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十四新安首源姚际恒

译《春秋通论》卷十四。新安首源姚际恒。定公是襄公的庶子、昭公的弟弟，在位十五年。元年。通常新君即位满一年后改元，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如今定公六月才即位，这一年仍是昭公三十三年；但这里先称元年，大概是因为一年之中不能有两个国君，这是追记时的权宜做法。春，周王三月，晋人把宋国的仲几拘捕在京师。通常新君在即位满一年后的正月即位，所以记作“春，周王正月，公即位”。如果上一年已经即位，就不记“即位”。即使正月没有事情，也一定记“春，周王正月”，这是为了重新标明新君元年。至于其他年份，不是新君元年，正月无事，就不记“春，周王正月”。其余年份春季没有事情，也记“春，周王正月”，夏、秋、冬也是如此。如今定公六月即位，这一年仍与先君同年，也如同不是新君元年一样；正月没有事情，所以不记“春，周王正月”，直到三月有事，才记“春，周王三月”。大概元年仍可依权宜办法追称，正月却不能像新君元年那样记“春，周王正月”。这是本来固定的书法，愚昧的人不明白，竟无故张扬并倡导邪说，说成“定公没有正月”。一人倡导，后世千万人便跟着附和，实在可笑。当今世上三传本以及时本，都把“春王三月”四字截断，把“春王”二字作为一条，又把“三月”与下面的事情相连，更加惑乱人的视听，实在奇怪可叹。晋人，是晋国的大夫；以大夫拘捕大夫，是此前没有过的事。说“拘捕在京师”，是因为当时诸侯大夫正在修筑京师。京师就是成周；这里并不是说把人押送到京师。左氏说晋人把仲几拘捕后带回去，三月又把他送到京师；既增加了“拘捕带回”的“归”字，又把“拘捕在京师”说成“送到京师”，错误就是这样。夏六月癸亥日，昭公的灵柩从干侯送回。戊辰日，定公即位。昭公去世后过了七个月才开始送回，也足以看出季氏的不合道义。这是把灵柩到达的日子视为开始死亡的日子；诸侯死后五日入殡，从癸亥到戊辰正是入殡的日子。古代继承君位的国君，在安置灵柩、举行奠殡礼完毕后，就在灵柩前即位为君；到第二年改元，在朝廷举行朝正之后，再行即位礼。也有在灵柩前即位，第二年改元，不再举行即位礼的，大概是因为奠殡即位的礼仪兼具改元即位的礼仪。如今定公也是这样，何况从当时情势看更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公羊、谷梁说要先把棺材停放在两楹之间，然后即位。考察《檀弓》说“孔子梦见在两楹之间举行奠祭”，论者说这是殷礼，周礼则把灵柩停在西阶之上；这样解释礼制已经很可笑了，胡氏又引用《顾命》说成王在四月乙丑日去世，宰臣太保当天就在南门外迎接新王，把他引入翼室居丧，使他成为天下之主。如今公子宋从坏隤先行进入，还没有得以即位，这是受意如控制，不能按时即位。定公是意如拥立的，意如又为什么要控制他，使他不能按时即位？仅此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荒谬。考察成王在乙丑日去世，迎接新王进入翼室居丧；过三日到丁卯日，又过七日到癸酉日，共十天。天子十日入殡并举行奠祭，奠祭完毕就在灵柩前即位。如今公子宋从坏隤进入，正是迎接新王入翼室的那一天；戊辰日即位，正是新王在癸酉日即位的那一天，与《顾命》所说的礼制完全相合。如今却把《顾命》中成王去世后新王开始进入的日子误认为新君即位的日子，竟如此不通，还公然解释经文流传于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谈论礼制，所以顺带说到这里。秋七月癸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昭公。九月，举行大雩祭。建立炀宫。建立炀宫，必定是季氏所为。考察旧传，炀公是伯禽的儿子、考公的弟弟；他的庙已经毁坏很久，不知道为什么又建立他的宗庙。左氏说“季平子向炀公祈祷”，可是群庙中的神主很多，在祈祷之前，怎么知道炀公应该接受祈祷，为什么偏偏向炀公祈祷呢？万孝恭说，炀公以弟弟继承兄长，也像定公继承昭公一样，所以建立他的宗庙，以说明旧制。这种说法也很巧妙；但它所依据的是《史记》，《史记》中的孝公也是以弟继兄，为什么偏偏只建立炀公的宗庙呢？冬季，十月，降霜使豆类枯死。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降霜使豆类枯死，这是灾异。二年春，周王正月。夏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座观楼遭灾。如果写“雉门两观”，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雉门的两座观楼”，所以写“及”。不通达的儒者却从“及”字生发议论，实在可恨。秋季，楚人讨伐吴国。楚国讨伐吴国，这是吴国攻入郢都之祸的前因，四年后便发生了。冬十月，重新修筑雉门和两座观楼。“新作”是已经毁坏后重新修复旧制。考察“天子有五门”的说法，正经中没有根据；至于？门、应门见于《大雅·绵》，雉门见于这里，那么这些门都是诸侯国应当有的。两观是雉门外的两座观楼，也就是《礼记·郊特牲》所说的台门，诸侯也应当有。如今它们毁坏后重新修筑，是正常的事情。妄人拘泥于“正常事情不记载”的错误说法，认为雉门和两观都是诸侯僭越天子之制，《春秋》讥刺它们，不应重新修复。如果这样，难道宫殿城阙凡有毁坏，都不许修复吗？况且鲁国的雉门和两观最初建于何时还不知道，不讥刺初建，却讥刺修复旧制，这已经很奇怪了。假如没有发生灾害，那么圣人讥刺贬抑的意思始终无法显现，岂不是反而要庆幸它们遭灾吗？三年春，周王正月，鲁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便返回。鲁公即位后前往晋国朝见，却也遭到拒绝，重走昭公的旧路；从此鲁国国君也不再前往晋国。二月辛卯日，邾子穿去世。夏季四月。秋季，安葬邾庄公。冬季，仲孙何忌和邾子在拔结盟。邾快和黑肱来鲁国投奔，鲁国都接纳了他们。到这时邾子刚刚即位，前来举行这次盟会，是为了修复两国的友好关系。四年春季周王二月癸巳日，陈侯吴去世。三月，鲁公在召陵会见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和齐国夏，进攻楚国。

译这是刘子为了替楚国接纳子朝，联合十八国诸侯的军队进攻楚国。刘子平定周敬王的危难，使他在成周复位，所以能够这样盛大地会合诸侯军队；由此也可以看出人心依恋周王室，虽然周室已经衰弱到极点，到这时仍然振作了一下。这年秋季，特意记载“刘卷卒”和“葬刘文公”，便可看出这一点。左氏说这次会盟是晋侯主持的，晋国联合诸侯到平丘会盟为止；当时晋国失去霸主地位已经很久，而且定公也不强，怎么能够这样盛大地联合十八国军队呢？这不只是不了解《春秋》的经旨，也是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左氏又说蔡侯因为皮衣和马匹的缘故被楚国拘留，回国后请求晋国出兵，这也不是事实，不可信。大概是根据下文蔡国灭沈的事情附会出来的。杜氏说，军队进入楚国境内，所以称作“侵”。夏季四月庚辰日，蔡国的公孙姓率军灭掉沈国，把沈子嘉带回去并杀死了他。这是因为沈国人没有参加会盟。不过蔡国做得太过分了，所以招来了楚国人的围攻。沈国本来属于楚国，如果由晋国主持盟会，必定不会责罚沈国而去攻打它；由此更能看出这是刘子主持的会盟。五月，鲁公和诸侯在（疑“？鼬”）结盟。记载“诸侯”，是为了表明刘子没有参加。刘子既然没有参加，就没有主持盟会的人，所以记作“公及”。有人因为经文记作“公及”，便说这是“公志”，后人又进一步说是“公主动要求举行这次盟会”，都是错误的。杞伯成在盟会上去世。六月，安葬陈惠公。许国迁都到容城。许国到这里总共已经迁都五次，六年后终于被郑国灭掉。秋季七月，鲁公从盟会返回。刘卷去世。周王的卿士通常不记载死亡和安葬；这里记载他的死亡和安葬，是因为他三月参加了召陵会盟，如今七月去世，所以特意记载。记载死亡，像诸侯一样写名字；不过按理应当写作子爵，这里没有写，是因为上文已经表现出他的身份。《春秋》哪里有什么固定的凡例呢？安葬杞悼公。楚国人包围蔡国。这是为了报复蔡国灭掉沈国。晋国的士鞅和卫国的孔圉率军讨伐鲜虞。安葬刘文公。解释见前文。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凭借吴子，与楚国人在柏举交战，楚军大败。楚国的囊瓦逃奔郑国。蔡国受制于武力，长期以来服从楚国；如今跟随中原诸侯，却被楚国围攻，而晋国正在攻打戎族，坐视不救，于是知道晋国不值得依靠，便同吴国联合来击败楚国，这是蔡侯的才干。吴国称“子”，是与“蔡侯”的称谓相配；楚国称“人”，是为了下文显出囊瓦。如果说“蔡侯以吴人”，或者说“及楚囊瓦战”，文意都不通顺；所以必须懂得文辞的意义，才能理解经文的意义。庚辰日，吴国军队进入郢都。称作“吴”，是为了与“郢”相配。“入”只说城邑而不说国家，是因为郢是楚国都城所在的城邑；如果说“入楚”，范围就太笼统了。左氏记载申包胥请求秦国出兵救楚，以及楚国后来多次击败吴国的事情，经文都没有记载，不能相信。五年春季周王三月辛亥朔日，发生日食。夏季，把粮食送还给蔡国。蔡国一定是因为饥荒而向鲁国请求赈济，所以鲁国把粮食送给蔡国，这是鲁国的善政。于越进入吴国。“于”是发声词，取自“越”的本来读音。越国趁吴国正在楚国，于是尾随在吴国后面进入吴国。六月丙申日，季孙意如去世。秋季七月壬子日，叔孙不敢去世。冬季，晋国的士鞅率军包围鲜虞。此前曾与卫国一同讨伐鲜虞，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又包围它。六年春季周王正月癸亥日，郑国的游速率军灭掉许国，把许男斯带回郑国。郑国和许国世代为仇，如今趁楚国战败、晋国的霸权衰落，便借机报旧仇而灭掉许国。许国此前为了躲避郑国，总共迁都五次，也很值得同情，最终却还是被灭掉，并把国君带回去，岂不是太过分了吗？凡是经文记载“灭”的，并不是把对方全部灭绝，所以哀公元年许国又出现在经文中。二月，鲁公侵入郑国。左氏说，郑国攻打周王室的城邑，晋国便命令鲁国侵伐郑国。考察当时的情况，晋国已经失去霸主地位；鲁国又在三年到晋国而没有成功之后，也不再前往晋国。鲁国虽然表面上事奉晋国，却未必会听从晋国的命令。李廉氏说：“自宣公十八年记载‘公伐杞’以后，鲁国没有国君亲自统率军队八十年，到这时以后侵伐郑国、侵伐齐国都记作‘公’，这就是三桓势力已经衰微的征兆。不过，这并不是公室能够振兴，实际上是因为家臣公山不狃、侯犯、阳虎专权，所以借鲁公的名义出兵罢了。” 鲁公从侵伐郑国返回。夏季，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这是为了答谢鲁国侵伐郑国。左氏说，季桓子献上郑国俘虏，孟懿子前去答谢夫人的聘币。考察事实，季孙斯和仲孙何忌常常相互陪同出行，从后来包围郓、侵伐卫国、毁坏费邑等事都可以看出。左氏因为这两个人，便捏造出两件事情，实在是穿凿附会；难道包围郓等事也各有两件吗？秋季，晋国人拘捕了宋国使者乐祁犁。左氏说，晋国卿大夫争夺贿赂，所以拘捕了他。这样看来，卿大夫分裂晋国的端倪已经在这里出现了。冬季，修筑中城。这是为了防备齐国和郑国的怨恨。季孙斯、仲孙何忌率军包围郓邑。此前齐侯夺取郓邑，让鲁昭公居住在那里；郓邑发生溃乱，于是归属于齐国。如今两位卿大夫包围它，是想从齐国手中夺回郓邑。齐、鲁两国再次交战也从这里开始。“忌”字上面脱漏了“何”字。七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秋季，齐侯和郑伯在咸结盟。郑国受到鲁国攻伐，齐国又因为鲁国包围郓邑而怨恨鲁国，所以举行这次盟会。两国国君特别相互结盟，说明他们开始背叛晋国，也表明当时已经没有霸主。齐国人拘捕卫国使者北宫结，并借机侵伐卫国。齐侯和卫侯在沙地结盟。齐、郑结盟后，向卫国征召会盟，卫国没有到，于是派北宫结前往谢罪；齐国便拘捕北宫结并侵伐卫国，卫国也因此屈服，齐、卫两国便重新结盟。考察起来，齐景公想重新谋求霸业，招致郑、卫归附；然而他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从此攻打鲁国、图谋晋国，恰恰因此招来了祸患。举行大雩祭。齐国的国夏率军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齐国背叛晋国而与郑国结盟，所以报复去年鲁国包围郓邑的事情，同时也替郑国报复鲁公的侵伐。九月，举行大雩祭。一个秋季举行两次大雩祭，说明旱灾十分严重。冬季十月。八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侵伐齐国。这是为了报复齐国国夏的攻伐。鲁公从侵伐齐国返回。二月，鲁公再次侵伐齐国。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再次侵伐。接连两个月侵伐齐国，已经太过分了。鲁公从侵伐齐国返回。曹伯露去世。夏季，齐国国夏率军攻打我国西部边境。这是为了报复鲁国两次侵伐齐国。鲁公在瓦地会合晋军。晋军来不及救援，所以经文没有直接写“救”。记作“晋师”，就表现出晋军是在救援；这正是《春秋》笔法的精妙之处。如果写作“公会晋某”，怎么能看出晋国有军队？既然看不出有军队，又怎么能看出晋军前来救援呢？那些浅陋的儒生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鲁公从瓦地返回。秋季七月戊辰日，陈侯柳去世。晋国的士鞅率军侵伐郑国，随后又侵伐卫国。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背叛晋国而跟随齐国。安葬曹靖公。九月，安葬陈怀公。季孙斯、仲孙何忌率军侵伐卫国。鲁国替晋国讨伐卫国。这两个国家不畏惧晋国和鲁国，反而更加坚定地奉行与齐国的盟约。让先公陪祀。

译事情未能详考。左氏和杜氏把“从”解释为顺从，说这是纠正僖公、闵公二位国君在宗庙中的位次；这种说法有三点不对。文公时把僖公的位次升高、把闵公降下，经文明确说“跻僖公”；如今如果是降僖公而升闵公，难道不能明确说“闵公”吗？为什么笼统地说“先公”？这是第一点。其次，按理应当说“升”或“复”，却说“从祀”，意义不明，这是第二点。诸侯有五庙，二昭二穆；闵公、僖公亲尽之后已经迁入祧庙，不应在此时重新升降位次，这是第三点。胡氏引用冯山的说法，认为这是昭公开始得以在太庙陪祀；这种说法也有三点不对，而且比左氏的说法更差。如果果真是昭公，就应该直接称“我昭公”，不应笼统称“先公”，这是第一点。按他的说法把“从”读作去声，那么“从祀”就是臣下陪同受祭的意思；国君入太庙，不能说“从祀”，这是第二点。经文已经记载“葬我君昭公”，那么后来昭公入庙的礼仪自然已经包括在其中，像其他国君一样都不再记载，为什么偏偏在这里记载呢？况且哪有定公即位已经八年，却还没有为先君设置祢庙的？如果说这是受到意如的限制，那么意如即使不守臣道，也不敢仇视已经死去的国君到这种程度；而且意如在五年就去世了，到现在已经九年，为什么迟迟拖到这时才举行呢？一定不是这样，这是第三点。左氏说阳虎谋划除掉三桓，顺次安排先公陪祀并向他们祈祷，这更加不可信。阳虎想除掉三桓，是秘密行动；如果还这样明目张胆地为先公顺次安排祭祀并祈祷，三桓难道不会知道吗？阳虎还能够实行他的谋划吗？盗窃宝玉和大弓。据左氏所说：“阳虎带领甲士进入公宫，取出宝玉和大弓后离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开劫取这些物品，不应说“窃”。况且下文说“得到宝玉、大弓”，左氏却说“阳虎归还”，怎么会有自己偷窃、自己归还的道理？在情理上也不合。九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戊申日，郑伯虿去世。得到宝玉和大弓。六月，安葬郑献公。秋季，齐侯和卫侯驻军于五氏。齐、卫两国自从在沙地结盟以来，卫国受到晋国攻伐，所以卫国深深结交齐国来防备晋国，这就是军队驻扎在五氏的原因。左氏说他们谋划攻打晋国，恐怕不是事实。秦伯去世。冬季，安葬秦哀公。十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国与齐国讲和。夏季，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郝仲舆说：“齐、鲁两国不能相容已经很久了，远方依附晋国、近处与齐国结仇，并不是鲁国的利益；齐国驱使鲁国，使它依附晋国，也不是齐国的利益。两国亲善，晋国就无法从中离间，东方也因此安宁，所以夹谷之会由仲尼担任辅助使者，显然不是错误的计策。解说者一定要说诸侯是奉事晋国而来，为什么呢？”这个说法合乎情理。至于左氏记载莱人劫持鲁国的事情，都是为了夸大孔子而附会出来的，不可信，前人已经多次辨析过。鲁公从夹谷返回。晋国的赵鞅率军包围卫国。赵鞅再次包围卫国，最终却不能使卫国服从晋国，由此可知晋国的势力已经衰落。齐国人把郓、讙、龟阴的田地归还给鲁国。孔子辅佐鲁国，正好遇到齐、鲁两国关系和解，而且齐国归还土地、服从义理，不能说这是圣人教化所到便能产生神妙效果。左氏所记孔子派兹无还劫回汶阳田地的事情，是用匹夫的勇力来诬蔑圣人，决不可信。那些浅陋的儒生还认为这是孔子自己夸耀功绩，更不值得一笑。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军包围郈邑。秋季，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军包围郈邑。郈是叔孙氏的封邑。据左氏说，侯犯担任郈邑宰时发动叛乱，所以两位卿大夫两次包围它。经文只写“围”，不写“郈叛”，与昭公十三年“叔弓率军包围费邑”相同，解释见该处。宋国的乐大心逃奔曹国。宋公的弟弟公子地逃奔陈国。把后面几条合起来看，大概是宋景公信任（原文“橱任”，疑有误）向魋，以至于两个弟弟、两个大夫都出奔并发动叛乱。冬季，齐侯、卫侯和郑国的游速在安甫会面。三国相会，是因为卫国有晋国的祸患。叔孙州仇前往齐国。这是为了感谢齐国归还土地。宋公的弟弟辰和仲佗、石彄逃奔陈国。公子的地位尊贵，所以先记载辰；臣子的地位卑下，所以后记载仲佗、石彄；三者之间自然应当使用“暨”字。有人因为“暨”字，解释为辰胁迫石彄，或者石彄胁迫辰，都是错误的。十一年春季，宋公的弟弟辰和仲陀、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邑发动叛乱。夏季四月，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邑。“及”就是“暨”。乐大心没有写“以叛”，是承接上文的意思；这不只是一个字也不肯多用，而且行文笔法也像刀截铁断一样严谨。四个人都是叛臣，他们不守臣节由此可见；这难道也是宋公一手造成的吗？萧是宋国的城邑；如果像宣公十八年“楚子灭萧”那样，就是指一个国家。冬季，鲁国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主持盟会。这是为了平息六年侵伐郑国所结下的怨恨。左氏说这是“开始背叛晋国”，其实在齐、鲁讲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背叛晋国了，难道要到这时才开始吗？十二年春季，薛伯定去世。夏季，安葬薛襄公。叔孙州仇率军毁坏郈邑的城墙。叔孙氏的封邑是郈，季孙氏的封邑是费，孟孙氏的封邑是成，三家各自经营私邑，都修筑高城、开挖深池，本来是为了巩固自己、抵抗公室，只是看到了鲁国公室的衰弱。家臣又利用这一点来抵抗三家，天道喜欢循环报应就是这样。所谓“堕”，就是毁坏城池，使它们不能自我巩固，这大概是不得已的办法。左氏说侯犯逃到齐国；如果他果真逃到齐国，州仇为什么还要率军毁坏郈邑呢？其他说法见下文。卫国的公孟彄率军攻打曹国。卫国攻打曹国，是因为曹国没有背叛晋国。季孙斯、仲孙何忌率军毁坏费邑的城墙。

译《春秋》是孔子修订的，《论语》是孔子编撰的；这些事情应当参照起来看才行。《论语》说“公山弗扰凭费邑叛乱，召请孔子，孔子想前往”，由此可知孔子并不怪罪公山弗扰。大概公山弗扰是背叛季氏，并不是背叛鲁国。毁坏费邑的建议实际上出自叔孙氏、季孙氏，不是孔子和子路谋划的。公山弗扰凭费邑叛乱，孔子却想去投奔他，孔子难道反而会谋划毁坏费邑，使季氏能够除掉叛臣而获得安定吗？所以郈邑叛乱，叔孙氏、仲孙氏便毁坏郈邑；费邑叛乱，季孙氏、仲孙氏便毁坏费邑；都是率军前往，痛恨家臣背叛自己，想亲自把城邑毁掉。他们毁城的用意，是想让家臣以后无所凭借、不能再次叛乱，而自己得到安稳；不过这也只是两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妄自施行罢了。只有孟孙氏的封邑不同，因为它的邑宰没有叛乱，所以孟孙氏不想毁掉成邑；但叔孙氏、季孙氏既然已经毁掉自己的封邑，也想毁掉孟孙氏的封邑，于是强迫鲁公派兵包围成邑，见于下文。这正是鲁公的昏暗。于是孟孙氏派家臣抵抗，成邑最终没有被毁。然而鲁国没有毁掉成邑，鲁国也安然无恙；看不出毁城有什么利益，也看不出不毁有什么危害。做一件事，如果做了看不到利益，不做也看不到危害，即使是圣贤也不会去做；何况毁坏费邑对鲁国没有利益而有害处呢。为什么呢？三座城邑都在鲁国境内，通达四方城门；国家修筑城郭，是用来保护百姓的。如今如果毁掉它们的城墙、破坏它们的外城，鲁国还凭借什么防守？这三座城邑，固然不只是三家的屏障，实际上也是鲁国的屏障。左氏说：“处父说：‘毁掉成邑，齐国人一定会到达北门。而且成邑是孟氏的屏障。’”不仅成邑不能毁，郈、费也不能毁；如今却都想毁掉，岂不是最下策吗？臣子的忠与不忠，不在于他的封邑是否设有城防。私邑就是采邑，是大夫应当获得的封地；所以三家专擅鲁国，并不是由于有这三座城邑，而是由于他们行私、欺骗君上，不守臣节。假如圣贤在鲁国取得职位、推行正道，自然会有从根本上整治、澄清源流的办法，逐步施行，哪里会在于纷纷毁坏城池，拿我们的国君和国家随意在叛臣身上试验呢？左氏说：“费邑人袭击鲁国，鲁公和三家大夫进入季氏宫室，登上武子之台，费邑人攻打他们。”可惜孔子在位时间不长便离去了。即使拿“齐国送来女乐，季桓子接受了，三天不上朝，孔子便离开鲁国”这件事来看，也可知道郈、费是否毁掉，与孔子并无关系，这就可以看出左氏说法的一斑了。左氏的记载浮夸铺张，想要夸大圣贤的事迹，结果反而缩小了他们的格局、歪曲了他们的行为；后人还遵循这些说法并大加称颂，见识岂不是太少了吗？秋季，举行大雩祭。冬季十月癸亥日，鲁公会见齐侯并在黄地结盟。这是因为齐、鲁两国关系和睦。十一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鲁公从黄地返回。十二月，鲁公包围成邑。解释见上文。鲁公从包围成邑的地方返回。十三年春季，齐侯和卫侯驻军于垂葭。这是为了防备鲁国。夏季，修筑蛇渊囿（“蛇渊囿”一名，两种底本原来都缺“蛇”字，现据经文补入）。这是兴办没有益处的工程，而且也不合时宜。在比蒲举行大规模搜猎。卫国的公孟彄率军攻打曹国。这是再次攻打曹国。秋季，赵鞅进入晋阳发动叛乱。晋国有六卿，其中韩、赵、魏三家势力最强，赵鞅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事情出奔，却不逃往别的国家，反而直接占据晋阳，这难道不是叛乱吗？所以经文这样记载。左氏说“范氏、中行氏攻打赵氏的宫室”，如果果真如此，就是逼迫赵鞅使他叛乱，恐怕不是事实。冬季，晋国的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发动叛乱。这两个人与赵鞅一样都写作“入”、写作“叛”，但实际情况不同。荀氏、士氏是六卿中的两家；赵鞅在国内依靠韩、魏两家，在外占据要地，所以能够进退自如，最终分裂晋国。荀氏、士氏两家却从此灭亡。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这是因为韩氏、魏氏援助了他。所以他出走和返回都自由自在，仿佛进入无人之境；从此三家分割晋国的形势形成了。薛国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比。十四年春季，卫国的公叔戍（“公叔戍”一名，两种底本原作“公孙戍”，现据经文改正）来鲁国投奔。卫国的赵阳逃奔宋国。左氏说，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卫灵公夫人南子而出奔。二月辛己日，楚国的公子结、陈国的公孙佗人率军灭掉顿国，把顿子带回去。顿国本来是楚国的属国，因为定公四年参加召陵会盟，所以楚国深深怨恨它，便要和陈国共同灭掉顿国。不过陈国当时也参加了召陵会盟，如今却同楚国一起灭顿，它一定是先归附了楚国。夏季，卫国的北宫结来鲁国投奔。他继公叔戍之后前来。五月，于越在檇李击败吴国。吴子光去世。吴国起初非常强盛，曾参与晋国进入楚国的战争；然而它常常受制于越国，大概是因为吴国出兵，越国一定尾随其后。后来到哀公十三年，越国终于攻入吴国，吴国灭亡。左氏在这里说，三年后夫差为越国战败而报仇，在夫椒击败越国，勾践退守会稽山。如果确有其事，经文在这一年既然记载越国击败吴国，前五年以及后来的哀公十三年越国攻入吴国也都记载了，为什么唯独吴国击败越国不记载呢？左氏却说是“没有报告”。越国多年接连战败吴国都报告了，为什么吴国击败越国却唯独不报告呢？大概是因为左氏喜欢编造复仇的说法，所以附会出这一番胜负。鲁公在牵会见齐侯、卫侯。卫国此前遭到晋国围攻，近来又有内部祸乱，深深害怕晋国讨伐，所以鲁国、齐国同卫国举行这次会盟。左氏说晋国人在朝歌会盟，鲁公会见齐侯、卫侯以救援范氏、中行氏，又率领狄人的军队袭击晋国，这些都是经文没有记载的，不可信。鲁公从会盟处返回。秋季，齐侯、宋公在洮会面。宋国有公子辰之难，正在谋求齐国援助。左氏也说是为了救范氏、中行氏；宋国正多灾多难，哪里有空暇去救别人呢？周天王派石尚来鲁国归还祭祀用的脤肉。鲁国没有参加祭祀，却归还了脤肉，这是不合礼的。卫国世子蒯聩逃亡到宋国。卫国公孟彄逃亡到郑国。南子诬陷世子蒯聩有罪；世子必定没有想要杀害母亲的事情，前人已经多次辨明左氏的诬陷了。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辰和另外三人都进入萧地叛乱；他们的谋划没有成功，必定与那三人不和，所以来投奔鲁国。在比蒲大规模搜捕。邾子来会见鲁公。比蒲靠近邾国，邾子害怕鲁国，所以来会见鲁公。修筑莒父和霄的城墙。冬季一项缺失。十有五年春，周王正月，邾子来朝见鲁公。因为此前来会见鲁公没有完成朝见之礼，所以特意前来朝见。鼷鼠钻入郊祭用的牛体内，牛死了，于是改日重新卜选祭牲。上面的“牛”字下面疑似脱漏“角”字；然而《春秋》哀公元年也没有“角”字，或许原本就没有。二月辛丑日，楚子灭亡胡国，把胡子豹带回楚国。

译楚国去年联合陈国灭掉顿国，今年又灭掉胡国，因为顿子、胡子都参加过四年在召陵举行的会盟，刘子便加以迫害。夏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祭。壬申日，鲁公在高寝去世。高寝是合乎正礼的寝宫。郑国的罕达率军攻打宋国。郑国灭了许国，这次又趁宋国发生内乱攻打宋国，大概是因为晋、楚失去霸主地位已经很久，没有晋、楚的侵扰，便自行强大起来。从此郑、宋两国不断交战。齐侯、卫侯驻军在渠蒢。第二年秋天，齐侯、卫侯攻打晋国；这次驻军，是在谋划攻打晋国。左氏在九年齐侯、卫侯驻军五氏时说是在谋划攻打晋国；这次距离那么远，现在却很近，为什么反而不说是谋划攻打晋国，而说是谋划攻打宋国呢？郑国这时也跟随齐国，哪有齐国救宋国来报复郑国的道理？何况齐、卫交好到这种程度，齐国尚且不救被晋国攻打的卫国，难道反而会救宋国吗？邾子前来奔丧。《春秋》全文中写“奔丧”的只有这一处。诸侯为另一诸侯奔丧，不合礼。秋七月壬申日，姒氏。○取。○义卒。姒氏是定公的妾、哀公的母亲。当时定公去世才两个月，哀公还没有即位，儿子尚未成为国君，所以母亲不能称为“夫人”。这是孔子取义，细微之处也丝毫不差。像成风、敬嬴，她们的儿子已经成为国君，所以就称为“夫人”。解说者说成风是“以妾乱嫡的开始”，哪里知道这里有妾不乱嫡的条例呢？这一条说明妾不乱嫡，那么成风并非妾乱嫡，就很清楚了。那些浅陋的儒生没有知识，竟敢这样妄言。八月庚辰朔日，发生日食。九月，滕子来参加会葬。丁巳日，安葬我国君定公，天下雨，不能下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下葬。诸侯下葬时因下雨而停止，合乎礼制。详细说法见《春秋》宣公八年“葬敬嬴”条下。辛巳日，安葬定姒。○取。○义。姒氏在世时不称“夫人”，下葬时不称“小君”，因为哀公还没有成为国君。定姒距离定公去世只有两个月，定公五月下葬，定姒四月下葬，这就与《礼记·曾子问》所说“下葬，先轻后重”不合；浅陋的儒生反而引用它来作证明，这难道真是连字都不认识吗？考察可知：“八月庚辰朔”，那么九月不可能有辛巳日，疑心应当是十月，只是《春秋》经文脱漏了。又，襄公四年安葬襄公的母亲“定姒”，这里也称定姒，这是正确的；但襄公的母亲为什么称为“定姒”，尚未详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