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十二

译罢了。两位国君相见，在宗庙中举行飨礼，这是合乎礼制的。祭祀用的牺尊和象尊不拿出宫门，美好的音乐不在野外演奏。如果不是两位国君相见，却又离开自己的国家去飨宴诸侯，这就太过分了。」

译三月，纪伯姒去世。

程颐说：“伯姒去世，纪国就灭亡了。鲁国作为纪国的姻亲之国，反而让齐侯去安葬她。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谴责鲁国。这就是所谓文字记载在这里，而义理体现在那里的情况。有人问：齐侯逼迫驱逐纪侯，夺取了他的国家，却安葬他的妻子，义理难道在这里吗？回答说：齐侯的罪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已经知道了。至于鲁国的罪过，则是圣人用来明确防范的。”

谢湜说：“以前的儒者认为诸侯对于为期一年的丧事没有服丧之礼，只有诸侯夫人对出嫁的女儿服大功之丧。所以纪伯姒记载为‘卒’，礼制是为了防范情感而设立的规范。有这种情感，丧服制度就由此产生，哪里有尊卑的区别呢？礼制规定为期一年的丧事，大夫三个月不处理政务；天子诸侯按日视朝，就没有三个月废弃政务的礼制。所以说：‘为期一年的丧事，其规范通达到大夫；为期三年的丧事，其规范通达到天于。’礼制的文辞不同，仅此而已。以前的儒者因此认为诸侯对于为期一年的丧事没有服丧之礼，这是错误的。礼制规定宗族有罪，按照其伦常关系不为之服丧；那么宗族无罪的人，诸侯都为之服丧。记载纪伯姒去世，那么嫁给公子、大夫的内女，而诸侯不为之服丧的，其过失就显现了。”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会。

胡安国说：“苏辙说：‘郑伯是子仪。桓公十五年记载“突逃奔蔡国”，“忽回到郑国”，这年九月，突进入栎邑。十七年，高渠弥杀害忽，立子亹。十八年，齐襄公杀死子亹，郑国人立子仪。庄公十四年，突派傅瑕杀死子仪并进入郑国，那么在垂地相会的就是子仪。那么郑国有两位君主可以吗？’《春秋》有一国两位君主的情况，郑国的突与仪，卫国的衎与剽就是如此。突、衎始终被视为君子，仪在郑国做了十四年君主，剽在卫国做了十一年君主，都是能够安居其位的。所以《春秋》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称他们为君。那么谁说都不认可呢？突的进入是篡位，衎的出逃是因为厌恶，仪、剽虽然是被国人拥立，但突、衎还在，这并不是安定的局面。所以这四人，《春秋》没有适宜认可的，都是不抹杀他们的实际情况罢了。君子不幸处于这种境地，像子臧、季札那样就可以了。不这样做就不正。这种说法很好。然而郑伯厉公并不是子仪。”

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

程颐语录说：“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大’字的责任在于纪侯，不是齐国的罪过。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会，正谋划讨伐纪国，纪侯于是离开他的国家，齐国的军队还没有施加武力他就离开了，所以不是齐国的罪过。”

程氏学说：“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是自己离开的。‘大’是纪侯的名字。活着时名字显著，是过失。”查元年，齐国的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逼迫迁移他们的城邑，志向本来就在于灭掉纪国。然而军队还没有开始施加于他的国家，而纪国就不能坚守，所以三年秋季，纪季带着鄑邑投奔齐国。到这时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守护天子的土地，继承先祖的祭祀，道义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即使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守道义，假使齐国用军队逼近我，还应当激励臣民，加固防御，并为之坚守。不幸力量不足的，那么死守也是可以的。哪有让弟弟带着城邑投奔齐国，而自己抛弃国家离开的呢？以前的儒者有的拿太王的事情来比拟，过分了。如果有太王的德行，百姓跟随他像赶集一样，那么这样做是可以的。他尚且不能效死而不离开，哪里值得议论太王呢？所以说：“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是自己离开的。”梁国灭亡，是自己灭亡的；郑国抛弃他的军队，是自己抛弃的；齐人在遂地被歼灭，是自己被歼灭的。这四者都是自找的。

谢湜说：“‘大’是纪侯的名字，纪侯离开国家称名字，与实来称名字的意思相同。纪侯奔走侍奉大国，已经很久了。郱、鄑、郚被迁移，城邑不能保全，大国志在灭掉纪国，也已经很久了。虽然如此，诸侯为天子守护土地，宗庙社稷，人民的休戚相关。竭尽全力侍奉大国而不能免祸，也只说激励臣民，严守防备，尽到死守国家的道义，以忠诚守护罢了。哪有惧怕祸患及身而不做守国之计的呢？哪有齐国的军队还没有进入他的都城就抛弃国家离开的呢？”纪侯面临逼迫危难，内部没有守国之心，外部没有守国之备，以至于纪季带着城邑投奔齐国，自身抛弃国家而出走，君道在纪国断绝了。《春秋》记载“纪侯离开他的国家”，谴责他自行离开；称名字，谴责他失去国家。太王离开邠地迁往岐山，邠地百姓跟随他像赶集一样，最终得以拥有国家，这是太王的仁德。孟子对滕文公说：“挖池筑城，让百姓效死而不离开，这是诸侯的道义。”纪侯虽然不如卫侯衎、蔡侯朱那样出奔，虽然不如蔡侯献舞、潞子婴儿那样臣服大国，但上面没有太王离开邠地的仁德，下面没有诸侯死守社稷的道义，对于毁坏宗庙社稷、伤害人民，其罪过是一样的。所以称名字并断绝他。

胡安国说：“凡是大的阅兵、大的祈雨、大的搜捕，而称为‘大’的，是讥讽他们僭越。‘大无’，是记录仓廪枯竭。‘大去’，是土地、人民、仪仗、器物全部抛弃而不顾。有人说：‘以争夺国家为小事而不做，以离开国家为大事而去做。’守护天子的疆土，继承先祖的祭祀，道义没有比这更重的了。抛弃而离开，没有贬斥吗？回答说：‘拥有国家的人，从道义来说，是世代守护的，不是个人所能为的，就应当效死而不离开。从道理来说，不拿用来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也可以离开而不守护。对于

译这两者，只看选择的方式如何罢了。』然而将此事与太王离开邠地的事相比，可以无愧了。有人说：『太王离开邠地，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踊跃。纪侯离开国家，每天担心被消灭，怎么能与太王相比呢？』所以圣人赞同不争而离开，而不赞同离开后国家就不存在。赞同不争而离开，因此不同于失去土地的君主，不称他为‘失地’；不赞同离开后国家就不存在，所以在史书中记载‘叔〇归〇’，而不记录纪侯的死，以此表明他是君主的末流。」

译胡宏说：“像纪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齐侯无道暴虐到了极点，他就能守住自己的国家。他虽然离太王的德行还很远，但也比那些自取灭亡的人贤明。所以圣人在书写史事时采用了这样的笔法。”

六月乙丑，齐侯安葬了纪伯姬。

谢湜说：“纪国隶属于齐国，所以伯姬去世，齐侯为她安葬。鲁国是伯姬的父母之国，鲁国不能安葬她，而齐侯却安葬了她，这是责备鲁国失去了亲近亲人的道义。安葬是为了奉安死者，齐侯驱逐了纪侯，夺取了纪国，却为纪侯的妻子安葬，这是责备齐侯安葬伯姬的不义。”

胡安国说：“安葬不称‘齐人’而直指其君主，是为了显示齐襄公逼迫驱逐纪侯使他离开国家，即使夫人在殡也来不及安葬，这样齐襄公的罪过就显明了。”有人问：“安葬是合乎礼制的，却认为这是显明他的罪过，为什么呢？”回答说：“杀害鲁国的国君，灭掉了与鲁国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却安葬他的女儿，这就像用刀刺人却用手抚摸他一样，这能算是礼吗？”“直言‘齐侯’是为了贬低他。”有人问：“这是厌恶他的欺诈。”回答说：“像纪侯之事看似合乎礼，存留季氏看似合乎义，安葬伯姬看似合乎仁，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行为，就像厌恶杂草恐怕它扰乱禾苗一样。”

秋七月、冬，鲁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

谢湜说：“跨越国境去打猎，是动乱之道。既然没有讨伐灾难、报复仇敌的意思，而且与齐人在禚地打猎，这是与仇敌共享快乐而不知道悲哀。儿子这样做，怎么能使亲人得到公正对待呢？”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人’呢？是为了贬低鲁庄公的对手，以此来贬低鲁庄公。为什么要贬低鲁庄公？因为他不报复仇敌而释怀怨恨。父母的仇敌，不共戴天；兄弟的仇敌，不共处一国；九族的仇敌，不共处同乡；朋友的仇敌，不共处同市。现在庄公对于齐侯，不共戴天，就没有什么时候可以相通；却与他一起打猎，这是忘记了亲人的怨恨，不是人子所为。打猎是驰骋田猎，其中的快乐不只在于自己。一旦成为祭祀的牺牲，其事上主要在于宗庙。认为有良心的人，应当在此改变态度，称‘侯’称‘人’。鲁公记载‘及’字以显明他的罪过。”

五年春，周历正月。夏，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的军队驻地。

谢湜说：“在齐国孙氏那里，还有畏惧之心。在禚地防备，在祝丘宴饮，就没有畏惧心了。说防备，说宴饮，还有羞耻心。前往齐军，就没有羞耻心了。防备不是夫人该做的事，宴饮更甚。宴饮不是夫人该做的事，前往齐军更甚。欲望造成的祸患太大了。欲望如果放纵，那么内心就没有忌惮，就会有这样的事。那么女子的欲望，能不加以防范吗？”

胡安国说：“师，是众人聚集的地方。按照《齐诗·载驱》的记载，这首诗讽刺襄公没有礼义，盛装车服，在通达的大路上疾驰，与文姜淫乱。其中第三章说：‘汶水浩浩荡荡，行人众多。鲁国道路平坦，齐子逍遥自在。’彭彭，是众多的样子。第四章说：‘汶水滔滔流淌，行人众多。鲁国道路平坦，齐子游荡傲慢。’儦儦，是众多的样子。说防备说宴饮，还为之找借口。到了这里，前往齐军，羞恶之心已经忘记了。夫人的行为，不能再控制了。《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警戒后世在防范上谨慎守礼，在早期就考虑祸患的意思。”

秋，郳犁来来朝见。

程颐说：“郳犁来来修习朝见之礼，所以记载为‘朝’。而且他后来多次参加中国诸侯的会盟，周王任命他为小邾子，大概在此时他已经在礼仪上自我提升了。僖公二十九年春，介葛卢来；冬，介葛卢来；襄公十八年春，白狄来，则只是以夷狄之礼不能完成朝见，所以直接记载为‘来’。郳犁来、介葛卢，是夷狄的附庸，惯例是记载名字。”

谢湜说：“诸侯称爵位，附庸的君主称字，夷狄的附庸称名。郳犁来、介葛卢，是夷狄的附庸，所以记载名字。犁来的朝见，能够进于礼，所以记载为‘朝’。葛卢、白狄的朝见，只是以夷俗进见而已，未能修习朝见之礼，所以记载为‘来’。”

胡安国说：“郳，是国家。犁来，是名字。国家为什么记载名字？因为是夷狄的附庸。中国的附庸惯例记载字，邾仪父、萧叔就是这样。夷狄的附庸惯例记载名，郳犁来、介葛卢就是这样。能够修习朝见之礼，所以特别记载为‘朝’。后来周王任命他为小邾子，大概在此时他已经在礼仪上自我提升了。”

冬，鲁庄公会合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

程颐说：“各国称‘人’，是违背抗拒王命的表现。贬低诸侯，那么鲁国也在其中了。”

谢湜说：“庄公会合四国攻打卫国，接纳卫侯朔。四国大概不是会合的，四国称‘人’，是贬低他们。周王因罪抛弃卫侯朔，而庄公会合四国攻打卫国，这是违背王命。所以四国诸侯都被剥夺爵位称‘人’。四国称‘人’，庄公的恶行就显现了。内部没有贬低庄公的方法，所以上面记载‘公’以显示诸侯，下面记载‘人’以示贬低。”

胡安国说：“《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人’呢？称诸侯为‘人’，是为了称鲁公为‘人’。为什么称鲁公为‘人’？因为违背王命。’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经文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王命断绝了他。又党同有罪之人，接纳他回国，所以贬低称‘人’。”

六年春，周历正月，王人子突救援卫国。

程颐说：虽然会合称字，但王人应当尊贵。

程氏学曰：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卫侯朔有罪，周王应当断绝他，而庄公会合齐、宋、陈、蔡攻打卫国，以

译接纳朔，是违背天王的命令。天王派来的使者，按惯例不记载名字，子突救援卫国而被记载名字，这是对他表示赞许。赞许子突，就是赞许天王的命令。凭借天王命令的尊贵，得到了被断绝关系的国家应有的援助。齐、宋、陈、蔡四国发兵讨伐卫国，而鲁公与他们一同行动，必定不是天王派来的使者，如果不是他们的国君，那就是卿大夫。记载为“人”，是对他们进行贬斥。鲁国国内没有贬斥鲁公的道理，然而天王派来救援的人因值得嘉奖而记载名字，四国讨伐的人因受到贬斥而称为“人”，鲁公的善恶，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谢湜说：王人救援，是因为书字“善之”，表示赞许。诸侯讨伐卫国，而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大概是因为天王支持公子黔牟。宣公去世时，立朔继承社稷，那么朔即位是正统的。诸侯拥立朔，而天王支持黔牟并出兵救援，那么子突救援卫国，是奉了天王的命令。诸侯讨伐卫国虽然合乎正道，但天王因罪抛弃卫侯并断绝关系，这是诸侯所不可违背的。作为诸侯，应当阐明正直的言辞，伸张正义，反复进谏以听从王命，怎么可以出于臣子的见解而违背君父的心意呢？所以诸侯讨伐卫国，都书“人”，是谴责诸侯违背王命。王人救援卫国，书“子突”，是赞许子突遵从王命。胡安国说：王人救援，子突是他的字。以下士的身份救援，却超越跟随大夫的惯例，而书字，是为了褒扬救援卫国。朔陷害他的兄长，致使兄长到了死罪的地步，这固然罪大，但既然是父亲所立，诸侯无权处置。天王惩治他的旧恶而废黜他，是可以的，但他又借诸侯的力量抗拒王命以进入国都，所以四国国君被贬称“人”，王人救援被嘉奖而书字。有人说：子突是天王的子弟。用兵是大事，却委托给子弟，导致没有成功，所以书“人”来讥讽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春秋》以成败论事而不计道理了。假如诸侯只顾及顺逆的道理，子突即使救援，也足以申明天王的命令了。他们既然肆意妄为，不顾及这些，即使天子亲临，也会有像祝𫖳那样请求顺从的，何况是下级呢？子突不能战胜五国使者而让他们进入卫国，这也是不幸罢了。幸与不幸，是命运；守义循理，是法则。君子奉行法则以等待命运，所以褒贬如此。

夏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秋，鲁庄公从讨伐卫国回来。

程颐说：朔陷害他的兄长而致使兄长到了死罪，他的罪过很大。但父亲立他，诸侯无权处置。天王惩治他的旧恶而废黜他，是适宜的。所以书其名，书“入”。

程氏学说：“卫侯出奔，已经书其名，是因为天王断绝了他。现在进入卫国，书其名，是因为他的地位已被断绝，又借诸侯的力量，抗拒天子的命令而进入国都，所以如此。王命，就是天意。天意可以违背吗？违背天意、逆反情理，所以朔始终书其名以加重断绝之意。”

谢湜说：“朔即位，是正统的。黔牟即位，不是正统的。诸侯讨伐卫国，是帮助正统去除非正统。天王抛弃朔而支持黔牟，诸侯讨伐黔牟而支持朔，惠公进入卫国，是背离天王而顺从诸侯。诸侯虽然以顺从王命为义，但惠公以诸侯身份抗拒天王，就是叛逆。所以惠公返回国都时，书爵位以示正统，书其名以示应当断绝，书‘入’以示不应当接受。因此，儿子即使善良，父亲的命令有不可违背的；臣子即使正直，君主的命令有不可逆反的。”

胡安国说：“入”有两个含义，一是难辞，一是逆辞。朔借诸侯的力量，联合五国的军队，抵御王官的救援，以返回卫国，其形势应该没有困难了。而书“入”，是因为逆反王命。《春秋》的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拔贤能，而不拘泥于大人世袭的礼制。即使以正统取得国家，也不被推崇。何况杀害他的兄长，又逆反王命呢？所以卫朔书其名，书“入”，以彰显其恶；王人书字，书“救”，以彰显其善。对外则诸侯书“人”，对内则庄公书“至”，《春秋》的情意就显现了。

螟冬，齐人来归卫俘。

谢湜说：“讨伐卫国拥立朔，齐国是兵首，所以齐国人把卫国的宝物分给鲁国。拥立朔是为了求取贿赂，鲁国与齐国同恶，所以齐国人把卫国的宝物分给鲁国。”书“归”。胡安国说：“俘”，两传认为是宝物。查《尚书·商书》称‘遂伐三朡，俘厥宝玉’，那么‘俘’是正文。‘宝’，大概是解释之辞。说齐国归还卫国宝物，就知道四国都接受了朔的贿赂了。《春秋》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结正诸侯的罪过。以弟弟弑君，篡夺其位，上逆天王之命，是人理所不容的。那些诸侯，难道没有察觉而极力援助他吗？那么就没有验证他们丧心失志、迷惑的端倪了。等到记载齐人归还宝物，然后知道他们有贪图财货之心，然后才动于恶。世道衰微，暴行交作，顺从财货，贿赂公行，使君臣父子最终背离仁义，怀着私利相互交往，不导致篡弑夺攘就不满足。《春秋》记载此事，结正诸侯的罪过，垂戒之意明显了。”

七年春，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夏，四月辛卯，夜间，恒星看不见。夜半，星星陨落如雨。

谢湜说：阴阳精气在天上显现，成为日月；五行精气在天上显现，成为星日。已经隐没而光芒复明，所以常星看不见；五行错乱失常，所以星星陨落。陨落的不是一个，都从上往下，所以星星陨落如雨。胡安国说：恒星，是列星；如雨，是说众多。人事在下面感应，那么天在上面变动。在此之前，五国连横抗拒王命；在此之后，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政令归于盟主，而王室于是空虚。这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征兆，很明显了。汉成帝永始年间，也有星星陨落的异象，而五侯擅权，王莽居摄，汉朝宗室被扫荡殆尽。上天示警于人，很明显了。《春秋》谨慎对待天象，达到了极致。

谢湜说：“恒星看不见，是夜间明星隐没。夜半星星陨落如雨，大概是说星星陨落很多。”

秋

译大水淹没，麦苗无存。

谢湜说：“《春秋》记载大水共有七次，其中发生在桓公、庄公时期的居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文姜当时屡次与齐侯私通，内在德行不修，有儿子像庄公这样却管束不住，独自暗中作恶，感召水灾的原因由来已久。以至于戾气形成灾象，导致当年谷物歉收，在天与人相互感应之际，难道不令人敬畏吗！”

译胡安国说：“记载‘大水’，是畏惧天灾；记载‘无麦苗’，是重视百姓的生命。畏惧天灾，重视民命，由此可以看出君王的心意。忽视天灾而不恐惧，轻视民命而不谋划，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春秋》之所以谨慎地记载这些，就是这个原因。”

冬天，夫人姜氏在谷地拦截齐侯。

谢湜说：“夫人的恶行比之前更加严重，所以一年内两次拦截。”

胡安国说：“防，是鲁国的地名；谷，是齐国的地名。起初在禚地狩猎，接着在祝丘地宴享，又接着到齐军驻地。又过了一年再次拦截，她的恶行更加严重了。第二年，无知杀死了公子诸儿，这是灾祸蔓延的明显验证。”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和蔡国人。

谢湜说：“鲁军联合陈、蔡攻打郕国，陈、蔡到了约定的日期没有到来，所以驻扎下来以等待他们来。”

甲午日整顿军队。

谢湜说：“因为陈、蔡没有到来，所以选择吉日整顿军队，立志攻打郕国，所以（这样记载）。国君整顿军队，有时是因为事情发生后才整顿军队，军队平时不训练，所以（这样记载）。”

胡安国说：动用大众，称为“师”；驻扎停止，称为“次”。征伐而驻扎，有整顿军队、慎重作战的意思，对这种驻扎是赞许的。于是征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就是这种情况。救援而驻扎，有延缓军队、畏惧敌人的意思，对这种驻扎是讥讽的。驻扎在匡地、聂北、雍榆，就是这种情况。等待而驻扎，有无名妄动的意思，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就是这种情况。为什么要等待陈、蔡而拦截他们呢？有人说：鲁国将和陈、蔡在邻国有事，而陈、蔡没有到来，所以驻扎在郎地以等待他们。如果这样，都是不义的。记载“次”、记载“俟”，是深深贬斥他们。这是在郎地整顿军队。等待而没有到来，军队暴露在外，役事长久不使用，就有失伍离队、逃亡溃散的忧患，所以再次申明军法以整齐军队。其用意不是赞许，而是讥讽滥用武力。

夏天，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秋天，军队回国。

程氏学说：“《春秋》的时代，诸侯用兵很多，没有像这样记载得如此详细的，为什么呢？因为庄公这一年的用兵，尤其不义。上面既不由天子的命令，又无故兴师，从正月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蔡，而陈、蔡没有到来，可以说是无名了。甲午日再次整顿军队，可以说是滥用武力了。夏天军队和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又不顺从而向齐国投降，可以说是无义了。历经三个季节军队才回国，可以说是害民了。违背天道，亲近仇敌，包围同姓，耗尽民力，与盟国不信任，征伐的国家不服从，所以圣人详细记载，以显示其恶行。”

谢湜说：“齐国也起兵来攻，所以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我是兵主，而郕人不顺从我，所以向齐军投降。”

又说：“郕国已经投降，齐鲁不能再攻，所以军队回国。庄公在郕国用兵，可以说是失道了。驻扎军队以等待陈蔡，而陈蔡不遵守期限，因为我国出师无名。首先兴师众，包围郕国而郕人听从齐国，因为我国征伐国家无义。陈蔡不参与，可以停止了，还以攻打郕国为事，而在甲午日整顿军队。郕国已经投降，齐国可以退兵了，还以征服郕国为意，而到了秋天军队才回国。与盟国不信任，征伐的国家不服从，玩弄武力，长久才停止，这是危亡国家的方法。”

胡安国说：“记载‘及齐师’，是亲近仇敌；记载‘围郕’，是征伐同姓；记载‘郕降于齐师’，是显示征伐国家无义而不得服从。在这里庄公的过失显露了。记载‘师还’，是讥讽役事长久。按照《左传》，仲庆父请求伐齐，庄公不同意，这是国君将要亲自兴起包围郕国的役事。然而他的驻扎、他的‘及’、他的‘还’，都不称‘公’，是重视大众。《春秋》的正例，国君将帅不称‘帅师’，是以国君为重；现在这里不称‘公’，又以大众为重，为什么呢？轻举大众，妄动久役，等待陈蔡而陈蔡没有到来，包围郕国而郕国不服从，历经三个季节才回国，那么无名滥用武力，不义害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此军队成为重点了，道义系于军队，所以不记载‘公’，以彰显劳民毒害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春秋》对于王道轻重的权衡，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冬天，十一月，癸未日，齐无知杀了他的国君诸儿。

谢湜说：“无知，是僖公母亲弟弟夷仲年的儿子。衣服礼秩如同嫡子，因此作乱。那么公孙无知凭借公孙的宠爱而出为大逆不道的人。《春秋》剥夺他的公孙称谓，是为了断绝他的亲属关系而诛杀他。公子公孙凭借子孙有继承的道理，而肆意做逆恶的人很多。所以卫国州吁贬黜他的公子，齐国无知贬黜他的公孙，是为了端正大法，是为了杜绝后世子孙争国的野心。无知记载齐国与州吁记载卫国，意思相同。胡安国说：‘无知为什么不称公孙而以国氏？是罪责僖公。弑君的人，无知对僖公有什么罪呢？不以公孙的道理对待无知，使他恃宠而当国。’按无知是夷仲年的儿子，年是僖公的同母弟弟。偏爱同母不同于其他弟弟，施及他的儿子，衣服礼秩如同嫡子，这是乱的根源。所以在年来聘时，特别以‘弟’记载。在无知弑君时，不称公孙，彰显他有宠而当国，垂戒的意义明显了。古道亲亲与尊贤并行而不相悖，所以尧亲近九族，必须能明俊德，而后九族和睦；周封同姓，必须任用康叔、蔡仲，而后王室强盛。”

译只知道宠爱亲属，却不急于尊重贤人，让他们作为表率来彰明亲近亲属的道理，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祸患。查考《左传》，齐襄公在姑棼筑防，随后到贝丘打猎。徒人费在门口遇到刺客，先冲进去，襄公逃出后，徒人费与刺客搏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台阶下，这些都是能为节义而死的人。《春秋》重视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并且有特别记载的体例，他们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呢？像徒人费等这类所谓受宠爱的亲信之臣，迎合君主的恶行，从事田猎射鸟等活动，却不修治民事，使百姓受苦。这与大臣孔父、仇牧义形于色，不畏强暴，以死尽忠职守的情况，是不同的。当时，管仲、隰朋、鲍叔都沉沦在下层官位，不被任用，而徒人费、石之纷如却得以在君主身边侍奉。襄公疏远和亲近信任的人就是这样，所以齐国虽然强大，却因此衰败。桓公任用贤人，就能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因为亲近贤人、疏远小人，所以国家兴盛。襄公任用小人，不能保全自身，死在门内，这是因为亲近小人、疏远贤人，所以国家衰亡。这两个人虽然死于祸难，但与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的人相比，还不如他们，他们是导致动乱的臣子，死了也不足以抵偿罪责，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吕祖谦说：「看齐襄公，必须看到他每次举动都能得逞，这正是他加速死亡的原因。观察他当时淫乱奢侈没有节制，肆意横行不合道义。」没有不得逞的时候，比如刚要灭掉纪国，纪侯就大大地离开了他的国家；刚用周王的人讨伐卫国，卫国就臣服；刚想灭掉郕国，郕国就投降。至于想拦截鲁侯，鲁侯就到了；想拦截姜氏，姜氏就到了。每次举动都如他所愿，正因为得志太频繁，所以死亡来得这么快。难怪最终遭遇了无知的祸患。

译《春秋集义》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十三

宋 李明复 撰

庄公

九年春，齐人杀无知。

谢湜说：“在齐国境内被杀，所以不记载地点。齐国人讨伐这个叛逆并杀了他，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

胡安国说：“杀无知的人是雍廪；而说‘齐人’，是讨伐贼人的措辞。弑君的贼人，是人人所厌恶的，也是人人可以讨伐的，所以称‘人人’，是众人的意思。无知不称‘君’，是因为他已经不能做君主了；齐国人也没有把他当君主看待。”

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

谢湜说：“公子纠在鲁国，齐国大夫来谋划拥立公子纠，所以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

胡安国说：“‘及’字，表示鲁国主动有意。大夫不称名字，是因为道义关系在于齐国，而不在于大夫的名氏。说‘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是讥讽庄公释怀杀父之仇、亲近仇敌。有人说：‘以德报怨，宽恕自身的仁德，为什么要讥讽呢？’回答说：‘德有轻重，怨有深浅。没有比父母之仇更深的怨恨，也没有比安定国家、谋划后代更重的德行。有杀父之仇却不知道怨恨，反而想用重德来报答，那么人伦就废弛了，天理就灭绝了。’那么该怎么办呢？‘以直道报怨，以德行报德。’

夏天，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

程颐说：“《春秋》记载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而不称‘子’，是因为他不应当被立。又说：桓公是兄长，应当被立；子纠是弟弟，不应当争夺。考察《春秋》，可以看出桓公进入齐国的情况。记载说：‘齐小白进入齐国’；鲁国拥立子纠，记载说：‘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左传》错误地多了一个‘子’字，《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后来记载‘齐人捉拿子纠并杀了他’，称‘子’，大概是谴责齐国人已经盟誓拥立他却又捉拿杀害他。齐国人并不是因为他不正统而放过他，只是反复无常、背弃盟约罢了。如果桓公是弟弟而子纠是兄长，管仲所辅佐的是正统，桓公夺取他的国家并杀了他，那么管仲和桓公就是不可共存的仇敌。如果计较后来的功劳而赞同他侍奉桓公，圣人的言论岂不是极大地损害道义，开启万世反复无常、不忠的祸乱吗？桓公与公子纠的事情，子贡是知道的。所以孔子回答他，只说他不为君主死节是可以的。后人应当仔细审察事情的始末，然后才能看到道义所应当遵循的。”

又说：“记载‘齐小白进入齐国’，用国名来系属，是为了表明他应当被立。”

杨时说：“曾经考察公子纠与小白未曾作为世子而一起出奔，所以《春秋》不称‘子’而称‘公’，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左传》说：拥立子纠。《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拥立公子纠。其义理应当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正】。用齐国来系属小白，是适宜拥有齐国的。纠不称‘子’，又不系属于齐国，是排斥他，不适宜拥有齐国。不适宜拥有齐国却进入，这就是作乱罢了。”

范祖禹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不死，又辅佐桓公称霸，为什么呢？桓公和公子纠都是以公子身份出奔。子纠未曾作为世子。桓公先进入而得到齐国，并不是从子纠那里夺取的。桓公进入后杀了子纠，恶则恶矣。然而拥立桓公的是齐国。《春秋》记载‘庄公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称纠而不称‘子’，是因为他不应当被立。齐小白进入齐国，用小白系属于齐国，是因为他应当被立。又说：‘齐人捉拿子纠杀了他’，称‘子纠’，是为了谴责齐国。”

谢湜说：“纠和小白都是僖公的儿子。庄公为齐国拥立公子纠，而鲍叔牙的党羽想拥立小白。所以庄公拥立公子纠，以至于攻打齐国去拥立他。在拥立公子纠时，小白抵抗敌人先进入齐国。小白先进入，而庄公与齐国大夫的谋划因此没有成功。纠在兄弟中排行年幼，不应当被立。纠不称‘子’，是为了表明庄公拥立纠是不正当的。小白在兄弟中排行年长，应当被立。小白称‘齐’，是为了表明小白得到国家是正当的。小白在兄弟中排行年长应当被立，他得到国家是正当的。然而《春秋》不记载‘公子’而排斥他，是因为他向上不能请求王命来命令臣民，向下不能明确正统来继承社稷，只依靠公子的宗族身份与纠争夺国家，最终自立而已。所以去掉‘公子’以示应当废黜，记载‘入’以示不顺从王命，这是天下的纲纪。小白一旦失去王命，《春秋》对待他就与篡夺者一样。那么公子继承世代，难道可以不通过王命吗？”《左传》经文记载“拥立子纠”，而先儒认为子纠是兄长。怎么知道《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拥立公子纠”是正确的？怎么知道小白在兄弟中排行年长应当被立？回答说：“管仲改变侍奉桓公，孔子不认为这是叛逆，那么小白以正道得到位分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认为纠应当被立，那么子纠就是管仲的君主。小白就是子纠的仇敌。如果管仲不为君主遇难而死，反而北面侍奉仇敌，那就是臣子的不义不忠。孔子怎么能鄙弃匹夫的狭隘信义，而称赞管仲的仁德呢？那么孔子之所以称赞管仲，是因为管仲离开纠跟随桓公没有违背道义。”

胡安国说：“《左传》记载‘子纠’，两传说‘攻打齐国拥立公子纠’。君子以《公羊传》和《谷梁传》为正。‘纳’，是不接受而强行给予；称‘入’，是困难的措辞。纠不记载‘子’，是为了表明纠不应当被立。用小白系属于齐国，是为了表明小白适宜拥有齐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襄公被杀，纠与小白都以庶子身份出奔，而纠是弟弟，又未曾作为世子。按照史书记载，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