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四十四

译就像齐桓公忘记了管仲射钩的仇恨而任用他，晋文公忘记了寺人披斩断衣袖的仇恨而任用他，不同时代却遵循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与齐桓公、晋文公暗中相合的地方。如果灵公完全不是无道之君，虽然凭借威势恶焰足以欺凌诸侯，怎么能够支撑十四年呢？正因为其中有一两件与贤明君主暗中相合的事，所以当时虽然以无道的方式行事，仍然能够支撑十几年。大体上，天下的正道，最不能片刻背离。比如穿封戌的事情固然值得称取，至于陈无宇在王宫抓捕人，在灵公暴虐的情况下，按理说必定要诛杀而不赦免，现在却宽恕释放并安抚遣返他。大概十件事中有一两件暗中相合，所以能够度过十四年。因此当时虽然以凶恶的威势和暴虐的气焰施加于天下，却没有导致灭亡，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如果专门依靠凶恶暴虐以无道的方式行事，就像州吁那样几个月就灭亡了。大体上，暴虐是不可依赖的，如果专门以无道行事，一定不能长久。历考篡位弑君的大致情况，那些能够支撑后世君主的，却说天道难以知晓，却不知道天道本来并不难知晓。

译楚公子弃疾杀死了公子比。

谢湜说：“公子比是楚国的逆臣，所以用‘杀’字而不是‘讨贼’的措辞来记载。弃疾与公子比是同恶相济的人。公子比已经占据国家、危害君主，弃疾又争夺君位，杀死了公子比。这两人叛逆相同，罪责均等，所以弃疾杀公子比，史书不给予‘讨贼’的名义。公子比是公子防的弟弟，弃疾是公子比的弟弟。弃疾和公子比都称‘公子’，是为了表明楚灵王的祸乱起于宗族内部。”

胡安国说：“弃疾立公子比为王，而自己担任司马，本来已经是公子比的臣子了。却又杀了他，那么史书应当记载为‘弃疾弑其君比’。但这里说‘杀公子比’，为什么呢？起初，子干从晋国回来，观从假借弃疾的命令召他，召来就来了；用坎牲加书的仪式强迫他结盟，他就盟了；率领四族众人让他进入楚国，他就入了；杀死太子禄而立他为王，他就当了王。弃疾在国中四处奔走呼喊，说众怒如水火般逼迫他自杀，他就自杀了。他的行动迟缓或迅速、去留生死，都是观从和国人所为，而公子比从未表示过同意或反对。怎么能算是弃疾的君主呢？然而，公子比是兄长；黑肱是弟弟；弃疾是最小的弟弟。立公子比为王，黑肱为令尹，弃疾为司马。这是国人按照长幼的顺序确立的，那么史书应当记载为‘楚人杀比’。但《春秋》改变措辞将罪责归于弃疾，是为了诛责他的本意在于讨伐公子比，而不是讨伐贼人。这就是衡量轻重的权衡、判断曲直的绳墨，心怀恶念的人也就无法隐藏他们的实情了。”

秋天，鲁公在平丘与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会盟。

程颐说：“楚弃疾即位，诸侯害怕他，所以共同结盟。鲁公没有参与结盟，是晋国自己推辞，不让鲁公参与结盟。虽然是想羞辱鲁公，但得以避免参与同盟的罪责，实际上是幸运的。”

谢湜说：“诸侯自从夷仪之会以来，懈怠废弃国政，不再出来会盟长达二十年。因此楚子欺凌暴虐中原，在防地杀害陈国使者，在防地杀害公子招，陈国杀害蔡侯，在防地任用蔡国世子，蔡国和楚国在防地遭遇危难。楚国大乱，公子们争夺君位。于是晋昭公假借周天子的命令，再次召集诸侯会盟于平丘，打算谋划对付楚国。平丘之盟，虽然没有讨平叛乱的功劳，但也足以振奋中原长久萎靡的士气。所以陈、蔡两国已断绝的封地，依靠这次会盟得以恢复国家。这次会盟，周天子的臣子也参与了，所以记载为‘同盟’。”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晋国建成虒祁宫，诸侯朝见后回去时都有异心。齐侯前往晋国朝见，宴饮时投壶，说：‘我投中这壶，就与晋君交替兴盛。’晋国人知道齐国也将有二心。叔向说：‘诸侯不可以不显示威势。’于是同时征召诸侯在邾南会盟治兵，战车四千乘，于是在平丘会合诸侯。当时，楚人暴横，欺凌蔑视中华，在宋国的会盟上，争夺晋国先歃血；及至虢地的会盟，仍然宣读旧日的盟书。于是召集诸侯举行申地之会，将赖国迁到鄢县，陈国灭掉了蔡国。这是敌国外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恐惧反省警戒的时候。国君应当倚重法家和直谏之士，以德行修治国政；臣下应当急于责难陈善，以礼义匡正君心。对内结夏盟，对外抵御寇乱，恢复悼公的功业。如果顾不上这些，现在却安然处于不争的状态，没有愤耻自强的志向，只崇尚装饰宫室台榭。等到诸侯都怀有二心，才想要显示威势征召会盟，用兵甲炫耀，不也太晚了吗？《春秋》的法度，是在未乱时制定治道，在未危时保卫国家，重视事先的耻辱，以苟且成事而不求合乎道义。因此深深厌恶这次会盟，如下文所贬斥的那样。明白其义理的人，然后才知道孔子作经，对于建造一台一囿、一宫室一门观，必定谨慎地记载，以重视民力。其消除祸乱、特重危局、固结人心的思虑，是很深远的。”

八月甲戌日，在平丘举行同盟。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晋国将要寻盟，齐国人不同意。叔向说：‘诸侯之间有间隙了，不可以不显示众威。’辛未日，治兵，建旗但不挥动。壬申日，再次挥动旗帜，诸侯害怕了。对鲁国推辞说：‘我国君有战车四千乘，即使以无道的方式使用，也必定令人畏惧。牛虽然瘦弱，但压在猪上面，猪也害怕不死。南蒯、子仲的忧患，怎么能抛弃呢？如果率领晋国的军队，趁他们两忧之间，有什么求取而不能成功的？请国君不要劳累，鲁国人听从命令。’甲戌日，在平丘举行同盟。史书之所以记载‘同盟’，是因为刘子参与结盟，共同畏惧楚国。会盟与结盟在同一地点，再次记载平丘，是因为记载的重要，词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美恶之分，显示行事深切明显，所以词语繁多而不删减。这次会盟，大概有人认为是善事，而我认为它是恶事。为什么呢？会盟虽然是衰世的事情，但有确定人伦大道的，有防备天子明令禁止的，有束牲不歃血，相互命令而信任自明的，有接纳斥候，禁止侵掠，诚心感化而不再叛乱的。其次还有以载书词命相互争约于大神，而不敢逾越的，则未曾听说。主持中原会盟，奉承齐国牺牲，却矜夸其威力，恐吓逼迫诸侯，又相信邾人的诉状，断绝兄弟之欢，求逞私愤，离间他们的忧患猜疑如此。会盟者流及战国，强众相互夸耀，恫吓疑惧，恣意欺凌暴虐，死者十之八九，积习所致，由来已久。《春秋》是礼义的大宗，曾认为这是善事吗？词语繁多而不删减，就是厌恶其竞力不道，作为后世的鉴戒。”

鲁公

译没有参与结盟。

胡安国说：“臣子对于君父，隐瞒其耻辱，这是礼制。十二国在平丘会盟，鲁公独自被拒绝，不能参与结盟，这确实是可耻的。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件事而不加以隐瞒呢？晋国主持这次会盟，德行不兴盛，却夸耀武力的威严，肆意使用胁迫的手段，用诸侯去要挟天子的老臣，并且歃血立誓，让中原各国与荆蛮篡位的主君同等对待，结盟时没有礼义、忠信、诚恳的心意，而是用威势和诈术来治理。具备这五种不义的行为，能够不参与，是幸运的事。圣人修撰《春秋》，凡是鲁君可耻的事，必定为之隐瞒。到了防地沙随，鲁公不能相见；在平丘会盟，鲁公不能参与。按照常人的情感，必定深深沮丧，认为是受辱了。孔子阐明其中的缘故，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晋国威严，也不能企及。他们凭借威势，我们凭借道理；他们凭借权势，我们凭借道义。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直接记载这件事，向后世展示立身处世的原则。其垂示训诫的作用，是很大的。”

译晋国人抓获季孙意如，押解回国。

胡安国说：“史书称‘人’来执行抓捕，这不是符合霸主法度的讨伐。自从鲁文公以来，公室势力微弱，三桓专权鲁国，而季氏是罪魁祸首。季孙宿和季孙意如尤其强横逼迫，鲁昭公元年攻打莒国争夺郓地，十年又攻打莒国夺取郓地，将鲁国国土分割以扩充自家势力，让国君和百姓依附于私家生存，这种不臣属的行为太严重了，为什么说这不是霸主法度的讨伐呢？晋国人如果根据邾国、莒国的控诉，查明事实真相，追究南蒯、子仲叛逃的原因，向诸侯宣告，以其罪行逮捕他，向天子请示，以大义废黜他，在鲁国卿大夫中选拔人才，取代意如的职位，收回私邑归公室所有，使政令归于国君，三桓臣服顺从，那么方伯的职责就修明了。如今鲁国与邾国交好，也不早晚攻打莒国，而郓、郠两地的事，又不是鲁昭公的本意，仅仅因为邾国、莒国说：‘我们不恭敬，是鲁国的缘故’，就推辞鲁君而逮捕意如，这是意在财货，而不责备其没有君臣大义，怎么能算是霸主法度的讨伐呢？称‘人’来逮捕，是晋国的苟且。”

鲁昭公从防地回国。

谢湜说：“平丘的盟会，晋侯因为邾国、莒国的控诉，责备鲁昭公不被立为国君，所以不让他参加盟会；因为季氏专权，所以逮捕他回国。盟会诸侯，是为了协调各国关系。在盟会上使别人的国君受屈，逮捕别人的臣子，这不是主持盟会应有的道义。晋昭公不值得共事，在这里可以看出。招致怨恨的人不能远离祸患，出盟会诸侯而国君受屈，臣子被逮捕，这是积怨所致。鲁国人不知考虑祸患，在这里可以看出。晋国责备鲁国不参加盟会，而史书写‘公不与盟’，是用委婉的辞令为他避讳。”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程氏学说：“十三年，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楚国灭亡陈、蔡，到这里又恢复了它们。圣人用王法来治理。大概陈、蔡是先王建立的国家，不是楚国可以灭亡的，也不是楚国可以恢复的。所以书写爵位和‘归’，是说两国的继承人本来就有这个位置，国家本来就应该归还。两位君主的名字，是因为他们以前不是诸侯，到这里才开始即位。”

谢湜说：“楚平王即位，封立陈、蔡而恢复它们，是为了收买人心。陈、蔡是先王所封的国家，不是楚国可以恢复的。所以隐太子的儿子在蔡即位，悼太子的儿子在陈即位。书写爵位、书写‘归’，是为了表明位置是他们的，国家是他们的，以纠正楚人的罪行。两位继承人以前不是诸侯，到这里才开始即位，所以书写名字，就像卫国人在晋国立君，书写名字一样。”

胡安国说：“楚灵王将六个小国迁徙到荆山，又灭亡陈、蔡而设为县。等到弃疾即位，恢复那些被迁徙的国家，封立蔡国和陈国。隐太子有儿子，子庐回到蔡国；悼世子偃师的儿子吴回到陈国。说‘归’，是顺应的辞令。陈、蔡以前都被灭亡了，不称‘复归’，是不承认楚灵王有权灭亡它们。称‘归于’，是说国家本来就应该归还。庐和吴都是亡世子的儿子，而弃疾封立他们，可以说是有奉承了。不说‘自楚’，是不承认楚子有权封立他们。称‘侯’，是说爵位是他们本来固有的。陈，是列圣的后代；蔡，是王室的后代，被楚灵王灭亡，而诸侯不能救援；被弃疾恢复封立，而诸侯不能参与。因此楚人控制中原各国。圣人对此非常恐惧，大概有不得已的原因。制定《春秋》作为后世的法则，大要都是天子的事。其义理是以公天下为心，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不同于自私其身，想要独占拥有的人。所以书法如此，为天下国家而不封建，想要实现先王的治理就难了。”

冬十月，安葬蔡灵公。

谢湜说：“庐回国而国家恢复，国家恢复而在此安葬灵公，安定了吗？所以书写安葬。”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才返回。

谢湜说：晋国人拒绝了他，才返回。

吴国灭亡州来。

谢湜说：州来是附庸国。

十四年春，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季孙还在晋国，子服惠伯私下对中行穆子说：‘鲁国侍奉晋国，为什么还不如夷狄的小国？土地还大，所命令的能具备，而不是不能救援。蔡国被夷狄逮捕，是亲族的悔恨。’那么晋人的喜怒都以利为准则，他们的劝勉和阻止都以利为行动，违背道义太严重了。所以平丘的盟会，深深加以贬斥。从此以后，诸侯不再会合二十多年，到了召陵，又因贿赂败坏了十八个国家的诸侯，而书写‘侵楚’来讥讽他。于是晋国日益衰落，外离内叛，不再振作了。利能败坏人国家，竟然如此，这是《春秋》的深切警戒。”

三月，曹伯滕去世。夏四月，秋，安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去世。胡安国说：“‘卒’，是从外部记录的人。莒国人来报丧，所以鲁史书写他的去世和安葬。从内部记录的人，鲁国人不去，所以缺漏。”自从昭公以来，即使是薛、杞这样的微国，没有不前往参加葬礼的，为什么唯独对莒国不去呢？当时，意如专政，而莒国曾经向方伯控告他争夺郓地、夺取郠地的罪行而被逮捕。因此愤怒莒国，所以唯独不去参加他的葬礼。怨恨不抛弃道义，厌恶不忘亲情，愤怒不废弃礼仪。在桓公时，虽然与卫国作战，但宣公去世就前往安葬，不因私事断绝吉凶、庆吊往来、施报的常礼。由此可以看出意如的专横了。像意如这样的人，傲慢狠毒，修怨，敢施加于昭公和莒子。等到他在晋国，听说拆除馆舍

译西河，便恐惧逃归，这像什么样子呢？小人不讲礼义，喜怒哀乐、勇敢怯懦都不合乎法度，都是这样的。如果不疏远他们，难道还能治理好国家吗？

译冬天，莒国杀死了他们的公子意恢。

十五年春天，周王正月，吴国国君夷末去世。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舞乐人员已经入场，叔弓去世，于是撤去音乐，完成了祭祀仪式。

程氏学说：“礼书上说：‘卫国有一位大史叫柳庄，生了重病，卫公说：‘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正值祭祀，也必须报告。’那么，在祭祀时卿大夫去世，是不应当报告的。如果报告了，就不能完成祭祀，礼仪也就无法成就了。宗庙的祭祀，只要竭尽诚敬就可以了。因为听到臣佐的丧事，而导致祭祀无法完成，这难道是合乎礼的吗？况且舞乐人员已经入场了，至于不得已而撤去音乐、完成祭祀，都是因为报告了丧事的原因。所以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表示讥讽。”

谢湜说：“舞乐人员入场，叔弓去世，国君在宗庙祭祀。羽舞乐器已经陈列，因为叔弓的丧事而向国君报告。撤去音乐完成祭祀，是因为国君听到丧事，不能以音乐结束祭祀。宗庙的祭祀，只有真诚才能竭尽敬意，只有敬意才能竭尽礼仪。听到卿大夫的丧事，就会因哀伤而心意不专，礼仪就无法完成。在武宫不得已撤去音乐完成祭祀，是因为叔弓入内报告丧事的原因。古代祭祀时不报告丧事，祭祀时报告丧事，是不合礼的。卫国柳庄病重，卫公说：‘他是国家的重臣。’病情危急，即使正值祭祀，也必须报告。那么，祭祀时报告丧事，不是古礼。这是卫国人的变礼。祭祀是重大的事情，报告丧事就会使国家的重大事情被废弃。史书记载‘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是为了彰显其失礼。礼仪，是根据人情而制定的节制。后世的国君与卿大夫的关系不同了。那么，祭祀时报告丧事，只有国君去世才可以。胡安国说：左传记载：‘在武宫举行禘祭，叔弓主持事务，舞乐人员入场时他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在宗庙祭祀，听到大夫的丧事，就撤去音乐而祭祀可以吗？查考曾子问：‘国君在祭祀时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孔子详细地告诉了他，但没有涉及大臣的情况。由此可知，祭祀时撤去音乐是不可以的，在宗庙祭祀，遭遇大夫的变故，就报告可以吗？查考礼制，卫国大史柳庄病重，国君说：‘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正值祭祀，也必须报告。’由此可知，祭祀时报告丧事是不可以的。礼仪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了，大夫有变故而不报告，对内可以在宗庙竭尽诚敬之心，对外可以保全对大臣的隐忍之意，这是两全其美的。那么，在宗庙祭祀，大臣主持事务，舞乐人员入场时他在原地去世，该怎么办？礼制虽然未曾有过，可以根据道义来决定。在宗庙祭祀，大臣主持事务，舞乐人员入场时他在原地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是可以的。推想先祖的心意，看到大臣去世，必定听到音乐也不会快乐。推想孝子的心意，看着已经摆设好的祭品，必定不忍心轻易撤去，所以撤去音乐而完成祭祀，是可以的。宗庙合乎礼制的常事不记载，如果认为可以，那么《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这是记载礼制的变通而记载的。”

夏天，蔡国大夫朝吴出逃到郑国。

谢湜说：“朝吴，是蔡国大夫公子比的党羽，参与公子弃疾的动乱，都是朝吴策划的。主持动乱国家的臣子，难以安于其君主，所以朝吴不能保住他的职位，出逃了。”

胡安国说：“朝吴是蔡国的忠臣，虽然不能保全蔡国，但能恢复蔡国，他跟随弃疾，是认为蔡国被灭后弃疾一定能封给他土地。弃疾因为他忠于旧君而信任他，让他居住在旧国，可以说是知道信任人了。那么为什么要出逃呢？是因为费无极嫉妒他的宠信。费无极是楚国的谗佞之人，他排挤朝吴，驱逐蔡侯，杀害太子建和连尹奢，屏蔽楚王的耳目，使楚王不聪明，最终导致吴军攻入郢都，侮辱到宗庙。谗佞之人作乱，能不畏惧吗？治理国家有九条常道，而尊重贤人是首要的；劝勉贤人有四件事，而去除谗言是首要的。记载朝吴出逃，吴军攻入郢都的征兆就显现了。然而朝吴身处旧国，处于危险猜疑之地，如果有进谗言的人，楚王就不能不动心。如果能以忠信自任，而杜绝谗谄的阴谋，那就好了。但费无极却对他说：‘你也年长了，却处在低位，这是耻辱。我想为你请求，用名利牵累他的心，而他却没有察觉，不智也太严重了。’所以特别记载他的出逃，以归罪于吴国作为后来的警戒。”

六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秋天，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胡安国说：“晋国灭掉潞氏、甲氏以及再次讨伐鲜虞，都用大夫作为主将，但有时称‘人’，有时称‘国’，有时称他们的名字和姓氏，为什么呢？以灭绝为目的，而没有怜悯之意，就称‘人’；见利忘义，用凶狠欺诈的手段行事，就称‘国’；以正规军队攻打敌人，而不接纳叛臣，就称名字和姓氏。称名字和姓氏，不是褒奖，只是免于贬斥罢了。而《春秋》用兵抵御狄人的方略，都体现出来了。”

吕祖谦说：“晋国到这个时候，多次讨伐鲜虞，为什么呢？大概当时晋国公室衰微，而大夫各自经营家业，大多去讨伐他国，以占有土地。”

冬天，鲁君前往晋国。

谢湜说：“虽然到了黄河就返回了，虽然没有参与盟会，但还是前往晋国，是因为有危难的原因。”

十六年春天，齐侯讨伐徐国。楚子诱骗戎蛮子，杀死了他。

程氏学说：“春秋时代，强凌弱，众暴寡，所以杀害诸侯的人有了。而楚国依仗其诈伪，又诱骗杀害别人的国君两次。昭公十一年，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死了他，以及这次就是。天下无王的严重啊，楚国的无道啊。”

谢湜说：“诱骗蔡侯般杀死了他。这是楚灵王的狄人行为。诱骗戎蛮子杀死了他。这是楚平王的狄人行为。楚平王杀戎蛮子不称其名，是因为用诈术诱骗相杀

译这是楚国的习俗常态。用欺诈手段杀害外族之人，不记录其名，是为了彰显这种常态。因为这种行为，彼此都是一样的。那么，记录名字，是为了在前文彰显其罪恶；不记录弃疾的名字，是为了在后文彰显其常态。彰显其罪恶，是为了明确应当断绝的关系；彰显其常态，是为了明确应当轻视的对象。

译胡安国说：“楚子诱杀蛮氏，这是一件事；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是为了防止想要消灭中原国家而弃疾讨伐蛮氏，谨慎地辨别内外之别。蔡侯与蛮子被杀，这是一件事；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是因为蔡般弑杀父亲与国君，蛮氏混乱而没有实质，他们罪行的轻重，也是有差别的。”

吕祖谦说：“晋国到了昭公以后，诸侯各自为政，不再听从霸主的命令，所以齐国和楚国在中原地区交战。等到齐侯讨伐徐国，徐国人求和，用甲父之鼎作为贿赂，叔孙昭子详细陈述了诸侯没有霸主的危害。鲁庄公以前，那时霸主尚未兴起；自昭公以后，霸权已经丧失。在霸主尚未兴起以前，像鲁、卫、宋、郑等国互相侵伐，无所顾忌。自从齐桓公称霸，晋文公继起，才有所统辖。一百多年间，败坏王法，灭亡小国，虽然说是侵夺天子的权力，挟持诸侯去讨伐诸侯，其罪行固然很多；然而一时维持中夏，使诸侯有所畏惧，遵守王法，也不无帮助。等到霸权丧失之后，晋文公去世，昭公即位，天下没有霸主。齐国讨伐徐国，楚国夺取蛮氏，肆意横行无所忌惮，甚至于吴、越进入中原，防备有成而返回，没有人能抵抗他们。当时的诸侯大夫感慨地反思有霸主的时候。从此以后，内外没有区别，吴、楚、齐、越互相交战，中夏衰落，到了战国时期，最终导致强弱互相吞并。成周所分封的一千七百个国家，所存的仅七八百个国家，都被强大的诸侯所吞并。如果论败坏王法，灭亡小国，挟持诸侯去讨伐诸侯，其罪行固然很多，几乎先王的政令扫地无余，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到了这个时候，反观霸主维持的功劳，虽然一时僭越王法，但只是霸主一个国家而已，天下诸侯不敢肆意妄为，不至于像战国那样严重。霸主的功劳不可厚诬，所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劳而认为‘如其仁，如其仁’，分明是这样的。当时管仲虽然有此功劳，不是孔子不能知晓。从后世看来，认为戎狄自强弱如此，后来像刘、石弄兵，怀愍之时，中国天子反而被刘曜驱赶，青衣行酒，使当时有管仲，决不至于此。以此知道孔子称赞管仲，是深知管仲的功劳如此。”

夏，鲁昭公从晋国回来。

胡安国说：“《左传》说：‘公如晋，平丘之防，故也。’到这时才回来，是因为晋人扣留了昭公，史书不记载，是避讳。昭公多次朝见晋国，三次到达黄河边而不能进入，两次见到晋侯，又想要讨伐他的罪过而停止。他的困辱也很严重了。《易经》中的《困》卦说：‘困，亨者，因困穷而致亨也。’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正是愤悱自强的时候，而夏少康、卫文公、越勾践、燕昭王四位君子，由此选拔。现在昭公安于危辱，没有激昂勉励的志向，就是所谓的自暴自弃，不可与有为，而人也不告诉他，不也很可悲吗？避讳而不记载，是深贬他。”

秋，八月，己亥，晋昭公夷去世。九月，大雩。季孙意如到晋国。冬，十月，安葬晋昭公。

十七年春，小邾子来朝见。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秋，郯子来朝见。八月，晋荀吴率领军队灭亡陆浑之戎。

谢湜说：陆浑戎散居在伊雒之川。

胡安国说：“林父对于潞氏，士防对于甲氏，荀吴对于陆浑戎，都是灭亡他们。而林父、士防称人，荀吴举其名氏，为什么呢？晋国为盟主，陆浑之戎接近王室，而纵容他们杂处，就不是尊周室、别内外的义理。与辟土服远以图强霸则不同了。然而举其名氏，不是褒词，只是才得无贬罢了。那么穷兵于远，虚内事外者可知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谢湜说：“孛是非常星，所以书有星。其星赤光悖逆，当大辰之次，所以书孛于大辰。”

胡安国说：大辰，心也。心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后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适庶将分争也。后五年，景王崩，王室乱，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历数载而后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东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当是时，吴人僭乱，凭陵上国，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其戾气所感，固将壅吴而降之罚也。故气祲所指，在于东方，假手越人，吴国遂灭。天之示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吴战于长岸。

谢湜说：“吴潜兵入楚，故二国战于长岸，胜败不分，故不书败。吴不称人，狄之也。”

胡安国说：“言战不言败，胜负敌也。楚地五千里，带甲数十万，战胜诸侯，威服天下，本非吴敌也。惟不能去谗贱货，使费无极以谗胜囊瓦，以货行而策士奇才为敌国用，故日以侵削。至鸡父之师，亡国”

译都失败了；在柏举之战中，国家破败，国君出逃，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吴国日益强盛，而楚国却日益削弱。因此，治理国家，一定要以得到贤才为根本，鼓励贤才一定要以去除谗言、轻视财货为先。如果不这样，即使拥有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百姓，也是不足以依赖的。考察他所记载的内容，国家根本与枝节、强盛与衰弱的缘由，作为后世的警戒，是非常明显的。

译鲁僖公十八年春天，周历三月，曹国国君曹伯须去世。夏天五月壬午日，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发生火灾。

谢湜说：“因为天火波及，所以四个国家在同一天发生火灾。”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郑国发生火灾，子产在事发时有所防备。至于记载焚烧房屋而放宽赋税，提供木材，哭丧三天，国内停止集市，派遣使者向诸侯通报，宋国、卫国都这样做，陈国不救火，许国不吊唁灾祸。君子由此知道陈国、许国会先灭亡。”起初，禆灶对子产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将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我用瓘斝玉瓉祭祀，郑国必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没有给他。等到郑国已经发生火灾，禆灶说：“不采用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郑国人请求使用这些玉器，子产不答应，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怎么知道的呢？后来郑国果然没有再发生火灾。禆灶所说的，大概是根据天象推演，并非虚妄。而郑国不再发生火灾，是因为子产主持国政，正施行善政，这是以德行消除灾变的验证。由此可知吉凶祸福，本来有可以转移的道理，古人之所以先讲人事，而后才谈论天命。

六月，邾国人侵入鄅国。

谢湜说：“鄅国是妘姓的国家。”

秋天，安葬曹平公。冬天，许国迁都到白羽。

谢湜说：“许国又从夷地迁到白羽。”

鲁僖公十九年春天，宋国国君攻打邾国。

谢湜说：“因为邾国人侵入鄅国，所以宋国攻打邾国。”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宋国国君攻打邾国，包围虫邑，夺取了它，但《春秋》不记载包围和夺取，为什么呢？起初，郑国人借给邾国稻谷，邾国人袭击鄅国，把鄅国人全部俘虏。鄅国国君说：‘我没有回去的地方了。’带着家眷投奔邾国。邾国国君归还了他的夫人，而留住了他的女儿，夫人是宋国向戌的女儿。所以向宁请求出兵，包围虫邑，夺取了它，全部归还鄅国的俘虏。这就是所谓声讨罪过、执行正义的军队，归还鄅国俘虏，是出于善意。所以记载攻打邾国，而宽恕其夺取城邑的罪过。这也是赞扬善行长久、贬斥恶行短暂的原则。”

夏天五月戊辰日，许国世子止杀害了他的国君许悼公买。

程颐语录：有人问赵盾杀害国君晋灵公夷皋，许世子止杀害国君许悼公买，回答说：都遵循同样的说法。

谢湜说：“许悼公患疟疾，世子止因为进药失误，悼公喝了药而死。《春秋》推究情由定罪，于是加上弑君的大恶，是因为悼公的死是由世子止造成的缘故。臣子侍奉君主，儿子侍奉父亲，内心所应当恭敬谨慎的。药物关系到生死，一旦违背伦理，那么君主父亲就会因此受害了。臣子尤其应当极尽恭敬谨慎。因此臣子供养君主，儿子供养父亲，即使是过失，法律也不容许，希望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那么许止因为药物不慎，而《春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置他，是为了要求臣子极尽恭敬谨慎。对于君主父亲，即使是药封标签错误，也是大不敬，这大概符合《春秋》恭敬谨慎的微妙意旨了。”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许悼公患疟疾，戊辰日喝了世子止的药而死，记载说“弑杀国君的是止，因为没有尝药”。古代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不服用他的药。孔子所谨慎的有三件事，疾病是其中之一。季康子赠送药，孔子说：“我不了解，不敢尝。”恭敬谨慎自身就是这样，而对于君主父亲可以忽视吗？君主有病喝药，臣子先尝；父亲有病喝药，儿子先尝。这是说要谨慎。止不选择医生而轻率用药，药没有先尝就错误地进给君主，这是有忽视君主父亲之心而不谨慎了。从小人的情理推测，世子弑君，是想尽快得到君位，而止没有这种心，所以说：“我和那个弑君的人不占据那个位置。”哭泣喝稀粥，喉咙容不下一粒米，不到一年就死了，没有这种心，所以被加上大恶罪名而不接受。从君子的角度听之，止不尝药，是忽视君主父亲的尊贵而不谨慎。而止有这种心，忽视君主父亲的尊贵而不谨慎，这是篡位弑君的萌芽，坚冰形成的渐变，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有这种心，所以加上大恶罪名而不能推辞。记载“许世子止弑君”，是除恶于细微之处的意思。而有的人却认为持刀杀人，与不亲自进药，以及进药而不尝，这三种罪应当区别对待，怀疑三传的说法，那就错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人都能写《春秋》，哪里还需要圣人的笔呢？墨翟兼爱，难道他没有父亲吗？杨朱为我，难道他没有君主吗？孟子辩驳并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禽兽，逼迫人将互相残食，后世推明他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没有讥讽他过错的。知道这个说法，就知道止不尝药，《春秋》认为是弑君的意思了。

己夘日发生地震。秋天，齐国高傒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冬天，安葬许悼公。

程颐说：“蔡般、许止情况可疑，所以记载安葬。”

谢湜说：“《春秋》贼人没有被讨伐，不记载安葬。许悼公记载安葬，是因为许止不是弑君。因为他进药不慎，害及君主父亲，而加上弑君的罪名。那么悼公记载弑君，是为了诛罚许止的不孝。悼公记载安葬，是为了表明许止没有害及君主父亲的心。由此看来，蔡世子对于景公，前面记载弑君，后面记载安葬，事情大概与许世子类似。”

胡安国说：为什么记载安葬？《谷梁传》说：不让止成为弑父的人。它的说法是：儿子出生后，不能避免水火之灾，是母亲的罪过。到了成童之年，不拜师学习，是父亲的罪过。拜师学习没有方法，心志不通，是自身的罪过。心志已经通达，而名誉不显，是朋友的罪过。名誉已经显扬，有司不举荐，是有司的罪过。有司举荐，王者不任用，是王者的

译这是他的过错。也许世子止不知道尝药，连累了许国国君。观止自责，可以说具有超越常人的品质了。然而却因弑君之罪获罪，这是身为臣子却不明白《春秋》大义的人。古时候太子从刚出生起，就按照礼仪来对待他，官员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去见他，经过南郊和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走。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对他的教育就已经有了整齐严肃、恭敬谨慎的端倪，这正是《春秋》教导臣子，在细微处消除邪恶，在早年间积累善行的用意。

译鲁昭公二十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曹国的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

谢湜说：“鄸是公孙防所治理的城邑，从鄸地出逃到宋国，是凭借鄸地的力量，背叛国家而逃跑。”

胡安国说：“出逃的记载中从来说‘自’，这里说‘自’，是为什么呢？”刘敞说：“这是等待放逐。古代大夫有罪，在国境等待放逐三年，国君赐给他玉环就回来，赐给他玉玦就离开。越过国境就设立位次，面向国家哭泣，穿着素色衣裳帽子，不向人辩解说自己无罪。这是离开国家的礼仪。曹国没有大夫，称他为公孙是认为他贤德。等待放逐却跟随出逃，是臣子的常礼，免于贬责就够了，为什么认为他贤德？是因为他是公子喜时的后代而认为他贤德。喜时是曹国的社稷支柱，公子能够把国家让给他人，不谋求成为诸侯，这就是所谓的子臧。《春秋》的道义，褒扬善行是长久的，厌恶恶行是短暂的。褒扬善行惠及子孙，厌恶恶行只限于本人。因为他是贤者的后代，如果值得褒扬，就提升他。这是《舜典》中‘惩罚不及后代，奖赏延及后世’的意思。后世议论的人有请求录用贤者同类功臣后代的，大概是懂得了《春秋》的深意。”

秋季，强盗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

谢湜说：“兄弟是人世间最亲近的关系。国君的哥哥被强盗杀死，那么卫灵公对待亲人不厚道，查察奸邪不严格，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左传》认为是齐豹杀死的。齐豹担任卫国司寇，是守嗣大夫，史书称他为强盗，就是所谓追求名声而没有得到的人。如果使自身陷入艰难，以危险威胁大人，而有名声显著，攻难之士，将奔走之臣，我认为孔子书写判定此案，罪责在宗鲁。宗鲁是孟絷的车右。按照法度应当记载为强盗，不是追求名声而没有得到的人。天下哪有想要追求危险威胁大人的恶名，而圣人又吝惜这个名声而不给予的呢？然而齐豹首先谋划作乱，宗鲁虽然参与行事，又以身死之。现在却释放齐豹不诛杀，而把罪责归于宗鲁，不也是偏颇吗？回答说：齐豹的不义，人人都知道。如果宗鲁想要侍奉齐豹而死于公孟，大概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过。所以琴张听说他死了，将要前往吊唁。孔子说：“齐豹是强盗，孟絷是贼，你吊唁什么呢？”不是圣人忽略饮食，奸邪接受动乱，大概是不义犯非礼的罪过，记载于《春秋》，那么齐豹所豢养的强盗，孟絷所见杀的贼，他们的大恶就隐藏了。

冬季十月，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出逃到陈国。

谢湜说：“宋元公失去了驾驭臣下的道理，所以三位卿大夫构结祸乱，出逃。”

十有一月辛夘日，蔡侯庐去世。

鲁昭公二十一年春季，周历三月，安葬蔡平公。夏季，晋侯派遣士鞅来聘问。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

谢湜说：“华亥、向宁进入宋国，不仅仅是谋求恢复职位而已。占据南里，与国君为敌，所以记载为叛乱国内依附。跟随的人众多，所以进入宋国。南里，华亥、向宁在宋国权重已久。三位卿大夫虽然因大罪出逃，但是华氏盘踞要职的人都在费地，遂担任大司马，防担任少司马，多僚担任卿士，都是华氏的内应。华亥、向宁出逃时，上面没有讨伐贼人的军队，下面有援助贼人的党羽，想要使出逃的人不再作乱，很难了。这就是三位卿大夫在腹心之地争斗的原因。”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起初宋元公没有信用且多私心，而厌恶华亥、向宁三位大夫，谋划说：‘死亡比活着更好’，先诱骗众公子杀死他们。国君到华氏家请求，华氏不答应，于是胁迫国君，夺取太子和他的同母弟弟作为人质。国君愤怒攻打他们，华亥、向宁出逃到陈国。到了这时，进入南里发动叛乱。凡是记载叛乱，有进入戚地而不说卫国的，有进入朝歌而不说晋国的，有进入萧地而不说宋国的，这里唯独称宋国南里为什么呢？戚地与朝歌以及萧地，都是他们所食邑的私邑。至于南里，则是宋国城内的里名。传文称华氏居住在庐门南里发动叛乱，而宋国修筑旧鄘及桑林门来防守，这是华氏与宋国分国而居了。所以他们进入和出逃，都以南里系属。宋国以深重的罪名叛乱臣子，逼迫胁迫其国君，这是极其严重的言辞。”

秋季七月壬午日初一，发生日食。八月乙亥日，叔辙去世。冬季，蔡侯朱出逃到楚国。

谢湜说：“《左传》认为费无极以楚国胁迫蔡国人，使朱出逃而立平公的弟弟，执掌国政。”

鲁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就返回了。

谢湜说：晋国人以鼓地叛乱的借口辞退鲁公，所以返回。

《春秋集义》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十五

宋 李明复 撰

昭公

二十二年春季，齐侯攻打莒国。

谢湜说：“齐国的高发攻打莒国，莒国未归服，所以齐侯攻打莒国。”

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

谢湜说：“记载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是罪责宋国不能讨伐贼人。三位卿大夫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现在又从宋国南里出逃到楚国，逆臣暴横得很厉害。”彰显逆臣暴横，责备宋国没有臣子。

胡安国说：“华亥、向宁诱杀众公子，又胁迫其国君，夺取太子和同母弟弟作为人质，又借吴国、楚国作为外援，进入占据国都发动叛乱，这是必诛不赦的罪过。宋国应当竭力必定讨伐他们，在国内诸侯应当同心必定救援他们于外。楚子应当拘捕叛臣的使者而在边境诛杀他们。现在楚国人释放国君而帮助臣子，诸侯的戍守懈怠于救援患难，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