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七新安首源姚际恒

译《春秋通论》卷七。新安首源姚际恒。僖公。二十有一年春，狄国侵入卫国。是为了邢国的缘故。宋人、齐人、楚人在鹿上结盟。鹿上是宋国的土地。宋襄公先前被诸侯背叛，诸侯在齐国与楚国结盟来谋划对付他；如今宋襄公又在自己的境内邀请楚国，与楚国结盟，而且俨然以霸主自居，他在这一年秋天被拘捕，实在是活该！夏天，发生大旱。这是记载鲁国内部的灾害。秋天，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此攻打宋国。拘捕宋公的是众多诸侯，并不只是楚子。众诸侯借助楚子的力量而这样做，也可能是楚子原先谋划，众诸侯跟从他；楚子依仗强大，便把功劳据为己有，所以经文下文说他来献俘报捷。按照经文的写法，这里承接上文“诸侯”的说法，原本没有把事情专属于楚子的意思。大概陈、蔡、郑、许都属于楚国一党，而曹国又是宋国的仇敌，怎么会不共同拘捕宋公，以求一快呢？看下文鲁公会合诸侯释放宋公，前后两处都没有特意说楚子，其中的意义就可以看出来了。圣人根据事实直书，难道是故意不说楚子，像所谓“不赞成夷狄拘捕中原诸侯”以及“把罪恶分给诸侯”那些邪说吗？楚国在这里开始称“子”，是因为上下文与“宋公”“陈侯”等爵位连续并列，所以也称其爵位，只是为了文辞整齐；否则楚国正肆意作恶于中原，圣人怎么会反而抬高它呢？我将在下文“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处再说明。冬天，鲁公攻打邾国。杜氏说这是因为邾国灭掉须句，不对。黄东发说：“邾国曾跟随宋国攻打齐国，鲁国前去救援，却没有取胜。况且鄫国是鲁国的亲近之国，邾国却拘捕并杀死了鄫子，所以鲁国怨恨邾国；只是因为邾国与宋国结盟，所以一直不敢攻打。如今宋国被楚国攻打，鲁国便乘机攻打邾国。”这个说法比较符合事情的实际。楚人。○取。○义，使宜申来献捷。鹿上和盂地的盟会，鲁国都没有参加，所以楚国向鲁国献俘报捷，是想借此威胁鲁国罢了。然而鲁公并不畏惧楚国，立即前往会合诸侯，释放了宋公。这是楚子派人所为。为什么又称“人”？由此可以看出，上文因文辞相连的缘故才称“子”；这里与前文称“狄”、称“人”的道理相同，也是圣人用字来显示意义。因此前文不作标识，现在特意在称“楚子”之下作标识；至于所谓“称‘子’是褒进，称‘人’是贬斥”的邪说，不必再辨明了。自文公以后，才多称“楚子”，间或称“楚人”；间或称“楚人”，只是文辞习惯。十有二月癸丑日，鲁公会合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诸侯”就是承接前文在盂地会盟的那些诸侯。这里说“诸侯”，可见拘捕宋公的并不只是楚子。后人纷纷妄自判定褒贬，实在令人痛恨。二十有二年春，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须句是邾国的城邑，刘原父、赵鹏飞、子廉、黄东发、季明德的说法都相同。现在概括他们的意思说：左氏说须句是风姓，邾人灭掉了它，须句子逃奔鲁国，因成风的缘故，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而使它的君主复位。按照这种说法，须句是子爵之国，须句子因成风而逃奔鲁国，这就成了鲁国的事情。国家灭亡而复兴，君主出奔而复归，都是大事，而且与鲁国有关，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杜氏说：“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须昌就是今天的东平县，是晋代东北郡的治所，距离邾国二百六十里。当僖公时，东平以东南全是鲁国所有，西北全是齐国所有，邾国怎么能够越过鲁国境界灭掉须句并占有它的土地呢？鲁国想夺取须句，直接攻打须句就够了，又何必向东攻打邾国之后再向西夺取须句呢？况且这一年鲁公已经攻打邾国并夺取须句，到文公七年，鲁公又攻打邾国并夺取须句，那么须句是不服鲁国而服从邾国的；如果不是因为它邻近邾国而习惯服从邾国的治理，鲁国又何必再次攻打它呢？经文所说“攻打邾国，夺取须句”，与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相同。夏天，宋公、卫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宋公再次率领诸侯攻打郑国，大概是因为宋公在盂地被拘捕，必定是郑国首先谋划的；否则为什么不攻打楚国而攻打郑国呢？由此可知，事情并不只是因为郑国朝见楚国。只是许国刚刚在盂地依附楚国，参与拘捕宋公，随后又依附宋国攻打同盟国郑国，反复无常如同波涛，这难道就是《春秋》所说的诸侯吗？秋八月丁未日，鲁军与邾人交战于升陉。鲁公多次攻打邾国并夺取它的土地，所以邾国来报复。经文只记“及”“战”，表示双方势均力敌；说鲁国战败，是邪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日，宋公与楚人交战于泓地（“泓”字，两个底本原文都缺末笔，写作“泓”。）。宋军大败。楚国攻打宋国，虽然有因宋国攻打郑国而产生的怨恨，但攻打郑国是在夏天，楚国来进攻是在冬天，难道还能救援郑国吗？左氏说是“救郑”，不对。只是左氏说宋公受伤于服丧之事，结合下一年五月宋公去世来看，或许是这样。刘原父因为经文不称“宋公败绩”而称“宋师败绩”，便认为传文错误，这是荒谬的！本来就应该称“师”，哪里有称“公”的呢？二十有三年春，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这是乘宋国衰败之机，报复宋国攻打齐国丧事。夏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秋天，楚人攻打陈国。左氏说是“讨伐陈国背叛宋国”，不对。考察可知：顿国原本属于陈国，因为畏惧楚国，背叛陈国而逃奔楚国；二十五年，楚国包围陈国以便让顿子回到顿国。因此，这次攻打陈国显然是为了顿国。冬十有一月，杞子去世。杞国称“子”，说法见前文。不记名字，是史文缺漏。二十有四年春，周王正月。夏天，狄国攻打郑国。左氏说，郑人进入滑国，周王替滑国请求，郑国不听命，周王发怒，派颓叔率领狄军攻打郑国，夺取栎地。考察可知：郑人进入滑国是在二十年夏天，如今已是二十四年，哪有相隔四年之久，还能说是“郑国不听命，周王发怒，派颓叔率领狄军攻打郑国”呢？况且经文只记“狄”“郑”，没有看到周王；而这一年冬天周王又出居郑国，哪有正与郑国结仇并攻打郑国，却又出居到郑国的道理？这显然是牵强附会。我认为，夏天狄国自行攻打郑国，正如十四年狄国侵入郑国；到了冬天，颓叔率领狄军攻打周王，周王战败，出居郑国。秋七月。冬天，周王出居。○取。○义。○到郑国。这是出奔，却记作“出居”，是为周王避讳。晋侯夷吾去世。没有记月份和日期，是史文缺漏。左氏说晋惠公在上一年九月去世，而经文记在今年冬天；杜氏说要等文公确定君位之后再报告丧事，经文依照报丧来记载。晋惠公去世后，怀公即位，当时国内没有内乱，国外也没有灾难，怎么能预先知道第二年文公会进入晋国，并把丧事封闭不报，等待文公来报告呢？这种说法不可信。

译二十有五年春，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毁灭掉邢国。诸侯去世通常记名，这里的“毁”字是因下文记载其去世而误连到上文。夏四月癸酉日，卫侯毁去世。宋国的荡伯姬前来迎娶新妇。经文只是直书此事，而荡伯姬亲自迎娶新妇的不合礼制自然显现出来了。刘氏说“鲁公亲自为大夫主持婚礼，是失礼”，他凭什么知道呢？这是荒谬的说法。宋国杀了自己的大夫。大夫没有记名，是史文缺漏；这里的意义在于记载杀大夫，所以即使不记名也可以。秋天，楚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回顿国。前两年楚人攻打陈国，也是为了这件事。安葬卫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日，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卫国是齐国的仇敌。卫国害怕齐国带来的祸难，所以与鲁国修好，并替莒国请求和解；鲁国于是为此举行会盟，又挟持这两个国家一起归附楚国。莒庆是莒国的大夫，名叫庆；下文称“莒子”的，是莒国国君。二十有六年春，周王正月己未日，鲁公与莒子、卫国的宁速在向地结盟。这是重申洮地的盟约。齐人侵入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赶齐军，追到酅地，但没有追上。夏天，齐人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齐国在春、夏两季攻打鲁国，是为了讨伐洮、向两次结盟之事。卫人攻打齐国。这是为了帮助鲁国。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是为了抵抗齐国。秋天，楚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楚国。被带回去的国君，记名与否没有固定规则。夔国偏远而微小，所以史文缺漏，没有记他的名字。冬天，楚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当时楚国正带兵援助鲁国，却在途中乘机攻打宋国。左氏说楚国因为宋国亲附晋国，所以进攻宋国。此时晋国的强大尚未显现，这种说法不成立。鲁公借助楚军攻打齐国，夺取谷地。鲁国借助楚军攻打齐国，而夺取谷地的是楚国，这是什么道理呢？鲁公从攻打齐国的战事中回来。二十有七年春，杞子来朝见鲁国。杞国称“子”，说法见前文。夏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秋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桓公三年秋天，杞侯来朝见鲁国，九月鲁国便进入杞国；如今春天杞子来朝见，秋天鲁国又进入杞国。大概鲁国常常因为杞国来朝，反过来苛求它的礼仪；一旦礼仪没有完全做到，就一定攻打它，欺侮弱小到了这种程度。冬天，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十有二月甲戌日，鲁公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楚国正谋求建立霸业，鲁国以及陈、蔡、郑、许、曹、卫都跟随楚国，唯独宋国不参加，这就是楚国急于谋取宋国的原因。鲁国又前往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因诸侯都在宋国境内；它帮助楚国谋划攻打宋国，已经到了极点。楚国排在首位，所以称“人”，并不妨碍文理。只有懂得文理的人才能这样说：可以称“人”时就顺着称“人”，圣人并不想固定称作“楚子”；却偏要说“称子就是褒进”，究竟是什么用心呢？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入曹国。晋侯攻打卫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攻打楚国，以谋求建立霸业，但仍然慎重行事，不敢轻易直接与楚军交战，于是因为曹国靠近宋国，弱小而容易攻打，便攻打曹国为宋国声援，以解除宋国的包围；卫国又是鲁国所结盟并引导归附楚国的国家，攻打卫国，楚国必定会救援卫国。因此先后侵伐这两个国家，是为了解除宋国的包围，同时等待齐、秦两国的军队，以图大举进攻。左氏都说晋文公是为了报复这两个国家而来，这不对。这两件事同在春季，所以经文这样记载；鄙陋的儒生因为两次都称“晋侯”，便产生许多议论，实在令人厌烦。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国便杀了他。刘原父说：“左氏说：‘鲁公畏惧晋国，杀死子丛，也就是公子买，以此取悦晋国。’这样看来，鲁公是妄自以罪名杀死公子买，并非公子买实际上没有完成戍守。既然如此，《春秋》为什么还顺从这种诬陷之辞，真的以没有完成戍守来治公子买的罪呢？我怀疑公子买看清时机而采取权宜之计，没有完成戍守事务；但鲁公贪图与楚国交好，便以没有完成戍守来治公子买的罪，不再考虑他行使权宜之计的用意。”考察经文可知：经文记载杀死公子买以后，楚人才来救卫国；而传文却说楚人救卫不成，鲁公才杀子丛，这与经义相反，这种说法怎么能相信呢？《权衡》中此说辨析左氏最为恰当，现予以收录。杀人称作“刺”，是为鲁国避讳。楚人救援卫国。楚人放弃进攻宋国而救援卫国，正好中了晋文公的计谋。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拘捕曹伯交给宋人。此时齐、秦两国的军队即将到来，所以拘捕曹伯交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使楚国与之交战。左氏说是把曹国的田地交给宋国，不对。夏四月己巳日，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人交战于城濮，楚军大败。此前，晋国凭孤军东攻西击，故意示弱，使楚国疑惑并误判；楚国也倚仗强大而轻敌懈怠。晋军从此埋伏下齐、宋、秦三国的军队，共同攻击楚国。宋国是楚国正要攻打的国家，军队充满愤怒；齐国在二十六年被鲁国联合楚国攻打，也是满怀愤怒的军队；至于秦国，则有“车邻”“驷铁”所说的尚武勇士之风。集合这三国的精锐军队，在卫国境内的城濮交战；这时楚国救援卫国的军队已经疲于奔走，又遭到出其不意的攻击，难道还能不经过一战就失败吗？自从经文记载“晋侯侵曹”以来，一直详细写出晋文公诱使楚国交战的经过，以及他由此奠定霸业的过程；所谓“诡诈而不正”，在这里也完全显现出来了。楚国杀了自己的大夫得臣。这次失败是得臣造成的。卫侯逃亡到楚国。卫侯出奔，大概是因楚国战败而害怕晋国。左氏说卫侯想亲附楚国，卫国人不高兴，所以赶走国君来取悦晋国；这是左氏叙说君主出奔时惯用的套话。但这里的“国人”并不是全体国人，而是元咺，所以后来卫侯回国，元咺便出奔了；由此可知，叔武即位也是元咺促成的。君主出奔，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没有固定规则。五月癸丑日，鲁公与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把晋侯排在最前面，是因为晋文公一战战胜楚国而成为霸主。卫侯出奔，他的弟弟叔武代理君位，所以如同身在丧中。国君即位未满一年，称作“子”，这是《春秋》的书写规则。周王当时在郑国；这时既已战胜楚国，诸侯在践土会盟，将要谋划让周王复位，所以结盟之后才去朝见周王。左氏说“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又说“周王下堂慰劳晋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结盟时周王已经到来，怎么会先结盟而后朝见周王呢？前人多怀疑左氏，是正确的。陈侯来到会盟之处。他后来才到，没能赶上结盟，所以经文这样记载。陈侯本来是楚国一党，如今因楚国战败，也归附晋国了。鲁公朝见周王，记载。△法。

译△王所在之处，记载。△法。△。“王所”，是说周王在郑地。周王在朝廷，就说“朝于京师”；周王巡行诸侯，就说朝见于四方岳山之下，也应当说“王所”。《谷梁传》说“朝见，不说所在之处”，这是说不通的。经书称“公朝”，难道诸侯都没有朝见吗？下文壬申又记“公朝”，难道会有鲁公两次朝见，而诸侯一次也没有朝见的吗？所以前代儒者说“记载鲁公朝见，是为了概括诸侯”，这是对的；但说“记载鲁公朝见，是为了概括诸侯”，也还是不知道《春秋》的书法。凡《春秋》记会盟，一定先写“公”，这是为了尊重鲁国，是固定不变的原则。现在如果像会盟那样先写“公”，就应当写“公帅诸侯”；但“公”不能说成率领诸侯。若统称“诸侯朝王”，又看不出鲁公朝见周王。《春秋》是鲁国史书，朝见周王是大事，不能抹去鲁公，因此写作“公朝于王所”，既能显示鲁公朝见，诸侯朝见也自然包含在其中了。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卫国的元咺逃亡到晋国。卫侯出逃后，他的弟弟叔武即位，必定是元咺主持其事；又让叔武参加践土之盟，这样就要断绝与卫侯的关系了，所以卫侯回来，元咺便出逃了。不过，叔武被杀一事，《春秋经》没有明文记载；如果果真是卫侯杀了他，就应当写“杀其弟”。所以根据《左传》说叔武是被杀的，而卫侯不知道其中实情，这似乎与经文没有记载相合。但元咺逃到晋国，是要控诉他的国君杀死弟弟。或许是卫侯回来后叔武被杀，而这罪责必然归到卫侯身上。国君回国，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没有固定的成例。“归”有时写“自某处”，有时不写“自某处”；写“归”或“复归”，也都没有固定成例。陈侯款去世。秋季，杞伯姬来到鲁国。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杞成公的妻子，嫁到杞国已经三十六年，应当也老了。上一年杞子来朝见，鲁公却突然出兵攻打杞国；伯姬这次来，也一定是受到僖公逼迫，来求和并谢罪的。公子遂前往齐国。此前鲁国借楚军之力攻打齐国，夺取了谷地；等到楚国战败、晋国称霸，鲁国失去楚国的依靠而畏惧晋国，所以派公子遂出使齐国，从此齐、鲁重新通好。冬季，鲁公在温地会见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和秦国人。周襄王在河 ○取 ○义 ○阳 ○。《左传》说“在温地会盟，是为了讨伐不服从者”，大概是把这件事同后来拘执卫君、包围许国联系起来说的。但并不是这样。诸侯在温地会盟和周王在河阳巡狩，大概是同一件事。践土结盟以后，周王已经回到京师；温是周地，晋侯将要朝见周王，于是周王便从温地出来与他相见。《左传》说“晋侯召周王”，也不可信。文公元年，晋襄公也在温地朝见周王，难道那次也是晋侯召来周王吗？只是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前往会见诸侯，便成了君主屈尊于臣下，这种说法不能作为规范，所以孔子特意写作“天王狩于河阳”，借用巡狩的名义；而河阳就是温地，改称温地为河阳，也是为了区别天子身份。这是孔子取义的重要一点。《左传》又说晋侯“还让周王巡狩，仲尼说：以臣下召来君主，不能作为规范，所以写作‘天王狩于河阳’”。这种说法更不对，显然是因为经文有“狩”字，才妄自生出这些议论。晋侯如果果真让周王巡狩，而周王也因此巡狩，那就是事实了，为什么又要引用孔子的话？既然引用孔子的话，就说明“狩”不是事实，只是借用的说辞；那又为什么说“让周王巡狩”？它在两端之间这样反复周旋，所以可知其说不可信；关于晋侯召周王的说法，也因此知道是诬妄。又比如引用孔子的话，这岂不是说孔子作《春秋》时自己给自己作批注吗？荒谬竟到了这种程度。壬申日，鲁公到王所在的地方朝见周王。解释见上文。壬申承接上文冬季，但没有说是哪一月，史书有缺漏。从此周王就回到京师了。晋国人拘执卫侯，把他送到京师。这是后来温地会盟的后续事情。晋侯借助他的臣下拘执自己的国君，极其不合道理；把案件交给周王处理，就是所谓“假借王命”了。“归之于”和“归之”意思相同。卫国的元咺从晋国返回卫国。国君回到京师，而元咺回到本国，元咺的罪责显然可见了。诸侯于是包围许国。许国长期依附楚国，践土、温地两次结盟都没有参加。曹伯襄返回曹国，于是参加诸侯包围许国。曹伯是从宋国返回的。诸侯回国，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没有固定成例。“归”和“复归”没有固定成例。写“自某处”或不写“自某处”，也没有固定成例。二十有九年春季，介国的葛卢来访，取 ○义。狄人不说“朝”或“聘”，而说“来”，因为不足以称为朝见或聘问，是贬低狄人；周王的臣下来朝，也记作“来”，是尊重他们。同样写“来”，意义却不同。鲁公从包围许国的战事中回来。记作“至自围许”，是从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说的。夏季六月，鲁国会同周王的臣子、晋国人、宋国人、齐国人、陈国人、蔡国人、秦国人，在翟泉结盟。鲁国这方面不记主事者的姓名，外诸侯只写“人”，这些都是大夫。《左传》说“重温践土之盟，并且谋划攻打郑国”，并不完全如此。周王的臣子参加会盟，或许是襄王用来结交诸侯，也或许是晋文公用来安定王室，无法确定。《左传》又说这个周王臣子是王子虎；王子不应称作“人”，这种说法尤其不对。秋季，下了大冰雹。冬季，介国的葛卢来访。春季，鲁公正在参加会盟，没有见到他，所以又来了一次。三十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狄人侵入齐国。二十年，齐国和狄人在邢地结盟，到这时狄人背弃盟约。狼子野心，怎么可以同它结盟呢？秋季，卫国杀死本国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左传》说元咺拥立公子瑕；这样说来，公子瑕已经成为国君，就不应称“公子”。而且公子瑕即位，成为元咺的君主，更不应把臣写在君之前，用“及”字连接。因此前人多有疑问。那么公子瑕究竟是什么身份呢？或许元咺曾暂时让他摄行君位，但他还没有正式成为国君，又被元咺牵连，所以经文用“及”字记载吧？以国名开头记载杀死国君和臣子，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没有固定成例。杀大夫一定要称其爵位；如果不称爵，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卫侯郑返回卫国。诸侯回国，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没有固定成例。写“归”或“复归”，也没有固定成例。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翟泉会盟时，郑国没有参加，表现出依从楚国的意图，所以晋国攻打它。《左传》说从前晋文公经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难道要过了很久才报复吗？《左传》谈晋文公初年各国的事情，大多都是这一类说法，这里不一一辨析。秦、晋之间的争斗也从这里开始。介国人侵入萧国。冬季，周王派宰周公来鲁国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

译这是答谢周公前来聘问。“遂”是接续前一件事的词，没有褒贬之意。先写“如京师”，然后用“如晋”记作“遂”，这也是《春秋》的书法。鲁国派卿前往京师，从此开始；而前往其他国家的事也屡见于经文，只是直书其事，意义自然显现。三十有一年春季，夺取济水以西的田地。《左传》说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是把前面的“拘执曹伯交给宋国人”同这里连起来说，因而错了。拘执曹伯是在二十八年，如今是三十一年，难道经过四年才开始分割他的土地吗？《公羊传》也知道难以解释，便说晋侯“把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鲁国强而曹国弱，曹国怎么会侵占鲁国的土地？况且有什么证据呢？大概济水以西的田地，是齐、鲁两国争夺的土地。济水以西在齐、鲁边界，所以双方都争夺它，不把它归属于某一国。这里说“取济西田”，就是鲁国从齐国手中夺取；宣公元年说“齐人取济西田”，就是齐国从鲁国手中夺取；宣公十年说“齐人归我济西田”，就是齐国先前从鲁国夺取，如今又归还鲁国。把前后经文合起来看，意义就清楚了。当时齐国正衰弱，鲁国又依仗晋国而强盛，所以从齐国夺取这块土地，齐国也无力阻止罢了。公子遂前往晋国。鲁国正依仗晋国，所以急忙同它通好；上一年去过，今年又去了。《左传》说这是“为曹国的土地致谢”，那么上一年前往晋国又是为了什么呢？夏季四月，四次占卜是否举行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去牺牲，但仍然举行三望。郊祭有两种：一种是祭天的郊祭，一种是祈求丰年的郊祭。鲁国的郊祭都是祈谷之郊。祈谷之郊，诸侯都可以举行；祭天的郊祭在冬至。经文记载鲁国卜郊，多在四月，可以据此推知是夏历二月，所以说“启蛰时举行郊祭”。难道会有在四月祭天的吗？因此《公羊传》说鲁国郊祭不合礼，是错误的；《谷梁传》说时间不对，也是错误的。至于《明堂位》，那是汉人的邪说，不能作为依据；而且它说“孟春”，这里却说“四月”，完全不能相互印证。三传都认为四次卜郊不合礼，因其不合礼所以才记载，这正是把“平常的事不记载”解释错了。襄公七年记载“三次卜郊，不吉利，于是免去牺牲”，经文为什么要记它？大概经文记“卜郊”，是因为郊祭属于大事；至于占卜是否吉利、是否使用牺牲，往往各不相同，所以一并详细记载罢了。《左传》说“为牛占卜日期，便称为牲；牲已经确定后又卜郊，这是上面的怠慢”。考察经文凡说“卜郊”，正是占卜举行郊祭的日期是否吉利，并不是占卜是否可以举行郊祭。占卜牛牲在这之前已经进行过了，经文没有记载。《左传》的意思似乎是：牛已经卜过，日期又卜过，所以牛改称“牲”；既然已经得到吉日，牛也已经称为牲，才又重新卜郊，把“卜郊”解释为占卜是否举行郊祭，这是不对的。有时称“牲”，有时称“牛”，意思相同。《左传》说“为牛占卜日期便称为牲”，《公羊传》说受伤的才称为牛，也都不对。《诗经》《尚书》《礼记》中谈到祭天的地方，多称作“牛”，难道都是受伤的牛吗？“三望”，《公羊传》说是泰山、黄河、大海；贾逵、服虔说是分野所属的星辰以及境内的山川；郑玄说是大海、泰山、淮水，他的说法比较接近，但最终也不敢确定。若三传都把“犹”字解释为讥刺，那是不对的。不说“望”而说“三望”，正是诸侯的礼制，有什么可讥刺的呢？这也是把“平常的事不记载”解释错了。有人纠正这种说法，认为“犹”是幸免之辞，那就更加过分了。圣人只是根据事实直书，哪里有什么侥幸可言！以上因为三传谈礼的说法错误，所以详细辨析。秋季七月。冬季，杞伯姬来鲁国为儿子求婚。前五年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就是杞桓公。自从她来朝见以后，鲁国便攻打杞国；伯姬在二十八年又来，似乎是来谢罪；如今为了杞桓公求婚又来，只是因为杞国弱小，受到鲁国欺凌，想为自己的儿子求得庇护罢了。伯姬的苦衷如此，议论者为什么还要责怪她呢？她所求娶的是僖公的次女叔姬。叔姬嫁到杞国之事没有见于经文，后来被杞国休弃，却多次见于记载；鲁国借此欺凌杞国，而杞国最终也如此薄待鲁国的女儿。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卫国曾被狄人灭亡而迁徙，如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祸乱，也是齐桓公的力量；到这时狄人又来包围卫国，于是迁到帝丘。解释这件事的人因此认为是晋文公的功劳。晋文公已经老迈，第二年就去世了，哪里能够救卫国呢？三十有二年春季，周历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捷去世。卫国人侵入狄地。秋季，卫国人与狄人结盟。卫国侵伐狄人是应该的，为什么却又同狄人结盟呢？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论功业，齐桓公比不上晋文公；论心术，晋文公比不上齐桓公。然而齐国的霸业只延续到齐桓公在世时，晋文公的子孙却相继称霸，这是天意。三十有三年春季，周历二月，秦国人攻入滑国。经文写“入”，《左传》说是“灭亡”，不对。齐侯派国归父来鲁国聘问。这是答谢公子遂前来。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与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晋文公的兴起，秦国出过力；后来晋国联合秦国攻打郑国，却被郑国离间，从此秦、晋开始互相猜疑。不过晋文公已经年老，虽然怨恨秦国，却来不及发兵；襄公刚即位，就出兵攻打秦国并获胜，这算是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吗？经文文意明白，语气顺畅如常；那些妄加议论的人却说其中有讥刺，又有人说“及”字是衍文，都是无法解释的。癸巳日，安葬晋文公。狄人侵入齐国。《左传》说是趁晋国办丧事而发动的，不对；下文“晋人败狄”，才是这种情况。鲁公攻打邾国，夺取訾娄。秋季，公子遂率军攻打邾国。鲁公攻打邾国，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秋季又派卿去攻打它，太过分了。晋国人在箕地击败狄人。狄人连年攻打郑国、齐国，如今依靠晋襄公击败它，从此才稍稍平息。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当时霸主尚无固定人选，鲁国因为齐国来聘问，仍然前去朝见它。十二月，鲁公从齐国返回。乙巳日，鲁公在小寝去世。《左传》说这是“就安处休息”。霜降落下来却没有杀死草。李树、梅树结了果实。这是长期过分温暖所显示的灾异征兆。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温地会盟时，晋文公率诸侯包围许国；许国依仗楚国，始终不肯服从，因此晋襄公也继承父亲的遗志来攻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