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二新安首源姚际恒

译《春秋通论》卷二。新安首源姚际恒。桓公是惠公的庶子、隐公的弟弟，母亲是仲子，在位十八年。元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公即位。这是在先君去世后的第二年，于岁首举行即位礼，所以记载下来。主张褒贬邪说的人认为，桓公杀死国君而自立，首先就不应记“即位”，不承认他是国君；可是隐公没有杀死国君，却不记“即位”，桓公杀死国君反而记“即位”，褒贬究竟在哪里？大事尚且如此，小事就可以知道了。三月，鲁公在垂地会见郑伯。郑伯用玉璧借取许田。郑庄公没有忘记先前归还祊地的事，这次乘桓公杀君自立之机有所要求，所以用玉璧借取许田。他用奸诈的谋略来达到目的，可见贪心到了这种程度。《春秋经》说“假”，《左传》却说“易”；经文说“以璧”，传文却说“以祊”，完全不相合，却还说郑国所求的是周公的祊地，这难道不是梦话吗？夏季四月丁未日，鲁公和郑伯在越地结盟。先前因会见而有用玉璧借取许田的事情，这次又因借取许田而结盟，大体都是凭利益交往、凭势力交往。秋季，发生大水灾。冬季十月。二年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宋督杀死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华督杀死他的国君殇公，拥立穆公的儿子冯，这就是庄公。华督是冯的党羽，孔父是殇公的党羽；殇公被杀，孔父必然也被牵连。“及”是从此涉及彼的说法。左氏喜欢谈论妇女的品德，说华督因为贪恋孔父妻子的美貌，先杀孔父，然后才杀死他的国君；如果这样，那么记“及”就应当用于国君，不应当用于臣子。这同荀息、仇牧的记载方法相同：荀息、仇牧都是先记国君被杀，然后记他们死亡；由此孔父的情况也可以知道。外国国君去世，按例记名字，所以即使国君被杀也记名字。孔父也是名，详见隐公元年“邾仪父”之下。历来都误以为“父”是字，有人又拘泥于“国君之前称臣下之名”的说法，才勉强把它解释成名。那么同样都是“父”，为什么孔父是名，而仪父是字呢？滕子来朝见鲁公。杞、滕、薛三国原本都是侯爵。《春秋经》对杞国有时称“伯”、有时称“子”，对滕国有时称“子”，对薛国有时称“伯”，都是降低爵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杞、滕、薛三国都是小国，朝觐、贡赋的力量不足以完备相应礼制，于是愿意降低爵位来办理事务；所以它们来朝、会盟以及去世时这样赴告，史官也就照这样记载罢了，哪里有什么改易？旧史既然没有改易，孔子又怎么会改易呢？三月，鲁公会同齐侯、郑伯在稷地，以平定宋国的内乱。○取。○义。○ ○。“成”字，一种解释是“成就”，一种解释是“平定”；这里的“成”字，主旨是“平定”。各家传文都把它解释为“成就”，大错特错。《春秋》行文从来没有褒贬的固定方法；如果果真把这次会盟记作“成就宋国的内乱”，就是妄加褒贬的文字。不仅鲁君不会这样，史臣不会这样，孔子也不会这样。况且华督杀死国君，宋国已经乱了，哪里还需要等四国在这时来使它“成就”呢？从事理上说尤其不通。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平”，而写“成”呢？回答说：这是孔子的微言。四国既不讨伐叛贼，而我国鲁国又接受了他们的贿赂，这是从中取利；对此不可直说，不可讳饰，只好隐约其辞，写作“成”而已。如果直接写“平定宋国的内乱”，那么不讨贼而接受贿赂的罪责，又凭什么加重呢？会盟记载中通常不说明所为何事；这里说明所为何事，只有两例，另一例是澶渊之会，都是特别的笔法。澶渊之会说明会盟的缘由，写作“宋国发生灾害”；这里也说明会盟的缘由，只是写得不太分明，所以又说这是微言和特笔。这种微言，就是孔子取义的地方。夏季四月，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安放在太庙。这一条直接记载事实，更加说明上文所谓微言的含义。秋季七月，杞侯来朝见鲁公。考察九月攻入杞国的记载，可知《公羊传》《谷梁传》把这里写成纪国是错误的，大概正是因为杞侯来朝，所以才攻入杞国。僖公二十七年春季杞子来朝，秋季八月攻入杞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先前蔡国跟随宋国讨伐郑国，又跟随宋国讨伐戴国，所以蔡国本来是宋国的同党；等到宋、郑两国和好，蔡国也自然同郑国通好了。九月，进入杞国。隐公曾同杞国结盟，如今桓公又同它结盟，是害怕它成为祸患。国君出行，史书一定记作“出某地某国”；他返回，也一定记作“至自某地某国”，这是史书的体例。不这样记的，是因为地点近便省略了，或因路远而遗漏了，并没有固定的例例。古时候，国君因大事出行，要到宗庙告祭；回来时，也要举行告庙、饮至、释爵的礼仪。虽然本来确有这种礼仪，但《春秋》时代诸侯会盟、征伐不断，什么时候没有出行呢？说“凡是记载至某地，就一定举行这种礼礼”，是左氏迂腐的见解。怎么证明呢？昭公居住在郓地时，也记作“公至自齐”“至自会”，难道郓地有宗庙吗？于是那些制造荒谬体例的人，看到经文记“至”，就一定要就这件事附会出一条例来；他们只怕把“至”当作通常之事，非要把它说成非常之事才记载，真可叹啊！详细情况见《无例详考》。三年春季，周王正月，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从这一年春季起不再书写“王”，到十八年才恢复书写；不书，是旧史文字偶然遗漏了。“春王”是孔子取以寄托义意的说法，在这里更加可以看出。详见《无例详考》。这是在齐国议定婚姻之事。左氏说“在齐国成婚”，这句话没有说通。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告命。“胥命”的含义不清楚，大概不是结盟，所以这样记载。但这也只是记叙事情，并没有在其中表示谁贤谁不贤。有人说这是“接近正道”“接近古制”，或说是“褒善”；也有人说是“讥刺”。考察隐公末年，鲁、卫、齐是一党，宋、卫、蔡是一党，齐、郑尚未联合；这时才开始互相告命，也不过是结党营私罢了，有什么可称善的？如果认为这是讥刺，那么会盟将经不起一一讥刺；会盟尚且不讥刺，为什么单讥刺胥命呢？《春秋》只在这里记“胥命”，由于材料不够详细，所以不敢确定它的义旨和书写规则。六月，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这是杞国来求和。秋季七月初一壬辰日，发生日食，而且日食完全遮蔽了太阳。日食本来就是灾变，而“既”尤其说明日食的灾异，所以记载下来。

译公子翚到齐国迎娶 △礼法，下同。女子。称为“公子”，以及左氏所说的“修复先君的友好关系”，辨析见隐公四年“翚帅师”一条之下。九月，齐侯送姜氏 △ △到讙地。诸侯亲自送女儿出嫁，不合礼制。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这是去迎接姜氏。夫人 △ △姜氏从齐国来到鲁国。在她尚未出嫁时，称作“女”；从齐侯一方说，称作“姜氏”；从鲁国本国说，称作“夫人”，《春秋》的书写层次就是这样井然有序。鲁国十二位国君中，有的记“娶夫人”，有的不记“娶夫人”；那些不记“娶”的，是因为在即位以前就已经娶妻。迂腐的儒生拘泥于《春秋》“通常之事不记”的说法，见到记“娶夫人”，就一定要寻找其中失礼之处来说，以证明这是非常之事，实在荒谬。冬季，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这是因为送夫人来鲁，同时举行聘问之礼。获得丰年。“有年”只记载过两次：这里一次，宣公时记“大有年”一次。这样说来，其余年份都不是丰年吗？回答说：古语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春秋》所记各国征伐没有停息，能够遇到丰年乃至大丰年的，大概也很少，所以才因喜悦而记下来。四年春季正月，桓公在郎地打猎。郎是鲁国的地方；打猎也不一定拘泥于冬季。说“郎地偏远”“打猎不合时令”，并把它们都看作非常之事，都是荒谬的。夏季，周天王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宰是官名，渠是氏，伯纠是字；宰并不是冢宰，见隐公元年“宰咺”一条下的说明。古人以伯、仲、叔、季为字，伯纠、南季、荣叔都是字。周天子的大夫称名或称字，没有固定规则。有人拘泥于天子大夫称字的例例，于是把“纠”当作名，妄自生出议论，和说梦没有区别。左氏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这又是把“武氏子”“仍叔子”的文字误解后牵连到这里。不记秋、冬的第一个月，是史文遗漏。五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甲戌”下面本来应当有脱文，见六年“蔡人杀陈佗”一条下的说明。左氏说这是“再次报丧”，在诸侯国动乱之时，哪里有空闲再次报丧？《公羊传》《谷梁传》大惊小怪地解释，都很可笑。夏季，齐侯、郑伯到纪国去。左氏说“齐侯、郑伯朝见纪侯，想趁机袭击纪国，被纪人察觉”，不对。《春秋》对外诸侯书“如”，并不是朝见；如果想袭击别人的国家，就不应让对方知道，如今无缘无故去朝见，对方当然应当知道“知道此事”（中研本作“如之”，今据北图本改），齐、郑难道会这样做吗？如果说“纪人把朝见之事报告上来”，那么经文怎么会不据其报告而另书“如”呢？大概齐国想谋取纪国，所以约郑国一同前往，以此威胁纪国，为第二年灭纪作准备，并不是此时就要突然袭击。周天王派仍叔的儿子来聘问。书作“仍叔之子”，与书作“武氏子”相同，只是遗漏了他的名字。左传说他“年幼”，但父亲在世而儿子已经壮年的情况很多，怎么能断定他一定年幼？况且天王难道会派一个幼弱的孩子主持聘问吗？有人认为他“尚未受命”，但未受命就是平民，又怎么会有天子任命平民的事呢？有人说“父亲年老，儿子代父亲从政”，也是臆测。有人说这是“讥刺世代为官”，尤其荒谬。安葬陈桓公。修筑祝丘城。秋季，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王讨伐郑国。“人”是对上下各等人的通称。称“王”是通常的说法，有时称“王”，有时称“天王”，没有固定规则。由此横生议论，都是妄说。按照左氏的说法，认为周王军队战败；但经文并没有这样记载。有人据左氏认为战败，说“不书战败，是为周王避讳”，那么“王师败绩于茅戎”又不是记载了吗？举行大雩祭。左氏说这是因为“记载得不合时令”。考察起来，雩是为旱灾举行的祭祀，有旱灾就举行雩祭；这里记的是旱灾，并不是记它不合时令。按照左氏所说“龙星出现便举行雩祭”，如今是在秋季，而周历的秋季相当于夏历的夏季，也不能说失时。雩祭记作“大”，赵伯循、陆循说是“全国普遍举行雩祭”，这是对的。说它是“僭越天子而称大”，是荒谬的。迂腐的儒生又说天子举行大雩就是“雩”，因此鲁国僭越天子，更是荒谬。这种说法始于贾逵，程颐又承袭了它。《月令》说“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乐”，且不说秦代制度不能用来说明周代，吕氏《春秋》也不能用来解释孔子的《春秋》；即使按照左氏所谓“龙星出现”是在四月，《月令》却说是在五月；而《月令》所谓“帝”，是五方之帝，并不是上帝。又，《月令》在“大雩帝”之前说“命有司”，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祷祭祀；既然山川、五方之帝都祭祀，哪里曾经区分天子雩祭上帝、诸侯雩祭山川呢？又有人说成王赐给鲁国隆重的祭祀，使鲁国得以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祭。考察《明堂位》记载郊、禘、大雩；如果有“大雩”这一礼制，它又出自哪部书呢？迂腐的儒生妄自制造典礼来迷惑世人，不能不加以辨明。程颐、胡安国解释《春秋》的说法，我在拙著中都不一一辨析，因为其他方面人们多知道它们荒谬；但这里涉及礼制，往往说得像确有出处，稍微读书不多的人就容易被迷惑，所以特别说到这里，后面也依此办理。蝗灾。冬季，州公到曹国去。说明见下文。六年（两种版本原来都缺“六年”，今据经文补入。）春季正月，实在来了。三传都承接上文，认为是“州公实在来到了这里”，但无论事理还是文义都说不通。来了就是来了，何必担心他不真实而特意书写“实”呢？说这个“实”是指此人，更难以解释；通读《春秋》，从来不用无意义的虚字。又有人说，失去国名，句首本来应当书作“州公寔”，也不对。考察起来，这两条本来就是一件事，只是下一条有脱文。夏季四月，桓公在郕地会见纪侯（“于郕”，两种版本原作“如郕”，今据经文改）。左氏说纪侯来商议应对齐国危难的办法，这个说法接近事实。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周礼》说“仲冬大阅”，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依据，所以八月举行并非不合时令。《周礼·大司马》说：“仲春，教练振旅；仲夏，教练发舍；仲秋，教练治兵；仲冬，教练大阅。”这些都是妄自创立的名目。如果认为八月不是农闲时节，那么另外三个时节难道就是农闲时节吗？又有人说这不合礼，是因为僭越天子，更是毫无根据。左氏说这是由于害怕郑国，也是臆测。《春秋》时代以征伐为常事，检查车马士卒、修整军事装备，本来就很适宜，难道一定要针对某一个国家才这样做吗？蔡人杀死陈佗。

译经文记一件事，必须具备起因和结果：前面有起因，后面有回应；即使没有传文，也要使人能够知道事情的大意〔原文“其大？”有疑〕。即使有起因而没有回应，也从来没有只有回应而没有起因的。例如，记载“弑君”而没有讨伐弑君者的情况是有的，却从来没有讨伐弑君者而不记“弑君”的。这里说“蔡人杀陈佗”，是对前文的回应；可是前面只记“陈侯鲍卒”，那么陈佗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蔡人为什么杀他？左氏在“陈侯鲍卒”下只说“文公之子佗杀太子免而取代了他，国君患病，于是发生动乱”，到这里却没有传文。如果佗杀太子确有其事，经文应当像“陈昭杀世子偃师”那样书写；为什么前面没有记载，却在这里突然写“蔡人杀陈佗”呢？前人对此事本来就多有疑问，但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它的说法。我的意见是：二年（“二年”两种版本相同，但这里是桓公五年的事，并非二年之事）春季正月甲戌日之下，本应记载陈佗作乱自立的事情，接着记己丑日陈侯鲍去世；如此一来，这里说“蔡人杀陈佗”，事情的始末就清楚了。所以，甲戌日下脱去的文字，应当就是这些；补在这里，既不显得突然，又可以解释甲戌、己丑两日的疑问。这里说“蔡人杀陈佗”，没有称佗为君，与“卫人杀州吁”“齐人杀无知”相同，说明他们没有成为君主。陈佗已经越过了即位后的年次，齐无知也已经越过了即位后的年次。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其他国君的嫡长子出生都不记载，只有这里记载，是因为举行了立嫡长子为世子的礼仪。桓公喜欢铺张夸耀功业，如大阅、蒸祭、尝祭之类都记载下来，也是这个缘故。冬季，纪侯来朝见鲁国。左氏也说是“向齐国求和”。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周历二月相当于夏历十一月。《王制》说“昆虫还没有蛰伏时，不能用火猎取”，那么仲冬正是昆虫尚未蛰伏的时候。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鲁国。邓侯吾离来朝见鲁国。这两个诸侯国都靠近楚国，他们前来朝见，是不是因为开始害怕楚国了呢？诸侯通常不书写名字，这里记名，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小而偏远，后来又不再出现，也不记载他们去世，所以记下名字；由此可见《春秋》没有固定的书例。左氏说这是贬斥他们，把大国看得尊贵、把小国看得低贱，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有人说他们一定是失国之君，没有根据；如果失国，就应当说“奔”，不应当说“朝”。有人说这是采用夷礼，更加荒谬。两国在同一个夏季来朝，并不是同一日同一月，所以分别书作“来朝”，不像滕侯、薛侯合写“来朝”，那是因为同日到来。秋季、冬季遗漏了月初，和四年相同。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周历二月相当于夏历十一月，礼书说“冬季举行烝祭”，所以这里举行烝祭是合宜的。周天王派家父来聘问。家是氏，父是名。季明德说：“这个家父，就是创作《节》诗的人，怎么可以不称他的名呢？《南山》诗陈述给周王，用来讥刺尹氏；诗中自称‘家父作诵，以究王……’，很有道理。”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周礼》是伪书，不足以作为依据。《诗经》说“礿、祠、烝、尝”，解释者说这是为了押韵，姑且不论；《王制》又说“春礿、夏禘、秋尝、冬烝”，《郊特牲》《祭义》却都说“春禘”。在解释礼制的著作中本来就不一致，怎么知道桓公时代的烝祭一定要严格区分四时名称呢？如今竟根据后世的说法来证明前代不对，说烝祭本属冬季而在春夏举行，是为了表示讥刺，这就错了。如果依据《诗经》所说“礿、祠、烝、尝”，那么《春秋》只记“烝”“尝”，却没有“礿”“祠”；如果说应当是“礿、禘、尝、烝”，那么《春秋》又有“禘”，而解释者又说“禘”不是时祭的名称。《春秋》只记“烝、尝、禘”三种祭祀，解释者又说诸侯少举行一个时祭；这些纷纷杂说，都难以作为依据。如果说这里是讥刺祭祀过于频繁，就更加荒谬。按礼制，应当三个月祭祀一次；从前一个正月到五月已经迟了，难道还能说频繁吗？都是“通常之事不书”这句话造成的误解。秋季，讨伐邾国。隐公七年已经讨伐过邾国，如今桓公又讨伐它。冬季十月，下雪。周历十月相当于夏历八月；如今这里才是八月，下雪是有可能的，但在中原地区还不会下雪。因为下雪过早，所以记载下来。祭公来到鲁国，于是到纪国迎娶王后 ○义 ○到纪国。祭公奉周王之命来迎娶纪国女子，周王命鲁国主持婚礼，所以先记“祭公来”，再记“于是到纪国迎娶王后”。“来”，是来到鲁国；奉命让鲁国记载此事，随后又到纪国迎接王后。本来是非常平常、容易理解的事，但历来的儒生看到这里，便大惊小怪，认为这是祭仲擅自专权，应该回去向平王复命，不应擅自奉命立即办理。他们不知道祭公来到鲁国时，周王已经下达命令，何必再回去复命？况且天子求娶王后，本来不应有得不到的情况，哪里会有先来命令鲁国、还担心得不到，必须再次复命的道理？甚至有人说祭公来本是为了私事，鲁国急于让纪女成为王后，于是同祭公谋划，祭公便擅自办理；这种邪说更加不值得辨析。诸侯都称“迎女”，因为女子尚在本国，所以不称“夫人”。这里的女子也还在本国，为什么却直接称“王后”呢？考察隐公二年，上文记“履緰来迎女”，下文记“伯姬归于纪”；妇人称字，是为了表明她是伯姬，是从鲁国一方称说。如今如果上文只记“迎女”，下文再记“纪季姜归于京师”，就无法显出她是王后了，所以特意书作“王后”以区别于普通女子；这是尊崇周王，也借以显示王者无外的义理。这里的斟酌增删，鲁国史官未必能够做到，所以归功于我们的夫子孔子。九年春季，纪季姜 ○迎娶 ○义 ○归于京师。这里称“纪季姜”，与称“伯姬”的意思相同；“季姜”是为了显示她的字，所以这里不能称“王后”，而上文特意称作“王后”。当时的各种说法都像梦呓。襄公十五年“刘夏到齐国迎接王后”，不记“归”；可见王后有时记“归”，有时不记，没有固定规则。左氏说“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其出嫁”，却不知道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齐国将要灭掉纪国，如今纪女已经嫁给周天王，鲁国又替她主持婚礼，似乎可以凭此自保了；然而最终还是不能自保，可见当时国君软弱、臣下强横到了什么程度！夏季四月。秋季七月。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鲁国。曹国是小国，害怕鲁国；因此曹伯将要去世时，派世子来朝见，是想把世子托付给鲁国。解释者不能体察实情，说这是讥刺世子代替国君朝见，认为不合礼，错了。十年春季，周王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秋季，桓公在桃丘会见卫侯，没有遇到。

译当时卫国与齐国结党，而齐国逐渐同鲁国结仇。鲁国听说卫侯要到齐国去，想借此离间齐、卫关系并向卫国求和，可是卫侯没有同鲁公会面，于是造成了郎地之战。解释者说卫国失信，难道不是梦话吗？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交战，书法 △规则 △于郎地。左氏说：“起初，北戎侵扰齐国，诸侯救援齐国，郑国公子忽建立了功劳。鲁国给齐国馈赠军粮，却按照周王的爵位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郑国人发怒，请求齐国出兵；齐国又让卫国军队相助，所以不称‘侵’或‘伐’，先写齐、卫，是因为按周王的爵位次序。”考察这段话，有四点可疑：鲁、郑自从进入祊地借田以来，交往已经很深，怎么会因为这点小怨就突然结怨？这是第一。鲁国按周王的爵位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是几年前的事，怎么会到这时才来讨伐？这是第二。郑忽救齐时，经文没有记鲁人前往齐国，这是第三。既然说郑国主导这场战争，为什么先写齐、卫？经文什么时候一定要按爵位排列先后？这是第四。解释者说郑人主兵却把齐国列在前面，就像卫国的州吁主兵却把宋国列在前面，也不对。这一说法见前面经文下的说明。考察起来，齐国本来想谋取纪国，而鲁国正因为姻亲关系替纪国迎娶王后，所以齐国怨恨鲁国；卫国又与齐国结党，没有同桓公会面。到此时，齐、卫便约郑国一同来讨伐鲁国。郑庄公也是喜欢制造混乱的人，于是煽动齐、卫来仇视鲁国。不称“侵”或“伐”，而称“来战”，是因为《春秋》初期对于内战有所避讳，所以采用这种书法；后来才书作“伐我四鄙”，再后来直接书作“伐我”。《公羊传》《谷梁传》完全没有通读全经，看到经文书作“来战”，就说“言战”表示鲁国战败，这是邪说。庄公九年干时之战，难道鲁军没有书作“败绩”吗？十一年春季正月，齐人、郑人、卫人在恶曹结盟。就是前面讨伐郎地的那些诸侯；这里称“人”，与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相同，是因为同一场战争再次出现，便略去爵位。解释者把“人”说成大夫，认为不合正名，甚至说是削夺爵位，全是浅陋书生的见解。左氏增加“宋国”，是错误的。夏季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九月，宋人拘执郑国的祭仲。突回到郑国。郑忽出奔卫国。郑庄公有太子忽和庶子突。祭仲拥立忽，宋人拘执祭仲，改而拥立突，这就是厉公；忽逃亡到卫国。“人”是上下各等人的通称，没有固定书例。有人认为这是贬低宋公，不对。大夫称名或称字也没有固定规则；有人认为这是赞许祭仲，有人认为是责罪祭仲，都不对。诸侯生前通常不称名，忽、突都称名，是为了区别两人都成为国君。忽不称“世子”，突不称“公子”，直接称名，意思就可知道。突不称国，是因为下文已有“归郑”的“郑”字；忽称国，是承接上文“归郑”的“郑”字〔原文此处有疑〕。突不应书作“立”，而书作“归”，是根据事实记载；这些都没有固定书例。柔会见宋公、陈侯、蔡叔，并在折地结盟。柔记名，说明见隐公八年“无骇卒”一条下。柔能够同诸侯会盟，也是奉鲁公之命出使。柔同宋国结盟，是鲁公会见宋公的开始。桓公在夫锺会见宋公。冬季十二月，桓公在阚地会见宋公。这两条的说明见后文。十二年春季正月。夏季六月壬寅日，桓公会见杞侯、莒子，并在曲池结盟。隐公四年，莒人讨伐杞国；如今为两国讲和。秋季七月丁亥日，桓公会见宋公、燕人，并在谷丘结盟。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桓公在虚地会见宋公。冬季十一月，桓公在龟地会见宋公。自从柔在折地会见宋公并结盟以后，桓公总共五次会见宋公。左氏说“桓公想调和宋、郑关系”，从下文“同郑伯结盟”以及“郑军讨伐宋国”来看，这个说法接近事实。然而宋国有拥立突的功劳，为什么还不能调和？一定是因为宋国索取财物而没有满足欲望。鲁国先前同郑庄公结仇，如今趁突新近即位，想重新结好，所以屡次向宋国请求调和，而宋国拒绝；从此鲁国同宋国断绝关系，转而同郑国联合。此前郎地之战，郑国仇视鲁国而宋国没有参加；接着鲁国想调和宋、郑；后来又同郑国结党讨伐宋国，桓公反复无常就是如此。丙戌日，桓公会见郑伯，并在武父结盟。郑伯就是突；并没有因为他篡夺君位而取消他的爵位，由此可知《春秋》没有固定的褒贬书例。丙戌日，卫侯晋去世。再次书写“丙戌”，是因为诸侯去世应当慎重记日，并不是多余的文字。十二月，鲁国和郑军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有时书作“及”，有时书作“公及”，意思相同，没有固定规则。左氏说这是“宋国没有信用”，这虽然没有明说书例，实际上却是在强作书例解释，错了。怎么知道呢？因为经文说“战于宋”，一定是责任在宋国，所以杜注说“特别指出宋国没有信用，所以写成单独交战”。却不知道先说“及郑伐宋”，是说明鲁、郑共同讨伐宋国；再次书写“丁未战于宋”，是说明这一天发生交战，所以分两次记载，文法本来就应当如此，哪里有什么固定书例？既然没有书例，又有什么可贬斥的？如果把两句话分成两种意义来作为贬义，就更加是井底之蛙，不值得辨析。上文称郑伯，这里称郑师，是因为战伐出动的是军队，并不必然带有贬义，也不是贬斥。此前左氏解释“战于郎”说“我们有理”，认为写“战”就是说宋国没有信用，替鲁国留下有理的余地；这里写“战”，就应当是宋国有理，却又说宋国没有信用，实在自相矛盾。左氏又说“宋国没有信用，君子说：‘如果信用不能保持，结盟就没有益处。’《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混乱因此增长。’这就是没有信用。”考察起来，桓公五次会见宋公，从未同宋国结盟；桓公同郑国结盟后，果然“和郑国一起讨伐宋国”，可见盟约是有信用的。如今把同郑国结盟误记成同宋国结盟，所以我说左氏解释经文的话尤其低劣，并不是诬蔑他。邪说把经文说“战”解释为鲁军战败，辨析见十年“来战于郎”一条，后文依此类推。十三年春季二月，桓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桓公同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译左氏说“郑国同宋国交战”，这是误把前一年“及郑师伐宋”牵连到这里。公羊说“宋国同鲁国交战”，也是误把前面的“及郑师伐宋”和丁未日“战于宋”牵连到这里。谷梁说“纪国同齐国交战”，更加荒谬。纪国虽然受到齐国逼迫，但作为一个小国，怎么能联合两个国家同齐国交战？而且这样岂不是同齐国共有四个国家？四国中的宋、卫、燕又都同纪国没有仇怨。如果说齐国联合三国攻打纪国，鲁、郑援助纪国而与之交战，就完全不合经文，更不值得辨析。考察起来，十年郎地之战，是齐、卫、郑来同鲁国交战；如今郑突即位，所以鲁国同郑国和好，借助郑国讨伐齐、卫，以报郎地之战。又讨伐宋国，是因为双方新近结怨。三国增加燕国，是因为燕国属于宋国一党。十二年，宋人、燕人在谷丘结盟。鲁、郑增加纪国，是因为纪国属于鲁国一党并且怨恨齐国，所以来相助。不书“战”，是因为交战地点在鲁国境内。下文书写日期，是按照会面时确定的日期。下文书“及”，不称“公”，是承接上文。燕国称“人”，是因为它国家小而偏远，是轻视它；下文称“燕师”，是沿用齐、宋、卫的称呼。三月，安葬卫宣公。卫惠公（上文称“卫侯”“卫候”，两种版本原作“惠侯”，今据经文改）在宣公前年十一月去世，卫惠公越过旧年，在正月即位并改换年号，所以二月尚未安葬宣公时称“卫侯”，并没有什么不妥。二月刚同卫国交战，三月又前往参加葬礼，这是必然不会发生的事；所以可知所谓“前往参加葬礼便记作安葬”的书例，并不存在。夏季，发生大水。冬季十月。十四年春季正月，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左氏说郑国人来修复友好关系；但自从十二年鲁国同郑伯在武父结盟以来，鲁、郑的友好关系已经维持很久，何至于到这时才来修好？大概是为了防备齐、卫、宋三国。没有结冰。周历正月相当于夏历十一月。有人疑惑这时还包括十二月，天气尤其寒冷；如果十一月没有结冰，为什么立即记载呢？考察《春秋》记“无冰”共有三次：这一年、成公元年二月、襄公二十八年春。二月相当于十二月，“春”则兼指十、十一、十二月；有时是十一月温暖，有时是十二月温暖，都可以记载。如果三个月都温暖，就记作“时”。夏季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五”字下面缺少文字，是传抄者遗漏了。此前曹地之会没有结盟，所以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不记日期、只记名字，都没有固定规则。秋季八月壬午日，御廪发生火灾。己亥日，举行尝祭。《经》中关于桓公的记载，两次写“烝”，一次写“尝”，是因为桓公有铺张盛大地举行典礼的意图，所以“大阅”“大雩”“烝”“尝”这些祭祀都记载下来；这样看来，就是平常的事情也全都记载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不合时令”。可是“尝”是秋祭，八月难道不合时令吗？又有人说这是因为“不敬”。那么，难道因为御廪失火，就不祭祀祖先了吗？这些说法，都是受了“平常的事情不记载”这句话毒害的结果。冬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宋国人联合齐国人、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攻打郑国。宋国攻打郑国，是为了报复郑国连年攻打宋国。写“宋人”，是表明宋国是主谋。“以”字没有固定的书例，邪说却说：“‘以’，就是不以；”意思是本来不能制约对方，如今却能够制约了。定公四年“蔡侯以吴子”，难道也是本来不能制约，如今才制约得了吗？有人因为这种解释讲不通，便说“以”是没有交锋，也同样荒谬。十有五年春二月，周天王派家父来索求车。天子本应因功劳赏赐车服，如今反而向臣下索求车辆，把事实直接写出来，含义自然就显现了。三月己未日，周天王去世。桓王去世（“奔”字，两种底本相同，疑当作“崩”），惠王即位。夏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五月，郑伯突逃亡到蔡国。诸侯出奔，有的记名字，有的不记，没有固定的书例。赵汸说这是为了“辨别两个国君”，似乎有些道理；可是十六年“卫侯朔出奔齐”，当时并没有两个国君。郑国世子忽 ○取 ○义 ○复归于郑。忽出奔时还没有成为国君，“为君”三字，中研本作“君然”，今据北图本改。突却已经成为国君，所以称为“郑伯”。这时如果不写“郑世子”，就无法看出忽是正统，而突不是正统，因此特意写作“郑世子”。此前忽出奔时不写“世子”，也是因为突尚未成为郑伯，所以不写“郑伯”。这里既表明了圣人辨明君臣、嫡庶的用意，也表明他的笔法竟然如此严整有序。写“复归”与写“归”相同，没有固定的书例。许叔进入许国。隐公十一年“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就是这件事的前因。当时《左氏传》说，郑国派许国大夫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如果这样，那么“东部”也是许国土地，如今为什么写“入于许”呢？因为《经》没有记载许叔出奔，所以无法考察。《经》简略记载这件事，只写“入”而不写“出”，因为写“入”就可以看出此前有“出”。“入”字记名字还是记字，没有固定的书例；写“入”还是写“归”，也没有固定的书例。有人说：“‘归’是容易进入的说法，‘入’是艰难进入的说法。”如今许叔进入许国，难道有国人拒绝他吗？许叔是庄公的弟弟，不是国君；当时穆公已经即位，也没有看到他出仕的记载。鲁公在艾地会见齐侯。此前齐僖公凭四国军队在郎地交战，而鲁国也联合纪、郑击败齐、宋四国的军队，双方不断交兵，因此襄公即位后，鲁国便同齐国修好。《左氏传》说这是谋划安定许国，是不对的。邾国人、牟国人、葛国人来朝见。“人”是上下各类人的通称；如果是小国，往往称“人”，这里的含义又有所不同。秋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译栎是郑国的城邑，不是郑国本身，所以写“入栎”，而不写“入郑”；有人把它说成是恢复国家，是错误的。我看《经》记载郑忽、郑突争夺国位的事情，从来没有不详细的。十一年，郑庄公去世后，先写“宋人执祭仲”，又写“突归于郑”，表明突是被宋国要挟而立为国君的；突回到郑国后，忽便出奔了。这一年突逃亡到蔡国，突出奔后忽又复归；这里又写“突入于栎”。当时祭仲拥立忽，在国内专权，突困居栎地，不参与诸侯之事，共有十七年；这期间只有庄公四年同齐侯在垂地相遇一次。十七年后，突才趁齐桓公称霸，在郅地大会诸侯，并参加了会盟；这样看来，他曾经恢复了国位。《经》没有记载，是因为栎不是别国，所以不再记载。又因为忽、祭仲都必定已经去世，《经》不记忽去世，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成为国君，所以略去不记，并不追问他是正统还是非正统。这样看来，忽实际上从未真正成为国君，而始终作为国君的只是突；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就是如此。可是《左氏传》称忽为“昭公”，又在十七年记载“高渠弥杀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记载“齐人杀子亹而立子仪”，庄公十四年记载“傅瑕杀子仪而迎纳厉公”，直到二十一年《经》写“厉公突卒”，这件事才算结束。如果按《左氏传》所说，忽确实是国君，而且臣弑君、邻国讨伐叛臣等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经》为什么全都不记载呢？我不敢相信。冬十一月，鲁公在袲地会见宋公、卫侯、陈侯，攻打郑国。十有六年春正月，鲁公在曹地会见宋公、蔡侯、卫侯。夏四月，鲁公会同宋公、卫侯、陈侯、蔡侯攻打郑国。《左氏传》说“谋划攻打郑国，将要迎立厉公”，这是对的。《经》写“攻打郑国”；突在栎地，忽在郑国，那么攻打郑国就是攻打忽。攻打忽，正是想把突迎回郑国。秋七月，鲁公从攻打郑国的战事中回来。冬天，修筑向地城墙。向地处在鲁国和莒国之间，隐公二年“莒人入向”；到这时向地服从鲁国，鲁国便修筑城防。后来向地又服从莒国，宣公四年，鲁国再次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十有一月，卫侯朔逃亡到齐国。朔是卫惠公的名字，因为没有德行，被臣下驱逐而逃往齐国。出奔时记名字，是通常的书例。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日，鲁公在黄地会见齐侯、纪侯并结盟。《左氏传》说这是调解齐国和纪国之间的关系，是对的；又说还谋划卫国的事情，这是多余的枝节。二月丙午日，鲁公在趡地会见邾仪父并结盟。隐公初年，仪父曾经来蔑地结盟，所以这次又派人来重申盟约。然而桓公八年已经攻打邾国，这一年秋天又立即攻打它。夏五月丙午日，和…… △法：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有时写“公及”，有时写“及”，没有固定的书例。春秋初年，别国来侵略、攻打鲁国时，忌讳直说“侵”“伐”，而说“来战”，相关解释见十年“来战于郎”条下。这里称“及某师战”，同样是避讳，和前面的事情相同。前面说“来战”，这里说“及某师战”，事情相同而记载方式又不同。六月丁丑日，蔡侯封人去世。秋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季是蔡侯献舞的弟弟，记名还是记字，没有固定的书例，和“许叔入于许”相同。有人竟因为他使用字，就认为他贤能，却不知道他的贤能表现在什么事情上。随意判定贤与不贤，任凭个人好恶，这是小人解释《春秋》时最令人痛恨的地方。癸巳日（“癸巳”，中研本作“祭巳”，北图本没有错误，今据《经》文改），安葬蔡桓侯。“侯”应当是“公”。我私下认为，鲁国史书旧本中，安葬诸侯的记载本来都称“侯”；孔子因为鲁国国君称“公”的缘故，便全都改成“公”，所以偶然漏改了这一处。这和记载“天王”时有时仍保留“王”字一类。否则，为什么偏偏明确有写“侯”的呢？其他说法也都是错误的。鲁国和宋国人、卫国人一起攻打邾国。春天结盟，秋天却攻打它，直接这样记载，含义自然就显现了。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十有八年春，周王正月，鲁公在泺地会见齐侯。鲁公和夫人姜氏随后前往齐国。前年鲁国被齐国攻打，如今却同齐国会见，并且还和夫人一起到齐国去，这是被齐国诱骗了。齐国深深仇恨鲁国，而鲁公却不知道，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夏四月丙子日，鲁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日，鲁公的丧车从齐国运回。鲁公被弑，通常不记地点；这里是在国外被弑，所以写“薨于齐”。季明德不相信《左氏传》，认为“桓公是自己去世的，不是被齐国弑杀的”。这是强行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违背传文，不是正确的论说。上面写“正月如齐”，下面写“四月公薨”，这已经明显表明其中有变故；何况齐襄公淫乱其姊妹的恶行，在《诗》中昭然可见。把这些合起来看，《春秋》的记载自然没有可疑之处。秋七月。冬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国君桓公。这里写“葬”，也是为了区别于在国内被弑，相关解释见“隐公薨”条下。《春秋通论》卷三 新安首源姚际恒 庄公是桓公的儿子，母亲是文姜，在位三十三年。元年春，周王正月。不记“即位”，是因为他在先君去世的那一年已经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