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十五
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则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积四丘而具一乗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为兵矣。则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乗乎？每乗而增一甲乎？鲁至昭公时常搜于红，革车千乗，则计甸而増乗，未可知也。楚人二广之法，二乗至用百有五十人，则鲁每乗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赋虽不同，其实皆为益兵，其数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为，又以为丘出甸赋加四倍者，误矣。」
译三甲共七十五人。那么一个丘出十八人，积累四个丘才凑够一辆战车的人员。现在实行丘甲制度，即每个丘出一甲，这样一甸之中就有百人当兵了。那么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是每三甸增加一辆战车呢？还是每辆战车增加一甲呢？鲁国到昭公时常在红地检阅军队，战车有一千辆，那么按甸来增加战车，也是可能的。楚国二广的制度，两辆战车要用一百五十人，那么鲁国每辆战车增加一甲，也是可能的。赋税虽然不同，其实都是为了增加兵力，数量都增加了三分之一。先前的儒者有人说甲不是每个人都能制作的，又认为丘出甸赋增加了四倍，这是错误的。
朱熹语録：「或问都鄙四丘为甸，六十四井出车一乗，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审乡遂车赋如何？」曰：「乡遂亦有车，但不可见其制。六乡一家出一人，排门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内者役重而赋轻，在外者役轻而赋重。六军只是六乡之众，六遂不与。六遂亦有军，但不可见其数。侯国三军，亦只是三郊之众。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郊。或説车一乗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用牛载糗粮、戈甲、衣装。见七书，如鲁颂『公徒三万』已具其説。或又问侯国亦仿乡遂都鄙之制否？」曰：「郑氏説侯国用都鄙法，然观鲁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则当亦是乡遂。」
吕祖谦曰：「丘甲是丘出一甸之赋。盖一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乗，马四疋，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计五百十二家。七人以上可出一人，一丘止十六井，计一百二十八人，乃三人出一人。盖四倍于常矣。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一甲，一车七十五人，正是三甲。胡春秋论此已详，但司马法大率与周礼不同。盖当时更革非一次，所以不同也。如驷介百乗徒兵千，便是不同。」
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
谢湜曰齐为鲁难故
胡安国曰：初，宣公谋以晋人去三桓，归父为是，见逐而奔齐矣。今季孙当国，恨齐人之立宣公，纳归父，又惧晋侯之或见讨也，故往结此盟。赤▯，晋地也。其称及鲁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贵，而恶屡盟者，非惟长乱，亦国用民力所难给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经大故，未有施舎已责，逮鳏寡，赦乏困之事也。为齐难既作，丘甲矣。闻将出楚师，又逺与晋寻盟，岂固本保邦之道乎？书「及晋侯盟于赤▯」，非特备齐惧晋，盖三桓懐忿怼君父之心，将有事于齐，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见矣。
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氏学曰：「王师败绩于茅戎，不言战者，王者至尊，天下无敌。书曰：『王师败绩于茅戎』，自败也。王者不能以义征四方，乃徼戎以致败，岂不曰自取之乎？圣人立法以垂后世，示之以意而已。一书『王师败绩于茅戎』，而尊王之义与王自取败之道，咸得而见矣。」
谢湜曰：「王者无敌于天下，其师有征无战。故东面征，西夷怨；南面征，北狄怨。定王失此道矣。义不足以征戎，而以诡道徼戎；师不足以服戎，而以干戈敌戎。此其所以取败也。然则王师之败，非戎能敌王而败之也，其败乃王自取之而已。春秋败不书战，以明王师无敌也；师以自败为文，以明王之自取也。王之在郑也，书「出」以正其失道矣；书「居」则以尊之也。王之不利于戎也，书「败绩」以正其失道矣；不书「战」则以尊之也。春秋着时王之失，明王徳于天下，其法皆如此而已矣。」胡安国曰：「程氏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外域不言战，外域不能抗王也。不可敌、不能抗者，理也；其敌、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郑，兵败身伤，而经不书败，存君臣之义，立天下之防也。刘康公邀戎伐之，败绩于徐吴氏，而经不书战，辨华夷之分，立中国之防也。是皆圣人笔削，非鲁史之旧文也。然笔于经者，虽以尊君父、外域，然为义而君父所以尊，外域所以服，则有道矣。桓王不以讨贼兴师，而急于伐郑；康公不以惇信持国，而轻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御四夷之道也。书「败绩于茅戎」者，言自败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
谢湜曰：「鲁、衞、曹皆恶齐，故齐侯来伐。」
胡安国曰：「初，鲁事齐谨甚，虽易世而聘会不絶也。又与晋侯盟于断道，而后怨隙成；再盟于赤▯，而后伐我北鄙。齐侯之兴是役，非义矣。鲁人为鞌之战，岂义乎？」同曰：「愤兵务相报复，而彼此皆无善者，则亦不待贬，而罪自见矣。」
夏四月丙戌，衞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衞师败绩。谢湜曰：“齐侯伐鲁北鄙，师之还也，衞孙良夫帅师战
译朱熹语录：“有人问，都鄙地区四丘为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辆战车，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不知乡遂地区的车赋制度是怎样的？”回答说：“乡遂地区也有战车，但无法得知其具体制度。六乡每家出一人，挨门排户都是兵。都鄙地区七家出一兵，在内地的服役重而赋税轻，在外地的服役轻而赋税重。六军只是六乡的人众，六遂不参与。六遂也有军队，但无法得知其数量。侯国三军，也只是三郊的人众。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郊。有人说一辆战车不止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这是指轻车，用马匹奔驰的，另有二十五人驾驭重车跟在后面，用牛装载干粮、戈甲、衣物。这在《七书》中已有记载，如《鲁颂》‘公徒三万’已详述其说。有人又问，侯国是否也仿照乡遂都鄙的制度？”回答说：“郑氏说侯国使用都鄙之法，但看鲁人的三郊三遂以及孟子请求野外实行九一而助、国中实行什一使自赋，那么应当也是乡遂制度。”
吕祖谦说：“丘甲是指一丘出一甸的赋税。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辆长毂战车，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共计五百十二家。七人以上可出一人，一丘只有十六井，计一百二十八人，却是三人出一人。这大概是平常的四倍了。《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一甲，一车七十五人，正好是三甲。胡安国在《春秋论》中对此已论述详尽，但《司马法》大体与《周礼》不同。因为当时变革不止一次，所以不同。比如‘驷介百乘徒兵千’，就是不同的地方。”
夏，臧孙许与晋侯在赤冈结盟。
谢湜说：齐国成为鲁国的祸患，所以……
胡安国说：起初，宣公谋划借晋人之手除去三桓，归父赞同这个计划，被驱逐后逃奔到齐国。如今季孙掌权，怨恨齐人拥立宣公、接纳归父，又害怕晋侯或许会讨伐自己，所以前往结下这个盟约。赤冈，是晋国的地方。经文称‘及’，是鲁国所希望的。盟约并非《春秋》所推崇，而厌恶屡次盟誓的人，不仅因为会助长祸乱，也因为国家用度、民力难以供给。成公即位之初，刚经历重大变故，还没有施行施舍、免除债务、救济鳏寡、赦免贫困之事。齐国的祸患已经发生，征收丘甲了。听说将要出动楚国军队，又远赴晋国结盟，这难道是固本保邦之道吗？记载‘与晋侯在赤冈结盟’，不仅仅是防备齐国、畏惧晋国，更是因为三桓怀有怨恨君父之心，将对齐国采取行动，而急切追求此事，其罪过可见一斑。
秋，周王军队在茅戎大败。
程氏学说：“王师在茅戎大败，不记载‘战’，是因为王者至尊，天下无敌。经文说‘王师在茅戎大败’，是自我招致的失败。王者不能以义征伐四方，却用诡计引诱戎人以致失败，难道不说是自取的吗？圣人制定法则以垂范后世，只是示意而已。一经记载‘王师在茅戎大败’，尊王之义与王自取败亡的道理，都能被看到了。”
谢湜说：“王者在天下无敌，其军队只有征伐没有战争。所以向东征伐，西夷怨恨；向南征伐，北狄怨恨。定王失去了这个道理。义不足以征伐戎人，却用诡计引诱戎人；军队不足以使戎人臣服，却用兵器与戎人对抗。这就是招致失败的原因。那么王师的失败，并非戎人能抵挡王师而击败它，其失败是王自己招致的。《春秋》记载败绩不写‘战’，是为了表明王师无敌；用‘自败’的文辞，是为了表明王自取失败。王在郑国时，记载‘出’以纠正其失道；记载‘居’则是为了尊崇他。王对戎人不利时，记载‘败绩’以纠正其失道；不记载‘战’则是为了尊崇他。《春秋》揭示当时天子的过失，阐明王德于天下，其法则都是如此而已。”胡安国说：“程氏说：王师对于诸侯不记载‘败’，因为诸侯不可抵挡王；对于外域不记载‘战’，因为外域不能抗拒王。不可抵挡、不能抗拒，是道理；其抵挡、其抗拒，是王道的缺失。桓王讨伐郑国，兵败身伤，而经文不记载‘败’，是为了保存君臣之义，确立天下的界限。刘康公引诱戎人讨伐，在徐吴氏大败，而经文不记载‘战’，是为了辨别华夷之分，确立中国的界限。这都是圣人的笔削，不是鲁史原有的文字。然而记载在经书中的，虽然是为了尊崇君父、排斥外域，但作为义理，君父之所以尊贵，外域之所以臣服，则有道理了。桓王不因为讨伐贼寇而兴师，却急于讨伐郑国；康公不因为敦厚诚信而治国，却轻率地引诱戎人，这是失去了统治天下、抵御四夷的道理。记载‘在茅戎大败’，是说自我招致的失败，其自我反省也到了极点。”
冬十月
二年春，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
谢湜说：“鲁、卫、曹都厌恶齐国，所以齐侯来攻打。”
胡安国说：“起初，鲁国侍奉齐国非常谨慎，即使改朝换代，聘问会盟也不断绝。又与晋侯在断道结盟，而后怨恨嫌隙形成；再次在赤冈结盟，而后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齐侯发动这次战争，是不义的。鲁人进行鞌之战，难道义吗？”同说：“愤兵务求相互报复，而彼此都没有善意的，那么也不必贬斥，罪过自然显现。”
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与齐军在new筑交战，卫军大败。谢湜说：“齐侯攻打鲁国北部边境，军队返回时，卫孙良夫率领军队交战”
之，卫师败焉。故新筑之战，以孙良夫主战而罪之。”胡安国曰：“齐师侵虐，而以衞主此战，何也？衞侯初与晋同盟于断道矣，又使世子臧与晋同伐齐矣，又使孙良夫、石稷将侵齐矣。及与齐师遇，石稷欲还，良夫不可，曰：‘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遂战于新筑。故齐师虽侵虐，而此战以衞主之也。《春秋》善解纷，贵逺怨，而恶以兵刃相接，故书法如此。”
译这样，卫国军队在此战败。所以在新筑之战中，因为孙良夫主张作战，就归罪于他。”胡安国说：“齐国军队侵略暴虐，却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归于卫国，为什么呢？卫侯起初在断道与晋国结盟，又派世子臧与晋国一同讨伐齐国，还派孙良夫、石稷率军侵犯齐国。等到与齐军相遇时，石稷想要退兵，孙良夫不同意，说：‘率领军队去攻打别人，遇到敌军却撤退，那将如何向国君交代？如果知道打不过，当初就不该出兵。现在既然已经相遇，不如打一仗。’于是在新筑交战。所以虽然齐军侵略暴虐，但这场战争的责任要由卫国承担。《春秋》善于化解纷争，推崇远离怨恨，厌恶兵器相见，所以笔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衞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师战于鞌。齐师败绩。
谢湜曰：「顷公即位十年，初未尝一与会盟，侮盟主，病诸侯，断道之盟。四国将以伐齐也，顷公不知自反，且又伐鲁，北鄙败衞于新筑，结怨诸侯甚矣。故四国会师攻齐，而败之于鞌。晋之败齐也，至欲以萧同叔子为质，使齐之耕者尽东其亩。然则诸侯怨齐，其深可知也。虽然，齐为不道，晋率诸侯讨之，义也。乃若问罪不明，大义不举，务以攻战为心，使齐人至于积尸流血而后已，失吊民伐罪之道矣。故鞌之战，战不书伐，其战也，以四国主战而罪之也。鲁书四大夫帅师，罪其逞怨也。」
胡安国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鲁虽大国，而四卿并将，是四军也。当此时，旧制犹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与侨如、婴齐各帅一军，会战而臧孙许如晋乞师，又逆晋师为之道。本不将兵，特往来晋鲁两军之间，与谋议耳。成公初立，主幼国危，为季孙一怒，扫境内兴师，而四卿并出，肆其愤欲。虽无人乎成公之侧，有不恤也。然后政自季氏出矣。将称元帅，略其副属，词之体也。而四卿皆书者，岂特为详内録哉？坚氷之戒，亦明矣。经之大例，受伐者为主，而此以四国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残民毒众，防获其君，而怒犹未殆。焚雍门之茨，侵车东至海，故以四国主之，为愤兵之大戒，见诸行事，深切着明矣。又曰：鞌之战，齐师败绩，遣使致赂。若以例言，当曰「来盟于师」。《春秋》特变其文曰「及国佐盟于爰娄」。何也？晋人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震怒，愤其侵侮，请合余烬，背城借一。当此时，晋郤克以八百乗之众，连鲁衞之党，乗战胜之威，屈于一言，反与之盟，而不能复也。圣人特书曰「及」，以明国佐之功，以抑郤克之横，以示天下后世忠臣义士克敌之方，在于曲直，不以彊弱分胜负也。
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谢湜曰：“齐师败绩。”于是，顷公使国佐以纪甗、玉磬与地，听命于师。四国乃及国佐为盟。齐虽数侵诸国，然未若荆楚之暴也。四国虽以报怨兴师，然未若齐桓伐楚之义也。故袁娄之盟与召陵之盟，其不同逺矣。齐侯使国佐如师，非齐服我而来也，齐以赂求晋而纾厄也。及国佐盟，非齐以义求盟也，晋受齐赂而与之盟也。使国佐如师，则其盟未定也，与来盟于师异矣。及国佐盟，则盟出于晋也，与屈完来盟异矣。然则春秋之盟，能使敌国自服而来者，未有若召陵之美也。
胡安国曰：「齐国佐如师，与楚屈完来，一也。然陉之役，则曰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鞌之战，则曰及国佐盟于袁娄。何也？荆楚暴横，慿陵诸夏。齐桓公仗义声罪，致讨，威行江汉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悦服。其书『来盟于师』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舎礼与之盟也。在《春秋》斯为善矣。若夫袁娄，则异于是。齐虽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诸国大夫含愤积怒，欲雪一笑之耻，至于杀人盈野，非有击强扶弱之心。国佐如师，将以赂免，非服之也。晋大夫又不以徳命，使齐人尽东其亩，而以萧同叔子为质。夫萧同叔子，齐君之母也，则亦悖矣。由是国子不可请合，余烬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鲁、衞之使，以其词为之请，逮乎袁娄而与之盟，则汲汲欲盟者晋也，故反以晋人及之。若此类，见曲直之绳墨矣。是故制敌莫如仁义，天下莫大于理，而强有力不与焉，亦可谓深切着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鲍卒。庚寅，衞侯速卒。取汶阳田。
谢湜曰：「汶阳田本鲁地，鞌之败，晋人使齐人反鲁侵地而归之，书『取』，以其因攻战而得之也。」
胡安国曰：「汶阳之田，本鲁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称，不曰复，而谓之取，何也？恃大国兵力，一战胜齐，得其故壤，而不请于天王，以正疆理，则取之不以其道，与得非其有，奚
译六月癸酉日，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会同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在鞌地与齐国军队交战。齐军大败。
谢湜说：“齐顷公即位十年，起初未曾参与过一次会盟，轻慢盟主，使诸侯困苦，断道之盟（指齐国违背盟约）。四国准备讨伐齐国时，顷公不知反省，反而又攻打鲁国，在北境的新筑击败卫国，与诸侯结怨极深。所以四国会合军队攻打齐国，在鞌地击败齐军。晋国打败齐国，甚至想以萧同叔子（齐顷公之母）为人质，命令齐国的农夫全部把田垄改为东西向。那么诸侯怨恨齐国，其程度之深可想而知。虽然如此，齐国行为不道，晋国率领诸侯讨伐它，是合乎道义的。但如果问罪不明，大义不彰，只以攻战为心，致使齐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肯罢休，就失去了吊慰百姓、讨伐有罪者的正道。所以鞌之战，经文不写‘伐’而写‘战’，是因为四国以攻战为主而加以谴责。鲁国记载四位大夫率领军队，是谴责他们逞泄私怨。”
胡安国说：“大国设三军，次国设二军。鲁国虽是大国，但四位卿大夫同时统兵，相当于四军。当时，旧制尚存，每一寸土地都是公室的士人，每一个百姓都是公室的士兵。上卿行父与侨如、婴齐各率一军，会战时臧孙许前往晋国乞求援军，又迎接晋军为它引路。他本不统兵，只是在晋鲁两军之间往来，参与谋划商议罢了。成公刚即位，君主年幼，国家危殆，因季孙一怒，便扫荡境内兴师动众，四位卿大夫同时出兵，肆意发泄愤恨欲望。即使成公身边无人辅佐，他们也不顾惜。从此政令出自季氏。将领称元帅，略去副属，是史书的体例。而四位卿大夫都记载，难道只是为了详细记录内政吗？‘坚冰’的警戒，也由此明确了。经文的大例，是被讨伐者为主，这里以四国‘及’之，是因为齐顷公因一笑之微，残害百姓，毒害民众，俘获了鲁国国君，怒气仍未平息。焚烧雍门的茅草，侵犯车辆直到海边，所以以四国为主，作为愤兵的大警戒，在行事中体现得深切明显。又说：鞌之战，齐军大败，派使者送纳贿赂。按例应当说‘来盟于师’。《春秋》特意改变文辞说‘及国佐盟于爰娄’。为什么呢？晋人想以萧同叔子为人质，并使齐国境内全部把田垄改为东西向。国佐震怒，愤恨这种侵侮，请求集结残余兵力，背城一战。当时，晋国郤克凭借八百辆战车的众多兵力，联合鲁卫的党羽，乘着战胜的威势，却屈从于一句话，反而与他结盟，不能再进攻。圣人特意记载‘及’，以彰显国佐的功劳，抑制郤克的蛮横，向天下后世忠臣义士表明，克敌制胜的方法在于曲直，不以强弱分胜负。”
秋七月，齐侯派国佐到军中。己酉日，与国佐在爰娄结盟。谢湜说：“齐军大败。”于是，顷公派国佐带着纪甗、玉磬和土地，听命于晋军。四国于是与国佐结盟。齐国虽然屡次侵犯各国，但不像荆楚那样暴虐。四国虽然因报怨而兴师，但不像齐桓公伐楚那样合乎道义。所以袁娄之盟与召陵之盟，差别甚远。齐侯派国佐到军中，不是齐国心服而来，而是齐国用贿赂求晋国以解除困境。与国佐结盟，不是齐国以道义求盟，而是晋国接受齐国贿赂而与之结盟。派国佐到军中，说明盟约尚未确定，与‘来盟于师’不同。与国佐结盟，说明盟约出于晋国，与屈完来盟不同。那么《春秋》中的盟约，能使敌国心服而来的，没有比召陵之盟更美好的了。
胡安国说：“齐国国佐到军中，与楚国屈完前来，是一样的。然而陉山之役，记载为‘来盟于师’；在召陵结盟；鞌之战，则记载为‘及国佐盟于袁娄’。为什么呢？荆楚暴横，欺凌诸夏。齐桓公仗义声罪，进行讨伐，威势行于江汉之上，不待加兵，楚人便心悦诚服。记载‘来盟于师’，是楚人自服而求盟；‘盟于召陵’，是桓公退舍以礼与之结盟。在《春秋》中这是善举。至于袁娄，则与此不同。齐国虽然侵虐，但不像荆楚那样暴虐。各国大夫含愤积怒，想洗雪一笑之耻，以至于杀人盈野，并非有击强扶弱之心。国佐到军中，是想用贿赂免罪，并非心服。晋国大夫又不以德令，使齐人尽改田垄为东西向，并以萧同叔子为人质。萧同叔子是齐君之母，这也太悖理了。因此国佐说不可请求，集结余烬，背城借一，作揖离去。郤克派鲁、卫的使者，以言辞为他请求，直到袁娄才与之结盟，那么急切想结盟的是晋国，所以反说晋人‘及’之。像这类情况，可见曲直的准则了。因此制敌不如仁义，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强有力者不在其中，也可以说是深切明显了。”
八月壬午日，宋公鲍去世。庚寅日，卫侯速去世。夺取汶阳田。
谢湜说：“汶阳田本是鲁地，鞌之战失败后，晋人让齐人归还鲁国被侵之地，记载‘取’，是因为因攻战而得到它。”
胡安国说：“汶阳之田，本是鲁地。‘取’是得到非其所有的称呼，不叫‘复’而叫‘取’，为什么呢？倚仗大国兵力，一战打败齐国，得到故土，而不向天王请示，以正疆界，那么取得它不合正道，与得到非其所有，有什么区别呢？”
异乎？然则宜奈何？攷于建邦土地之图，若在封域之中，则先王所锡，先祖所受，经界世守，不可乱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兴灭国、继絶世之义，必有处也。鲁在战国时，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语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损乎，在所益乎？』经于复其故田而书「取」，所损益，亦可知矣。」
译难道有什么不同吗？那么应当怎么办呢？考察建国时的土地图籍，如果（所争之地）在疆域范围之内，那就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田界世代守护，不可扰乱。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通过侵吞小国得到的，那么《春秋》本来就有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原则，必定有相应的处置方式。鲁国在战国时期，国土方圆五百里，而孟氏对慎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减的一方，还是在被增益的一方呢？”《春秋》在恢复其原有田地时记载为“取”，那么所削减或增益的情况，也就可知晓了。
冬，楚师、郑师侵衞。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程颐曰：「楚为强盛，凌轹中国。诸侯茍能固疆圉，要结邻好，岂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惧而服从，与之会。异时盟称人，以见其衰弱。责诸侯，则鲁可知矣。」
胡安国曰：「按左氏，鲁衞受盟于晋，从于伐齐，故楚为阳桥之役。令尹子重曰：『师众而后可。』于是王卒尽行，二国称师，着其众也。侵衞则书，『侵我师于蜀』，致赂纳质，没而不书，非讳也。书其重者，则莫重乎其以中国诸侯降班失列，下与荆蛮之大夫会也。季孙行父为国上卿，当使其君尊荣，其民免于侵凌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于愤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礼也。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惩忿窒欲，徳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逺怨之方也。季孙忿忮，弗能惩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
胡宏曰：「以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货赂乞盟，其弃礼义，人民辱，国家也，着明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衞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谢湜曰：「楚以四国伐齐，故婴齐率郑师侵衞，将以救齐也。婴齐，楚卿帅师者，婴齐也。不书婴齐而书楚师者，以着楚国威势之盛也。以楚国威势之盛，故宣公出会婴齐，公及列国大夫皆相率受盟于蜀也。蜀之盟，婴齐贬称人，黜荆楚之强也。自秦、宋至于薛、鄫，其卿皆贬称人，罪其从楚人也。是时晋为盟主，诸侯同心附晋，则威力固足以制楚而攘之矣。鲁、衞、曹、邾有断道之盟，臧孙许有▯之盟，三国复赖晋以败齐师。晋于诸侯固有力矣。四国弃信背义，不旋踵受盟于夷，以至列国大夫纷然四起从之，何以振华夏之威哉？信义，中国之纪纲也。诸侯无信义以从大国之晋，则中国之纪纲壊矣。故列国之卿皆贬而人，之所以尊中国也。卿贬称人，则公之恶不待贬黜而见矣。蜀，鲁地，盟在鲁地，虽外为主，亦书及賔主之辞也。婴齐始称师，以着其强；终书人，以着其贬；中书名，以着其人。《春秋》立言之法也。」
胡安国曰：「盟而鲁与，必先书公，尊内也；次书主盟者，众所推也。此书公及楚人，则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婴齐、秦右説、宋华元、陈公孙宁、衞良夫、郑去疾，皆国卿也，何以称人？楚僭称王，春秋黜之，不齿列国。晋虽不竞，犹主夏盟。诸侯茍能任仁贤、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结邻好、同心择义、坚事晋室，荆楚虽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从而与之盟，不亦耻乎？」夫召陵、城濮之事故，府可按也。乃是之从，亦为不善择矣。经于鲁君盟会，不信则讳公而不书，不臣则讳公而不书。蜀之盟，弃晋从楚，书公不讳，何也？事同而既贬，则从同，同正始之义也。从荆楚而与盟，既讳公于僖十九年齐之盟矣，是以于此不讳而人诸国之大夫，以见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谢湜曰：「晋讨楚、郑，侵衞，故伐郑。蜀盟之后，晋侯伐郑，而四国复从，则晋国之力，固足以合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义以懐服邦国，则楚安有今日之暴哉？蜀盟之后，继书『晋侯伐郑』，与之也。先君未▯，而宋共、衞定以成君会伐，书爵，着其恶也。」
胡安国曰：「按左氏，诸侯伐郑，讨邲之役也，遂东侵郑。公子偃帅师御之，覆诸鄤，败诸丘舆。夫讨邲之役，则复怨勦民，非观衅也；遂东侵，则潜师掠境，非以律也。覆而败诸，则専用诈谋，非正胜也。度彼叅此，皆无善也。略而不纪，胜负微也。晋侯称爵而以伐书，何也？初为是役，必以郑之从楚也，附荆蛮，扰中国，则盟主有词于伐耳。宋衞未▯，曷为称爵？背殡越境，以吉礼从金革之事也。」
辛亥，▯衞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郑。甲子，新宫灾。三日哭。程氏学曰：「三年二月，新宫灾，三日哭。春秋宗庙之事，得礼者不书，凡书者着其失也。庙灾而哭，于礼合矣，此何以书乎？曰：庙灾之所以哭者，为神
译冬季，楚国军队和郑国军队侵犯卫国。十一年，鲁宣公在蜀地与楚国的公子婴齐相会。程颐说：“楚国强大兴盛，欺凌中原各国。诸侯如果能够巩固边疆，结交邻国友好，哪有不能自我保全的道理？却因恐惧而顺从，与之相会。以前盟会时称‘人’，以显示其衰弱。责备诸侯，那么鲁国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鲁国和卫国接受晋国的盟约，跟随晋国讨伐齐国，所以楚国发动了阳桥之战。令尹子重说：‘军队众多才可以行动。’于是楚国的王卒全部出动，两国称‘师’，以显示其军队众多。侵犯卫国则记载，‘在蜀地侵犯我国军队’，进献贿赂、送人质，淹没而不记载，并非避讳。记载重要的事，没有比中原诸侯降低身份、失去班列，向下与荆蛮的大夫相会更严重的了。季孙行父作为国家上卿，应当使他的君主尊贵荣耀，百姓免于被侵犯欺凌的祸患，却危险屈辱到这种地步，特别起因于愤恨嫉妒，放纵其狭隘的心胸，而不知道用礼制来约束他。《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成功。’克制愤怒、堵塞欲望，是修养德行；‘不嫉妒、不贪求’，是行为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别人要求宽厚’，是远离怨恨的方法。季孙行父愤恨嫉妒，不能克制，却使屈辱波及到君主父亲，不也很悲惨吗！”
胡宏说：“作为周公的后裔，宗卿的继承人，竟然用贿赂乞求盟约，他抛弃礼义，使人民和国家受辱，是非常明显的。”
丙申日，鲁宣公与楚国人、秦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齐国人、曹国人、邾国人、薛国人、鄫国人在蜀地结盟。
谢湜说：“楚国率领四国讨伐齐国，所以婴齐率领郑国军队侵犯卫国，想要救援齐国。婴齐是楚国率领军队的卿。不记载婴齐而记载楚国军队，是为了显示楚国威势的强盛。因为楚国威势强盛，所以宣公出会与婴齐相会，宣公和各诸侯国的大夫都相继在蜀地接受盟约。蜀地的盟会，婴齐被贬称为‘人’，是为了贬斥荆楚的强横。从秦国、宋国直到薛国、鄫国，他们的卿都被贬称为‘人’，是罪责他们跟随楚国人。当时晋国是盟主，诸侯同心依附晋国，那么威力本来足以制服楚国并排斥它。鲁国、卫国、曹国、邾国有断道的盟约，臧孙许有某地的盟约，三国又依靠晋国打败齐国军队。晋国对于诸侯本来很有力量。四国背弃信义，不久就向夷狄接受盟约，以至于各诸侯国的大夫纷纷起来跟随，怎么能够振兴华夏的威势呢？信义，是中原的纲纪。诸侯没有信义而跟随大国的晋国，那么中原的纲纪就破坏了。所以各诸侯国的卿都被贬称为‘人’，这是为了尊崇中原。卿被贬称为‘人’，那么宣公的罪恶不需要贬斥就显现了。蜀，是鲁国的土地，盟会在鲁国土地，虽然以外方为主，也记载‘及’字，表示主宾的辞令。婴齐开始称‘师’，以显示其强盛；最后称‘人’，以显示其被贬斥；中间称名字，以显示其个人。这是《春秋》立言的方法。”
胡安国说：“盟会而鲁国参与，必须先记载‘公’，是尊崇内国；其次记载主盟者，是众人所推举的。这里记载‘公及楚人’，就知道主盟者是楚国。公子婴齐、秦右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良夫、郑去疾，都是国家的大卿，为什么称‘人’？楚国僭越称王，《春秋》贬斥它，不把它列入诸侯行列。晋国虽然不兴盛，仍然主持华夏的盟会。诸侯如果能够任用仁德贤能的人，修明政事，保卫巩固边疆，结交邻国友好，同心选择道义，坚定地侍奉晋室，荆楚虽然强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现在却向西顺从并与之结盟，不也很耻辱吗？”召陵、城濮的战事，档案可以查考。现在跟随楚国，也是不善选择。经文对于鲁君盟会，如果不信实就避讳不记载‘公’，如果不臣服就避讳不记载‘公’。蜀地的盟会，背弃晋国跟随楚国，记载‘公’不避讳，为什么呢？事情相同而已经贬斥，就跟随相同的，这是正始的原则。跟随荆楚而结盟，已经在僖公十九年齐国的盟会上避讳‘公’了，所以在这里不避讳而将各国的卿大夫称为‘人’，以表达意思。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宣公会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谢湜说：“晋国讨伐楚国、郑国，侵犯卫国，所以讨伐郑国。蜀地盟会之后，晋侯讨伐郑国，而四国又跟随，那么晋国的力量，本来足以联合诸侯而使用。如果景公能够明信义来安抚邦国，那么楚国哪有今天的暴行呢？蜀地盟会之后，接着记载‘晋侯伐郑’，是赞许他。先君尚未安葬，而宋共公、卫定公以成君的身份会合讨伐，记载爵位，显示他们的罪恶。”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诸侯讨伐郑国，是讨伐邲之战，于是向东侵犯郑国。公子偃率领军队抵御，在鄤地伏击，在丘舆地打败他们。讨伐邲之战，就是报复怨恨、残害百姓，不是观察敌方的破绽；于是向东侵犯，就是秘密出兵掠夺边境，不是合乎法度；伏击并打败他们，就是专用诈谋，不是正胜。衡量对方和己方，都没有善行。简略而不记载，是因为胜负细微。晋侯称爵位而以‘伐’记载，为什么呢？起初进行这次军事行动，一定是因为郑国跟随楚国，依附荆蛮，扰乱中原，那么盟主有理由讨伐。宋国、卫国尚未安葬先君，为什么称爵位？背弃丧礼越境，以吉礼参与军事行动。”
辛亥日，卫国穆公去世。二月，鲁宣公从讨伐郑国回来。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程氏学说认为：“三年二月，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春秋》宗庙的事情，符合礼制的不记载，凡是记载的都是显示其过失。庙宇火灾而哭泣，符合礼制，这为什么记载呢？说：庙宇火灾之所以哭泣，是为了神灵……”
灵之所止而遭变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宫者，宣公之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迁也。何以知其然？曰：丹桓宫楹，刻桓宫桷，皆举諡以目之，此而曰『新宫』，故知其未迁也。宣公丧终，当迁于庙，宫成而主未入，遇灾而哭，此何礼哉？宣公薨至此二十八月，缓于迁主，兹可知矣。言灾则不恭之致，亦自见矣。」
译神灵所驻留的地方遭遇了变故，这确实是人之常情所应当哀悼的。所谓“新宫”，是指宣公的宫殿。不称它为“宣宫”的原因，是因为神主牌位尚未迁移进去。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回答说：《春秋》记载“丹桓宫楹”、“刻桓宫桷”，都是举用谥号来指代宫殿，这里却称它为“新宫”，所以知道神主尚未迁移。宣公丧期结束，应当将神主迁入宗庙，宫殿建成而神主未入，遭遇火灾而哭泣，这符合什么礼制呢？宣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八月了，迁移神主牌位迟缓，由此可以知道了。既然说是灾祸，那么是因为不恭敬所导致的，也就显而易见了。
谢湜曰：「新宫，宣公之宫也。桓宫、僖宫称諡，宣宫独曰新宫者，以宣公神主未迁也。先君三年丧毕，主归于庙。宣公薨二十有八月矣，主犹未迁，盖可知也。宫庙，亲之神灵所在也。宫庙遭变，则神灵失其所安，孝子所宜致哀也。庙灾，三日哭，哀之至也。新宫神主未入也，新宫遇灾，则亲之神主未有害也。神主无害而哭之，哀哭不得其道矣。书『新宫灾』，着其不敬也；书『三日哭』，着其非礼也。成公之不得于亲，宣公之不祐于天，其义皆见于此矣。」
胡安国曰：庙灾而哭，礼也。得礼为常事，则何以书？缑山刘绚曰：新宫者，宣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迁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称桓宫，此不举諡，故知其未迁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灾而哭，何礼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于迁主，可知矣。言灾则不恭之致，亦自见矣。此説据经为合。或曰：礼称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新宫将以安神主也。虽未迁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盖尝寝于斯，食于斯，会族属于斯，其居处笑语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则哭之礼也。神主未迁而哭，于人情何居？
乙亥▯宋文公
胡安国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益车马重器备。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攷于经，未有以验其厚也。数其▯之月，则信然矣。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隆杀迟速为礼之节，不可乱也。文公之卒，国家安静，外无危难，曷为越礼逾时，逮乎七月而后克襄事哉？故知华元、乐举之弃君于恶，而益其侈无疑矣。夫礼之厚薄，称人情而为之者也。宋公在殡，而离次出境，从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顾欲厚▯其君亲，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夸耀淫侈，无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礼法既壊，无以制其侈心。至于秦汉之间，穷竭民力以事丘陇，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春秋》据事直书，而其失自见，此类是也。岂不为永戒哉！」
夏，公如晋。郑公子去疾帅师伐许。公至自晋。
胡安国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丧毕矣。宜入朝京师，见天子，受王命，然后归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阳田之故，而往朝于晋，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书，『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矣。」
秋叔孙侨如帅师围▯
谢湜曰：「▯汶阳邑至于围之，则取之不以其道故也。」胡安国曰：「按左氏，取汶阳之田，▯不服故围之，复故地而民不听。至于命上将用大师，环其邑而攻之，何也？鲁于是时，初税亩，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虽归故国，所以不愿为之民也欤？成公不知薄税敛，轻力役，修徳政以来之，而肆其兵力，虽得之，亦必失之矣。」吕祖谦曰：「围▯汶阳之地，亦縁其他皆服，惟▯不服，所以围之。」
大雩。晋郤克、衞孙良夫伐廧咎如。
谢湜曰：「廧咎如，左氏谓赤狄余类。」
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衞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
谢湜曰：「公如晋，故荀庚来聘；公为衞伐郑，故衞孙良夫来聘。二卿来聘，而又与之盟，坚二国之好也。聘而后盟，我及之盟也，非来盟也。故二盟皆书『及』，鲁与二卿各为盟，故盟不同日。盟在国，则公为主，可知故不书公。」
胡安国曰：「刘敞曰：诸侯有聘无盟，聘礼也，盟非礼也。庚与良夫不务引其君当道而生事，専命为非礼，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系于国以见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説然也。其言及者，公与之盟，而不言公见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恶，于恶之中又有恶焉者，此类是也。」
郑伐许
程颐曰：「郑附于楚，一年而再伐许，故夷之。」
谢湜曰：「郑与楚比，一嵗再伐许，君臣嗜好皆与狄类矣。书『郑狄之也』。」
胡安国曰：「称国以伐，外之也。晋楚争郑，郑两事焉。及邲之役，于是乎専意事楚，不通中华。晋虽加兵，终莫之听也。至此一嵗
译谢湜说：“新宫，是宣公的宫庙。桓公、僖公的宫庙都称谥号，宣公的宫庙唯独称为新宫，是因为宣公的神主尚未迁回宗庙。先君三年丧期结束后，神主应归入宗庙。宣公去世已经二十八月了，神主仍然没有迁入，由此可以推知。宫庙，是亲人神灵所在的地方。宫庙遭遇变故，神灵就失去了安顿之所，这是孝子应当致哀的。宗庙发生火灾，哭吊三天，是哀痛到了极点。新宫的神主尚未迁入，新宫遭遇火灾，那么亲人的神主并没有受到损害。神主没有损害却为之哭泣，这种哀哭是不合道义的。《春秋》记载‘新宫灾’，是彰显其不敬；记载‘三日哭’，是彰显其非礼。成公不能得到亲人的认可，宣公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其中的义理都体现在这里了。”
胡安国说：“宗庙发生火灾而哭泣，是符合礼制的。符合礼制属于常事，那么为什么要特别记载呢？缑山的刘绚说：新宫，就是宣公的宫庙。不称宣宫，是因为神主尚未迁入。知道是这样的，是因为丹楹刻桷都称桓宫，这里不举谥号，所以知道神主尚未迁入。宫庙建成而神主尚未迁入，遭遇火灾而哭泣，这合乎什么礼制呢？宣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八月了，迟缓于迁入神主，是可以推知的。说发生火灾，那么不恭敬导致的后果，也就自然显现了。这种说法依据经文是恰当的。有人说：礼制规定焚烧了先人的居室，就要哭吊三天。新宫是用来安顿神主的。虽然神主尚未迁入而哭泣，不也可以吗？回答说：先人的居室，曾经在那里休息、饮食，在那里会合族人，那些起居谈笑的地方，都是可以想象的。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所以有焚烧居室就哭泣的礼制。神主尚未迁入而哭泣，这符合什么人情呢？”
乙亥〇宋文公
胡安国说：“查考《左传》，文公去世，开始厚葬〇，增加了车马和重器。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里表现得不像臣子。查考《春秋》经文，没有证据表明其厚葬。但计算〇的月份，就相信确实如此了。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一个月。以隆重或简略、迟缓或迅速作为礼制的节制，是不可混乱的。文公去世，国家安定，外无危难，为什么逾越礼制超过时限，等到七月才完成丧事呢？所以知道华元、乐举让国君陷于恶行，而增加其奢侈是无疑的了。礼制的厚薄，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宋公在殡，却离开殡宫出境，从事军事行动，哀戚之情已经忘记了。反而想要厚葬〇他的君亲，这不是对死者有什么不忍，只是想要夸耀淫侈的无知之人罢了。世道衰微，礼法已经崩坏，无法制约其奢侈之心。到了秦汉之间，耗尽民力来侍奉坟墓，其祸患不可胜言。《春秋》据事直书，而其过失自然显现，这类情况就是这样。难道不是永远的警戒吗！”
夏天，鲁成公前往晋国。郑国公子去疾率领军队讨伐许国。鲁成公从晋国回来。
胡安国说：“宣公去世，到现在三年之丧已经结束了。应当入朝京师，拜见天子，接受王命，然后回国执政才可以。继承守护社稷的重任，却不朝见周天子，因为拜受汶阳田的缘故，而前往朝见晋国，其行为也是悖逆的。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公出行大多不记载其返回，‘公至自晋’，为什么特别记载其至呢？必定有原因。”
秋天，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〇
谢湜说：“〇汶阳邑到了被包围的地步，是因为夺取它不以其道。”胡安国说：“查考《左传》，夺取汶阳的田地，〇不服从而包围它，恢复故地而百姓不听从。以至于任命上将动用大军，环绕其邑而攻打它，为什么呢？鲁国在这个时候，开始实行初税亩，制作丘甲，赋税徭役日益加重了。〇虽然回归故国，所以不愿意做它的百姓吗？成公不知道减轻赋税徭役，修明德政来招抚他们，而肆意使用兵力，即使得到了，也必定会失去。”吕祖谦说：“包围〇汶阳之地，也是因为其他都服从，唯独〇不服从，所以包围它。”
举行大雩祭。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讨伐廧咎如。
谢湜说：“廧咎如，《左传》说是赤狄的余类。”
冬天，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谢湜说：“公前往晋国，所以荀庚来聘问；公为卫国讨伐郑国，所以卫国孙良夫来聘问。两位卿来聘问，而又与他们结盟，是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聘问之后结盟，是我与他们结盟，不是他们来结盟。所以两次结盟都记载‘及’，鲁国与两位卿各自结盟，所以结盟不在同一天。结盟在国内，那么公是主人，可以推知所以不记载公。”
胡安国说：“刘敞说：诸侯有聘问没有结盟，聘问是礼制，结盟不是礼制。荀庚与孙良夫不致力于引导其国君走上正道而制造事端，专命为非礼，以不信干犯先王的典章，所以不系于国以显示其专断之辱，不是人臣的操守。这种说法是对的。其言‘及’者，公与他们结盟，而不说公，是显示两位卿的抗礼。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在厌恶之中又有更厌恶的，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郑国讨伐许国
程颐说：“郑国依附于楚国，一年之内两次讨伐许国，所以夷狄之。”
谢湜说：“郑国与楚国勾结，一年之内两次讨伐许国，君臣嗜好都与狄类一样了。记载‘郑狄之也’。”
胡安国说：“称国名来讨伐，是将其视为外邦。晋楚争夺郑国，郑国两事晋楚。到了邲之战，于是专心事奉楚国，不通中华。晋国虽然加兵，最终也不听从。到了这一年
人利在于楚，则从楚人，而不择于义之可否，以为去就，其不见齿于列国，宜也。况又冯弱犯寡，一嵗之中而再动干戈于邻国，不既甚乎？《春秋》之法，有敢于为不义者，则外之，所以惩恶也。以为告词略而从告，乃实録耳。一字为褒贬，义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
谢湜曰宋共公新即位故
三月，壬申，郑伯坚卒。▯伯来朝。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公如晋。
谢湜曰：「公比年如晋，以会楚婴齐及楚人盟于蜀，召之也。故人君所举，不可不谨。」
▯郑襄公秋公至自晋冬城郓
谢湜曰：「杜氏谓公欲叛晋，为晋备。」
郑伯伐许
程颐曰：「称郑伯，见其不复为丧，以吉礼从戎。」
谢湜曰：「先君丧未逾年，悼公以成君之礼出伐，书爵着其恶也。二年之间，三伐许，着其暴也。」
胡安国曰：「前此郑襄公伐许，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许，乃复称爵，何也？丧未逾年，以吉礼从金革之事，则忘亲矣。称爵，非美词，所以着其恶也。」
五年春王正月▯叔姬来归
谢湜曰失妇道被出故书来归
胡安国曰：「前书▯伯来朝，左氏以为归叔姬也；此书▯叔姬来归，则出也。春秋于内女之归，其録之详者，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为之择家与室，则夫妇之道苦，▯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伦之本，录之详，以为世戒也。」
仲孙蔑如宋
谢湜曰报华元聘
夏孙叔侨如会晋荀首于糓
谢湜曰：「糓齐地，左氏谓荀首如齐逆女，宣伯防之。然则宣成之世，大夫専恣有如此者。」
梁山崩
谢湜曰：「梁山髙大静重，不宜倾壊者也。梁山崩，变之大者也。山隂物，其体安静，积阳薄之则崩。不书晋者，梁山系天下休戚，非独晋异故也。自后君道日陵，大夫日横，小国日亡，诸侯不知反身修徳，则祸患之来有如此者，不可不畏也。」
胡安国曰：梁山，韩国也。诗曰：「奕奕梁山，韩侯受命。」而谓之「韩奕」者，言奕然髙大，为韩国之镇也。后为晋所灭，而大夫韩氏以为邑，书而不系国者，为天下记异，是以不言晋也。左氏载绛人之语于礼文备矣，而未记其实也。夫降服、乗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词六者，礼之文也。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主于内。若成汤以六事检身，髙宗克正厥事，宣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是也。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足以弭灾变乎？夫国主山川至于崩竭，当时诸侯未闻有戒心而修徳也。故自是而后六十年间，弑君十有四，亡国三十二，其应亦憯矣。《春秋》不明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其可忽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谢湜曰天王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邾子、▯伯，同盟于虫牢。
程颐曰：「天王崩，而会盟不废，书『同』，见其皆不臣。」谢湜曰：「虫牢，郑地，郑服而从中国，故盟于虫牢。虫牢之盟，诸侯之贰于楚者复同心为盟，以景公复能主盟而合诸侯也，故书『同盟』。」
胡安国曰：「按左氏，许灵公愬郑伯于楚，郑伯如楚讼，不胜，归而请成于晋，盟于虫牢。郑服也。郑服则何以书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诸侯之防矣。以所闻先后而奔丧，礼也。而九国诸侯防盟不废，故特书同盟，以见其皆不臣。春秋恶盟誓，于恶之中又有恶焉，此类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防。二月辛巳，立武宫。
程氏学曰：「礼，王制曰：『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祭法曰：『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为鬼。然则诸侯宗庙，古有彝则，毁之不可复立。武宫其毁已久，而辄立之，非礼明矣。书『立者不当立也』。定元年立▯宫同。」
谢湜
译如果人的利益在于楚国，就依附楚人，而不根据道义是否可行来决定去留，他们不被各国所尊重，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又倚仗弱小、侵犯少数，一年之中两次对邻国动用武力，不也太过分了吗？《春秋》的法则，对于敢于做不义之事的人，就将其排斥在外，这是为了惩恶。认为因为告辞简略就跟随告辞，这不过是实录罢了。所谓一字褒贬，道义在哪里呢？
四年春季，宋公派遣华元来鲁国聘问。
谢湜说：宋共公刚刚即位，所以（华元来聘问）。
三月，壬申日，郑伯坚去世。〇伯来朝见。夏季，四月，甲寅日，臧孙许去世。鲁公前往晋国。
谢湜说：“鲁公连年前往晋国，是因为晋国会合楚国的婴齐以及楚人在蜀地结盟，召请他去的。所以国君所做的事，不可不谨慎。”
〇郑襄公秋季，鲁公从晋国回来。冬季，修筑郓城的城墙。
谢湜说：“杜预认为鲁公想要背叛晋国，为晋国防备。”
郑伯攻打许国。
程颐说：“称郑伯，表明他不为丧事守制，以吉礼从事军事行动。”
谢湜说：“先君去世未满一年，悼公以成年君主的礼仪出师攻打许国，记载爵位是为了彰显他的恶行。两年之间，三次攻打许国，是为了彰显他的暴虐。”
胡安国说：“此前郑襄公攻打许国，已经把他当作夷狄看待了；如今悼公又攻打许国，却再次称爵位，为什么呢？丧期未满一年，以吉礼从事战争之事，就是忘记了亲人。称爵位，不是美称，是为了彰显他的恶行。”
五年春季，周王正月〇叔姬回来。
谢湜说：失去妇道被休弃，所以记载为回来。
胡安国说：“此前记载〇伯来朝，左氏认为是为了迎回叔姬；这里记载〇叔姬来归，则是被休弃。《春秋》对于本国女子的归来，记载得很详细，因为男女婚配，是人伦的大纲。男子生下来就希望有妻室，女子生下来就希望有家庭，父母的心，人人都有，如果不能为他们选择家庭和妻室，那么夫妇之道就会痛苦，淫邪的罪过就会很多。这是王法所重视的，人伦的根本，详细记载，作为世人的警戒。”
仲孙蔑前往宋国。
谢湜说：报答华元的聘问。
夏季，孙叔侨如在谷地会合晋国的荀首。
谢湜说：“谷是齐国的地方，左氏认为荀首前往齐国迎娶女子，宣伯防备他。那么宣公、成公时期，大夫专横恣意到了这种地步。”
梁山崩塌。
谢湜说：“梁山高大静重，不应该倾塌毁坏。梁山崩塌，是很大的变故。山是阴物，其体安静，积聚的阳气逼迫它则崩塌。不记载晋国，是因为梁山关系天下的休戚，不仅仅是晋国的异常现象。从此以后，君道日益衰微，大夫日益专横，小国日益灭亡，诸侯不知道反省自身修养德行，那么祸患的到来就像这样，不可不畏惧。”
胡安国说：梁山，是韩国。《诗经》说：“奕奕梁山，韩侯受命。”称为“韩奕”，是说奕然高大，是韩国的镇守。后来被晋国所灭，大夫韩氏把它作为封邑，记载而不隶属国家，是为了天下记录异常，所以不说晋国。左氏记载绛人的话语，在礼仪文辞上很完备，但没有记载其实质。降服、乘坐素车、撤去音乐、走出正殿、祝史献币、史官致辞这六项，是礼仪的文辞。古代遭遇变异而在外施行这些文辞的，内心一定有恐惧修省之心。如果成汤以六事检查自身，高宗能够纠正自己的过失，宣王端正自身修行，想要消除灾异，就是这样。只举出文辞而没有实质先行，怎么足以消除灾变呢？国君主宰山川，以至于崩塌枯竭，当时的诸侯没有听说有警戒之心而修养德行。所以从此以后六十年间，弑君十四次，亡国三十二个，其应验也很惨痛了。《春秋》不明确记载其事应，但事应都存在于其中，怎么可以忽视呢？
秋季，大水。冬季，十有一月己酉日，天王去世。
谢湜说：天王是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日，鲁公会合晋侯、齐侯、宋公、衞侯、郑伯、曹伯、邾子、〇伯，在虫牢结盟。
程颐说：“天王去世，而会盟不停止，记载‘同’，表明他们都不像臣子。”谢湜说：“虫牢，是郑国的地方，郑国服从而跟随中原，所以在虫牢结盟。虫牢之盟，诸侯中贰心于楚国的再次同心结盟，因为景公能够主持盟会而聚合诸侯，所以记载‘同盟’。”
胡安国说：“按照左氏，许灵公向楚国控告郑伯，郑伯前往楚国诉讼，没有胜诉，回来向晋国请求和解，在虫牢结盟。郑国服从。郑国服从为什么记载同盟？天王去世，讣告已经到达，在诸侯的会合之中了。根据所闻的先后奔丧，是礼。而九国诸侯会合结盟不停止，所以特别记载同盟，以表明他们都不像臣子。《春秋》厌恶盟誓，在厌恶之中又有更厌恶的，这类就是。”
六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程氏学说：“礼，《王制》说：‘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祭法》说：‘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都每月祭祀；显考庙，祖考庙，只有享尝才停止。去掉祖庙为坛，去掉坛为墠，坛墠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去掉墠为鬼。那么诸侯宗庙，古代有常法，毁掉后不可再立。武宫毁坏已久，却擅自建立，明显不合礼。记载‘立’是因为不该立。定元年立〇宫相同。”
谢湜
曰：「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五。凡亲庙过，则毁之，不可复立也。毁则归之祧矣。其庙二昭二穆，先王酌逺近而为之制，尽人子孝思而为之节也。过制则乱，违节则不可继。然则诸侯庙数止五，天下之中制也。武宫亲已尽矣，其毁亦已久矣。公复立之，非礼也。武宫书立，以明不当立也。」
译回答说：“诸侯设立五座宗庙，两座昭庙、两座穆庙，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五座。凡是亲庙的世次超过了规定，就应当拆除，不能再重新建立。拆除后，其神主就归入祧庙了。那两座昭庙、两座穆庙的设置，是先王根据世系的远近而制定的制度，是为了尽到人子对祖先的孝思而设定的节制。超过制度就会混乱，违背节制就无法延续。既然如此，那么诸侯宗庙的数量限定为五座，是天下适中的制度。武宫的亲缘关系已经断绝了，它的拆除也已经很久了。您重新建立它，是不符合礼制的。史官记载‘立武宫’，是为了表明不应当建立它。”
胡安国曰：「武宫，武公之宫。立武宫，非礼也。丧事即逺有进而无退，宫庙即逺有毁而无立。故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者，诸侯之庙制也。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焉。曰显考庙，曰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则祭，无祷乃止。去墠为鬼，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厯世十一，其毁已久，而辄立焉，非即逺有终之意。故特书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鄟
谢湜曰：「鄟附庸国，内讳灭，故书取。」
胡安国曰：鄟，微国也。书「取」者，灭之也。灭而书「取」，为君隐也。项，亦国也。其书「灭」者，以僖公在会，季孙所为，故直书其事而不隠。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谨于微之意也。人伦之际，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义，以示后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无朋附权臣之恶。于《▯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祸在不测。」故臣子多不惮人主，而畏权臣。如汉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为嫌；至于王氏，则周旋相比，结为死党，而人主不之觉。此世世之公患也。归父家遣，縁季氏也；朝吴出奔，因无极也；王章杀身，忤王凤也；邺侯寄馆，避元载也。惟杀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是以党与众多，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义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谨于微，岂有此患哉！
衞孙良夫帅师侵宋
谢湜曰：「衞侵宋，罪其违虫牢之盟也。诸侯违同盟，而主盟不能治晋之罪也。」
夏六月邾子来朝
谢湜曰以取鄟故来朝
公孙婴齐如晋壬申郑伯费卒
谢湜曰：「郑伯，郑悼公，鲁不会▯，故不书▯。」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
谢湜曰罪其违同盟
胡安国曰：鲁遣二卿为主将，动大众，焉有事于宋，而以侵书者，潜师侵掠，无名之意，盖陋之也。于衞孙良夫亦然。上三年，尝会宋、卫同伐郑矣。次年，宋使华元来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鲁使仲孙蔑报华元矣。是年冬，郑伯背楚，求成于晋，而鲁、衞与宋又同盟于虫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授钺，大众就行，而师出无名，可乎？故特书“侵”，以罪之也。左氏载此师，晋命也。后二年，宋来纳币，请伯姬焉，则此师为晋而举，非鲁志明矣。兵戎，有国之重事；邦家，人道之大伦。听命于人，不得已焉，将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冬季，孙行父如晋。
谢湜曰：「鲁惧难，故夏婴齐如晋；冬，行父如晋。」
吕祖谦曰：「文子如晋，此是重礼，而遣上卿往。」
晋栾书帅师救郑
谢湜曰：「郑伯受盟虫牢，故婴齐伐郑；鲁、衞大夫侵宋，而楚大夫伐郑。中国乃楚之不若也。晋为盟主，楚伐同盟，栾书帅师救之，义之大者也。」
胡安国曰：荆楚僭号称王，圣人屏诸四裔而不赦之。大一统以存周，使民着于君臣之义也。郑能背楚，即晋，是改过迁善，出幽谷而迁乔木也。婴齐为是帅师，又因其丧而伐之，不义甚矣。经所以深恶之也。书「卿帅师伐郑」，于文无贬词，何以知其深恶楚也？下书「栾武子帅师救郑」，则知之矣。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着矣。按《左氏》，晋楚遇于桑隧，军帅之欲战者八人，武子遂还，则无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栾书也。两军相加，兵刃既接，折馘执俘，计功受赏，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垒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陉而屈完服者，齐桓也；会于萧鱼而郑不叛者，晋悼也。武子之能不迁戮而知还也，亦庻防乎？
春秋集义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六
宋 李明复 撰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谢湜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养牲不敬，可知也。牛为鼠食，不称牲伤，则不可以为牲也。乃免牛不郊也
译胡安国说：“武宫，是武公的宗庙。建立武公的宗庙，是不合礼制的。丧事随着时间久远，应当有进献而没有退减；宗庙随着时间久远，应当有毁撤而没有新建。所以，两位昭庙、两位穆庙加上太祖共五座宗庙，是诸侯的宗庙制度。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的，都每月祭祀。称为显考庙、祖考庙的，只在享祭和尝祭时祭祀。去掉祖庙改为土坛，去掉土坛改为平地，土坛和平地在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祭祀。去掉平地就只作为鬼魂祭祀，这是诸侯的祭祀法规。武公到此时，历经十一代，其宗庙早已该毁撤，却擅自建立，这不符合‘随着时间久远而有终结’的本意。所以特别记载为‘立’，‘立’字意味着不应当建立。”
取鄟
谢湜说：“鄟是附庸小国，对内讳言灭亡，所以记载为‘取’。”
胡安国说：鄟，是小国。记载“取”，是灭亡它的意思。灭亡而记载为“取”，是为君主隐讳。项，也是国家。记载“灭”，是因为僖公在会盟中，是季孙氏所为，所以直接记载其事而不隐讳。这是《春秋》尊崇君主、抑制臣下，以辨别上下等级，在细微之处谨慎用意的体现。人伦关系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孔子特别确立这一义理，以昭示后世的臣子，让他们以正道侍奉君主，而没有依附权臣的恶行。《左传》中有这样的话：“冒犯上级、冒犯君主，其罪尚可补救；违背、忤逆权贵大臣，祸患不可预测。”所以臣子大多不畏惧君主，而畏惧权臣。像汉代的谷永等人，直接攻击成帝，不以为嫌；至于王氏家族，则周旋亲近，结为死党，而君主却没有察觉。这是世代的公共祸患。归父被遣返，是因为季氏；朝吴出逃，是因为无极；王章被杀，是因为忤逆王凤；李泌寄居馆舍，是因为避开元载。只有生杀大权在下，而君主失去权柄，所以党羽众多，只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君父。如果《春秋》的义理得以施行，尊崇君主、抑制臣下，以辨别上下，在细微之处谨慎，哪有这种祸患呢！
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谢湜说：“卫国侵犯宋国，是谴责其违背虫牢之盟。诸侯违背同盟，而主盟者不能治理，这是晋国的罪过。”
夏六月，邾子来朝见
谢湜说：因为取鄟的缘故来朝见
公孙婴齐出使晋国。壬申日，郑伯费去世
谢湜说：“郑伯，是郑悼公，鲁国没有参加会盟，所以不记载会盟。”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谢湜说：谴责其违背同盟
胡安国说：鲁国派遣两位卿作为主将，出动大军，对宋国有军事行动，却以“侵”来记载，是暗中出兵侵掠，师出无名之意，大概是鄙薄这种行为。对于卫国孙良夫也是如此。前三年，曾会同宋、卫共同讨伐郑国。第二年，宋国派华元来聘问，与继位的君主沟通。又过一年，鲁国派仲孙蔑回访华元。这一年冬天，郑伯背离楚国，向晋国求和，而鲁、卫与宋又在虫牢结盟。现在却对宋国有军事行动，上卿授命，大军出动，而师出无名，可以吗？所以特别记载“侵”，以谴责他们。《左传》记载这次军事行动，是晋国的命令。两年后，宋国来纳币，请求娶伯姬，那么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晋国而发动，并非鲁国的本意，这就很明白了。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国家，是人伦的大道。听命于人，不得已而为之，将能自立吗？《春秋》因此谴责他们。
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讨伐郑国。冬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谢湜说：“鲁国畏惧祸患，所以夏天婴齐出使晋国；冬天，行父出使晋国。”
吕祖谦说：“文子出使晋国，这是重视礼仪，所以派遣上卿前往。”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谢湜说：“郑伯在虫牢受盟，所以婴齐讨伐郑国；鲁、卫大夫侵犯宋国，而楚国大夫讨伐郑国。中原国家还不如楚国。晋国作为盟主，楚国讨伐同盟，栾书率领军队救援，这是大义。”
胡安国说：荆楚僭越称王，圣人将其排斥在四方蛮夷之外而不宽恕。推崇大一统以保存周朝，使百姓明晓君臣之义。郑国能够背离楚国，归附晋国，这是改过迁善，从幽谷迁到乔木。婴齐因此率领军队，又趁着郑国丧期讨伐它，非常不义。经文所以深恶痛绝。记载“卿帅师伐郑”，在文字上没有贬斥之词，怎么知道它深恶楚国呢？下面记载“栾武子帅师救郑”，就知道了。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好的；而讨伐者的罪过就显明了。查考《左传》，晋楚在桑隧相遇，想要作战的军帅有八人，武子于是撤军，那么没有功劳，又有什么好呢？回答说：这就是《春秋》认为栾书好的原因。两军相加，兵器相接，斩首捉俘，计功受赏，这不是仁人之心，也不是王者之事。所以舞干戚而苗民归顺的，是舜；凭借营垒而崇国投降的，是周文王；驻扎在陉地而屈完臣服的，是齐桓公；在萧鱼会盟而郑国不叛的，是晋悼公。武子能不滥杀而知道撤军，也差不多符合这种精神了。
春秋集义卷三十五
<经部,春秋类,春秋集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三十六
宋 李明复 撰
成公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吃了郊祭牛的角，改卜另一头牛，鼷鼠又吃了它的角，于是免除牛。
谢湜说：“鼷鼠吃了郊祭牛的角，改卜另一头牛。鼷鼠又吃了它的角，饲养牺牲不敬，可以知道了。牛被鼠吃，不称为牺牲受伤，那么就不能作为牺牲了。于是免除牛，不举行郊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