湜曰：「柯之盟，桓公假信以服鲁，而示天下者也；鄄之防，桓公假义以服宋，而示天下者也。灭谭、灭遂以威天下，而又以二国信义继之。讨叛服贰，出于一时好恶，而不纯乎义，故荆一执蔡侯，一入蔡，一伐郑。」吕祖谦曰：「齐始霸，齐桓图霸之条理，自宋起，盖二国近齐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齐。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
胡安国曰：「霸者之先诸侯，专征也。非霸者而先诸侯主兵也。此齐桓之师，何以序宋下？犹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与之，然后成乎霸矣。」
郑人侵宋
胡安国曰：侵宋之义，三传不同。左氏曰：有钟鼓曰伐，无钟鼓曰侵。先儒或易其説，以为声罪致讨曰伐，无名行师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诸五经，皆称侵伐。在《易·谦》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译夏季六月，齐国人灭掉了遂国。
谢湜说：“整顿政事与刑罚，彰明礼义，治理大国而和睦小国，以此来尊崇王室。东周的事业，就是从这时兴起的。”桓公并没有勤王救主的实际行动，他是先图利后讲义，先用力后修德，兼并土地，只是为了一个国家的私利罢了。所以他在十年间灭掉了谭国，十三年灭掉了遂国，遂国的国君死于战乱，所以史书不记载他出逃。
胡安国说：“灭掉别国与被灭掉，哪个罪责更重？攻取别国而史书称‘灭’，是夺取别人的土地，使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百姓；毁坏别人的宗庙，使他们不能奉守祭祀。如果不是极其不仁的人，是忍心做不出来的。被灭国而史书称‘灭’，这是亡国的委婉说法，表示上下同心协力，这也是不幸啊。俗话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现在却灭掉别人的国家而断绝他们的世系，没有比这更重的罪了。齐国人灭遂，称‘人’是贬低他们。凡是史书称‘灭’的，不需要再次贬斥，其罪恶就已经显现了。”
秋季七月，冬季，鲁桓公在柯地与齐侯结盟。
谢湜说：“庄公因为接纳公子纠，没能与齐国和好，已经五年没有通好。齐桓公打算会合诸侯来修明霸业，所以抛弃怨恨修好，与鲁国结盟。捐弃旧仇，结成新好，让结怨的人消除怨恨来结盟，那么桓公在柯地讲求信用以待邻国，就看得出来了。”
胡安国说：“当初与齐国讲和时，世代仇怨而讲和，可以吗？《传》中有说：‘敌对的恩惠，敌对的怨恨，不在后代身上。’鲁国对于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当身时怨恨不能消除，却主持王姬在禚地狩猎，防备伐卫，共同围攻郕国，接纳子纠。所以圣人详细加以讥贬，以彰显他忘记亲仇的罪过。现在改朝换代了，桓公才开始会合诸侯，安定中原，抵御夷狄，尊崇天子，如果还想修怨怒邻，而危及其宗庙社稷，能说是孝吗？所以长勺之战，专门用来责备鲁国；而柯地之盟，桓公与齐侯都书写他们的爵位，认为消除怨恨而讲和是可以的。有人说齐襄公报了九世的仇，而《春秋》认为他贤德，是真的吗？根据仲尼所书写的柯地之盟，其辞没有贬义，那么报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贤德的说法，是荒谬的。那些传述的人，借襄公的事来深罪鲁庄公，当身时消除怨恨吗？”
十四年春季，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攻打宋国。
胡安国说：“宋国人违背了北杏的盟约，诸侯攻打宋国。称‘人’，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齐国自从管仲执政，灭掉谭国之后，二十年间不曾派遣大夫为主将，不曾出动大军出征讨伐。大概是因为节制用兵而对百姓的赋税轻薄，所以能够向南摧垮强大的楚国，向西抑制秦国和晋国，天下没有谁能与他争锋。有人认为贬低齐国称‘人’是错误的。”
夏季，单伯会合诸侯攻打宋国。
谢湜说：“宋国违背了北杏的盟约，所以齐国以讨伐叛乱的义举攻打它。单伯会合诸侯攻打，是因为柯地的盟约。”
胡安国说：“隐公四年，诸侯攻打郑国，翚率领军队，会合诸侯攻打，就再次列举宋、陈、蔡、卫四国的名字。现在诸侯攻打宋国，而单伯会合诸侯攻打，不再再次列举三国名字，为什么呢？宋国人违背北杏的盟约，会合各国攻打它的是齐桓公。会合诸侯攻打，没有贬义，所以其辞平缓。主谋攻打郑国，而想求得诸侯的宠幸，以安定自己地位的是州吁。会合诸侯攻打的是，是党附逆贼，所以其辞繁杂而不简略，是痛恨他们。再次列举而并列书写的，是极其痛恨四国的言辞。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再次说，圣人的情意就显现了。吕祖谦说：齐国向周天子请求出兵，单伯会合诸侯攻打。这时，单伯必须率领军队前往，出兵多少，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也可以类推。如晋国平丘的会盟，请求率领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由此可以看出出兵也不多。大概只要是霸主，只想假借其名而不借助其力，不过是想依托天子的名义，不是想依赖他的军队。”
秋季七月，楚国进入蔡国。
谢湜说：“宋国有大难，陈国容纳逆贼，而齐桓公不能治理；楚国蹂躏蔡国，而齐桓公不能救援。他没有远大的事业可以知道了。”
冬季，单伯在鄄地会见齐侯、宋公、卫侯、郑伯。
谢湜说：“齐桓公已经使宋国臣服，所以在鄄地会合诸侯。”
十五年春季，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谢湜说：“柯地的盟约，桓公假借信用来使鲁国臣服，并向天下展示；鄄地的会盟，桓公假借义理来使宋国臣服，并向天下展示。灭掉谭国、灭掉遂国以威吓天下，而又以两国的信义来继承。讨伐叛乱、使贰心者臣服，出于一时的喜好厌恶，而不纯粹出于义，所以楚国一次拘捕蔡侯，一次进入蔡国，一次攻打郑国。”吕祖谦说：“齐国开始称霸，齐桓公图谋霸业的条理，从宋国开始，大概是因为两国靠近齐国。”
夏季，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秋季，宋国人、齐国人、邾国人攻打郳国。
胡安国说：“霸主率先于诸侯，是专征伐。不是霸主而率先于诸侯主持军事。这是齐桓公的军队，为什么排在宋国之下？因为还没有成就霸业。二十七年，在幽地共同结盟，天下归附他，然后才成就霸业。”
郑国人侵犯宋国。
胡安国说：“侵犯宋国的意义，三传不同。《左氏传》说：有钟鼓声叫‘伐’，没有钟鼓声叫‘侵’。先儒有的改变这个说法，认为声罪致讨叫‘伐’，无名行师叫‘侵’，没有能改变它的。然而考察五经，都称‘侵伐’。在《易经·谦卦》六五爻说：‘利于侵伐，征讨不服从的人。
」《书·之太誓》曰：「我武惟▯，侵于之疆。」《诗·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而曰：「贼贤害民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而以为无名行师可乎？然则或曰侵，或曰伐，何也？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声罪者，鸣钟击鼓，整众而行，兵法所谓正也。潜师者，衔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谓竒也。
译《尚书·太誓》说：“我武王威武，侵入殷商的疆界。”《诗经·皇矣》说：“依靠他在京师的德行，从阮地的边境侵入。”《周礼·大司马》用九伐之法来匡正邦国，并且说：“残害贤良、祸害百姓的就讨伐他，依仗险固、不肯归顺的就侵入他。”难道可以认为没有正当理由就出兵吗？既然如此，那么有的称为“侵”，有的称为“伐”，为什么呢？宣告罪行、出兵征讨叫做“伐”，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做“侵”。宣告罪行，就是鸣钟击鼓，整顿军队而行进，这是兵法所说的“正兵”。秘密行军，就是士兵衔枚、战鼓覆布，出其不意，这是兵法所说的“奇兵”。
吕祖谦曰：「齐既霸，了郑，何故敢间之而侵宋？此只是齐桓初霸，所以如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秋，荆伐郑。冬，十有二月，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程颐曰：「齐桓始霸，仗义以盟，而鲁首畔盟，故讳不称公。上无明王，下无方伯，诸侯交争，齐桓始霸天下，与之故书同。」
谢湜曰：齐桓大合诸侯，诸侯毕防，公羊书「公防齐侯」是也。幽之盟，列国皆欲听于齐，故书同盟。周衰，诸侯无所统一，小大弗率，相攻相争久矣。桓公特起衰乱之中，乃能凭信义修政行令，振举邦法，防九国同盟于幽，使诸侯有所遵守忌惮，不敢自肆，以至天下争鬬少衰，兵革少息，而黔黎得遂其生，济世之功大矣。以此尊周室，一天下，以复文武之业，又岂难于力哉？惟桓公有勤王之名，无勤王之实，此功业所以不究也。春秋之法，王臣与防与伐书同盟，以明王臣亦与盟也。众国防盟书同盟，以明小国与大国同欲也。幽之盟，非齐以力胁小国而为之也，非独郑以荆难服齐而从之也，其盟出于同欲，谓之同盟，以此而已。胡安国曰：「防者，公也。不书公，讳也。其讳公何也？」程氏曰：「齐桓始霸，仗义以盟，而鲁首叛盟，故讳不称公，恶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无明王，下无方伯，列国交事桓公，始霸天下，与之故书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故圣人以信易食，答子贡之问；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讳「公」与是盟也，岂不以信之重于生与食乎？先儒或以不书「公」者，讳与讐盟，误矣。果以桓为讐而讳与盟者，曷不于柯之盟讳之也？又曰：「有生不可无信，圣人以信急于食，君子以信重于生。」按《春秋》庄公十六年幽之盟，鲁公在防，讳而不书者，齐侯始霸，仗义以盟，鲁首叛之，恶失信也。仲尼以此为大恶，故讳不书「公」，以为后戒。朱熹语录：或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防盟，春秋何不讥？」曰：「凡事贵谋，始及要早，乘势做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鲁庄公之事，见讐在面前，不曾报得，更欲报之于其子，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无意思了。又况齐桓公率诸侯尊周室以义而举，庄公虽欲不赴其盟防，岂可得哉？事又当权个。」时势义理轻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无事自来召诸侯，如此则鲁庄不赴可也。今桓公名为尊王室，若庄公不赴，非是叛齐，乃叛周也。若欲复讐，则当襄公杀其父之时，庄公当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周天子，方伯连帅必以复讐为事，杀得襄公而后已，如此方快人。况桓公自是襄公被杀之后方入国，自无个干涉了。曰：若庄公能杀襄公，复与桓公为会，可否？曰：既杀襄公，则自家事已了，与桓公为防亦何妨。但庄公若能杀襄公，则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之功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人也。
又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防而不复讐，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当初只是据事如此写在，如何见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合与理防，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当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讐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告愬处，庄公又无理防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或曰：使庄公当初自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更赴桓公之防否？曰：他若自能杀襄公，他却自防做霸主，不用去随桓公，若是如此，便是这事结絶了。
邾子克卒
谢湜曰：「邾以王命进为诸侯，故书爵。」
十有七年春齐人执郑詹
谢湜曰：「詹郑执政大臣，郑伯听命于齐，与齐同盟矣。同盟之后，齐侯疑郑而执詹。齐侯食幽之盟也，齐侯不以至信待邦国也。霸者不足以服人之心，于此见矣。拘而不杀，曰执。执之将以
译吕祖谦说：“齐国已经称霸，刚刚平定了郑国，为什么还敢从中挑拨而侵犯宋国？这仅仅是因为齐桓公刚刚称霸，所以才会这样。”
冬十月
鲁庄公十六年春正月，夏，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秋，楚国攻打郑国。冬，十二月，在防地，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共同结盟。
程颐说：“齐桓公开始称霸，凭借道义来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因此《春秋》避讳而不称鲁公。上面没有英明的周王，下面没有方伯，诸侯相互争夺，齐桓公开始称霸天下，与他结盟，因此记载为‘同盟’。”
谢湜说：齐桓公大规模会合诸侯，诸侯都来到防地，《公羊传》记载“鲁公在防地会见齐侯”是正确的。幽地的盟会，各国都想要听从齐国，因此记载为“同盟”。周王室衰微，诸侯没有统一的领导，大小国家都不顺从，相互攻伐争夺已经很久了。桓公特别在衰败混乱之中兴起，能够凭借信义修明政治、施行号令，振兴国家法度，在防地召集九国于幽地结盟，使诸侯有所遵守和忌惮，不敢肆意妄为，以至于天下的争斗稍微减少，战争稍微平息，百姓得以安生，济世之功很大啊。凭借这个来尊崇周王室，统一天下，恢复文王、武王的功业，又哪里困难呢？只是桓公有勤王的名声，没有勤王的实际行动，所以功业不能彻底完成。《春秋》的法则，周王的臣子参与防地会盟和讨伐，记载为“同盟”，以表明周王的臣子也参与了盟会。各国在防地结盟，记载为“同盟”，以表明小国与大国意愿相同。幽地的盟会，不是齐国凭借武力胁迫小国而做的，也不是仅仅因为郑国因楚国难以制服而顺从齐国，他们的盟会出于共同的意愿，称为“同盟”，仅此而已。胡安国说：“防，就是鲁公。不记载鲁公，是避讳。为什么避讳鲁公呢？”程氏说：“齐桓公开始称霸，凭借道义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因此避讳不称鲁公，厌恶失信。”为什么称为“同盟”呢？程氏说：“上面没有英明的周王，下面没有方伯，各国都侍奉桓公，开始称霸天下，与他结盟，因此记载为‘同盟’，表明意愿相同。”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所以圣人用信用代替食物，回答子贡的提问；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看重桓王失去信用的过失。《春秋》避讳“公”字以及这次盟会，难道不是因为信用比生命和食物更重要吗？以前的儒者有人认为不记载“公”字，是避讳与仇敌结盟，这是错误的。如果真因为桓公是仇敌而避讳与他结盟，为什么不在柯地的盟会中避讳呢？又说：“活着不可没有信用，圣人认为信用比食物更急切，君子认为信用比生命更重要。”考察《春秋》庄公十六年幽地的盟会，鲁公在防地，避讳而不记载，是因为齐侯开始称霸，凭借道义结盟，鲁国首先背叛，厌恶失信。孔子认为这是大恶，所以避讳不记载“公”字，作为后世的警戒。朱熹语录：有人问：“鲁桓公被齐襄公所杀，他的儿子庄公与齐桓公在防地结盟，《春秋》为什么不讥讽？”回答说：“凡事贵在谋划，开始时要及早，趁着势头去做，冷了就做不成了。像鲁庄公的事，仇人在面前，不曾报复，还想报复他的儿子，不仅事情上不可行，自己做得也没有意思了。何况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是出于道义而行动，庄公虽然不想去参加盟会，难道可以吗？事情应当权衡轻重。”时势和义理的轻重。如果桓公不是尊崇王室，无事自来召集诸侯，这样鲁庄公不去是可以的。现在桓公名义上是尊崇王室，如果庄公不去，不是背叛齐国，而是背叛周王室。如果想要报仇，那么在襄公杀他父亲的时候，庄公应当以不共戴天的缘故告诉周天子，方伯连帅必定以报仇为事，杀掉襄公才罢休，这样才痛快。何况桓公是在襄公被杀之后才进入齐国的，自然没有牵连了。问：如果庄公能杀掉襄公，再与桓公会盟，可以吗？回答说：既然杀了襄公，那么自己的事情已经了结，与桓公会盟也没有妨碍。只是庄公如果能杀掉襄公，那么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的功业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公了。正因为他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于人。
又问鲁桓公被齐襄公所杀，他的儿子庄公与桓公在防地结盟而不报仇，以前的儒者说《春秋》不讥讽，对吗？回答说：当初只是根据事实这样记载，怎么看出讥讽与不讥讽？当桓公被杀之初，就应当合乎道理地处理，使上面有英明的天子，下面有贤能的方伯，应当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师报仇，只因为周家衰弱，无处申诉，庄公又处理得不合理，自己为他主婚，把王姬嫁给齐国，等到桓公时，又隔了一层了，何况到这件事体又不同了，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庄公怎么能不去？如果不去，却不是背叛齐国，而是背叛周王室。有人说：假如庄公当初自己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以再去赴桓公的盟会吗？回答说：他如果能自己杀了襄公，他自己就能做霸主，不用去跟随桓公，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件事就了结了。
邾子克去世
谢湜说：“邾国凭借周王的命令晋升为诸侯，所以记载爵位。”
鲁庄公十七年春，齐人抓获郑詹
谢湜说：“詹是郑国的执政大臣，郑伯听从齐国的命令，与齐国结盟了。结盟之后，齐侯怀疑郑国而抓获詹。齐侯违背了幽地的盟约，齐侯不用至诚的信义对待各国。霸主不足以服人之心，在这里可以看出。拘禁而不杀，称为‘执’。抓获他将要”
服之也。春秋之乱，诸侯擅作刑威，以强陵弱，而执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执人之臣者有之。凡执，《春秋》皆夺爵称人，以王法治之也。惟晋执曹伯归京师，执得其罪，故书『晋侯』。胡安国曰：『书『齐人执郑詹』，恶齐之词也。』郑既侵宋，又不朝齐，詹为执政，盖用事之臣也。其见执宜矣，而以恶齐何也？以责人之心责已则尽道；以爱已之心爱人，则尽仁。此《春秋》待齐之意也。」
译这是《春秋》所记载的事情。春秋时期的混乱，在于诸侯擅自制定刑罚和威势，以强凌弱，甚至有拘捕别国国君的情况；以上压下而拘捕别国臣子的情况也有。凡是拘捕，《春秋》都剥夺其爵位而称其为“人”，这是用天子的法度来治理他们。只有晋国拘捕曹伯并将其押回京师，因为拘捕得其所罪，所以史书称其为“晋侯”。胡安国说：“史书称‘齐人执郑詹’，这是谴责齐国的措辞。”郑国既然侵伐宋国，又不朝见齐国，郑詹作为执政，大概是掌权的臣子。他被拘捕是应当的，但为什么要谴责齐国呢？因为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就能尽到道义；用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就能尽到仁爱。这就是《春秋》对待齐国的用意。”
吕祖谦曰：「齐执郑詹，前年郑既服齐，今何故不朝？盖缘郑介于齐、楚之间，才朝齐，恐楚又来伐，所以不敢来朝齐。」
夏齐人殱于遂
谢湜曰：「齐人被杀，无遗故，曰殱。齐人戍遂，遂之四族怨齐者深，于是飨戍以酒，而尽杀之。春秋不以责遂，而归咎于齐者，以其祸由齐发也。书曰：『齐人殱于遂，罪其自取也。』纪侯去其国，自去也；郑弃其师，自弃也；梁亡，自亡也；齐人殱于遂，自殱也。其祸皆自为也。凡祸出于自为者，春秋上不以委命，下不以责人。」胡安国曰：「殱，尽也。齐灭遂，使人戍之。遂之余民饮戍者酒而杀之，齐人殱焉。」春秋书此者，见齐人灭遂，恃强陵弱，非伐罪吊民之师。遂人书灭，乃亡国之善词，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国余民能殱强齐之戍，则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虽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为强而不义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郑詹自齐逃来
程氏学曰：「郑詹自齐逃来，詹为郑卿，见执于齐，不能自辨以理取直，而归反如匹夫之逃，越来他国，斯可贱也。齐国强大，鲁与为邻，而受其逋逃，是亦取祸之道。」
谢湜曰：「詹以国卿见执，不能辩是非，明曲直，以解国忧。乃若匹夫避难奔逃，臣子事君，不可夺之节，扫地尽矣。春秋以逋窃待之，而谓之逃，贱之也。谷梁谓逃义曰逃，以詹义当死节而窃去也。力不足以胜人，久矣。以力刼人者，可以暂安，不可以久固；可以暂得，不可以久屈。故桓公威势非不盛也，其灭遂也，遂复殱齐；其执詹也，詹复逃鲁。」
胡安国曰：「谷梁子曰：『逃义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见执，若其有罪，虽死可也。傥曰无罪，苟见免焉，请从恵于防。使诸侯闻之，则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効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国，不亦可贱乎？』特书『逃』，以着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齐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鲁首叛盟，受其逋逃，亏信义矣。书『自齐逃来』，又以非鲁也。」
冬多麋
谢湜曰：「麋沴气所生，多则为害。凡沴气所生之物，皆害物。故和气致祥，乖气致异。」
胡安国曰：「麋，鲁所有也。多则为异，以其又害稼也。故书此，亦禹放龙蛇、周公逺犀象之意也。害稼则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济西。程颐曰：「备预不虞，武之善经也。戎来侵鲁，不书者，不知戎来；既去而公追于济西，其无武备甚矣，是危道也。」
谢湜曰：「冦去而逐之，曰追，不书『戎来侵』，不知也。戎潜兵入冦，其去也，觉而追之，备守不严甚矣，危国之道也。故子于《既济》，思患预防于《萃》，除戎器，戒不虞。」胡安国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书追戎，是不觉其来，已去而追之也。为国无武备，启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彻桑土，闲暇而明政刑。」
秋有▯冬十月
谢湜曰：「蜮，兽之为人害者也。蜮不宜有，有则为灾。冬多麋，夏戎至，秋有蜮，皆政事荒弛所致，故书。」
胡安国曰：「▯鲁所无也，故以有书。夫以含沙射人，其为物至微矣。鲁人察之以闻于朝，鲁史异之以书于防，何也？」山隂陆佃曰：「▯隂物也。是时庄公上不能防闲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阳淑消而隂慝长矣，此恶气之应，其説是也。然则箫韶作而鳯凰来仪，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书物象之应，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説作，正论消，小人长，善类退，天变动于上，地变动于下，禽兽将食人而不知惧也，亦昧于仲尼之意也。」
吕祖谦曰：「凡春秋书『有』，皆是本地素无，忽有焉，则书『如』，有蜚、有鸜鹆之类是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程颐曰：「鄄之防嫁女于陈，人结以其庶女媵之，因与齐、宋盟，挈之以往，结好大国，所以安国息民。乃以私事取怒大国，故深罪之。书其为媵而往盟，
译吕祖谦说：“齐国拘捕了郑国的詹，前年郑国已经臣服于齐国，如今为什么不来朝见？大概是因为郑国处于齐国和楚国之间，刚朝见齐国，恐怕楚国又会来攻打，所以不敢来朝见齐国。”
夏天，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
谢湜说：“齐国人被杀，没有遗留的缘故，称为‘殱’。齐国人驻守遂地，遂地四个氏族怨恨齐国很深，于是用酒宴请驻守的齐国人，把他们全部杀了。《春秋》不因此责备遂地，而把罪责归于齐国，是因为灾祸是由齐国引发的。《尚书》说：‘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这是罪有应得。’纪侯离开他的国家，是自己离开的；郑国抛弃他的军队，是自己抛弃的；梁国灭亡，是自己灭亡的；齐国人在遂地被杀尽，是自己招致的。他们的灾祸都是自己造成的。凡是灾祸出于自己造成的，《春秋》在上不认为这是天命，在下不因此责备他人。”胡安国说：“殱，是尽的意思。齐国灭掉遂地，派人驻守它。遂地剩余的百姓给驻守的人喝酒并杀了他们，齐国人被杀尽。”《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表明齐国人灭掉遂地，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不是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军队。遂地记载为“灭”，是亡国的好词，表示上下同心协力。凭着亡国剩余的百姓能够杀尽强大的齐国驻军，那么申包胥一个人就可以保全楚国，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人家也可以灭亡秦国，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足以作为强大却不义的警戒，而弱小者也可以反省自身而自立了。
秋天，郑国的詹从齐国逃来。
程氏学说：“郑国的詹从齐国逃来，詹是郑国的大夫，被齐国拘捕，不能通过辩白以理取直，反而像平民一样逃跑，越境来到他国，这是可鄙的。齐国强大，鲁国与它相邻，却收留它的逃犯，这也是招致灾祸的途径。”
谢湜说：“詹作为国家的大夫被拘捕，不能辩明是非，澄清曲直，以解除国家的忧患。反而像平民避难一样奔逃，臣子侍奉君主不可剥夺的气节，扫地而尽了。《春秋》用对待逃犯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为‘逃’，是轻视他。《谷梁传》说违背道义而逃跑叫‘逃’，因为詹应当为节义而死却偷偷离去。力量不足以战胜别人，已经很久了。依靠武力胁迫别人的人，可以暂时安定，不可以长久稳固；可以暂时获得，不可以长久屈服。所以齐桓公的威势不是不盛大，他灭掉遂地，遂地又杀尽了齐国人；他拘捕詹，詹又逃到鲁国。”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违背道义而逃跑叫逃。逃跑，是平民做的事。詹被拘捕，如果他有罪，即使死也可以。如果说无罪，如果得以幸免，请听从在防地的恩惠。让诸侯听到这件事，就不辱没君主的使命了。他不能以理自明，反而效仿平民的行为，逃跑苟且免死，越境在他国，不也可以轻视吗？’特别记载‘逃’，以彰显他幸免于难却不知命运的罪过。齐桓公开始称霸，在幽地结盟，而鲁国首先背叛盟约，收留他的逃犯，损害了信义。记载‘从齐国逃来’，又是批评鲁国。”
冬天，麋鹿很多。
谢湜说：“麋鹿是阴阳不和之气所生，多了就会为害。凡是阴阳不和之气所生的事物，都危害万物。所以和气带来吉祥，乖戾之气带来异常。”
胡安国说：“麋鹿，是鲁国所有的。多了就是异常，因为它又危害庄稼。所以记载这件事，也是大禹放逐龙蛇、周公远离犀象的意思。危害庄稼就会波及人类了。”
鲁僖公十八年春天，周王三月，发生日食。夏天，鲁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程颐说：“防备不测之事，是武备的良好准则。戎人来侵犯鲁国，不记载，是因为不知道戎人来；已经离去而鲁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武备严重不足，这是危险的做法。”
谢湜说：“敌人离去而追赶，叫‘追’，不记载‘戎人来侵犯’，是因为不知道。戎人潜兵入侵，他们离去时，发觉后去追赶，防守不严太严重了，这是使国家危险的做法。所以孔子在《既济》卦中，思考患难预防；在《萃》卦中，整顿兵器，戒备不测。”胡安国说：“这里没有说侵犯讨伐而记载追击戎人，是没有发觉他们来，已经离去而去追赶。治国没有武备，开启戎人的野心却不知道警戒，是危险的做法。《春秋》的意思，一定是未雨绸缪修缮房屋，闲暇时严明政令刑罚。”
秋天有蜮。冬天十月。
谢湜说：“蜮，是危害人的野兽。蜮不应当有，有了就是灾难。冬天麋鹿多，夏天戎人至，秋天有蜮，都是政事荒废松弛所致，所以记载。”
胡安国说：“蜮，是鲁国没有的，所以用‘有’来记载。那含沙射人的蜮，作为生物极其微小。鲁国人观察它并上报朝廷，鲁国史官认为异常而记载在防地，为什么呢？”山阴陆佃说：“蜮是阴物。这时庄公在上不能防范他的母亲，在下不能端正自身，阳气消退而阴气滋长了，这是恶气的感应，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箫韶》奏响而凤凰来仪，《春秋》完成而麒麟出现在野外，有什么奇怪的呢？《春秋》记载物象的感应，是想让君主谨慎对待所感应的东西。世道衰微，邪说兴起，正论消退，小人得势，善类退隐，天在上变动，地在下变动，禽兽将吃人而不知道恐惧，这也是不明白孔子的意思。”
吕祖谦说：“凡是《春秋》记载‘有’，都是本地原本没有，忽然有了，就记载‘有’，有蜚虫、有鸜鹆之类就是这样。”
鲁僖公十九年春天，周王正月。夏天，四月。秋天，公子结送陈国人的陪嫁女子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
程颐说：“鄄地防备嫁女给陈国，人结用他的庶女陪嫁，趁机与齐、宋结盟，带着她们前往，结交大国，用来安定国家、休养生息。却因私事招致大国的愤怒，所以深加谴责。记载他为了陪嫁而去结盟，
谢湜曰：「公子结非卿为遂事故，书名。以宗族之亲得用，故书公子。鄄，卫地，盟于鄄，三国相期也。先书于鄄，以见结本适陈，至鄄乃盟。陈人之妇，鲁女嫁为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与齐侯、宋公盟，国事也；媵于陈，结之事也。公子结专以君命出盟，其出也，因以私事媵妇于陈。然则结之出，以私事为重，以国事为轻；以媵陈人妇为重，以盟三国为轻。其忧国不若忧家之急也。故《春秋》首书「结媵陈人」，而继书「鄄盟」，为遂事，罪其不敬也。结于鄄、遂及三国盟，与祭公遂逆王后同意。
胡安国曰：媵贱，事陈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临乎礼之轻者也。齐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后，盟国之大事者也，大夫辄与焉，是以所轻当乎礼之重者也。礼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与人，冦之招也。是故结书公子而曰「媵陈人之妇」，讥其重以失已也。齐宋书爵而曰「遂」，讥其轻以失人也。「遂」者，专事之词。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谓本有此命，得以便宜从事，特不受专对之辞耳。若违命行私，虽有利国家、安社稷之功，使者当以矫制请罪，有司当以擅命论刑。何者？终不可以一时之利乱万世之法，是《春秋》之防也。
夫人姜氏如莒
谢湜曰：「如齐，已非礼；如莒，又甚矣。心不能安其室，故也。」
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谢湜曰：「公子结将命出盟，犹不足以解齐难，故三国伐我西鄙。」孙氏谓：「齐帅二国讨郑，詹然则鲁之所以得过于齐，以其受郑詹也。鲁与齐邻国，而受其逋逃，取祸之道也。」凡诸侯来伐，至国书「伐我」，不至国书「伐鄙」，过辱之事，圣人于鲁常婉其辞，父母之国，故也。胡安国曰：「奉词曰「伐」，其称人，将卑师少也。结方与二国盟，则其来伐我何也？齐桓始霸，责鲁不恭，所谓失已与人以招冦也。或以结能为鲁设免难之防，为齐、宋画讲好之计，身在境外而权其国家，为春秋子之故，称公子，非矣。」
春秋集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五
宋 李明复 撰
庄公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谢湜曰比年如莒甚之也
胡安国曰：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齐。至是，再如莒。而《春秋》书者，礼义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卫女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而不得，故《泉水》赋；许穆夫人闵卫之亡，思归唁其兄，而阻于义，故《载驰》作。圣人録于《国风》，以训后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逺于禽兽也。今夫人如齐，以宁其父母，而父母已终；以宁其兄弟，又义不得宗国，犹尔，而况如莒乎？妇人从人者也，夫死从子，而庄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闲其母，禁乱之所由生。故初防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齐师，又次防于防于谷，又次如齐，又再如莒。此以旧坊爲无所用而废之者也。是以至此极，观《春秋》所书之法，则知防闲之道矣。
夏齐大灾
程氏学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爲害者，亦曰灾。」谢湜曰：「火出爲害，乃天降灾于人，故火焚宫廪，皆曰灾。其爲灾大，故书『大灾』。」
秋七月冬齐人伐戎
谢湜曰：「戎为中国患久矣。合诸侯攘戎狄，使犬羊顺服，而中国安强，方伯之事也。桓公务广土地，服诸侯以强齐国而已，故灭谭，灭遂，以益封疆；伐宋，伐郳，伐郑，伐鲁，以振威力。至于荆入蔡，戎侵鲁，未尝以救难之师一过而问焉。乃至十年之久，然后起而伐戎，将何以服四夷、强中国哉！」《春秋》书「齐人伐戎」，而桓公讨戎之不力，由此见矣。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
胡安国曰：杜预称庄公四年郑伯遇于垂者，乃子仪也。按《春秋》突归于郑之后，出奔蔡，入于栎，皆以名书，犹系于爵，虽簒而实君，虽君而实簒，不没其实也。忽虽世子，其出奔犹不得称伯，以其实不能君也。况子
译谢湜说：“公子结并非因为擅自行动这件事而被记载名字，而是因为他以宗族亲属的身份得以任用，所以记载为‘公子’。鄄是卫国的土地，在鄄地结盟，是三国相约共同行事。先记载在鄄地，是为了表明公子结本意是前往陈国，到了鄄地才进行盟会。陈人的妇女，是指鲁国女子嫁作卿大夫之妻的，古代卿大夫之间也有陪嫁的习俗，所以这样记载。”与齐侯、宋公结盟，这是国家大事；陪嫁女子去陈国，这是公子结的私事。公子结擅自带着君主的命令出外结盟，他出国的原因，是因为借机处理私事，将女子陪嫁到陈国。那么公子结的出行，是以私事为重，以国事为轻；以陪嫁陈国女子为重，以三国结盟为轻。他担忧国家不如担忧家族那样急切。所以《春秋》首先记载“结陪嫁陈人”，接着记载“鄄地结盟”，作为擅自行动来记载，是谴责他不敬重国事。公子结在鄄地、遂地与三国结盟，这与祭公擅自迎接王后的情况相同。
胡安国说：“陪嫁女子地位低微，陈国之事细小，公子前往那里，这是把重要的身份降临在轻贱的礼仪上。齐侯是霸主，宋公是王族后裔，盟会是国家的大事，大夫却轻易参与，这是把轻贱的身份担当在重要的礼仪上。礼仪，是不失自己也不失他人；失了自己也失了他人，是招致寇盗的原因。所以公子结记载为‘公子’而说‘陪嫁陈人的妇女’，是讥讽他因看重私事而失了自己。齐、宋记载爵位而说‘遂’，是讥讽他们因轻视国事而失了他人。‘遂’，是擅自行事的词语。聘问的礼仪，大夫接受命令但不接受具体的言辞，出境后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情况，可以擅自决断，这是因为本来有此命令，得以根据情况灵活处理，只是不接受专门应对的言辞罢了。如果违背命令行私，即使有有利于国家、安定社稷的功劳，使者应当以假传圣旨请罪，有关部门应当以擅自专命论处刑罚。为什么呢？终究不能因为一时的利益扰乱万世的法度，这是《春秋》的防范之道。”
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谢湜说：“前往齐国，已经不合礼制；前往莒国，更加严重了。心里不能安守本分，所以这样。”
冬天，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谢湜说：“公子结奉命出外结盟，还不足以解除齐国的威胁，所以三国攻打我国西部边境。”孙氏说：“齐国率领两国讨伐郑国，詹是郑国的逃亡者，那么鲁国之所以得罪齐国，是因为收留了郑詹。鲁国与齐国是邻国，却收留逃亡者，这是招致祸患的途径。”凡是诸侯来攻打，到达国境记载“伐我”，没有到达国境记载“伐鄙”，对于侮辱之事，圣人对鲁国常常委婉其辞，因为这是父母之邦，所以这样。胡安国说：“奉辞说‘伐’，称‘人’，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公子结正与两国结盟，那么他们来攻打我国是为什么呢？齐桓公开始称霸，责备鲁国不恭敬，这就是所谓失了自己也失了他人从而招致寇盗。有人认为公子结能为鲁国设立免除灾难的防备，为齐、宋谋划讲和的计策，身在境外而权衡国家大事，因为他是春秋时子的缘故，称他为‘公子’，这是错误的。”
《春秋集义》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五
宋 李明复 撰
庄公
二十年春天，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前往莒国。
谢湜说：连年前往莒国，是强调其严重性。
胡安国说：十五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到现在，再次前往莒国。而《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礼义是天下最大的防范。它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就像防止水从源头涌出一样。卫国女子嫁到诸侯国，父母去世，思念归去却不得，所以作了《泉水》篇；许穆夫人哀怜卫国灭亡，思念归去吊唁她的兄长，却受阻于礼义，所以作了《载驰》篇。圣人收录在《国风》中，用来训诫后世，使人们知道男女之别，从而远离禽兽。现在夫人前往齐国，是为了安抚她的父母，但父母已经去世；为了安抚她的兄弟，又因礼义不得归附宗国，尚且如此，何况前往莒国呢？妇人是从属他人的，丈夫死后跟随儿子，而庄公失去了作为儿子的道义，不能防范约束他的母亲，禁止混乱产生的根源。所以起初在禚地设防，接着在祝丘享宴，接着前往齐军，接着在谷地设防，接着前往齐国，接着再次前往莒国。这是把旧的防范措施当作无用而废弃了。因此到了这种极端地步，观察《春秋》记载的方法，就知道防范约束的道理了。
夏天，齐国发生大火灾。
程氏学说：“人为的火，叫‘火’；天降的火，叫‘灾’。造成危害的，也叫‘灾’。”谢湜说：“火产生危害，是天降灾祸于人，所以火烧宫殿粮仓，都叫‘灾’。因为灾祸很大，所以记载‘大灾’。”
秋天七月，冬天，齐国人攻打戎族。
谢湜说：“戎族成为中国祸患很久了。联合诸侯驱逐戎狄，使犬羊顺服，从而使中国安定强盛，这是方伯的职责。桓公致力于扩大土地，使诸侯服从以强大齐国罢了，所以灭掉谭国，灭掉遂国，来增加封疆；攻打宋国，攻打郳国，攻打郑国，攻打鲁国，来振作威力。至于楚国入侵蔡国，戎族侵犯鲁国，不曾以救难的军队经过过问。直到十年之久，然后起兵攻打戎族，将凭什么使四方夷狄顺服、使中国强盛呢！”《春秋》记载“齐人伐戎”，桓公讨伐戎族的不尽力，由此可以看出。
二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胡安国说：杜预称庄公四年在垂地相遇的郑伯，是子仪。查考《春秋》，郑伯突回到郑国之后，出奔蔡国，进入栎地，都按名字记载，仍然系于爵位，虽然篡位但实际是君主，虽然是君主但实际是篡位，不掩盖事实。忽虽然是世子，他出奔还不能称伯，因为实际上不能为君。何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