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三

译日食必定要记载，这是向后世展示遇到灾异时应当心存敬畏的意思。太阳是众阳之气的宗主，是人君的表率，如果出现日食的灾异，就是过失的象征。如果能够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那么即使有这种象征，也不会有相应的灾祸发生；如果不能敬畏上天，灾祸和过失的到来就必然了。凡是经典所记载的日食，或者是妾妇凌驾于丈夫之上，或者是臣子背叛君主父亲，或者是政权落在臣下手中，或者是夷狄侵犯中原，这些都是阳气被阴气所遏制、阴气过盛的证据。因此，告诫人君不可忽视天象。

译三月庚戌日，周天子驾崩。

程颐说：“‘崩’是山石上坠的形状，四海之内都应当奔赴吊唁。鲁国国君不前往，罪恶极大，不可胜诛，不记载而罪责自现。”

谢湜说：“周天子驾崩，是王室最大的变故。诸侯以臣子侍奉君主，以儿子侍奉父亲，他们听说丧讯后，近处的应当奔丧，远处的应当助葬，这是臣子哀痛的情分。周王室衰微，各国朝聘之礼不修，征伐擅自专断，告诫不以王命而专行盟约，出入不以王事而专行助葬，臣子的礼节扫地以尽。所以周天子驾崩时，不奔丧，不助葬，有的派卿前往而国君亲身不去，有的派大夫前往而卿不出面。《春秋》有时记载卿助葬，有时记载助葬而不记载卿，有时记载驾崩而不记载助葬，有时驾崩和助葬都不记载，这是为了彰显诸侯不守臣节的罪过。周襄王下葬时，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周景王下葬时，叔鞅前往京师；鲁国是以卿的身份助葬。桓王、匡王、简王下葬不记载卿，是因为鲁国以大夫的身份助葬。平王、惠王、定王、灵王不记载助葬，是因为鲁国不助葬。庄王、厘王、顷王驾崩和助葬都不记载，是因为王室衰微无力赴告，诸侯骄横不肯前往助葬。奔丧助葬，是臣子的大事。以卿的身份助葬，已经是失臣节了，何况是以大夫的身份呢？以大夫的身份助葬，已经是失臣节了，何况是不去、废弃礼制呢？”

胡安国说：“‘崩’是山石上坠的形状。《春秋》历经十三位周王，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悼王，记载驾崩，记载下葬的，是丧讯传到鲁国，鲁国前往助葬。平王、惠王、定王、灵王，记载驾崩，不记载下葬的，是丧讯虽然传到鲁国，但不前往助葬。庄王、僖王、顷王，驾崩和下葬都不记载的，是王室不向鲁国告丧，鲁国也不前往。诸侯为周天子服斩衰之丧，礼节上应当根据听到丧讯的先后前往奔丧。现在平王驾崩，周人来报丧，而鲁隐公不前往，这是无君的表现，其罪应诛，不记载而罪责自现。”有人说：“万国众多，封疆重要，周天子的丧事，不能越境奔丧，而在国内修习丧服，卿提供吊唁送葬的礼节，葬毕则哭而除丧，这合乎礼节吗？”查考《周书·康王之诰》：“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拜了两拜快步退出，康王才恢复丧服。”这是奔成王之丧的情况，怎么能认为在国内修习丧服就可以呢？所以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前往吊唁，说是派人是可以的；鲁国不前往，说是应当亲自前往而不能派人代替。诸侯在岁时节令，有时朝觐京师，有时会盟于方岳，有时跟随兵革征讨，越境逾期，不以为难，为什么唯独对奔丧感到困难，而轻视君臣始终、存殁的大义呢？这大大违背先王的礼制，失去《春秋》的大义了。

夏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

程颐说：“尹氏，是周王的世袭卿大夫。古代任用以德行为标准，爵位以功劳为标准，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因此俊杰在位，各种功业都兴盛。等到周王室衰微，士人都世袭官职，政事因此败坏。尹氏世袭为王官，所以在他去世时记载说：‘尹氏’，显示其世袭继承。”

程氏学说：“尹氏，是天子的三公，天子的内臣，没有外交，所以没有告丧的礼节，没有吊丧的事情。春秋时代，君主弱臣子强，大夫在中原各国交结政事，所以记录王臣的助葬而加以讥讽，由此可见。尹氏则剥夺其爵位而称‘氏’，王子虎、刘卷则不记载其爵位等级而只记录其名，都是不让他们与诸侯相同。刘文公又记载‘〇’、记载‘防’、记载‘防’，是为了归罪于刘；记载‘葬’，是为了归罪于鲁。尹氏特别记载为‘氏’，又是记录其世卿的身份。《节南山》诗说：‘显赫的师尹，不平之事为何？’尹氏是太师，是周朝的根基，掌握国家的权衡，维系四方。那么尹氏世掌周朝权柄，成为祸乱的阶梯，由来已久了。后来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带着王子朝投奔楚国，都记载为‘氏’，其最终结局可资借鉴【其余见纲领上】。谢湜说：人臣没有外交，没有世袭爵位，君主失去控制，权臣专擅国家宠信，其丧葬也比照外诸侯，以丧讯与各国交往，所以尹氏记载‘防’以归罪王臣的僭越。君主失去选任，权臣以政事得君，其子孙不再衡量才能德行，都世袭为卿，所以尹氏剥夺爵位称‘氏’以归罪王臣的世袭。周有尹氏，后来尹氏立王子朝；齐有崔氏，后来崔杼背叛其君主，大夫世掌国权，其祸乱有如此者，这是《春秋》用来警戒的。”

胡安国说：“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掌朝政，成为周朝祸乱的阶梯，家父所讽刺。‘秉国之均不平，谓何’就是说的这个？因为他告丧与立王子朝，以及王子朝投奔楚国，都以‘氏’记载，是记录世卿不合礼制，作为后世的鉴戒。有人说：世卿不合礼制，《裳裳者华》为什么作呢？回答说：功臣的后代，世袭其俸禄；世卿的官职，继承其职位。俸禄用来报答功劳，所以其世代可以延续；职位用来尊崇贤能，所以其官职应当选择。官职不选择人，世袭授予权柄，党羽众多，威福下移，大奸据位而不能铲除，君主孤立而无助，国家不灭亡是侥幸。《春秋》对周的尹氏、武氏，鲁的仍叔之子，记载季友、仲遂，都是记录其不合礼制。公羊子的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传承。”

秋

译武氏派人前来请求助丧财物。

程颐说：“武氏是周王的卿士。称其为‘武氏’，表明其官职世代承袭。周天子驾崩，诸侯不供给丧事，所以武氏派遣其子向各国征索财物。史书称其为‘子’，以显示天子失道，诸侯不将其视为臣属到了极点。”

译程氏学说：“武氏的儿子来请求助丧财物，是因为平王去世，新王未能行使封爵任命之权，武氏之子已经代替父亲职位并派使者来请求助丧财物，由此可知爵位是世袭的。”这与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的情形道理相同，仍叔的儿子未经任命就来聘问，也显示出卿大夫职位的世袭。不称其氏，是因为世袭的权力不如尹氏那样重大。丧事不应有所求索，请求助丧财物是不合礼制的。大概通用于下级，送给死者称为赗，送给生者称为赙。赠送财物是正当的，索取财物是不正当的，双方都受到讥讽。

谢湜说：“武氏是天子的卿大夫。‘求’是表示地位低下的谦辞。天子的葬礼，天下人都应当供奉。平王的葬礼，天子的臣属向鲁国请求助丧财物。如果是地位低的人不足，却向地位高的人索取；贫穷的人不足，却向富有的人索取。王室地位低下、礼法废弛到了极点。史书用‘求’字，是哀伤王室的衰微。诸侯的社稷、土地都是天子赐予的，他们的俸禄、货物、钱财都是天子所有的。在天子葬礼时，助丧的物品不通过子职来供给，诸侯对天子的不敬太严重了。史书用‘来求’，是揭露鲁国的罪过。平王去世，新王尚未行使封爵任命之权，武氏就让他的儿子代理父亲的职位，向鲁国传达命令。卿大夫们熟习僭越奢侈，内外都以世袭爵位为常事，由此可以看出来。史书称‘武氏子’，是揭露其专擅。”胡安国说：“武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正值丧期，新王尚未正式即位，这不是天子的命令。继位的儿子在初丧时就确定了位置，这里说‘未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君主去世，新君在谅闇期间，百官都收敛自己，听从冢宰指挥三年。百官收敛自己而听从指挥，这就是代理军国大事。不是天子命令就不称‘使’，春秋的礼法防范非常严密。以此来谨慎对待天下的通丧之礼，而严肃君臣的名分。助丧财物是生者所需要的。君主向臣下索取，不说‘求’，而说‘求赙’、‘求车’、‘求金’，都是揭露天王失道。上面失去了正道，下面就不像臣子了。”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程颐说：“吉凶庆吊、友好和睦，是邻国的常礼，也是人情所应当的。诸侯的礼法，对于他国的大丧事，来告知就记载。

谢湜说：“诸侯吉事互相庆贺，凶事互相吊唁，去世互相赴告、助葬，没有不同于股肱手足那样相亲的。所以列国的葬礼，必定记载。鲁公是鲁国的君父，所以去世称‘薨’，‘薨’不称名。宋公等人，在宋国则是宋国人尊奉的君主，在鲁国则只是天子的臣属而已，所以去世称‘卒’，‘卒’称名。”

胡安国说：“外国诸侯去世，国史承继告知后才记载。圣人都保留而不删削。为什么不删削？因为春秋记载的是天子之事。古代诸侯之间的邦交，有日常的问候、盛大的聘问，并且世代互相朝见，这是因为王事相随，就有和好的情谊；等到终老换代，就有吊唁抚恤的礼节，这是诸侯用来和睦邻国的方法。周代的制度，天子哭诸侯，则由大宗伯担任上相，司服为天子制作缌麻丧服，宰夫掌管国家的吊唁事务，告诫命令以及币帛、器物、财用，这是天子用来安抚诸侯的方法。凡是诸侯去世，都保留不删削，而交往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出来了。去世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谨慎就记载日期，怠慢就记载季节，大致如此。去世有时称名，有时不称名，为什么呢？参加盟会就在盟书上称名，聘问就在简牍上称名，未曾参加盟会聘问而没有凭证的，即使使者来告知丧事，其名也无法得知。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沿袭旧史而不改变的。诸侯去世称‘薨’，夫人去世称‘卒’，五等邦君为什么记载为‘卒’？孔子作《春秋》，就有变革而不沿袭的地方。周王室东迁，诸侯骄横放肆，独占其国，而向上不请示命令，圣人奉行天意讨伐以端正王法，就有贬黜的刑罚了。趁着他们告知丧事，特意记载‘卒’，不承认他们是诸侯。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冬天，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程颐说：“天下没有天子，诸侯不守信用道义，屡次互相盟誓，这是助长祸乱的原因。所以外国诸侯结盟来告知的就记载。”

谢湜说：“春秋的法则，鲁公会见诸侯，鲁国大臣会见诸侯，就以内部区别外部。如果鲁公会见齐侯、郑伯于中丘，单伯会见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就是这样。外国诸侯、外国卿大夫互相会见，就按次序书写爵位。如果蔡侯、郑伯会见于邓，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见于鄄，就是这样。对于结盟，也是这样罢了。凡是列国会见，其谋划有先后，其事有善恶。其事善，则主持会见者，其善大；其事恶，则随从会见者，其恶轻。对于结盟，也是这样罢了。以内部区别外部，是内部的措辞。按次序书写爵位，是先后的措辞。”

胡安国说：“外国的盟会，是常事。为什么记载？在春秋的乱世，是常事。对于圣人的王法，则是非常之事。有虞氏未向百姓施加信用，而百姓守信；夏后氏未向百姓施加敬意，而百姓恭敬；殷人作誓，而百姓开始背叛；周人作盟，而百姓开始怀疑。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与三代英主的时代，我没有赶上，但心向往之。’诸侯盟会来告知，就记载而不删削，大概是因为认为这是非常典，而心向往于天下为公的时代吧？所以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厌恶它。”

癸未，宋穆公去世。

程颐说：“诸侯告知丧事，鲁国前往吊唁，就记载。春秋之时都不请示而私自定谥号，称为私谥，以此来罪责其臣下。”

译程氏学说：诸侯在文事方面的大事，是王法应当记载的。记载去世并写出名字的，或许曾经共同参加盟会，或许曾经互相朝聘，在他们报丧时就可以知道了。记载去世而不写出名字的，未曾共同参加盟会，未曾互相朝聘，那就无法知道了。安葬，是臣子的事，而都因为鲁国参加盟会而记载。有参加盟会并写出名字而记载安葬的七十一例，是鲁国参加盟会但并非卿大夫。有参加盟会并写出名字而不记载安葬的二十七例，是他们报丧但鲁国没有参加盟会。有参加盟会并写出名字而卿大夫参加安葬的六例，有记载去世不写出名字而记载安葬的三例，也是鲁国参加盟会但并非卿大夫。记载去世不写出名字也不记载安葬的七例，也是鲁国没有参加盟会。古代诸侯之间的邦交，有每年问候、频繁朝聘、世代朝见的礼仪，大概因为土地相邻，王事相随，就一定有盟会同聚和好之事。至于国君去世换代，难道没有吊唁抚恤、助葬的礼仪吗？春秋时期，王制已经灭亡，只凭国势的强弱、私情的亲疏来施行礼仪，所以有去世而不参加安葬的，有卿大夫参加安葬的。安葬都称“公”，是臣子的谦辞。不向天子请示而私自定谥号。只有蔡国本是侯爵，封人去世，蔡季向天子请求谥号，所以记载说“葬桓侯”。私谥称“公”，公谥称爵位，举出一例，其余就可以知道了。吴、楚的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例，而都不记载安葬的，《公羊传》说：是避讳他们的称号。《礼记》说：诸侯不称楚、越的王丧，是担心百姓迷惑，就是这个意思。

译谢湜说：“凡是诸侯下葬，鲁国派卿大夫前往吊唁就记载，不派卿大夫就不记载。记载下葬和派遣卿大夫的有六次，是因为鲁国派了卿大夫去吊唁。记载下葬但不记载派遣卿大夫的有七十四次，是因为鲁国派了人吊唁但不是卿大夫。记载死亡但不记载下葬的有三十四次，是因为对方通报了丧事但鲁国没有派人吊唁。诸侯国土地相连，邦交事务相互往来，他们相见时有朝见聘问的欢乐，相亲时有婚姻结好的情谊，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和睦了。诸侯去世并通报丧事，用财物互相慰问，派国卿前往吊唁，这是邻国之间的礼节。春秋时期，弱国依附强国，轻视小国的吊唁哀悼，并非出于诚意，只是根据国势的强弱来决定罢了。国势强盛的，关系亲近而礼节隆重；国势衰弱的，关系疏远而礼节简略。在那个时候，小国的下葬，不仅不派卿大夫去吊唁，甚至弃之不顾的也有。所以，死亡后记载下葬、下葬后派遣卿大夫的，都是大国；死亡后不记载下葬、下葬后不派遣卿大夫的，都是小国。《春秋》有时记载派遣卿大夫，有时不记载；有时记载下葬，有时不记载，而诸侯倚仗强大忽视弱小，亏缺邻国友好，他们的恶行就显现出来了。下葬时称谥号，是为了记录善恶；称‘公’，是臣子的辞令。下葬，就是收藏。一旦下葬，死者就再也见不到了，不可埋没的只有善恶罢了。所以诸侯下葬就称谥号，礼节上诸侯向天子请求谥号，公正地评定一国的善恶并以此作为劝诫。周王室衰微后，各国谥号都由本国臣子凭私意决定，他们的爵位都尊称为‘公’，所以诸侯的谥号都称‘公’。《春秋》的法则，在诸侯去世时，记载‘公’、‘侯’、‘伯’、‘子’、‘男’，是为了端正王爵；记载名字、记载死亡，是为了端正臣子的职责。在下葬时，记载谥号、记载‘公’，是为了明确诸侯国僭越礼制，君臣上下的名分不可不辨明。在刚死时端正其体制，在下葬后诛责其僭越，这样君臣上下的名分就在死亡与下葬之间辨明了。”

胡安国说：“外国诸侯下葬，其事是因为鲁国派卿大夫吊唁而记载，其义则是圣人有时保留有时删削。为什么有时保留有时删削？《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传文说诸侯五月下葬，同盟至同盟，指同方岳之盟者，他们生前讲求吊唁之好，死后有送葬之礼，这是诸侯和睦邻国的方式。按照周制，有职丧掌管诸侯的丧礼，莅临并执行禁令，安排事务，凡是诸侯及众臣下葬于墓地的，就由家人授予墓地，设置警戒并统一禁令，这是王者安抚诸侯的方式。外国诸侯下葬有时保留有时删削，而结交邻国、对待诸侯的道义就显现了。下葬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礼节完备就记载日期，礼节简略就记载季节，大体如此。死亡后有时下葬有时不下葬，为什么呢？有怠慢礼节而不参加下葬的吗？有讨伐贼人而不参加下葬的吗？有避讳耻辱而不参加下葬的吗？有惩治罪过而不参加下葬的吗？有避讳名号而不参加下葬的吗？宋殇公、齐昭公，通报动乱记载了日期，但经文不记载下葬，这是讨伐贼人而不参加下葬的情况。晋国主持夏季盟会，在景公时期，通报丧事记载了日期，但经文不记载下葬，这是避讳耻辱而不参加下葬的情况。鲁国、宋国盟会，未曾不同，但三代不记载下葬，这是惩治罪过而不参加下葬的情况。吴、楚的君主，记载死亡的有十次，也有亲自送到西门之外的，但经文不记载下葬，这是避讳名号而不参加下葬的情况。怠慢礼节而不前往，轻视其君主而不派卿吊唁，没有其事，缺失其文，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讨伐贼人而不参加下葬，避讳耻辱而不参加下葬，惩治罪过而不参加下葬，避讳名号而不参加下葬，是圣人所删削的，《春秋》的法则。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

鲁僖公四年春天，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程颐说：“诸侯的土地是有所受封的，攻打其罪过而夺取其土地，罪恶更加严重。这是王法应当诛杀的。”

程氏学说：赵子曰：“凡是凭武力得到的称为‘取’，是不应当取得的。不是其专横夺取，即使再取回本邑，也没有不同的辞令。说其本来是自己的，邑及我的附庸被他们夺取之后，却取回得当，文辞不同，认为其不能申明直辞，向王请求并正定疆界，只是专自行用兵争夺，不得正道，所以全部用相同的辞令记载。按僖公三十一年取济西田，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先前本是鲁地而都记载为‘取’。如果按照这个义例，依据经文是合适的。大概《春秋》的义理，是用治理来改变混乱，而不用混乱来改变混乱，所正定的是根本罢了。凡是夺取别人的所有，其恶行容易看见，而夺取自己旧有的不以其道者，其罪行难以知晓。圣人所记载的，也正名曰‘取’，所以显明防备。谢湜说：取得非其所有的，称为‘取’。诸侯的都邑土田，都是王所封赐的。其大有封疆，其小有经界，没有得到王命而夺取，就是作乱。《春秋》记载取邑取田，都谨慎地记载，所以彰显其作乱。《春秋》没有仁义的军队，其侵伐是为了争夺土田，为了报复仇怨，为了逞威风施暴虐罢了。牟娄，是杞国的邑。攻打杞国而夺取牟娄，那么莒国人不是以讨伐罪过为心，只是贪图其土田罢了。这是极大的罪恶。攻打而交战，交战虽有功，不如攻打而不交战为好，何况交战而无功的呢？攻打而进入，进入虽有义，不如攻打而不进入为好，何况进入而无义的呢？攻打而包围，包围虽以直，不如攻打而不包围为好，何况包围不以直的呢？攻打而夺取，夺取虽以顺，不如攻打而不夺取为好，何况夺取不以顺的呢？”

译《春秋》在先前记载“讨伐”，而在后来记载“交战”、“入侵”、“包围”、“攻取”，都是为了加重其罪恶。

译胡安国说：“‘取’是强占掠夺的名称，牟娄是杞国的城邑。声讨罪名攻打别人，却强行夺取其土地，所以特别记载为‘取’，以彰显其罪恶。有人说：诸侯的土地，向上承受于天王，向下传承于先祖，是用来守护宗庙典籍的。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强者往往兼并数倍于己的疆域，弱者日益被侵吞削弱。在这个时候，有人夺取其故地，难道不可以吗？然而僖公曾经夺取济西的田地，成公曾经夺取汶阳的田地，也都记载为‘取’，为什么呢？如果不向天王请示，以正定疆界，却擅自用兵争夺，即使是夺取本国的城邑，与夺取别人的所有物，也没有区别。《春秋》的道义，不认为可以用混乱去替代混乱，所以也记载为‘取’，这是端正其根本的用意。鲁僖公十二年，莒国人擅自兴兵入侵向国，而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到了这时，攻打别国夺取城邑，其暴行更加放肆了。”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

程颐说：“卫庄公从齐国娶妻叫庄姜，没有儿子。陈国女子戴妫生下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受宠爱的妾所生的儿子，受宠而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石碏劝谏，庄公不听；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好，禁止他们也不行。桓公即位后，石碏才告老。州吁杀害桓公并自立为君。自古以来的篡位弑君多出自公族，大概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先君的后代可以成为国君，国人也认为如此，从而拥戴他们。《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昭示万世。所以在《春秋》初期，弑君者大多不称‘公子’、‘公孙’，这是因为身犯大恶，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哪里还能算是先君的后代呢？古代公族，如果因罪处死，就不穿丧服，何况是弑君呢？大义在初期已经阐明，后来弑君自立的人，则都以其亲属关系称呼，或者是因为看到他们因亲属关系而受宠过度、任用太重，以至于作乱；或者是因为看到他们天然的亲属关系反而成为仇敌。确立义理各不相同。《春秋》大体上记载的事情相同，措辞就相同，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措辞不同的，大概各有其义，不可以用‘例’来拘泥。”

谢湜说：“用一国之力奉养一人，考虑祸患的道理详细，防备祸患的准备完备，所以一人的权势常常尊贵，其身体常常安宁。降及后世，名分道义不明确，法制不建立，踩到霜也不以此为警戒，所以一人的权势常常卑微，其身体常常危险，而平民百姓有时能对国君肆意加害，这就是弑逆之祸在《春秋》中得以显现的原因。公子州吁，是受宠爱的妾所生的儿子，凭借国君的宠爱，触犯纲纪扰乱法度，而桓公不能正当地确立东宫之位，以维系国人的心，州吁篡逆的阴谋在此时就已萌芽。嫡庶贵贱，是天下的定分。庶子凌驾于嫡子，贱者取代贵者，向上不能继承宗庙，向下不能联结宗族，这是最大的混乱。州吁以血统来说不是嫡子，以地位来说不是尊贵，他出来争夺国家，是凭借公子的宠爱而做的，是倚仗子孙有继承的道理而做的，所以他肆意叛逆，《春秋》剥夺了他‘公子’的称号，是为了贬斥其不正，是为了断绝其亲属关系而诛戮他，是为了杜绝后世争夺之心。观察州吁削夺公子之位，圣人讨伐混乱诛杀叛逆的意思就明白了。州吁是卫国的逆臣，记载‘卫’是罪责他争夺国家。世子是国家的根本，地位不正，礼仪不隆重，就会产生动乱。庄公把桓公当作儿子，他是国家的嫡子，庄公又宠爱宠妾的孽子，以凌驾于嫡子贵者之上，以至于世子之位不定，而州吁兴起争夺国家之心，那么卫国的祸患，是庄公造成的。观察州吁被称为‘卫’（而非公子），庄公产生逆臣招致祸患，他的罪恶就显现了。”

胡安国说：“这是卫国的公子州吁，却削去他的属籍，特别以国名称呼他，是罪责庄公不用对待公子的道义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如果用对待公子的道义对待州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不让贱者妨害贵者，年少者欺凌年长者，那么桓公的地位就稳固了，动乱从哪里产生呢？州吁受宠，喜好军事，而庄公不禁止；石碏竭尽言辞极力劝谏，而庄公不听从。这是不用对待公子的道义对待他，让他参与政事，掌握兵权并主持国政。《春秋》的防范，在于端正根本清除源头。用《卫风·绿衣》等诗篇来考察，所谓前面有防备而不见，后面有贼寇而不知的，庄公就是这种人。他不称‘公子’而以国名称呼，是为了彰显后世为人君父者的警戒。所以传文说：‘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

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程颐说：“诸侯相见而不行朝聘之礼，如同道路上相遇，所以记载为‘遇’，不是周礼中冬季相见称为‘遇’的那个‘遇’。”

程氏学说：“杜预说：‘遇，是草率约定的日期，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如同道路上相逢相遇。’古代诸侯因朝觐，或遵从王命，则必定有会聚之事，没有不合礼的。王室衰微，典章制度废坏，诸侯各自逞其欲望，盟会纷繁。舍弃这些又简化事务，如同道路上相逢相遇，没有君国的礼仪，《春秋》因此加以讥讽。简略无礼，没有适任的主持者，鲁公与诸侯相遇，就记载为‘及’。隐公四年，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庄公二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这是以内及外，以我及彼的措辞。外部诸侯相遇，则按爵位次序。隐公八年，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三十二年，宋公、齐侯在梁丘相遇。这是尊卑的措辞。”

谢湜说：“不期而遇相见叫遇。两国

译因为采用简略的礼仪相见，如同偶然相遇一般，所以称为“遇”。在那个时候，诸侯不凭周王的命令就离开国境，私下互相巩固援助、结为友好，建立防线和订立盟约的情况很多。等到他们仓促出访时，又用“遇”的礼仪在偶然相逢之际相见，诸侯松弛政事、劳苦百姓，放纵无度，情况严重极了。所以《春秋》记载“遇”，来彰显他们的罪恶。凡是“遇”没有固定的主宾，所以鲁公与诸侯相遇，都书写“及”字，以区分内辞和外辞。

译胡安国说：“遇”是指草率仓促的会期。古代有“遇”的礼仪，虽不预先约定日期，却有所防备，以表明即使在仓促之间，也有恭敬严肃的心意。《春秋》记载“遇”，是私下约定，把自己比作不期而遇的人，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简略轻慢，没有国君应有的礼仪，就没有合适的主持者了。所以记载国内诸侯相“遇”的有三处，都用了“及”字。好像说以此方及彼方一样。记载国外诸侯相“遇”的有四处，都用了爵位。好像说以尊贵者及卑贱者一样。其用意在于认为没有合适主持者，这与古代不期而防的情况不同了。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是厌恶他们没有人君相见的礼仪。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程颐说：“宋国因为公子冯在郑国，所以联合诸侯攻打郑国。拉拢诸侯来攻打郑国本来就是罪过。而卫国杀害了自己的国君，是天下应当讨伐的。却与郑国修好并一同攻打别人，其恶行更加严重了。”

谢湜说：“四国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人想要接纳宋国的公子冯。一国的命运，听从于君臣。儿子改变它，就是叛乱。冯虽然是穆公的嫡子，但把君位传给与夷，是穆公的命令。与夷既然凭借君命守护国家，那么宋国的君位就确定了。郑国人又想要接纳冯，这是把宋国的叛臣接纳进来，给宋国带来祸患。所以《春秋》记载‘四国伐郑’，以彰显郑国接纳冯是不义的。父子相传，是天下的正道。与夷年幼，宣公把君位传给穆公，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穆公晚年，公子冯已经长大了。穆公沿袭宣公的做法，并且又把国家传给与夷，这是用私心害了天下的正道。因此，小的谦让开启了争夺的根源。《春秋》记载‘四国伐郑’，而穆公招致祸乱、开启争端，他的过失也就显现出来了。”

胡安国说：“《春秋》的法度，诛杀首恶。发动这次战役，首谋在卫国，却以宋国为主帅，为什么呢？先前记载州吁杀害国君，他的罪过已经极重，到这里凭借武力结怨，不论述也可以了。而邻近的诸侯，听说卫国有大变，能就这样算了么？田常杀害简公，孔子沐浴上朝，告诉哀公说：‘请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说不可以，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那么邻近有弑君叛逆，声讨罪状前往讨伐，即使是先发动而后听说，也是可以的。宋殇公不体恤卫国有弑君的灾难，想要安定州吁，听从他的邪说，这是放纵人的欲望，灭绝天理，不是人该做的事。所以以宋公为首，各国跟随，显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治理其党羽的法度。这种义理行为使作恶者孤立，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朱熹说：“《诗经》中‘击鼓跟随孙子仲，平定陈国与宋国，不让我回去，归心忧忡’。旧说认为这是春秋隐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时，宋、卫、陈、蔡攻打郑国的事，恐怕可能是这样。”

秋天，翚率领军队抵御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程颐说：“宋国虐待其百姓，卫国是应当诛杀的贼子，却与它一同攻打，人的罪过太大了。两国结怨，其他国家与它一同攻打，罪过是一样的。”再次列举四国，着重强调他们的罪过。《左传》认为再次攻打是妄为。翚不称“公子”，是因为奸逆之人，积累其强暴恶行非一朝一夕，辨别应当早做，所以去掉他的“公子”称号。隐公不能辨别，因此招致祸患。

程氏学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大概自从周室东迁，天下动荡，王者的威令不出京畿，诸侯肆意横行，自寻干戈互相敌对，百姓的祸患在这里最为酷烈。所以侵、伐、围、入、取、灭之类，《春秋》各自随其事记载，以表明天下无王。孟子也说：‘春秋无义战’，只是那个比这个好一些罢了。征，是上级攻打下级；敌国之间不相征。凡是其中，有善恶轻重，就必定改变文字以示贬斥。圣人精微防范的志向，大中权衡的法度。侵伐的条例，各家言论很多，对照前后的义理类别，必定错乱，不如赵氏说得恰当。赵氏说：‘凡是军队称罪讨伐叫伐，没有名义出兵叫侵。’那么执言讨伐的是伐，没有名义的是侵。考察行事，可以看见了。袭，是轻装行进掩袭，像披衣一样，只有襄公八年齐侯袭莒这一件事。厌恶他以诸侯的尊贵，非法用兵而袭击别人的不备。围，是包围其城邑；入，是进入其国都。”

谢湜说：“诸侯攻打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抵御，隐公不允许。羽父坚持请求而行，以下制上，以小侵大，是祸乱的开端。公子翚列位为卿，却以权势逼迫国君，率领军队而出，这就是所谓以下制上，以小侵大。不臣之心，在这里显现了。所以《春秋》不称‘公子’，表明他在被诛绝之列。”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诸侯谋划攻打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隐公推辞了。羽父请求出兵抵御，隐公不允许。坚持请求而行。《易经》说履霜，坚冰至，履霜是阴气开始凝聚，顺其道而至坚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所由来是逐渐的，因为辨别不早。宋人来请求出兵，以隐公推辞。羽父请求出兵抵御，而隐公不允许，其推辞而不允许

译这是义理所在。然而翚以不义之事强迫国君，坚持请求并付诸行动，没有君臣之心的苗头已经显现了。那些公子、公孙升任为贵戚之卿的，他们的根基牢固，难以抵御异姓之卿，何况翚已经掌握兵权并且违抗命令呢？隐公不能在早先明辨是非，剥夺他的兵权，仍然让他率领军队，因此导致了钟巫之祸。《春秋》在这里去掉“公子”的称谓，以警示履霜坚冰的戒律。《春秋》确立义理极其精微，言辞简约严正而不冗赘。如果说“翚率领军队在防地讨伐郑国”，难道不清晰明白吗？再次列举四国，为何如此费辞，不怕麻烦呢？言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极大的善恶之分。四国结党，翚再次在防地集结军队，共同讨伐无罪的国家，想要确立弑君的贼人，这是罪恶的极致。言语不足以表达而再次陈述，圣人的情感就显现了。天地创造万物，造化运用其神力；《春秋》声讨贼人，圣人的笔触书写其意旨。再次列举四国，那么诛讨乱臣的法度就严明了。

译九月，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

程颐说：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石厚向石碏询问安定君位的方法。石碏说：“去朝见周天子是可以的。”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朝见天子的机会？”石碏说：“陈侯正受到天子的宠幸，如果去朝见陈侯，让陈侯代为请求，一定可以得到。”石厚和州吁前往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侯说：“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冒昧地请求贵国加以图谋处置。”陈国人逮捕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前来监刑。卫国人派右宰丑前往监刑，在濮地杀死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前往监刑，在陈国杀死了石厚。称“卫人”，是众人的言辞，表示举国上下共同诛杀他们。

谢湜说：弑君叛逆，是天下的极大罪恶，为天地所不容，为臣民所共同唾弃，这是不需要等待命令就可以诛杀的。所以《春秋》记载诛杀弑君贼人时称“人”，以表明人人都可以诛杀他们。濮，是陈国的地方。州吁依仗武力，安于残忍，众叛亲离，讨伐并除掉他，是很容易的。当时，卫国的大夫们没有为国捐躯的忠诚，没有诛杀叛贼的道义，所以州吁不怕死，直到八月，才在濮地被杀。看《春秋》记载了月份、记载了地点，而臣子讨伐贼人迟缓，其罪过就显现出来了。人心，是君道所在的地方。人心顺从，然后号令才能推行；号令推行，然后名位才能确定；名位确定，那么君道就随之确立了。《春秋》中弑君叛逆的君主称“君”，是因为他们的名位已经确定了。州吁被卫国人讨伐其叛逆而杀死，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

胡安国说：“伐郑称‘人’，是责备的言辞；杀州吁称‘人’，是众人的言辞。如果是这样，那么伐郑的战役，公孙文仲是主将，改变文字称‘人’，那就是指国人听从州吁的号令，跟随文仲向南行进的人，所以说这是责备的言辞。至于杀州吁，是石碏谋划的，而让右宰丑去监刑，改变文字称‘人’，那就是说人人都有讨伐贼人的心意，也是人人所得以讨伐的，所以说这是众人的言辞。”《公羊传》说：“称‘人’，是什么意思？是讨伐贼人的言辞。”这个意义是正确的。在濮地，是怜悯卫国的人，彰显诸侯的罪责。卫国失去了贼人，却说彰显诸侯的罪责，为什么呢？因为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立即讨伐，是因为四个国家联合出兵，共同想要确定他的君位，所以很久之后才能在濮地杀死他。这不是诸侯的罪责又是什么呢？把讨伐贼人的权利赋予众人，而把失去贼人的罪责归于邻国，与贼人勾结的人就少了。所以说：“《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吕祖谦说：“卫庄公宠爱州吁，不过是沉溺于所爱的人罢了，起初不知道这会酿成篡位弑君的祸患。虽然州吁受宠之初，也未曾有篡位弑君的心思。等到因为受宠而骄傲，因为骄傲而放纵，因为放纵而暴虐。庄姜厌恶他，桓公也厌恶他。州吁开始担忧不能自保，求免祸的心就产生了。有篡夺国家的利益诱惑在前面，有杀身的祸患逼迫在后面，于是弑逆的阴谋就形成了。那州吁的初心，哪里料到会走到这一步呢？石碏的劝谏很好，可惜进言太晚了。当石碏劝谏时，州吁已经喜好军事而不加禁止了。有宠幸而突然剥夺，能不怨恨吗？不加禁止而聚集，禁止了能不愤怒吗？假使庄公听从劝谏，父子之间受到的伤害已经很多了。何况又不听从呢？石碏如果能制止祸患于未发生之时，那么桓公不至于被杀，州吁不至于叛逆，国家不至于危亡，儿子不至于被杀了。虽然讨伐贼人的忠诚，凛然与卫国始终如一，我还是恨他不能消除祸患于未形成之时，而只是在祸患已形成之后去补救。”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程颐说：“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而立他为君，记载说：‘卫人立晋’，是卫国人立的。诸侯的拥立，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当时虽然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也应该接受先君的命令。卫国人认为晋公子可以立，所以立了他。《春秋》不赞成这种做法。即使是先君的子孙，如果不经过天子、先君的命令，也不可以拥立。所以去掉‘公子’的称呼。”

程氏学说：“隐公四年冬季十二月，卫人立晋。”按：四年春季，卫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完。九月，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卫国没有国君，所以国人迎接晋而立他为君。记载“卫人”，是众人的言辞；“立”，是不应当拥立的意思。晋公子，就是晋。不称他为公子，是断绝他的关系。晋公子，按次序应当拥立，又是国人所共同认可的，却说不应当拥立，又断绝他的公子身份，这是圣人的用意。好像在说：州吁、无知弑君，而断绝他们的公子身份，道义已经明确了。而晋因为公子的缘故，当时应当拥立，而且不是篡位，又是国人所共同愿望的。他说：“我是国君的儿子，国家是我的国家，我应当拥立。”国人也说：“他是我国君的儿子，国家是他的国家，他应当拥立。”《春秋》不明确断绝他们，那么诸侯的拥立，上面不必命令于天王，下面不必传承于君父，只是凭借公子亲属众多，认为应当拥立就自己拥立，那么千乘之国都可以擅自安置他们的国君，邦君的儿子都可以独占他们的国家，这是大乱的途径啊。

谢湜说：“卫国弑杀州吁，已经四个月了，继承人没有确定，国家无所依托，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而立他为君。记载‘卫人’，是众人的言辞；记载‘立’，是不应当拥立的意思。晋不称公子，是断绝他的关系。公子晋按次序应当拥立，他的拥立，是国人所共同愿望的。《春秋》认为不应当拥立而断绝他的公子身份，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天子的任命。国家，是天子的国家；君位，是天子的君位。那么列国都是天子的臣子，所以正朔、命令不敢擅自专断，礼乐、征伐不敢擅自

译既然出奔在外，更何况是继世传位却可以擅自拥立的情况呢？卫国国人认为晋侯按次序应当即位，却不再向周天子请示，这说明国人可以擅自拥立国君。晋侯以公子的身份接受国人拥立，却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命令，这说明公子可以私下接受他人的拥立。周天子的命令，是天下的根本；国人不能擅自拥立他人的国君，公子也不能私下接受他人的拥立。如果周天子的命令不能施行，那么天下的根本就混乱了。所以《春秋》的法度，拥立虽然正当，如果不是出于周天子的命令，就在被治罪之列；接受拥立虽然顺理成章，如果不是出于周天子的命令，就在被废黜之列。

译胡安国说：“众人拥立而确立君位的人，是不应该被拥立的。晋虽然身为诸侯之子，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统，对外不禀受天子的命令。众人认为应当拥立他，他就自行即位，这可以吗？所以《春秋》在记载卫人时特别写明‘立’字，是为了彰显他们擅自拥立国君的罪责。在记载晋时去掉‘公子’的称谓，是为了表明他专擅国家的错误。以此确立法则，那么父子君臣的道义就明确了。没有身为儿子却不接受父亲恩命的，没有身为诸侯却不接受君王命令的。”

《春秋集义》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四

宋 李明复 撰

隐公

五年春天，隐公在棠地射鱼。【又冯氏的说法，见纲领下】

程颐说：“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或民事，不应远行，远行去观鱼是不合道义的。”程氏学说：“隐公在棠地射鱼，左氏说：‘这是不合礼的，而且说的是远地。’隐公怠慢抛弃国家政事，远行从事游乐，其中的讥讽之意是可以知道的。”

谢湜说：“古代搜、苗、狝、狩等田猎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猎取禽兽。其中寓含了军队的法则，推行了征伐的事务。所以先王的举动，没有不是为了正事的。田猎用来检阅车马步兵，巡狩用来考察邦国，春秋两季的游乐用来省视耕种和收获。至于观鱼，只是游玩观赏罢了。在事务上属于非正事，在礼仪上属于非礼，在法度上属于非法。《春秋》直接记载观鱼，诸侯出行不为了正事，举动不依礼法，其中的过失就显现了。所以臧僖伯劝谏说：‘凡是物品不足以用来演练大事，其材料不足以备作器用，那么君主就不去从事。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器用的资材，这是贱役之事，官府的职守，不是君主所应涉及的。’”

胡安国说：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舞游览，沿着海边向南，直到琅邪，我修养什么才能比得上先王的巡狩呢？”晏子说：“天子到诸侯国去叫巡狩，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诸侯朝见天子叫述职，是陈述所担任的职务。没有不是为了正事的：春天省视耕种而补助不足，秋天省视收获而帮助匮乏。所以诸侯如果不是为了王事就不出行，如果不是为了民事就不出行。”现在隐公怠慢抛弃国家政事，远行从事游乐，臧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又进而为他找借口，这是放纵欲望而不能以礼自我克制，能不招致钟巫之祸吗？“特别记载观鱼，是讥讽他。”

朱熹语录：“有人解说隐公在棠地射鱼，说‘矢’如同皋陶‘矢厥谟’中的‘矢’（陈述）。朱熹说：现在根据左传有‘则君不射’的说法，那么‘矢鱼’应当是将弓箭射鱼，如同汉武帝亲自射江中蛟龙之类。怎么见得夫子作《春秋》，征伐只写‘征’，讨伐只写‘伐’，不曾这样下字？为什么‘陈鱼’不直接写作‘陈鱼’，却要下一个‘矢’字？那么就是前往陈列鱼而观看。这一句却是左氏自己说的，根据他上文则没有这个意思。”

夏天四月，安葬卫桓公。

程颐说：“卫国发生动乱，所以迟缓地称桓，显示出国人私自定谥号。鲁国前往参加葬礼，所以记载送终的大事。必定在正寝去世，而不死在妇人手中。曾子更换席子然后去世，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知道忠义的人肯这样做吗？”

谢湜说：“贼人讨伐而后安葬，那么死者就安息了。所以记载安葬。”

胡安国说：“卫国发生动乱，所以迟缓。鲁国前往参加葬礼，所以记载。圣人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弑逆的贼人已经被讨伐了。谥号是行为的痕迹，用来记录事实，德行垂范劝戒。命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更改。失位而被弑，怎么能称为桓？爵位分为五等，都是君王命定的。卫国本来是侯爵，为什么称公？显示出臣子没有向君王请示，而是私自定谥号罢了。”程氏说：“正终，是大事，必定在正寝，而不死在妇人手中，难道是随便的吗？死后加上不正的谥号，知道忠孝的人不忍心这样做。《春秋》对于邦君去世，正以王法记载而来，至于安葬，则顺从其私谥而称公。有的变革有的因循，前者用来贬斥不臣顺的诸侯，后者用来罪责不忠孝的臣子。言辞明显而义理含蓄，都是为了遏制人欲，存留天理，使大位归于正道。”

秋天，卫国军队进入郕国。

程颐说：“晋乘乱得以即位，不思安国保民之道，以尊王为先，以居丧为重，却兴兵修怨，进入别人的国家，记载其失道。”谢湜说：“州吁的动乱十一个月后才平定，卫国人很久不得喘息了。宣公新政，不知道修行政治、和睦人民，却兴动大众向郕国报怨，这是危国的道路。”

胡安国说：“称师，是记载其使用众多兵力而立义不同。有矜夸其盛大而称师的，如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之类是也。有彰显其暴虐而称师的，如楚灭陈、蔡，公子弃疾主兵而说‘楚师’之类是也。有厌恶其无名不义而称师的，如次于郎以等待陈、蔡及齐围郕之类是也。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德政，巩固根本、体恤百姓，反而毒害民众，临阵进入别人的国家，失去了君道。记载‘卫师入郕’，是彰显其暴虐。”

九月，考仲子之宫。

程颐说：“诸侯没有再娶的，仲子不能成为夫人。春秋之初，尚且对此有疑问，所以另建宫室来祭祀她。考是始成而祭祀的意思，记载它来显示无礼。成王赐鲁使用天子礼乐祭祀周公。后世于是群庙都用天子礼乐，仲子别宫所以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