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通论卷二

译草虫喓喓鸣叫，阜螽蹦跳。还没有见到君子，心中忧愁不安；既然已经见到他，既然已经和他相遇，我的心就安定了。本韵。○这是直陈其事。以下同。登上那南山，去采摘蕨菜。还没有见到君子，心中忧愁不已；既然已经见到他，既然已经和他相遇，我的心就喜悦了。本韵。登上那南山，去采摘薇菜。还没有见到君子，我心中悲伤；既然已经见到他，既然已经和他相遇，我的心就平安了。本韵。小序说这是“大夫的妻子能够用礼法自我防范”。既然是大夫的妻子，难道还要担心她会做出非礼之事而不能自我防范吗？这是讲不通的说法。大夫的妻子能够以礼自守，有什么值得显示她贤德以及文王教化的地方呢？毛传说这是在女子出嫁途中说的；女子正在出嫁途中，就立即以没有见到、已经见到君子来表达忧喜，可以吗？欧阳氏认为是“召南的大夫出外服役，他的妻子所【缺字】”，比较接近。其他说法仍然附会小序所谓“以礼自防”的意思，都不对。又按《小雅·出车》篇有这“喓喓草虫”六句，是家室思念南仲出外服役的意思，也相合。《诗经》三百篇中有许多重复的辞句，不知道哪一篇先、哪一篇后，不必拘泥考求。何玄子径直认为是思念南仲而作，穿凿得太厉害；文字既有相同，又有差异，一定不是同一篇。伪传说“南国大夫到京师聘问，见到召公，归心更加迫切”，把它牵合到召公身上，更加武断。又有人引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子展和赵武赋《草虫》来证实；这些都是当时人断章取义，不能采用。郑氏说：“草虫鸣叫，阜螽跳跃而跟随它。”这是邪僻的说法；欧阳氏沿袭这种说法，又说“比喻本来不相合的却相合了”。前人解释诗到了这里，真值得吐一口唾沫！朱郁仪说：“草虫、阜螽，是深秋时节的景物。采蕨、采薇，是暮春时节的事。秋末出行，到了暮春还没有回来，所以因此忧愁。”这样说大概比较接近。欧阳氏只说是“感受到时令景物的变化”；集传沿用了他的说法，却不如朱氏说得详细。《草虫》三章，每章七句。《采苹》到哪里去采浮萍？在南边山涧的水边。本韵。到哪里去采水藻？在那积水洼地。本韵。○这是直陈其事。以下同。到哪里去把它们盛起来？用筐和莒。到哪里去烹煮它们？用锜和釜。本韵。到哪里去陈设它们？在宗族之室的窗下。[评]承接“于以”而转用“之”字。谁来主持祭祀？是那位庄重的少女。[评]承接“之”字，十分有力。本韵。小序说这是“大夫的妻子能够遵循法度”。按《射义》说：“卿、大夫以采苹为节，乐于遵循法度。”序只是沿袭了这种说法。它说“大夫的妻子”，是不对的。古代五十岁才开始做大夫，他的妻子怎么能称作“季女”呢？大序说“承奉先祖，共同祭祀”，也太笼统。而且大夫主持祭祀，妻子只是协助祭祀，怎么说她“尸”呢？毛传说：“古代将要出嫁的女子，一定先在宗室中举行礼仪来教导她；祭牲用鱼，以苹、藻调和。”郑氏说：“古代妇女出嫁前先在家庙未毁时三个月，在公宫中受教；家庙毁后，则在宫室中受教。教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时举行祭祀，祭牲用鱼，以苹、藻调和，这是为了使她成就顺从妇道的德性。”这些都是《昏义》的文字，毛、郑引用它们来解释本篇，确实有相合之处，但也另有不同。毛、郑只知道用礼来解释诗，却不知道诗在前，礼在后；其实礼是根据诗来说明的。我是用礼所依据的诗来解释诗，不是用礼来解释诗。相合之处有四点：“用苹、藻调和”，正是根据本篇首章“采苹、采藻”来说的，这是第一点。礼制规定正祭在室内西南隅，而本篇说在“窗下”。按《士昏礼》，尊酒设在室内北窗下，这是新妇饮酒的礼；新妇进献食物给公婆，也“在北窗下设席”。这样看来，父家嫁女所举行的祭祀也在窗下，可以知道。这是根据本篇末章“窗下”来说的，郑氏却说：“祭祀不在室内，是因为凡是婚礼之事，都在户外为女子设置几筵。”孔氏又用“婚礼在户西设筵，西为上位，右边设几”来解释，这些都不对。祭祀哪有不在室内，却把几筵设在门外的！礼书说“户西”，不是门外。这是第二点。本篇不说宗庙，而说“宗室”。宗室，就是宗子的居室。这是第三点。诗说“季女”，这是第四点。集传依照小序，说是“大夫的妻子能够奉行祭祀”，本来就不对；又说“窗下”是室内西南角，更加错误。既然说是室内西南角，怎么能叫窗下呢！窗难道在室内西南角吗！古人的室内，门和窗并列，所以《尔雅》说“门窗之间叫作扆”；扆在门的西边、窗的东边。[二章]“湘”字，《韩诗》作“鬺”；“鬺”是烹煮的意思。似乎应当依从《韩诗》。否则，把“湘”训作“烹”，恐怕未必恰当。[三章]“季女”就像说少女，不必拘泥解释。“季女斯饥”也是这样。孔氏认为因为她将要出嫁，所以用“少”来说明。女子出嫁难道有年长的吗？为什么一定要用“少”来说明呢？而且前一阶段还更年轻，又将怎样区别呢？集传主张是大夫的妻子，说“年纪虽小而能恭敬，更能看出她本质的美好”。能够恭敬，哪里还要分老少；况且年轻时不恭敬，到了壮年老年才恭敬，也不能算作贤德。何玄子说：“这是赞美邑姜的诗。古代妇女将要出嫁时，要在宗庙中接受教导，并举行采苹、采藻的祭祀。武王的元妃邑姜，受教后能够修行这种礼仪，所以诗人赞美她。之所以知道这是赞美邑姜，是从‘有齐季女’这句话看出的。罗泌说：‘齐，是伯陵的旧国，因天齐渊而得名。伯益的书说：“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国语》说：“天鼋所属的分野，是我的皇妣太姜的侄子、伯陵的后代逢公所凭依的神灵。”伯陵是太姜的祖先；逢公是伯陵的后代，做商朝的侯伯，封在鲁地，太公就是继承他的人。’《左传》中晏子说：‘从前爽鸠氏最初居住在这里，季萴继之，有逢伯陵又继之，蒲姑氏又继之，后来太公又继之。’按，太公本是齐国的后代，仍被封在齐地；文王做西伯时，把女儿邑姜嫁给武王。又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穆叔说：‘敬，是百姓的主宰；如果抛弃了敬，还凭什么承受并守护政事呢？济水岸边，路上积水中的苹、藻，放置在宗庙里。季兰主持这件事，就是敬；敬可以抛弃吗！’所谓季兰，想来就是邑姜的名字，只是她的名字已不可考；而他说‘济泽之阿’，尤其是齐地的证据。”

译根据旧说流传下来的解释，都是把“齐”读作“斋”，这是错误的。”按，何氏的这种说法相当新奇，而且似乎证据确凿，足以使人信服；但实际上是牵强附会，不能采用。《国语》和《左传》中晏子的说法，都没有说太公受封以前那里就叫齐；只有罗泌说“有齐，是伯陵的国”，这是把诸子、传记和其他书中的说法加上“有齐”二字，不能作为依据。又按，《国语》说“赐姓为姜，氏为有吕”，并没有说“有齐”。《左传》中穆叔正是在解释这首诗，他的意思着重在说“敬”，那么“齐”是庄敬的意思就很明显了，怎么能认为是齐国呢！杜预注说：“特意说济水，是因为济水在鲁国，所以穆叔特举自己所见的来说。”这样又怎么能据此说是齐地呢！传文说“季兰”，杜预注说：“让穿着兰草的女子来主持祭祀，神灵仍然享用祭品。”孔颖达说：“诗中说‘季女’，这里说‘季兰’，是说季女穿着兰草。宣公五年《左传》说：‘兰有国香，入服媚之。’由此知道是女子佩服兰草。”考察这种传文把“女”字换成“兰”字，只是它遣词用字的方法，又怎么能据此认为是邑姜的名字呢！” 古代妇女没有其他名字，通常以姓来称呼；邑姜就是她的名字。何氏解说《诗经》牵强无理之处很多；但这一说法构思巧妙而足以打动人，所以附带辨析于此，以此类推其他说法。《采苹》三章，每章四句。《甘棠》枝叶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停留休息过的地方。此句押原韵。○这是直陈其事的赋法。下文同。枝叶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剪它，不要毁坏它！这是召伯停留休息过的地方。此句押原韵。枝叶繁茂的甘棠树啊，不要剪它，不要折损它！这是召伯住宿过的地方。此句押原韵。《集传》说：“召伯巡视南方诸国，传播文王的德政。”这是拘泥于《诗序》，一定要说二南都是文王时代的诗。所以说，遵循《诗序》没有比《集传》更厉害的。既然称作召伯，那就是武王时代的事了。召伯离开以后，人们追念他，而且这显然是武王以后写的诗。《甘棠》三章，每章三句。《行露》道路上的露水湿漉漉的。难道不能早晚都走吗？只是因为道路上露水太多。“露”字重出，押韵。○这是比喻。[评]这是重韵句，古朴。谁说麻雀没有角！凭什么穿透我的屋顶？[评]想象奇特，用语奇特。谁说女子没有家！这一句不押韵，《集传》勉强把它作为韵脚，错误。凭什么使我陷入官司？即使使我陷入官司，婚姻也不够完备！此句押原韵。○这是以比喻起兴而又直陈其事。下文同。谁说老鼠没有牙！凭什么穿透我的墙？谁说女子没有家！这是隔句押韵。“墉”“家”二字不押韵，《集传》勉强把它们作为韵脚，更是错误。凭什么使我陷入诉讼？即使使我陷入诉讼，我也不会顺从你！此句押原韵。玩味“室家不足”这句话，这应当是女子已经许嫁，却发现有一样东西没有准备好，或有一项礼仪没有完备，于是不肯前往，因而导致争讼。这大概也是恰好遇到这件事，便把它写成诗，用来表现这个女子的贤德，不必拘泥地说这是受了文王教化的结果。如果一定拘泥于这种说法，王雪山所说“难道教化只达到女子而没有达到男子”的疑问就会产生。《集传》说：“南方各国的人遵循召伯的教导，接受文王的教化，革除了从前淫乱的风俗，所以贞洁的女子能够以礼自守，不被强暴污辱。”这不只是只说女子而遗漏男子；而且如果这样，那么这个女子从前难道也是淫乱的，只因接受了召伯、文王的教化，才开始按照礼法自守吗？解说诗歌最忌固执拘泥，这就是其中的一类。[第一章]这是比喻。前三句借道路上的露水作比，说明违背礼法而行走，必然有受污辱的意思。《集传》认为是赋。若果真如此，女子为什么要早晚独自行走？名义上说是守贞，行为却类似私奔，实在讲不通。有人说她是早晚赶去申诉，也不对。《行露》三章，第一章三句，第二、三章每章六句。《羔羊》羔羊皮做的衣裘，用白色丝线缝成五道接缝。官员退朝后，在公馆中进食，从容不迫。此句押原韵。○这是直陈其事的赋法。下文同。[评]描摹神态。羔羊皮做的衣裘，用白色丝线缝成五道褶缝。从容不迫，从容不迫，退朝后在公馆中进食。此句押原韵。[评]把字序倒置了。羔羊皮做的衣裘，用白色丝线缝成五道总缝。从容不迫，从容不迫，退朝后在公馆中进食。此句押原韵。[评]把句子倒置了。《小序》说这是“由于《鹊巢》的功效所导致的”，十分迂曲，难以理解。《大序》说“节俭正直，德行像羔羊”。它说“德行像羔羊”，荒谬之处不用辨说；即使所谓“节俭正直”，在诗中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大夫穿羔裘，是当时的制度，怎么能说是节俭！这首诗固然是在赞美大夫，却没有一个字说到他的贤德，又怎么能独自知道他正直呢！苏氏驳斥“德如羔羊”的说法，却认为这是羔裘由妇人制作、因此应归入“《鹊巢》的功效所导致”的意思；《集传》不用《诗序》的其他说法，却仍然说“节俭正直”，可见后人不能摆脱《诗序》的影响。至于有人因为诗中写穿羊裘，孔颖达已经明确辨析这是羔裘，不是普通羊裘。又有人认为第二、三章说“革”、说“缝”，是节俭；还有人认为羊性柔顺，逆着牵引也不前进，象征士人难以进取而容易退处，所以是正直；这就是所谓“难道只是顺着它，还要替它编造说辞吗”。这是一首赞美大夫的诗，诗人恰好看见他穿着羔裘、退朝进食，便从他的服饰和步履之间发出赞叹；至于大夫的贤德，诗中一个字也没有增加，却自然可以从言外想见，这正是《国风》诗人的高妙之处。[第一章]《毛传》说“大夫穿羔裘以居”，这个说法本来没有根据。孔颖达说：“说‘大夫穿羔裘以居’，是因为大夫穿着它居处，所以诗人看见后加以称述；这里的‘居’是居于朝廷，并非居家。”《论语》说“狐貉之厚以居”，注释说“在家中用来接待宾客”，可见在家并不穿羔裘。《集传》认为是“大夫闲居时的服装”，大概是误解了《毛传》；但难道没有看见孔颖达的疏吗？又说这是“赞美他的衣服有常规”，服饰本来就有一定制度，衣服有常规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这是多余的话。又说“退朝后在家中进食”，也不对。大夫退朝以后，各自有办理政事的公馆，是在那里进食，不是在私人家中。若请假休沐，才回家去。《羔羊》三章，每章四句。《殷其？》声势盛大的军队在南山的南面。为什么离开这里而到那里，竟不敢有片刻闲暇？勤勉忠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首句。“哉”字为兴起语，下文同。声势盛大的军队在南山的旁边。为什么离开这里而到那里，竟不敢休息？勤勉忠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声势盛大的军队在南山的下面。为什么离开这里而到那里，竟不敢停留？勤勉忠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

译《小序》说这是“用义理劝勉”，难以理解。《大序》于是说“大夫远行从政，没有闲暇安居；他的妻子能够怜悯他的辛劳，用义理劝勉他”。按诗中“回来吧，回来吧”，是盼望他归来的话，完全看不出有“用义理劝勉”的意思。严氏说：“这是希望他早日办完事情回来，却不敢说决绝的话，因为知道他还不能回来。”这也是迁就《诗序》的曲解。“振振”一词，考察《螽斯》《麟趾》中的“振振”，都是振作、振兴的意思；《毛传》都解释为“仁厚”，在这里又解释为“信厚”。说振振是仁厚、信厚，我不敢相信。《集传》沿用这种说法，解释说：“于是又赞美他的德行，并且希望他早日办完事情回来。”希望他回来，可以；为什么还一定要赞美他的德行呢？这两个意思很难合在一起，诗人的语意绝不会如此；这不过是支离的文饰说辞，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大概“振”有振作、振兴的意思，也有众多兴盛的意思。《集传》解释《螽斯》时说是“盛大的样子”。若解释为众多兴盛，那么妇人没有忧虑丈夫人多势盛的道理；所以《毛传》《集传》都解释为信厚，但这仍然不对。于是后人反过来改变了思念丈夫的解释，认为这是臣子跟随君主的诗。伪造的《毛传》说：“召公宣布文王的命令，诸侯归附于他。”伪造的《诗序》说：“武王攻克商朝，诸侯在周庙接受命令。”伪传把“振振君子”指作文王，仍然取振作、振兴之意。伪说把“振振”解释为众多的样子，指众多君子。对于“振振”这个解释，两者都说得通；但“为什么离开这里而到那里”两句又怎么解释呢？何玄子说，这终究不像踊跃接受命令的气象，是对的。我认为“为什么离开这里而到那里”两句，似乎是妇人思念丈夫的话；但“振振”是振作、振兴以及众多兴盛的意思，用来解释思念丈夫又不相称。依照伪传解释“振振君子”，似乎可以讲通；但与“为什么离开这里而到那里”两句又不协调。因此，这首诗的意义应当存疑。《殷其？》三章，每章六句。《摽有梅》梅子纷纷落下。[评]倒装句。树上还剩七成梅子。求婚的众位士人，趁着吉日来吧！这是起兴兼用比喻，下文同。梅子纷纷落下，树上还剩三成梅子。求婚的众位士人，趁现在来吧！此句押原韵。梅子纷纷落下，赶紧用簸箕把它们收取吧。[评]句式有变化。求婚的众位士人，趁有人召唤时来吧！此句押原韵。[评]句式有变化。《小序》说这是“男女在适婚年龄及时婚配”。《毛传》把第一章解释为“盛盛之时没有出嫁，直到开始衰落”；第二章是“急切的言辞”；第三章是“不等待礼仪完备”。郑氏的说法没有辨析。欧阳氏认为“全篇没有一个人能够及时婚配”，这是对的。《集传》甚至认为是女子自己创作的。有的因为这种说法太不雅，认为这是女子选择男子的言辞。唉！天下万物，男子求婚于女子，这是天地间的大义。如今却说女子求男子，“求”字无论如何都讲不通。而且忧虑烦恼、急迫到这种程度，廉耻之道已经丧失，还能说这是二南的风诗、文王的教化吗？按，“求我庶士”四个字中，“求”字已经讲不通，尤其讲不通的是“庶”字。庶，就是众多。如果说女子求丈夫，或者说父亲为女儿选择丈夫，只说“士”就可以了；或者把它美称为“吉士”，像《野有死麇》篇那样也可以；为什么要说“众士”呢？即使主张这是选择男子的说法，也只能曲解为“寻求众多士人再加以选择”，但诗中根本没有这层意思。至于把这首诗看成比体，女子不拿花朵作比，反而拿果实作比，也不合适。用花作比的，如“灼灼其华”“唐棣之华”“华如桃李”，都是如此。如果把这首诗看成赋体，那么梅子成熟掉落是在春夏时节，而古代嫁女是在秋冬，详见《匏有苦叶》篇。春夏不是婚嫁的时节，到了秋冬又已经过时或尚未到时，更不能说是及时婚嫁。我的意见是，这首诗是卿、大夫替君主求取众多士人的诗。《尚书·大诰》说：“所以我告知我友邦的君长以及尹氏、众士、治事之臣”；《酒诰》说：“我告诫众邦、众士”；《立政》说：“众多的贤士”。可见“庶士”是周王朝各类职官的通称，庶士就是国家应当急切寻求的人才。以梅子为起兴和比喻，其中是否有“盐梅调和羹汤”以及“才能与职位相称”的意思呢？又《月令》说：“孟夏，命太尉辅助选拔杰出俊士，进用贤良，举荐年长有才者，授予爵位，发给俸禄，一定要使他们与职位相称。”或许古代本来有这种说法，《月令》只是记载了它；如果这样，梅子成熟正当孟夏，诗也可能只是直陈此事。吉，是《左传》所说“枚卜”中“卜吉”的吉。如今既然占卜得吉，就可以求取人才了。“谓”字，犹如“帝谓文王”中的“谓”，就是“询问并任命官员”的意思；表现出得到庶士以后，告知他们、与他们亲近的言辞。《摽有梅》三章，每章四句。《小星》微小的星星闪闪发亮，三三五五出现在东方。谨慎而急速地连夜赶路，隔句押韵。早晚都在公事上奔忙。实在是命运不同啊！此句押原韵。○这是起兴，下文同。[评]增加了一句的句式。微小的星星闪闪发亮，参星和昴星也在天上。《毛传》说：“昴就是留。”疏中引《元命苞》说：“昴之所以称为留，是因为留。”《史记·律书》说“北至于留”，《索隐》说“留就是昴”。所以这里应当读作“留”。谨慎而急速地连夜赶路，抱着被子和床帐。实在是命运不相同啊！此句押原韵。这一篇，章俊卿认为是“小臣出行服役时所作”，这是对的。现在进一步说明它的意思：在山川、平原和低湿地之间，抬头看见星星，东西方向都清清楚楚可以指认，这就是所谓“顶着星星赶路”。如果说是宫闱深巷中的情形，就有第一处不合。 “肃”和“速”相通，是快速行走的样子；如果说是妇人穿着木屐行走的样子，就有第二处不合。“连夜赶路”是奔驰道路的说法；如果说是往来宫闱，就有第三处不合。嫔妃按次序轮流在夜间侍寝，这是郑氏的邪说。礼书说“妾侍奉君主，不敢擅自当值”，这种情况固然存在，但终究不离宫寝之地。如果一定说是看着星星往返，那么她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走多远的道路，才能在露天看见星星，并这样快速地赶路？这是第四处讲不通。依照郑氏的邪说，说八十一位御女每九人侍寝一夜。按说夜属阴，应该安静；女子也属阴，更应该安静，却偏偏在黑夜成群行走，哪里会有这样的情景！这是第五处讲不通。前人把它解释为妾媵所作，是因为“抱衾与裯”一句。我正因这一句而怀疑它不是妾媵诗。为什么呢？侍奉君主，君主难道没有被子和床帐，难道一定要等妾媵自己带着被子和床帐吗？众妾各自抱着被子和床帐，又要安置在哪里？

译这是第三处讲不通。所谓“抱衾、裯”，就像后人所说的“背着被褥”。虽然行李自然有差役替他们携带，但诗中这样说，正如《北山》诗说“有的人安然躺在床上”，是为了表现自己不得休息的意思。“实命不同”比“我从事独贤”稍微浑厚一些。如果说是众妾所作，那么这本来就是她们的常分，哪里能看出后妃“恩惠施及下人”呢！这是《小序》的说法。而且把命运交给天的言辞几乎接近怨恨，又哪里能看出下人感激并因此写诗赞美后妃呢！《小星》两章，每章五句。《江有汜》江水有分流。这个女子出嫁，却不带我一起去。不带我一起去，她后来一定会后悔。此句押原韵。○这是起兴兼用比喻。下文同。江水有小洲。这个女子出嫁，却不和我同行。不和我同行，她后来会困苦。此句押原韵。江水有支流。这个女子出嫁，却不经过我这里。不经过我这里，她后来会以啸声变成歌声。此句押原韵。这一篇的《诗序》说：“嫡妻没有把媵妾列入随嫁人数，媵妾没有怨恨，嫡妻自己却后悔。”这是对的。《集传》说：“媵妾留在本国等待适婚年龄，而嫡妻没有和她一同出行。”既然说是等待适婚年龄，本来就应该不和嫡妻同行，媵妾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等到她到了适婚年龄再迎娶她，嫡妻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这种说法迂曲，难以讲通。[第三章]“她的啸声变成歌声”，“啸”“歌”本来属于同一类意思。现在为了押“歌”字，因而删去了“后”字，用“啸”字来押韵；又使用“也”字调节句式，把“啸”“歌”分开来写，似乎难以解释，但只觉得情态飞动，是满心满怀的表达，所以确实是精妙的笔法。《集传》把“啸”解释为后悔，把“歌”解释为困苦，诗的意味就索然无味了。《江有汜》三章，每章五句。《野有死？》野外有死鹿，用白茅把它包裹起来。有女子正值怀春，野外有死鹿。[评]姿态美好。吉士来诱导她。此处押原韵。○这是直陈其事的赋法，下文同。树林中有朴树和小灌木。[评]这里增加了这一句，下一句少了一句。野外有死鹿，用白茅把它捆扎起来；有女子美如玉。[评]顿然停住，写得很妙。请从容缓慢一些，不要让我的佩巾受到撼动！不要让大狗叫起来！此句押原韵。[评]错综交互，因而形成文势。如果把这篇看成讽刺淫乱的诗，如欧阳氏所说，那么为什么称男子为“吉士”，称女子为“如玉”？如果把它看成贞洁女子不被强暴污辱的诗，如《集传》所说，那么为什么说女子“怀春”，称男子为“吉士”？而且末章的话尤其看不出贞洁的意思。如果直截了当地把它看作淫诗，如季明德所说，也同样荒谬。如果认为这是荒年礼制简略，以死鹿肉作为礼物来求婚，如《毛传》《郑笺》所说；或者认为是山野人求婚却不能备齐礼物，女方因此拒绝，如伪传所说，那么对“女怀春”“吉士诱”以及末章的话，都无法解释清楚，难以贯通。我的意见是，这篇诗是山野百姓彼此趁着适婚年龄结成婚姻的诗；死鹿是他们山野婚礼中的诗歌。婚礼中，聘礼应使用雁，而不是死雁；皮革、帛匹也必须经过制作。所谓皮帛，就是成对的兽皮和成束的帛。这里使用山中射猎所得的死鹿，所以说“野外有”，用来代替成对的兽皮；“白茅”是洁白之物，用来代替成束的帛。所谓“吉士”，是不是像“赳赳武夫”那一类人呢？“树林中有朴树和小灌木”，也是“树林深处”的景象。总的来说，女子怀春、男子诱导，说的是正当婚龄；吉士、玉女，说的是彼此相称。定情的夜晚，女子嘱咐男子行动从容，不要使佩巾受到撼动，也不要让狗叫起来；这大概也是对情欲感受毫不避讳的表达吧？[第三章]“感”和“撼”相通。第一章，是诗人叙述男子的话；第二章，是诗人叙述女子的话；第三章，是诗人转述女子的话。这篇诗的章法、句法都显得突兀，意思含蓄而不明说，所以难以解释。三章：第二、三章每章四句；第一章三句？【《野有死？》】《何彼襛矣》那花朵为什么这样繁盛？是唐棣的花。古音读作“孚”，不读作“花”；下文仿此。为什么不庄重和谐？是王姬的车。古音读作“居”，不读作“尸遮反”；下文仿此。此句押原韵。○这是起兴兼用比喻。下文同。那花朵为什么这样繁盛？花朵像桃花李花一样鲜艳。[评]倒装句。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此句押原韵。那钓鱼用的是什么？是丝线搓成的钓绳。[评]比喻奇特。是齐侯的女儿，平王的孙女。此句押原韵。这篇诗有人认为“平王”指文王，有人认为就是春秋时代的平王。凡是主张其中一种说法的人，都坚持自己的说法，认为这个对、那个错。但我考察起来，主张春秋时代平王说的人较多，这也可以看出人们心中大致相同的判断。主张平王是春秋时代君王的说法，本来与《春秋》相合；主张是文王的说法，却有三处讲不通。有人说“平王”就像《尚书》称“宁王”一样，是“平正之王”，“齐一之侯”，这样说更讲不通，姑且不辨。按，《周书》的措辞多曲折，所以称名有时也不直白；诗中凡是称人名，都清楚明白，不能拿《尚书》的例子来解释诗，这是第一处。武王娶太公望的女儿，称为邑姜；那么武王的女儿与太公的儿子就是甥舅，恐怕不适合通婚，这是第二处。武王的大女儿嫁给陈胡公；如果依照媵妾礼制，她的妹妹就应当陪嫁到陈国，不应当又嫁到齐国，这是第三处。如果这样，这就是东周的诗，为什么会列在二南之中呢？章俊卿说：“作诗的时代是东周，采诗的地区却是召南；把在召南采得的诗列入东周诗，这是不对的。”这话也很有见地。《何彼襛矣》三章，每章四句。《驺虞》那茂盛生长的芦苇，一箭射出，射中五头母野猪。啊，可叹啊，驺虞！末句不押韵，下文同。○这是直陈其事的赋法。下文同。那茂盛生长的蓬草，一箭射出，射中五头小野猪。啊，可叹啊，驺虞！《集传》把上面的“虞”读作“牙”，把下面的“虞”读作“于红反”；同一个字有两个读音，实在荒谬。

译《小序》说这是“《鹊巢》的应验”。《毛传》把“驺虞”解释为一种仁义之兽，同样荒谬。欧阳氏说：“下句只是感叹驺虞不吃活物；如果这样，反而是在讽刺文王曾经役使驺虞，说明他还不如驺虞。”我认为不必推论到这一步。即使把兽比作君主，难道可以吗？《集传》说：“这才是真正所谓的驺虞。”其实也是拘泥于把兽比作君主的说法，多么可笑！欧阳氏把“驺”解释为驺囿，把“虞”解释为虞官，他的说法最为端正。大概是根据贾谊《礼篇》，书中说：“驺，是天子的苑囿；虞，是掌管苑囿中禽兽的人。”而且《尔雅·释兽》中没有驺虞这种兽，更是确切的证据。《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齐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不过，把驺解释为苑囿，这只是一种说法。严氏根据《说文》，把“驺”解释为马厩，引《月令》“七驺都驾车”，以及《左传》“让程郑主管乘马，配属六名驺御”，于是又把驺解释为驺御之官，这是另一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鲁诗传说：“古代有梁驺，是天子的田猎之所。”有的解说者直接把驺虞解释为天子掌管鸟兽的官，也不知道是否如此。至于《淮南子》说“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散宜生得到驺虞、鸡斯等良马，把它们献给纣王”，把驺虞当作马名；东方朔把异兽称为“驺牙”，《山海经》中有“驺吾”，这些都不必拿来作证，只会徒然增加纷纷的议论。“驺”和“邹”是古字相通的。伪传把它解释为邹姓，尤其荒谬。这首诗是诗人赞美驺虞之官能够称职。如果说是赞美文王仁爱之心达到极致，那么一箭射中五头母野猪，怎么能看出他的仁爱达到极致呢？总之，把二南都看成文王的诗，始终如此窒碍难通。而且既然不采用驺虞是兽的说法，那么上句赞美文王，下句呼唤驺虞之官并加以赞叹，意义也被截成两段；不如认为全篇连贯地赞美驺虞之官。“豝”，《尔雅·释兽》解释为“母野猪”。《集传》说是“公野猪”，一定错了。“一发五豝”，《毛传》说是“驱赶五头母野猪，等候君主射出一箭”；这也和贾谊文章的意思相同，即“驱赶五头母野猪，等待君主射出一箭，不把禽兽全部杀尽”。《集传》说：“箭必定交替射中两头，这就是四支箭；其中三支箭各射中一头，另一支箭交替射中两头，于是成为五头。”不论怎样，“一发”并不是四支箭齐发的意思，而四支箭就是四支。如果这样解释，反而是射术高超、过多夺取禽兽性命，怎么能表现仁爱呢！丰道生引用《郊特牲》“迎虎，是说它吃田里的野猪”，认为豝、豵都是危害庄稼的野猪。如果这样，那么杀得多一些也可以。这是另一种说法，姑且保存。《驺虞》两章，每章三句。

译第一册 本册校印说明 林庆彰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共十八卷，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也是这九部书中唯一能够完整保存原貌的著作。根据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所署康熙四十四年（一七 ○五）冬十月，可以知道这是姚氏较晚时期的著作。这部书完成后，也一直没有刻本。清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秋天，韩城人王笃在自家的藏书楼中发现了这部书的抄本。此时距离该书脱稿已经有一 ○八年。在这期间，除了姚氏侄子姚炳诗在《识名解》中称述若干条目外，其他学者极少谈到它。王笃于道光十七年将此书刊刻在四川督学署，这是此书第一次刊刻。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成都书局又据韩城王氏刊本重刊一次。王笃的刊本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的注意。同治年间，云南人方玉润因游历四川而得到此书，并把其中一部分观点写入自己的《诗经原始》。民国初年，疑古风气兴盛，胡适先生从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得知有《诗经通论》一书，便动员许多人力在北平书肆中寻找，竟然没有找到。后来新繁人吴虞到北京，带来了道光十七年王氏的刊本。胡适和钱玄同高兴万分。顾颉刚于是借阅此书，手抄一部，并加以校勘。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顾氏编辑《古史辨》时，曾把他与胡适讨论姚氏生平及《通论》的文字汇集起来，收入《古史辨》中。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双流人郑璧成又根据王氏刊本在四川成都翻刻。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郑氏把印板赠给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编印《北泉图书馆丛书》时，将姚氏之书列入第一集第一种。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的点校本。此后，根据顾氏本翻印的版本很多。现将《诗经通论》的各种版本列举如下：1.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韩城王笃铁琴山馆刊本。2.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成都书局据韩城王氏本重刊。3.民国十六年，双流郑璧成翻刻韩城王氏刊本。4.民国三十六年，私立北泉图书馆丛书本。5.民国四十七年，北平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校点本。6.民国五十年，台北广文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7.民国五十二年，香港中华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8.民国六十七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9.民国六十八年，台北育民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这次整理为了节省人力，依据顾颉刚点校本重新编排；只是顾氏本在各篇诗前都没有篇名，查阅相当不便。现为便于检索，在各篇诗前都加印篇名。又由于顾氏书中有明显误植的文字，便根据王笃刊本加以更正，不另作校记。书前原有一篇写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出版者说明》，台湾各翻印本都删去了；现在为了保持原貌，将它恢复。顾颉刚原来为《北泉图书馆丛书》所作的序，仍然具有一定意义，现把它放在卷首，以显示顾氏搜集、整理姚氏著作的经过。这次校印的校对工作，由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侯美珍、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童小铃两位女弟子承担。侯美珍还把校稿中有疑问的地方同道光十七年王笃刊本核对了一次，以减少错误。她们二人的辛劳，最应当感谢。《诗经通论》

译序 出版者说明 中华书局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但是，自从它编定以后，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封建统治者便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道德标准，曲解这三百零五篇诗的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节在外交宴会上“赋诗陈志”，以及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都已经显露出这种附会解释的端倪。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诗经》被奉为经典，于是经过“经师”们凭空推索和迂腐传注，人民的诗歌就被蒙上了层层叠叠的瓦砾尘灰。《毛传》《郑笺》和卫宏的《诗序》，在从汉到唐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解说《诗经》的权威。在这期间，虽然王肃、孙毓等人对毛、郑的传笺提出过个别不同意见，但他们只是在毛、郑之间争论得失，不能跳出《诗序》的范围，并且一致承认诗歌的主旨是“止乎礼义”，也就是符合封建统治者政教训示和伦理准则的内容。宋代学者开始怀疑传、笺和《诗序》本身。最初有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和苏辙的《诗集传》，后来又有郑樵的《诗辨妄》和王质的《诗总闻》，其中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诗集传》。郑樵大胆提出，《诗序》是“村野妄人”所作。朱熹进一步认为：“凡是《诗经》中所谓的风诗，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互咏唱、各自表达感情的作品。”两宋时期，汉代儒生解经的迂腐和固执，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支配人心；随着学术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封建时代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对《诗经》采取了较为符合实际的解释。但是，《诗经》中一些民间恋歌，仍被朱熹斥为“淫奔之诗”；朱熹稍后的王柏在《诗疑》一书中，更主张把这些诗从《诗经》中删除。这表明他们不过是企图用新的伦理观念来代替两汉经师陈腐的批注，以适应当时封建统治利益的要求。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诗经》研究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宋代以后，也有一些继承毛氏、郑氏学说的人依据《诗序》攻击朱熹。例如马端临明确提出：“《书序》可以废除，但《诗序》不可废除”；“《雅》《颂》的序可以废除，但十五国《风》的序不可废除。”清朝汉学兴盛时，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也都以攻击朱熹、尊崇《诗序》而著名。尊崇《诗序》和尊奉朱熹，是几百年来《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一时期，能够不卷入这场众说纷争，而从诗的本义来解释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崔述写《读风偶识》时是否见过《诗经通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明显受到了姚氏的影响。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说他的字是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仁和。康熙年间为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奇龄学术上的诤友。《武林道古录》中说：“他年轻时改变志趣而读书，广泛涉猎诸家，后来完全放弃了辞章之学，专心研究经学。五十岁时说：‘向平已经婚嫁完毕，便去游历五岳；我婚嫁完毕，便来注释九经。’于是断绝一切人事往来，经过十四年书才写成，名叫《九经通论》。”《浙江通志·经籍门》记载，《九经通论》共一百七十卷。此外还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足见他的治学范围十分广博。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和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记载，阎若璩考证伪古文《尚书》时，常引用姚际恒《尚书通论》的见解；《礼记通论》的内容，也有许多散见于杭世骏《续礼记集说》的各篇中。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极力称赞姚际恒经学根基的深厚。由此可见，清初姚际恒已经凭借博学通达、思维敏捷和大胆怀疑古说而受到学术界重视。他所著的书，除了《九经通论》中的《诗经》《仪礼》两种，以及《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等几种外，大多已经散佚。《诗经通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依附《诗序》，也不附和《集传》，而能从诗的原文探求诗的旨意，从而比较实事求是地解释《诗经》的内容。作者在自序中说：“只是反复涵咏篇章，寻究文义，辨析前人的说法，取正确的而摒弃错误的。”它摆脱了汉人、宋人的门户之见，大胆怀疑古人的说法，使《诗经》回到平易近人的境地。这种自由立论、不受朴学家繁琐考据束缚的做法，开创了解释诗歌的新风气。例如《卫风·硕人》一诗，《毛诗序》认为它是“哀悼庄姜”，《集传》沿袭《序》的说法，各家的注疏也没有异议；直到姚际恒才竭力驳斥这种无稽之说，指出《诗序》明明是根据《左传》中“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几句话附会而成的。又如《召南·小星》，齐、鲁两家的说法固然已经无法详知，《韩诗》认为它是劳苦之人服役途中所作的诗（见《韩诗外传》卷一），这比较接近诗意；《毛诗序》却认为它是“恩惠施及下人”，《集传》也说是“南国夫人接受后妃的教化，能够不嫉妒而施恩于下人”；这些说法都遭到了《诗经通论》作者有力的驳斥。姚氏指出，《集传》虽然表面上表示竭力反对《诗序》的说法，但仍有许多地方因袭旧说，甚至“时常表面违背它，暗中却依从它”。元、明以后，朱熹的《诗集传》被封建朝廷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也同样成了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姚际恒的这种抨击，客观上起到了启发蒙昧、破除迷惑的作用。

译姚氏解释诗旨，具有汉学家追究源流、严谨自守的优点，却没有他们拘泥胶着的弊病。最明显的例子是《邶风·击鼓》：《诗序》认为它是怨恨州吁用兵，郑笺进一步认为是鲁隐公四年卫国联合宋、陈、蔡讨伐郑国的事情，历来都这样认为；唯独姚际恒破解了延续几千年的疑案，根据《左传》的记载详细分析，认为这是鲁宣公十二年宋国讨伐陈国、卫穆公出兵援救陈国时的事情。至于《雄雉》《蝃蝀》《叔于田》《遵大路》《皇矣》等诗，各种说法纷纷不一，他不赞成前人的解释，却也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于是都用“不能得到解释”来存疑。这种态度，比汉、宋说诗家的迂腐穿凿通达、可信得多。但是，姚际恒终究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不得不受到封建礼教思想以及世代传承的传、疏学说的限制。对于一些天真活泼的男女恋歌，他都认为是“讽刺淫乱的诗”。他在书前的《诗旨》中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无邪。’如果说是淫诗，那么思想就太邪了，怎么能用这一句话概括它们呢？因为当时有淫乱的风气，诗人把那些事情和话语写出来加以讽刺，这正是‘思无邪’的确切证明。为什么呢？淫就是邪，厌恶淫乱并加以讽刺，思想就是无邪的。现在还把它们认为是淫诗，岂不是大大违背圣人的教诲吗？”对于一些描写男女相思之情的作品，姚氏和毛氏、郑氏一样，硬加上君臣相思或朋友思念等封建教条，把正面描写说成反面讽刺。可见，他虽然能够攻击《诗序》、攻击朱熹，却无法打破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体系。不只是姚氏如此，后来态度比他激烈得多的崔述、方玉润二人也不能免于此。《读风偶识》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惩戒淫荡风气”的诗，方玉润认为“《溱洧》是讽刺淫乱，并不是淫乱者自己写的”（《诗经原始》卷五）。其他如《绿衣》《日月》《七月》《鱼丽》等篇，姚氏驳斥《集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多属枝节，态度也不免偏激，使人觉得仿佛是专门为了攻击朱熹而写的。这些都是《诗经通论》一书的缺点。《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五六百年间的歌谣乐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创作。它们以最朴素而生动的方式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和真挚纯真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变化，真实揭示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诗三百篇”是人民集体创作的宏伟史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和人民性传统最早的源头。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才能对这些诗篇作出唯一正确的阐释。同时，对于过去的注本，辨别其中的糟粕、吸收其中的精华，指出封建时代长期以来学者对《诗经》的种种歪曲和误解，以及两千多年《诗经》研究曲折发展的过程，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工作。我们整理、重印这部书，目的就在这里。本书有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年）韩城王笃刻本，另有一九二七年双流郑璋覆刻本。顾颉刚先生三十多年前曾依据王刻本为它校点，现在我们就采用他的校点本重印。原书中有几条题有“增”字的文字，许多与姚氏的意见不同，似乎不是姚际恒后来自己补写的，可能是刻书人王笃所写，也可能是刻印以前别人传抄时添加而误刻进去的。由于没有确切证据，现在不删去，仍按旧本附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译《诗经通论序》。顾颉刚。古人最熟悉、最常在口头传诵的只有诗，没有什么地方不引用诗，没有什么事情不歌咏诗。因为诗借物抒情，委婉含蓄，文辞意义不像其他经书那样明白，所以经学家解释它时，常常提出探索隐微、穿凿怪诞的说法。汉人治学，以通晓经书、用于治理现实为目标。对于三百篇的教化作用，儒生最着意经营的，只在于如何使天子、后妃、诸侯、国王都遵守规矩，所以一心从劝善惩恶方面立论；如果找不到相应的说法，就把有关人物和事情落实到渺茫的传说境域中，而且深信不疑，仿佛亲自接触过一样。从今天看来，当然应当斥责其荒诞，但在当时，其中自有借此求得治国效果的苦心。时代更替，历史事实不断累积，人们又试图从经书中寻求历史记载的文辞。然而纠缠得太深，想要摆脱就很困难。朱熹的《诗集传》……，其中可以用来劝善惩恶的地方何其多，何必还要凭借……的雄健气魄，把《毛传》《卫序》《郑笺》《孔疏》全都摧毁，自己撰写《集传》，独树旗帜？但考察他所说的话，仍然因袭旧说的地方又很多，……可见荡涤旧说的功夫并非一日能够完成。姚首源先生崛起于清初，接受自由立论的风气，遍考九经，保存真实、辨别伪作；他的《诗经通论》十八卷，实际上承接朱熹的规模而又有所推进。他对朱熹的诋斥，正是对朱熹事业的继承。他在序中说，要涵咏篇章、寻绎文义，取正确的而摒弃错误的，明确表示不是预先抱定成见再曲意附会。以文学的眼光解释诗，把经文放在平易近人的境地，尤其能够直接探究诗中人的深厚感情，开创了评论的新途径。他自己标明论旨，说宁可得罪前人，也不愿贻误后人，这是多么伟大的话！只是生不逢时，汉学兴盛，他又回到了信奉古说的道路上；他的书被儒者排斥，若有若无，没有收入各家著录。百年以后，韩城王笃在四川主持学政，拿出所收藏的抄本刊刻出来，世人才开始看到这部书，但流传仍不广。云南人方玉润游历四川时得到它，喜爱它立论的新颖，便扩充为《诗经原始》。凡是传播、推崇这部书的人，都没有超出雍州、梁州这一隅之地，大概是传统束缚的力量稍微减弱，才得以吸收它豪杰般的精神罢了！二十年前，适之先生读到方氏的论述而赞赏它，知道天下还有一部姚氏《通论》，便到藏书最丰富的北平寻找，长期没有找到。后来新繁吴又陵先生北上，行李中带有王刻本，适之、玄同两位先生欢喜地互相告知，我才得以借回阅读。当时曾抄了一本，加以标点，想要重刊，却没有能够实现。民国十四年，编纂《古史辨》时，适之先生和我讨论姚氏的遗著，这实际上开启了我们研究历史的门径，于是把往来的书信编缀在书的前面。一时间舆论激荡，人人都知道有姚氏其人和《通论》这部书了。十六年，双流郑氏的覆刻本于是问世。岁月流逝，到现在又过了十八年，郑氏把所刻的书版赠给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先生编辑刊印丛书，把它列为第一集，因为我和他有早年的交谊，便命我写序言。唉，这部书的三次刻印都在四川；如今我避难寄居于此，而新印本恰好出版，这难道是偶然的遇合吗？还是确实有所等待呢？姚氏的《九经通论》，耗尽一生心力写成，积稿等身，却未能交付刻工，最终散佚而难以寻求。我寻访到今天，可以向同好报告的是：《古文尚书通论》曾有十几条附载在阎百诗《疏证》中；《礼记通论》散见于杭大宗的集说各篇，玄同先生想要辑录却没有完成，我将完成他的遗志；《春秋通论》于民国十八年被东莞伦哲如先生从北平某书肆购得，可惜已经残缺六分之一；《仪礼通论》于民国二十三年我登上杭州崔氏藏书楼时发现，又抄写了一本；看它的纸张、行款与《春秋通论》完全相同，知道它们都是海峰阁中的清稿。这部沉埋了近三百年的书历经劫难而没有磨灭，仿佛上天借我的手使它重新面世，我因此高兴得不能入睡。计算《九经》，只有《诗经》《礼经》两种保存完整。倭寇侵犯浙江时，听说崔氏藏书楼的书已经被席卷而去，我所抄的本子还留在旧京。将来燕云收复，如果藏书楼没有受损，希望把它交给杨家骆先生，一并刊刻，使它和这部书像珍珠串联在一起，像祥瑞汇聚在一起，他或许会答应我吧？最近来到北泉，得到机会在安静的书室休息，遥望峡中的风物，想象当年湖山的一角，楼阁映照着残霞，首源先生居住其中，勤苦钻研一部经书而心领神会、面露微笑的情景。这里的秀美在巴渝地区首屈一指，巍峨的是缙云山，浩荡的是嘉陵江，潺潺流淌的是温塘；这部书的刻版收藏在这里，……地列在书籍的首位，如同明珠藏在骊龙下颔，放射光辉，吸引人的眼目；何况又有贤明的主人替它保存并传播，先生在九泉之下应当可以释怀长期封闭未出的遗憾了吧！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顾颉刚在北碚北泉公园木屋作序。

译自序。姚际恒。各部经书中，唯独《诗经》的教化作用最大，而解释诗又比解释其他经书更加困难。为什么说诗的教化作用最大呢？《易》《诗》《书》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存在。孔子谈《易》只说过：“五十岁学习《易》，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引用《书》只说过：“孝啊，只有孝顺，并且友爱兄弟。”如此而已。对《诗》却不同。他告诫儿子说：“学习《诗》了吗？”又说：“你已经学习《周南》《召南》了吗？”他告诫门人说：“弟子们为什么没有人学习那《诗》呢！”他平日谈论《诗》，一会儿说“诗三百”，一会儿说“诵读诗三百”，又说“从学习《诗》开始”，又谈《关雎》的意义，又谈音乐时说到《关雎》，谈到《雅》《颂》；他与门人的问答，以及《孟子》记载他谈论诗的地方，甚至有几十处还不止。不能说孔子在《易》《诗》《书》三经中唯独最重视《诗》。我私下考察过：除《易》和《书》之外，后世不再有另一部《易》或《书》；即使在孔子之后，也不再有另一部《春秋》。后世的史书虽然与《尚书》体例不同，扬雄的《太玄》、王通的《元经》，也不过是凭空创作罢了。这三部经书一经流传，便没有再产生同类著作。唯独《诗》旁流而成为《楚辞》、赋；直接继承它的有汉、魏、六朝的四言、五言、七言诗，唐代又成为律诗，以至后来旁流为俚俗词曲。它们虽然同源而分派，却无不是出自那片大海；它渗入人心，流为风俗，与天地同样没有穷尽，没有哪一种经典像它这样影响深远。孔子唯独重视《诗》，难道没有原因吗！为什么说解释诗特别困难呢？要通晓诗的教化作用，不仅文辞和意义应当详细考察，诗的主旨和篇题尤其重要。像世间流传的所谓《诗序》，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就和盲人茫然无所适从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孔子当时每天用诗来教育门人，弟子们一定明白清楚，只是不知道是记载在简册中后来散失了，还是本来就没有简册而只是口头传授的。经传中所见、类似所谓《诗序》的记载，略举如下：《鸱鸮》是周公赠给成王的诗，见于《尚书》；《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硕人》是赞美庄姜，《清人》是讥刺高克，《黄鸟》是秦穆公殉葬之事，见于《左传》；《时迈》《思文》是周公所作，见于《国语》。这些才是真正的诗序。可惜其他的并不全是这样，我想这些真实的诗序到孟子时一定已经亡失了。解释诗的人都说，《孟子》解释《北山》一定有所依据；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也是孟子推求诗意而得出的。不然，为什么会有“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意志，这才算得到诗意”的训诫呢？东汉卫宏开始提出《诗序》，开头只有一句话，据说出自老师的传授，大体用简略显示古意，用浑然概括来表现丰富内容，虽然有一两处未尝不相合，但固执、胶结、宽泛、拼凑等弊病集中出现。至于后面卫宏自己撰写的部分，尤其错杂荒谬，不必等有见识的人辨认，也知道不是古说了。从宋代晁说之、程泰之、郑渔仲开始，都起来排斥《诗序》。朱仲晦也继承了这种做法，写成辨析之说，极力斥责《诗序》的荒谬，于是自己撰作《集传》，得以放任地推行自己的学说；但他又时常表面违背《诗序》而暗中遵从它，甚至违背它认为正确的地方，反而采用它认为错误的地方。任意武断、自以为是，尤其足以迷惑世人。因此我感叹：前代遵从《诗序》的人，《集传》出现后便全都反过来遵从《集传》；后来驳斥《集传》的人，又全都反过来仍然遵从《诗序》；这样不断更换对象而循环下去，没有止境。研究经书的人究竟应当听从谁呢？我曾经评论过，流行于世的《诗经》解释有《序》、有《传》、有《笺》、有《疏》、有《集传》，尤其繁多，初学者茫然无措，不知道专门依从哪一种。我认为，《传》《笺》可以略去；今天用来折中判断是非的，只有《序》和《集传》而已。《毛传》很古老，只从训诂入手，与《尔雅》大致相同，和经书主旨没有关系，虽有得失，也只能作为参考而不必评论。《郑笺》粗疏草率，世人多不采用，也就不必谈了。唯独《序》，不明白的人尊崇它，认为是子夏所作；《集传》则是当今世人所尊奉的，几乎把它当作不可更改的准绳。我认为，汉人的过失在固执，宋人的过失在妄为；固执的过失最多像高叟，妄为的过失甚至会像咸丘蒙那样，把《北山》中的四句话当作天子、臣子、父亲的证据。偶然看到《周颂·潜》的序说：“冬季最后一个月进献鱼，春季进献鲔鱼。”这显然是根据《吕氏春秋·月令》写成的，明明是汉人所作，为什么还要玷污我的西河呢？世人本来完全可以清楚辨别地看待它，没有必要战战兢兢地遵守。‘集传’的错误不少，其中最大的错误尤其在于误解孔子“郑声淫”这句话，任意把郑国的诗说成淫诗，并且把这种说法扩大到卫国和其他诸国。这等于使三百篇成为训诫淫乱的书，使我们的孔子成为引导淫乱的人，这是全天下人都切齿叹恨的事。我认为，如果只是把它们称为淫诗，也就罢了；但这种说法流传下去，必然会连同《诗经》一起废弃。王柏说：“当今流传的三百零五篇，难道全都是孔子亲手确定的吗？孔子删去的诗，或许仍流传在乡里的游荡者口中，汉儒把它们取来补足亡佚的诗。”于是他认为篇次错乱，改动了许多；又废黜《召南》以及《郑风》《卫风》中《集传》认定为淫奔的诗。他的说法郑重记载在《宋史·儒林传》中。明代程敏政、王守仁、茅坤……也跟着附和。唉，因为遵从《集传》竟发展到废弃经书；《集传》本来是为了解释经书，却使人走到废弃经书的地步，它当初的考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祸害的猛烈怎么会达到这种程度！怎么知道后代不会又有人起来继承这种做法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这就是我深深抱有杞人、宋人那种忧患的原因。季札观赏乐舞时所见的诗篇次序，与今天《诗经》的次序相同；而《左传》中列国大夫所赋的诗，许多都是《集传》认定为淫奔之作的，王柏却认为次序错乱，还说是汉人掺入的。他和目不识丁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曾经反复思考：像经传中所说、可以作为诗序的内容，尚且不能全部得到，茫茫无边，像用蠡去测量大海，能够测出多少呢！又看到明人解释诗的弊病在穿凿，于是想提出自己的见解，却仍然接近凭空穿凿；想喜好新奇的说法，最终又流于附会，只好收敛双手、缩住笔锋，不敢放言；只是反复涵咏篇章，寻究文义，辨析前人的说法，取正确的而摒弃错误的，希望诗意不至于产生大的偏差，不被埋没在固执、妄断、穿凿之中。对于不能详细说明的地方，宁可使用未定的说法，务必遵守存疑的原则，使原诗的真实面貌全部保存下来，这总比随意涂饰、贻误后代好。至于经书的正确主旨和篇题，我本来就还不能预先完全知道。著作完成后，因此详细叙述解释诗特别困难的原因，并且借此记下自己的惭愧。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际恒记。

译序。鄂山。我治理四川六年，常常利用办公之余督促、教育士人。四川有才智奇异的人很多，但寻求根本学问的十个人中还不到两三个。我私下想到，朱子的《小学》可以端正他们的志趣，王伯厚《困学纪闻》、顾亭林《日知录》可以扩大他们的见识、磨炼他们的才干，于是先后刻版收藏。文翁石室旧有藏书；我的愿望尤其是，在御纂各经和《十三经注疏》之外，再寻找世上未见的书，增加刻印几种，以此为志愿，却一直没有来得及实现。王宝珊侍御来四川主持学政，他考察士子一概以通晓经书为主。今年秋天，他把新安姚氏的《诗经通论》十八卷刻印出来。这部书是侍御家中收藏的抄本，外间还没有刻本；侍御的意图在于嘉惠士林，所以不把它作为私藏而秘不示人。尊崇、振兴经学，帮助教化流传，是学政大臣的责任，也是地方长官的责任。只是我有这样的志愿却没有来得及实现，侍御既然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又能够弥补我的未能实现之处，这难道不是我的大幸吗！工程完成后，侍御嘱托我写序，因此记述事情的始末如下。至于本书的宗旨，姚氏自序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志于学习的人一定能从中有所收获，我就不再赘述了。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孟冬，长白鄂山谨序。序。苏廷玉。温柔敦厚，就是诗教。孟子解释诗说：“不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的意义，不因为文辞而损害诗人的志意，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志意，这才算得到诗意。”这几句话已经概括了全部原则。后人有的拘泥古说而误解文辞，有的追求奇异而不明白意义，有的执着于片面见解而接近穿凿，有的汇集众说却改变原意，解释经书的人说法互异，作诗的意图几乎因此晦暗不明。新安姚首源著《诗经通论》十八卷，竭力排斥各种说法，以求符合温柔敦厚的宗旨；但世上没有刻本。韩城王宝珊侍御在四川主持学政，拿出家中收藏的抄本，校订后刊刻，不把它作为私藏。这种嘉惠士林的意图，就是辅助、发扬诗教的功劳，侍御的用心也由此可见。道光丁酉年小春，同安苏廷玉在四川审廨作序。序。周贻徽。我和宝珊先后进入翰林院，后来又一同在谏官任上任职。癸巳年冬天，我外任来到四川；第二年，宝珊也来主持学政，我们在公务之余往来更加密切。宝珊通晓经学，尤其擅长解释诗，每说出一句话，往往都不同于通常的解释。我说，匡鼎解释诗能使人开怀，如今竟在您身上见到了，难道您也有枕中秘传吗？宝珊于是说，家中藏有姚氏《通论》的抄本，正准备付梓传播。过了一天，他亲手拿出一卷给我看。我读后高兴地说：“现在才知道读书可贵在于能够怀疑；但能够怀疑还不是最可贵的，最可贵的是怀疑之后能够自己分析疑问，并且能够为别人解释疑问。就拿《关雎》一章来说，《序》认为是后妃所作，《集传》则认为是宫人所作；朱子并不是有所承受，只是心中怀疑，因而分析了自己的疑问罢了。如今姚氏既不认为《序》的说法正确，也不认为《集传》的说法正确，难道他另有所承受吗？也只是心中怀疑，因而分析了自己的疑问罢了。我们读古人的书，没有不暗中有所怀疑的；然而因为敬重古人，不敢排斥攻击，并不是不敢，而是不能。偶然得到一个新解释，却不能贯通全书、综合核验各种说法，形成自成一家的见解，那么平日暗中有所怀疑和完全没有怀疑又有什么区别呢！” 像姚氏这样，才是真正善于怀疑的人。姚氏善于怀疑古人，怎么知道后人不会又用自己的疑问来怀疑姚氏呢？然而姚氏的疑问是由诸家启发的，他分析这些疑问后，姚氏心中感到快意；读这部书的人也因此感到快意。后代如果有善于怀疑的人，假如又受到姚氏的启发，分析了自己的疑问，后人的心中便会感到快意；姚氏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姚氏哪里是把排斥攻击当作本领呢！天下的道理没有穷尽，人心的灵明不受蒙蔽，也不过是求得正确罢了；而这也在于人能够好学深思罢了。像姚氏这样，才是真正善于解释诗的人。宝珊说：“姚氏本来就是六义的功臣、诸家的诤友；先生您这番话，也算是姚氏的知己了。就用这番话来为本书作序，可以吗？”我说：“好！”于是把这些话记录下来。道光丁酉年仲冬，桂林周贻徽在锦江盐署拜序。序。王笃。我幼年跟随外傅张筱原老师学习，他首先用《毛诗》教我。渐渐长大，稍微懂得字义，每当读到《蓼莪》《风雨》等篇，便常常有所感触，想唱又想哭，不能自已。但对于其他诗篇，虽然熟读背诵，仍然没有领悟。我私下以为，诗感动人的情况，有的确实如此，有的未必如此。嘉庆癸酉年秋天，连绵大雨下了十天，藏书楼漏水，我重新整理旧书，把它们搬到别处。当时得到《诗经通论》十八卷，伏案诵读，仿佛经历了一个异境，又像获得了奇珍。这才明白从前读诗，只是把它当作取材的途径；即使是世上流传的各种注本、大全，也不过解释字句，对于诗歌兴、观、群、怨的宗旨，终究没有切中。我的祖父文端做官四十年，别无嗜好，唯独搜罗书籍几乎遍及各处，购买收藏的书总共有几十万卷，而这部书只有抄本。我想也许曾经刊行过，只是偶然没有见到。等到取得出身、进入翰林院后，公务之余，我常在书坊中留心寻找，想再买一本以备考订，却始终没有得到，藏书家也一直不知道有这部书。我更加把它珍藏起来，偶尔在朋友聚谈时拿出其中一两篇讲解，听的人都很高兴，认为听到了从未听过的见解。因此劝我付梓的人很多，我也慨然想承担这个责任，但几年来车马奔波，没有闲暇。如今考试结束，返回锦官；初秋天气渐爽，闲暇时间很多，我检查行李取出这部书，悉心校勘，并命儿子福征协助此事，经过两个月编定，确认没有错误，立即交付刻工，以扩大它的流传。诗的作用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何况三百篇是诗的祖源，如果能够另具慧眼，何妨把它标举出来，作为好学深思者的助力。那么，这部书的写成，确实就是所谓感叹、赞赏、感动、激发而不能自已，并不是有意标新立异。读者如果对此潜心体会玩味，希望能够得到作者深微的情感，窥见孔子删定、保存诗篇的本旨，受到感发而萌生善心，受到惩戒而收敛放纵的意志；这样一来，便更加得到验证，也可以看出前辈苦心著论，对于诗教的补益确实不浅。如果说旁边写有圈点批评，近似月峰、竟陵的见解，这难道是懂得道理的人肯说的话吗！刊刻完成后，因此缀写几句话置于卷首。道光十七年，岁在丁酉，季秋上浣，韩城宝珊王笃谨在四川督学署作序。《诗经通论》卷前。

译新安首源姚际恒著。《诗经》论旨。诗有赋、比、兴三种说法，流传已久，这一分类不能废除，因为它关系到解释诗意，便于学习的人一看就能明白诗意。赋的意义很清楚，不必多说。只是兴、比二者，常有相互游移、不能一概而论的问题。然而对于学习者来说，也确实无法细致地区分，使它们截然归于一类。只是现在世人都照本宣科地读《集传》，《集传》说：“兴，是先说别的事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比，是用那件事物来比喻这件事物。”这话近于含混，不能算定论。所以郝仲舆驳斥它，说：“先说别的事物”和“用那件事物比这件事物”有什么区别？这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应当说：“兴，只是借助事物来引起兴发，不必与诗的正意相关；比，是用那件事物来比喻这件事物。”这样，兴和比的意义就足够分明了。然而又有并不完全是比，只是借物起兴而又与正意相关的诗，这类很多，应当怎样处理呢？严坦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凡是说‘兴’的，都兼有比；不兼有比的，就说‘兴而不兼比’。”不过在文辞和意义之间，仍未免留下痕迹。现在我采用他的意思，把兴分为两类：一类叫“兴而比”，一类叫“兴”。属于“兴而比”的，如《关雎》就是这样。诗中说“关关雎鸠”，似乎是比；说“在河之洲”，又似乎是兴。属于“兴”的，如《殷其雷》就是这样；它只是借雷声来引起下面的意思，不必与雷本身相关。这样一来，使比不是完全的比，使兴不是完全的兴；有些兴近似模拟，有些比近似兴，增加这一条途径，那么兴、比就可以不再混乱了。比也有两类：有的整篇或整章纯粹是比，有的先说作为比喻的事物，下面再说所比的事情，这也属于比。“比”字疑为“分”字之误。一类叫“比”，一类叫“比而赋”。这样，兴、比的意义就清楚了，学习者便可以据此得到解释。至于郝氏径直说兴、比、赋不是界限分明的三种体制，每首诗都有三者，把三者混为一谈，这是邪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一章〕 兴、比、赋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可以用它们检验一个人解释诗的说法。古今解释诗的人大多不同，每个人有一种解释，便各自赋予诗以不同的兴、比、赋。就我的著作来看，《卷耳》旧来都认为是兴，……认为是赋；我根据《左传》解释它，则认为是比。《野有死》没有缘故地认为是兴，……认为死者不可能如此，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所以应当详细考察三体，这正是解释诗的关键。我根据贽礼解释它，则认为是赋。像这一类诗，诗旨已经失传，既然没有确定的解释，那么兴、比、赋也就是活的，怎么可以不标明它们，使人详细考察解释诗的是非呢！《诗序》方面，《后汉书》说：“卫宏从谢曼卿那里接受学业，作《毛诗序》。”可见是东汉卫宏所作。旧说传为子夏所作，宋初欧阳永叔、苏子由等人都相信；不相信它始于晁说之。后来朱仲晦写成辨析之说，竭力诋毁，使《诗序》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马贵与忽然又吹燃已经冷却的余烬，再次尊崇《诗序》，甚至说有诗就有序，序在孔子以前，这本于王介甫。他把有序的保存下来，没有序的删掉，共写了几千字；这是没有见识的妄谈，毫不顾及世人的惊骇。他最后说：“有人说：‘各篇小序的说法本来就有错乱浅陋、不可理解的地方，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 我说：“《序》不是一个人的话。有的说法出自国史的采录，有的出自讲师的传授，例如《渭阳》首尾有不同说法，《丝衣》同时保存两种意义，它们有错乱之处本来就难免；选择其中好的来遵从就可以了。至于辞语浅陋，《序》是用来解释经书的，不是用来写文章的，古人哪会有浅陋的辞语呢？只要承继它的意思就可以了。”考察马贵与如此尊崇《序》，却还说出这种遁辞，大概是因为有些地方实在无法掩饰。我要驳斥《序》，只是采用尊崇《序》者的说法来驳斥它，那么学习者就可以思考出大半了。《诗序》中庸常荒谬的地方很多，其中谬误最大、弊病最明显的，莫过于《大雅·抑》和《周颂·潜》两篇，详见正文下的解释。《抑》诗前后的诗篇都是讽刺厉王，又因为《国语》有武公作《懿戒》来自我警诫的说法，所以不敢舍弃其中任何一说，于是两种说法都保留，说是“讽刺厉王”，又说“也用来自己警戒”；它摇摆两端、犹疑不决、没有主见的情形，由此可见。《潜》诗完全袭用《月令》，所以知道它是汉人所作。既然是汉人所作，那么它所说的三百篇时代的事情当然不可信。看了这两篇，仍然一定要尊信它们的说法，可以吗？《毛传》不解释《诗序》，而且它的文字也完全看不出知道有《诗序》。毛苌是汉文帝时人，卫宏是后汉人，与毛公相距很远。大概《序》的开头一句，是卫宏从讲师那里传授来的，也就是谢曼卿一类人的说法；后面的内容则是卫宏自己写的。毛公没有见过《序》，历来很少有人谈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有郑氏的说法。郑氏说：“《大序》是子夏作的，《小序》是子夏、毛公共同作的。”有了这种说法，人们才认为毛公也作过《序》，于是又有什么见不到它的问题呢！唉，世人读书粗疏草率，从来不细心审察推究，所以甘愿被古人欺骗罢了。现在摘取一篇来说明。郑风《出其东门》的小序说：“哀悼世乱，思念保全自己的家室。”《毛传》说：“‘缟衣’，是男子的服装；‘綦巾’，是女子的服装。愿意成为夫妻共同欢乐。”这两种说法完全不同。其他篇可以类推。现在才知道，《诗序》既与子夏无关，也与毛公没有关系。郑氏又说：“《诗序》本来是一篇，毛公才把它分开，放置在各篇篇首。”这种说法也完全没有根据。

译关于《诗序》的来历，详见《古今伪书考》，这里不再叙述。郑玄在“关雎，后妃之德”下面说：“旧说认为从这里开始，到‘用之邦国焉’为止，名为《关雎序》，称作小序；从‘风，风也’到末尾，名为大序。”然而按照郑玄《诗谱》的意思，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共同撰作的；他又把小序说成大序，把大序说成小序，实在无法弄清。又有人说《关雎序》是大序，其余是小序，更不对。如今小序、大序的名称流传下来既没有定说，我的著作仍沿用旧说，以上一句作为小序，下面几句作为大序。又有人把小序称为前序、古序，把大序称为后序。我的著作对于小序一定辨析其是非；大序颇多蛇足之言，不多加辨论。宋人不相信《诗序》，是因为《诗序》的说法多不合人意；于是朱仲晦得以自行发挥见解，著成《集传》，从此人们多奉为准则。人们遵从《集传》，是《集传》把他们从《诗序》那里驱赶过去的。《集传》的见解与《诗序》不同，把郑风、卫风都视为淫诗，不知这已经犯了大忌；于是近代不满《集传》的人比不满《诗序》的人多了十倍，反过来又遵从《诗序》。那么人们遵从《诗序》，又是《集传》把他们驱赶回去的。这总是由于只听信传闻、不肯用心思考，所以取舍没有定准。假如把这两部书都取来，深入思考、仔细审察，它们彼此各有得失，自然就能看出来了。《集传》使世人纷纷指摘的地方，自然没有超过“淫诗”这一条的。它把某些诗说成淫诗，如今也没有必要多加辨析。孔子说“郑声淫”，“声”说的是音调，“诗”说的是篇章，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世人多有阐发，意思大概人人都知道了。况且《春秋》时代各国大夫宴饮享礼时，赋诗相赠答，其中很多正是《集传》所指为淫诗的篇章；接受诗篇的人称许它们，没有听说谁不高兴，难道他们甘心处在淫佚之中吗？季札观乐，对郑、卫二风都说“美哉”，一个“淫”字也没有。这些都足以证明人们也全都明白这一点。然而我认为，不如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僻’。”如果说是淫诗，那么思想就非常邪僻了，怎么能用这一句话来概括呢？大概当时有淫靡的风气，诗人把那些事情和言语举出来加以讽刺，这正是“思无邪”的确切证明。为什么呢？淫就是邪；厌恶它并加以讽刺，思想就是无邪的。现在还把这些诗认为是淫诗，岂不是大大违背圣人的训诫吗！朱熹作《论语集注》时，又因此妄加解释，那么他的罪过就更大了。详见《论语通论》。《集传》常常把《诗序》中确实的说法说成虚妄，把贞正的说成淫邪。把确实的说成虚妄，还可以说得过去；把贞正的说成淫邪，则不可接受。现在有人非难前人的书，于是自己另写一部书，必定要使自己的义理胜过前人之书才行。《集传》把本来不是淫诗的篇章全都说成淫诗，义理反而大大不如前人，于是仍然使人背离《集传》而遵从《诗序》，这样谋划也太错误了。何况它遵从《诗序》的地方有十分之五，还有表面上不遵从而暗中符合的地方，以及实际上明知不对却终究不能超出其范围的地方，占十分之二三。所以我说“遵从《诗序》不如《集传》”，正是深深讥刺它隐蔽的实情。并且它所遵从的偏偏取其错误之处，所违背的偏偏舍弃其正确之处，更是无法理解。概括来说，《集传》不过是反对《诗序》中把若干诗说成淫诗这一点罢了，其他方面没有一处胜过《诗序》。两部书彼此对立，各有得失，本来可以并存；现在既然如此，那么《诗序》固然应当保存，《集传》简直可以废弃了。《集传》除了以淫诗为主旨以外，其他错误乖谬之处也很多。我对于其中关系到重大义理的，一定加以指出；其余的就从略。总之，因为这部书是世人共同研习的，宁可得罪前人，也不愿贻误后人，这是我一向的愿望。天地鬼神大概可以鉴察我的心意了！《毛传》依据《尔雅》为诗歌作字词训诂，不谈诗的主旨，这一点最接近古义。其中虽然不免有错误，但它本来就是三百篇不可缺少的书。只是汉人给《诗》加上自己的姓氏，是为了区别齐、鲁、韩三家。齐、鲁、韩三家原本没有“齐鲁韩”这三个字，疑心是脱文，现在补上。《诗》既然三家都没有流传下来，民间仍沿称“毛诗”，是不对的。人们说郑康成擅长礼学，诗学不是他的长处，所以常用三礼来解释《诗》，因而不能得到诗的本意。我说，郑康成固然不擅长诗，他在礼学上又有什么长处呢！假如真擅长礼学，就一定不会用礼来解释《诗》。况且他用礼解释《诗》，所依据的道理又都是错误的。用礼解释《诗》尚且不可，何况依据错误的道理呢！如今世人已经不采用郑笺，治经之士也往往知道它的错误，所以我完全不再辨论；其中偶有驳斥，是因为《集传》采用了他的说法。欧阳永叔首先起来辨析大序以及郑玄的错误，他对郑玄的诋毁尤其厉害；在当时可以说是有见识的，然而仍然被小序束缚，拘泥牵强，墨守成说。人的见识固然有在这里明白而在那里昏暗、不能完全通达的吗？他自己作《本义》，相当不高明，有时和郑玄的说法不相上下，也足以令人讥笑。苏子由的《诗传》大体上完全依据序、传、笺，自己阐发的地方很少；这和苏子瞻的《易传》《书传》也相似。才子解释经书，本来就不是他的长处。吕伯公的《诗记》只是汇辑旧说，最为平庸。严坦叔的《诗缉》，他的才华长于诗歌，所以措辞婉转曲折，能够肖似诗人的心意；有时也能提出不同的解释。只是总被《诗序》所限制，偶尔有彼此抵触之处罢了。可惜他的见识狭小，未能达到宏远的境界；然而他实在是宋人说《诗》的第一人。近来昆山新刊刻唐、宋、元人的诗解，大约有十多种，竟然很少有佳作，似乎也不值得刊行。郝仲舆的《九经解》，其中没有比《仪礼》解得更好的，也没有比《诗》解得更差的。因为他对《诗》恭敬遵守《诗序》的说法，一点也不移动，虽然明知那些说法未必妥当，也一定曲意迁就替它辩护，这就是所谓固执己见、抱残守缺。他的书让人看一眼就想扔掉，为什么呢？看《诗序》就够了，何必还要看他的书呢！他遵守《诗序》的用意，全在于反对朱熹。我说《集传》把人赶走，却仍使人遵从《诗序》，正是这个缘故。大体说来，遵从《集传》来反对《诗序》，固然不对；遵从《诗序》来反对《集传》，也终究不对。

译《子贡诗传》《申培诗说》，都是丰道生一人伪造的。名义上是两部书，实际上暗中互相表里，彼此相互证明，没有大的异同。它们又大量暗中抄袭《集传》，还抄袭《诗序》中朱熹没有辨明的地方，见识卑下浅陋，在这里达到了极点，何苦伪造书籍来欺骗世人呢？后来想一想，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哪里肯作伪，作伪的正是这类人罢了！这两部书忽然在嘉靖年间出现，声称是香山黄佐所得；当时人们一齐被它迷惑，几乎像市场上一哄而散的情形。张元平在成都刻印，李本宁在白下刻印，凌蒙初为《诗传》作《适冢》，邹忠彻作《诗传阐》，姚允恭作《传说合参》，都在世间盛行。道生又自己作《鲁诗世学》，专门尊奉《诗说》，间或涉及《诗传》，意思是把《诗说》当作《诗传》的根本。又多次引用黄泰泉的说法，泰泉就是黄佐，是道生的座师，著有《诗经通解》，所以两部书多有抄袭他的地方。于是便声称这两部书出自黄佐家，又用来证明黄佐有这两部书，所以《通解》中也抄袭了它们。其用心如此狡猾。如今这两部书已经冷落无人问津，但毕竟还存在于世，所以详细说明它们，使后人不再受惑。其中尤其可恶的是擅自改定篇章次序，扰乱圣人之经，又给何玄子开了先路；丰氏的《鲁诗世学》极力辱骂季本。考察季明德的《诗学解颐》，也相当平庸，和丰氏不相上下，为什么还要骂他呢？想来是因为仇恨的缘故吧？朱郁仪的《诗故》也浅薄平常，偶尔有一两处可以采纳。邹肇敏的《诗传阐》文辞很有文采；可惜陷入伪书的迷障而没有觉察。何玄子的《诗经世本古义》，用一种混乱《诗》原有编次的方法，凭主观臆见确定时代，从公刘开始，到《下泉》结束，把某篇诗列为某位君王时代的作品，大概是继承伪传、伪说残余的聪明而更加肆意狂妄罢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亲眼见过某篇诗作于某一朝代、某一君王之世吗？假如没有，那么凭什么使人相信呢？仅凭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愚昧。他的用意是拘执孟子“知人论世”的说法，想把它强行施用于解诗，实在又是妄为。他罪过尤其大的一点，在于消灭《诗》的风、雅、颂。孔子说：“你已经懂得周南、召南了吗？”又说：“雅、颂各得其所。”考察季札评论音乐的情况，与今天《诗》的编次没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可是他竟扰乱圣人亲自确定的次序，改变三千年来已经成定论的经书，使国风失去区别，雅、颂失去位置，这样的罪过难道杀多少次都能抵偿吗！他解释诗旨，广泛搜罗古代传说，摘取僻书中的材料，任意选择，不能说用功不多，不能说用意不巧；然而一路都是凭空穿凿，喜欢新奇，偏执武断地自作主张，而且又过于冗繁，填塞了许多无用的说法，大半都可以删去。我曾经评论过，固执的人不能用来解《诗》，聪明的人也不能用来解《诗》。固执的弊病，人们都知道；聪明的弊病，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明代的丰坊、何楷就是这样。我又说，解释《诗》，汉人失之于固执，宋人失之于妄作，明人失之于穿凿，也是这个缘故。穿凿也兼有妄作，从来没有穿凿而不妄作的，所以我逐一叙述古今各家说《诗》的情况。对于明代丰、何二人故意夸张、制造幻象，迷惑眼目、动摇人心，我不能不再三叹息。何氏之书刻于崇祯末年，刻成后不久就遭逢变乱；玄子在闽地任官、被郑氏杀害时逃走，有人说郑氏割去了他的耳朵，有人说他在途中被害。印行不多，书板也毁失了。杭州城中只有叶又生家有一部，我从他的后人那里重新买到。问闽中人，说他们在福建也没有见过。大体说来，这部书在诗学方面固然必定应当排斥，但有时也可以用来参考观看，因为它能够广泛搜集、博览材料。凡是涉及古今说《诗》的著作以及其他与《诗》有关的说法，没有不兼收并录的；又把经、传、子书、诗中所引用的诗句彼此不同之处，逐字逐句加以对照，一一详细注在下面；正因为有这些长处，所以说它可以用来参考观看罢了。有志于诗学的人，对于这部书不可受它迷惑，也不可把它弃置不顾。然而将来这部书日渐消亡，世人无法再见到，重新刻印又需要千金，恐怕不会有这样热心的人了。以上评论从汉代到明代的各家诗解，大体都是这样。如果各种说法纷纭，而某一家的解释独到准确，那么不论是哪部书，其中必有可取之处。关于《诗》的韵这一方面，过去一直没有定准，也不知道归宿在哪里。我认为没有比宋人更糟的了。吴才老开始提出改音的说法，而《集传》把它奉为准则。所谓改音，就是改变本字的读音，去配合另一个字的读音。大概他们只知道今音和古音不同，却不知道古代有韵部变化和读音变化，强行追求押韵而改读，这就是古韵所以消亡的原因。例如“天”和“人”本来同韵，却把“天”字读作“铁因反”，来配合“人”字；“将”和“明”本来同韵，却把“明”字读作“谟郎反”，来配合“将”字。这是不知道古韵本来相同，却妄自作说。既然同属一个韵，为什么还要改音呢！况且世上没有人把“天地”读成“订地”，把“明德”读成“盲德”。既然说这个字改音来配合那个字，那么那个字也应该改音来配合这个字。现在试着以“天”字为准，改“人”字的读音来配合它；以“明”字为准，改“将”字的读音来配合它，那么不知道“人”“将”二字又应当读成什么音呢？这就无法讲通了。古人用韵自有确定的道理，一个字的读音不能任意移动，也没有因地域不同而读音不同的说法，更不是人可以凭个人聪明揣测、任意创立说法的。大体说来，字有它的读音，读音从口中发出，都是根据喉、【字缺，原作“●”】、舌、齿、唇的区别而得到的。如今韵书中的东、冬、江、阳、庚、青、蒸，属于喉音；真、文、元、寒、删、先，属于【字缺，原作“●”】音；鱼、虞、歌、麻、尤、萧、肴、豪，属于舌音；支、微、齐、佳、灰，属于齿音；其中鱼、虞、歌、麻、尤又兼属舌、齿，所以和支、微共同成为一个韵部；侵、覃、咸、盐，属于唇音。像这一类，只要直接读它们的本音，自然就会相互【字缺，原作“相？”】，不必改动音纽，捏造所谓【字缺，原作“？音”】。至于【字缺，原作“？音”】，一定是本来不相通的韵，才可以加上【字缺，原作“？名”】。我现在分为三类：一叫“本韵”，见上文；一叫“通韵”，这是因为韵部本来可以相通而相通；有入声和无入声各自相通，见后文；一叫【字缺，原作“？韵”】，这是本来不相通的韵。大体说来，《诗》中属于本韵的有十分之九还多，属于通韵的不到十分之一，属于【字缺，原作“？韵”】的更是极少。这或许是古代字音本来就与今天不同，只是今天无法考察罢了，究竟不能称为【字缺，原作“？韵”】。【字缺，原作“？韵”】就是不相通的韵。

译古人决不会把不相通的韵当作韵。这样一来，三百篇的韵就可以用一个原则贯通，畅通明白而没有疑问，使古韵在世上彰明；其余纷纷杂说都可以废弃了。详见后面的《诗韵谱》。《诗》为什么一定要加圈点评语，难道不类似月峰、竟陵的见解吗？答：不是。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阐明诗旨。知道它文辞的精妙，就可以知道它的意义；知道它意义的精妙，诗旨也就可以知道了。学者从这里可以思考出大半。况且诗的作用与天地一样无穷，三百篇本来就是始祖，假如能够另具心眼，也不妨加以标举。难道忍心让千古佳文就这样埋没吗！因此我感叹、赞赏、感奋，不能自已；加上圈点评语，也不过是帮助好学深思者的一种办法罢了。孔子说：“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我认为人们常常错误地理解圣人的话。圣人只是教人认识它们的名称罢了；假如因此一定要多方穿凿，追求其中的深解，那就错了。例如“雎鸠”，知道它是鸟名就可以了，解说者却替它解释说“情意专一而有区别”，用来附会“淑女”“君子”的意义。又如“乔木”，知道它是高大的树木就可以了，解说者却解释说“树上稀疏而无枝”，用来附会“不可休息”的意义。具体情况详见各篇正文下面。像这一类陈旧的套话、穿凿的议论、妄诞的谈说，我读到就厌恶、鄙弃。想要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反而因此昧于鸟、兽、草、木的实际情况的，有这种人；并且有时还因此误解诗旨的，也有这种人。像这样，我不只是没有工夫去做，也不敢去做。所以编书时全都略去，并在这里说明。编完此书后，侄子炳拿他所作的《诗识名解》来请我指正，其中涉及诗旨的，间或采录了几条，足以补助我所未能达到的地方；这样一来，就又不只是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了。想到家学没有失传，我深感喜悦。《诗韵谱》三百篇自有古韵。现在依照简约的规则，用今韵来统摄它们，分为本韵、通韵、【字缺，原作“？韵”】三类，分别注在诗句下面；查阅这部分就可以一览而分辨了。本韵 平声共分五部。东、冬、江、阳、庚、青、蒸。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鱼、虞、歌、麻、尤、萧、肴、豪。真、文、元、寒、删、先。侵、覃、盐、咸。上声、去声 即与平声相同，只有入声不能相通。入声 与去声相通，不与平声、上声相通。没有入声的去声，和有入声的去【原文“去”字旁注作“入”，今据校改】声，见下文通韵。这两声尤其可以通用。通韵 东、冬、江、真、文、元、寒、删、先、阳、庚、青、蒸、侵、覃、盐、咸。有入声的各自相通。支、微、鱼、虞、齐、佳、灰、萧、肴、豪、歌、麻、尤。没有入声的各自相通。【字缺，原作“？韵”】韵 本来不相通的韵，偶尔使它们相通，称为【字缺，原作“？”。“？”】。间或有四声通用的，就同属【字缺，原作“？音”】。《诗经通论》卷一

译新安首源姚际恒著 国风 大序说：“王道衰微，礼乐废弛，政治教化失效，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有异，于是变风、变雅就产生了。”解说者于是把二南说成正风，把十三国说成变风。这是错误的。《诗》没有正风、变风之分。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僻’。”所谓变，就一定是邪；如今这些诗的思想都没有邪僻，哪里有什么变风呢！孔子又说：“可以使人相互交往，可以使人发泄怨愤。”从未说过“变”。季札评论诗篇，论其得失，也从未说过“变”。所谓风，是借天运行的风来命名的。天运行的风随着四时交替流转，哪里有正、变之分呢？至于雅，既然已经分为大雅、小雅，也从未有在大雅、小雅之中再分正、变的。假若果真如此，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分成正、变，却要分成大、小呢？所以说风、雅有正、变，这是后人的说法；拿它去质问圣人，圣人那里并没有这种说法。周南 周南、召南，是周家王业的根本所在；以文王时代为中心，向上包括太王、王季，向下包括武王，都在其中。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对着墙站立吧！”周、召都是雍州岐山下的地名，武王取得天下以后，把采邑封给旦和奭，所以称为周公、召公。这些诗当时说周、召，只是采诗之地的名称，并不是指周公、召公。郑玄却说文王受天命，在丰建城，把岐地周、召的地方分给周公旦、召公奭作为采邑，这是不对的。文王只是诸侯，怎么能擅自封给公爵采邑呢！诗中只说文王“建城于丰”，并没有涉及其他事情。孔颖达替他解释说：“文王迁到丰以后，岐地空了，所以把它分赐给二公作采邑。”这只是主观推测，没有证据。所以可知，文王时代还没有封周、召为采邑，那么解释二南诗篇的人不必一定牵合于二公，也就很清楚了。召地后来封给召公，所以《甘棠》中“召伯”的称呼可以附会到他身上。至于周南，本来就没有周公的事情。孔颖达说：“周南中没有赞美周公的诗，或许当时没有作，或许作了却没有流传下来。” 这是逃避问题的说辞。大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君王之风，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是诸侯之风，是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归属于召公。”既然把二南归属于二公，于是又把其中的诗都说成文王的诗；看《关雎》《葛覃》是妇人之诗，诗序便把其他诗也都说成妇人之诗。文王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在周南就把他当作君王，在召南又把他当作诸侯？太姒也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在周南就把她当作后妃，在召南又把她当作夫人？这些都讲不通。《集传》最厌恶小序，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全都不能超出小序的藩篱，那又有什么必要厌恶并辨析它呢！所以我说，遵从《诗序》的莫过于《集传》。“南”是雍州岐山以南，就是周、召之地。又有人因为《鼓钟》中“以雅以南”，《礼记》中“胥鼓南”，以及《左传》中“见舞象箾、南钥者”等语句，就说二南属于“南”，十三国属于“风”，甚至说《诗》中有南而没有国风，这些都是邪说。《鼓钟》等语句只是说音乐中使用南乐，而没有涉及其他国的风，所以才这样命名；哪里可以随意依据这些说法来扰乱风、雅、颂的名称，甚至消灭十三国之风呢！周南、召南同样都是国风。大体说来，《诗》是因为解说《诗》的人而变得晦暗，甚至因此失传。这类陈旧套话到处都是，本来就辨析不尽了。关雎 雎鸠鸟关关和鸣，栖息在河中的沙洲上。那幽深娴静的善美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这一章押本韵。这是起兴兼用比喻。长短不齐的荇菜，左右两边随水漂流。那幽深娴静的善美女子，醒着睡着都在追求她。这是起兴兼用比喻。下面同。追求她而得不到，醒着睡着都在思念她。读音按字面读。《集传》说“【字缺，原作‘？蒲北反’】”，不对；以下都照此。长久地思念啊，长久地思念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这是本韵，属于直陈其事。【评】全篇的关键就在这一章。长短不齐的荇菜，左右两边采摘它。那幽深娴静的善美女子，用琴瑟亲近她。这一章押本韵。这是起兴兼用比喻，下面同。长短不齐的荇菜，左右两边煮熟它。那幽深娴静的善美女子，用钟鼓使她欢乐。这一章押本韵。小序说“后妃的德行”，大序说：“乐于得到善美女子来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能，而不是贪恋美色。哀叹幽深娴静之女，思念贤才，却没有伤害善人的心。”这是因为小序有一个“德”字，便衍生出这样的说法，于是把诗解释成后妃自【字缺，原作“？”】所作，把淑女指为妾媵。其中讲不通的地方有四点。雎鸠雌雄和鸣，具有夫妇的象征，所以借它起兴。现在却把妾媵说成和君王和鸣，这是第一处讲不通。“淑女”“君子”是确实工整的妙对，现在把妾媵和君王相对，这是第二处讲不通。“逑”与“仇”相通，反过来说就是“匹”。现在把妾媵说成君王的配偶，这是第三处讲不通。《棠棣》说：“妻子和谐相合，就像鼓瑟鼓琴。”如今说“琴瑟友之”，正是夫妇之义。如果把妾媵说成和君王琴瑟相友，就是僭越混乱；如果把后妃说成和妾媵琴瑟相友，也从未听说后妃与妾媵可以用琴瑟来比喻。这是第四处讲不通。妇人只要不嫉妒也就罢了，哪里有甘愿把自己的正妻地位让给别人，然后才称为不嫉妒的道理呢！这是迂腐而不近人情的说法。《集传》因为这些地方讲不通，就说是宫中之人所作。那么，难道是王季宫中的人吗？淑女能否得到，和宫中人的哀乐有什么关系！说是文王宫中的人吗？诸侯娶妻时，侄女、妹妹随嫁，从来没有尚未娶妻就先有妾媵的。前人已经多有驳斥。何况“琴瑟友之”并不是妾媵敢对后妃说的话。《集传》说：“所以他们喜爱、欢乐、尊敬、奉事她的心情，不能自我抑制，于是又这样说。”这只是逃避问题的说辞，连贯也说不通。其中“此”字疑为衍文。这是伪造的《子贡传》提出的说法，认为姒氏思念淑女而作，想与《集传》不同，却不知道仍然回到了旧说。总之，自从小序有“后妃之德”一句，大序便据此附会出不嫉妒的说法，导致后来的儒者形成两种对立的解释，而两种都难以讲通；至于《关雎》中淑女、君子相互配合的原始主旨，反而没有人知道究竟在哪里了！这首诗只是当时诗人赞美世子娶妃初婚的作品，用来表明美好的婚配并非偶然，是周家兴盛发祥的征兆；由此可以端正邦国，使天下受到教化。不必实指太姒、文王，不像《大明》《思齐》等篇确实有文王、太姒的名字。世人大多遵从《诗序》，即使《诗序》中又何尝有这些说法呢！大体说来，善于说诗的人，有些意思可以意会，却不可以用语言传达。

译如果可以意会，那么文王、太姒也可以这样说；既然不能用语言传达，文王、太姒又没有实际证据，那么怎么知道不是太王、大任，或武王、邑姜呢？这样才可以称为善于说诗。有人说：如果说是诗人所作，那么“醒着睡着、翻来覆去”的说法又如何解释呢？答：这里完全着重在一个“求”字上。男子必先求取女子，这是天地间常理，也是人道中最正当的道理。由“求”字生出“得到”和“得不到”两层意思，反复描写君子追求的心情，同时又表现他因得失而产生的哀乐都合乎正当的性情。这就是诗人善于言说的地方。【第一章】诗的意思只是用雎鸠的和鸣来起兴、比喻淑女与君子的美好配偶关系。“关关”是和谐的声音。有人说“关关”表示彼此相关，是从声音中看出意义，也很新颖。雎鸠有这种关关和谐的声音，在河洲上游泳嬉乐，它们配偶和谐而不乱的意思，自然可以从言外想见。毛传说“情意专一而有区别”。所谓“专一”，仍然是说雎鸠捕食鱼类，有搏击的样子。但这只是解释雎鸠的性情习性，不必和诗的正意联系起来。至于说“有区别”，就是附会了。孟子叙说契教导人伦时说“夫妇有别”，这个“有别”字正是由此而来，难道一定要把“夫妇”二字加到雎鸠身上吗！诗人观察事物即使精细，又怎么能选择一种具有“有别”特点的动物来比喻夫妇，而后人又怎么知道诗人的意思果真如此呢？《列女传》因此说：“雎鸠这种鸟，人们从未见过它们同居同处、成双生活。”这更加是附会。所谓“有别”，还只是说“不混入群类”罢了，并不是说各自分居。如今说从未见过它们同居同处，就不是用来比喻夫妇的意义，也大大背离了“关关”的主旨。欧阳永叔说：“不取它的专一，而取它的有别。” 苏子由说：“专一的动物不会淫乱。”如果这样说，那么又不是取它的“有别”，而是取它的“专一”了，可见这些说法并没有定论。大体上都依据毛传“专一而有别”一句，舍弃经文的“关关”来解释。《集传》说：“说它们彼此和乐而恭敬，也像雎鸠的情意专一而有别。”这是依照郑玄，把“挚”解释成“至”，即情意深至的“至”。其中的错误欧阳氏已经辨明。把“和乐”附会到“至”字，把“恭敬”附会到“有别”字。考察下文还有“求之”和“求之不得”两层意思，这里却突然站在夫妻已经成婚之后来立论，说成“和乐恭敬”，还引用匡衡奏疏中的话，称为善于说诗，实在老迈而轻率。这也是因为“挚而有别”一句辗转失真，才到了这种地步。“窈窕”二字从“穴”，和“窬”“窝”等字相同，仍然是后世所说“深闺”的意思。《鲁灵光殿赋》说“旋室便娟之窈窕”，骆宾王诗说“椒房窈窕连金屋”，元稹诗说“文【字缺，原作‘？’】窈窕纱犹绿”，都是这个意思。毛传训为“幽闲”，“幽”或许说得通，“闲”字从哪里能在“窈窕”中看出来呢！【第二章】毛传说：“后妃具有《关雎》所说的德行，于是能够供给荇菜，准备各种物品，用来侍奉宗庙。”如果这样，那么既然把荇菜解释为供祭祀使用，后妃又因此采荇菜，这就是直陈其事，怎么能说是起兴呢！这是把《采蘋》的解释误用到《关雎》上了。自从毛传作此说，郑玄又拘泥“左右”二字，附会成妾媵帮助寻找荇菜，以此坐实太姒寻求淑女的说法。详见下文。有人不接受这种说法，便说荇菜是取其柔弱来比喻，又说是取其洁净来比喻，这些都错了。考察“荇菜”只是承接上文的“雎鸠”，也是河洲上所有的东西，所以就借眼前所见来起兴罢了，不必追究得过深。毛传说“流，就是求”，这是依据《尔雅》；现在只依据毛传来说，不再涉及《尔雅》，以下都如此。从未听说“流”可以训为“求”。况且下文紧接着就说“求”，上文也不应把“流”作“求”讲。“寤寐求之”下面紧接“求之不得”，所以这里正是用荇菜比喻它随水向左右漂流、没有固定方向，还没有立即得到。集传说：“流，就是顺着水流把它取来。”它不采用把“流”训为“求”的说法，这是对的；但“取来”二字又是额外添加的。【第三章】前后四章，每章四句，文辞和意义都相互协调。现在把这四句夹在“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两章之上，承接上文而引出下文，全篇的精神都在这里。一定要写上这四句，下面“友”“乐”两层意思才显得舒畅充足、令人满意。如果没有这一章，上文说“求”，下文说“友”“乐”，气势就会薄弱而不能振作。这是古人文章争取要害的写法，声调也较急促，和前后舒缓的声音不同。所以这里应当自成一章；如果把它附在“寤寐求之”下面合成一章，未免拖沓。而且如果因此合成一章就是八句，那么下面两章四句一章，也应当合成八句，就更加不协调。【第四章、第五章】两章说荇菜既已得到，于是“采之”“芼之”，用来起兴，说明淑女既已得到，于是“友之”“乐之”。这两处“左右”也是承接上文的“左右”来使用，不必拘泥。诗中常有这样的写法。旧日的解释都拘泥于“左右”是帮助之义，所以导致上文把“流”训为“求”的错误，又导致末章把“芼”训为“择”的错误。“芼”是煮熟的意思，不是选择的意思，这是很明白的。毛传一定要解释为选择，是因为可以说帮助选择，却不能说帮助煮熟。考察第二章是左右无定方向的意思，这两处“左右”说按适宜的方式处理荇菜，也未尝不可。一定要拘泥于“求”，真是所谓固执地解诗了！【《关雎》五章，每章四句。】依从郑玄的说法。葛覃 葛藤蔓延啊，伸展到山谷中，前两句不押韵。它的叶子多么茂盛。黄鸟飞来，聚集在灌木上。它们的鸣声多么和谐。这一章押本韵。这是直陈其事，以下同。【评】三句描写景物，凑成一章。葛藤蔓延啊，伸展到山谷中，它的叶子多么茂盛。割取它，煮熟它，把它制成细葛布和粗葛布，穿着它而不厌弃。这一章押本韵。告诉师氏，说要告诉她，说我要回去了。姑且洗去我的污衣，姑且洗涤我的衣服。这一章押本韵。【评】不解释成把葛布做完就想回娘家，才能看出它的妙处。究竟洗涤还是不洗涤？回去向父母问安。这一章押本韵。

译小序说“后妃的根本”，这个“本”字很含混。因此大序把它解释为“在父母家”，这是误循“本”字来立说。考察诗中说“归宁”，怎么能说她还在父母家呢！陈少南又沿袭大序“在父母家”的说法，解释成“本来在父母家”，尤其可笑。孔颖达把“本”解释为“后妃的本性”，李迂仲把“本”解释为“致力于根本”，纷纷摹仿，都是小序用字含混造成的。集传不采用这些说法，是对的。然而它又说“小序所说的‘后妃之本’，大概近于正确”，就无法理解了。《集传》说：“这首诗是后妃自己作的。”实在武断。这也是诗人指说后妃治理葛藤的事情，用来赞美后妃身居富贵而不忘勤劳节俭。前两章说她勤劳，末章说她节俭。首章叙述葛藤刚开始生长，次章叙述后妃治理葛藤制作衣服，末章因制作衣服而说到她洗涤所穿的衣服。凡是妇人出门，都一定要使衣服洁净，所以借归宁父母来说。看她说“姑且洗去污垢”“姑且洗涤衣服”，又接着说“究竟洗涤还是不洗涤？回去问安父母”，诗的主旨清楚可见。这样解释，叙事次序也和其他篇章相同，本来就是诗人的惯例。如果说是后妃自己所作，就一定要说她在葛布制成以后作诗，于是不得不把首章当作追叙，已经很迂回；况且后妃身居深宫，怎么能看见葛藤伸展到山谷中，以及原野之间鸟鸣灌木的景象呢？难道是凭想象看见后写成的吗？一定说不通。解释这篇诗的人，有的着重说治理葛藤，有的着重说归宁父母。若着重治理葛藤，就遗漏了末章的意义；若着重归宁，就更加错误。妇人归宁本来是常事，这哪里足以显示后妃的贤德而加以赞美呢！又有许多人把它解释成刚治理完葛藤就打算归宁，以此联络上下文，更加滞涩。说得后妃像小户人家的女子一样，毫无意义。所以解释这篇诗的人，对于首章，有的说是后妃制作细葛布、粗葛布完毕后追叙初夏之事，有的说黄鸟鸣叫触动了女子从事女工的心思；对于末章，有的说是洁净衣服来侍奉君子，有的说已出嫁而对父母的孝心不衰，有的说勤于女工本来就是父母的教导，有的说是尊敬师傅：全都是梦呓般的说法。【第一章】说后妃治理葛藤，于是先叙述葛藤刚开始生长，这是作诗的义例。下面三句借景物点缀，足以构成六句的一章，但不必和上面三句意义相连。《集传》说：“葛叶正茂盛，黄鸟在它上面鸣叫。”考察诗中已经说葛藤蔓延到山谷中了，按它的说法，就一定是葛藤又爬到灌木上，黄鸟也聚集在灌木上对着它鸣叫，这怎么讲得通！“喈喈”只是和谐的意思，毛传加上“远处也能听见”三字，不对。大概因为后妃身处深宫，才说她听到了鸟声；然而怎么能看出深宫一定邻近葛藤生长的地方呢！【第二章】郑玄把“服”训为“整治”，说是“整治它而不厌倦”，也讲得通。然而《礼记·缁衣》引用这句，是用来说明衣服破旧的，“服”应作衣服的“服”解释。现在依从《缁衣》的解释。“服之无斁”正好作为本章的开头。【三章】怎样看出“衣服洗涤而不厌弃”呢？必定要从她穿着洗过的衣服这件事上看出。又从哪里看出她穿的是洗过的衣服呢？就借着她回娘家这件事来表现。因为回娘家，是妇人时常会有的事情。这里说的“污”“澣”，与上文的絺绤之服未必有关；然而彼此映照，情意由此产生，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这就是《诗经》作者的高妙之处。“私”，是内衣；“衣”，是罩衣，并非礼服。礼服是不洗的。“害澣害否”，何玄子说是“哪些已经洗了，哪些还没有洗”，比《集传》所说“哪些应当洗，哪些可以不洗”更直接。这首诗并不着重末章，却使余韵若连若断；全篇精神生动之处，正在末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葛覃》三章，每章六句。《卷耳》采了又采卷耳菜，却装不满浅筐。唉，我思念那个人，便把筐放在大道旁。押本韵。○这是比喻。登上那高高的土山，我的马疲病不堪；姑且斟饮那金酒杯中的酒，只愿不要永远这样忧思。押本韵。○这是直陈，以下同。登上那高冈，我的马毛色发黄、疲病不堪；姑且斟饮那兕角杯中的酒，只愿不要永远这样悲伤。押本韵。登上那山岗啊，我的马病了啊，我的仆人也病了啊，究竟为什么这样叹息呢？押本韵。“矣”字有四个，造成急管繁弦般急促繁密的意味。考察《襄公十五年左传》说：“君子认为楚国在这件事上能够任用贤人。任用贤人，是国家的急务。能够任用贤人，百姓就没有觊觎之心。《诗经》说：‘唉，我思念那个人，把筐放在大道旁。’这就是能够任用贤人。王以及公、侯、伯、子、男，采邑之臣、卫国之臣和大夫，各自处在自己的位次上，这就是所谓‘周行’。”《左传》这样解释诗意。小序说是“后妃的心志”，也很含混。大序说是“后妃寻求贤人、审察官吏”，本来采用小序所说的后妃，又附会《左传》的说法。欧阳氏驳斥说：“妇人没有参与外事的职责；寻求贤人、审察官吏，不是后妃的责任。又不知道臣下的辛劳，缺少宴饮慰劳的常礼，反而使后妃更加忧伤；这样一来，文王的心志就荒废了。”这个说法是对的。郝氏说：“妇人没有外事，那么《鸡鸣》中解下佩饰的后妃、使周有十位贤臣的邑姜，难道都不是吗？”这是错误的说法，与“寻求贤人、审察官吏”并不是一回事。不过，他自己解释说：“后妃因为采卷耳而不能装满筐，知道贤才难得。因此借物寄托心意，讽劝她的君子，说贤才难得，应当爱惜；又因为他们辛劳而设宴犒劳，斟上金酒杯中的酒，并不算过分；只是不可长久沉溺于饮酒享乐罢了。”

译按这种说法，仍然类似于妇人参与外事。而且解释下面两章尤其牵强。《集传》则说“后妃因为君子不在而思念他”，解释下一章说：“托言想登山远望所思念的人，并前往追随他；可是马疲病，不能前进，于是姑且斟饮金酒杯中的酒，希望自己不至于总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杨用修驳斥说：“妇人思念丈夫，却登山冈、饮酒，还带着仆人前往远望；即使这样说，也有伤大义。推究诗人的本意，是说后妃思念文王出外服役。所谓‘登冈’，是文王登冈；所谓‘玄黄’，是文王的马；所谓‘痡’，是文王的仆人；‘金罍’‘兕觥’，都是文王借以消除忧愁的酒。大概人身在闺门，心却想着道路上的人，正如后世诗词所说‘计算路程，应该已经说到凉州’的意思。”他解释下面两章虽与《集传》不同，但正旨仍说成文王出外服役，同样是臆测。再如以上各说，后妃拿着浅筐走在大路上，也颇不像样；原因大概都是拘泥于小序“后妃”二字。周南各篇难道都在说后妃吗？《左传》没有“后妃”二字，偏要拘泥于此来解释，所以失误。伪传说：“文王派遣使者寻求贤人，并怜悯他们出行服役的艰苦。”撇开后妃不说，近于正确；但说“派遣使者寻求贤人”，又多了一层迂曲。至于张敬夫、严坦叔说是“后妃准备酒浆而作”，更是穿凿。王雪山说是“后妃慰劳回娘家的妾媵”，杨维新则径直撇开文王、后妃，说是“大夫出行服役所作”，都没有根据。这首诗固然难以详考，但姑且依照《左传》，说是文王寻求贤人、任用贤人，因为贤人路远未到，怜悯他们在路上的劳苦而作，似乎较为直接；只是采卷耳、拿筐，终究接近妇女的事情。或者首章是比体，说采卷耳恐怕装不满，以此比喻寻求贤人、把贤人置于周朝的位次，唯恐朝廷中的贤才不满，也可以讲通。【第一章】解释见上文。“周行”，《左传》作“周朝的行列”，毛传、郑笺依从这种解释。严氏说：“《诗经》中有三个‘周行’，即《卷耳》《鹿鸣》《大东》。郑玄都解释为‘周朝的行列’，只有《卷耳》可以讲通。《鹿鸣》的‘示我周行’，把‘示’破为‘寘’，本来就不安妥。《大东》的‘行彼周行’，又解释为向列位颁发币帛，意义尤其迂曲。毛传把《卷耳》的‘周行’解释为‘列位’，把《鹿鸣》的解释为‘大道’，《大东》没有传文；这样看来，‘周行’二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列位，一个是道路；而‘道路’又有《鹿鸣》中道义的道路和《大东》中实际道路的区别。”按严氏说“周行”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列位，一个是道路，还接近正确。大概《卷耳》用“寘”字，《鹿鸣》《大东》用“示”“行”字，原本就有区别。若说“道路”又分为道义之道和道路之道，那就不对了；都是道路，解释见《鹿鸣》。考察《荀子·解蔽篇》说：“浅筐容易装满，卷耳也容易取得；然而不能因此而对周行产生二心。”这是说用心不可疑惑、二心。诸子引用经文，往往随事取义，不能作为根据。苏氏、刘氏都以此为祖述来解释，是不对的。又《淮南子》引用这句，用来说明仰慕远世，也不能采用“行”的解释。【第二、三章】“崔嵬”，毛传说是“土山上承载着石头”，《尔雅》说是“石上承载着土”，二者互相不同。我认为都讲不通。“崔嵬”二字都不从“石”，怎么能说是石上承土、土上承石呢？考察《说文》：“崔，大而高；嵬，高而不平。”只说它高，在意义上才恰当。【第四章】“砠”，毛传说是“石山上承载着土”，这是对的。第二章说山高，马难以行走；第三章说山脊，马更加难行；第四章说石山，马更难行。第二、三章说马病，第四章说仆人病，都是诗篇层层递进的次序。《卷耳》四章，每章四句。《樛木》南方有下垂的树木，葛藤缠绕着它。快乐的君子啊，福禄安抚着他。押本韵。这是起兴兼比喻，以下同。南方有下垂的树木，葛藤蔓延覆盖着它。快乐的君子啊，福禄扶助着他。押本韵。南方有下垂的树木，葛藤盘绕着它。快乐的君子啊，福禄成就着他。押本韵。小序说是“后妃能施惠于下”。现在考察伪传说：“南国诸侯仰慕文王的教化，归心于周。”这样看来，把妾比作后妃，把臣比作君，意义都可以相通；而且伪传的说法也有可以证明的地方。《南有嘉鱼》说：“南方有下垂的树木，甜美的葫芦藤缠绕着它。君子有酒，美好的宾客用酒宴饮而安乐。”《旱麓》说：“茂盛的葛藤，蔓延到枝条上。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而不走邪路。”语意都相近。只是这里有反复叠咏，所以成为风诗体制。这个说法可以保留，不必因为出自伪传就抛弃。《集传》依从小序的说法，并且把“君子”解释为后妃，实在很不恰当，所以招致许多儒者驳斥。但即使说“君子”指文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又一定要说是众妾所作，更加固执。【第二章】郑氏说这一章是进一步申明殷勤之意。考察《风》诗多有反复叠咏的体例，但其中用字本来就有先后、浅深的不同，怎么能一概说成申明殷勤之意呢！一定要像《桃夭》把“室家”“家室”颠倒过来只为取韵，那才是没有意义；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都依此类推。《樛木》三章，每章四句。《螽斯》螽斯的翅膀，群聚纷纷啊；愿你的子孙众多而盛盛。押本韵。这是比喻，以下同。螽斯的翅膀，成群发出嗡嗡声啊；愿你的子孙绵延不绝。押本韵。螽斯的翅膀，密集相聚啊；愿你的子孙众多繁盛。小序说“后妃的子孙众多”，接近正确。但兼指文王来说也可以，为什么一定只说后妃呢？大序说“说后妃如果像螽斯一样不嫉妒，子孙就会众多”，把螽斯说成不嫉妒，是附会而没有道理，前人已经驳斥过。集传也说这首诗是众妾所[缺字]。邹肇敏说：“朱子认为《关雎》是宫人所作，《樛木》《螽斯》是众妾所作；难道当时周王室充当下陈的女子，全都像班姬、左贵嫔、上官昭容那一类人吗？”这话说得很痛快。我认为，他之所以一定要说各诗是后妃、宫人所作，而不是诗人创作，大概是有原因的：他想把后来的诗中涉及淫乱的，都说成男女自己所作，而不是诗人讽刺之辞。他的本意就在这里，别人未必知道。因此凡是《集传》说某诗是某人所[缺字]，多半都是诗人所[缺字]。以后依此类推。

译【第一章】“螽斯”的“斯”是语气词，如“鹿斯”“鷽斯”。《豳风》“斯螽动股”则把“斯”放在上面，如“斯干”“斯稗”；不能把“螽斯”二字当作虫名。苏氏说螽斯一生有八十一个孩子，朱氏说一生有九十九个孩子，今天俗说蝗虫一生有一百个孩子，都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从哪里数出来的。这里的“尔”指人，《集传》偏要说指螽斯，也不知道是什么用意。若说不便把“尔”指后妃，那么《天保》的“天保定尔”岂不是臣下把君主称为“尔”了吗？而且想把全篇都说成写螽斯，是比体吗？比体何必一定不明说正旨才算比呢！况且把螽斯称作有子孙，也没有道理。《螽斯》三章，每章四句。《桃夭》桃树多么繁茂，花朵多么鲜艳。这个女子出嫁，适合于她的夫家。押本韵。评：色彩极其艳丽；“华”押平声韵。○这是起兴兼比喻，以下同。桃树多么繁茂，果实多么丰硕。这个女子出嫁，适合于她的夫家。押本韵。评： “实”字改变，转为仄声韵。桃树多么繁茂，叶子多么茂盛。这个女子出嫁，适合于她的家人。押本韵。评：“叶”字倒置，转为平声韵。小序说是“后妃所造成的结果”；每篇都归到后妃身上，竟成了习惯套语。尧、舜时代尚且有四凶，太姒的时代又怎能使女子全都贤良，凡是出嫁的都能“宜室”“宜家”呢？即使不是后妃当政的时代，当时男女难道又会全都翻墙钻洞吗？这是迂曲而不通的说法。大序又说“不嫉妒，就能使男女行为正当，婚姻合乎时宜，国家人民[缺字]”。考察孟子说“大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虽是委婉劝谏的话，在道理上还比较接近。至于“国无[缺字]民”与这里有什么关系，难道不可笑至极吗？后妃在宫中不嫉妒，和“国[缺字]”有什么关系！所以《集传》不说后妃而说文王，也可以；伪传认为是赞美后妃而作，即说是[缺字]后妃，也可以；都比说成后妃德化造成的结果好。但《集传》只指文王，终究觉得偏颇；伪传称后妃为“之子”，也似乎轻慢：两者都不妥。季明德说：“‘之子’是指出嫁的女子，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家女子的女儿。难道一定是文王的公子、公孙，而由后妃在宫中教养的吗？”虽然属于臆测，在道理上似乎较接近。只是把将要出嫁的女子在王宫中教导三个月，这种礼制在周初是否已经有了，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这里指王室公族的女子，诗人在她开始出嫁时赞叹她的美好，说她将来一定能够尽到妇道。《集传》说：“诗人因眼前所见而起兴，感叹这个女子贤良，知道她一定能够使家庭和睦。”全是虚构铺衍，竟然说不成话。尤其荒谬的是附会《周礼》“仲春，命令男女会合”，说“桃树开花，正是婚姻的时节”，极像妇孺之言。而且“其实”“其叶”明明又属于夏季，根本说不通；竟像完全没有看见下文。大序所说“婚姻合乎时宜”，是指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年龄；至于《桃夭》，毛传、郑笺都说是比喻女子年轻壮盛的时期。孔氏说：“这里说‘年盛时’，是指年纪盛壮、二十岁的时候，不是指月份的时节；下文说‘宜其室家’，才是根据时月[原文作‘言’，据校改为‘月’]而言。”又说：“正是在[原文作‘者’，据校改为‘于’]秋冬举行婚嫁。”孔氏恐怕后人误解，所以这样明确疏解；竟然还把桃花开放说成婚姻的时节，难道是没有看见注疏吗？古代嫁女是在农事完毕以后、霜降之后、冰融之前，所以孔氏说“秋冬”。详细说明见《匏有苦叶》篇。何况《周礼》是伪书，更不能作为根据。而且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是直陈，怎么能说是起兴呢？种种错误，哪里辨说得完！【第一、二、三章】桃花颜色最为艳丽，所以用来比喻女子；它成为千古词赋中[缺字]美人的祖本。原本是用花比喻容色，既然说到花，果实、叶子也就随之说到，诗篇的次序本来如此。毛传把“实”比作德，把“叶”比作形体最为盛壮，近于拘滞；而“形体至盛”这句话也尤其不妥。吕东莱说：“桃夭既[缺字]其花，又[缺字]其果实，又[缺字]其叶，并没有别的意义，只是余兴未尽，反复赞叹[缺字]它罢了。”这样说来，又把诗说得太没有意义。大体说诗贵在神会，不必处处拘泥痕迹。比如“花”可以比喻容色；“果实”比喻德行可以，比喻子女也可以，因为妇人以有子为贵。果实成熟的时候，叶子也正茂盛，这是承接“有果实”而来，唐人诗所说“绿叶成阴子满枝”就是这个意思。不必一定有所比喻。“家人”与“室家”“家室”是同一个意思，不必强行分别。《桃夭》三章，每章四句。《兔罝》兔网安置得严密，敲打木桩丁丁作响。勇武有力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隔句押韵，这叫“辘轳韵”；以后依此类推。凡说“隔句[缺字]”以及“与某字[缺字]”的，都是本韵，不再注出；其他韵则注出。评：隔句相对。○这是直陈，以下同。兔网安置得严密，张设在道路中央。勇武有力的武士，是公侯的好匹偶。押本韵。评：韵脚有变化。兔网安置得严密，张设在树林中。勇武有力的武士，是公侯的心腹。押本韵。评：又有变化。小序说是“后妃的教化”。“武夫”与后妃有什么关系？更加迂曲而没有道理。胡林仲说：“诵读这篇诗的意义，必定有具体的人物可以当之。例如文王打猎而得到吕望之类。由此看，隐藏才器、潜藏不露的人，才能本来就很难估量。若说一眼望去尽是美玉、山川都因之生辉，那么武王何止有十位贤臣，孔父也不会说人才难得了。”他的说法很有见地，可以说是不随声附和。考察《墨子》说：“文王从罗网之中举用闳夭、太颠，西方土地上的人都归服。”金仁山主张这种说法，比较接近正确。【第一章】《集传》只依据旧说，把“丁丁”解释为敲打木桩的声音，却没有详细说明人们凭什么知道这一点。“椓”，[缺字]通；《说文》说是“敲击”。“杙”称作齻，先把齻敲入地中，然后把兔网张设在上面。“干城”“好仇”“腹心”，人们都知道意义一层深过一层，但又不像其他篇章那样有同类的惯例。“干城”是捍卫遮蔽之物；“仇”与“逑”相通，“好仇”只是借用淑女、君子的字面；“腹心”是人身内部的东西。全章章法变化极大。《兔罝》三章，每章四句。《芣[字缺]》

译采了又采芣[字缺]，姑且把它采来；采了又采芣[字缺]，姑且把它取得。押本韵。这是直陈，以下同。采了又采芣[字缺]，姑且把它一把把拾取；采了又采芣[字缺]，姑且把它捋取下来。采了又采芣[字缺]，姑且提着衣襟装它；采了又采芣[字缺]，姑且兜起衣襟装它。押本韵。这首诗的含义难以详考。小序说是“赞美后妃”，尤其混乱。大序说“天下和谐安宁，妇人就以有孩子为乐”。毛传说：“芣[字缺]就是车前草，适宜怀孕。”大序说“妇人以有孩子为乐”，本来是暗中窃取毛传“适宜怀孕”的说法；毛公是汉文帝时人，卫宏是东汉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不再详说。考察车前草，是通利之药；说它能治生产困难或许可以，却不能说它能使人容易生子。所以毛传称它“适宜怀孕”，大序于是说“妇人以有孩子为乐”，就更加荒谬了。车前草难道是宜男之草吗？《集传》对此无话可说，便虚构解释道：“教化流行，风俗美好，家庭和睦；妇人没有别的事务，彼此一起采这种芣[字缺]，把采集的事情写成诗来互相娱乐。”更加没有意义。妇人的事务在养蚕织布，采桑才是她们适宜做的事；如今舍弃这些不做，却到田野采草，彼此嬉游娱乐，还说这是风俗美好，可以吗？因此伪传、《说[缺字]》有“儿童斗草”的说法。说诗说到这里，真叫人笑倒；岂只是使人捧腹而已吗？《韩诗序》认为这是“哀伤丈夫患有恶疾[原文脱“有恶疾”三字，据校补]”，说“芣[字缺]虽然气味恶臭，我仍然不断采摘[原文“采采”误作“采之”，据校改]”。并且不停下来。”借此起兴，说“君子患有恶疾，我仍然守着他，不离开他”。《列女传》又用“宋女、蔡妻”的故事来坐实它。考察芣[字缺]就是车前草，从来没有恶臭；这虽然是旧说，也不敢采用。季明德说芣[字缺]是宜子之草，何玄子又说是堕胎之物，都是邪说。按韵分为三章，每章四句；但每两句只换一个字，实际上是六章，每章两句。章法极其奇特多变。《芣[字缺]》三章，每章四句。《汉广》南方有高大的树木，却不能在那里休息。[“休”与下文“求”押韵。韩诗把“息”写作“思”，应当从韩诗。]汉水边有游玩的女子，却不能求得她的思念。汉水多么宽广啊，不能游泳渡过；长江多么漫长啊，不能乘木筏渡过。押本韵。这是起兴兼比喻。高高低低的杂木，姑且砍下那楚木。这个女子出嫁，姑且给她的马喂草料。押本韵。汉水多么宽广啊，不能游泳渡过；长江多么漫长啊，不能乘木筏渡过。这是直陈兼比喻，以下同。高高低低的杂木，姑且砍下那蒌草。这个女子出嫁，姑且给她的小马驹喂草料。押本韵。汉水多么宽广啊，不能游泳渡过；长江多么漫长啊，不能乘木筏渡过。三章一个字也不换，这才叫“一唱三叹”。小序说是“德化所及”，也接近正确；但不必拘泥于诗中“广”字。大序说“寻求她却得不到”，说法有毛病。欧阳氏驳斥说“教化施行于男子，却没有施行于女子”，这是对的。大体上，应当说男女都能守正才是正确的；至于诗人发抒情感、节制情欲的意思，属于诗人的讽[缺字]，可以思考，却不必把它当作诗的义旨。【第一章】孔氏说：“怀疑‘休息’应作‘休思’。为什么呢？诗的大体，韵脚在语辞上。怀疑‘休’‘求’二字押韵，二字都应作‘思’。只是没有见到这样的版本，不敢贸然改动。”考察《韩诗传》正是这样写的，只是孔氏偶然没有见到。‘乔’，就是高。借言高树本来可以休息却不能休息，以此比喻游女本来可以求取却不能求取；不必拘泥于实际认为乔木真的不能休息。毛传把“乔”解释为“向上挺立”，未免开了穿凿的先例。郑氏替它解释说“因为枝叶高的缘故”，枝叶高又有什么不能休息的？《集传》又附会说是“向上挺立而没有枝条”，更加荒谬。那么孟子所说“乔木故国”“迁于乔木”，难道都是向上挺立而没有枝条的树吗？这样说诗，又何止是“固执”而已！【第二、三章】古代宾客到来，必定要供给刍草、薪柴。这说明“刍薪”本来就是连说的：薪柴用来烧火，刍草用来喂马。这两章上面两句都是说喂马，所以说“刈”。楚是薪柴一类，蒌是刍草一类。本来是说刍草，却先说薪柴来起兴，诗意就是如此。郑氏不能领会，却说：“楚是杂薪中尤其高秀的，我要把它砍下来；用来比喻众女都贞洁，我又选取其中最高洁的。”意思幼稚而且迂曲得更厉害。从来都跟从他的说法，是因为不能理解诗意。况且诗说“翘翘错薪”，怎么能把“翘翘”归属于“楚”和“蒌”呢？“翘翘”是薪柴的样子，形容薪柴交错而高低不平，正是在描写“错”字的意义。后世因此有“翘楚”的说法，也不对。两章上面四句，是说那个女子已经有了丈夫，他将要砍楚、蒌来喂马，等她回来亲自迎接她；只是已经无法得到她了，正如乐府所谓“罗敷自有夫”。欧阳氏说是“即使给她执鞭，也很欣喜仰慕”的意思；如果这样，仍然接近调戏。集传说是“喜悦到了极点”，更不对。因为说“喜悦到了极点”，便把“汉广”四句解释为“敬意深厚”来相对。却不知道敬意在哪里？只想凑成对偶文章，竟不顾道理到了这种地步。《汉广》三章，每章八句。《汝坟》沿着汝水岸边走，砍伐那枝条。还没有见到君子，心中忧愁，就像饥饿一样。押本韵，这是直陈。评：比喻精妙。沿着汝水岸边走，砍伐那新生的枝条。既然见到君子，他就不会把我远远抛弃。押本韵，这是直陈。鲂鱼尾巴红，王室的情势像被焚毁一样。即使确实像被焚毁，父母却非常近。押本韵。这是比喻兼直陈。评：虚字一转，力量反而增强，诗中常有这种句法。

译小序说是“道德教化流行”，全然含混，什么篇都可以这样说！考察这首诗有两种说法。大序认为是妇人所作，那么“君子”指她的丈夫，“父母”指丈夫的父母。伪说认为是商人苦于纣的暴虐，归心于文王，作了这首诗；那么“君子”“父母”都指文王。两种说法似乎都能讲通。苏氏说是妇人所作，但“父母”指文王，《集传》沿用了这种说法。考察妇人只知道家庭事务，未必听闻国事；在商朝时就早早知道归心文王，还称文王为“父母”，实在不像。又《韩诗外传》说“父母不能等待；家贫亲老，不选择官职便去做官”，似乎把“孔迩”解释为“死亡日期很近”，也讲不通；而且对上面两章的“君子”又如何解释？东汉周盘读《汝坟》末章，慨然叹息，于是参加孝廉的选举，大概就是依据韩诗的说法。考察以上两种说法，前一种对于“王室如毁”一句未免意气松弛。刘向《列女传》说：“他的妻子对他说，国家多难，只能勉励你努力，不要因为责怪而发怒，使父母忧虑。”严氏解释“王室如毁”说：“王室的事情虽然像火烧一样紧急，但父母离得很近，不必因为挂念家庭而怠慢王事。”也很牵强。况且父母离得远，就可以怠慢王事吗？后一种说法对“王室如毁”一句的意义很协调，而且关系重大，大概是说商朝王室像被焚毁一样，正在走向灭亡。“君子”“父母”即使有所重叠，也没有妨碍，如“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快乐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都是这样。“君子”是对君主的通称；“父母”则进一步使用亲爱亲近的称呼。所以后一种说法较为优胜。【第一章】“调”有一本作“輖”，意思是沉重；不必依照《韩诗》改作“朝”。【第二章】何玄子说：“当时大概是文王因为修治职贡的缘故，往来于商地，汝坟一带的人得以见到他，便为之欢喜。”虽然是凭想象作的解释，但也可以保留。【第三章】“鲂鱼尾红”，比喻百姓劳苦。“孔迩”，正好照应上文“不遐弃”的意思。《汝坟》三章，每章四句。《麟之趾》麒麟的脚趾，正直有盛德的公子。押本韵。啊，麒麟啊！末句不押韵，以下同。这是直陈，以下同。评：只说一个“麟”字，其余都从神情气韵上远远领会。麒麟的额头，正直有盛德的公姓。押本韵。啊，麒麟啊！麒麟的角，正直有盛德的公族。押本韵。啊，麒麟啊！小序说是“《关雎》的应验”，意义十分迂曲。《集传》认为这首诗确实如此，大概本于毛传所说“麒麟诚信而应合礼法”，这句话本来就难以理解；所以吕氏根据小序“应”字，认为是应对之应；严氏认为是效应之应。所谓应对之应，是说古代施行《关雎》的教化，麒麟出现作为祥瑞的应验；所谓效应之应，是说因为有《关雎》那样的德行，才招致这种效验。各种摹拟附会竟然如此。大序说“衰世的公子都像麟趾时代的人那样诚信厚道”；它说“麟趾之时”，欧阳氏、苏氏、程氏都讥刺其不通；即使说“衰世的公子”，“衰世”二字也难以解释。大概它的意思是：古代太平之世应当有麒麟出现；商、周交替之际是衰世，而文王的公族却也像麒麟出现时那样。既然如此，说太平之世有麒麟出现，究竟指哪一个时代？真是荒诞至极。衰世为什么又不以麒麟为应验，反而以人来应验呢？人本来比兽尊贵，难道反而使衰世胜过太平之世吗？这怎么解释？这首诗只是用麒麟来比喻君王的子孙和宗族之人。麒麟是神异之兽，世间并不常有；君王的子孙也都不是平常人，所以借麒麟起兴作比，赞叹他们的美好罢了。【第一、二、三章】解释这首诗的人穿凿附会最多，全都讲不通。诗既然说到麒麟，就列举麒麟的“趾”“定”“角”作为文辞，诗篇的次序本来如此，不必再追究脚趾是什么样、额头是什么样、角是什么样。又“趾”“子”“定”“姓”“角”“族”只是依次取其协韵，不必一定另有意义；也不必说脚趾怎样比喻公子，额头怎样比喻公姓，角怎样比喻公族。只是“趾”“定”“角”由下而上，“子”“姓”“族”由近及远，这才是诗篇的章法。“振振”是兴起振作、兴盛的意思。毛传把它训为仁厚，是想附会麒麟，说：“麒麟诚信而合乎礼法，是因为用脚走来。”却不知道“振”字哪里有仁厚的意义！而且毛传因为第一章说“趾”，便把“振振”训为仁厚，那么“定”“角”又为什么不解释呢？毛传在这里把“振振”训为仁厚，在《螽斯》中也这样训，是由此迁就彼处。集传则在这里训为“仁厚”，在《螽斯》中训为“盛大的样子”，又作了两种解释，实在可笑。末句“啊，麒麟啊”，口中说的是麒麟，心里却注释为公子。这纯粹是从神情气韵上远远领会，也不能拘泥于逐字分解。《集传》解释这首诗的错误最多，说：“麒麟性情仁厚，所以它的脚趾也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所以他们的子孙也仁厚。”它有五处错误：第一，诗本来是以麒麟比喻公子、公姓、公族，并不是比喻文王、后妃。第二，不是以麒麟比喻公子等，而是以麒麟的脚趾比喻公子等。第三，一只麒麟既比喻文王，又比喻后妃，诗中从来没有这种配比。第四，脚趾与麒麟不是两个东西，子孙与父母却是一而二的关系，怎么能把麒麟与父母、脚趾与子孙分别配合呢？第五，这里以脚趾的仁厚比喻子孙的仁厚，到了“定”却说“没有听说过”，又说“有人说：不是用来抵触的”，到了“角”又说“有肉”，为什么都没有像“仁厚”那样确定的解释？它解释“啊，麒麟啊”说“说这就是麒麟”，尤其拘泥，失去了诗的神情语气。难道一定要有人的身体、牛的尾巴、马的蹄子，才算王者的祥瑞吗？有人说：“何必如此！”考察“于嗟”是赞叹麒麟的语辞；如果这样，那么它就是把麒麟排除在外的说法。首尾冲突，起兴、比喻全都失去，完全讲不通。而且既然用麒麟比喻文王、后妃，又把麒麟说成王者的祥瑞；麒麟既是王者的祥瑞，文王也是王者，为什么麒麟不出现给文王呈祥呢？既然用麒麟比喻文王、后妃，用脚趾比喻公子，那么人就是麒麟；古代王者的祥瑞为什么不生出人而只生出麒麟呢？这样反而是盛世不如衰世了。这些都是拘泥小序造成的过错，所以混乱到了这种地步。我认为，遵从小序还不如遵从《集传》，这话确实不假。《汉广》每章四句反复叠咏；这篇每章只有一句反复叠咏，而且不押韵，章法都极其奇特多变。

译《麟之趾》三章，每章三句。《诗经通论》卷二 新安首源姚际恒著 召南 解释见前文。《鹊巢》喜鹊有巢，斑鸠来居住。这个女子出嫁，百辆车来迎接她。押本韵。这是起兴兼比喻，以下同。评：语意精妙，却误导了后世许多解释诗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喜鹊有巢，斑鸠把它占据。这个女子出嫁，百辆车来送迎。押本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喜鹊有巢，斑鸠把它住满。这个女子出嫁，百辆车来成行。押本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小序说是“夫人的德行”。先不论主旨如何；它之所以说“夫人”，是因为依据《关雎序》，把周南说成“王者之风”，把召南说成“诸侯之风”。所以周南说“后妃”，召南说“夫人”，以此作为区别；这是解释二南中最不通的地方。孔氏说：“召南是诸侯之风，所以用夫人、国君来说。”又说：“夫人就是太姒。”同一个太姒，为什么在周南就是后妃，在召南就是夫人？如果认为那是初次婚嫁时，文王还是世子，太姒是夫人，那么《关雎》难道不是初婚时的诗吗？《集传》解释召南各篇，都说“南国诸侯受到文王的教化”，严守小序的说法，丝毫不改变；这样又怎么能驳斥小序而还想摆脱它呢！这一篇，孔氏说是太姒嫁给文王；毛传说是诸侯的女儿嫁给诸侯；伪传说是公子嫁给诸侯，意思是指文王的女儿；各家说法不一。我的意思大概是文王公族的女子，出嫁到各诸侯大夫家中，诗人见到她而赞美她，与《桃夭》篇大致相同。不过这些都无法考定。【第一章】自从毛传、小序以来，对“鹊巢鸠居”无不附会解释，失去了《国风》作者的本意。大序说：“德行像斑鸠，才可以匹配。”郑氏因此认为斑鸠有“均一专一的德行”。唉，不过是一只斑鸠，哪里有什么德行，又怎么知道它有均一专一的德行呢？这是第一种附会。毛传说：“斑鸠不自己筑巢，居住在喜鹊已经筑成的巢里。”怎么知道它不自己筑巢而一定居住在现成的巢里呢？这是第二种附会。欧阳氏说：“现在人们直接称为鸠的，是一种笨拙的鸟，不能筑巢；多半在屋瓦之间或树上架构树枝，起初不能形成巢穴，便产下幼鸟，往往坠落、幼鸟死亡。喜鹊筑巢很坚固，幼鸟出生后飞散，喜鹊便弃巢离去；从事理看，或许有斑鸠来住进那个空巢。”考察他所说斑鸠性情笨拙，本来没有根据；而且他说斑鸠性情笨拙、不能筑巢，用来比喻女子，难道可以说女性笨拙，不能建立家庭吗？女子依从男子婚配，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并不是因为她性情笨拙、不能建立家庭，才住到男子家中。况且男子因为有女子才称为有室有家，那么建立家庭正应当属于女子。又说斑鸠“在屋瓦之间”，什么时候见过屋瓦之间有斑鸠呢？又说“有时在树上架构树枝”，在树上架设树枝，这就是巢了，怎么能说没有形成巢呢？又说“斑鸠生子，幼鸟坠落、死亡”，又说“喜鹊生下幼鸟，幼鸟飞散，喜鹊便弃巢离去”，这些事情我如今都没有见过。这是第三种附会。王雪山说：“诗人偶然看见喜鹊有空巢，而斑鸠来居住，后人却一定认为这是常态，这是谈论诗歌的弊病。”如果这样说，就是既在路上看见女子出嫁，又恰好看见斑鸠住进喜鹊巢，于是借此起兴；恐怕没有这种事情。他的说法名义上是在摆脱附会，实际反而变得固执。这只是举出流传于世的几种说法，其他杂说不能一一说尽。考察这首诗的意思，它说“鹊”“鸠”，是用不同种类的鸟来比喻不同种类的人；说“巢”和“居”，是用斑鸠居住喜鹊的巢，比喻女子居住男子的家中，意义到此为止。不穿凿，不刻画，才可以说诗；一切纷杂说法都可以扫除。根据以上各说，先不论它们是否附会，即使果真如此，滋味也像嚼蜡。按照我的说法，表面上极其平浅，反而觉得意味深长，请仔细思考。“百两”中的“百”是成数，极言其多；说天子嫁女可以，说诸侯嫁女可以，说大夫嫁女也可以。毛传说：“诸侯的女儿嫁给诸侯，陪嫁和随行车辆都是一百辆。”这种拘泥的说法，出自什么典籍呢？【《鹊巢》三章，每章四句。】《采蘩》到哪里去采白蒿？到沼泽和水中的小洲去。拿它来做什么？用于公侯的祭祀事务。○这是直陈其事。下文同此。到哪里去采白蒿？到山涧之中去。拿它来做什么？用于公侯的宫室祭祀。衣服穿得整齐端庄，整齐端庄；早晚都在公侯之所。穿着整齐端庄，整齐端庄；很快就回来。《小序》说这是“夫人没有失职”。考察《射义》说：“士以《采蘩》为节，乐于不失职。”这显然是沿袭伪说，哪里只是牵强附会而已！《大序》说“夫人奉行祭祀”，说得很笼统。《集传》载有一种说法：“王后、夫人亲自举行养蚕礼。”这是陆农师的说法。它说“蘩是白蒿，现在覆盖蚕种还用蒿”，这个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七月》篇说“采蘩祁祁”，承接在采桑之后，也可以作为证明。这篇诗的《序》说到夫人；何玄子认为它指太姒，因为文王在纣王时任三公。阿氏的《序》十分荒谬，难道可以拘泥于“《周南》是天子的后妃，《召南》是诸侯夫人”的说法吗？【第三章】“被”字从“衣”旁。《仪礼·少牢》说：“主妇穿被锡衣，衣袖宽大。”锡衣是礼服。这里说“被”，一定是当时把礼服称作“被”，后来便以“被”称礼服。毛传把“被”解释为首饰，没有根据。郑氏注说“被”同“鬄”，又牵强附会于《周礼》；《仪礼》误把“被锡”断为一句、“衣侈袂”断为一句，又把“被锡”解释成“髲”，牵强附会到诗中的“被”字上，并据此说古代有剃发刑人的制度以及《追师》中的“次”，实在荒谬。这又把“髲”二字看成原本相连，怎么能把诗中的“被”解释成“髲”呢？至于说“髲是以头发装饰妇人的发髻，因而称为髲，而且只用一个‘髲’字”，这种说法在传记中也没有根据。左传中只见“以为吕姜”之类的记载，也没有见到“髲”字；何况能把“被”解释成“髲”吗？有人根据《周礼》郑注把髲解释为“次”，而“次”不是祭服，所以把这一章解释为亲蚕；又有人根据《周礼》郑注说，“次”也不是后妃亲蚕所穿的服饰，或许是三夫人、世妇的服饰。《周礼》是伪书，不足为据；郑注更不足为据，所以一并说明。“僮僮”的意思不详。“祁祁”是众多的样子，与“祁祁如云”的意思相同。【《采蘩》三章，每章四句。】《草虫》

译草虫鸣叫，蚱蜢跳跃。没有见到君子，忧心忡忡；既然已经见到他，也已经与他相见，我的心才深深安定下来。○这是直陈其事。下文同此。登上那南山，采摘蕨菜。没有见到君子，忧愁不安；既然已经见到他，也已经与他相见，我的心才喜悦。登上那南山，采摘薇菜。没有见到君子，我心中悲伤；既然已经见到他，也已经与他相见，我的心才平安。《小序》说这是“大夫妻能够用礼自我防范”。既然说是大夫妻，难道还要担心她会受到非礼侵犯而不能自我防范吗？这是说不通的。大夫妻能够用礼自我防范，又有什么足以显示她的贤德和文王教化的地方呢？毛传从女子出嫁在途中来解释；一个刚出嫁、正在路上的女子，便马上以“没有见到、已经见到君子”来表示忧愁和喜悦，能说得通吗？欧阳氏认为是“《召南》的大夫外出服役，他的妻子思念他”，差不多比较接近。其他说法仍旧附会《序》中“以礼自防”的意思，都不对。又考察《小雅·出车》篇有这六句“喓喓草虫”，意思也是家中人思念南仲出外服役，与这里相合。《诗经》三百篇中有许多重复的辞句，不知道哪一篇先、哪一篇后，不必拘泥于此去考求。何玄子直说这是思念南仲而作，太牵强了；文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异同，必定不是同一回事。伪传说“南国大夫到京师聘问，见到召公，归心迫切”，把它和召公联系起来，更加武断。有人又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展和赵武赋《草虫》的事来解释；这些都是当时人断章取义，不可采用。郑氏说：“草虫鸣叫，蚱蜢跳跃着跟随它。”这是邪说；欧阳氏以此为依据，又说这是“比喻本来不相合却相合”。前人说诗到了这里，真值得唾弃！朱郁仪说：“草虫、蚱蜢，是深秋的物候；采蕨、采薇，是暮春的物候。秋末出发，到了春末还没有回来，所以因此忧愁。”这差不多比较接近事实。欧阳氏只说“感受到时令万物的变动”；《集传》沿用了他的说法，不如朱说详细。【《草虫》三章，每章七句。】《采苹》到哪里去采苹？到南边山涧的水边。到哪里去采藻？到那积水之处。○这是直陈其事。下文同此。拿什么来盛它？用方筐和圆筐。拿什么来烹煮它？用有三足的锅和大锅。拿什么来把它陈设供奉？在宗族正室的窗下。谁来主持祭祀？是那庄重恭敬的少女。《小序》说这是“大夫妻能够遵循法度”。考察《射义》说：“卿、大夫以《采苹》为节，乐于遵循法度。”《序》是沿袭它的。它说“大夫妻”，是不对的。古代五十岁才开始做大夫，他的妻子怎么能称作“少女”呢？《大序》说“承奉先祖，共同祭祀”，尤其笼统。而且大夫主持祭祀，妻子只是助祭，为什么说“主持祭祀”呢？毛传说：“古代将要出嫁的女子，一定先在宗室中举行礼仪；祭牲用鱼，以苹、藻调和。”郑氏说：“古代妇女出嫁前三个月，祖庙尚未毁，就在公宫受教；祖庙已经毁了，就在宫室受教。教她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后举行祭祀，祭牲用鱼，以苹、藻调和，用来使她具备妇顺之德。”这些都是《昏义》的文字。毛、郑引用它们来解释这篇诗，确实相合，但又有不同。毛、郑只知道用礼来解释诗，却不知道诗在前、礼在后；其实是礼依据诗来立说的。我用礼所依据的诗来解释诗，不是用礼来解释诗。它们相合的地方有四点：“以苹、藻调和”，正是根据首章“采苹、采藻”来说的，这是第一点。礼制规定正祭在室内的西南奥处，而这里说在“窗下”。考察《士昏礼》说：“尊设在室内北窗之下。”这是成婚后夫家酌酒礼的规定；妇人进食给舅姑时，也“在北窗下设席”。这样看来，女方家嫁女时的祭祀也在窗下，是可以知道的。这是根据末章“窗下”来说的，第二点。郑氏说：“祭祀不在室内，是因为凡是婚事，按照女子的礼仪，要在户外设置几筵。”孔氏以“婚礼的筵席设在户西，面向西，几在右边”来解释，都是不对的。祭祀哪有不在室内，却在门外设置几筵的道理！礼书说“户西”，不是门外，这是第二点。诗不说“宗庙”，而说“宗室”。宗室就是宗子的居室，这是第三点。诗说“少女”，这是第四点。《集传》依照《小序》说“这是大夫妻能够奉行祭祀”，本来就不对；又把“窗下”解释为室内西南角，更错了。既然说是室内西南角，怎么会是窗下呢！窗难道在室内西南角吗？古人的室，门和窗并列，所以《尔雅》说“门窗之间叫作扆”；扆在门的西边、窗的东边。【第二章】“湘”字，《韩诗》写作“鬺”；鬺就是烹煮。似乎应当采用《韩诗》的写法。否则，把“湘”训释为“烹”，恐怕不够妥当。【第三章】“少女”，就像说年轻女子，不必拘泥于字面解释。“少女在这里饥饿”，也是这个意思。孔氏认为因为将要出嫁，所以用“少”来说明。女子出嫁哪有年纪不小的，何必说“少”呢？而且前面所说的年龄更小，那将用什么来区别呢？《集传》以大夫妻为主，说“年纪虽小而能恭敬，更能显出她资质的美好”。既然能恭敬，哪里还要分老少；况且年轻时不恭敬，到了壮年、老年才恭敬，也不能算作贤德。何玄子说：“这是赞美邑姜。古代妇女将要出嫁，要在宗庙受教，并举行采苹、采藻的祭祀。武王的元妃邑姜，受教完成后能够举行这种礼，所以诗人赞美她。知道是赞美邑姜，是从‘有齐季女’这句话知道的。罗泌说：‘齐，是伯陵的故国，因天齐渊而得名。伯益的书说“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语》说“天鼋所分的地方，是我的皇妣太姜的侄子、伯陵的后代逢公凭依神灵的地方”。伯陵是太姜的祖先；逢公是伯陵的后代，是商代的侯伯，封在鲁地，而太公是他的继承者。’《左传》中晏子说：‘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季萴接着居住，逢伯陵又接着居住，蒲姑氏又接着居住，后来太公又接着居住。’考察太公本来是齐国的后代，仍然受封于齐；文王做西伯时，把女儿邑姜嫁给武王。又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穆叔说：‘敬，是人民的主宰；抛弃敬，用什么来承受和守护呢！济水泽边的水草、积水中的苹藻，放置在宗室中。季兰主持祭祀，这就是敬；敬怎么可以抛弃呢！’所谓季兰，意思就是邑姜的名字，但不能确定；而他所说的‘济泽之阿’，尤其是齐地的证据。

译根据旧说相传，人们都把“齐”读作“斋”，这是错误的。”考察何氏的说法，确实新奇，而且似乎证据确凿，足以打动人；但实际上是穿凿附会，不能采用。《周语》和《左传》中晏子的说法，都没有说太公未受封以前那里就叫齐；只有罗泌说“有齐，是伯陵的国”，这话本来依据子书、传记以及诸书的说法，又擅自加上“有齐”，不能作为根据。又考察《周语》说“赐姓为姜，氏为有吕”，没有说“有齐”。《左传》中穆叔正是在解释这篇诗，他的意思着重在说“敬”，那么“齐”是庄敬之义就十分明白，怎么能解释成齐国呢？杜注说：“只说济水，是因为济水在鲁国，所以穆叔特意举自己所见的来说。”这样又怎么能据此说是齐地呢？传说所说的“季兰”，杜注说：“让穿着兰草的女子主持祭祀，神灵仍然享用祭品。”孔氏说：“诗中说‘季女’，这里说‘季兰’，是说少女穿着兰草。《宣公五年左传》说‘兰有国香，入服使人爱悦’，可知是女子穿兰草。”推究这段传文把“女”字改成“兰”字，只是它使用文字的方法，又怎么能据此认为是邑姜的名字呢？古代妇女没有其他名字，只按姓来称呼；邑姜就是她的名字。何氏说诗，穿凿无理的地方很多；但这一说法构思巧妙而足以打动人，所以附带辨析于此，以此类推其余。【《采苹》三章，每章四句。】《甘棠》枝叶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砍剪，不要砍伐！这是召伯休息过的地方。○这是直陈其事。下文同此。枝叶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砍剪，不要损坏！这是召伯休息过的地方。枝叶茂盛的甘棠树啊，不要砍剪，不要折伤！这是召伯停留过的地方。《集传》说：“召伯巡行南国，来施行文王的德政。”这是拘泥于《序》，一定要说《周南》《召南》都是文王的诗。所以说遵从《序》的著作没有比《集传》更好的。既然说“召伯”，那就是武王时期的事。召伯已经离去，人们追念他，而且这是武王以后所作的诗。【《甘棠》三章，每章三句。】《行露》道路上的露水湿漉漉的。难道不能早晚赶路，只是说道路上的露水太多。○这是比喻。谁说麻雀没有角！为什么要穿透我的屋？谁说女子没有家！为什么要把我召来受审？即使把我召来受审，也不足以成为夫妻！○既用比喻，又直陈其事。下文同此。谁说老鼠没有牙！为什么要穿透我的墙？谁说女子没有家！为什么要把我召来诉讼？即使把我召来诉讼，我也不跟从你！玩味“室家不足”这句话，应当是女子已经许嫁，却发现有一件物品没有准备好，或有一项礼仪没有具备，于是不肯前往，因而引起争讼。大概正好有这样的事情，人们便传下这首诗，用来显示这个女子的贤德，不必拘泥地说她受到了文王教化。若一定拘泥于这种说法，王雪山便有“难道教化只涉及女子而不涉及男子”的疑问。《集传》说：“南国的人遵循召伯的教导，接受文王的教化，革除了从前淫乱的习俗，所以贞女能够用礼自守，不被强暴玷污。”这不但只说女子而遗漏男子，而且如果这样，那么这个女子从前不是也淫乱吗？难道因为接受了召伯、文王的教化，才开始按礼自守吗？说诗最忌固执拘泥，这就是一类。【第一章】这是比喻。前三句取道路因违背礼法而必然污秽的情形作比，一定含有受到污辱的意思。《集传》把它解释为直陈其事。如果这样，女子为什么要早晚独自行走？名义上说是守贞，行迹却像私奔，无法解释。有人说这是女子早晚前往申诉，也不对。【《行露》三章，第一章三句，第二、三章每章六句。】《羔羊》羔羊皮裘，用白丝缝成五道接缝。退朝后，在公馆进食，行动从容不迫。○这是直陈其事。下文同此。羔羊皮裘，用白丝缝成五道边饰。从容不迫，从容不迫；在公馆进食，退朝回去。羔羊皮裘的接缝，用白丝合成五束。从容不迫，从容不迫；退朝后，在公馆进食。《小序》说这是“《鹊巢》的功效所导致”，十分迂曲，难以理解。《大序》说“节俭正直，德性像羔羊”。它说“德性像羔羊”，荒谬之处不用辨析；即使所谓“节俭正直”，在诗中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大夫穿羔裘，是当时的制度，怎么能说是节俭！这首诗固然赞美大夫，却没有一个字说到他的贤德，又怎么能单独知道他的正直呢？苏氏驳斥“德性像羔羊”不对，却认为羔裘是妇人制作的，仍旧附会“《鹊巢》的功效所导致”之意。《集传》不用《序》的其他说法，却仍说“节俭正直”，可见后人不能摆脱《诗序》到了这种程度。有人认为这里说的是穿羊皮裘，孔氏已经明确辨析这是羔裘，不是羊裘。又有人把第二、三章说“革”、说“缝”解释成节俭；或者认为羊性柔顺，牵引它也不肯前进，象征士人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因而象征正直；所谓“岂只是顺从它，还要替它作辩解”，就是这种说法。这是赞美大夫的诗，诗人正好看见他穿着羔裘、退朝进食，便从他的服饰和步履之间发出赞叹；至于大夫的贤德，诗中一个字也没有增加，却自然可以从言外想见，这正是诗人的妙处。【第一章】毛传说“大夫穿羔裘居处”，这个说法本来没有根据。孔氏说：“说‘大夫穿羔裘居处’，是因为大夫穿着它居处，所以诗人看见后加以称赞；这里的‘居’是居于朝廷，不是居于家中。”《论语》说“狐貉之厚以居”，注释说“在家中用来接待宾客”，那么在家中就不穿羔裘。《集传》把它解释为“大夫燕居时的服装”，大概是误解了毛传；但难道没有看到孔疏吗？又说这是“赞美他的衣服有恒常的制度”。服饰本来就有固定制度，衣服有常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这是多余的话。又说“退朝后在家中进食”，也不对。大夫退朝以后，各自有办理政事的馆舍，在那里进食，并不是回私家；如果请假休沐，才回家。【《羔羊》三章，每章四句。】《殷其？》殷殷的雷声，在南山的南面。为什么离开这里，竟不敢有片刻闲暇？德行盛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殷殷的雷声，在南山的旁边。为什么离开这里，竟不敢停息？德行盛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殷殷的雷声，在南山的下面。为什么离开这里，竟不敢停留？德行盛厚的君子，回来吧，回来吧！

译《小序》说这是“用义理来劝勉”，难以解释。《大序》于是说“大夫远行从政，没有闲暇安居；他的妻子能够怜悯他的辛劳，用义理劝勉他”。考察诗中“回来吧，回来吧”，这是盼望他归来的话，完全看不出“用义理劝勉”的意思。严氏说：“这是希望他早日办完事情回来，却不敢说死，因为知道他还不能回来。”这是曲意迁就《序》的说法。“振振”一词，考察《螽斯》《麟趾》中的“振振”，都是振作、振兴的意思；毛传都训为“仁厚”，而在这里又训为“诚信厚重”。振振解释为仁厚、信厚，我不敢相信。《集传》沿用此说，解释为：“于是又赞美他的德行，并且希望他早日办完事情回来。”希望他回来，可以；为什么一定要赞美他的德行呢？两个意思很难合并，诗人的语意绝不会这样；这不过是枝蔓的言辞和粉饰的解释，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振”大概是振起、振兴的意思，也有众多兴盛的意思。《集传》解释《螽斯》时说“盛大的样子”。如果解释为众多兴盛，那么妇人没有担心丈夫众多兴盛的道理；所以毛传、《集传》都解释为“诚信厚重”，但这是不对的。于是后人反过来解释这首思夫诗，认为是臣子随从君主的诗。伪传说：“召公宣布文王的命令，诸侯归附于他。”伪说说：“武王战胜商朝，诸侯在周庙接受命令。”伪传把“振振君子”解释为文王，仍然取振作、振起之意。伪说把“振振”解释为众多的样子，指众多的君子。它们对“振振”的解释都可以讲通，但对“为什么离开这里”两句又怎样解释呢？何玄子说这终究不像踊跃接受命令的气象，是对的。我认为“为什么离开这里”两句，像是妇人思念丈夫的话；但“振振”是振起、振兴以及众多兴盛的意思，用来解释思夫又不相称。依照伪传的说法，解释“振振君子”似乎可以讲通；但和“为什么离开这里”两句又不协调。所以这首诗的意义应当存疑。【《殷其？》三章，每章六句。】《摽有梅》梅子纷纷落下，树上还剩七成。求婚的众位士人，趁着吉日来吧。梅子纷纷落下，树上还剩三成。求婚的众位士人，趁着现在来吧。梅子纷纷落下，只剩下小筐可以盛它。求婚的众位士人，趁着如今来吧。《小序》说这是“男女及时婚配”。毛传把第一章解释为“正当果实茂盛时女子没有出嫁，直到开始衰落”；第二章解释为“急切催促”；第三章解释为“不等待礼仪完备”。郑氏的说法没有加以辨析。欧阳氏认为“整篇诗中没有一个人能及时”，是对的。《集传》甚至认为这是女子自己所作。又有人因为它太不雅，认为是女子选择丈夫的言辞。唉！天下之间，男子求婚于女子，这是天地的大义；竟然说是女子求男子，这个“求”字无论如何都讲不通。而且忧愁烦急到了这种程度，廉耻之道已经丧失，还能说这是《二南》的风气、文王的教化吗？考察“求我庶士”一句，共四个字，“求”字已经讲不通，尤其讲不通的是“庶”字。“庶”是众多的意思。如果说女子求丈夫，或者说父亲为女儿选择丈夫，只说“士”就可以了；或者把他赞美为“吉士”，像《野有死麕》篇那样，也可以；为什么要说“众多的士人”呢？即使主张选择丈夫的说法，曲意解释为“求众多士人并从中选择”，但诗中并没有这样说。至于把这首诗看作比体，女子不以花相比而以果实相比，也不合适。以花作比的，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唐棣之华”、“华如桃李”，都是这样。如果把这首诗看作赋体，那么梅子成熟落下是在春夏之时，而古代嫁女在秋冬，详见《匏有苦叶》篇。春夏不是婚嫁时节，到了秋冬便是过早或过晚，更不能说是“及时”。我的看法是，这首诗是卿、大夫替君主求取众多士人的诗。《尚书·大诰》说：“所以我告知我的友邦君长以及尹氏、庶士、御事。”《酒诰》说：“我告诫众邦、众士。”《立政》说：“众多的贤能之士。”可见“庶士”是周王室对各类官职人员的通称，那么庶士就是国家所应当急切求取的人。用梅子成熟作兴、作比，是否含有“盐梅调和”以及“实际才能与职位相称”的意思呢？又《月令》说：“孟夏，命太尉辅佐选拔杰俊，进用贤良，举用年长有德者，施行爵位、发放俸禄，一定要使他们与职位相称。”或许古代本来有这种说法，《月令》记录了它；那么梅子成熟正当孟夏，也可能是直接铺陈这件事。“吉”是《左传》所谓“枚卜，卜得吉”的吉。如今既然已经卜得吉兆，才可以求取士人。“谓”就像“帝谓文王”中的“谓”，也就是“询问众人，任命官员”的意思，用来表示已经得到众士之后，告知他们并与他们亲近的话。【《摽有梅》三章，每章四句。】《小星》微小的星星闪着微光，三三五五出现在东方。夜里急忙赶路，早晚都在公事上。实在是命运不同啊！○这是起兴，下文同此。【评】增加了一句的格式。微小的星星闪着微光，那是参星和昴星。毛传说“昴就是留”。疏中引用《元命苞》说“昴的意思就是留”。《史记·律书》说“向北到达留”，《索隐》说“留就是昴”。那么这里应当读作“留”。夜里急忙赶路，抱着被子和卧具。实在是命运不同啊！这篇诗，章俊卿认为是“小臣出外服役所作”，是对的。现在推广他的意思来说：在山川、原野、低湿地之间，抬头看见星星，东西方向都清清楚楚可以指认，这就是所谓“戴着星星出行”。如果说是宫闱深巷中的情形，就有第一处不合。“肃”和“速”相通，是迅速行走的样子；如果说是妇人穿着鞋子行走的样子，就有第二处不合。“宵征”是奔驰在道路上的说法；如果说是往来宫闱，就有第三处不合。嫔妃按次序轮流值夜，是郑氏的邪说。礼书说“妾御不敢当夕”，这当然有这种制度，但终究不离宫寝之地。若一定说她们因看见星星而往来，那么她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知道要走多少路，露天行走而看见星星，还要这样迅速赶路吗？这是第一处讲不通。按照郑氏的邪说，八十一位御女，九人一夜。考察夜属阴，应该安静；女子属阴，更应该安静，却在黑夜里成群行走，哪里会形成这样的景象！这是第二处讲不通。前人认为这是妾媵所作，是因为“抱衾与裯”一句。我正因为这一句而怀疑不是这样。为什么呢？进宫侍奉君主，君主难道没有被子和床帐，难道一定要等她们自己带来被子和床帐吗？众妾各自抱着被子、床帐，又把它们安置在哪里？

译这是第三处讲不通。“抱衾、裯”，就像后人所说的“裹着被子”。虽然行李自有役夫携带，但诗中这样说，仍如《北山》诗说“有的安卧在床上”，是用来表现自己不能安睡的意思。“实命不同”比“我从事独贤”稍微浑厚一些。如果说是众妾所作，那么这只是她们通常的身份，哪里能看出后妃“恩惠施及下人”呢？这是《小序》的话。而且把命运交给安排的言辞几乎接近怨恨，又哪里能看出下人感激，从而成为赞美后妃的诗呢？【《小星》二章，每章五句。】《江有汜》江水有分流。这个女子出嫁了，却不带我同去。不带我同去，她后来一定会后悔。○这是起兴兼比喻。下文同此。江水有小洲。这个女子出嫁了，却不和我同去。不和我同去，她后来会感到困苦。江水有支流。这个女子出嫁了，却不让我经过。不让我经过，她后来会由叹息变成歌唱。这篇诗的《序》说“嫡妻不把媵妾列入陪嫁人数，媵妾没有怨恨，嫡妻自己却后悔”，是对的。《集传》说“媵妾要留在本国等待成年，而嫡妻不带她一同出嫁”。既然说要等待成年，本来就应当不与嫡妻同行，媵妾又有什么可怨的呢？等到她成年再迎接她，嫡妻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这种说法迂曲，难以讲通。【第三章】“啸”和“歌”本来属于同一类字。如今为了押“歌”字，便去掉“后”字而用“啸”字来相对；仍然用“也”字调节，把“啸”和“歌”分开，似乎难以解释，但只觉得神情飞动，是满心满意的表达，所以确实是妙笔。《集传》把“啸”贴合“后悔”，把“歌”贴合“困苦”，意味就全没有了。【《江有汜》三章，每章五句。】《野有死？》田野里有死鹿，用白茅包裹着。有位女子正当春情萌动，田野里有死鹿。美好的男子来诱引她。树林里有朴树和小灌木。田野里有死鹿，用白茅扎成一束；有位女子像美玉一样。请从容些，慢慢来！不要触动我的佩巾！不要让大狗叫起来！如果把这篇诗看成讽刺淫乱的诗，欧阳氏的说法，那么为什么男子称作“美好的男子”，女子称作“如玉”？如果把它看成贞女不被强暴玷污的诗，《集传》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女子说“心怀春情”，男子称作“美好的男子”？而且末章的言辞尤其看不出贞洁的意思。如果直接把它看成淫诗，季明德的说法，也不对。如果把它看成凶年荒乱、礼制废弛，以死鹿的肉作为礼物而来，毛、郑的说法；以及把它看成野人求婚却不能备齐礼物，女方拒绝他，伪传的说法，总之对“女子怀春”“美男子诱引”以及末章的言辞都解释不通，难以通篇理解。我的看法是，这首诗是山野百姓彼此趁着适婚年龄结成婚姻的诗；死鹿是他们山中射猎所得。婚礼的聘礼用雁，不用死鹿；皮和帛也必须合乎制度，皮、帛就是成对的皮和成束的帛。如今用死鹿作为射猎所得，所以说“田野里有”，用来代替成对的皮；“白茅”是洁白之物，用来代替成束的帛。所谓“美好的男子”，大概就是“赳赳武夫”一类的人吧？“树林里有朴树和小灌木”，也是“树林中央”的景象。总的说来，女子怀春、男子诱引，是说正当婚配时节；美好的男子、如玉的女子，是说彼此相称。定情之夜，女子嘱咐男子从容舒缓，不要使佩巾受到触动，不要让狗叫起来，这也许正是情欲感受中不必避讳的内容吧？【第三章】“感”与“撼”相通。第一章，是诗人叙述男子的话；第二章，是诗人叙述女子的话；第三章，是诗人转述女子的话。这首诗的篇章结构、句法都显得突兀，意思含蓄而不直露，所以难以解释。三章：第二、三章每章四句；第一章三句。【《野有死？》】《何彼襛矣》为什么那花朵如此繁盛？像唐棣的花。为什么不庄严和谐？是王姬的车。○这是起兴兼比喻。下文同此。为什么那花朵如此繁盛？花朵像桃花李花。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那垂钓用的是什么？是丝线搓成的绳。齐侯的女儿，平王的孙女。这篇诗有人认为“平王”指文王，有人认为就是《春秋》时代的平王。凡是主张其中一种说法的人，必定坚持自己的说法，认为这一说对、另一说错。然而我考察，主张春秋时代平王说的人较多，也可见人们的共同认识。主张平王说，本来符合《春秋》；主张文王说，却有三处讲不通。有人说“平王”就像《尚书》中说的“宁王”，是“平正之王”，“齐一之侯”，这就更加讲不通，不必辨析。考察《周书》的言辞多曲折，所以称名有时也有不同；诗中凡是称人名，都清楚明白，不能用《尚书》的例子来解释诗，这是第一处。武王娶太公望的女儿，称为邑姜；那么武王的女儿与太公的儿子是甥舅关系，恐怕不适合结婚，这是第二处。武王的长女嫁给陈胡公；如果依照媵妾制度，她的妹妹应当陪嫁到陈国，不应当又嫁到齐国，这是第三处。如果这样，这就是东周的诗，为什么会列在《二南》中呢？章俊卿说：“作诗的时代是东周，采诗的地区是召南。把在召南采得的诗列入东周，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意见也很有见地。【《何彼襛矣》三章，每章四句。】《驺虞》那茂盛的芦苇，一箭射出，射中五头母猪。啊，可叹啊，驺虞！○这是直陈其事。下文同此。那茂盛的蓬草，一箭射出，射中五头小猪。啊，可叹啊，驺虞！《集传》把上面的“虞”读作“牙”，把下面的“虞”读作“于红反”；同一个字有两个读音，十分荒谬。

译《小序》说这是“《鹊巢》的应验”。毛传把“驺虞”解释为有义德的兽，也同样荒谬。欧阳氏说：“下一句只是感叹驺虞不吃活物；如果这样，那就是讽刺文王竟然还不如驺虞。”我认为不必推论到这一步。即使把兽比作君主，也可以吗？《集传》说：“这就是真正所谓驺虞了。”实际上仍然拘泥于把兽比作君主，实在可笑！欧阳氏把“驺”解释为“驺囿”，把“虞”解释为掌管虞囿的官员，他的说法最为正确。大概是根据《贾谊礼篇》，其中说：“驺，是天子的苑囿；虞，是掌管苑囿中禽兽的人。”而且《尔雅·释兽》中没有“驺虞”，更是确切的证据。《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为节，乐章完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但“驺”解释为苑囿，只是一种说法。严氏根据《说文》把“驺”解释为“马厩”，引用《月令》“七驺都来驾车”，以及《左传》“让程郑掌管乘马，给他配属六名驺”，于是又把驺解释为驺御之官，这是另一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鲁诗传说：“古代有梁驺，是天子的猎场。”有人直接把驺虞解释为天子掌管鸟兽的官员，也不知道是否如此。至于《淮南子》说“文王被囚在羑里，散宜生得到驺虞、鸡斯所驾的车马，把它献给纣王”，把“驺虞”当作马名。东方朔称异兽为“驺牙”，《山海经》有“驺吾”，都不必援引来作证，只会徒然增加纷纷的争论。“驺”与“邹”是古今通用字。伪传把它说成姓邹，更是错误。这就是说诗人赞美驺虞之官能够称职。如果是赞美文王仁心极其深厚，那么一箭射中五头母猪，怎么能表现他的仁心深厚呢！总之，把《二南》都看作文王的诗，前后始终如此窒碍难通。况且既然不采用驺虞是兽的说法，那么上面赞美文王，下面又呼唤驺虞之官而赞叹他，意义也分成两段；不如说全篇都是赞美驺虞之官，意思才贯串一致。“豝”，《释兽》解释为“母猪”。《集传》说是“公猪”，一定错了。“一发五豝”，《毛传》说是“驱赶五头母猪，等待君王射发”，这也和贾谊文章中的说法相同，说“驱赶五头母猪等待君王一箭射出，不把动物赶尽杀绝”。《集传》说“箭必定交错命中两头，这就是四支箭；其中三支分别射中三头，一支交错射中两头，所以是五头”。姑且不说“一发”不是四箭齐发的意思，四箭本来就是四支；如果这样解释，那就是凭借精巧的射术过多捕取动物，怎么能表现他的仁心呢！丰道生引用《郊特牲》“迎虎，是说它吃田里的猪”，把“、豝、豵”看作田猪，即危害庄稼的野兽。如果这样，那么杀得多一些也可以了。这是另一种说法，姑且保存下来。【《驺虞》二章，每章三句。】《诗经通论》卷三 新安首源姚际恒著 邶 《柏舟》柏木做的船漂浮在水面上，也随着水流漂荡。心中明明忧愁，不能入睡；如果不是没有酒，我就要饮酒消愁、遨游自遣了。本韵。○运用比兴而兼有直赋。我的心，不是镜子，不能把一切都容纳。也有兄弟，却不能依靠。姑且前去向他们诉说，却遇到他们发怒。本韵。○直赋。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卷起。威仪端庄美好，不可选择舍弃。本韵。直赋。忧愁的心情悄然而深沉，被群小所怨恨。遭受的忧患已经很多，受到的侮辱也不少。静下来想这些事，醒着时捶胸顿足，胸中悲痛欲绝！本韵。○直赋。太阳啊，月亮啊，为什么交替隐暗？我的心充满忧愁，仿佛穿着没有洗过的脏衣服。静下来想这些事，真恨不得奋飞而去！本韵。○运用比兴而兼有直赋。《小序》说“仁德之人不得志”，大致接近事实。《大序》把它落实为卫顷公，不能相信。既然知道是卫顷公时代，也应当知道“仁人”指谁，为什么只知道君主而不知道臣子呢！大概这首诗是贤者受到小人排斥时所作，所以孟子因“不被口舌所理解”而引用它，把孔子比作诗中的人。刘向《列女传》说是卫宣姜所作。邹肇敏说：“宣姜不贤到了极点，难道刘向竟把淫乱看作贞洁吗！”有人因此怀疑有两个宣姜；如果这样，为什么没有听说有两个卫宣公呢？刘向作传的本意，不过是因为燕尾垂涎女色，编集闺门规范来讽谏，取其通俗易懂，所以这部书庞杂而没有选择，空泛而未经考核，怎么能拿来解释《诗经》呢！马贵与说：“刘向上封事，议论恭、显陷害正直之人，引用这首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接着说‘小人成群，也足以令人愤懑’，这正符合《诗序》的意思。同一个刘向，难道《列女传》的说法可信，封事中的说法反而不可信吗！”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不过即使只从诗句浅近的意义来说，全篇没有一句涉及夫妻之事，也没有一句像妇人说的话。至于‘饮酒’‘遨游’‘威仪棣棣’，尤其都是男子的语言。况且如果这样，孟子引用妇人所作的诗来说明孔子，也很不合适。看他用歌咏太王的诗来说明文王，这种相类关系可以作为证明。《集传》既采用《列女传》的说法，认为是妇人所作，又认为是庄姜所作；等到注释《孟子》时，却仍说是卫国仁人所作：他的说法反复而没有定准，也就可想而知了。[一章]“柏舟”是诗人自我比喻。船未必真是柏木做的；说柏舟，是取柏木坚固的意思。[二章]“我心匪鉴”两句，欧阳氏的解释是对的。他说：“‘我心匪石’四句，毛氏、郑氏解释为‘石头虽然坚硬，还可以转动；席子虽然平整，还可以卷起’，意思是石头、席子可以转、可以卷，而我的心不是石头、席子，所以不能转、不能卷。然而镜子可以容纳万物，我的心不是镜子，所以不能容纳，这样文理很容易明白；毛氏、郑氏却反过来说‘镜子不能容纳，而我的心能够容纳’，错误在于把‘茹’解释为‘度量’。《诗经》说‘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茹’是容纳。镜子对待万物，把影像纳入其中；凡是事物，不论美丑，都能容纳它的影像。诗人说卫国的仁人心里不是镜子，不能善恶一概容纳；善的就接纳，恶的不接纳。正因为不能兼容，所以被卫国群小嫉恨而不得志。”《集传》说“说我的心不是镜子，不能度量万物”，依从郑氏的说法。因此记录欧阳氏的说法，它的错误便自然显现了。下文仿此。[三章]“选”字的意义不详。解释者说是“选择”，始终令人费解。何玄子说：“古字‘选’和‘算’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