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十五新安首源姚际恒

译《春秋通论》卷十五。新安首源姚际恒。哀公是定公的儿子，母亲是定姒，定姒是定公的妾。哀公在位二十七年。十四年春，《春秋》经文结束。元年春，周王正月，哀公即位。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包围蔡国。这是为了报柏举之战的仇怨。楚国灭了顿国、胡国，如今又趁势联合三个与国包围蔡国；然而蔡侯当日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吴子，如今却害怕吴国，最终不敢向吴国报仇，岂不是可耻吗！随国自僖公二十年楚人攻打它以后，这次又出现。许国在定公六年被郑国灭掉，如今又出现，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灭亡，楚国又使它复国罢了。鼷鼠啃食郊祭用的牛，于是改日重新卜选祭牛。夏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这是祈求五谷丰收的郊祭，按理应当在三月建寅之月举行；如今在四月建卯之月举行，如果是在上旬的辛日，正好相合。各种邪说纷纷，都不可取。秋天，齐侯、卫侯攻打晋国。去年冬天，齐侯、卫侯驻军渠蒢，到这时才攻打晋国，可见晋国衰弱，霸业已经灭亡。王道灭亡，霸业兴起；霸业灭亡，《春秋》也就绝笔了，所以孟子说：“其中的事情，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 冬天，仲孙何忌率军攻打邾国。定公十四年邾子来会见鲁公，十五年来朝见定公，鲁公去世又来奔丧，邾国侍奉鲁国可以说到了极点；仲孙何忌竟然攻打它，第二年还要三卿一起攻打并夺取它的田地，三家如此不讲道义。二年春，周王正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军攻打邾国，夺取漷水以东的田地和沂水以西的田地。襄公十九年夺取邾国田地，从漷水开始，大概只是漷水以西的田地；到这时又连漷水以东的田地一并夺取，于是漷水两岸的田地全都归我们所有了。又一并夺取沂水以西的田地，三家的贪得无厌又到了这种程度。癸巳日，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和邾子在句绎结盟。三家共同夺取邾国的田地，也就应当由三家共同分割。可是叔孙氏、仲孙氏两家结盟，季氏独自不参加盟誓，可见季氏格外骄横，先行离去，不与他们结盟。夏四月丙子日，卫侯元去世。滕子来朝见鲁公。晋国的赵鞅率军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回戚地。卫灵公去世后，蒯聩先前逃亡到宋国；如今赵鞅要送他回去，必定是因为蒯聩又拒绝入卫，于是逃到晋国请求晋国送他回去，而晋国也怨恨卫国先前攻打自己，所以借此机会送他回去。戚是卫国的城邑，卫人已经立了蒯聩的儿子为君，所以蒯聩不能进入国都，只能居住在戚地。经文称蒯聩为“世子”，是应有的称呼。孔子的意思起初并不在这里；《春秋》是记事之书，《论语》只是偶然谈到这件事，孔子的意见见于《论语》，难道在于《春秋》记事时的称谓吗？秋八月甲戌日，晋国赵鞅率军与郑国罕达率领的军队在铁地交战，郑军大败。此前齐侯、卫侯、郑国的游吉虽然在安甫会见过，但齐、卫共同攻打晋国，郑国还不敢这样做；如今郑国竟独自攻打晋国，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失败也是应该的。左氏说，齐人把粮食运给范氏、中行氏到朝歌，郑人护送粮食，因此赵鞅抵御他们。晋国如果果真有粮食运给范氏、中行氏，为什么不派兵直接送达，偏偏一定要让郑国护送呢？而且郑国也未必会听命于齐国。谢氏说罕达是替卫国讨伐蒯聩，赵鞅替蒯聩抵御他，也很迂曲。考察起来，郑国近来灭许、伐卫，如今又攻打晋国，已经不是昔日的郑国了；解说者却仍执着于昔日晋、郑的关系来解释，所以才有这么多纷乱的推测。冬十月，安葬卫灵公。因为国内动乱，所以延迟下葬。十有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蔡国杀了大夫公子驷。州来本来是楚国的属国，后来被吴国灭掉，成为吴国的城邑。蔡国倚仗吴国来抗拒楚国，所以是吴国使它迁都。蔡国诛杀公子驷，是因为他主张不迁；左氏说吴国用军队逼迫蔡国迁都，恐怕不是真实情况。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臣民全都屈服于不得已，就不会有人提出反对迁都的意见了。三年春，齐国夏、卫国石曼姑率军包围戚地。卫国竟让石曼姑抗拒自己的父亲、包围戚地，又请求齐军来援助。卫、齐两国过去都是霸主之国，齐国强于卫国，所以把卫国排在前面；戚地不写明属于卫国，是承接上文而言。经文都是直截了当地记载事实，义理自然显现，难道在于排列齐国包围父亲的次序吗？把卫国排在齐国前面，是为了显示齐国党同恶人之罪；不写戚属于卫国，是为了显示卫国的罪过吗？真是太过分了，夏虫不可与之谈论冰雪。假如说蒯聩本来应该继承君位，那么在戚地正应当把它系属于卫国；为什么反而不系属于卫国呢？夏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五月辛卯日，桓宫、僖宫遭遇火灾。当时桓宫、僖宫两座宫庙遭遇火灾，经文记载此事，正可借此说明桓宫、僖宫仍然存在；由此可知诸侯五庙也是汉代儒生的说法，并不是当时实际实行的礼制。所谓五庙，就是二昭二穆；桓公、僖公到哀公时，亲属关系早已超过祭祀范围，按理早就应该迁主祧藏了，怎么还能仍有这两座宫庙呢？如果还有人不相信，与其相信汉代儒生的话，为什么不相信孔子的话呢？宋代孙氏、刘氏一类人都依据汉儒的说法，反而责怪鲁国不该仍然保存两宫，把罪过归到三家身上，实在可笑。经文是因为两宫遭灾才记载，并不是因为保存两宫不合礼才记载。假使两宫没有遭灾，《春秋》怎么会用这支笔来记罪呢？赵鹏飞又说，应该毁掉却没有毁掉，所以天降灾异以示谴责；如果这样，诸侯五庙的制度难道是上天规定的吗？更加可笑。《公羊传》又说这都是毁坏宗庙，问“为什么说是灾？因为又重新建立了”，这是把“毁”错误地理解成拆毁的“毁”，更不值得一说。胡氏又由此发表议论，排斥祖宗功德，说子孙何必追问祖宗有没有功德；他又错误地把桓宫、僖宫的存在理解成鲁人认为它们是不迁之庙，这尤其荒谬。况且殷代的三宗、周代的文王、武王，都是不迁的宗庙，历代都有，难道始于鲁国，反而要责罪鲁国吗？有人又说这是迁庙，即所谓“毁”，其实是原来另行安置神主，再迁入迁庙。然而迁庙只有一座，如果各位先公仍然都有自己的庙，又怎么能说祧毁呢？仅从《春秋》这一条来看，历代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扰乱正道到了这种地步，经书怎么能不亡失呢？我偶然在这里记下此事，用它作为其余问题的例证。先前“从祀先公”一条，左氏把“从”解释为顺序，认为是端正闵公、僖公的神位，我不采纳这种说法；从这里更能看出它不对。为什么呢？如果是顺序祭祀，就应当从桓公到闵公，再从闵公到僖公；如今经文记载桓宫、僖宫遭灾，说明火先从桓宫烧起，继而烧到僖宫，它们显然没有按照顺序祭祀。因此经文记载“跻僖公”是可信的，而传文把“从祀”解释为端正闵公、僖公神位，实际上不可信。季孙斯、叔孙州仇率军修筑启阳城。启阳城靠近敌国，所以两人率军修筑。率军攻打曹国。宋乐…… 这是为了报复定公十一年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发动叛乱的仇怨。秋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蔡国人把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公孙猎是公子驷的党羽。蔡侯先前杀了公子驷，如今又放逐公孙猎，这是加速招来杀身之祸。冬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军包围邾国。

译先前夺取邾国田地时，三家共同瓜分，而季氏势力强大，必定分得更多；如今两人趁季孙斯去世，便再次攻打邾国，想要更多地夺取它的田地，这样两人就可以独自占有了。他们背弃盟约、贪得无厌到了这种程度。四年春，周王二月庚戌日，盗贼杀死蔡侯申。蔡国公孙辰逃亡到吴国。“杀”字，《公羊传》《谷梁传》作“弒”，疑为正确。蔡侯因为迁都州来而失去臣民的拥戴，到这时被弑杀；公孙辰逃亡到吴国，那么他必定参与听闻或谋划了这件事。安葬秦惠公。宋国人拘执小邾子。当时没有霸主，所以宋国人能够拘执小邾子。夏天，蔡国杀死大夫公孙姓、公孙霍。他们也是公孙辰的党羽。晋国人拘执戎蛮子赤，把他送还给楚国。晋国拘执楚国想要得到的人而送还给楚国，可见晋国非常畏惧楚国。修筑西郭的外城。六月辛丑日，亳社遭遇火灾。殷人在亳建立都城，这就是殷社。有人解释说，武王让诸侯各自建立亳社，用来作为警戒，所以鲁国有亳社；社坛有屋宇，如今遭遇火灾。秋八月甲寅日，滕子结去世。冬十有二月，安葬蔡昭公。安葬滕顷公。五年春，修筑毗城。夏天，齐侯攻打宋国。这是讨伐宋国拘执小邾子的行为。晋国赵鞅率军攻打卫国。这是因为蒯聩还没有进入卫国。秋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景公没有嫡子，只有许多庶子；景公宠爱儿子荼，便立荼为君，并把国政托付给国夏、高张。冬天，叔还前往齐国。闰月。○取。○义。○，安葬齐景公。《春秋》通常不记“闰月”，而把闰月发生的事情归入本月记载。例如闰正月，就记作“正月”。这里特意记“闰月”，是因为古代丧事计算日期不计闰月。如今冬季置闰，即使按十二月计算，距离齐景公去世也只有四个月；齐国因为国内动乱，想要尽快下葬，所以把闰月也连续计算进去，即使按十二月计算，除去闰月也只有三个月，实在极不合礼，因此特意记载，也是取义一类的例子。六年春，修筑邾瑕城。这是为了逼迫邾国。晋国赵鞅率军攻打鲜虞。晋国攻打鲜虞总共有五次，却没有一次取得什么成果，恰好只能显示晋国的衰弱以及鲜虞能够凭借险固自守。吴国攻打陈国。这是攻打楚国的与国。夏天，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鲁国。齐国的国夏、高张二人奉命拥立荼；陈乞想拥立荼的庶兄阳生，于是二人被驱逐，逃亡到鲁国。叔还在柤地会见吴国。吴国攻打陈国，叔还到达柤地时，便前往会见吴军，是害怕吴国，想借此与吴国交好。秋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齐国的阳生进入齐国。齐国的陈乞弑杀其国君荼。上文记载阳生进入齐国，下文记载陈乞弑杀荼，用来显示阳生入齐是由于陈乞，也用来显示陈乞弑君，阳生同样有罪。经文的意思本已明白，不必依靠传文解释。冬天，仲孙何忌率军攻打邾国。仲孙何忌始终这样不能忘记邾国。宋国的向巢率军攻打曹国。宋国曾经攻打过曹国，如今向巢又攻打它，是为了让宋公进入曹国吗？三年，乐曹起…… 七年春，宋国的皇瑗率军侵入郑国。这是为了报复定公十五年罕达攻打宋国之事。晋国的魏曼多率军侵入卫国。五年攻打过卫国，如今又侵入卫国。夏天，鲁公在鄫地会见吴国。会见吴国反而正好招致吴国来攻打，这是哀公的失策。秋天，鲁公攻打邾国。八月己酉日，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鲁国。此前鲁国的卿大夫屡次攻打邾国，到这时鲁公亲自攻打并攻入邾国，把邾子益带回鲁国，这为后来齐国攻打鲁国、送还邾子埋下了伏笔。宋公包围曹国。冬天，郑国的驷弘率军救援曹国。宋、曹两国结仇已经很久了，郑国救援曹国，是想报复宋国皇瑗率军攻打郑国，只是以救曹为名，所以最终没有取得功效。八年春，周王正月，宋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宋国。虽然经文没有写“灭”，但曹国从此就灭亡了。吴国攻打我国。此前记载攻打我国，只写到攻打四境，从来没有写作“伐我”的文字；到这里将要搁笔，却写作“吴伐我”，下文又写“齐伐我”，这也是改变文辞的写法。说攻打某一边邑，就只到某一边邑为止；说攻打我国，就连进入我国都城也包括在内了。由此可见，说《春秋》在定公、哀公时期多用隐晦措辞，实在是妄说。有人认为不说“四鄙”是有所避讳，这正是反过来说了。左氏又说吴军到了宫门，请求结盟，究竟有没有这回事还不知道，也不能据此说是避讳。夏季，齐国人夺取了讙邑和阐邑。齐国人替邾国前来攻打，夺取了鲁国的两座城邑。把邾子益送回邾国。齐国胁迫鲁国送回邾子，鲁公亲自夺取邾国土地，实在惭愧。说定公、哀公时期多用隐晦措辞，难道不是妄说吗！秋七月，冬十二月癸亥日，杞伯过去世。齐国人归还讙邑和阐邑。齐国夺取两座城邑时，必定是以此作为胁迫鲁国送回邾子的理由；到这里邾子回国，齐国便归还了两座城邑。左氏说这是因为季氏受宠，不对。九年春季，周王二月，安葬杞僖公。宋国的皇瑗率军在雍丘夺取了郑国的军队。从定公十五年郑国的罕达率军攻打宋国，开启争端以来，宋国屡次报复郑国。七年，皇瑗侵犯郑国；这一年又夺取郑军；秋季，宋公亲自攻打郑国；十年，宋国人攻打郑国；十二年，宋国的向戌攻打郑国；直到十三年，郑国人也夺取宋军。两国反复覆灭军队来相互仇杀报复，使百姓遭殃、众人受害，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不能不归罪于罕达首先发动战争。左氏在前面说皇瑗侵犯郑国，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已经混乱；这里又说郑国的罕达是受宠臣子，许瑕向宋国请求城邑，于是宋国夺取郑军。哪有大夫因为家臣请求城邑，就兴兵夺取邻国城邑的？事情曲折迂回，不可信。夏季，楚国人攻打陈国。六年，吴国攻打陈国；如今陈国已归属吴国，所以楚国人又攻打它。秋季，宋公攻打郑国。杜氏说这是为了报复雍丘之战，不对。雍丘之战已经夺取了郑军，怎么能说是报复呢？冬十月。十年春季，周王二月，邾子益来鲁国投奔。邾子益先前被鲁国拘捕，如今已经回国却又来投奔，必定是吴国和齐国争夺邾国，彼此结怨，邾国无处容身，所以又来投奔鲁国罢了。左氏说因为他是齐国的外甥，所以逃奔齐国；如果这样，为什么不直接逃奔齐国，却一定先投奔鲁国再去齐国呢？况且经文根本没有逃奔齐国的记载。鲁公会同吴国攻打齐国。去年吴国和齐国都来攻打我国，今年却会同吴国攻打齐国，这不仅有借蛮夷之国攻打姻亲之国的过错，而且这种报恩施惠的做法也太不相称了吧？这次攻打齐国，必定是因为邾子的缘故，但详细情形无法考知。三月戊戌日，齐侯阳生去世。齐侯未必是在军中去世，左氏还说他是被弑杀的，更加不可信。又说吴子在军门外哭了三天，更是荒诞。夏季，宋国人攻打郑国。前面已经夺取了郑军，现在又攻打郑国。晋国的赵鞅率军侵入齐国。晋国这是趁齐国丧事而攻打它。五月，鲁公从攻打齐国一事中回来。安葬齐悼公。五月鲁公从攻打齐国回来，绝不可能又在这个月到齐国参加葬礼，所以根据“书葬”来解释为参加会葬，必定不可信。

译卫国的公孟彄（“公孟彄”，两种底本原作“公孙彄”，今据经文改。）从齐国回到卫国。彄在定公十四年逃奔郑国，如今记作“自齐”，那么他又曾经逃奔齐国。彄是蒯聩一党，如今回到卫国，正是蒯聩得以回国的原因。薛伯夷去世。秋季，安葬薛惠公。冬季，楚国的公子结（“公子结”，两种底本原作“子结”，今据经文改。）率军攻打陈国。吴国救援陈国。陈国归属于吴国，所以楚国人攻打它，吴国便救援它。左氏说是季札救援陈国，大概是牵强附会，因为把救援看作善举，所以把这件事归于季札。谁知道吴国本来只是偏袒陈国、仇视楚国，它的救援难道是为了公义吗？十一年春季，齐国的国书率军攻打我国。这是报复去年鲁国会同吴国攻打齐国。夏季，陈国的辕颇逃奔郑国。陈国处在吴、楚两国交相争夺之中，国内的卿又逃奔国外，已经不能算一个国家了。五月，鲁公会同吴国攻打齐国。甲戌日，齐国的国书率军和吴军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的国书。鲁公再次会同吴国攻打齐国，显出哀公把寇仇放在首位、反而攻打姻亲，实在太不仁了。吴国由此侵凌中原，是鲁国造成的；即使战胜齐国，又有什么益处呢？秋七月辛酉日，滕子虞母去世。冬十一月，安葬滕隐公。卫国的世叔齐逃奔宋国。凡是大夫逃奔国外，必定有缘故；左氏喜欢谈论妇女的德行，像这一类说法很多，不能全部相信。十二年春季，实行田赋。宣公开始征收田税，田地已有税；成公制定丘甲，每丘出甲士。丘甲就是丘赋。如今在田税、丘甲之外，又命令田地缴纳赋，那么一块田兼有税和赋，就是在田税上又增加田赋；丘赋之外又有田赋，百姓将怎么承受得了？哀公比宣公、成公更加严重。解说者说定公、哀公时期多用隐晦措辞，难道真是这样吗？夏五月甲辰日，孟子去世。她是昭公的夫人，就是所称的吴孟子。左氏说她去世时没有讣告，所以不称“夫人”。然而她是哀公的叔母，哀公也太刻薄了吧！鲁公在橐皋会见吴国。鲁公讨好吴国，所以屡次与它会盟，而且想替吴国召集诸侯。秋季，鲁公和卫侯、宋国的皇瑗在郧会见。鲁公又会见卫、宋两国，想召集它们来顺从吴国。然而卫侯来了，宋公却没有亲自到场，可见诸侯的内心最终并不服从。宋国的向巢率军攻打郑国。宋国已经第四次攻打郑国了。冬十二月，发生蝗灾。十三年春季，郑国的罕达率军在岩邑夺取宋军。这是报复雍丘之战。春秋中记载“夺取军队”的事很少，只是在后面才又记载。宋、郑两国互相夺取对方的军队，难道将成为战国时期杀人至城满、野满的开端吗？夏季，许男成去世。鲁公和晋侯、吴子在黄池会见。自从晋国失去霸主地位以后，鲁国想尊奉吴国为霸主，然而只能召来晋国，连宋、卫两国都没有到，吴国又怎么能成为霸主呢？这一条先记晋侯，是通常的文法，并不是“不许夷狄主持中原”的说法；记作“吴子”，是把它与晋侯相配，也是通常的文法，并不是抬高吴国的说法。楚国的公子申率军攻打陈国。楚国趁吴国在黄池会盟，又遭到越国入侵，所以再次攻打陈国，认为吴国不能救援陈国。从此陈国就危险了。越国攻入吴国。柏举之战时，越国曾攻入吴国，吴国也应该知道警戒了，却又傲慢地举行黄池之会，越国再次攻入吴国。吴国依仗勇力而缺少见识，所以最终走到灭亡的地步。秋季，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晋国的魏曼多率军侵入卫国。这是接续七年的侵卫之战。安葬许元公。九月，发生蝗灾。冬十一月，彗星出现在东方。彗星在早晨出现，所以说是“东方”。盗贼杀死陈国的夏区夫。十二月，发生蝗灾。十四年春季，向西出猎，捕获麒麟。这同记载“宋国的六只鹢鸟倒着飞”、记载“鲁国的瞿鹆来筑巢”一样，都是记述异常现象。然而麒麟是并不常有的祥瑞之兽，如今却在出猎时被捕获而死，于是祥瑞反成了灾祸。孔子曾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大概完了吧！”他在这里对麒麟被捕有所感触，所以编修《春秋》到这里便停止了书写。

译《春秋》无例详考。新安首源姚际恒。没有“隐公无正月”的条例。隐公自元年记载“春王正月”以后，便没有正月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记正月。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将要把君位让给桓公，是荒谬妄诞的说法。既然将要让位给桓公，为什么反而没有正月呢？既然将要让位给桓公，没有正月这一条尤其应该从元年开始，为什么元年又有正月呢？如果认为因为将要让位，所以不说正月，那么即使正月有事，也要删去吗？如果这样，怎么能算史书！这部编著专门讨论所谓条例，只把声称有条例的说法统一辨析，不分别指出出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是胡氏，读者自行查考，以下都依此办理。又，公羊、谷梁以及胡氏，在通论中本来不加辨析；这里之所以辨析，是因为他们提出了条例。没有“桓公年间无王字”的条例。桓公元年、二年，以及十年、十八年都记作“春王正月”，其余年份都记作“春正月”。大概“春正月”是旧史的原文，在“春”下面加“王”字，是孔子借此表达的意义，详见隐公元年。其中没有“王”字的地方，是偶然遗漏，未加上罢了。如果说这是因为贬斥桓公弑君，所以不写“王”，那么桓公一世都应当不写；元年尤其不应当写，为什么元年写了，二年、十年、十八年也写了呢？这显然是沿用旧史而偶然没有加字。况且此后的宣公也参与弑君，为什么都写“王”呢？把这当作解释，和小孩子的说法有什么不同？这样一来，对二年及其他年份所写的“王”字又无法解释，只好另造种种邪说，更是不值得辨析，也辨析不尽了。没有“定公元年无正月”的条例。凡是新君在先君去世后的第二年即位，必定记作“春王正月”。鲁公即位，如果是在上一年已经即位，那么即使正月没有事情，也一定记作“春王正月”，以此接续平常的年份；若一春没有事情，才记作“春王正月”，如果二月、三月有事，就不这样记。如今定公六月才即位，所谓元年大概是追称，实际上仍是先君之年，所以不记“春王正月”；直到三月有事情，才记作“春王三月”，和通常年份一样。那些迂腐的儒生天性愚钝，冒昧地妄造邪说，真可笑。如今看到《春秋》三传的旧本也依照他们的说法，竟把“春王三月”四字截开，把“春王”二字作为一条，把“三月”和下面的事情作为一条，更令人惊骇。没有“王称天王、不称天王”的条例。旧史称“王”，孔子在上面加“天”字，是为了尊崇王，这是表达义理的重要做法。没有“天”字的地方，是偶然沿用旧史而遗漏了，也如“春正月”漏掉“王”字一样。桓公在位期间，周王来聘问三次，来求车一次，都称“天王”；只有庄公元年记作“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如果认为桓公弑君，所以在他死后赐命时贬低周王，不称“天王”，那么桓公生前周王来聘问等事，为什么反而不贬低周王而称“天王”呢？又，文公五年夫人风氏去世，周王派人送来含玉和赗礼，以及参加葬礼，也都称“王”，没有“天”字，于是又说天子把含玉、赗礼送给诸侯的妾，所以删去“天”字。那么惠公的仲子也是妾，周王来送赗礼时为什么又称“天王”呢？况且经文其他地方也有周王不称“天王”的。桓公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以及“公朝于王所”，都不称“天王”。十二公没有“记载即位或不记载即位”的条例。十二位鲁公中，只有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没有记载即位。考察可知，鲁公去世后，继承君位的国君在灵柩前完成殡奠，就在灵柩前即位为君；到第二年改元，又在正月初一举行即位礼，取《尧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的意义，所以记作“即位”。也有在完成殡奠后就在灵柩前举行即位礼，称为“在先君之年即位”，因此第二年正月不再举行即位礼；这样便也不记载即位。这就是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即位的原因。如今解说者说隐公不记“即位”，是因为他只是代理国政。隐公实际是继承君位成为国君，并非代理。记“元年”，记“正月”，生前称“公”，死后称“薨”，一项项都与其他鲁公相同，为什么偏偏说他是代理呢？又说庄公不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考察下文记载“三月夫人孙于齐”，文姜从上一年夏季鲁公的丧事后自齐国回来，当时文姜已经回国，直到三月又记“夫人孙于齐”，这就可以看出。竟说文姜已经出奔，难道不是梦话吗？又说闵公不记“即位”，是因为发生动乱；然而宣公也处在动乱之中，为什么却记“即位”呢？又说僖公不记“即位”，是因为鲁公出奔；鲁公确实曾经出奔，即使按照左氏所说，他在上一年八月出奔后随即回来，为什么第二年仍不举行即位礼呢？又有人说，凡是继承被弑国君之位的，都不说即位；但隐公并不是继承被弑国君，所以不能这样解释。又有人说，这四位鲁公在国内没有承受先君之位，且没有向上级请命，这更加荒谬！不向上级请命，十二位鲁公都如此，为什么偏偏只有这四位如此？至于桓公、宣公弑君却记“即位”，定公由强臣拥立却也记“即位”，难道他们在国内有承受君位的正当依据吗？没有“记日或不记日”的条例。凡是不记日期的，除了本来不必记日期的情况以外，其余都是有所缺漏。日食记日与不记日：日食一定发生在日月交会的时候，所以是在朔日。因此桓公三年记作“王辰朔”。举出这一件在前的事来说明其余各例，以下都依此办理。《诗经》也说“十月日月交会，朔日辛卯，发生了日食”，就是这个意思。像隐公三年记“己巳”，就是漏掉了“朔”字；桓公十七年记“朔”，就是漏掉了日期；庄公十八年只记“三月”，就是日期和“朔”字都漏掉了。竟有人说，记日期而不记朔日，是在晦日发生日食；没有在晦日发生的日食；说记朔日而不记日期，是日食从朔日开始；没有两日发生的日食；说既不记朔日也不记日期，是夜间发生日食。夜间也归属于日期，怎么会有既不记日期又不记朔日的情况呢？这尤其是穿凿附会。国内大夫去世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不记日。有人说是鲁公没有为他举行小敛，有人说是路远，有人说是因为厌恶，胡氏也能够辨析这些说法，这里不再赘述。至于胡氏自称恩礼有厚薄，实际上仍沿袭没有举行小敛的说法，实在可笑。前人辨析说：宣公以后和文公以前的年数大致相同，但记载去世日期的数量将近多一倍；那么为什么前者全都恩礼薄，而后者全都恩礼厚呢？

译这也是确切的论断。诸侯去世记日与不记日：隐公三年“庚辰日，宋公和去世”。有人说诸侯去世记日是“正例”。如果隐公七年滕侯去世不记日，怎么能看出滕侯不合正礼呢？况且还有连月份都不记的，那就是连月份也遗漏了。僖公十四年“冬季，蔡侯肸去世”，有人说“诸侯在当季去世，是因为厌恶他”。蔡侯有什么可厌恶的？难道是因为他跟从楚国吗？如果是这样，当时郑、陈等国跟从楚国的很多，为什么它们的国君去世都记日期呢？诸侯下葬记日与不记日：诸侯下葬虽有当时、过时和不及时的不同，但有人把记日或不记日解释为当时、过时和不及时的条例，似乎还可以；然而当时、过时和不及时的情况都有记日和不记日的，显然不能作为条例。在这里还要强行分别条例，这种妄说还有什么值得辨析的呢！结盟记日与不记日：记日的，如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日，鲁公和戎人在唐结盟”，有人说“记日期，是为了表示慎重”。如果僖公六年“夏五月辛酉日，鲁公会见齐侯，在艾结盟”，不知道又是为什么表示慎重？又如僖公九年“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有人说是“表示危险”，有人说是“表示赞美”，究竟该听从哪一种呢？不记日的，如隐公元年“鲁公和邾仪公在蔑结盟”，有人说“不记日，是因为这次盟约后来会改变”。那么全经所记的盟约，后来改变的十有八九，为什么大多都记日期呢？况且庄公十三年“鲁公会见齐侯，在柯结盟”，又有人说“不记日，是因为盟约可信”，究竟该听从哪一种呢？国外诸侯结盟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八年“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有人说“诸侯三国共同结盟从此开始，所以谨慎地记下日期”。却不知道元年“鲁国和宋国人在宿结盟”，当时是鲁、宋、宿三国，三国共同结盟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却没有谨慎地记下日期。攻入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十年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攻入郕”，有人说“记载攻入的日期，是厌恶攻入者”。那么僖公二十年郑国人攻入滑却不记日期，难道唯独不厌恶攻入者吗？夺取记日与不记日：隐公十年“辛未日夺取郜，辛巳日夺取防”，这是因为夺取两座城邑，所以分别记日。若只写“夺取郜、夺取防”，就不知道是同一天还是不同日子。竟说“夺取两座城邑，所以谨慎地记日”，难道不是梦话吗？攻伐记日与不记日：攻伐不记日期，是因为只知道曾前往攻打，却不知道在哪一天交战，而且日期也无法一一记载；如果记“战”，就一定有日期。因为有胜败，所以说“战”。庄公二十八年“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和齐国人交战”，这就是当天攻打、当天交战。攻打我国本来就应当交战，只是早晚取决于当时的情况罢了；竟说记日期是深深憎恶卫国在当天交战，既然如此，难道卫国应当束手等着被捆绑吗？弑杀尚未即位的国君记日与不记日：文公十八年“子卒”不记日，有人说不记日是因为“不忍心说”。那么庄公三十二年“己未日，子般去世”，难道唯独忍心说吗？没有诸侯来朝的时令和月份条例。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有人说在这个月来朝，是因为桓公弑君，所以谨慎地记载。如果成公六年“夏六月，邾子来朝”、七年“夏五月，曹伯来朝”、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来朝”，成公、定公都没有弑君，为什么也记月份呢？没有诸侯记名或不记名的条例。诸侯生前记名与不记名：诸侯生前通常不记名字，这是对的；然而孔子也没有自行制定这样的条例。怎么知道呢？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吴离来朝”，难道不是生前记名吗？大概因为它们是小国而且偏远，后来国君去世时又无法查知名字，所以在这里记下了名字。有人说这是“贬低他们”，圣人难道会尊重大国、轻贱小国吗？有人说这是“失国之君”，但失国应记作“来奔”，不应记作“来朝”。有人说是因为桓公的缘故，贬低他们所以记名；可是上一年冬季“纪侯来朝”，为什么不记名呢？不过这还是小国；即使大国也有记名的情况。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骗蔡般，在申杀死他”，楚子难道不是生前记名吗？有人说因为他诱骗中原诸侯并杀害，所以慎重地记名；这样一来，诸侯生前不记名的条例就无法成立了。否则，应该说“贤德的诸侯生前不记名”才对，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楚子名字的解释详见正文下文。诸侯失国记名与不记名：诸侯失国，确实大多记名；然而庄公四年“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十八年“齐军灭掉谭国，谭子逃奔莒国”，僖公五年“楚国人灭掉弦国，弦子逃奔黄国”之类，都不记名，可知并没有诸侯失国便记名的条例。有人说，圣人和纪侯没有争执，所以纪侯离开；那么谭、弦二国都是没有争执的吗？况且怎么能看出其他被记名的国家君主曾经争执过呢？诸侯出奔记名与不记名：桓公十五年“十五年”应作“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这是记名；僖公二十八年“卫侯出奔楚”，这是不记名，可知没有固定条例。诸侯归国记名与不记名：僖公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这是记名；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这是不记名，可知没有固定条例。被拘捕后送回，记名与不记名：僖公二十八年“曹伯襄复归于曹”，这是记名；成公十六年“曹伯归自京师”，这是不记名，可知没有固定条例。因诸侯被俘而送回，记名与不记名：僖公二十六年“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没有记名。有人说这是因为夔子无罪而被讨伐；如果这样，那么蔡侯献舞、路婴儿、沈嘉、许斯、顿、胡豹、曹阳、邾益等人难道都有罪吗？没有“诸侯灭亡同姓国家便记名”的条例。有人说诸侯灭亡同姓国家时要记名字，只是依据僖公二十五年“卫侯毁灭邢国”这一条。却不知道这里的“毁”字，大概是因为下文有“卫侯毁卒”，误连到上文而造成的；不知道这是错误，便妄加议论。比如僖公二年“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亡下阳”，虢国、虞国都是晋国的同姓，庄公四年“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纪国也是齐国的同姓，为什么都不记名呢？没有“诸侯去世记名或不记名”的条例。

译诸侯去世时记名字，不记名字的就是有所缺漏。隐公七年“滕侯卒”，有人说“不记名字，是因为没有参加同盟”。考察可知，参加同盟后去世而不记名字的很多；只拿隐公八年“蔡侯考父卒”来说，他没有参加同盟，为什么反而记名字呢？又拿“宿男卒”来说，元年“鲁国和宋国人在宿结盟”，宿国已经参加同盟，为什么又不记名字呢？如果认为小国不记名，那么薛、杞、滕都是小国，“薛伯卒”“杞子卒”“滕子卒”都不记名；而“薛伯谷卒”“耆伯？卒”“滕子原卒”却记名，可知没有小国不记名的条例。秦国是大国，也有不记名的情况；昭公五年、定公九年、哀公三年都记作“秦伯卒”，可知是因为秦国荒远，所以有所遗漏。没有“鲁国参加会葬便记载，鲁国没有参加便不记载”的条例。有人说，记载外国诸侯下葬，是因为鲁国前往参加，所以才记载；这是错误的。凡鲁国前往参加会葬，就一定记载派去的人。文公六年“公子遂到晋国参加晋襄公的葬礼”；宣公十年“公孙归父到齐国参加齐惠公的葬礼”；昭公三年夏季“叔弓到滕国，五月，安葬滕成公”；昭公十年“叔孙婼到晋国参加晋平公的葬礼”；昭公十一年“叔弓到宋国参加宋平公的葬礼”；昭公十二年“九月，季孙意如到晋国参加晋昭公的葬礼”。因此，凡是不记“某人到某国”，只记“安葬某国某公”的，都可知没有人前往参加会葬。否则，为什么有的记载，而其余都不记载呢？况且如桓公十三年“三月，安葬卫宣公”，难道二月才和卫国交战，三月就去参加葬礼吗？哀公十年“五月，鲁公从攻打齐国回来，安葬齐悼公”，又怎么会刚从攻伐中回来，就派人去参加会葬呢？又如昭公八年“安葬陈哀公”，当时陈国已经灭亡，难道还会遵循诸侯会葬的礼制吗？这更能证明并非如此。又有别国来鲁国参加会葬的，襄公三十一年记载“滕子来参加会葬”；其他没有记载的，也可知没有别国人来参加会葬。没有“记载外国灾害，是为了鲁国前往吊问”的条例。有人说，记载外国发生灾害，是因为鲁国前往吊问；昭公九年记载“陈国发生灾害”，当时陈国已经被楚国灭亡，鲁国还吊问什么呢？没有“诸侯下葬记载或不记载”的条例。诸侯死后下葬，是通常的礼制。只有吴、楚两国国君不记“葬”，因为把它们视为蛮夷之国而排斥在外。其余只记“卒”而不记“葬”的，是史文缺漏。僖公九年“宋公御说卒”不记“葬”，是说他尚未下葬，襄公便会合诸侯，因此替襄公避讳。可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攻打郑国时，他们也都尚未下葬，为什么却记“葬”，不替他们避讳呢？况且《春秋》有替本国避讳的，从没有替外国避讳的。僖公二十三年“宋公兹父卒”不记“葬”，是说他失去了民心。既然如此，凡诸侯记“葬”的，难道都得到了民心吗？宣公九年，晋成公、卫成公都不记“葬”，是说鲁国没有前往参加两国的葬礼，都是因为各有缘故。像卫宣公、齐悼公正在攻打自己的国家，见上文，为什么反而能前往会葬并记“葬”呢？国君遭弑的，多数不记“葬”，是因为局势混乱而无法查明事实，并不是说不讨伐贼人就不记“葬”。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文公十四年“齐侯潘卒”，都不记“葬”。有人说这是因为讨伐了弑君之贼却没有安葬国君；那么蔡景公、许悼公为什么又记“葬”呢？另见下文。至于隐公七年“滕侯卒”、八年“宿男卒”、桓公十二年“陈侯跃卒”、庄公十六年“邾子克卒”、二十五年“卫侯朔卒”之类，都不记“葬”。无从解释，便笼统地说是“怠慢礼制”“削弱其君”。所谓“怠慢礼制”“削弱其君”，是说小国；那么为什么小国中有许多记了下葬，大国反而也有不记下葬的呢？照这样说，鲁君岂不是冤枉了吗？这种说法多么荒唐悖谬、虚妄不实啊！没有“国君被弑、贼人尚未讨伐，便不记葬”的条例 有人说国君被弑、贼人尚未讨伐，便不记“葬”，只是因为鲁隐公、鲁闵公都没有记“葬”，所以才编造出这种邪说。他不知道，隐公、闵公的事迹没有记“弑”，所以用不记“葬”来显示这一事实，这正是《春秋》取义的方法。至于外国诸侯，知道他们已经下葬就记载，不知道他们是否下葬就不记载，哪里能追问被弑的国君其贼人究竟已经讨伐还是尚未讨伐，并把这当作条例呢？如襄公三十年“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十月，葬蔡景公”，对此无法解释，便说这是“君子的措辞”，又说“不忍让父亲在儿子那里失去民心”。这种晦涩闭塞、无法通达的说法，难道不是无计可施的遁词吗？昭公十九年“五月，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对此又无法解释，便说这是“不成其为弑”，因而赦免许止的罪；又说这是“不使许止成为弑父之人”，尤其令人痛恨。若真是这样，乱臣贼子岂不是乐于弑杀君父了，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用这种条例来解释《春秋》，实在是万世的罪人。没有“王不记葬”的条例 周王没有记“葬”，也是史文缺漏。说王不记“葬”，是错误的。诸侯尚且记“葬”，难道周王反而不记“葬”吗？于是又说有“过了时限才记”“没有及时便记”“我方有人前往才记”等说法来替它辩解，越发荒谬。假如真是我方有人前往才记，那么文公十年“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昭公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师葬景王”，就一定会记载；其他地方虽然记“葬”却不记某人前往，便可知鲁国没有前往。又有人说，凡记周王下葬的，都是鲁公亲自前往，更是荒谬。大夫前往诸侯之国尚且记载，前往周王那里也记载，何况鲁公呢？不必再辨了。没有褒贬诸侯爵号的条例

译《春秋》中杞、滕两国都是侯爵。经文称杞国，有时称伯，有时称子；称滕国，有时称子；称薛国，有时称伯，这些都是降低爵号。为什么呢？杞、滕、薛都是小国，朝见、进贡和赋税的力量不足以完备礼制，所以愿意降低身份来行事；他们来报告时怎样称呼，史官就怎样记载，孔子并没有再加以改易。说孔子在这里有所升降褒贬，是邪说。否则，为什么偏偏只在这几个小国身上反复改动呢？至于大国有时称爵，有时称“人”，又把升降褒贬说成就在这里，更加荒谬。“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称作“人”，其中可能有国君，也可能有大夫，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各自的事情判断。这一点难以全部辨析，详见各条正文及后文。吴、楚两国国君本来被视为蛮夷之国，所以经常压低其称号。楚国先称“楚”，更早又称“期”，是沿用旧称，与称“楚”相同；后来称“楚人”，再后来称“楚子”，也不是有所褒贬升降。大概是起初压低它，后来它同中原诸国会盟、征伐，声势日益盛大，不能再压低，而且也是为了文辞简便。详见正文下文。然而后来既称“楚子”，又称“楚人”，原来就没有始终统一称呼；吴国也是这样。没有“盟”与“同盟”的条例 “盟”和“同盟”是一个意思。《春秋》以前都记作“盟”，从庄公十六年开始记作“同盟于幽”，大概是沿用来报告的文辞。齐桓公刚刚成为霸主，所以使用这种夸大的说法。有人说“同”是共同对外抵抗楚国，“同”是共同尊奉周王，这些说法都荒谬；又说志向和愿望相同，所以与齐桓公结盟；还说小国愿意同他结盟，并非出于勉强，所以称“同盟”。既然如此，僖公二年在黄地结盟，难道不是志向相同、愿意结盟吗？为什么不称“同”，来同齐桓公相配呢？葵丘之盟被说成最为美善，又为什么不称“同”来同齐桓公相配呢？到了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郑国随后又跟随楚国攻打宋国，于是又说记“同盟”是为了显示他们先前同心而后来背叛；襄公二十五年“诸侯同盟于重邱”，又说晋侯接受贿赂，所以特别记作“同”。如果这样，那么违背盟约、接受贿赂都记作“同”，记“同”的反而是因为“不相同”，这难道不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之说吗？没有“围”与“同围”的条例 “同围”就是共同围攻；“围”和“同围”是一个意思。襄公十八年“诸侯同围齐”，便说诸侯共同痛恨齐国，同心协力地围攻它，这是错误的。诸侯痛恨齐国，是因为齐国攻打鲁国；鲁国痛恨齐国，其他诸侯并不十分痛恨。何况其中还有邾、莒两国，邾、莒曾多次站在齐国一边攻打鲁国，如今迫于晋国命令，不得已围攻齐国，哪里是同心协力呢？大概编造荒谬条例的人，既是不理解经文，也是在欺骗那些不理解经文的人。没有“归”与“复归”的条例 记作“归”和记作“复归”是一样的。有人说，称“归”是出国和归国都没有恶行，如桓公十三年“突归于郑”、庄公二十四年“赤归于曹”、哀公十三年“晋赵鞅归于晋”，这些人的归国难道都没有恶行吗？又说称“复归”是出国时有恶行、归国时没有恶行。僖公二十八年“卫侯郑自楚复归于卫”“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君臣使用同样的辞例；国君归来，臣子就被驱逐，国君出奔，臣子就归来，可见臣子的罪过很大，他们的“复归”难道都没有恶行吗？没有“入”与“复入”的条例 记作“入”和“复入”也是一样的。有人说称“入”，是出国和入国都有恶行。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这些人的入国难道都有恶行吗？又说称“复入”，是出国时没有恶行、入国时有恶行。成公十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襄公二十三年“晋栾盈复入于晋”，他们再次入国确实有恶行，难道他们出国时就没有恶行吗？又有人说，宋鱼石、晋栾盈称“复入”，是因为离开国家三年，原有职位已经断绝；郑良称“入”，是因为职位尚未断绝，这也错误。出奔的人都不是以正当方式离开国家；既然是出奔，在出奔时职位就已经断绝了，难道要等三年以后才断绝吗？没有“入”与“归”的条例 记作“入”和“归”也没有什么条例可言。有人说“入”是难听的说法，“归”是好听的说法，这不对。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并没有许国人拒绝他，有什么困难可说？僖公三十年“卫侯郑复归于卫”，卫侯先前出奔后得以归国，这次又被晋国拘执送回，他的归国也很艰难，哪里有什么容易可说？没有“公会”与“公及”的条例 “会”是同某人相见；“及”是同某人一起参与。“会”和“及”的字面意义本来不同，但经文中的用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有人说“及”以鲁国为主，“会”以外国为主，这是错误的。说“及”以鲁国为主的，例如隐公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解释者说鲁公主动向邾国求好。考察可知，蔑是鲁国的土地，实际上是邾仪父来要求结盟，而鲁国同他结盟；况且邾国是邻近鲁国的小国，鲁公即位后何必向它求好呢？又如隐公七年已经有“公伐邾”，更能看出此前的盟约并非鲁公主动求取。隐公十一年“夏，公会郑伯于时来”，秋天“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许国是郑国的邻国，所以整部《春秋》中郑国多次攻打许国，后来终于灭掉它。许国距鲁国很远，与鲁国没有关系，因此鲁公会见郑伯，是郑国的意图；鲁公和齐侯、郑伯进入许国，也是郑国的意图。既然如此，怎么能看出会见郑伯是郑国的意图，而进入许国却是鲁公的意图呢？说“会”以外国为主的，例如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讙”，是为了亲自迎接齐侯，难道不是鲁国为主吗？桓公十年“公会卫侯于桃邱，弗遇”，这是鲁公想会见而卫侯躲开了，难道不是鲁国为主吗？照这样看，“及”反而多是外国为主，“会”反而多是鲁国为主。然而读《春秋》只要能够理解它的意思就可以了，也不必硬定为某种条例。偏偏那些强行编造荒谬条例的人所说的，恰恰与事实相反，难道不是可笑至极吗！没有“及”与“暨”的条例 “及”就是“暨”。有人说“及”表示我方主动愿意，“暨”表示不得已，这是错误的。定公十一年，宋公的弟弟辰同仲佗、石彄先出奔，记作“暨”；后来叛乱，记作“及”。既然叛乱是他们主动愿意的，那么出奔也不可能是不得已；如果出奔是不得已，叛乱难道又是他们主动愿意的吗？没有“公及”与“及”的条例

译庄公二十二年“及齐高徯盟于防”，有人说不称“公”，是“避讳与大夫结盟”。那么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成公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薛人、鄫人盟于蜀”，为什么都记作“公”呢？没有“公会”与“会”的条例 记作“公会”和只记“会”是一样的。其中只记“会”的，有时确实是因为鲁公在场。庄公十六年“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有人说鲁公首先背叛盟约，所以避讳而不称“公”。背叛盟约的鲁公多得很，即使只说隐公，盟誓邾国后又攻打邾国，盟誓宋国后又攻打宋国，为什么都记作“公”呢？如果因为他是首先背盟的人，桓公十二年秋七月“公会宋人、燕人盟于谷邱”，十二月“及郑师伐宋”，这也是首先背盟，为什么仍然记作“公”呢？僖公二十九年“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有人说这是因为同王子虎结盟；王子虎并非王子虎，见本文辨析。这里盟约以上凌下、下犯上，所以避讳而不称“公”。可是僖公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欸盟于洮”，同样有王人，为什么又记作“公”呢？僖公二十九年“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有人说不记“公”，是避讳鲁国开始同楚国会盟。然而这还只是诸侯之间修好；像成公三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诸侯已经推举楚国主持盟约了！鲁国放弃晋国而归附楚国，事情尤其重大，为什么反而记作“公”呢？况且在齐国结盟的都是各国大夫，那里不记“公”，也应当是大夫参与。没有“记公至”与“不记公至”的条例 国君出国，一定记“出”；那么他返回，也一定记“至”，这是史书的体例。若路途近便不记，或者路途遥远却没有记，是史官遗漏，并不是有什么条例。既然已经把“记至”“不记至”说成条例，又在记“至”的条例中继续编造荒谬条例，说有时是为了记明离开本国超过时限之久，有时是为了记载会盟、侵伐的危险，有时是为了显示结党作恶、依附奸邪的罪行。唉，不过是一个“记至”罢了，却有说不尽的喋喋之辞，这都是戕害经义最严重的做法。没有“鲁国内部记战就是败”的条例 编造荒谬条例的人说，鲁国一方不记“败”，只说“战”就表示失败。庄公九年“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不是已经明明记了“败”吗？没有“称爵”“称人”的条例 “人”是上下通用的称呼，国君、卿、大夫、士和庶人都包括在内。辨明了称“人”的情况，称爵的道理自然清楚，所以这里不再讲称爵。无法知道实情时，就称“人”。如隐公四年“卫人杀州吁于濮”，有人说这是讨伐贼人的辞例，或说是众人的称法，都不对。庄公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公子御寇”，难道也是讨伐贼人的辞例吗？也是众人的称法吗？又如襄公十四年“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趸、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其中各国大夫有的记名，有的不记名，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有国君，也有大夫，统称为“人”。如庄公五年“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攻打卫国是大事，鲁公不可能亲自前往，而四国也不可能都只派地位低微的人，因此其中必定有大夫；由于大夫称“人”，国君也一并称“人”。又如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齐桓公主持盟会，其他四国难道敢都只派地位低微的人前往吗？这类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为了简略，所以称“人”。如庄公十五年“郑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齐人、卫人伐郑”，这些大多是诸侯，却为了简略而称“人”。如果说因为某种缘故才称“人”，《左传》等传记最喜欢牵强附会，为什么却一句也不说明呢？又如襄公十年“晋人、齐人、宋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假使十二国都记出大夫的姓名，岂不是烦琐累赘至极？何况小国的大夫有的本来就不知道姓名。有人说这是“责备他们”，有人说是“贬抑他们”，有人说是“褒奖他们”，都不对。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就称“人”。如桓公十年十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十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前面已经称爵，这次再次出现，所以称“人”。有人说这是削去爵号，或又说这次来的是大夫，都不对。称“人”并不是贬抑。如庄公五年“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有人说其中的“人”是齐侯、宋公等诸侯，因为他们违背王命，所以把他们称“人”，把“公”也称“人”，这是错误的。如果果真因为违背王命，那么其他诸侯也称“人”，为什么不去掉“公”呢？照这种说法，难道只适用于会盟的条例吗？把微妙的意义说得如此深奥，真是荒谬。称诸侯为“人”而把“公”也称“人”，孔子难道会这样做吗？这叫作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的胸怀。庄公十三年“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有人说宋公、邾子称“人”，是因为诸侯主持天下会盟的政事从北杏开始，所以四国称“人”。主持会盟的是齐桓公，为什么不贬齐桓公，反而贬抑四国呢？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有人说齐侯称“人”，是讥刺他攻打戎人。不仅攻打戎人没有可讥刺的道理，而且下文记“齐侯来献戎捷”，又称齐侯，难道是讥刺他攻打戎人，却褒奖他献上战利品吗？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有人说称“人”是贬抑。可是宣公八年“晋师、白狄伐秦”称“师”，既不褒也不贬，为什么不称“人”来贬抑它呢？这一年“晋人败狄于箕”，成公十二年“晋人败狄于交刚”，都是攻打狄人，并非同狄人一起攻打中原，为什么都称“人”呢？宣公三年“楚人侵郑”，四年“楚子伐郑”，五年“楚人伐郑”，九年“楚子伐郑”，都是同一个楚国，都是攻打郑国，也都在宣公时期，却这样交错使用“子”和“人”，这是为什么？难道一会儿褒奖，一会儿贬抑吗？

译这样一来，所谓“称人为贬抑”的说法，不用辨析也自然明白了。称“人”并不是褒扬。闵公元年“齐人救邢”，“救”本来是善行，由此可见称“人”并非贬抑。然而各家传注又都说这是褒扬，那么就同“称人为贬抑”的说法正好相反了，岂不可笑！称“人”也不是因为将帅地位低、军队人数少。对于称“人”既不能用“贬抑”解释，也不能用“褒扬”解释，于是又说是“将帅卑微、军队人数少”，这也错误。如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宣公九年“宋人围滕”，凡是“围城”，哪里是军队人数少就能做到的？军队人数众多，哪里是地位低微的将帅所能统率的？即使是浅陋的儒生也知道分辨这一点。没有“称师”的条例 “师”字本来的训释是“众”，但经文所称的“师”，不一定就是因为人数众多；有时是因为不知道其国君或大夫，所以称“师”。春秋时期诸侯以战争、攻伐为事，凡是出兵没有不人数众多的，若一定要说人数众多才称“师”，是错误的。小国不可能拥有大军，虞国是小国，经文却称“虞师”；又称“晋师”，这又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人说“虞国没有军队”“曹国没有军队”，这种说法一个字也无法解释。何况说将帅地位低而军队人数多便称“师”，更加荒谬。哪里看得出将帅地位低呢？况且军队人数众多，也不是地位低的将帅所能统率的。又有人说将帅地位尊贵、军队人数众多就称“某帅师”，也错误。当时把战争看得很重，统率军队的没有不是大夫的；即使不称“帅师”，难道就都是地位低下的人吗？又有妄造条例的人说：有时是“夸耀其强盛而称师”，有时是“显明其暴虐而称师”，有时是“厌恶其不具名、不合义而称师”。所谓条例，是说称“师”本身构成一条固定规则；现在又把它分成种种有褒有贬的情况，那么称“师”就不成其为条例了。这是把没有条例当作条例，连“条例”二字的意义都不懂；说这种人一个字也不认识，难道是虚言吗？他们把称“人”解释为“将帅卑微、军队人数少”，又把称“师”解释为“表示人数众多”。如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公追齐师”，前面称“人”，难道是军队人数少；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后面称“师”，军队难道突然人数众多了吗？把称“师”解释为褒扬，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说这是实际赞许他们。把称“师”解释为贬抑，如庄公八年“师及曹师围郕”，“秋，师还”，说这是“看重人数众多”“轻率地动用大军，不合义”。军队称“师”本来就被说成有分量，却有时解释为褒扬，有时解释为贬抑，到底应当听从哪一种呢？没有“称师次”的条例 “次”有停驻、屯驻的意思，古人把住一夜称为“次”。凡是攻伐、救援都有驻军的情况，而救援尤其如此。为什么救援军要驻扎呢？攻伐时多半直接前进交战；救援不同于攻伐，必须迟疑徘徊、审慎处置，观察两国胜败的情势，然后再前进。《春秋》只是如实记载事实，这里有什么固定条例可说呢？有人却说，攻伐而驻军是褒扬，救援而驻军是讥刺。春秋时期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凡攻伐都不是善行，却把攻伐说成善；凡救援都是善行，却把救援说成讥刺，这难道不是颠倒错乱、丧失本心吗？至于在条例之中再细分条例，那种妄说更不必辨析了。况且他们说救援军驻扎是讥刺，是因为把“次”解释为迟缓。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邱”，攻伐时哪里能迟缓？如果稍有迟缓，正是因此而失败。既然攻打别人，又想获得好名声，却因为迟缓而失败，还不如不攻打；既然救援别人，又不怕承担恶名，暂且停驻，又何如不去救援呢？这更是昧于人情和事势的妄谈。没有“称国”的条例 以国家为主语而记“杀”。称“国”杀死本国大夫，就是说国君；有时或许是国君和大臣共同谋划，但无法知道详情，所以称“国”。有人说这是表示众人，错误；如果是众人，就应称“国人”。以国家为主语而记“伐”。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称“国”，是因为不知道究竟是国君还是大夫出兵，所以从简称国。有人竟说这是“狄晋”，错误。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定公四年“晋士鞅伐鲜虞”，为什么又不说是“狄晋”呢？成公三年“郑伐许”，有人说这是“狄郑”；那么四年“郑伯伐许”，为什么不说“狄郑”呢？本来没有理由可讲，却又强行编造理由。解释经文最忌讳的就是逞口舌。以国家为主语而记“败”。僖公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有人说这是“狄秦”；那么这一年春天“秦人入滑”，为什么灭掉别人的国家不说“狄”，反而战败才说“狄”呢？没有“大夫称名、称字”的条例 有时称名，有时称字，本来就是沿用旧史。旧史本来就是当时各国的报告文书，圣人从来没有在其中加以褒贬。否则，某人应当褒扬而旧史只写他的名，某人应当贬抑而旧史只写他的字，难道圣人还要奔走列国，查明他们的名与字以后才能作《春秋》吗？至于其中并无毁誉的旨意，姑且不论。编造荒谬条例的人说：“王朝大夫一律称字”“列国受命的大夫一律称字”“诸侯的兄弟一律称字”“中原诸国的附庸一律称字”。说王朝大夫一律称字，是错误的。隐公五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赗”，称名；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庄公元年“天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文公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都称字，并没有固定条例。何止名和字没有固定条例，有的不称名、不称字而只称氏，如尹氏、武氏；有的只说他的父亲，如仍叔之子、武氏子；有的只称爵位，如周公、召伯。怎么能说称王朝大夫有固定条例呢？

译难道真有这样的条例吗？如果“天”字在原文中脱落，那么上面列举的几条只是旧史偶然遗漏罢了；他们恰好依据遗漏“天”字这一点，便说前面归还仲子赗礼时称宰咺的名，后来安葬成风时周王不称“天”，进而说出“桓无王”“王无天”等话。诸侯大夫，孔子尚且没有任意褒贬他们的道理，何况周王呢？这是用自己卑鄙浅陋的见识，把圣人也看成卑鄙浅陋的人。况且按他们的说法，既然称名就都应称名，为什么又称字？既然去掉“天”就都应去掉“天”，为什么又有称“天”的？难道归还仲子的赗礼，罪在宰咺而不在周王；赐给桓公命、归还成风的含与赗、前往会丧，罪在周王而不在荣叔和召伯吗？又难道周王真会因为尊贵，便屈尊同臣下交往，并如此反复更换笔法来表示贬抑吗？他们把圣经看成游戏，把圣人看成儿童，竟荒谬可恨到了这种地步。说诸侯兄弟一律称字，也是错误。桓公十四年“郑伯使其弟语来聘”和三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相同；可是他们不把“年”当作名，而偏偏把“语”当作名，说这是因为郑伯偏爱弟弟，不合友爱兄弟之义。难道凡是担任使臣的，都是国君宠爱臣下吗？臣子可以受宠爱，弟弟反而不可以受宠爱吗？所谓“宠爱”，正是友爱兄弟，却说这不合友爱兄弟之义，实在是不懂“友于”的意义。说列国大夫一律称字，也是错误。本句原来接在上文末尾，现移到这里另列一条。桓公十一年宋国人拘执郑国的祭仲；祭仲是驱逐国君、专擅国政的无道之臣，却因为称字而与所谓条例不合。有人妄说这是把他当作贤人，以便符合自己的条例，既然不顾是非真相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又有人说称字并不是褒扬祭仲，而是极力揭露祭仲的罪过。编造荒谬条例的人原先把称字说成褒扬、称名说成罪恶，如今又把称字说成罪恶，这种逞口舌的说法反复无常，还有什么说不出口呢？像季札，是春秋时期公认的贤人，然而经文称“吴札”，并且说他同孔子友善，由此可知称名并不表示不贤。说中原附庸一律称字，也是错误。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只是依据隐公元年“邾仪父”而说。不知道邾国并不是附庸，仪父也不是国君，辨析见本文。而且整部经书中，诸侯以及附庸的国君都称名，从没有称字的。按：诸侯也有许多没有正式名的，如黑臀、婴儿、蘧蒢恶等名，仍像后人的小名；连名都没有，何况字呢？既然如此，这种说法本来就讲不通，怎么能强行附会成一条条例呢？萧叔朝见鲁公，也同“谷伯绥来朝”一类相同；这些偏远的小国很少再次见于经文，所以记他的名。至于萧叔，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只记作“叔”。没有“大夫称氏、不称氏”的条例 僖公以前，经文记载大夫都用名；鲁国的大夫无骇、翚、挟、柔、溺，外国的郑宛、纪裂繻之类，也都称名，还没有用氏来称呼的。此后，鲁国大夫没有不称氏的，都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如此。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不称氏，有人说是贬抑他，因为厌恶他开始灭国；四年“翚帅师”，有人说是厌恶他；十年“翚帅师”，又说不称翚氏，是因为他提前出兵，这些都错误。详见本文。若说“无骇卒”“挟卒”，又该如何解释呢？僖公以后都称氏；如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因为称了氏，又有人说这是生前赐氏，以表示特别宠异，也错误。赐氏本来发生在生前，哪里有死后才赐氏的？说死后赐氏，是误信《左传》“羽父卒，请族”的荒谬说法。辨析见本文。宣公十七年“公弟叔？卒”，称作叔？，与季友、仲遂相同；对此无法解释，又说并非生前赐氏。若不是任意逞口舌，还有什么说法不能编造呢？成公十五年“宋杀其大夫山”不称氏，只是从略；有人却说“不称氏，是背弃其宗族”，也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宋国杀死大夫的记载，多数连名字都没有，何况有名而没有氏呢？没有“称公子、不称公子”的条例 称“公子”与不称“公子”，有时是沿用旧史，有时是不称，是为了简略。隐公四年“翚帅师”、十年“翚帅师”，有人说不称公子，是贬抑他参与弑君。那么庄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明明是同一个翚，也同样是参与弑君的人，为什么前面贬抑，后面却褒扬呢？对此无话可说，便说这是因为他修复先君的友好关系，所以称“公子”，尤其是毫无根据的妄说，不值得辨析。又，公子庆父弑杀两位国君，为什么都称“公子”，不把他的“公子”称号去掉一次呢？桓公十一年“突归于郑”，有人说不称公子，是断绝其身份。可是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出奔蔡”，难道称“伯”反而不如称“公子”吗？哀公六年“齐阳生入于齐”，有人说不称公子，是为了诛责他不尽为人之子的道义。可是宣公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为什么又称“公子”呢？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不称“公子”，而且称名；这同楚椒、秦术相同。三传都认为季札贤德，对此却无法解释。于是浅陋的儒生因为它不合所谓条例，又另创一种说法，沿袭常山刘氏之论，说圣人贬斥他让国而导致祸乱。唉！他们既然称许伯夷、叔齐，尊崇周人的德行，又赞美泰伯，就必然把让国看作贤德之举；至于其中的疑问暂且不论。孔子是根据卫国方面所指说的，而且这是季札来聘以后的事情，难道会预先去掉他的“公子”称号来贬抑他吗？公子翚、公子庆父都是争相成为弑逆之人的，却没有去掉“公子”；季札反而因为谦让而去掉“公子”吗？为了迁就自己的条例而诬蔑圣人，实在可恨。然而他们内心终究还是认为季札贤德，不能昧着良心否认这一点，于是又说孔子对季札寄望很深、责备很严；这种逞口舌的说法同样令人痛恨。没有“称公子”与“称大夫公子”的条例 公子没有不是大夫的。称“公子”与称“大夫”，本来没有区别。成公十九年“郑杀其大夫公子嘉”，公子嘉是同一个人。襄公十年“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夏”；前面有三个人，所以不便一一称“大夫”，只有一个人时就容易称“大夫”。有人说不称“大夫”是罢免了他的官，称“大夫”则没有罢免他的官，这些说法都错误。没有“称公子”与“称弟”的条例

译“弟”就是公子；称“弟”，是为了显示亲近；称“公子”，只是说他是先君的儿子，意义较为泛泛。隐公七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人说不称公子，是贬抑他。难道“弟”反而不如“公子”亲近而尊贵吗？又如某侯的弟弟出奔某国，凡是这种记载，都有人说称“弟”是为了责罪他的兄长；那么凡不是出奔而记作某侯之弟的，又该如何解释呢？对于派遣自己的弟弟，又说这是责备他对弟弟有偏爱。如此说来，国君对弟弟，疏远不行，亲近也不行，究竟该用什么办法相处呢？没有“称使”“不称使”的条例 称“使”和不称“使”是一样的。鲁国不称“公使”，是因为宣公、成公以后，三家才开始专权；在《春秋》初期，还没有这种风气。隐公七年“翚帅师”、十年“翚帅师”，都是鲁公派遣的，编造荒谬条例的人不知道这一点，看到经文的写法，便以为像翚这样的人擅自行动，于是四年说翚“坚决请求而出行”，十年说翚“提前前往”。那么桓公三年“翚如齐逆女”，难道也是翚擅自前往吗？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难道也是臧孙辰擅自前往吗？对此无话可说，便说向齐国请求买粮是受讥刺，仍然是臧孙辰私自出行，难道不是毫无道理的粉饰之说吗？来鲁国结盟而不称“使”。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明明是齐侯派遣他来的，却说不称“使”是因为“我国没有国君”。既然我国没有国君，为什么不说齐国没有派使臣？实在无法解释。有人又说“不把齐侯说成派遣高子”，那么难道圣人反而尊重大臣胜过国君吗？更加无法解释。像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显然是楚子派他来，却还说不称“使”是尊重屈完，这种毫无道理的妄谈，哪里辨析得完呢！迎娶王后时不称“使”。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襄公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都不称“天王使”，因为从事情本身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奉王命出使。可是说祭仲不称“使”，是因为鲁公不可以去迎娶王后。王后的事情如此重大，鲁公为什么不可以奉命迎娶呢？又说刘夏不称“使”，是因为他只是天子的士。考察可知，“刘”是采邑，有采邑的人是卿；昭公二十二年的刘子就是其后人，怎么会只是士呢？没有“杀大夫记名、不记名”的条例 庄公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这类不记名字的，都是史官遗漏；有人说是因为多人共同杀害，或说是因为他们不是受命的大夫，都不对。又有编造荒谬条例的人说：义理在于杀人，所以只记官职；义理在于死者本人，所以连同姓名、氏都记载。这不对。义理都在于杀人。史书是记事的书，杀害大夫是大事，所以必须记载。但即使义理在于杀人，也自然应当详细记出姓名和氏，这是史书的体例。从来没有只记“杀了某官”的道理，只是因为遗失了姓名，才无从记载。若因此编造条例，说义理在于杀人，是因为罪过在于擅自杀人，而被杀者的是非没有必要记载，那么经文为什么只记“某国杀其大夫某”，从不另立措辞来显示被杀者的是非呢？况且如果不记姓名、氏是因为义理在于擅杀，那么凡记了姓名、氏的，就不属于擅杀了。可是被记姓名、氏的人，有的有罪，有的无罪；难道无罪的人反而就与擅杀无关了吗？没有“杀大夫称国、称官”的条例 凡是杀害大夫，只记作“某国杀其大夫某”，不管他有罪还是无罪。《春秋》是记事的书，不是专门记录赏罚的书。大概列国诸侯、大夫中无罪的占一半，而各国擅自杀人的错误，也只是如实记下事实，义理自然显现，不必替它作过深的解释。如僖公七年“郑杀其大夫申侯”，有人说称“国”来杀，是因为“杀的是无罪之人”。既然这样，不称“国”，又怎么知道是哪一国的事情呢？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有人说是“杀他并非因为他的罪行”，所以没有去掉他的官职。既然如此，不记官职，又怎么知道他是什么官呢？没有“抑退中原、进用狄人”的条例 杞、藤、薛都是侯爵，有的称“伯”，有的称“子”，并不是有所降等；楚、吴先称国，后来称“人”，再后来称“子”，也不是有所升等。有关说明前面已经详细说过。竟说这是贬低中原、抬高夷狄，并以此作为例证，实在是违背义理、扰乱常规，对世道的危害尤其严重！毁害经书的弊端，到这里达到了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