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义卷二十一
吕祖谦曰：「十二年，楚灭黄。楚自召陵之后，只一年，又来伐黄，何故？葢当时天王抚郑从楚，楚有所恃，所以敢放肆入中国。」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陈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卫
谢湜曰：「狄尝伐邢，入卫，伐晋，灭温，今又侵卫。」
夏四月，▯陈宣公，公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谢湜曰：「咸，卫地。狄侵卫，故防于咸。」
秋九月大雩
谢湜曰：「雩以八月、九月，尤失时，故书月以志其怠。」
冬公子友如齐
谢湜曰修聘礼
十有四年春诸侯城縁陵
谢湜曰：縁陵，杞邑。杞病，楚迁于縁陵。诸侯为杞城之，不书「城杞」，杞未迁也。不书「杞縁陵」，以诸侯视縁陵，犹己国之事而城之也。救灾恤邻，义之大者，诸侯所同欲，故书「诸侯城楚丘」，善诸侯同卫之患也。故「楚丘」不书「卫城縁陵」，善诸侯同杞之患也。故「縁陵」不书「杞城邢」，二国城之而已。「楚丘」则诸侯各以役至，其心力犹未齐也。伐楚之后，桓公威震令行，縁陵之役，小大同心，逺近毕至，诸侯义事未有美于此者也。故至縁陵称「诸侯」。
胡安国曰：「齐桓公城三国而书词不同。城楚丘则没诸侯而不书；城縁陵则书诸侯而不序；城邢则再序。三国之师，何也？邢以自迁为文，故再列三师而书。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灾之义，无封国之嫌也。淮夷病杞，诸侯防于咸城縁陵而迁杞焉，则其事专矣。故前目后凡，直书诸侯而不序也。卫为狄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桓公使公子无亏戍，以甲士归其祭服、乘马，凡为国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专，而春秋责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书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则楚丘为大；以义言之，则城邢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者也。详着城邢之师，深没楚丘之迹，贵王贱伯，羞称桓文，以正待人之体也。明此，则知曾西不为管仲，深畏仲由之説矣。」吕祖谦曰：「十四年，诸侯城縁陵而迁杞，迁杞便与迁邢不同。此见齐桓公葵丘防后骄心生，凡事皆不如前。」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
程氏学曰：「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十五年，季姬归于鄫。前此虽经不见季姬之事，然以理度之，盖尝既嫁而絶，复遇于防，使鄫子来朝，而后归耳。其讥则具文，可以见也。」
谢湜曰：「季姬鄫子以遇礼成姻，黩礼之大者也。防之，遇季姬之志；鄫子来朝，季姬之欲。书『遇』，着其不正也；书『及』，书『使』，着其首乱也。隂乘阳，邪败正，小制大，鲁国正家之道大坏矣。」
胡安国曰：「春秋内女适人者，明有所从，则系诸国，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适人者，欲有所别，则书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书字而未系诸国，其女而非妇，亦明矣。及者，内为志，内女而外与诸侯遇，讥鲁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国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鲁秉周礼，男女之际，岂其若是之甚乎？葢鲁公钟爱其女，使自择配，故得与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归之耳。孟光之德，有伯鸾之贤，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不然，非所以为爱而厚其别也。故称『及』，称『遇』，称『使』，罪鲁与鄫，以正男女之礼，为后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谢湜曰：「沙鹿山，名属晋山，安静坚固。山崩，异之大者，故书。」
胡安国曰：「沙鹿，晋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国几亡。』《诗》称：「百川沸腾，山冡崒崩」，言西周之将亡也。《书》「沙鹿崩于前」，「书获晋侯于后」，虽不指其事，应而事应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为异，使人恐惧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郑冬蔡侯▯卒
谢湜曰：「蔡侯，蔡穆公鲁不防▯，故不书▯。」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齐
谢湜曰齐强鲁弱故再朝于齐
楚人伐徐
谢湜曰徐即诸夏故楚伐徐
三月，公
译吕祖谦说：“鲁僖公十二年，楚国灭掉了黄国。楚国自从召陵之盟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又来攻打黄国，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周天子安抚郑国使其顺从楚国，楚国有所倚仗，所以敢于放肆地进入中原地区。”
秋季，七月。冬季，十二月丁丑日，陈侯杵臼去世。
鲁僖公十三年春季，狄人侵犯卫国。
谢湜说：“狄人曾经攻打邢国，侵入卫国，攻打晋国，灭掉温国，现在又来侵犯卫国。”
夏季四月，鲁僖公在咸地防备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
谢湜说：“咸，是卫国的地方。狄人侵犯卫国，所以在咸地设防。”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
谢湜说：“在八月、九月举行雩祭，尤其违背时节，所以记载月份以记录其怠慢。”
冬季，公子友出使齐国。
谢湜说：这是为了修习聘问的礼节。
鲁僖公十四年春季，诸侯为杞国修筑缘陵城。
谢湜说：“缘陵，是杞国的城邑。杞国受到楚国的困扰，迁都到缘陵。诸侯为杞国修筑城池，不记载‘为杞国修城’，是因为杞国尚未正式迁都。不记载‘杞国的缘陵’，是因为诸侯看待缘陵，就像看待自己国家的事情一样去修筑它。救济灾祸、体恤邻国，是最大的道义，是诸侯共同的心愿，所以记载‘诸侯为楚丘修城’，是赞美诸侯共同承担卫国的患难。所以‘楚丘’不记载‘卫国修筑缘陵’，是赞美诸侯共同承担杞国的患难。所以‘缘陵’不记载‘杞国修筑邢城’，只是两国修筑而已。‘楚丘’则是诸侯各自率领军队到达，他们的心力还没有完全统一。在讨伐楚国之后，齐桓公威震四方，号令畅通，缘陵的役事，无论大国小国都同心协力，无论远近都全部到达，诸侯的道义行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所以到了缘陵称‘诸侯’。”
胡安国说：“齐桓公为三个国家修筑城池，但《春秋》记载的措辞不同。修筑楚丘则隐去诸侯而不记载；修筑缘陵则记载诸侯但不排列次序；修筑邢国则再次排列次序。这三个国家的军队，为什么这样记载呢？邢国以自行迁都为文，所以再次排列三支军队而记载。修筑邢国，是赞美其获得救助患难、分担灾祸的道义，没有封立国家的嫌疑。淮夷困扰杞国，诸侯在咸地设防，修筑缘陵并迁都杞国，那么这件事就专一了。所以前面列举后面概括，直接记载诸侯而不排列次序。卫国被狄人灭掉，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漕邑野外居住。齐桓公派公子无亏戍守，用甲士护送祭服、乘马，凡是国家所用的东西都归还。他的力量尤其勤勉，功劳尤其巨大，事情尤其专一，而《春秋》对他的责备尤其严厉。说：‘修筑楚丘而不记载诸侯，是端正王法。’因此，从功劳来说，楚丘最大；从道义来说，修筑邢国最美。《春秋》的法度，阐明其道义而不计较其功劳，端正其正义而不谋求其利益。详细记载修筑邢国的军队，深深隐去修筑楚丘的痕迹，尊王卑伯，羞于称道齐桓公、晋文公，以端正对待他人的体统。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曾西不做管仲，深深畏惧仲由的说法了。”吕祖谦说：“鲁僖公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并迁都杞国，迁都杞国便与迁都邢国不同。这显示出齐桓公在葵丘会盟后骄傲之心产生，凡事都不如从前。”
夏季六月，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程氏学说：“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鲁僖公十五年，季姬嫁到鄫国。在此之前虽然经文中没有见到季姬的事情，但根据情理推测，大概是曾经已经嫁人而断绝关系，又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然后才嫁过去罢了。其中的讥讽就在文字中，可以看出来。”
谢湜说：“季姬和鄫子以相遇的礼节结成婚姻，是严重违背礼制的大罪。在防地相遇，是季姬的心意；鄫子来朝见，是季姬的欲望。记载‘遇’，是彰显其不正当；记载‘及’，记载‘使’，是彰显其首乱。阴乘阳，邪败正，小制大，鲁国端正家道的道理大大败坏了。”
胡安国说：“《春秋》对于鲁国女子出嫁到别国的，明确有所归属，就依附于国名，像杞伯姬就是这样。那些没有出嫁的，想要有所区别，就记载她的字，像子叔姬就是这样。季姬记载字而没有依附于国名，她是女子而不是妇人，也很明白了。‘及’，是鲁国的心意，鲁国女子而与外国诸侯相遇，是讥讽鲁国。朝见不说‘使’，说‘使’就不正当。鄫子，是国君却被季姬驱使，朝见是使鄫国受辱。鲁国奉行周礼，男女之间的界限，难道会如此严重吗？大概是鲁公宠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所以得以与鄫子在防地相遇，于是就把季姬嫁给他了。孟光的德行，有伯鸾的贤能，变化而不失礼制的正道，那还可以。不然，就不是为了爱护而加重区别了。所以称‘及’，称‘遇’，称‘使’，归罪于鲁国和鄫国，以端正男女的礼制，作为后世的警戒。”
秋季八月辛卯日，沙鹿山崩塌。
谢湜说：“沙鹿山，名字属于晋国的山，安静坚固。山崩塌，是很大的异象，所以记载。”
胡安国说：“沙鹿，是晋国的地方。卜偃说：‘一年内必定有大祸，国家几乎灭亡。’《诗经》说：‘百川沸腾，山岳崩塌’，说的是西周将要灭亡。《尚书》说‘沙鹿山在前面崩塌’，‘在后面俘获晋侯’，虽然没有指明具体事情，但征兆与事情都具备。这是《春秋》畏惧事物反常为异象，使人恐惧并修身反省的意思。其垂下的警戒很明确了。”
狄人侵犯郑国。冬季，蔡侯去世。
谢湜说：“蔡侯，是蔡穆公。鲁国没有参加葬礼，所以不记载谥号。”
鲁僖公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僖公前往齐国。
谢湜说：齐国强盛鲁国弱小，所以再次朝见齐国。
楚国人攻打徐国。
谢湜说：徐国就是诸夏，所以楚国攻打徐国。
三月，鲁僖公
防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
译鲁桓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牡丘结盟，随后驻扎在匡地。公孙敖率领军队，会同诸侯的大夫们去救援徐国。
谢湜曰：「桓公防诸侯盟于牡丘，将以救徐也。既盟而众次于匡，止而不进也。大夫帅师以出，诸侯不自行也。救难之师，如解焚溺，缓而不急，则失救之道。桓之救徐也，八国已受盟矣。其终也，诸侯止而不进，大夫帅师以出，其救难不力可知。书『遂』书次，书大夫罪，其救徐之缓也。为邻国谋而不尽其心，为不忠；视人危急而迁延不进，为不仁；大者止而小者行，为不义。三者，齐桓失救之道也。然则『遂』救许，『遂』之善者也，以其进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胡安国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逺，而举兵伐徐，暴横凭凌之罪着矣。徐在山东，与齐宻迩，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势言之，非有餽粮越险之难也。今书盟于牡丘，见诸侯救患之不协矣；书次于匡，见伯主号令之不严矣；书大夫帅师而诸侯不行，见桓徳益衰，而御夷狄、安中国之志怠矣。凡兵而书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书次，则尤罪其当速而故缓，失用师之义矣。」《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春秋》谨始卒，欲有国者敦不息之诚也。始勤而终怠，则不能久，而无以固其国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吕祖谦曰：「或有食于朔，或有食于晦。」
秋七月齐师曹师伐厉
谢湜曰杜氏谓厉楚与国
吕祖谦曰：「厉，今随州也。南北时，厉为重镇。」
八月螽
谢湜曰：「螽越月则书，时不越月则书月。」
九月，公至自防。季姬归于鄫。己夘，晦震夷伯之庙。程颐曰：「大扺春秋所书，皆天人响应有致之之道。如石陨于宋，而言陨石；如夷伯之庙震，而言震夷伯之庙。此天应之也。但以浅狭之见，以为无应，其实皆应之。然汉儒推灾异，皆牵合不足信。儒者见此，因尽废之。」
谢湜曰：「夷伯，鲁大夫，夷谥，伯字，鲁卿。惟单伯夷伯为天子命卿，故书字。庙以尊德，故卿大夫立庙以事其先。慝恶之人使之居庙以享血食，天之所恶也。夷伯葢有慝恶于鲁，而子孙犹以宗庙事之。然则雷震其庙，乃天恶夷伯而殛之也。故春秋因其震而书之，以示天戒焉。」书日书晦，谨天变也。」地曰：「地震。」庙曰：「震庙。」何也？地以震为异，庙以震之示谴，故也。
胡安国曰：「震者，雷电击夷伯之庙也。不曰『夷伯之庙震』，而曰『震夷伯之庙』者，天应之也。天人相感之际，微矣。夷伯者，鲁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谷梁以为，因此见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必为祖。」
冬宋人伐曹
谢湜曰：「牡丘之防，口血未干，而宋人伐曹，恶之也。」
楚人败徐于娄林
谢湜曰：「娄、林、徐地诸侯救徐不力，楚入娄林，败徐。徐用夷礼，故狄之。」
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谢湜曰：「晋使韩简视师，复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公使请战，然则韩之战，由惠公搆祸所致，故以晋侯主战而罪之也。不书『秦伯伐晋』者，曲在晋，其罪已明故也。惠公背施雠恩，任己轻敌，愎忠諌，咈人心，六者取亡之道也。是以贵为一国之主，师众未败，而身获于人，书『获晋侯』，以为人君取亡者之戒也。」
胡安国曰：「秦伯伐晋，而经不书伐，専罪晋也。获晋侯以归，而经不书归，免秦伯也。书伐、书及者，秦、晋俱有罪，而以“及”为主；书获、书归者，两俱有罪，而以“归”为甚。今此専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而恕秦伯也。然则秦战义乎？《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其不言“师败绩”，何也？君获不言“师败绩”，君重于师也。大夫战而见获，必书“师败绩”，师与大夫敌也。君为重，师次之，大夫敌。《春秋》之法也，与孟子之言何以异？孟子为时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为贵，君为轻。《春秋》正名定分，为万世
译谢湜说：“桓公在牡丘召集诸侯结盟，目的是要救援徐国。盟誓之后，诸侯的军队驻扎在匡地，停止前进不再进发。大夫率领军队出征，而诸侯本人没有亲自前往。救援患难的军队，应当像解除火灾和溺水那样紧急，如果迟缓而不急切，就失去了救援的原则。桓公救援徐国时，八个国家已经接受了盟约。到了最后，诸侯停止前进不再进发，大夫率领军队出征，由此可知救援患难并不尽力。《春秋》记载‘遂’，记载驻扎，记载大夫，是为了归罪于大夫，表明救援徐国的迟缓。为邻国谋划却不尽心，是不忠；看到别人危急却拖延不进，是不仁；地位高的人停止而地位低的人行动，是不义。这三点，是齐桓公失去救援原则的地方。那么，‘遂’救援许国，‘遂’是好的，因为军队前进了；‘遂’驻扎在匡地，‘遂’是不好的，因为军队停止了。”
胡安国说：“楚国定都于郢，距离徐国也很远，却发兵攻打徐国，其暴横欺凌的罪过就显明了。徐国在崤山以东，与齐国邻近，从边境关系来说，不可以不迅速救援；从形势来说，也没有运送粮食、跨越险阻的困难。现在记载在牡丘结盟，显示出诸侯救援患难的不协调；记载驻扎在匡地，显示出霸主号令的不严明；记载大夫率领军队而诸侯本人没有前往，显示出桓公的德行更加衰微，抵御夷狄、安定中原的意志懈怠了。凡是出兵而记载‘救’，没有不认为好的；救援而记载‘驻扎’，则尤其罪责其应当迅速却故意迟缓，失去了用兵的原则。《中庸》说：‘至诚没有停息，不停息就能长久。’《春秋》谨慎地对待事情的始终，是想让有国家的人敦厚那不停息的诚意。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就不能长久，也就无法巩固他的国家了。”
夏五月，发生日食。
吕祖谦说：“有时日食发生在朔日，有时发生在晦日。”
秋七月，齐国军队和曹国军队攻打厉国。
谢湜说：杜预认为厉国是楚国的盟国。
吕祖谦说：“厉国，就是现在的随州。在南北对峙时期，厉国是重镇。”
八月，发生蝗灾。
谢湜说：“蝗灾跨越月份就记载月份，当时没有跨越月份就记载具体的月。”
九月，鲁公从防地回来。季姬嫁到鄫国。己夘日，晦日，雷震夷伯的庙宇。程颐说：“大体上《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天人感应有所招致的道理。比如石头落在宋国，就记载‘陨石’；比如夷伯的庙宇被雷震，就记载‘震夷伯之庙’。这是天的感应。但凭浅狭的见识，认为没有感应，其实都有感应。然而汉儒推演灾异，都牵强附会不足为信。儒者看到这些，因而全部废弃了。”
谢湜说：“夷伯，是鲁国的大夫，夷是谥号，伯是字，是鲁国的卿。只有单伯、夷伯是天子任命的卿，所以记载字。庙宇是为了尊崇德行，所以卿大夫建立庙宇来祭祀他们的祖先。邪恶的人让他们居住在庙宇里享受血食，是上天所厌恶的。夷伯大概在鲁国有邪恶的行为，而子孙仍然用宗庙来祭祀他。那么雷震他的庙宇，就是上天厌恶夷伯而惩罚他。所以《春秋》因为雷震而记载，以显示上天的警戒。”记载日期，记载晦日，是谨慎对待天变。为什么？大地说：“地震。”庙宇说：“震庙。”为什么呢？大地以震动为异常，庙宇以震动来显示谴责，所以如此。
胡安国说：“震，是雷电击中了夷伯的庙宇。不说‘夷伯的庙宇震’，而说‘震夷伯的庙宇’，是天的感应。天人相互感应的时刻，微妙啊。夷伯，是鲁国的大夫。大夫死后，不称名。《谷梁传》认为，由此可以看出，从天子到士，都有庙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影响长远，德行浅薄的人影响短浅。因此尊贵是德行的根本，始封的人必定作为祖先。”
冬，宋国人攻打曹国。
谢湜说：“牡丘的盟誓，口中的血还没有干，宋国人就攻打曹国，这是厌恶他们。”
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
谢湜说：“娄、林，是徐国的地方。诸侯救援徐国不力，楚人进入娄林，打败徐国。徐国使用夷狄的礼仪，所以《春秋》视其为狄人。”
十有一月，壬戌日，晋侯和秦伯在韩地交战，抓获了晋侯。
谢湜说：“晋国派韩简观察秦军，回报说：‘出城，利用他们的物资；入城，利用他们的恩宠；饥饿时，吃他们的粮食。’三次施恩而没有报答，因此他们来了。晋侯请求交战，那么韩地的战争，是由惠公招致祸患所致，所以以晋侯为主战而归罪于他。不记载‘秦伯攻打晋国’，是因为理亏在晋国，其罪过已经明白了。惠公背弃施恩、仇恨恩人，任性轻敌，刚愎自用不听忠谏，违背人心，这六点是取亡之道。所以贵为一国之主，军队没有战败，而自身被他人抓获，记载‘抓获晋侯’，以此作为君主取亡的警戒。”
胡安国说：“秦伯攻打晋国，而《春秋》不记载‘伐’，是专门归罪于晋国。抓获晋侯带回，而《春秋》不记载‘归’，是宽恕秦伯。记载‘伐’、记载‘及’的，秦、晋都有罪，而以‘及’为主；记载‘获’、记载‘归’的，双方都有罪，而以‘归’为甚。现在这里专门归罪晋侯背弃施恩、幸灾乐祸、贪婪吝啬、怒对邻国，而宽恕秦伯。那么秦国的战争是正义的吗？《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有彼此相比稍好一点的罢了。为什么不记载‘军队大败’呢？君主被抓获不记载‘军队大败’，因为君主重于军队。大夫交战而被抓获，必定记载‘军队大败’，因为军队与大夫地位相当。君主为重，军队次之，大夫相当。这是《春秋》的法度，与孟子的话有什么不同呢？孟子为当时的君主，对待牛羊和人，都不关心，所以以民为贵，君为轻。《春秋》正名定分，为万世……”
法，故以君为重，师次之。尧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穪元后为先，此经世大常，而仲尼葢祖述之者也。」
译法度，所以以君主为最重，以师次之。尧将天下授命给舜，舜也将天下授命给禹，必定称颂元后为最优先，这是治理世间的根本常道，而孔子大概也是继承并阐述这一道理的。
吕祖谦曰：「秦伯与晋韩原之战，秦晋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当时所以为晋谋国所亲者，如所谓虢射、庆郑之徒，刚很自勇之人。然当时趣得乱成，实是庆郑。庆郑是一个刚很自勇之人，以不用命与晋惠公相激，所以致败。今则所可恨者，盖于庆郑尤有可恨处。使他当时若是愚而无知，一向很僻，固无可恨。观他前靣所言，其论也多正，为谋也多审，其所可见者，前论秦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后来论马，见恵公乘小驷，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则看论马曲折如此。推此两端论之，庆郑于事理之间不为不谙练。以理论之，如论秦乞籴当时是非曲直所在，庆郑皆能知，则可以谋王体断国论。后之论又知曲折，则可以议戎政。既是如此，当时可惜専以很戾壊了。盖縁他气不胜志，故致得如此。然晋侯所以败，有庆郑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晋侯不能用庆郑，庆郑自以很戾不能用其材耳。学者治心养气，须当下十分工夫。看庆郑于是非邪正之理论，马之曲折事务，无有不曽讲者。今却如此，盖缘庆郑不知治心养气之工夫。学者于治心养气不可不知其先后。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
过宋都
程頥曰：「陨石于宋，自空凝结而陨；六鹢退飞，倒逆飞，必有气驱之也。如此等，皆是异事故，书之。」
又曰：「陨石无种种于气；麟亦无种，亦气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又曰：「春秋书陨石、霜，何故不言石陨、霜陨？此便见得天人一处。」
谢湜曰：阳气蕴积，寒气薄而凝之，则为雹；阴气蕴积，温气薄而燠之，则为石。五石自空而降，若恶夫宋陨石而害之也，其为异大矣。书日书朔，当嵗之始，谨其变也。」书五，谨其数也。星曰：星陨，石曰陨石。者，星以陨为异，石以陨之示谴，故也。福善祸恶，天之常理。灾异之来，皆缘政治。故夷伯庙震，书曰：「震夷伯之庙者，以天恶夷伯而震之也。」石陨于宋，书曰：「陨石于宋者，以天祸宋公而陨之也。」谓之庙震，则庙自震而已；谓之石陨，则石自陨而已。天事何与于人哉？故春秋每因天变推天意，以示谴戒，使贤君观之可以知天，庸君观之亦以自警。
又曰：沴气积于空中，鹢飞为沴气所阏，故退飞。书六，谨其数。书宋都，谨其地。政治舛于下，而微禽逆于上，故书六鹢退飞之异。
胡安国曰：「陨石，自空凝结而陨也；退飞，有气逆驱而飞也。石陨、鹢飞，而得其数与名，在春秋时，凡有国者，察于物象之变，亦审矣。此宋异也，何以书于鲁史？亦见当时诸国有非所当告者矣。何以不削乎？圣人因灾异以明天人感应之理，而着之于经，垂戒后世。如石陨于宋，而书曰『陨石』，此天应之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人事感于下，则天变应于上。茍知其故，恐惧修省，变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国之余，欲图伯业，五石陨，六鹢退飞，不自省其德也。后五年有盂之执，又明年有▯之败，天之示人显矣。圣人所书之义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谢湜曰：「季公子友，字也。鲁以公子友有社稷功，故生赐以氏，俾世其职。友卒，书氏，志鲁之变法也。然则鲁卿生而赐氏，自季友始也。」
胡安国曰：「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书名，而曷为称字？闻诸师曰：『春秋时鲁卿有生而赐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赐氏者何？命之为世卿也。』季子忠贤，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胜私情，欲以异赏报之也，故皆生而赐氏，俾世其官。经于其卒，各以氏书者，志变法乱纪之端，贻权臣窃命之祸。其垂戒逺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谢湜曰：鄫季姬十四年遇于防，十五年归，十六年卒。鲁女惟嫁为诸侯夫人，则公为之服，失亲亲之道。胡安国曰：内女嫁于诸侯，则尊同，尊同则记其卒，记其
译吕祖谦说：“秦伯与晋国在韩原交战，秦晋双方谁曲谁直，道理本来非常明白。然而当时为晋国谋划、被亲近的人，像虢射、庆郑这类人，都是刚愎自用、逞强好胜的人。然而当时导致晋国混乱败亡的，实际上是庆郑。庆郑是一个刚愎自用、逞强好胜的人，因为不服从命令而与晋惠公发生冲突，所以导致战败。现在值得遗憾的，大概在于庆郑尤其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假使他当时如果是愚昧无知，一直顽固偏激，本来无可遗憾。看他前面所说的话，他的议论大多正确，谋划大多审慎，可以看出，先前秦国向晋国借粮，晋国人不给，庆郑说：‘背弃施恩就没有亲附，幸灾乐祸是不仁，贪婪喜爱是不祥，激怒邻国是不义。’后来议论马匹，看见惠公乘坐小驷马，庆郑说：‘古代大事一定要乘坐本土所产、熟悉水土、了解人心的马。’那么看他对马的议论如此曲折细致。推究这两方面来看，庆郑对于事理并非不熟悉。从理论上讲，像议论秦国借粮时的是非曲直，庆郑都能知晓，那么就可以谋划王体、决断国论。后来的议论又知道曲折，那么就可以议论军政。既然这样，当时可惜专门因为刚愎暴戾而败坏了。大概是因为他气量不能胜任职志，所以导致如此。然而晋侯之所以战败，有庆郑不能被任用，固然如此。然而也不是晋侯不能任用庆郑，而是庆郑自己因为刚愎暴戾而不能施展他的才能罢了。学者修养心性、涵养正气，必须当下十分努力。看庆郑对于是非邪正的议论，对于马匹曲折事务的讲究，没有不曾论述的。现在却如此，大概是因为庆郑不知道修养心性、涵养正气的功夫。学者对于修养心性、涵养正气，不可不知道其先后次序。鲁僖公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这个月，六只鹢鸟逆风倒飞。”
经过宋国都城
程颐说：“陨石落在宋国，是从空中凝结而坠落；六只鹢鸟逆飞，是倒着飞，必定有气流驱使它们。像这样的事，都是异常现象，所以记载下来。”
又说：“陨石没有种种于气；麒麟也没有种，也是气化而成。当初人类产生，也是这样。”
又说：“《春秋》记载陨石、降霜，为什么不说是石陨、霜陨？这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理。”
谢湜说：“阳气蕴积，寒气迫近而凝结它，就形成冰雹；阴气蕴积，温气迫近而温暖它，就形成石头。五块石头从空中降落，好像厌恶宋国而用陨石来伤害它，这异常现象太大了。记载日期和初一，是在一年的开始，谨慎地对待这种变故。记载‘五’，是谨慎地对待它的数量。星星说：星星坠落，石头说陨石。星星以坠落为异常，石头以坠落来显示谴责，所以如此。福善祸恶，是天的常理。灾异的发生，都源于政治。所以夷伯的庙宇震动，记载说：‘震动夷伯的庙宇，是因为上天厌恶夷伯而震动它。’石头落在宋国，记载说：‘陨石落在宋国，是因为上天降祸于宋公而让它坠落。’称为庙宇震动，那么庙宇自己震动罢了；称为陨石，那么石头自己坠落罢了。天的事情与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春秋》常常借天象变化来推究天意，以示谴责和警戒，使贤明的君主看了可以知晓天意，平庸的君主看了也可以自我警戒。”
又说：“戾气积在天空中，鹢鸟飞行被戾气所阻碍，所以逆飞。记载‘六’，是谨慎地对待它的数量。记载宋都，是谨慎地对待它的地点。政治在下混乱，而微小的禽鸟在上逆飞，所以记载六只鹢鸟逆飞的异常。”
胡安国说：“陨石，是从空中凝结而坠落；逆飞，是有气流逆向驱使而飞。石头坠落、鹢鸟飞行，而能得知它们的数量和名称，在春秋时期，凡是有国家的君主，对于物象的变化，观察得很仔细了。这是宋国的异常现象，为什么记载在鲁国的史书中？也可见当时各国有些不该报告的事情。为什么不删削呢？圣人借灾异来阐明天人感应的道理，而著录在经书中，垂示警戒后世。像石头落在宋国，而记载说‘陨石’，这是天的应验。和气带来吉祥，乖气带来异常，人事在下感应，那么天变在上应验。如果知道其中的缘故，恐惧修省，变故就可以消解了。宋襄公凭借亡国的残余力量，想要图谋霸业，五块石头坠落，六只鹢鸟逆飞，不自我反省他的德行。五年后有盂地被俘，又明年有泓水之败，上天对人的警示明显了。圣人所记载的意义明确了，能不仔细考察吗！”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去世
谢湜说：“季是公子友的表字。鲁国因为公子友有安定社稷的功劳，所以在他生前赐给他氏，让他世代担任这个职务。季友去世，记载他的氏，是记录鲁国改变法度的情况。那么鲁国卿大夫生前赐氏，是从季友开始的。”
胡安国说：“季，是他的表字；友，是他的名字。大夫去世而记载名字，为什么称呼表字？听老师说过：‘春秋时期鲁国的卿大夫有生而赐氏的，季友、仲遂就是。生而赐氏是什么意思？是任命他们为世袭卿大夫。’季子忠贤，在僖公时有辅佐拥戴的功劳；襄仲弑君叛逆，在宣公时有援立的力量。这两位君主，不能克制私情，想要用特殊的赏赐来报答他们，所以都在生前赐氏，让他们世代担任官职。经书在他们去世时，各自用氏来记载，是记录变法乱纪的开端，留下权臣窃取政权的祸患。它的垂示警戒深远啊。”
夏四月丙申，鄫国的季姬去世
谢湜说：“鄫季姬十四年在防地会见，十五年归国，十六年去世。鲁国女子只有嫁给诸侯做夫人，国君才为她服丧，这失去了亲近亲人的道理。胡安国说：国内女子嫁给诸侯，那么尊贵相同，尊贵相同就记载她的去世，记载她的……”
卒则必记其葬。然而有不记者，此笔削之防，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为淑女，既嫁为贤妇，死于义而不囘，此行之超絶卓异者，既书其▯，又载其諡。僖公钟爱季姬，使自择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礼，恃爱而行。虽书其卒，因夺其▯，所以谨夫妇之道，正人伦之统，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犹有嫁殇立庙，举朝素衣，亲临袒载，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译人去世后必定要记载其安葬之事。然而有的却不记载，这是史官笔削的防范原则，不可以用常例来推求。宋伯姬在娘家时是淑女，出嫁后是贤妇，为坚守道义而死而不回头，这种品行超绝卓异，所以既记载了她的卒年，又载录了她的谥号。僖公钟爱季姬，让她自己选择配偶，季姬不能以礼克制自己，依仗宠爱行事。虽然记载了她的卒年，却剥夺了她的谥号，这是为了严谨夫妇之道，端正人伦纲常，彰显王道教化的根本。用这样的原则来防范民众，仍然还有为夭亡者嫁娶并立庙，满朝官员穿素服，皇帝亲自袒露臂膀载棺，像魏明帝那样厚待其女的情况。
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
谢湜曰：「公孙兹，叔牙子。一帅师，一如牟。」
冬，十有二月，公防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谢湜曰：「左氏谓东略，盖楚人灭▯，灭黄，伐徐，败徐，其势益强，故齐桓大防诸侯于淮，谋楚也。」
吕祖谦曰：「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伯业渐渐衰处，故号令纪纲到此，与前日甚不同。淮之防，谋鄫，举城鄫一段，便见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齐有乱』，不果城而还。夫以桓公节制之盛，初时一个服楚，迁邢，封卫，防诸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强今弱如此？盖自葵丘之防，志得意满，自放纵，故伯业渐衰。且如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不朝，乃使孔达侵郑，不能使诸侯畏威，自至于用兵，亦是伯业衰处。大抵伯业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伯业初间固有可喜处，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观桓、文可知。此亦见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国，而役人如此，盖是时管仲已死，惑于内宠，志虑昏蔽。故前辈谓：『齐桓公中，主管仲辅之则治，竪刁、易牙、开方辅之则乱。』此言极是。」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谢湜曰：「英楚与属英，非国故称氏。徐从中国，故称人。大防诸侯，将以谋楚也。齐与徐以人伐英，氏而已。桓公无东畧之志，可知也。」
夏灭项
程頥曰：「灭人之国▯恶大矣。在君则当讳故鲁灭国书取灭项君在防，季孙所为也，故不讳
谢湜曰：春秋内灭国皆不书，讳之也。灭项书者，非公灭也，公不在国而大夫灭也。凡讳以隐君恶，大夫灭国不讳，着臣子之恶也。凡取国亦灭也，郑伯取戴，徐人取舒，外灭国也，谓之取者，不絶其祀，取之为附庸也。取鄟，取邿，取鄫，内灭国也，谓之取者，讳国恶也。胡安国曰：按左氏，淮之防，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然则灭项者鲁也。二传以为桓公灭之，孰信乎？考于经，未有书外灭而不言国者，如齐师灭谭是也。亦未有书内取而直言鲁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项为鲁灭无疑矣。然圣人于鲁事，有君臣之义，凡大恶必隠避其词而为之讳。今此灭项，其恶大矣，曷不讳乎？曰：事有隠讳，臣子施之于君父者也。故成公之取鄟，襄公之取邿，与昭公之取鄫，皆不言灭而书取，程氏以为在君则讳是也。若夫灭项，则僖公在防，季孙所为耳，执政之臣擅权为恶而不与之讳，此春秋尊君抑臣，不为朋党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防齐侯于卞
谢湜曰：「卞鲁邑，齐侯自淮还师，而夫人出防焉，习阳谷之恣也。」
九月，公至自防。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
程颢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伯者崎岖反侧于曲径之中，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之以伯，则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其初不可不审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立，则邪説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茍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而曽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于伯者哉！」
程頥曰：「齐桓公正掩其谲正者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犹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张载曰小白直而不婉
范祖禹曰：「齐桓公心非不谲也，而所行复正，是以为正。」
尹焞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务本而求末故也。」
又曰：「桓公尚在五伯中为盛者也。」
胡宏曰：齐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强大，伯诸侯，何也？守信不贰，行法无私，举用贤材，开辟言路，不借树畜，务富民财，不大兴兵，务舒民力，仗尊王之义，防于首止，天子惮其正，而王室之乱消，
译秋季七月甲子日，公孙兹去世。
谢湜说：“公孙兹是叔牙的儿子。他曾经率领军队，又曾经前往牟地。”
冬季，十二月，鲁僖公在淮地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进行防备。
谢湜说：“《左传》说是向东扩张，大概是因为楚国人灭掉了弦国，灭掉了黄国，讨伐徐国，打败徐国，其势力日益强大，所以齐桓公在淮地大规模集结诸侯进行防备，谋划对付楚国。”
吕祖谦说：“《春秋》僖公篇的中卷，正是齐桓公晚年，霸业渐渐衰落的时期，所以号令纪律到这里，与以前大不相同。淮地的防备，谋划鄫国，修筑鄫国城墙这一段，便可以看出役使百姓已经疲惫，夜里登上土丘呼喊说：‘齐国有动乱’，没有修筑城墙就回来了。凭着齐桓公节制之盛，起初平服楚国，迁邢国，封卫国，防备诸侯，所指向的地方，没有不如意的。等到晚年，想做成一件事也做不成。同一个齐桓公，为什么以前强大现在却如此衰弱呢？大概自从葵丘之会以来，志得意满，自我放纵，所以霸业渐渐衰落。就像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不朝见，于是派孔达侵犯郑国，不能使诸侯畏惧威严，自己以至于用兵，这也是霸业衰落的地方。大抵霸业都是如此，至于王道却不是这样。霸业起初固然有可喜之处，到了晚年，往往容易衰落，看齐桓公、晋文公就可以知道。这也显示出力量不如德行。然而齐桓公晚年，修筑一个小国，役使百姓却如此，大概是因为这时管仲已经死了，被内宠迷惑，心志思虑昏乱蒙蔽。所以前辈说：‘齐桓公在位期间，由管仲辅佐就治理得好，由竖刁、易牙、开方辅佐就混乱。’这话非常正确。”
十七年春季，齐国人、徐国人讨伐英氏。
谢湜说：“英氏是楚国的附属，不是国家，所以称氏。徐国顺从中国，所以称人。大规模集结诸侯，将要谋划对付楚国。齐国和徐国以‘人’的身份讨伐英氏，只称氏而已。齐桓公没有向东扩张的志向，可以知道了。”
夏季，灭掉项国。
程颐说：“灭掉别人的国家，罪恶太大了。如果是君主所为就应当避讳，所以鲁国灭国记载为‘取’。灭项国时，君主在淮地防备，是季孙所为，所以不避讳。”
谢湜说：“《春秋》对于鲁国内部灭国的事都不记载，是避讳。灭项国记载下来，不是因为鲁公灭的，而是公不在国内，由大夫灭的。凡是避讳是为了隐藏君主的罪恶，大夫灭国不避讳，是为了彰显臣子的罪恶。凡是夺取国家也是灭国，郑伯夺取戴国，徐人夺取舒国，是外部灭国，称为‘取’，是因为不断绝他们的祭祀，夺取作为附庸。夺取鄟国，夺取邿国，夺取鄫国，是内部灭国，称为‘取’，是为了避讳国家的罪恶。胡安国说：根据《左传》，淮地的防备，公因为有诸侯的事，没有回国就夺取了项国，齐国人认为是讨伐就停止了公的行动，那么灭项国的就是鲁国。《左传》和《公羊传》认为齐桓公灭的，哪个可信呢？考察经文，没有记载外部灭国而不说国家的，比如齐师灭谭国就是这样。也没有记载内部夺取而直说鲁国的，比如取鄟、取邿、取鄫就是这样。由此知道项国被鲁国灭掉是无疑的。然而圣人对于鲁国的事，有君臣大义，凡是大的罪恶必定隐晦其词而为之避讳。现在这灭项国，罪恶很大，为什么不避讳呢？回答说：事有隐讳，是臣子施加给君父的。所以成公夺取鄟国，襄公夺取邿国，与昭公夺取鄫国，都不说灭而记载为取，程氏认为在君主就避讳，这是对的。至于灭项国，则是僖公在淮地防备，是季孙所为罢了，执政的臣子擅权作恶而不为之避讳，这是《春秋》尊君抑臣，不为朋党勾结的意思。”
秋季，夫人姜氏在卞地会合齐侯。
谢湜说：“卞是鲁国的邑，齐侯从淮地撤军，而夫人出来会合，是习惯于阳谷的放纵。”
九月，公从淮地防备回来。冬季，十二月乙亥日，齐侯小白去世。
程颢说：“得到天理的正，极尽人伦的至善，是尧舜之道。使用私心，依凭仁义的偏颇，是霸者的事业。王道像磨刀石一样平直，根本在于人情，出于礼义，就像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霸者在崎岖曲折的小径中反复徘徊，最终不能进入尧舜之道。所以诚心而称王，就称王了；假借而称霸，就称霸了。二者其道不同，在于审慎其初心而已。《易经》所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其初心不可不审慎。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确立其志向。志向确立，那么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所以努力进于道而没有谁能阻挡。如果用霸者的心去追求王道的成就，这是把石头当作玉啊。所以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公、晋文公，曾西以与管仲相比为耻，是道义所不允许的。何况低于霸者呢！”
程颐说：“齐桓公只是掩盖其诡诈，用正派的方式行事罢了，不是大正。也像管仲的仁，只从事业功绩来说罢了。”
张载说：小白直率而不委婉。
范祖禹说：“齐桓公心里并非不诡诈，而所行的又是正派，所以被认为是正派。”
尹焞说：“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是因为他们不务根本而追求末节。”
又说：“齐桓公还在五霸中是最盛的。”
胡宏说：齐国也是公侯之地罢了，管仲得政，就能强大，称霸诸侯，为什么呢？守信不贰，行法无私，举用贤材，开辟言路，不借树畜，务富民财，不大兴兵，务舒民力，仗尊王之义，防备于首止，天子畏惧其正，而王室之乱消
寕鲁难诛哀姜，公道伸而诸侯服，盟于召陵，礼荆楚而中国之义立，封卫楚丘，城邢夷仪，迁杞縁陵，而夷狄不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诸侯，虎视中原之大畧也。其去戎狄也逺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若夫伐鲁国以杀子纠，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大夫立頽，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义亏，鲁、晋、宋有弑君之贼而不能讨也，陈有杀适立庶之乱而不能正也，郑有兄弟争国之祸而不能正也，以病燕则伐北戎、山戎，以包茅不贡则南伐楚，以不从于己则伐宋、伐郑，执陈辕涛涂，厚自封殖，灭谭、灭遂，降鄣，迁阳处已，如是何以服人？于是北则晋专冀方，西则秦专雍土，南则荆楚强横，灭▯、灭黄，围许，伐徐，而终不退聴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驰心于功利之域，故无以得天下心，而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逺矣。故孟子曰：「管仲，曽西之所不为也，而子谓我愿之乎？」
译宁鲁难诛哀姜，公道得以伸张而诸侯信服；在召陵会盟，以礼对待荆楚而中原的道义得以确立；封卫于楚丘，为邢国修筑夷仪城，将杞国迁至缘陵，从而使夷狄不敢肆意妄为，这就是他多次会合诸侯、雄视中原的大致方略。他距离戎狄的野蛮行径已经很远了。所以孔子说：“他的仁德啊，他的仁德啊。”
至于他攻打鲁国以杀害公子纠，使得父子兄弟之间的恩情淡薄；五大夫地位衰颓，使周天子流亡而不能奉命奔走，使得君臣之间的道义亏损；鲁、晋、宋国有弑君的贼人却不能讨伐，陈国有杀嫡立庶的动乱却不能匡正，郑国有兄弟争国的祸患却不能纠正；因为燕国患病就讨伐北戎、山戎，因为楚国不贡包茅就南伐楚国，因为不服从自己就讨伐宋国、郑国，拘捕陈国的辕涛涂，大肆扩充自己的封地，灭掉谭国、遂国，使鄣国降服，迁徙阳处已，像这样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于是北方晋国独占冀州之地，西方秦国独占雍州之地，南方荆楚强横霸道，灭掉〇国、黄国，包围许国，讨伐徐国，最终也不肯退让听从。推究他的过失，都是因为不知道天理的根本，而放纵心思于功利的领域，所以无法赢得天下人的心，因而功业那样卑微。他距离王道已经很远了。所以孟子说：“管仲，连曾西都不愿做，而你却希望我这样做吗？”
又曰：「齐桓之所以有始而无终者，大本不正也。使其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则管子者，天下之才也。当以见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陈今日之衰。防盖自幽王灭于西戎，秦人力战取丰镐，平王东迁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内诸侯，乘乱各据土宇，王畿中断，无西偏矣。使齐桓、管仲入賛天王，正畿田以修王畧，谨五礼以齐诸侯，整六军以膺夷狄，则周室赫然中兴，而王化行矣。惜乎齐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于饮宴、袵席之间也。」
朱熹曰：「桓公虽谲，却是直；防去其谲，易知。如晋文，都是藏头没尾。」
吕祖谦曰：「齐桓公自葵丘盟后，大槩寖衰。又曰：管敬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齐之伯业到此便衰。这里却有两説：一则管仲不能为齐求人；二乃孝公无志，不能继桓之业。所谓用管仲以兴，进竪刁以败。如晋文虽死，至于悼公时，犹能继文公之业，縁晋文虽死，有狐、赵之徒，风声气习相与扶持。孝公初无此般人，故兴衰之不同。然陈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齐之德在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奋，乘此机防，继齐桓之道，其复兴伯业甚易。然而不能者，虽是管仲当时不能用人，亦是孝公无志。及宋襄防诸侯，便俯首防之。其后宋败，便兴师伐之。大抵欺善怕恶，畏强凌弱，非是伯者事业。此所以不能复齐桓之业，可深为孝公惜。且如晋文成伯，所谓伐原示之信，大搜示之礼，皆积渐成伯业。孝公有桓公见成规模，反不能成伯业。论此，深为孝公惜也。此固可为孝公惜，然而管仲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以荐引贤人，而在其国徒能以一身尽忠而事君，更不能谋身后事，但区区属孝公于宋襄，故终无益也。」
春秋集义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二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伐齐。
谢湜曰：「桓公卒，国嗣未正，公子无亏长，孝公幼。宋襄伐齐，立孝公，非正也。伐人之丧，立非其正，非义也。」吕祖谦曰：「管仲卒，桓公一死，五公子便争立，葢縁管仲不曽下得正心诚意工夫，而桓公亦不知此乃急于一时之功利，所以致五公子之祸。孔孟所以不肻削就者，正恐如此。孔子所以称其小器者，正谓此尔。」又曰：「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五公子各有党。论管仲，岂不贤于咎犯之徒？何故管仲去托宋立世子？至桓公一死，诸公子便乱，此见得齐家法不正，自是如此。晋之家法正，所以其后如此之逺。如齐桓夫人六人，管仲既有三归之失，岂能正其君？此夫子所以有小器之称。」
夏师救齐
谢湜曰：「齐立无亏，正也。四国伐齐，非正也。僖公以四国伐齐，非正而出师救之，邻国之义也。书『救齐』，善之也。」
五月戊寅，宋师及齐师战于甗，齐师败绩。
程頥曰：「书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夺长其罪大矣。齐师败绩书败责齐臣也。」
谢湜曰：「四国伐齐，不正，齐人有词不服。三国皆已退矣，宋襄必欲立孝公，而独以师攻齐，乃至杀公子无亏而后已然。则甗之战，曲皆在宋，故以宋师主战而罪之也。齐国君主未定，出战于防乱之中，故败绩。凡战皆以被伐之国为战主，以战由被伐者欲战所致也。以被伐者主战而罪之，乃春秋明微之意也。甗之战，反以行伐之国主战者，以宋襄以不正伐正，以不道伐丧，独无退师之心故也。」
胡安国曰：「伐齐之防，奉少夺长，其罪大，故其责详。书师救齐者，善鲁也。救者善，则伐者恶矣。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书狄救齐者，许狄也。许夷狄，则罪诸夏矣。许之曷为不称人？深着中国诸侯之罪也。凡伐者为客，受伐者为主。今齐受伐，以宋为主者，曲在宋也。凡师直为壮，曲为老。书齐师败绩者，责齐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尝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世子矣，则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虽天王欲抚郑伯以从楚，《春秋》犹以大义裁之而不与也。桓
译又说：“齐桓公之所以有始无终，是因为根本的大原则不正确。假如他真有匡正天下的志向，而不谋求私利，那么管仲就是天下的人才。应当让他面见周天子：向上陈述周文王、周武王的勤勉，中间叙述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向下陈述当今的衰败。自从周幽王被西戎杀害，秦人奋力作战夺取丰镐之地，周平王东迁到成周，虞、虢、魏、芮都是王畿内的诸侯，趁着混乱各自占据土地，王畿从中断裂，没有西边的疆域了。假如齐桓公、管仲入朝辅佐周天子，纠正王畿的田制以修明王法，谨慎五礼以统一诸侯，整顿六军以抵御夷狄，那么周王室就能赫然中兴，而王者的教化就能推行了。可惜齐桓公、管仲不知道这样做，而沉溺于饮酒宴乐、床笫之间。”
朱熹说：“桓公虽然诡诈，却是直率的；去掉他的诡诈，就容易知道了。像晋文公，都是藏头露尾、不露真意的。”
吕祖谦说：“齐桓公自从葵丘会盟之后，大概就逐渐衰落了。又说：管敬仲死后，五个公子都争着要立为国君。齐国的霸业到这里就衰落了。这里却有两种说法：一是管仲不能为齐国寻求贤人；二是孝公没有志向，不能继承桓公的基业。所谓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像晋文公虽然死了，到了晋悼公时，还能继承文公的基业，因为晋文公虽然死了，有狐氏、赵氏这些人，风气习俗相互扶持。孝公起初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兴衰不同。然而陈穆公想要重修桓公的友好关系，由此可知齐国的德行还在诸侯之中，假如孝公有志向而能振奋，趁着这个机会，继承齐桓公的道，复兴霸业很容易。然而不能做到，虽然是因为管仲当时不能用人，也是因为孝公没有志向。等到宋襄公会合诸侯，就低头顺从；后来宋国战败，就兴师讨伐。大体上是欺善怕恶，畏强凌弱，不是霸主应有的事业。这就是不能复兴齐桓公霸业的原因，可以深深为孝公惋惜。况且像晋文公成就霸业，所谓攻打原国以示守信，大规模阅兵以示礼仪，都是逐渐积累成就霸业的。孝公有桓公现成的规模，反而不能成就霸业。论及此，深深为孝公惋惜。这固然可以替孝公惋惜，然而管仲作为桓公的大臣，完全不能建立些根本，来荐引贤人，而在国内只能凭一己之身尽忠侍奉君主，更不能谋划身后的事，只是区区地嘱托孝公给宋襄公，所以最终没有益处。”
春秋集义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义卷二十二
宋 李明复 撰
僖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
谢湜说：“桓公去世，国家继承人没有确定，公子无亏年长，孝公年幼。宋襄公攻打齐国，拥立孝公，这不是正统。攻打别人的丧事，拥立非正统的人，是不义的。”吕祖谦说：“管仲去世，桓公一死，五个公子就争位，大概是因为管仲没有下得正心诚意的功夫，而桓公也不知道这乃是急于眼前的功利，所以导致五个公子的祸乱。孔孟之所以不肯削足适履，正是担心这样。孔子之所以称他器量狭小，正是指这个。”又说：“桓公与管仲嘱托孝公给宋襄公，因为五个公子各有党羽。论管仲，难道不比咎犯等人贤能？为什么管仲去托付宋国拥立世子？到了桓公一死，诸公子就混乱，这可以看出齐国的家法不正，自然如此。晋国的家法正，所以其后代如此长远。比如齐桓公有六个夫人，管仲既有三归的过失，怎能纠正他的君主？这就是孔子之所以称他器量狭小的原因。”
夏，鲁国军队救援齐国。
谢湜说：“齐国拥立无亏，是正统的。四国攻打齐国，不是正统的。僖公因为四国攻打齐国不是正统而出兵救援，这是邻国的道义。记载‘救齐’，是赞美鲁国。”
五月戊寅，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齐国军队大败。
程颐说：“记载宋国，过错在宋国。拥立年幼的而夺取年长的，罪过很大。齐国军队大败，记载‘败绩’是责备齐国的臣子。”
谢湜说：“四国攻打齐国，不是正统，齐人有理由不服。三国都已经退兵了，宋襄公一定要拥立孝公，而单独率领军队攻打齐国，以至于杀了公子无亏才罢休。那么甗地的战斗，过错都在宋国，所以以宋国军队作为交战的主方而谴责它。齐国君主未定，在混乱之中出战，所以大败。凡是战争都以被攻打的国家作为交战的主方，因为战争是由被攻打者想要作战导致的。以被攻打者作为交战的主方而谴责它，乃是《春秋》明察微言大义的意思。甗地的战斗，反而以攻打的国家作为交战的主方，是因为宋襄公以不正攻打正统，以不道义攻打丧事，独自没有退兵的心思的缘故。”
胡安国说：“攻打齐国的谋划，拥立年幼的而夺取年长的，罪过很大，所以责备详细。记载‘师救齐’，是赞美鲁国。救援是善，那么攻打就是恶了。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赞美的。记载‘狄救齐’，是允许狄人。允许夷狄，那么就是罪过中原诸侯了。允许狄人为什么不称‘人’？是深刻揭露中原诸侯的罪过。凡是攻打的是客方，被攻打的是主方。现在齐国被攻打，以宋国作为主方，是因为过错在宋国。凡是军队理直气壮就是壮，理屈词穷就是老。记载齐国军队‘败绩’，是责备齐国的臣子。有人说：桓公、管仲曾经嘱托孝公给宋襄公作为世子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拥立呢？回答说：不能控制命运，即使周天子想要安抚郑伯以顺从楚国，《春秋》仍然以大义裁断而不赞同。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