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七新安首源姚际恒

译《春秋通论》卷七。新安首源姚际恒。僖公。二十一年春季，狄人侵袭卫国。是为了邢国的缘故。宋人、齐人、楚人在鹿上结盟。鹿上是宋国的地方。宋襄公先前被诸侯背叛，诸侯在齐国同楚国结盟并谋划对付他；现在宋襄公又在自己的境内邀约楚国同它结盟，而且俨然把自己当作霸主，这年秋季被擒获，正是应该的！夏季，发生大旱。这是记载鲁国内部的灾害。秋季，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在盂地会见。他们拘捕宋公，借此攻打宋国。拘捕宋公的是众诸侯，不是只有楚子。众诸侯借助楚子的力量这样做，也可能是楚子原本谋划此事而众诸侯跟从；楚子凭恃强势，便独自占有这件功劳，所以后来由他献上战利品。如果按经文的记载，它承接上文“诸侯”的说法，原本没有把行动归属于楚子的意思；大概陈、蔡、郑、许都属于楚国一党，曹国又是宋国的仇敌，怎么会不共同拘捕宋公，以求一快呢？看下文鲁公会见诸侯释放宋公，两处都没有特别说楚子，含义就可以看出来了。圣人只是根据事实直书，难道是故意不说楚子，像所谓“不承认夷狄拘捕中原诸侯”和“把罪恶分给诸侯”那些邪说吗？楚国起初称为“子”，是因为上下文同宋公、陈侯等爵称连说，所以也称爵，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否则楚国正肆意危害中原，圣人怎么会反而提升它的地位呢？其余见下文“楚人派宜申来献战利品”一条下。冬季，鲁公攻打邾国。杜氏说这是因为邾国灭亡须句，不对。黄东发说：“邾国曾跟随宋国攻打齐国，鲁国救援邾国却没有成功。又因为鄫国是鲁国的亲属之国，邾国却拘捕鄫人并把他们作为祭祀牺牲，所以鲁国怨恨邾国；只是因为邾国同宋国结盟，所以一直不敢攻打它。现在宋国被楚国攻打，鲁国便乘机攻打邾国。”这个说法比较符合事情的实际。楚人。取。义：派宜申来献上战利品。鹿上和盂地的盟会，鲁国都没有参加，所以楚国向鲁国献上战利品，是想借此胁迫鲁国罢了。然而鲁公不害怕楚国，反而前往会见诸侯，释放宋公。这是楚子派来的使者。为什么又称为“人”？由此可见，上文因与其他文字相连的缘故，所以称楚君为“子”；这同前面称“狄”、称“人”的意义相同，也是圣人据事取义。因此前面没有特别标识，现在在“楚子”之下加以标识；至于所谓称“子”就是褒进、称“人”就是贬抑的邪说，就不必再辨析了。自文公以后，才多称“楚子”，间或称“楚人”；偶尔称“楚人”，只是因为习惯熟用。十二月癸丑日，鲁公会见诸侯，在薄地结盟，释放宋公。“诸侯”就是承接前面在盂地会见的诸侯。说“诸侯”，可以看出拘捕宋公的并非只有楚子；那些纷纷妄自判定褒贬的说法，实在令人厌恶。二十二年春季，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须句是邾国的城邑，刘原父、赵鹏飞、子廉、黄东发、季明德的说法都相同。现在综合他们的意思说：《左传》说须句属于风姓，邾人灭掉它，须句子逃奔到鲁国，因为成风的缘故，鲁公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并让它的君主复位。按照这种说法，须句是子爵之国，须句子因为成风而逃奔，是替鲁国办事。国家灭亡后复兴，国君逃亡后返回，都是大事，而且同鲁国有关，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杜氏说：“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须昌就是今天的东平县，是晋国东北部的郡治；它距离邾国二百六十里。当僖公时，东平以东、以南全都属于鲁国，西北全都属于齐国，邾人怎么能够越过鲁国境内去灭亡须句并占有它的土地呢？鲁国想夺取须句，直接攻打须句就够了，又何必先向东攻打邾国，然后再向西夺取须句呢？况且这一年鲁公既已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到了文公七年，鲁公又攻打邾国并夺取须句，这就说明须句不服从鲁国而服从邾国；如果它不是因为接近邾国、熟悉并服从邾国的治理，鲁国又何必再次攻打它呢？经文所说“攻打邾国，夺取须句”，同莒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相同。夏季，宋公、卫侯、许男、滕子攻打郑国。宋公再次率领诸侯攻打郑国，是因为他在盂地被拘捕，必定是郑国主谋；否则，为什么不攻打楚国而攻打郑国呢？可知这不只是因为郑国朝见楚国。只是许国在盂地依附楚国拘捕宋公，随后又依附宋国攻打同盟国郑国，反复无常就像波澜，这难道不正是春秋时代诸侯的情形吗？秋季八月丁未日，鲁军与邾人交战于升陉。鲁公屡次攻打邾国，并且夺取它的土地，所以邾国前来报复。但经文只写“及”“战”，说明双方胜负相当；说鲁国战败，是邪说。冬季十一月己巳朔日，宋公与楚人交战于泓地（“泓”字，两种底本原文都缺末笔，写作“泓”。），宋军大败。楚国攻打宋国，虽然有因宋国攻打郑国而产生的怨恨，但宋国攻郑是在夏季，楚国来攻宋是在冬季，难道还能够救援郑国吗？左氏说是“救郑”，不对。不过，左氏说宋公因受伤而不能穿戴服装，结合下年五月宋公去世来看，或许是这样。刘原父辨说不称“宋公战败”，而称“宋军大败”，认为传文不对，这是错误的。应当称“军”，哪有称“公”的呢？二十三年春季，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地。乘宋国疲敝之际，报复宋国攻打齐国丧事之仇。夏季五月庚寅日，宋公兹父去世。秋季，楚人攻打陈国。左氏说这是讨伐陈国对宋国怀有二心，不对。考察可知，顿国本来属于陈国，因为害怕楚国，背叛陈国而逃奔楚国；二十五年，楚国包围陈国以使顿国复归，所以这次攻打陈国是为了顿国，事实很清楚。冬季十一月，杞子去世。杞国国君称“子”，说法见前文。不记名字，是史官遗漏。二十四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狄人攻打郑国。左氏说郑人攻入滑国，周王为滑国请求，郑国不听命，周王发怒，派颓叔率领狄人军队攻打郑国，夺取栎地。考察来看，郑人攻入滑国是在二十年夏季；现在是二十四年，怎么会隔了四年，还说郑国不听命、周王发怒而派颓叔率狄人攻郑呢？况且经文只记载“狄”“郑”，没有看出有周王；而这一年冬季周王出居郑国，又怎么会刚刚仇视郑国而攻打它，随后却出居到郑国呢？这显然是附会。想来夏季是狄人自行攻打郑国，同十四年狄人侵袭郑国一样；冬季则是颓叔率狄人军队攻打周王，周王战败而出居郑国。秋季七月。冬季，周王出居。取。义。出居郑国。这是出奔，却记作“出居”，是为周王避讳。晋侯夷吾去世。没有记载月份和日期，是史官遗漏。左氏说晋惠公在上一年九月去世，而经文记在这一年冬季；杜氏说是晋文公确定君位后才报告丧事，经文按照赴告来记载。晋惠公去世后，怀公即位；当时晋国内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患，怎么能预先知道第二年晋文公会进入晋国，并把丧事隐瞒起来，等待晋文公的报告呢？这种说法不可信。

译二十五年春季，周王正月丙午日，卫侯毁灭邢国。“诸侯卒”是篇名；这个“毁”字是因为同下文的“卒”字误连到上文而造成的。夏季四月癸酉日，卫侯毁去世。宋国的荡伯姬来迎接新妇。这里只直书事情本身，而暂且不评论迎接新妇的非礼，非礼之处自然显现。刘氏说“鲁公降低身份，主持大夫的婚礼，是失礼”，他凭什么知道这一点？这是谬论。宋国杀了本国的大夫。大夫没有记名字，是有所缺略；本条的意义在于记载杀大夫，所以即使不记名字也可以。秋季，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回顿国。前二年楚国人讨伐陈国，也是为了这件事。安葬卫文公。冬季十二月癸亥日，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结盟。卫国是齐国的仇敌。卫国害怕齐国的祸难，所以同鲁国修好，并替莒国请求讲和；鲁国因此为他们举行会盟，同时挟持这两个国家归附楚国。莒庆是莒国的大夫，名字叫庆；下文称“莒子”，指的是莒国国君。二十有六年春季，周王正月己未日，鲁公与莒子、卫宁速在向结盟。这是继续执行洮地的盟约。齐国人侵入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赶齐军，追到酅地，却没有追上。夏季，齐国人讨伐我国北部边境。齐国在春、夏两季攻打鲁国，是为了责罚洮、向两次会盟。卫国人讨伐齐国。这是在帮助鲁国。公子遂前往楚国请求出兵。这是为了抵抗齐国。秋季，楚国人灭亡夔国，把夔子带回去。对于把国君带回去的事件，记不记国君的名字没有固定规则。夔国偏远而且微弱，所以有所缺略，于是不记夔子的名字。冬季，楚国人讨伐宋国，包围缗地。当时楚国正带兵帮助鲁国，途中乘机攻打宋国。左氏说楚国因为宋国亲附晋国，所以讨伐它。这时晋国的强盛还没有显现，事情并不是这样。鲁公借助楚军讨伐齐国，夺取了谷地。鲁国借助楚军讨伐齐国，而夺取谷地的却是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鲁公从讨伐齐国回来。二十有七年春季，杞子来朝见。杞国称“子”，说法见前文。夏季六月庚寅日，齐侯昭去世。秋季八月乙未日，安葬齐孝公。乙巳日，公子遂率军进入杞国。桓公三年秋季，杞侯来朝见，九月鲁国就进入杞国；如今杞子春季来朝见，秋季鲁国又进入杞国。大概鲁国借杞国来朝，反过来苛责它的礼仪；只要没有完全满足要求，就一定讨伐它。鲁国欺侮弱小到了这种地步。冬季，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十二月甲戌日，鲁公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楚国正谋求建立霸业，而鲁国以及陈、蔡、郑、许、曹、卫都归附楚国，唯独宋国不参加，所以楚国急于谋取宋国。鲁国又前往会合诸侯，在宋国结盟，可见诸侯正在宋地；鲁国帮助楚国谋取宋国，已经到了极点。楚国位居诸侯之首，所以称“人”，并不妨碍文义；只有懂得经文义例的人才可以谈论这件事。可见既然可以称“人”，就应顺着称“人”，圣人并不想确定称作“楚子”。却有人说这是“称子以进之”，究竟是什么用心呢？二十有八年春季，晋侯侵入曹国。晋侯讨伐卫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讨伐楚国，以谋求建立霸业，但仍然持重，不敢轻易直接对楚国用兵。于是因为曹国接近宋国、弱小而容易攻取，便把它作为声援，以解除宋国之围；卫国又是鲁国与之结盟、并使它归附楚国的国家，讨伐卫国，楚国必定来救卫国。因此先侵扰、讨伐这两个国家，用来解除宋国之围，同时等待齐、秦两国的军队，以图大举进攻。左氏都说晋文公是向这两个国家报仇，并不是这样。这两件事同在春季，所以经文这样记载。浅陋的儒者因为两次称“晋侯”，就产生许多议论，实在令人厌烦。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鲁国便刺杀了他。刘原父说：“左氏说：‘鲁公害怕晋国，杀死子丛，也就是公子买，用来取悦晋国。’这样看来，鲁公只是妄加罪名杀死公子买，并不是公子买实际没有完成戍守。可是《春秋》为什么竟然采用这种诬陷之辞，真的以没有完成戍守来责罪公子买呢？我怀疑公子买看清形势而采取权宜之计，没有完成戍守之事；可是鲁公贪图同楚国友好，便以没有完成戍守治罪公子买，不再考虑他行使权宜之计的行为。”考察这件事：经文记载杀死公子买以后，楚国人才救援卫国；而传文却说楚国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公才杀死子丛，这同经文的意义相违背，它的话怎么可信呢？《权衡》中这一说辨析左氏最为合适，所以记录下来。经文用“刺”字记载杀人，是为国内尊者避讳。楚国人救援卫国。楚国人放弃宋国而救援卫国，正中了晋文公的计策。三月丙午日，晋侯进入曹国，捉住曹伯交给宋国人。当时齐、秦两国的军队将要到来，所以晋侯捉住曹伯交给宋国人，用来激怒楚国，使楚国交战。左氏说这是把曹国的田地交给宋国，不对。夏季四月己巳日，晋侯率齐军、宋军、秦军同楚国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此前，晋国凭借一支孤军东攻西击，显示弱小，使楚国疑惑而误判；楚国又倚仗强盛而轻敌疏忽，晋军于是暗中等候齐、宋、秦三国的军队，共同攻击楚国。宋国是楚国当时正在攻打的国家，军队怀有愤怒；齐国在二十六年鲁国纠合楚国讨伐过它，军队也怀有愤怒；至于秦国，则有车邻、驷铁所表现的勇猛之风。集合这三个国家的精锐军队，在楚国救援卫国的军队疲于奔走之时，又出其不意地攻击它，楚军怎么可能不一战就失败呢？自经文记载“晋侯侵曹”以来，逐步详细写明晋文公招致楚国并同它交战的经过，这是他建立霸业的由来；所谓“诡诈而不正”，在这里也完全显现出来了。楚国杀死本国的大夫得臣。这次失败是由得臣造成的。卫侯出逃到楚国。卫侯出逃，大概是因为楚军战败而害怕晋国。左氏说卫侯想亲附楚国，卫国人不高兴，所以赶走国君来取悦晋国。这是左氏惯常解释国君出逃的套话；但赶走国君的并不是卫国人，而是元咺。所以后来卫侯回国，元咺出逃，由此可知叔武即位也是元咺所安排的。国君出逃，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没有固定规则。五月癸丑日，鲁公会合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把晋侯排在最前面，是因为晋文公一战战胜楚国而成为霸主。卫侯出逃，他的弟弟叔武代理君位，所以像在服丧期间一样称“子”。即位还不到一年之君称“子”，这是经文的书写规则。周襄王当时在郑国，楚国已经战败，诸侯在践土会盟，将要谋划让周王恢复王位，所以结盟后才去朝见周王。左氏说“王子虎在王庭同诸侯结盟”，又有“周天王下堂慰劳晋侯”的说法；如果这样，那么结盟时周王已经来了，哪里会有先结盟后朝见周王的事呢？前人多怀疑左氏，是对的。陈侯前来参加会盟。他后来才到，来不及参加盟誓，所以这样记载。陈侯本来是楚国一党，如今楚国战败，他也归附晋国了。鲁公朝见，书写为：规则。

译王所在之处，书写为：规则。（此处原文仅有标记。） “王所”是说周王在郑国境内。周王在京师接受朝见，就说“朝于京师”；周王巡行天下，在方岳之下接受朝见，也应当说“王所”。谷梁说“朝见，不说所在之处”，这是说不通的。经文书写“鲁公朝见”，难道诸侯都没有朝见吗？下文壬申日又记载“鲁公朝见”，难道只有鲁公两次朝见，而诸侯一次也没有朝见吗？所以前代儒者有人说“记载鲁公朝见，是为了包括诸侯”，这是对的；但说“记载鲁公朝见，是为了包括诸侯”，仍然是不懂《春秋》的书法。凡是会盟，《春秋》一定首先记“鲁公”，这是尊重鲁国的固定规则。现在如果像会盟那样首先记“鲁公”，就应当写“鲁公率领诸侯”；可是不能说鲁公率领周王和诸侯。若总括写“诸侯朝见周王”，又看不出鲁公朝见周王；《春秋》是鲁国史书，朝见周王是大事，不能抹去鲁公，所以写作“鲁公朝于王所”，这样既能看出鲁公朝见，诸侯朝见也自然包含在其中。六月，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卫国的元咺出逃到晋国。卫侯出奔后，他的弟弟叔武即位，这一定是元咺在背后主使；又让叔武参加践土之盟，这样就要同卫侯断绝关系了，所以卫侯得以回国，而元咺出奔。可是，关于叔武被杀一事，《春秋》经文没有明白记载；如果真是卫侯杀了他，本应记作“杀其弟”。因此，依据《左氏》所说，是有人杀了叔武，而卫侯并不知道其中的实情，这似乎与经文没有记载杀人之事相合。然而，元咺出奔晋国，是要控诉他的君主杀害弟弟。或许卫侯回国后叔武才被杀，而这项罪责必然归到卫侯身上。君主回国，有时记名，有时不记名，没有固定的体例。“归”字，有时记作“自某”而写明来自某地，有时不写“自某”；至于记作“归”还是“复归”，也都没有固定的体例。陈侯款去世。秋季，杞伯姬来访。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杞成公的妻子，嫁到杞国已经三十有六年，应该也已经老了。上一年杞子来朝见，鲁公却立即讨伐杞国；伯姬这次来，也一定是被僖公逼迫，来请求修好并赔罪。公子遂前往齐国。先前鲁国借楚军讨伐齐国、夺取谷地；楚国战败、晋国建立霸业后，鲁国失去楚国的依靠而害怕晋国，所以派公子遂出使齐国。从此齐、鲁两国又恢复友好。冬季，鲁公会合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国人，在温地会盟。周天王到河阳巡狩。○取。○义。○阳。○。左氏说“在温地会盟，是为了讨伐不服从者”，大概是为后来拘捕卫侯以及包围许国作解释。然而并不是这样。诸侯在温地会盟和周天王到河阳巡狩，大概是一件事。践土会盟以后，周王已经回到京师；温是周地，晋侯将要朝见周王，周王于是出行到温地来会见他。左氏说“晋侯召来周王”，也不可信；文公元年晋襄公曾在温地朝见周王，难道也是晋襄公召来的周王吗？只是周天王以尊贵身份前往会见诸侯，就成了君主屈身于臣下，这是不能作为规范的。因此孔子特意写作“天王狩于河阳”，借用巡狩的名义；河阳就是温地，改说河阳而不说温地，也是为了区别天子身份。这是孔子取义的重要之处。可是左氏又说晋侯“并且让周王巡狩，仲尼说：臣下召来君主，不能作为规范，所以经文写作‘天王狩于河阳’”。这个说法更加错误，显然是看到经文中的“狩”字后，妄自生出这番议论。晋侯如果真的让周王巡狩，而周王因此巡狩，那就是实在发生的事情；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引用孔子的话呢？既然引用孔子的话，就说明“狩”并非实事，只是借用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又说“让周王巡狩”呢？它的说法前后两端如此矛盾，所以知道不可信；它关于晋侯召来周王的说法，也由此知道是诬妄。又拿孔子的话来作这种解释，仿佛孔子作《春秋》时还亲自给自己作批注一样，实在可笑。壬申日，鲁公在周王所在之处朝见周王。解释见上文。壬申日承接上文冬季，但原文没有说月份，史书有所缺略。从此周王就回到京师了。晋国人拘捕卫侯，把他送回京师。这是后来温地会盟的余事。晋侯借助自己的臣下拘捕别国国君，违背道理特别严重；把罪责交给周王，就是所谓“假借周王之名”。“归之于”与“归之”意思相同。卫国的元咺从晋国回到卫国。卫侯被送回京师，而元咺回到本国，元咺的罪行显然可见。诸侯于是包围许国。许国长期跟从楚国，践土和温地两次会盟都没有参加。曹伯襄回到曹国，随即会合诸侯包围许国。曹伯是从宋国回来的。诸侯回国，记名或不记名，没有固定规则。“归”和“复归”也没有固定规则。记载“自某国”或不记载“自某国”，同样没有固定规则。二十有九年春季，介葛卢来取…… ○义。狄人不说“朝见”或“聘问”，而只说“来”，因为他们的来访不足以称为朝见、聘问，这是贬低他们；周王的臣下前来朝见，也记作“来”，这是尊重他们。同样写“来”，含义却不同。鲁公从包围许国的行动中回来。记载从包围许国回来，是按最近发生的事情而言。夏季六月，会合周王的臣下、晋国人、宋国人、齐国人、陈国人、蔡国人、秦国人，在翟泉结盟。鲁国方面不记主事者的名字，外国内部都称“人”，这些人都是大夫。左氏说“这是继续践土的盟约，并且谋划讨伐郑国”，并不完全是这样。周王的臣下参加盟会，可能是周襄王用来联合诸侯，也可能是晋文公用来安定王室，无法确定；左氏又说周王的使者是王子虎，王子不应当称“人”，尤其错误。秋季，降下大冰雹。冬季，介葛卢来访。春季鲁公正在参加会盟，没有见到他，所以冬季再次来访。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狄人侵入齐国。二十年，齐国和狄人在邢地结盟，到这时狄人背弃盟约。狄人有狼子野心，怎么可以同他们结盟呢？秋季，卫国杀死本国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左氏说元咺拥立公子瑕；如果这样，公子瑕已经成为国君，就不应称“公子”。而且公子瑕即位后成为元咺的君主，更不应把臣写在前、君写在后而用“及”字连接，所以前人多有怀疑。那么公子瑕究竟是什么身份呢？我认为元咺可能只是暂时让他代理君位，他还没有正式成为国君，却受到元咺牵连，所以经文用“及”字记载。以国名开头记载杀死国君和臣下，是一种固定表达，没有特别义例。杀大夫一定要称爵；如果不称爵，怎么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卫侯郑回到卫国。诸侯回国，记名或不记名，没有固定规则。记作“归”或“复归”，也没有固定规则。晋国人、秦国人包围郑国。翟泉会盟时郑国没有参加，显然有亲从楚国的意图，所以晋国讨伐它。左氏说从前晋文公经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难道隔了很久以后才来报复吗？左氏所说晋文公初年各国的事情，大多都是这种模式，不再逐一辨析。秦、晋两国的争斗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介国人侵入萧国。冬季，周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公子遂前往京师。随即前往晋国。

译这是回报周公的聘问。“遂”是接续前一件事的词，没有褒贬之意；先记“前往京师”，再用“遂”字记载前往晋国，这也是经文的书写规则。鲁国派卿前往京师，从这里开始；而前往其他国家的事也多次出现，同样只是直书其事，意义自然显现。三十有一年春季，夺取济水以西的田地。左氏说这是“瓜分曹国的土地”，是把前面经文“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误同这一条联系起来了。拘捕曹伯是在二十八年，如今已经三十一年，难道经过四年才开始瓜分他的土地吗？公羊也知道这种解释难以贯通，于是说晋侯把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曹国强大、鲁国弱小，曹国怎么会侵占鲁国的土地？况且有什么证据呢？济水以西的田地，是齐、鲁两国争夺的土地。济水以西在齐、鲁交界处，所以双方互相争夺，不注明属于哪一国。这次夺取济水以西的田地，是鲁国从齐国手中夺取；宣公元年记载“齐国人夺取济水以西的田地”，是齐国从鲁国手中夺取；宣公十年记载“齐国人归还我国济水以西的田地”，是齐国先前从鲁国夺取，如今又归还鲁国。合并考察经文前后，意义就清楚了。当时齐国正弱，鲁国依仗晋国而强大，所以从齐国手中夺取土地，齐国也没有能力为难鲁国罢了。公子遂前往晋国。鲁国正依仗晋国，所以急忙同晋国修好；上一年去过，今年又去了。左氏说这是“拜谢曹国土地”，那么上一年前往晋国又是为了什么呢？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没有得到吉兆，于是免去牲畜不杀，但仍然举行三望。郊祭有两种：一种是祭天的郊祭，一种是祈求五谷丰收的郊祭。鲁国举行的郊祭都是祈谷郊祭。祈谷郊祭诸侯都可以举行；祭天的郊祭在冬至。经文记载鲁国占卜郊祭，多在四月，可以证明这是夏历二月，所以说“启蛰而郊”。哪里有四月祭天的道理呢？因此公羊说鲁国举行郊祭是非礼，错误；谷梁说“不合时令”，也错误。至于《明堂位》，是汉人的邪说，不可作为依据；而且它说“孟春”，这里却说“四月”，二者完全不能相通。三传都说四次占卜是非礼，所以经文才记载它，这是把“平常的事情不记载”错误理解为经义。襄公七年记载“三次占卜郊祭，没有得到吉兆，于是免去牲畜”，经文为什么也记载呢？经文记载“卜郊”，是因为郊祭是大事；至于占卜结果是否吉利、是否使用牲畜，往往各不相同，所以一并详细记载。左氏说“占卜牛并选择日期，牛称为牲；牲已经确定后又占卜郊祭，这是上位者怠慢”。考察经文凡说“卜郊”，正是占卜郊祭日期是否吉利，并不是占卜是否可以举行郊祭。占卜牛在此以前已经进行，经文不记载。左氏的意思似乎是说，牛已经占卜过，日期也已经占卜过，所以牛改称“牲”；既然已经得到吉日、牛已经称“牲”，才又占卜郊祭，把“卜郊”解释成占卜是否可以郊祭，这是不对的。有时称“牲”，有时称“牛”，其实是一回事。左氏说“占卜牛和日期，牛就称牲”；公羊说受伤的牛才称牛，这些说法都不对。《诗》《书》《礼》中谈到祭天，多称“牛”，难道那些牛都是受伤的吗？“三望”一语，公羊认为是望泰山、黄河、大海；贾逵、服虔认为是分野的星辰以及境内的山川；郑玄认为是大海、泰山、淮水，他的说法比较接近，但终究不敢确定。三传如果都把“犹”字解释为讥刺，也不对。不说“望”而说“三望”，正是诸侯的礼制，有什么可讥刺的呢？这也是把“平常的事情不记载”错误理解为经义。有人曲解说这是侥幸之辞，更加过分。圣人只是根据事实直书，哪里有什么侥幸呢？以上因为三传谈礼制的说法错误，所以详细辨析。秋季七月。冬季，杞伯姬来为儿子求娶妇人。前五年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就是杞桓公。后来她来朝见，鲁国却讨伐杞国；二十八年她又来，似乎是来赔罪；如今又为桓公求娶妻子而来，只是因为杞国弱小、受到鲁国欺凌，想为自己的儿子求得庇护罢了。伯姬的苦衷如此，评论她的人怎么还要责怪她呢？她所求娶的是僖公的次女叔姬。叔姬嫁到杞国的事没有记在经文中，后来被杞国遣返，经文却多次记载；鲁国因此欺凌杞国，而杞国最终也这样薄待鲁国的女儿。狄人包围卫国。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卫国曾被狄人灭亡而迁徙，如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祸患，也是齐桓公的力量；到这时狄人又包围卫国，卫国迁到帝丘，说这件事是晋文公的功劳。晋文公已经年老，第二年就去世了，哪里还能救援卫国呢？三十有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捷去世。卫国人侵入狄国。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卫国侵入狄国是应该的，为什么又同狄人结盟呢？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论功业，齐桓公比不上晋文公；论心术，晋文公比不上齐桓公。然而齐国的霸业只延续到齐桓公本人，而晋文公的子孙相继建立霸业，这就是天意。三十有三年春季，周王二月，秦国人进入滑国。经文写“入”，左氏说是“灭”，不对。齐侯派国归父来聘问。这是回访公子遂。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和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军。晋文公的兴起，秦国曾经出过力；后来晋国联合秦国讨伐郑国，郑国离间了两国，秦、晋才开始互相背离。然而晋文公已经年老，虽怨恨秦国却来不及发作；晋襄公刚即位，就讨伐秦国并取得胜利，他算是能够继承父亲的志业吧？经文原本明白顺畅，像平常记事一样；妄加议论的人却说其中含有讥刺，又有人说“及”字是衍文，这些说法都无法理解。癸巳日，安葬晋文公。狄人侵入齐国。左氏说这是趁晋国有丧事而来，并不是这样；下文“晋国人击败狄人”，才是这种情况。鲁桓公攻打邾国，夺取了訾娄。秋季，公子遂率军攻打邾国。鲁桓公攻打邾国，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秋季，又派卿去攻打它，实在太过分了。晋国人在箕地击败了狄人。狄人接连多年攻打郑国、齐国，如今依靠晋襄公击败了他们，从此才稍稍停息。冬季十月，鲁桓公前往齐国。当时霸主没有固定的人选，鲁国因齐国来聘问，仍然向齐国朝见。十二月，鲁桓公从齐国回来。乙巳日，桓公在小寝宫去世。左氏说这是“就安位”，即在安寝之处去世。降下霜却没有杀死草，李树、梅树反而结了果实。这是长期过分温暖所导致的灾异征兆。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在温地会盟时，晋文公率诸侯包围许国；许国依仗楚国，始终不肯屈服，因此晋襄公也继承父亲的意志来攻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