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论卷十五新安首源姚际恒（2/2）

译有些书并非伪书，但书名是伪托的。《春秋繁露》。董仲舒撰写；十七卷，八十二篇。按：《汉书·艺文志》在《春秋》类中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在诸子儒家类中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在《春秋》类中才开始著录《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而诸子儒家类中已没有所谓一百二十三篇的《董仲舒》。董仲舒本传说他讲说《春秋》的得失，有《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等数十篇。颜师古注说，这些都是他的著作名称。前代儒者辨析这部书的人很多，这里不全部抄录。总的说来，既然书名叫《繁露》，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两篇，与史传所说不合，所以都认为可疑，却一直没有定论。只有胡元瑞说：“《隋志》所载西京诸子之书往往保存完整，唯独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几乎没有著录；而《春秋》类却突然出现《繁露》十七卷。如今读这部书，其中论《春秋》的只有十分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篇，大多泛泛讨论性情、术数和治国之体，至于其他谈阴阳五行的内容尤其多，都与《春秋》没有关系。看来不但以‘繁露’冠篇值得怀疑，连题作‘春秋’的书名也不是实录。我认为，这八十二篇的文字，就是《汉志》儒家类所载的一百多篇；大概到了东汉以后，篇章次序残缺，有好事者便把《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合入此书，又擅自取班固所记的‘繁露’之名加在书上。后人既不考察董仲舒一百多篇为何亡佚，也不深入追究八十二篇的来源，只是纷纷争论，所以全都失误了。”按：胡元瑞这个说法虽然属于推测，却确实有道理，因此保存他的意见。在这里另行列出此书。［重考］ 《汉书·艺文志》载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和《公羊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说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这应当就是《汉志》的十六篇。董仲舒本传说：“董仲舒所著，都是阐明经术意义的文章，以及上疏和条教，共一百二十三篇；至于讲说《春秋》之事，有《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等篇，又有数十篇，共十多万字，都流传于后世。”我怀疑“又有数十篇”是说其中有数十篇重复的文章。以《六韬》本来就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之内、《毕万术》本来就在《淮南》外三十三篇之内的情况为例，《汉志》用总名统摄各个分目，这种情况很多。吴承志认为《春秋繁露》就在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之内，大概是对的。况且《汉志》删去重复篇目，或许因此不再见到《繁露》等篇名。再考《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见蛟龙进入怀中，于是作《春秋繁露》”，据此看来，《繁露》虽然是一个篇名，却确实是仲舒著作中有名而得意的一篇；因此《隋志》《唐志》以下不以董仲舒作为书名，而以《春秋繁露》作为书名，也可能是后人搜集董仲舒的著述、缀辑残篇，以一个篇名总题全书。胡应麟的说法确实不是毫无道理，只是考察得还不够周密。（卷四，页二 ○—二一） ［补证］ 眉按：周中孚说：“《春秋繁露》前十七篇，都是论说《春秋》的义理，应当就是《汉志》《春秋》类《公羊治狱》十六篇的文字；从《离合根》第十八篇以下，都与《春秋》无关，正是《汉志》儒家类一百二十三篇中的文字。”（《郑堂礼记》卷四）这与胡应麟的说法大致相同，但终究属于推测。《繁露》这个名称，前人没有确切解释。《中兴馆阁书目》说：“《逸周书·王会解》说：天子面向南站立，冕旒上没有繁露。注说：繁露是冕冠下垂的装饰，有联贯的形象。《春秋》以属辞比事为义，仲舒命名，或许就是取自这里。”程大昌《跋繁露》说：“牛亨问崔豹：冕旒称为繁露是什么缘故？崔豹回答说：把玉串缀连起来向下垂，就像繁多的露珠。因此，繁露就是古代冕冠上的旒，形似露珠而下垂，这就是借来给书命名的原因。根据《通典》《太平寰宇记》所引的内容推想此书，其中都用一件事物来发抒自己的意思，有如垂下的旒凝结成露的形象。那么《玉杯》《竹林》也是借物命名，就可以想见了。”大概是怀疑这部书近似小说家之言。这两种说法中，后一说已经被楼钥非难（见《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前一说相信的人也很少。只有俞樾《诸子平议》说：“董仲舒原书，应当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这一节作为首篇，篇名就叫《繁露》；今天称作《春秋繁露》，是用首篇的篇名来题称全书。传抄者误把‘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列在它前面，于是便把‘楚庄王’作为篇题，连《繁露》的名称也弄丢了。既然如此，‘楚庄王’一节应当放在哪里呢？回答说：今本《竹林篇》中‘逢丑父及郑伐许’两节前后相连，古本在这两节之间，应当有‘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晋伐鲜虞’与‘郑伐许’本来就是同类相从；而‘楚庄王’一节又与‘楚庄王杀陈夏征舒，灵王杀齐庆封’相提并论，‘逢丑父’一节又与‘丑父欺晋，祭仲许宋’相提并论，这两件事也都是按类别相从的。因此，这两节文字夹置在它们之间无疑。卢文弨的注释引用钱氏的说法，认为这是后人拾取、缀辑造成的，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不知道这是《竹林篇》的错简罢了。”假如他的话正确，以《繁露》作为首篇的篇名，又以首篇之名题称全书，概括了《春秋》以属辞比事为义的意思，那么确实可以同《馆阁书目》的解释互相发明。可是它下面的两篇就是《玉杯》《竹林》，与篇中所说的内容完全无关，又要拿什么说法来解释呢？所以，俞樾认为篇中文句颠倒，这一点是对的；但说《繁露》是首篇的篇名，也只是根据意思推定罢了。黄震《日钞》说：“我私下考察：现在这部书（指楼钥校定本）只有回答胶西王询问越大夫的问题，言辞简约而义理精当，并且都保存在董仲舒本传中。其余内容多烦琐鄙陋，甚至有不合道理的地方。例如说‘宋襄公遵循他的道而失败，《春秋》却尊重他’，宋襄公哪里是遵循正道的人呢？又说‘周朝无道，秦国讨伐它’，把秦伐周与殷、周讨伐无道之国相提并论，秦果真是在讨伐无道吗？又说‘心志如死灰，以不问来发问，以不回答来作回答’，恐怕不是儒者的话。又把《春秋》‘王正月’的王解释为周文王，恐怕《春秋》没有这个意思。又说‘黄帝以前有先谥，四帝以后有谥’，恐怕远古还没有谥号。又说‘舜以天为主而取法商，禹以地为主而取法夏，汤以天为主而取法质，文王以地为主而取法文’，这些说法从道理上看都没有适当之处。又说‘楚庄王因为上天没有显现灾异，便向山川祈祷’，没有见到灾异而感到畏惧还可以，向山川祈祷以求天降灾异，难道人情会如此吗？

译至于它说：‘人的本性有善的资质，却不能立即行善，只有等待教训以后才能行善；如果说本性已经是善的，便几乎不需要教化了。孔子说“善人我不能见到”，孟子却说人性都是善的，这是过分的。’这又是不明白本然之性的道理。汉代儒者中，只有董仲舒关于仁义的三条对策，光明显著，足以流传万世；难道能说董仲舒的《繁露》中会有这种话吗？欧阳修读《繁露》，没有说它不是真书，却讥刺它不能把论说提高到足以阐明圣人之道的程度，并且发出‘可惜啊，可惜’的感叹。董仲舒是纯粹的儒者，欧阳修是文学之士，这一点又是学者所应当审察的。”黄震的话已经足以揭示《繁露》的缺失，而它的行文烦琐鄙陋，更是显而易见。钱谦益摘录《深察名号篇》中的话：“本性好比禾苗，善好比米，米从禾中产生，但不能把禾完全看作米；善从本性中产生，但不能把本性完全看作善。”又摘录：“人的本性好比茧和卵，卵要等待孵化才成为雏鸟，茧要等待缫丝才成为丝，本性要等待教化才成为善。”并说：“剖析义理精妙，可以会通孟子、荀子两家的学说，不是宋代诸儒所能赶得上的。”（《牧斋有学集·跋春秋繁露》）这不过是文人好事的议论，极不足为据。试把董仲舒本传中“质朴叫作本性，本性不经教化就不能成就”两句话，与此书中“本性是上天赋予的质朴，善是王者教化的结果；没有这种资质，王者的教化就不能施行；没有王者的教化，质朴的资质也不能成为善”等语相对照，可以清楚看到它有意仿合的痕迹。这样看来，这部书就不只是书名伪托，连书本身也是伪作了。（页三 ○ ○—三 ○三） 《东坡志林》。钱牧斋说：“马氏《经籍考》载《东坡手泽》三卷，陈氏认为这就是俗本《大全》中所谓的《志林》。如今《志林》十三篇，收入东坡后集的，都是辨论史传大事的文章；《志林》中却连伪作也混杂进去。”姚氏按：俗传的《东坡志林》？都是琐碎的言论和小札，杂取东坡文集以外的记事、跋尾之类，搜集编成一书；而且，尤其可笑的是，？传？又有米元章的《志林》，以…… ［重考］ 《东坡志林》见载于陈直斋《书录解题》。大概是东坡随手记录的笔记，尚未编成书，后人搜集他的墨迹编成，所以题名《手泽》。刻印《大全集》的人又嫌这个名称有像父亲遗墨的意思，因此改名为《志林》。今天的《学津讨源》本，首卷题为明代汤云孙辑，是又取集本重新增订的，所以宋本三卷，而此本五卷。这部书记载的都是东坡从元丰到祥符二十多年间亲身经历的事情，大多是短篇小札，内容都具有名理。末尾有一类论古文章共十三篇，判断明确，文笔也汪洋恣肆，善于学习庄子，正是前人所说的“海外文字”。钱牧斋的说法本来不足取，姚氏把它列在这里，也不恰当。（卷四，页二二）

译有些书还不能确定其著书之人。《国语》。《汉书·艺文志》著录《国语》二十一篇，没有注明作者姓名。司马迁说：“左丘明失明之后，便有了《国语》。”傅玄、刘炫、啖助、陆淳都认为它同《左氏传》的文体不相同。李仁父说：“左丘明将要为《春秋》作传，先采集各诸侯国的史书，选取其中的精华；而先行采集的稿本仍然保存着，当时人传习它，称作《国语》。所以文辞多枝蔓，不像《内传》那样简洁直截、严峻劲健，严重的地方甚至驳杂而不合体例。这大概是因为各国史料不能纯一所造成的。否则，左丘明为什么特意写这样一部重复的书呢？只有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够认识这一点。”这说法虽然接近事实，但终究属于推测。［重考］ 司马迁既然说“左丘明失明之后，便有了《国语》”，班固也说“孔子依据鲁国史记作《春秋》，左丘明论述、辑录其中的本事，为它作传；又汇集各国异同，编成《国语》”，以至韦昭说：“左丘明又采录前代从周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诛杀智伯的史事，编成《国语》。它的文字不以经义为主，所以称为《外传》。”《史通·六家篇》说：“左丘明既作《春秋内传》，又考察其中散佚的文字，汇编另外的说法，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情，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另编为《春秋外传·国语》，合计二十一篇。它的文字与《内传》相对，有时重复而略有不同；这也是六经一类的书，仅次于三传。”由此可见，汉唐史家都认定《国语》是左丘明所作，而姚氏仍然搜集浮泛的议论，深深怀疑这一点，实在不是徒然搅扰。（卷四，页二三） ［补证］ 康有为《伪经考》说：“《国语》明明只有一部书，《汉书·艺文志》却认为有两种，奇怪之一。其一是二十一篇，就是今天流传的本子；其一是刘向所分的《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部《国语》，篇数为什么相差数倍，奇怪之二。刘向的书都流传到了后汉，而五十四篇的《新国语》，后汉人没有一个提到它，奇怪之三。大概五十四篇是左丘明的原本。刘歆已经把其中大半约三十篇分出来作为《春秋左传》，于是留下残余部分，又搜集杂书加以附益，编成今天的《国语》，所以只有二十一篇。考察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记春秋以前的事情；《鲁语》大半是敬姜一个妇人的话；《齐语》全部取自《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的文笔又不相同，不知道是从哪部书搜集来的。那么，它是《左传》的残余，再由刘歆补缀而成，就十分明显了。刘歆知道《国语》原本有五十四篇，天下或许有人见过，所以又把一部书分成两部来充数，并假托为刘向所分的非原本，以掩灭它的痕迹；他的作伪动机就可以看出来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中都说‘《春秋》《国语》’，如果像今天的《国语》这样内容寥寥，又与《本纪》所记少皞不同，司马迁不应当随意引用它。” 眉按：《伪经考》的其他说法多半接近武断；但这一说法似乎难以推翻。刘歆窜改《左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得非常详细。他所举出的文字缺漏，有的正是某篇的年代无从考定之处，大概就是刘歆穿凿附会而无法处理的地方。刘歆强行把一部书分成两部，希望用来抵制《公羊传》，所以对《左传》多设置条例来牵合比附，对《国语》则搜集杂书来补缀，却不知道两书杂合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例如《左传》记齐桓公建立霸业很简略，《齐语》却专门记这件事；《晋语》记霸业很简略，《左传》却记得很详细；《吴语》专门记夫差伐越以至亡国的事，《左传》记这件事又很简略：如果不是从一部书分割出来，为什么会有‘这边详细而那边简略、那边详细而这边简略’的情形呢！（参阅钱玄同、顾颉刚《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所以现在接受康有为的说法，确定今本《国语》是刘歆补缀的本子。陆深说：“《左传》和《国语》都出自左丘明之手。例如叙述鲁国采用田赋一事：《左传》说：‘季孙想要按田地征赋，让冉有去向仲尼请教。仲尼没有当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施舍要取厚，办事要适中，征收要从轻；这样的话，即使把我丘也算进去，田赋也就够了。如果不按照礼法，而贪得无厌，那么即使按田地征赋，仍然会不够。季孙，如果您想推行一项制度并使它合乎法度，那么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只是想苟且推行，又何必来询问呢？”季孙没有听从。’《国语》则说：‘仲尼没有当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登记田地，按劳力征收，并调节远近的差等；按乡里征收赋税，用来供给鳏寡孤独和疾病之人；有军队出征时就征发赋税，没有战事就停止。？，并衡量财物有无，按劳力分配役使，同时考虑老幼，于是便有每年的收成。一井田出产稯、禾、秉、刍、缶米，不过如此，先王认为已经足够。季孙，如果您想实行这种制度，就有周公的土地赋籍；如果想违法而行，苟且征赋，又何必来询问呢？”’不只是文辞不同，事实也不同，为什么呢？如果从文辞上说，《国语》不如《左传》。”（《燕闲录》）我认为，既然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的，那么两书事实的同异，以及两书叙事详略的差别，总不过是刘歆作伪时所采用的不同手段罢了。又姚鼐说：“《国语》大略记载一个国家事情的，只有《周语》《鲁语》《晋语》《楚语》。至于《齐语》《郑语》《吴语》《越语》，都是从头到尾记一件事，体例又不同。辑录《国语》的人，随着所得材料的繁简而收录。而《郑语》一篇，我怀疑它也是《周语》的文字，只是辑录者把它另列出来。周朝自从子朝之乱以后，典籍散失，后来的君子拾取残缺材料，也常常牵强附会，并不是真的喜欢谈神怪。像《周语》中房后为丹朱冯，以及本篇所说龙涎的故事，何其荒诞啊！褒姒的事情，郑桓公亲眼见过；像本篇史伯所叙述的那样，实际上是后世追述前代的话，不是同时代的言辞。郑桓公是周代的贤人，却说他用赠送财物来诱骗虢、郐，夺取它们的土地，使用小人的倾诈手段；而且在西周时，史伯怎么能知道周朝一定东迁、郑国一定跟随呢？这可以说是诬蔑贤人的话了。秦仲处在幽王时期，只是一个附庸，不能说是小国；那么为什么说秦仲的国家很大呢？这是粉饰性的说法，忘记了与当时不相合；以左丘明这样的君子，一定不会采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崔述说：“我考察：左传的文字有明确的年月，事情多是实录；《国语》却荒唐妄诞、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左传记事简洁，措辞也多能抓住要领；《国语》的文辞却枝蔓、冗弱、没有骨力，显然绝不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而且《国语》中，《周语》《鲁语》多平缓铺陈，《晋语》《楚语》多尖锐警策；

译《吴语》《越语》多恣意放纵，即使说《国语》也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左传》一书，是采集各国史书编成的；《师春》一篇就是明证。《国语》则是后人取古人的事情，仿拟成文，所以事情少而辞藻多。《左传》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国语》写了几章还说不完，因此称为《国语》。“语”是区别于记事而专门作言论的意思。黑白截然不同，云泥相隔如此遥远，而世人却认为是一个人所作，也太奇怪了。又考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文王、孔子以下列举七件事：文王被囚羑里的说法，我已经辨明了；孔子作《春秋》，也不在陈、蔡之间；《离骚》《兵法》《吕览》《说难》的作者，也都与本传所说相异。既然如此，这句话也不能完全相信。而且《史记》把左丘明列在屈原之后，只说他失明而不说他的名字叫明，尚且不能确定司马迁所说的是否就是作《左传》的左丘明，不能强行认定是同一个人。”（《洙泗考信录余录》）我认为，既然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的，那么姚鼐所怀疑的《周语》《郑语》荒诞并诬蔑贤人，崔述所怀疑的许多矛盾，也不过是补缀者无法避免的破绽罢了。至于《左传》的文辞远非一般作品可比，《国语》仿拟它，更不能只从简洁或枝蔓的差别来讨论。至于卫聚贤撰写《古史研究》，说《国语》是楚国的产物；《楚语》《周语》是左丘明之后的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语》《齐语》是左人郢的儿子所作；《鲁语》《晋语》是左人郢的孙子所作；《越语上》出自左人郢的曾孙；《郑语》出自左人郢的玄孙；只有《越语下》与全书差异很多，应当是另一个人所作：一部书竟有六位作者，而其中五人又都是左丘明的子孙，恐怕没有这样的事实，所以现在不采用。 （页三 ○六—三 ○九） 《孙子》。这部书有两点可疑：第一，左传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司马迁记载孙武是齐国人，在吴国任职；阖闾时，他攻破楚国、进入郢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左传》记吴国的事情最为详细，孙武的功劳如此显著，不应当遗漏。叶正则说：“从周初到春秋，凡是统率军队的人一定参与国政，从来没有只在外面专门领兵的。六国时期这种制度才开始改变。孙武在吴国是大将，却没有成为命卿，而《左氏传》也不为他作传，这可以吗？”他说得尤其有道理。第二，篇数不相合。司马迁称《孙子》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有八十二篇。后出的本子应该少于前者，为什么反而多于前者呢？杜牧注释所传的本子是十三篇，后来确实少于前者，可是为什么又恰好与司马迁所说的十三篇相合呢？杜牧说孙武的书有数十万字，魏武帝删削其中繁杂多余的部分，取其精粹，编成这部书；这样说来，仍然应当是《汉志》所载的八十二篇，而不是司马迁传记中的十三篇。因此说它可疑。梅圣俞也曾注这部书，说：“这是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倾轧时的说法。”叶正则继承他的说法，认为：“春秋末年、战国初年，是山林隐士所作。他所说在吴国得到采用的事情，不过是他的门徒夸大的说法。他说阖闾用妇人来试验孙武，尤其奇异险怪，不值得相信。”现在姑且保存梅圣俞、叶正则二人的说法，用来解释《左传》没有记载孙武的疑问。那么孙武这个人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未必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吗？这部书是他自己写的，还是他的后学写的？都无法知道。因此把他列入作者尚未确定的一类。至于篇数，如果它确实是司马迁传记中所说的本子，而不是曹操删定的本子，那么《汉志》所载八十二篇，是否反而是后人增益的，刘歆、任宏等人没有察觉而把它收录进去？这也无法知道。［重考］ 司马迁的话非常明确，后人只是失于考察。孙诒让说：“《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史记》说孙武以兵法被吴王阖闾召见，阖闾说：‘您的十三篇，我已经全部看过了。’这与今本相同。毕以珣《孙子叙录》认为十三篇就在八十一篇之内，是对的。《吕氏春秋·上德篇》高诱注说孙武是吴王阖闾的将领，兵法有五千字，也与此相合。今天宋本曹操注《孙子》，共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诱大概只是举整数而言。”按照这些来讨论，唐宋以来一切荒谬的说法都可以扫除了。详细内容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四至二五） ［补证］ 姚鼐说：“《左氏传》叙述阖闾的事情没有孙武；太史公为他作传，说孙武以十三篇进见阖闾。我认为，吴国或许确实有孙武这个人，但十三篇不是他所著，而是战国时期讲兵法的人所作，只是假托孙武的名字罢了。春秋时期大国用兵，不过几百辆战车，从没有出动十万军队的；何况是在阖闾时期呢？田齐和三晋已经被立为诸侯后，臣下才称君主为‘主’；‘主’在春秋时期是大夫的称呼。这部书中所说的，都是战国时期的事情。它所采用的用兵方法，是秦人把俘虏当作民众使用的办法，不是仁人所说的话。然而从此以后，世上谈论用兵的人，都认为没有谁能超过孙武。”（《读孙子》）全祖望说：“眉山苏轼说：‘孙武用兵未必每战必胜，这同书中所说相差很远。吴起谈兵轻视法制，草率简略，缺乏统筹，不如孙武的书言辞简约而意义完备；然而吴起在鲁国任职便打败齐国，在魏国任职便制服秦国，进入楚国便使楚国称霸，而孙武的作为却是这样。由此可见，这部书确实不足以相信。’

译苏轼的话，可以说是独具评论时代的见识。不过我仍然惋惜他的话没有说尽。孙武哪里懂得兵法呢？今天世人共同称道的事情，莫过于他依据军令斩杀吴王宠姬一事；却不知道这只是战国七国之人的传闻，太史公误信了它。《左氏春秋内传》《外传》记吴国的事情也相当详细，却绝不提到孙武；即使《越绝》诸书出于汉代，也不很提到孙武。因此叶水心怀疑吴国原来未曾有过孙武这个人，他的书和事迹都是纵横家伪造的，用来补充《七略》的遗漏，破解千古的疑惑。至于十三篇的文字，自然应当出自懂兵法的人之手，不能拿它来责备孙武没有取得书中所说的成就。”（《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启超说：“现存十三篇《孙子》，旧题为春秋时期吴国孙武所撰。我们根据这部书的文体和内容，确实不能相信它是春秋时期的书。不过，如果说它出自秦汉以后，文体和内容也都不像。汉代《艺文志》中本来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吴孙子》就是春秋时期的孙武，《齐孙子》就是战国时期的孙膑。如果把这部书说成孙武所作，可以断定是伪书；如果说是孙膑所作，也可以说它是真书。”（《中国历史研究法》）眉按：《汉书·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说是孙膑。（按：孙膑与孙武的关系，《史记》只说：“孙武死后，过了一百多年有了孙膑；孙膑也是孙武的后代。”可是邓名世《姓氏辨证书》却说：“孙武生了三个儿子，孙驰、孙明、孙敌；孙明在富春受封食采，生孙膑，就是打败魏军、擒获太子申的那个人。”不知道他依据什么，竟敢把前人不敢详说的事情说得如此详细。）《吕氏春秋·慎势篇》说：“孙膑重视形势。”司马迁说：“孙膑受刖刑，整理编次兵法。”（《汉书·司马迁传》）《孙武传》也说：“孙膑的名声显扬天下，世代流传兵法。”说这部书是孙膑所作，似乎没有不可以。然而孙武十三篇已经著录在本传中，而今书恰好是十三篇，明显是依附孙武传记而作。它与《吕览》《淮南子》《潜夫论》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吕览》说：“用兵贵在使自己不可战胜；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以战胜在于敌人；圣人一定在自己方面下功夫，不把希望寄托在敌人方面。”这与本书《形篇》所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战胜；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以战胜在于敌人，所以善战者能使自己不可战胜，却不能使敌人一定可以战胜”等语相同。《淮南子》说：“勇敢的人不能独自前进，怯懦的人不能独自后退。”这句话出自《军争篇》。“所以用文教来号令，用武力来整齐，这就叫作必定取得胜利。”出自《行军篇》。“好像从地底下出来，好像从天上降下来”，“不攻击阵势整齐的敌人，不攻击旗帜排列严整的军队”，都是依据《军政篇》。“君主谁最贤明，将领谁最能干”，出自《计篇》。“不要指望敌人不能夺取我，而要依靠自己不可被夺取”，出自《九变篇》。《潜夫论》说：“将领是百姓生死的掌管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与《作战篇》相同。“军队失败不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而是将领的过错”，出自《地形篇》。又如《史记》说：“兵法上说，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它，兵力两倍于敌就同它交战。”出自《谋攻篇》。“刘敬说：这一定是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没有能力”，出自《计篇》。“兵法说，身处本国境内作战就是散地”，“兵法不是说陷入死地然后求生，置于亡地然后求存吗？”都出自《九地篇》。由此可知，说这部书不是战国时期的书，似乎也不可以。齐孙子的书如今没有流传，或者今天这部书就是孙膑的书，后人删成十三篇，以迎合《史记》所说的孙武，都是无法知道的。不过总之仍然是一部伪书。毕以珣《孙子叙录》说：“八十二篇中，其中一部是十三篇，没有见到阖闾时期的作品；如今流传的《孙子兵法》就是它。其中一部是若干篇问答，既然见于阖闾时期的作品，就是各类传记所引用的遗文；其中一部是《八阵图》，《周礼》郑玄注曾引用它；其中一部是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曾引用它。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都见于《隋书·经籍志》；《三十二垒经》见于《唐书·艺文志》。按：《汉志》只说有八十二篇，而《隋志》《唐志》在十三篇之外又列有数种，可知这些书都包括在八十二篇之内。”又说：“《七录》所说的三卷，大概是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八阵图》、杂占等书则另有版本流行。”王先谦《汉书补注》也说：“十三篇大概因吴王的话而得名，中、下卷多见于各家征引，唐代时这部书还存在。”孙星衍则说：“《艺文志》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贞引用《七录》说‘《孙子兵法》三卷，大概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那么中、下二卷就是图。”（《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我认为孙星衍的说法最错误。《汉志》以卷来区别篇，明显是用图来区别文字，怎么可以说把图合起来就是八十二篇呢？况且正文只有十三篇，图谱却有六十九篇，图谱为什么反而比正文多呢？如果是问答之辞，见于其他书籍征引的，又很浅陋。考察其文体，应当在十三篇之后，也不能说就是《中卷》和《下卷》。大抵那些奇伟不凡的士人，意气飞扬，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奋笔谈论兵法，假托太公、孙子来博取世俗声名、自我得意。凡是史书、志书所记载的兵法之书，有一半属于这一类；如果一定要把它们逐一比附而求其吻合，那就错了！张燧说：“孙武谈兵，应该在司马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而孙武作为吴将曾率军进入郢都，这种说法或许未必完全正确。左丘明对吴国的事情最为熟悉详细，又喜欢夸张、好奇，以孙武有这样的举动，不应当把真实情况全都湮没。大概战国的游说之士认为孙武在谈兵方面极为神圣，不屑于用空话欺骗天下，所以才编造这些文章罢了。”（《千百年眼》卷三）这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因此，孙武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虽然还来不及确定，但十三篇不是孙武所作，则本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读杜牧《注孙子序》，不能不联想到十三篇与曹操的关系。杜牧说：“孙武所著的书共有几十万字，曹魏武帝删削其中繁杂多余的部分，记录其精要切实的内容，共十三篇，编成一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译曹操亲自作序，并为它作注解，说：‘我读过的兵书战策很多了，孙武的书最为深奥！’然而他所作的注解，十篇中还解释不了一篇，大概不是曹操不能全部注解，而是他没有这样做罢了。我查阅《魏志》，见曹操自己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兵书，将领们出征作战，都按照这部新书行事；遵从命令的就取得胜利，违背教令的就遭到失败。由此看来，曹操大概在这部新书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张，自成一家，不愿跟随孙武之后；否则，曹操难道不能把孙武的书全部注解吗！”（《樊川文集》卷十）由此可见，十三篇是经过曹操删削加工才形成的，并不是原本就像现在这样。曹操所著《兵书接要》十卷（见《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及《文选·魏都赋》注，《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太平御览》作“辑要”，有人认为“接”应作“节”，因为避曹操祖父曹节的名讳。书中内容，《御览》卷八、卷十一所引，多是占验之语）、《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书略要》九卷，都见于《隋志》。（《兵书略要》九卷，《唐志》作《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御览》卷三百五十七所引也作此名。）或许曹操读了齐国孙子八十九篇以及其他兵家著作，把其中经过实践检验、最为精要切实的内容摘取出来，依照《史记·孙武传》的篇数，假托为孙武的著作，作为千古以来治兵的指导纲领；至于具体条目，则都收入他自己所著的书中，像《接要》之类；所谓“将领们出征作战，都按照新书行事”，那么曹操对于十三篇的注文，有些来不及详注，也没有必要详注了。不过，这种说法我不敢断定。曹操本来就是诡谲的人，又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杰作，反而要把它托名于古人呢！（页三一一至三一六） 《刘子新论》袁孝政作序，称作者为刘昼。《唐志》著录为十卷，称作者为刘勰；有人认为就是这部书，但篇目并不相同。又有人说作者是刘歆、刘孝标。【重新考证】《隋志·经籍志》杂家类著录杨伟《时务论》十二卷，并注引“梁有刘子十卷，已亡”，这应当就是此书。编修《隋志》的人一定听说过这部书的内容，所以其中《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只是南北统一之际，此书偶然散佚，到唐代又重新出现。袁孝政的序说：“刘昼因伤感自己不被赏识、天下衰乱，流徙到江南，所以写了这部书。当时人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认为是刘勰所作，有的说是刘歆、刘孝标所作。”孝政是唐代人，断定作者为刘昼、字孔昭，一定有所依据。因此，宋代的《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玉海》（卷五十三）都采纳了这种说法。两部《唐志》都题作刘勰所著，正是袁孝政所说的当时人不知道作者，误称为刘勰或刘孝标。《文心雕龙》的体制既然不同，宗旨也完全不同。只是孔昭号称名儒，此书杂论治国修身之道，还不失为儒者之言。《北史·本传》说刘孔昭撰有《金箱璧言》，或许就是这部书吧？至于说他流徙到江南，则与本传不合，怎么知道不是史书漏载呢？即使根据本传所说他后来编缀辞藻、文辞十分古拙，便怀疑这部书不是他所能作，也不是确切的论断。孔昭本来不擅长诗赋，既然曾被邢邵、魏收讥笑，耳食之徒便把这件事说得过分罢了。至于书名叫《新论》，应当是程荣、何镗一类人所为，他们误把书名改成了桓谭《新论》的名称，并不是原来的书名。王昶《春融堂集》有这部书的跋，断定是明人伪造，可以说是考证失误到了极点。（卷四，页二五至二六）

译《化书》《通考》记载为伪唐宋齐邱子嵩所撰。宋濂认为是谭峭、字景升所作，齐邱窃取了它。据《仙传》说：“谭景升把《化书》交给齐邱，说：‘这部书所讲的变化之道是无穷的！希望你为它作序，使它流传后世。’后来齐邱便把书夺为己有并传播，终于不得善终。”我考察认为，《仙传》的说法也不能立即相信，直到现在仍无法确定。【重新考证】宋代碧虚子陈景元的跋也采用《仙传》的说法，这件事应当不是虚妄的。《崇文总目》仍题为谭峭所撰，《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宋志》却都误题为齐邱所撰。张耒曾在书后题写道：“《化书》虽然都是浅薄的机巧小术，但也略微可以从中看出黄老所谓的道德。文章颇为高雅简洁，有些地方很值得喜爱。”（卷四，页二六至二七） 【补充考证】王昶说：“《刘子》二卷，为北齐刘昼所著，共五十六篇。唐代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作注。考察可知，刘昼字孔昭，所著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但这部书在他的本传中没有记载。又《隋经籍志》中，顾子、符子都列入书录，唯独此书没有记载，是什么原因呢？考察《唐志》，有《刘子》十卷，题刘勰撰。袁孝政序说：‘刘昼流徙到江南，所以写了这部书。当时人不知道作者是谁，认为是刘勰；有人说是刘歆、刘孝标所作。’陈振孙甚至不知道作者是哪个时代的人。晁公武说它的文辞鄙俗，倒是很有见识。大概《唐志》所载的《刘子》不是这部《刘子》；而这部书在刘昼传中没有记载，毫无疑问是后人伪作。明人喜欢作伪，《申培诗说》《子贡易诗传》《天禄阁外史》等书，无知的人多把它们奉为珍贵的典籍，这部书大概就是同一类。”（《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考察梁代通事舍人刘勰，史书只说他撰有《文心雕龙》五十篇，没有说他另有其他著作。而《文心雕龙·乐府篇》说：‘涂山在候人中作歌，开始形成南方音乐；有娀氏在飞燕之间作歌，开始形成北方声调；夏甲在东阳叹息，东音由此产生；殷整在西河思念，西音由此兴起。’此书《辨乐篇》却说‘夏甲作《破斧之歌》，开始形成东音’，与刘勰的说法相合；又说‘殷辛作靡靡之乐，开始形成北音’，则与刘勰的说法截然不同，必定不是出于同一人。又据史书记载，刘勰长于佛理，曾主持定林寺经藏，后来出家，改名慧地；这部书的末篇却归心于道教，与刘勰的志趣完全不同。《白云霁道藏目录》也把它收入太元部无字号中，它不是奉佛之人的著作，已经很明显了。说是刘孝标所作，南史、梁书都没有明确记载，不足以作为依据。说是刘歆所作，则书中全篇称‘班超愤而习武，终于建立了西域的功绩’，这种说法本身就足以驳倒它。只有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姓名见于《北史·儒林传》。然而他未曾流徙到江南，与袁孝政的序不合。本传说‘刘昼孤贫求学，任意博览，昼夜不息；考中秀才而未能及第，于是悔恨自己不学习写文章，才又开始编缀辞藻，文辞十分古拙’，这与此书文辞繁丽轻浮也不相合。又说‘他求取秀才十年而不得，于是发愤撰写《高才不遇传》；孝昭帝时，他出发到晋阳上书，言辞切直，却多不合时宜，始终不被录用，于是把所上奏书编成《帝道》；河清年间又撰写《金箱璧言》，用来指斥朝政的弊病。’也没有说有这部书。难道袁孝政所指的，是另一个刘昼吗？看此书末尾《九流》一篇所指出的得失，都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假如《隋志》抄袭了它，不应反而不收录此书；假如它抄袭《隋志》，那就是贞观以后的人所作。也可能袁孝政采集诸子之言，自己编成此书并自己作注；又故意模糊其作者，使后世无法追究，也未可知。”眉按：王昶说不是北齐刘昼所撰，是正确的。《提要》辨明不是刘勰、刘歆、刘孝标所作，也正确。只是它说《九流》一篇抄袭《隋志》，并怀疑是袁孝政自撰自注（怀疑袁孝政自撰，此说始于黄震），似乎难以马上确定。卢文弨说：“它的文笔丰美，很像刘彦和；袁孝政所作的注浅陋错谬，对于出自《左氏》《国语》的事例还有很多胡乱解释，难道说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抱经堂集·刘子跋》）严可均说：“近人编纂书目的人说，《九流》一篇完全抄袭《隋书·经籍志》的文字。《隋书》并不是僻书，反复核查后，难道真是这样吗！”（《铁桥漫稿》）这些都不是没有根据的话。如果说王昶怀疑它是明人伪托，那就更加没有根据了。就文字而言，有人说它丰美，有人说它鄙俗，有人说它繁丽轻浮，与《北史·本传》所说的古拙不相似。我认为，繁丽轻浮的文字，说它丰美可以，说它鄙俗也可以，褒贬不同，确实不足为怪；但它终究不是所谓古拙。这大概是伪托者没有仔细研读本传，以为六朝文章本来就应当如此，却不知道刘昼并不是这种文风。又有人说：“六朝时有韵的叫‘文’，无韵的叫‘笔’；本传说刘昼不学习写文章，大概是指词赋而言，但不善于写有韵之文的人，未必不擅长写无韵之笔。”（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这也是穿凿附会。六朝固然有文、笔之分，但也只是用于评论文章、对举文体之时；史家叙事，何必舍弃通称而强行区分朱、碧，反而增加混乱呢！周中孚认为此书或许就是刘昼所著《金箱璧言》（《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也属于臆测。（页三一七至三一九） 【补充考证】

译眉按：关于宋齐邱的死，僧文莹《玉壶清话》说，齐邱在国家发生祸乱时，还想趁机窥伺图谋；事情败露后，被囚禁在家中，缢死。郑文宝《南唐近事》说，齐邱退休后，又以大司徒的身份被征召；保大末年，因陈觉谋反案获罪，饿死在青阳。两种说法不同，但都属于所谓不得善终。只是不能说他是因为《化书》而不得善终。《化书》是谭峭所作，齐邱夺来据为己有，那么书不是伪书，而是人伪造了名义。不过书中也有窜入的部分：王世贞《书化书后》说：“我认为，齐邱一定把自己所著的一两篇窜入其中，然后掩饰为己有。例如《五常》一章，忽然说：‘远离帝王的筹策，代替天地的权衡，那么仲尼就是这样的人。’这大概是借此表明齐邱自己的意思。假如是景升所作，一定不会推尊仲尼，也不必附会儒者。又齐邱在观察万物变化时，总自称‘小人’，这就是所谓不经考察却自我暴露的地方。”（《读书后》）张纶又说：“我看这部书，文章虽然高妙，但内容驳杂；其中有的承袭黄帝、老子、庄子、列子，有的本于佛教，有的叙述晏子、墨子，言语都很亲切；至于谈到儒家，就不像儒家，这是因为他本来不了解儒家，所以说得越精细，意思反而越远。” （《林泉随笔》）不了解儒家却又喜欢议论儒家，大概就是齐邱窜改加入的地方。这样看来，不只是作者的名义是伪造的，连书本身也有伪作成分。而胡应麟说：“这部书，张文潜、黄东发都认为是齐邱所撰，宋景濂却归于谭峭。然而齐邱在南唐做官，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谭紫霄，能够役使鬼神，四方道士跟随他学习的有一百多人；那么今天流传的《化书》，其意旨似乎尤其相像。两个谭姓道士都与齐邱同时代，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无法知道。”（《四部正》？）考察陈景元的跋，说“旧传陈抟说谭峭在终南山撰写《化书》，后来游历三茅山，经过建康”等等，那么谭紫霄或许就是谭峭。然而这部书既然被齐邱夺取，又有窜入的内容，本来就应当与伪书同样看待；两个谭姓道士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对于齐邱夺取并窜改书文的罪责，大概都没有影响。（页三二〇至三二一） 【页三二〇至三二一】有真书而杂有伪作的书 经书方面，《礼记》《仪礼》中都有这种情况，详见本书，这里不再重复。《三礼考注》吴澄撰写。杨士奇作序，认为晏璧曾把它掩饰为自己的著作；又根据《公纂言》的叙录考察，发现其中增添了很多内容，礼义大多混杂不分。罗伦作序也认为，增添的部分无疑不是吴澄亲手所作。【重新考证】《元史》本传以及虞道园所撰墓志，都没有记载这部书。根据卷首东里跋和罗一峰序所说，实际上是明初晏彦文、字璧所作，假托吴澄之名。朱彝尊《经义考》说：“草庐先生所作各部经解，各自有叙录。我买到《周官礼》，才知道是先生的孙子吴当补撰的；其余《仪礼》部分有《逸经》，《戴记》部分有《纂言》。现在流传的《三礼考注》，拿来与先生的著作核对，论议和体例多有不合，显然是晏氏伪托。”竹垞的说法是正确的。（卷四，页一） 【补充考证】张尔歧《蒿庵闲话》说：“我读《仪礼》，除了郑玄、贾公彦的注疏外，偶然得到吴氏《考注》，稍微看了几眼，便合上书放到阁中，因为它的注释都是从郑玄、贾公彦那里摘取的，往往失去原文的首尾；至于它自己所作的解释，又严重违背经文的本意。后来《仪礼郑注句读》完成，我才取《考注》来为它校勘订正。它不同于郑玄、贾公彦的地方有四十多处，只有《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受祭肺’四字，对经文有所补益；其余都支离破碎，不必逐一驳击，弊病立刻可见。我怀疑这部书大概是庸俗妄人假托而作的；否则，草庐这样的名儒，怎么会疏漏荒谬到这种程度！后来我得到《三礼考注序》，读过之后，又把它的书与序反复对照，才确实相信它不是吴氏原书。

译序中说：‘不顾自己僭越妄为，只依照朱子所划分的礼章，重新加以编排；经文之后的记文，按照经章的次序整理其文，不敢割裂，完全依照旧本，附在各篇末尾。’ 现在这部书却把记文割裂开来，分散附在经文之中。序中又说：‘二戴的记文中，有些本来属于经篇，把它们分出来作为《逸经》；礼各有义，是经文的传，所以把戴氏保存的内容和刘氏补充的内容合在一起作为传，共十五篇。现在这部书的十五篇都具备了；但《士相见》《公食大夫》两篇，只是摘取《礼记》的文字来凑数，根本没有所谓清江刘氏的书。至于八篇《逸经》，序中又详细列出了篇目：《公冠》《迁庙》《衅庙》《取》取自《大戴记》，《奔丧》《投壶》取自《小戴记》，《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取自郑玄注。虽说《逸经》有八篇，实际上有完整书文的只有五篇；另外三篇只保存篇题，并没有实际的书文。现在这部书把《大戴记·明堂》列为第二篇，大概是不知道《王居明堂》与《明堂》有所区别。以上三点都与序不合，它不是吴氏所作，已经很清楚了。序中又说：‘正经列在首位，《逸经》次之，传列在最后；都另编成卷，彼此不相混杂。此外的内容全部归入戴氏的记文。朱子所辑的内容，以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也参照取舍以去除重复，名为《朱氏记》，与二戴之记合为三种。’ 草庐本书的编排次序，大略可以从这几句话看出。现在这部书中已经看不到《朱氏记》，却又杂取二戴的书，题名为《曲礼》的共有八篇，内容庞杂汇集，望去令人眼花缭乱；这又与草庐所说“全部归入戴氏之记”不相符合。是什么样的妄人，竟荒谬地诬蔑前代儒者到这种程度，实在可恨！”朱彝尊《经义考》说：“考察草庐先生所作各部经解，各自有叙录。我买到《周官礼》，才知道是先生的孙子吴当补撰的；其余《仪礼》有《逸经》，《戴记》有《纂言》。现在流传的《三礼考注》，拿来与先生的著作核对，论议、体例多有不合，显然是晏氏伪托。”眉按：以吴澄《三礼叙录》来证明此书是伪作，郑瑗已经先说过了。他说：“《三礼考注》有人认为不是草庐所作。考察吴澄的年谱、行状，都没有说他曾注释此书。杨东里说，它编排的次序与《三礼叙录》不同。我考察《卮言集·周礼叙录》，只说：‘冬官虽然残缺，现在姑且仍照旧本；《考工记》另编为一卷，附在经文之后。’现在此书篇首也载有叙录，却改成说：‘冬官虽然残缺，依据《尚书·周官》考察，冬官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却杂在地官司教掌管国家教化的内容中；现在取出掌管国家土地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希望冬官不至于亡佚。’ 《卮言叙录》说“《仪礼传》十篇，是吴澄编次的”，而此书在“十”字下面又加了一个“五”字；这大概是有人想附会此书出自吴澄之手，所以把吴澄的叙录揭示在篇首，又从旁增益改窜。况且吴澄最不相信古文《尚书》，而《周官》正是古文；他难道会根据它来确定《周礼》吗？等到考察这部书的编排，也不能没有疑问：例如《春官·大司乐》以下的内容，都取出归入《司徒》；地官大小司徒的职掌，则取出归入《司空》。然而考察《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时，有“严寒酷暑、暴雨，小民怨恨叹息；思考艰难、谋求简易，百姓才得以安宁”的话，又说“宗伯使神人与人和谐，使上下协调”；《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职掌也说：“用天所生之物培育阴德，用中正之礼加以防护；用地所生之物培育阳德，用和谐的音乐加以防护；用礼乐汇合天地的变化和万物的生长，用来侍奉鬼神，调和万民，使万物各得其宜。”这与《周书》的话实相互表里。由此看来，司徒难道只掌管教化而不涉及养民吗？宗伯难道只掌管礼制而不涉及音乐吗？叙录所编的《仪礼逸经》，现存的只有五篇，即《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至于《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它们的经文已经亡佚。这部书却用《大戴记·明堂篇》来补《王居明堂》，其中说：“明堂有朱草，每天生一片叶子，到第十五天生出十五片叶子；第十六天落下一片叶子，周而复始。”这种纬书、野史的说法，怎么能说是礼经中的内容呢？它用《公符》来补《公冠》，或许是吴澄的意思；然而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的冠礼辞令，显然不是古经的文字。吴澄平时深恶经文与传文混杂，难道会让它这样杂乱而没有区别吗？我曾说，《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奔丧》《投壶》四篇，还大略保存了经文的面貌；拿它们来补经，尚且不能不引起人的怀疑；《公符》《明堂》不可用来补经，则是确定无疑的。”（《井观琐言》卷三）这段话可以与张尔歧的说法前后相互参证。又考察杨士奇的跋（姚氏误作“序”），说：“这部书本来是吴文正公吴澄遵循朱子的意旨考订而成，包括《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另编为一卷；这些情况见于吴澄文集中的《三礼叙录》和虞文靖公的行状。过去曾听长者说，我乡康震、字宗武，曾向吴澄求学；元末兵乱时，这部书藏在康氏家中，战乱后，郡中晏璧、字彦文，从康氏的孙子那里求得此书，便把它掩饰成自己的著作。我近年在邹侍讲、字仲熙家看见晏璧抄录的初本，注释中称‘澄曰’的地方，都改作‘先君曰’；称‘澄按’的地方，都改作‘愚谓’，用白粉涂掉原文后重新书写，但原来的痕迹仍隐约可见。”由此可见，晏璧把这部书掩为己有，仍留下了很大的破绽。而且晏璧一向与杨士奇交往，他编纂《乾坤清气集》时，曾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几处古人的作品，杨士奇曾与他争辩（也见于跋中），由此可知晏璧本来就是敢于作伪的人；郑瑗、张尔歧揭示他与序文不合的说法又十分确凿，晏璧确实是一个荒谬诬蔑前代正人的妄人了。（页二二七至二三〇） 【页二二七至二三〇】《文子》

译《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文子》九篇。原注说：“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与孔子同时；但书中称周平王发问，似乎是后人依托。”《唐志》记载有魏代李暹的注本，共十二篇，与今本篇次相同。晁公武怀疑是李暹拆分原书而成。李暹注本的传记说：“文子姓辛，是葵丘、濮上人，号称计然。范蠡以师礼事奉他。他原来向老子学习；把老子的遗言记录下来，成为十二篇。”陈振孙说：“考察《史记·货殖列传》徐广注：‘计然，是范蠡的老师。’裴骃说：‘计然姓辛，字文子。’唐代徐灵府引用这些话作为依据。然而从班固时代就已经怀疑《文子》是依托之作，何况未必就是当时的原书呢！至于把文子说成计然的字，更加不可考信。”考察陈振孙的辨析，李暹确实承袭前人的错误，把文子说成姓辛、名钘，又号计然。辨析这部书的文字，柳宗元说：“其中的辞句有些似乎可以取法；它的宗旨都本于老子。然而考察全书，大概是一部驳杂之书。内容浑厚而相类的地方很少，偷取其他书籍来拼合的地方很多。孟子、管子等几家的文字，都可以看出被剽窃的痕迹，突兀地杂出在其中。它的思想脉络和文辞，意义彼此抵触而不相合。不知道是有人增补了它，还是许多人共同搜集材料，拼凑成了这部书？现在我删去其中荒谬、恶劣、混乱、驳杂的部分，取其似乎有道理的内容，又颇为阐发它的意思，藏在家中。”考察河东柳宗元对《文子》的辨析，可以说很恰当。这部书虽然是伪书，却不是全部伪造的；称它为驳杂之书，确实如此。难道它是李暹作的吗？高似孙说，柳宗元刊定的那部书，今天已经看不到了。【重新考证】《文子》是伪书，其中一半抄袭《淮南子》；《守山阁丛书》本有很详细的校勘记，章炳麟认为它也是晋代张湛伪托的，这一说法似乎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说文子本来是老子的弟子，又是子夏的弟子，则并不是姓辛的文子、计然。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至三） 【补充考证】眉按：黄震《黄氏日钞》说：“所谓文子，据说是周平王时辛妍的字，也就是范蠡的老师计然，曾经师从老子并撰写此书。为它作注、作序的是唐人默希子，并把书名题作《通玄真经》。然而这是一部伪书。孔子比周平王晚了几百年，后来才见到老子，怎么可能生在周平王时期，却先能拜老子为师呢？范蠡是战国人，又怎么能仍然拜周平王时期的文子为师呢？这是伪造的第一点。老子所谈的是清静虚无，而计然所从事的是财利之学，这是伪造的第二点。书中叙述皇王、帝道、霸道，而‘霸’本来是‘伯’字，后世才转声为‘霸’；周平王时还没有‘霸’这个名称，这是伪造的第三点。连坐之法、咸爵之令，都是秦代的事情，书中却说成老子的言论，这是伪造的第四点。伪造此书的人，大概就是所谓默希子，却把自己的姓名隐藏起来了。”这些话很有道理。只是说一定是默希子伪造，似乎过于武断。班固已经怀疑它是依托之作，历经隋、唐而没有亡佚，本来不必等到徐灵府时才开始伪造；因此胡元瑞《笔丛》仍然主张柳宗元所说的驳杂之书，只认为黄震考察得不够深入。至于孙星衍，则竭力坚持这部书不是驳杂之书。他说：“《艺文志》注说‘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发问，似乎是依托’，大概是说文子生年并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却这样称说，所以是假托为问答，并不是说此书是后人伪托的；宋人误解了这句话，于是怀疑此书出于后世。考察书中只称‘平王’，并没有‘周’字；而且班固误读了这部书，这个平王怎么知道不是楚平王呢？

译书中说：‘老子向常枞学习，看见舌头而知道柔弱的道理。’又说：‘牙齿比舌头坚硬，却先行毁坏。’ 考察《孔丛子》说：‘子思拜见老莱子，老莱子说：你没有看见牙齿吗？牙齿坚硬刚强，最终全都磨损；舌头柔软顺从，最后反而不会损坏。’老聃或许就是老莱子。《史记》所说的老莱子也是楚人，著书十五篇，讲的是道家之用。文子拜老子为师，也可能游历楚国，与楚平王同时，没有什么奇怪的。杜道坚也认为，楚平王不听文子的话，所以后来有鞭尸的祸患。书中又说‘秦、楚、汉、魏的歌’，那么这个人到六国时期还在世。范蠡称文子为辛计然的字，并说是自己的老师，应当可以作为依据。范蠡所学出于道家，他教导越国的，是用灭亡求取生存、用卑下求取尊贵、用退让求取领先的策略。后来他从齐国给大夫文种送去一封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也出自《文子》，可见文子就是计然无疑。李善、徐灵府也都这样认为。宋人又怀疑这一点，只因为《唐志》农家类另有计然，不知道这里是范蠡取老师之名作为自己的称号，并不是同一个人。《淮南王》奉诏撰写此书，饭还没有吃完就已完成，其中多次引用《文子》。（黄式三《儆居集》列举了《淮南子》和《文子》相同的许多条文；只是究竟是《淮南子》抄袭《文子》，还是《文子》反过来抄袭《淮南子》，还不敢确定。）书中对这些话有所增删，错误层出不穷，由此可知《文子》胜过《淮南子》。这十二篇一定是汉人依据某种底本编成的。柳宗元怀疑它是驳杂之书，或许就是所谓把不狂说成狂吧！”（《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我认为，孙星衍既然说班固把楚平王误读成周平王，那么班固怀疑它是依托之作，当然应当是由误读造成的；就不应又说班固所谓“依托”的“托”，是“托为问答”的托，而不是“后人伪托”的托。况且假托问答，是古书中常见的写法；班固既然误把这个平王读成周平王，那么说《文子》与平王问答，不妨直接说是依托，何必说“似乎依托”呢？“似乎”二字，正是对这部书本身抱有怀疑而不敢斩钉截铁地下断语，所以才这样说。孙星衍又根据《史记》“有人说老莱子也是楚人”的说法，认为老聃或许就是老莱子；那么《史记》又说“有人说儋就是老子”，难道也要说老聃可能就是太史儋吗？（叶大庆《考古质疑》说：“我曾考察司马迁《周纪》：‘幽王时三川都发生地震，伯阳甫说：“周朝将要灭亡了！”’注释说：‘伯阳甫是周代柱下史老子。’‘幽王立褒姒为后以后，太史伯阳读史书说：“周朝灭亡了！”’等等，那么太史伯阳就是老子。老子已经见于幽王以前。这样看来，平王说‘我听说您向老聃学习道术’，似乎也不是误记。况且孔子自比于老彭，彭祖是尧的臣子，经历唐、虞、夏、商各代；那么老聃的年寿或许生于幽王以前，绵延经历春秋时期，也未可知。”）这种恍惚的说法，本来不足为凭，孙星衍却拿伪造的《孔丛子》强行比附，真是迷惑了！况且如果这个平王确定是楚平王，那么楚平王去世时，距三家分晋已经一百四十年；孙星衍说这个人活到六国时期，也不应长寿到这种程度。总的来看，孙星衍的辨析并没有胜过黄震；因此断定此书是伪书，实在没有什么不可以。姚氏既怀疑它是李暹所造（章炳麟《菿汉微言》认为是张湛所造），又说此书虽然是伪书，却不是全部伪作；作者既然不是文子，怎么还能说书的内容不是全部伪造呢？姚氏大概仍然拘泥于柳宗元“驳杂之书”的说法，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页二三二至二三五） 诸如此类的话，那么太史伯阳就是老子了。这一点本来已经见于周幽王以前。那么，周平王说“我听说您向老聃学习道术”，似乎也并没有错。何况孔子自称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彭祖是尧的臣子，经历了唐虞时代，又历经夏、商，那么老聃的生年或许就在周幽王以前，而他延续生命，经历春秋时期，也未可知。』这种说法也很可笑。）这类恍惚无据的话，本来不足以凭信，孙星衍却拿伪造的《孔丛子》来勉强比附，真是糊涂了！况且这里的平王既然确定是楚平王，那么楚平王去世时，距离三家分晋已经有一百四十年；孙星衍说这个人直到战国时期还活着，也不应当长寿到这种地步。总的来看，孙星衍所作的辨析，并没有胜过黄震；因此，把这部书判定为伪书，实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姚氏既然怀疑此书是李暹伪造的，（章炳麟《菿汉微言》说是张湛伪造的），又说此书虽然是伪书，却并非全部都是伪造的；作者既然不是文子，又怎么能再说这部书并非全是伪作呢！姚氏大概仍然拘守柳宗元驳斥此书的说法，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页二三二—二三五） 《庄子》苏轼怀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不是庄子所作。他说：“庄子对于孔子，往往表面上全盘肯定，文章上却不肯赞同；表面上排斥，暗中却加以帮助。他正面称许孔子的言论，大概没有多少；至于诋毁孔子，却没有一次不微微显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讨论天下的道术，从墨翟到老聃一类人，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是一家，唯独孔子不在其中；可见他对孔子的尊崇已经达到极点。我曾怀疑《盗跖》《渔父》两篇确实像是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薄鄙陋，不合于道。”晁公武辨析说：“熙宁、元丰以后，学者用心过度，认为庄子表面诋毁孔子、暗中尊崇孔子，于是把这种说法引入书中。他们完全没有考察庄子言论的归宿，是尊崇老子，还是尊崇孔子？既然说他尊崇老子，难道还会有暗中帮助孔子的道理吗？这与打开关门迎接盗贼有什么不同？我谨慎担心，这种祸患将超过西晋！”考察晁氏的辨析，可以说非常正确，关系重大。苏轼、苏辙兄弟本来沉溺于喜好佛、道二氏，学术不纯正，所以说出这种过分荒谬的话。只是苏轼怀疑这四篇不是庄子所作，这一点是对的；只是他判断其用意时错了。我所怀疑的与苏轼相同，但用意不同。庄子诋毁孔子，我还认为含蓄有致；这四篇却是直接斥骂，毫无意味；而且文辞鄙俗浅薄，使人厌倦阅读，这就是它们是伪作的原因。【重新考证】晁氏批评苏氏认为庄子表面诋毁孔子、暗中尊崇孔子，这种说法也未必完全正确；苏氏的巧辩，更不足取。《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也未必是庄子亲自撰写，可能出自他的门徒之手；然而司马迁已经说过：“庄子撰写《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一派。”这说明司马迁所见的《庄子》中早已有这些篇章。后世崇儒尊孔，厌恶这些篇章对孔子的态度过于难堪，于是多方怀疑它们是伪作。又有人认为它们的文笔不像全书，辞语过于浅露，所以是伪作；却不知道文章有质朴、华丽的不同，同一个人的辞语也有前后不同，怎么能拘泥于一点而作出判断呢？章炳麟说：“《庄子》晚出，气势独高，不怕抨击前代贤哲；他对奔走游说的风气感到愤懑，所以作《让王》来纠正它；他厌恶以智谋取胜、凭武力进攻的事情，所以作《胠箧》来断绝它。”这正是持平公允的论说。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三至四） 【补充考证】

译蒋复璁《庄子考辨略》说：“《庄子》一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原本有五十二篇；今天世上流传的，是郭象作注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比原书少了十九篇。过去苏轼曾斥责《让王》以下四篇浅薄、不合于道；吴澄又怀疑《骈拇》《胠箧》等五篇是周、秦文士所作。依我看来，这几篇只是其中最显著的伪作，其余各篇也有许多可以考见的伪作痕迹。只有内篇七篇，文章浑厚古朴，义理精粹，最没有瑕疵；我怀疑它们确实出自庄子门弟子之手。其余各篇在义理上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疏略、有的严密，有的本来是解释经义的书，有的则是掺杂进去的文字，总之都不是庄子的原著。现在根据它们的体性，合并为七类，分别辨析如下：第一，内篇七篇：七篇的文字，分开看各自说明一个道理，合起来看则首尾相承。《逍遥游》以鲲鹏作譬喻，赞美自己的逍遥，像是全书的总纲；《齐物论》抹平是非、均衡物我，扫荡一切，为立论作先导。有的篇章说明养生之道，有的讨论涉世的方法，有的阐明最高道德的征验。它的体制究竟是什么样呢？” 以大道为宗旨。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以帝王之道作为考察和推究的准则。所谓根本和末节兼备，体和用都完整，从而形成自己一家的言论。可是，如果让它出自那些拘泥于一隅的士人、作伪者之手，他们在文章义理上的缜密明察，能达到这样吗？虽然篇中明明有“庄子”的称呼，但必定不是庄生亲自撰写的；况且庄子遗弃功名，又哪里肯屑于著书以求名传后世？不过，也一定是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而获得了他的真实思想。庄子的学说，全在这里了。第一，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这五篇文章气势平缓铺陈，词句平凡浅近，通篇始终只有一个意思，像后世的策论，在各篇中自成一体。《骈拇》论说仁义并非人的本性，想要返本还朴，于是说：“我对道德感到惭愧，因此上不敢实行仁义的操守，下不敢做淫邪乖僻的行为。”这种语气和气象已经衰竭，表面像谦逊退让，内里却无所依据；以庄子那种汪洋恣肆的文风，哪里会是说这种话的人！《马蹄》把智巧的过失归罪于圣人，是在给老子“无为而自化，清静而自正”作注。《胠箧》更说圣人的智慧和法术只不过是为盗贼积聚财物，取意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话，对圣人的诋毁达到了极点。然而考察它所谓“窃取腰带钩的人被诛杀，窃取国家的人反而成为诸侯”，不过是针对当时君主的无道而发愤激之言，起初并没有什么义理可说。《刻意》的文章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只是把论旨止于节俭养护精神。《缮性》则以恬淡和智虑相互养护为主，但篇末又斤斤计较地谈道德的兴起与隐没、时命的窃行与通达，这种话稍有高雅情致的人都不肯说，难道会是庄子所作吗？我私下揣测，这几篇大概本来是别人亲自撰写的书，编者才识低劣，看见它们与庄子相似，便误把它们夹杂编入。骈拇等篇直露地采用口语，和其他篇章不同；它们的文辞排比偶对而急促，颇为铺陈文采，和李斯《谏逐客书》相近，那么时代也应相差不远。而且文中多次把杨朱、墨翟、曾参、史鱼并称；杨朱、墨翟并称，始于孟子。庄子与孟子同时，而这部书又因袭孟子的文章，所以这些篇章一定作于孟子之书流传以后。《胠箧》说田成子十二代拥有齐国；齐国在始皇二十七年灭亡，那么它无疑是秦汉之际的学者所作。（眉批按语：这是焦竑的说法。焦竑说：“之哙让国发生在孟子时代，而《庄子》说庄子亲身处在那个时代。过去陈恒杀害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可是《胠箧》说陈成子杀害他的君主，子孙享有国祚十二代。由此推断，这是秦末汉初的说法，难道庄子活了四百多年吗！” 第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在宥》的文章，和《骈拇》等篇最为相似，是由若干段落拼凑而成。篇末“卑贱而不可任用的是物”一段，很适合颖疑认为其中意义杂乱、文辞浅薄；其实其他段落的意思也并不深厚，文章也并不深刻。广成子告诫黄帝时所说的“不要劳损你的形体，不要摇动你的精神”，以及“谨慎守护你的身体，万物将自行壮大；我修养自身一千二百年，形体从未衰败”，纯粹是后世道士所讲的炼丹养生之术。试考察内篇，哪里曾有这种话！又说“君子不得已而治理天下，不如实行无为”。庄子把天下看得仿佛将要吞噬自己，与其留下骨骸以求尊贵，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涂中爬行，哪里会有所谓“不得已”呢？“君子”“小人”又是儒家专用的等级称呼，是老庄绝口不屑于说的词，大概全篇都是后人窜入的。《天地》篇中多次称“夫子”，可以证明它是孔门弟子所作。它说“树立德行、彰明大道，这叫作王德之人”，以及“孝子不谄媚自己的父亲，忠臣不谄媚自己的君主，这是臣子最盛大的德行”一段，都是明显的儒者之言，与庄子有什么关系！末段也和《骈拇》相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五人、三篇、四篇〕 《天道》开头从“因此面向南方”到“功劳大、名声显赫而天下归附”这一段，称说静则为圣、动则为王的道理，夸耀看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的旨趣背道而驰，完全不顾。它说在上者必定无为而利用天下，在下者必定有为而被天下利用；把无为作为君主之道，把有为作为臣下之道，把大道剖分为两种，和其他篇章的说法仿佛出自两个人之手。既然把有为说成臣下之道，却又说“因此面向南方，是尧做君主；因此面向北方，是舜做臣下”，同一张口所说的话，彼此自相矛盾。尤其奇怪的是，其中有“玄圣”“素王”的称号。又说“孔子向西把书藏在周王室，翻阅十二部经典来向老聃解说”。姚鼐说：“所谓藏书，是说圣人知道会有秦朝焚书之祸，所以预先把书藏起来。”陆德明说：“十二经又加上六纬。”焚书之祸始于秦代，谶纬之学盛行于哀帝、平帝时期；所谓素王受命、为汉代制作，正是末世公羊学谶纬家的说法。由这几方面看来，即使不敢断定全篇都出于哀帝、平帝时期，也必定有汉代以后增饰的内容。《天运》除了开头两段以外，其余都是诋毁孔子的话，痛斥名、色、形、声这些末节，却急切追求安顿性命；保存这一篇，本来足以反过来作为鉴戒，警示儒家教说的过失，若仓促断定这就是庄子的义理，则不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篇〕

译《诗》《书》《礼》《乐》，古代只称作六艺，哪里曾称作六经呢！《秋水》记载公孙龙听到庄子的话后去问魏牟，但公孙龙与庄子的年代并不相及；其中又记庄子对惠子说“现在你是想用梁国来吓唬我吗！”本意在于尊崇庄子，却恰好显出庄子的浅陋，明显是后世学者想象出来的话。《至乐》把长久忧愁而不能死亡说成最大的痛苦，说死亡就像睡在巨大的房屋中，而骷髅成为面南而王的快乐也没有超过它。庄子本来确实不喜欢生而厌恶死，但他说“哪里有闲暇去喜爱生、厌恶死”，是说应当顺从天地大化的自然规律，不容许产生喜恶，并不是厌恶生、喜爱死。这一篇沿袭他的余绪，却矫枉过正，大概是浅薄学者所作。第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了《天下》篇以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是整齐而有条理的文章以外，其余都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成一体，与内篇、外篇完全不像。而且和内篇的文义有很多重复，拼凑堆砌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大概是后世学习庄子的人自行撰写的书，所以既发挥庄子的义理，间或也引用庄子的文字。《寓言》篇开头更列举庄子全书的总原则来评论，俨然像本书的凡例，显然是后人的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一口〕 《诗》《书》《礼》《乐》，古人只称它们为“六艺”，什么时候曾称作“六经”呢！《秋水》记载，公孙龙听了庄子的话，便去询问魏牟；公孙龙和庄子的年龄并不相当。书中又记庄子对惠子说：“如今你是想拿梁国来吓唬我吗！”本意在于尊崇庄子，却恰恰暴露了他的浅陋，这显然是后世学者凭想象写成的话。《至乐》把长久忧愁而不能死看作最大的痛苦，说死就是睡在巨大的房屋中，而骷髅即使做了面南而王的人所享有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庄子本来确实不以生为乐而厌恶死亡，但他说“哪里有闲暇去以生为乐而厌恶死亡”，是说生命和死亡本来就是大化流行的必然，不容许人对此产生喜爱或厌恶，并不是厌恶生而喜爱死。这一篇承接那些余绪，纠正偏差却又矫枉过正，大概是浅陋学者所作。其一，杂篇中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以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外，都是整齐而有条理的文字；其余各篇都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成一体，同内篇、外篇完全不像。而且它们与内篇在文义上有很多重复，像把零碎材料拼凑在一起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大概这些本来就是后世学习庄子的人自行写成的书，所以既阐发庄子的思想，间或也引用庄子的文字。《寓言》篇开头，更列举庄子全书的总原则来加以论述，俨然像本书的凡例；它显然是后人所作的言辞，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白。《徐无鬼》说：“孔子到了楚国，楚王设宴款待他，孙叔敖拿着酒爵，市南宜僚接受酒。”孙叔敖做楚国相国时，孔子还没有出生。又说庄子把儒家、墨家、杨朱、子秉四家列为四家，再加惠子为五家；子秉是公孙龙的字，庄子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呢！《外物》中有“修饰浅陋的小说来求取县令的职位”这样的话，“县令”一称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史记·年表》；但它真正流行应当在几十年以后，所以我断定这是秦汉之际学者所作。第一，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庄子》三十三篇，自晋、宋以来一直为人所信奉；最先提出怀疑的，就是苏轼对这四篇的怀疑。现在看《寓言》和《列御寇》其实是一章，《列子》虽是伪书，但它引用庄子时仍把这两篇连接在一起；昏昧的人把这四篇插入其中，仅从篇次就可以证明其为伪，这是第一点。《庄子》只有内篇的标题各自有所取义，外篇、杂篇都取篇首的两个字，唯独这四篇特意列在杂篇之中，却又完全没有深刻意义；从标题也可以证明其为伪，这是第二点。《让王》篇称道高尚的节操，隐约带有羡慕之意；《盗跖》篇说盗跖是柳下季的弟弟，而且当面斥责孔子；《说剑》更直接把庄子说成游说之士；从义理方面考察，这是第三点伪证。《让王》中的许多段落与《吕氏春秋》相同；那些《吕氏春秋》没有的，也都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等书。《说剑》属于《战国策》一类，而文气格调更低。从文辞方面考察，这是第四点伪证。太史公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来诋毁孔子一派，以彰明老子的学术；如今《盗跖》只是直接诋毁孔子，也看不见所谓老子的学术，和太史公的话不相应。世人于是说这四篇是后人模拟而作，读太史公的话却没有审察清楚，因而误解了他的意思，大概不是太史公原来的话。（眉批按语：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从《史记》方面考察，这是第五点伪证。第一，杂篇《天下》篇：此篇讨论道术的分合，辨析百家的得失，并极力推崇庄子，所以自古以来的学者都把它看作《庄子》的后序，与《寓言》作为庄子全书凡例相互配合。然而杂篇中多是诠释庄子的篇章，不只是《寓言》一篇；如果只有《寓言》一篇，那么《寓言》既已说明凡例，篇末又加入杂事，接着再编入《列御寇》篇，意义上实在无法贯通。而且这篇也不是专门为庄子而作。它大概是别人总论诸子百家流派的文章，起初与这部书毫无关系。世人看见它推尊庄子，便把它收入《庄子》书中；又因为它总论道术，而其他篇章都是言语和杂事，没有可以附着的地方，于是把它编在篇末，仅此而已。否则，既然是庄子的后序，所评论的诸家就应当到庄子为止，然后主客分明，怎么能在庄子之后又写入惠施呢！总括前面的七类：杂篇中《让王》等四篇是伪作，最先被发现，而且义理也最差。《天下》篇次之，《庚桑楚》等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等五篇是伪作，最先被发现，而且义理也最差；《在宥》等六篇次之，《达生》等四篇又次之。总之都不可信。可信的只有内篇七篇。然而庄生的书，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仅仅七篇，哪里足以穷尽他所积蓄的思想？即使是一言半句，也还应当搜求并珍藏，何况几十篇的大文章，怎么可以抛弃而不顾！即使真伪混杂，不能直接作为依据，但拿七篇的义理作为权衡，用来比较轻重，那么外篇、杂篇的义理也并非不能与内篇互相发明。

译（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一期。）眉批按语：研究《庄子》的人很多。蒋文也常常采用前面的说法。把它抄录下来，大略可以看出：内篇七篇确实是庄子的原著，外篇、杂篇不可作为确切依据，但足以和内篇相互参证。不过，外篇、杂篇之所以杂糅，都有其时代和思想演变的因素在内，这与其他书的作伪不同。对它们加以爬梳并整理成系统，是研究思想史的人所应做的事。（页二三六—二四三。） 《列子》。题称由列御寇撰写。刘向校订为八篇，《汉书·艺文志》沿用了这一说法。刘向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柳宗元说：“刘向自古以来被称为博览群书，但他著录《列子》时，偏偏说‘是郑缪公时代的人’。郑缪公在孔子以前几百年，《列子》又说‘郑国杀了它的相国驷子阳’，这件事应当在郑繻公二十四年，即鲁缪公十年。刘向大概是因鲁缪公而误写成郑缪公。”按柳宗元驳斥刘向，确实有道理；晋代张湛作注时已经对此表示怀疑。但如果说刘向是因为鲁缪公而误写郑缪公，那就不对了。刘向明明说是郑国人，所以才说郑缪公，难道会是鲁缪公吗？况且书中的孔穿、魏牟也都在鲁缪公之后，怎么能说是鲁缪公时代呢？高似孙说：“司马迁没有为列子立传；像庄周所记的许由、务光，司马迁独自表示怀疑。所谓列御寇的言论，只见于寓言之中，司马迁对此难道能不产生怀疑吗？庄周书末叙述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等人直到庄周，而列御寇独不在其中，难道列御寇也是所谓鸿蒙、列缺一类的虚构人物吗？那么，这部书与《庄子》相合的有十七章，其中尤其浅近、迂曲、怪僻的地方，都是后人汇集编成的。” 按：高氏这个说法最有见识。然而我认为，战国时代本来可能有这部书，或者是庄子的门徒假托他的名义写成的，只是原本不会很多，其余内容全是后人增益的。因为书中称列子而以庄子为依据，列子应当在庄子之前，所以多取庄子的书编入其中。至于它所说的“西方圣人”，则直接指佛教，几乎无疑是明帝以后的人增添的。佛教不用说在战国时还没有，即使刘向时代，难道已经有了吗？那么刘向的序又怎么知道不是有人托名流传的呢？刘向博览群书，不应有把郑缪公时代说错这样的失误，这也可以证明序不是刘向所作。后人没有考察，都因为《列子》中有庄子的内容，便说庄子取法列子，不知道实际上是列子取法庄子。庄子的书汪洋恣肆，独自具有千古不朽的气象，难道会蹈袭别人的作品吗！他的文章舒缓铺陈之中仍然包含曲折奇变，不可比拟；《列子》却明丽近人，气脉已经降低了。又庄子叙事回环曲折、深沉郁勃，不立即把意思说尽，所以是真正的古文；列子叙事简洁纯净而有法度，不过是所谓的名家作品。后人反而说列子胜过庄子。柳宗元说：“列子比庄子更加质朴厚重。”洪迈说：“《列子》记事简洁有力、宏阔精妙，许多地方胜过庄子。” 宋濂说：“《列子》文字简洁有力、宏阔精妙，似乎胜过庄周。”王世贞说：“列子和庄子同样叙事，但列子简洁有力。”这类说法代代相传，只是随声附和、鹦鹉学舌。唉！以这些号称能写文章的诸公而论，连文字还不能完全看懂，何况辨识古书呢！更何况那些比他们更差的人呢！【重新考订】《列子》是魏晋时期的伪书，不可与《庄子》《管子》等同日而论；即使从文辞来看，也可以区别开来。根据张湛的序文，这部书原本出自张湛本人之手，毫无疑问是他托名伪作的。晋太康年间，汲冢书开始出土，其中《周穆王》篇就是取自《穆天子传》，尤其足以作为明确证据。然而伪《文子》一半抄袭《淮南子》，伪《古文尚书》也有袭取诸书的情况，这些书都还存在，可以反复考察；《列子》取用古书最多，这部书实际上介于二者之间。汪继培说，它是“汇集补缀得非常明显的作品。只要根据陈寿昌《南华真经识余》中《庄列异同》一篇来看，就能知道它抄袭《庄子》的地方很多。洪迈等人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一笑。”另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六。） 【补充证据】陈三立说：“我读《列子》，觉得它放纵荒诞超过庄周；然而它的文辞俊秀，义理却狭隘，不能与庄子相比。篇中多次称说杨朱，既有《杨朱》篇，始终又只有一个旨趣，与杨朱贵重自身、任性保生的宗旨没有区别，难道是杨朱的门徒写的吗？世人说战国衰亡以后，杨朱、墨翟都断绝了传承；但考察汉代所称道家的杨王孙之流，他们都厚养自身，魏晋清谈兴起后，更加轻蔑天下、遗弃万物，只求适合自己、任意放纵，苟取一身的便利，这完全是采用杨朱之术所造成的结果。而世人竟把这种弊病归咎于列子。我又看《列子·天瑞》篇说‘死和生一往一返，所以在这里死去的，怎么知道不会在那里出生呢’，《仲尼》篇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却不混乱，不说话却自然使人相信，不教化却自然实行教化’；轮回的说法、释迦的证明，都清楚明白地写在其中。它又说‘运行转化没有止息，天地在秘密地迁移’，也很像西方地动之说。（《尸子》《苍颉》《考灵曜》《元命苞》《括地象》都说到地动，《列子》的这句话也相类似。）难道大道没有固定的术，言论没有固定的家派，所掌握的原则简约，而所验证的范围却广博吗？我始终怀疑季汉、魏晋的士人窥见佛书，借杨朱门徒的名义托作此书，又在其中增删窜改，而且这也不是刘向曾经见过的本子；张湛大概有所察觉，却没有深入辨析。又《汉书·艺文志》说它属于道家，称其先于庄子，却把它列在庄子之后，显然不是本来面貌。而柳宗元却说‘庄子总的说来是放纵的，依凭自己的文辞；列子尤其质朴厚重，少有伪作’，对于战国之事，他大概还没有说出正确的话。”（《读列子》）马叙伦说：“世间流传的《列子》一书，从《天瑞》到《说符》共八篇，出自东晋光禄勋张湛的注本。张湛说：‘这是他的祖先从外家王氏那里抄录来的。永嘉之乱后，只剩下《杨朱》《说符》以及目录三卷。渡江以后，又从刘正舆家得到四卷；刘正舆也是王氏的外甥。又从王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到六卷。相互参校，补足散失，才得到完整本子。’张湛所说的今本《列子》，大致就是这样。然而高似孙说：‘《列子》与《庄子》相合的有十七章，其中尤其浅近、迂僻的地方，是后人汇集编成的。’黄震说：‘列子的学说不过是爱惜自身、谋求自利，完全像杨朱。’ 它有八篇，虽然与刘向校订的数目相合，实际上却是在司马氏晋朝渡江以后才从各家杂出而成的。姚际恒说：“《列子》说西方圣人，直接指佛教，几乎无疑是明帝以后的人增补的。后人没有考察，因为《庄子》中有列子的内容，就说庄子采用了列子，不知道实际是列子采用了庄子。”钱大昕说：“《列子》一书到晋代才流行，恐怕就是晋人托名写成的。”钮树玉说：“《列子》一书中，见于《庄子》的有十七条，泛称黄帝的有五条，鬻子的有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子、公孙龙有的出现一两次，有的出现三四次；见于《吕氏春秋》的有四条。它的辞气不古，怀疑是后人取用其他书编成的。”何治运认为“是郭璞以后的人所作”。俞正燮认为“出于晋人王浮、葛洪以后”。汪继培说：“《列子》浅近卑弱，对于《韩非子》所称贵正（‘正’即‘虚’字的误写）、《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的旨趣，持守得并不坚定。”吴德旋说：“《列子》恐怕是周秦之间的人采集当时的小说，又贩卖老庄的宗旨来写成的；其中与《庄子》相同的地方，也像是从《庄子》剽取的。”近人章炳麟也说：“这部书疑是汉末的人依附刘向的叙录写成的。”（章氏又说是魏晋人所作。）我反复阅读考察所得，知道这部书一定是伪造的。现举出二十条证据如下：第一，刘向叙录说：“列子是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按《庄子·让王》篇，苏轼认为是伪作；其中所记列子、子阳的故事，本来出自《吕氏春秋》。子阳应作子驷，是因为“驷子阳”而讹误；子驷正与子产同时。刘向号称博通之人，难道会这样不加考察吗！第二，叙录称《穆王》《汤问》两篇，内容迂诞恢诡，不是君子之言；它们与《尸子·广泽津》篇、《吕氏春秋·不二》篇以及《庄子·应帝王》篇所说的列子并不相合。又说汉景帝时此书已经颇为流行，那么汉初引用列子书的人为什么又这样少呢！第三，张湛说八篇都出自他的外家王氏；晋代玄言极其盛行，流传应当很广，为什么张湛叙述这八篇时，却说失而复得，而且始终离不开王氏呢？第四，《天瑞》篇有“大易、大始、大素”一章，张湛说：“这完全是《周易干凿度》的文字。”《干凿度》出于战国时期，列子怎么能够知道？第五，《周穆王》篇叙述驾着八匹骏马在瑶池拜见西王母的故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相合；《穆天子传》在晋太康年间才出土，《列子》又怎么能够预先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四卷、六卷、十七章〕

译第六，《周穆王》篇说梦有六种征候，第一种叫正梦，等等，这与《周官》所说的占梦相合。第七，《周穆王》篇记载儒生医治华子的疾病；“儒生”这个名称，是汉代流行的称呼，先秦从未听说。第八，《仲尼》篇说孔子动容，过了一会儿说道：“西方有圣人。”这显然因袭晋代的名理之说，剽取佛教内容；作伪者受时代习尚局限，于是犯下这种错误。第九，《汤问》篇所说的许多事情，都出自《山海经》。第十，《汤问》篇所说的方壶、瀛洲、蓬莱，事迹出于秦代，秦以前没有证据。第十一，《汤问》篇说：“渤海以东，不知有几亿万里，有一个大洞穴，实际上是无底的深谷。”这是明显窃取《山海经·大荒东经》和郭璞注中的两段文字合并而成的。第十二，《力命》篇说：“颜渊的才能不在普通人之下，但寿命只有十八岁。”“十八岁”的说法，是汉末流行的。第十三，《汤问》篇记载火浣布等事；从前魏文帝撰文不相信有火浣布，明帝时有人进献火浣布，于是想追究并刊正旧文，怀疑伪作者正是以这件事为依据。第十四，《汤问》篇说：“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善于听琴。”汪中考证，钟子期就是《史记·魏世家》的中旗、《战国策·秦策》的中期、《韩非子·难势》篇的钟期，是楚怀王、顷襄王时代的人，列子怎么能够知道？第十五，《庄子·应帝王》篇在古代传说的九个深渊中只取三处，正因为其他六处与主题无关；而这部书的《黄帝》篇却杂取《尔雅》等材料，凑成九个深渊，虽然全都列出，文章旨意却已经断绝。第十六，据《左传》，邓析并不是子产杀的；伪作者采用《吕氏春秋·离谓》篇邓析诘难子产的故事，影写成这篇文章，所以没有察觉与《左传》相冲突。第十七，《汤问》篇记孔子见小孩辩论太阳远近的故事，与桓谭《新论》所载大致相同；桓谭说自己小时候听到过街巷传言，并没有说出自《列子》。第十八，《汤问》篇说：“腐朽的土壤上有菌芝，早晨生长，黄昏死亡。”这是影射庄子的文章，实际上采用了崔譔的说法。第十九，《力命》篇说：“彭祖的智慧不超过尧、舜，而寿命有八百岁。”按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注，都有七百岁、八百岁的说法；孔广森、严可均认为彭祖八百岁，是说彭国延续八百年后灭亡，不是真有籛姓之人不死。伪作者没有工夫考定，便直接抄来使用。第二十，《天瑞》篇说：“列姑射山在海中的河洲上，山上有神人。”这是抄袭《山海经·海内北经》的文字。那段文字的郭璞注说：“就是庄子所说的藐姑射山。”如果《列子》不是伪作，郭璞为什么不引用《列子》来作注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二十条证据因文字篇幅过长而节录。）由此说来，世间流传的《列子》八篇，并不是因为《汉书·艺文志》著录过就可信，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何况它的文章凡不是取自前代书籍的地方，大多不像周秦人的辞气，常常拼缀破裂，前后不相贯通。又如《天瑞》篇说：“天地是空中的一个细小东西，而有形体之中的物体是最大的。”《周穆王》篇说：“西方极远的国家，有一个化人来到这里，他能进入水火，穿过金石，使山川倒转、城邑移动；乘着虚空不会坠落，触及实物也不会受阻；千变万化，无法穷尽。他既能改变万物的形状，又能改变人的心志。”《汤问》篇说：“那座山周围高低曲折三万里，山顶平坦的地方有九千里，山的中部相隔七万里，以此作为邻居。山上的台观全是金玉，山上的禽兽全是纯白色的，珠玕之树成片生长，花果都很有滋味，吃了都不会衰老死亡；那里居住的人都是仙人圣人的后代，一天之内来往飞行的人多得数不清。”这些内容都取自佛教书籍，尤其明显。至于《汤问》篇的六鳌、焦螟，是仿效《庄子》的鲲鹏、蛮触；《黄帝》篇的海上沤岛，是仿效昌觉所说的好蜻。这类例子多得数不清。崔述说：“它说孔子在吕梁观看水势而遇到一个投身急流的丈夫，又说孔子在河梁停驾而遇到一个投身急流的丈夫；这本来是庄周的寓言，大概有人采录其事而稍微改动文辞。伪造《列子》的人误以为是两件事，于是把它记录了两次。” 汪氏说：“各种书都还存在，可以反复考察。”这难道不是知言吗？汪继培认为：“这部书是汇集、拼补而成的。大概《列子》出得晚而亡佚得早，所以不大为文章家称道。魏晋以来好事的人，聚集《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新论》中的话，（眉批按语：陈文波也说，《周穆王》篇除了大半摘取《穆天子传》以外，还兼采《灵枢》；《力命》篇‘管子尝叹曰’一段，则全部抄自《史记·管晏列传》，而抄袭《庄子》最多。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又增添后出的言论，编成这八篇，假托刘向作序以提高地位。可是刘勰竟称它‘气势雄伟、文采奇异’，柳宗元说它‘质朴厚重，少有伪作’，洪迈、宋濂、王世贞还认为它‘简劲，胜过庄子’，刘埙说‘漆园的言论，都是郑圃的遗余’，难道他们是眼睛失明了吗！王辅嗣给《易》作注，多取自老庄，而这部书也出自王氏，难道是王弼的门徒所作吗？”（《天马山房文存·列子伪书考》）顾实说：“马氏的说法近于正确。但以王弼《老子注》和张湛序文相互验证，虽然可以推定为王弼托作，可是《周穆王》篇取自《穆天子传》，所以怀疑这部书就是张湛搜集材料编成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百岁、八百年〕 况且《淮南子》说：“兼爱、崇尚贤能，尊重鬼神而反对宿命，这是墨子所树立的学说，杨子反对它。保全天性、保持本真，不让外物劳累形体，这是杨子所树立的学说，孟子反对它。”（《汜论训》）按照墨子以兼爱、尚贤作为篇名的例子来看，“全性”“保真”必定都是杨朱书中的篇名。《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杨朱的书，但《淮南子》还见过它。所谓保全天性、保持本真，是说守持清静、远离情欲；而《列子·杨朱》篇却一味放纵肉欲，仰慕桀、纣，仿佛还唯恐赶不上，简直是接近作恶获刑的行为，难道不是彼此大相矛盾吗！这一篇尤其应当是张湛凭空造作的，并没有本来依据。”（《汉书·艺文志讲疏》）眉批按语：《列子》一书，陈氏认为是杨朱的门徒所作，马氏认为是王弼的门徒所作，顾氏怀疑就是张湛搜集材料编成的。总而言之，伪造者究竟是谁尚不能确定，但这部书是伪书却可以确定。日本人武义内雄作《列子冤词》，说怀疑《列子》的人大多举《庄子》为论据，实际上是郭象删定以前的《庄子》本来杂糅了类似《山海经》和占梦书的内容；如果不是郭象删定《庄子》而是删定《列子》，后人一定会举《列子》来怀疑《庄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篇、三万里、九千里、七万里、一日〕

译（这是我所推演出的主旨，并非原文。）《庄子》和《列子》两书，它们的文体以及所反映的时代思想，都有明显区别，不只是一个杂驳、一个不杂驳的不同。《冤词》的说法不对。胡适不相信《列子》，却认为《杨朱》篇可信。（见《中国哲学史大纲》。）我认为《杨朱》篇大概取自孟子“杨氏为我”以及“杨子主张为我，拔一根毫毛而能使天下获利，也不肯做”这两句话，铺陈发挥魏晋时期的颓废思想，是《列子》中最典型的伪作；胡适反而相信它，甚至超过相信《列子》的其他篇章，这又是多么荒谬啊！（页二四六—二五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八篇〕 《管子》。晁公武说：“杜佑《通典》序说：‘书中记载管仲将死时回答桓公的话，怀疑是后人续写的。注解也很浅陋，恐怕不是房玄龄所作，有人说是尹知章所作。’”叶适说：“《管子》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一个时代成书的。它说到毛嫱、西施和吴王喜好宝剑，应当是春秋末年的文字。又如‘持满定倾’等话，也是范蠡、文种所遵循的原则。”他又说：“《管子》中只有《盐铁》一类的谋略被后人沿用；凡是谈利的人无不以管仲为祖师，使管仲蒙受万世的污名，实在可恨。《左传》记载晏子说：‘海里的盐和蛤蜊，应当祈求并守护它们’，这是把衰微时代的苛重征敛当作例子；陈氏又借此谋取厚利来治理齐国，齐国最终也因此灭亡。然而管仲凭借这些使齐国称霸，晏子怎么能非难他呢？孔子因为管仲器量狭小而贬低他，是在责备他没有达到更大的境界。假如他果真只是一个鄙琐的市井之徒所用的术数，孔子也没有闲暇去责备他。因此，《管子》中最荒谬的，莫过于《轻重》诸篇。”恒按：其中《大匡》《中匡》《小匡》等篇，也以《论语》“一匡天下”为措辞依据。又说：“召忽死去，是他的生存不如死亡贤明；管仲活着，是他的死亡不如生存贤明。”这也本于《论语》。又说“兵车之会有六次，乘车之会有三次”，本出《国语》。又说“《春秋》是用来记载成败的”，但管仲不可能见过《春秋》。汉代《艺文志》著录八十六篇；现在的篇数相同。大体上，书中掺入的部分都是战国末年的人所作，例如稷下游说之士、韩非、李斯一类的人；他们袭用商君的法术，借管仲的名义推行自己的学说。所以司马迁曾经采用其中内容，编入《封禅书》。【重新考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韩非子·五蠹》篇说“藏有管仲、商鞅之法的人家家都有”，可见管子学说流传之盛。由于流传时间久远，不是商君之书可以相比，所以现存诸子书中，内容最为复杂的没有超过《管子》的。《管子》的篇目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明显是一部书连同后人的注解，并且一并收入书中，因此内容下至管子身后，甚至有战国时期的史事，也就不足为怪了。评论者大多不考察全书的始末，动辄拿其中一两点来怀疑全书的真实性，也可以说是不善于读古书。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的“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说：“《国语·齐语》本是齐国史书，而《管子·小匡》篇多与《齐语》相同，只是略有改动；这是管仲门徒摘取国史作为家传，于是改易文字，专门为夷吾夸美。”曲园真是善于读古书的人。至于理财之道，利弊并不一致；但是理财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存亡，如今三尺童子都能谈论，这正是管子的成功，不足以成为指责管子的理由。另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七—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六篇〕 【补充证据】陈澧说：“《管子》一书，司马迁采入列传的，是说：‘仓廪充实了，百姓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知道荣辱；君主上面奉行法度，六亲就会稳固；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这是其中最精粹醇厚的话。其余内容就很杂驳了。书中又说：‘施惠的人是百姓的仇敌，实行法治的人是百姓的父母。’（《法法》篇）‘群臣不敢欺骗君主，不是因为爱君主，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威势；百姓争相效力，不是因为爱君主，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法令。’（《明法解》）‘凡是所谓忠臣，都致力于彰明权术。’（同上。）这类话都是法家之言。因此《艺文志》把《管子》列在法家。或者是后来的法家把自己的学说附会到《管子》书中吧？（《直斋书录解题》认为《管子》似乎不属于法家。）又有这样的说法：‘有名号就能治理，没有名号就会混乱，治理在于确定名号。’（《枢言》）‘监督言论、端正名分，所以叫作圣人。’（《心术上》篇）‘凡是万物都承载着名号而来，怪异之人固然会把它据为己有。’（同上。）这类话是名家之言。又说：‘虚无的形态称为道。’（同上。）‘天称为虚，地称为静，于是不自我夸耀；清洁自己的宫室，打开自己的门户，去除私心，不发言；神明仿佛存在，纷纷扰扰又像混乱，静下来就自行治理，强大不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补充证据】

译陈澧说：“《管子》一书，司马迁《史记》采入《列传》的内容，说：‘仓？充实了，才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君上的行为合乎法度，六亲就能稳固；四种维系社会的纲纪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这是其中最精纯醇厚的话。其余内容就十分驳杂了。书中说：‘施恩的人是百姓的仇敌，法律是百姓的父母。’（《法法篇》）‘群臣不敢欺骗君主，并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威势；百姓争相任用，并不是因为爱戴君主，而是因为畏惧君主的法令。’（《明法解》）‘凡是所谓忠臣的，都致力于阐明权术。’”（同上）像这一类话，都是法家的言论。所以《艺文志》把《管子》列在法家之中。或许是后来的法家把自己的学说附会到《管子》一书中吧？（《直斋书录解题》说《管子》似乎不是法家著作。）又有说：‘有名称就能得到治理，没有名称就会混乱，治理在于确定名称。’（《枢言》）‘考察言论、端正名分，所以称为圣人。’（《心术上篇》）‘万物都是承载着名称而来的，怪异的人固然会把它据为己有并以此聚敛财物。’（同上）像这一类话，都是名家的言论。又说：‘虚无的形态称作道。’（同上）‘天称为虚，地称为静，于是便不自我夸耀；使宫室清洁，打开门户；去除私欲，不妄发言；神明仿佛存在，纷纷扰扰又仿佛混乱；使它安静下来，便会自行得到治理；强不能〔原文至此疑有缺文〕？’ “树立起来，智慧也不能穷尽谋略，所以一定要知道无言、无为的事情，然后才知道治理的纲纪。”（同上）这就是老子的学说了。又说：“仁从内心产生，义由外在施行。”（《戒篇》）告子的学说是由此产生的吗？还是告子的门徒借托这些话呢？又说：“人君千万不要听信兼爱的说法。”这一点尤其是后人假托的。至于《地员篇》，则属于农家一流。按照《艺文志》，农家的书已经没有存本，在这里还可以看见它的大概。大概是一家之书，却包含了五家的学说了。（《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徐时栋说：“毛大可说孟子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可是孟子自己作文却多有袭用《管子》的地方，例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是方圆的标准，即使有巧妙的眼睛、锐利的手，也不如规矩所定的方圆准确’；‘诸侯不要擅自杀大臣，不要曲折堤防，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因为擅自废黜嫡子，便任意安置妾为妻’；‘使赋税为百取其一，孤儿幼童不受刑罚，湖泽捕鱼按时开放，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只登记而不征赋’；‘用善来胜过别人，没有能够使别人服从的；用善来养育别人，没有不能胜过别人的。’以上都见于他所著《四书剩言补》中。” 有人曾经拿这些话来问我，我笑着说：“这是胡说！古人著书，往往有雷同之处，本来不一定就是抄袭。何况孟子一生轻视管仲、晏婴，即使今本《管子》果真成书在孟子之前，孟子也未必袭用它；而且今本《管子》是战国人凭个人意图增删、真伪杂出的书，却说孟子袭用它，难道不是梦话吗？况且毛大可所列举的还没有完。姑且全部列出：‘《五辅篇》说：“大的想称王天下，小的想称霸诸侯。”（大的便以王道行事，小的便以霸道行事。）又说：“小的兵败而土地削减，大的自身死亡而国家灭亡。”（残暴百姓太厉害，就自身死亡、国家灭亡；不太厉害，就自身死亡、国家削地。）又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而不收税。”《小匡》说：“使关市只稽查而不……，……而不收税。”《戒篇》说：“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征收市税而不征布。”（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市场店铺不征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店铺没有夫布、里布。）《宙合篇》说：“如同合上符节一样。”（如同合上符节。）：《法法篇》说：‘所以技巧高明的人能够制定规矩，却不能废弃规矩而使方圆合乎标准。’（公输子的技巧，如果不依靠规矩，就不能做成方圆。）” 《中匡》说：“减省刑罚，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减薄赋税。）《霸形》说：“百姓归附他，如同流水。”（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向低处流。）《戒篇》说：“对于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不按照义理把它交给我，我就不接受。”（不合义理地把齐国交给我，我也不接受。）又说：“用德行给予别人，叫作仁；用财物给予别人，叫作良。”（把财物分给别人叫作惠，把善道教给别人叫作忠。）《心术上》说：“耳目，是观看和听闻的器官。”（耳目的器官。）《臣乘马》说：“那王者不耽误百姓的农时。”（不违背农时，不要侵夺他们的时令；那里说的是侵夺百姓的农时。）《国蓄篇》说：“狗和猪吃人的粮食。”（狗和猪吃人的粮食。）又说：“道路上有饥饿的百姓。”（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荒野上有饿死的人。）《法法》说：“所以在上位者所喜好的，百姓一定会更加喜好。”（在上位者有喜好的，在下位者一定有更厉害的喜好。）其他相近的字句，还多得不能逐一列举。不过，这不只是孟子如此，孔子也是出生在管仲之后的人。可是《管子·法法》说：“先难而后易。”（先难而后有收获。）又说：“政，就是端正。” （政，就是端正。）《戒篇》说：“所以天不动，四时在下面运行，万物便化育。”（天有什么言语呢？四时照常运行，百物照常生长。）又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的根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难道就是仁的根本吧！）《小称篇》说：“自身不善才是祸患，不要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不要忧虑没有人了解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了解的人。）《小问篇》说：“贫乏并不是拥有国家者的忧患。”（我听说拥有国家、封邑的人，不忧虑贫乏。）《禁藏篇》说：“钻木取火，改变火种。”（钻木取火，改换火种。）《弟子职》说：“出入都要恭敬，好像看见宾客一样。”（出门时要像看见贵宾一样。）又说：“先生将要进食，弟子便准备食物。”（有酒有食，要请先生先用。）《形势解》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确实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又说：“侍奉父母却不尽力。”（侍奉父母，能够竭尽自己的力量。）《版法解》说：“自己感到不安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又说：“所以君子厌恶称述别人的恶行。”（子贡问：“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

译孔子说：“有厌恶的事；厌恶称述别人恶行的人。”《山之数》说：“百姓富足，君主就不必和他们一起贫困；百姓贫困，君主也不必和他们一起富足。”（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怎么会富足？）这些话都与《论语》的意义相同，那么孔子不应当在同门弟子面前垂训教人，却大量袭用《管子》。又如“安静而安定”（《法禁》），就是“安静以后才能安定”；“听到贤人而不能举荐，危险”（《法法》），就是“见到贤人而不能举荐，举荐了又不能把他放在前面，便会有祸”；“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宙合》），就是“灾祸一定会追及自身”；“产生财富有固定的法则”（《君臣上》），就是“产生财富有大道”；“所以上面不实行，百姓就不跟从”（《法法》），就是“上面所发布的命令如果违背自己的爱好，百姓就不会跟从”；“看了却看不见，听了却听不见”（《白心》），就是“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这样说来，《大学》也是袭用《管子》的了。又如“踏过白刃”（《法法》），就是“白刃可以踏过”；“继承断绝的世系”（《霸言》），就是“继承断绝的世系”；“如同日月的光明”（《任法》），就是“如同日月交替发光”。“上天所覆盖的，大地所承载的”（《侈靡》），就是“上天所覆盖的，大地所承载的”；“文字同形，车辆同轨”（《君臣上》），就是“车辆同轨，文字同文”。这样说来，《中庸》也是袭用《管子》的了。我没有想到，一部《四书》中袭用《管子》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多！至于《左传》全部袭用的地方，就不必说了；即使不是记载本来事实而自行作文，也有“如果一意进攻，就讨伐它；如果已经服从，就放弃它”（《霸言》），“交换孩子来吃，劈开尸骨来烧火”（《参患》），“卑贱者不超过尊贵者，年少者不欺凌年长者，疏远者不离间亲近者，新来者不离间旧人，小者不压制大者，淫乱不破坏义理”（《五辅》）等话，难道左丘明也袭用了《管子》吗？至于《诗经》，其中引用的地方就不必说了；即使不是引用而自行作文，也有“人如果没有善良的品德”（《宙合》），“早起晚睡，小心谨慎，办事恭敬，仪容没有差错”（《弟子职》）等话，难道《诗经》三百篇又袭用了《管子》吗？毛大可既然读过《管子》，却唯独怀疑孟子，难道还不能说是梦话吗！”（《烟屿楼读书志·经十》）又说：“‘朋党’两个字，最早见于《管子》。它的《法禁篇》说‘把朋党作为朋友’，《参患篇》说‘群臣结成朋党，就应当有内乱’，其他谈到臣下结党成群的话也很多。” 考察管仲，他由于鲍叔牙的推荐而担任齐国相国；等到他将死时，齐桓公想任用鲍叔牙为相，管仲还议论鲍叔牙没有做相国的器量，不足以担任相国，这可以说是他不肯结党了。即使当时的朝廷大臣，也没有听说有分立朋党、结党营私的事情。可是《管子》却这样说，难道它预料后世一定会有这种事吗？还是后人伪造的呢？《小匡篇》多处袭用齐国的史语。《大匡篇》前半篇全都袭用《左传》，其中还有很可笑的地方：例如说“二月，鲁国人告诉齐国说：‘寡君害怕您的威势’”等等；“五月，襄公在贝丘打猎”等等；“九年，公孙无知在雍廪那里作恶，雍廪杀了公孙无知”等等。凡是它叙述事情，都没有年月，唯独这三处有；而所谓“九年”，是鲁庄公九年，却连删节也不知道，竟可笑到这种程度！这篇后半又杂入诸子之说，并且与《左传》记载的事实不合。大概因为齐桓公初年很喜欢作战，又曾被鲁国打败，作者想替管仲遮护，于是编造管仲劝谏而齐桓公不听等话，意思是说齐桓公不听管仲，所以才有这次失败。”（《读书志·子上》）眉按：徐时栋列举的证据很完备；但他最终仍怀疑《管子》是战国人凭个人意图增删的书，看来大概与姚氏的意见相同。只是陈澧怀疑这部书兼备五家的学说，可以说是能够从大的方面着眼。思想受到时代的限制，古人本来没有能够违背学说先后演进的程序和学派相承的系统来著书的。《管子》应当是孟子以后的人杂取各家材料编成的，必定不是管仲所作。（近人罗根泽有《管子探源》一书，可以参看。）杨慎说：“《管子》的文章多用韵语，例如说：‘当冬三月，天地闭藏，白昼总是短，黑夜总是长，适宜修筑房屋，不宜修筑高堂。’又说堤防的好处：‘百姓得到它的丰饶，这叫作流动的膏泽。’又说五种粟米所宜土地的形状：‘泥土柔润而不陷，坚硬而不粗涩，不使车轮陷入泥泞，不污损手脚。’这种造语的精妙，秦汉以后的人哪里能够比得上呢？”（《升庵全集》卷四十六）他是根据文字技巧，相信《管子》是先秦的书。其实这类韵语，秦汉以后的人并非不能写出；《管子》一书有秦汉以后人增补的部分。然而因此就说《管子》是秦汉以后的人所作，也不对。刘献廷说：“《管子》虽然不全出自敬仲之手，却确实是天地间不可缺少的大文章。三代以后治理天下的人，都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又说：“《管子》虽然不是纯粹的一家之言，却确实是治理世务的奇书。三代以后想要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不是依靠颖上遗留下来的言论，又从哪里着手呢？诸葛孔明是千古一人，他的学术全都出自这部书。”（《广阳杂记》卷三） 刘献廷是胸怀奇伟的人士，他如此推许这部书，是因为其中寄托了自己的抱负；但是除了《周礼》之外，《管子》作为治理世务的巨著，也不能因为真伪问题而贬低或抬高它本身的价值，这一点今天的人大多没有异议了。（页二五四—二六） ○

译《贾谊新书》《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的书有五十八篇。《隋书》记作《贾子》十卷，《唐书·艺文志》卷数相同。隋代才加上“新书”的名称。陈直斋说：“其中多抄录《汉书》的文字；凡是《汉书》没有的文字，往往浅陋驳杂，不值得观看。这决不是贾谊原本的书。” 【重考】今天保存的《贾谊新书》，仍然是《汉书·艺文志》所记的旧本，只是稍有残缺。贾谊研究《左氏传》，并为它作训诂，所以书中有许多《左氏传》的古义。章炳麟说：“贾生的书引用《左氏》内外传极多，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对于以正名来施政的学问有所所得。”所以这部书值得珍视，不只是诸子之言，同时也是经学训诂。陈直斋不知道《汉书》记录了这部书，反而说这部书抄录了《汉书》。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八） 【补证】眉按：卢文弨《书贾谊新书后》说：“《新书》不是贾生亲自撰写的，而是学习贾生的人汇集他的言论编成的，正如《管子》《晏子》不是管仲、晏婴亲自撰写的一样。然而，它的规模和篇章节目之间，终究不是毫无依据、凭空编造出来的。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的话，贾谊难道会自称贾君吗？《过秦论》，司马迁完整地抄录了它；班固书中所见的《治安策》只有一篇，这里却分成四五篇。后人因此认为它是贾生平日所草创的，难道真是这样吗？《修政语》称引黄帝、颛顼、尧、舜的话，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容经》《道德说》等篇，文辞义理典雅，魏晋人决不能写成。因此我说：这是学习贾生的人汇集而成的；可以知道它与贾生所处的时代相隔并不很远。”大概卢氏认为《新书》不能与伪书同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部书多取自《贾谊本传》所载的文章，割裂其中的章段，颠倒次序，再加上篇名，十分混乱，没有条理。现在考察《汉书·贾谊传》的赞语说：‘凡所著述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切合世事的，载入本传。’应劭《汉书注》又在《过秦论》的注中说：‘《贾谊书》的第一篇就叫这个名字。’ 那么，本传所载的文字都属于五十八篇，足以作为明确的证据。然而，绝没有摘录一段文字就另立一篇篇名的道理，也绝没有把十几篇连缀起来合成一篇奏疏上呈朝廷的道理。怀疑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等，本来都是五十八篇中的篇章；后来原本散佚，好事之人便把本传所载的各篇文章拆开，分别标上篇名，以凑足五十八篇的数目，所以才杂乱到这种程度。这部书不完全是真的，也不完全是假的。”余嘉锡在《提要辨证》中反驳说：“汉代人的五经、诸子，都有章句之学。《孝经》今文、古文都有篇章名称，《老子》河上公注本也有篇章名称，怎么能说没有摘录一段文字另立篇名的道理呢？陆贾叙述国家存亡的征兆，向汉高祖进奏，名为《新语》；这与上疏没有不同，却分成十二篇，贾谊的奏疏为什么不能分成若干篇呢？贾山上书，名为《至言》；晁错的上疏则分别叫《守边》《备塞》《劝农》《力本》，都见于本传。贾谊的奏疏为什么偏偏不能有篇名呢？《提要》拘泥于《汉书》中《治安策》前后相连，认为本来是一篇，所以说没有把十几篇连缀成一篇奏疏的道理；却不知道班固明明说‘贾谊多次上疏’，又说‘它的大略是’，可见本来不是一篇，而是班固把它们连缀成一篇。” 按：余氏驳斥《提要》所谓割裂章段的说法，并不正确。《新书》割裂的痕迹十分明显，怎么能援引古书分章分段的例子来比拟呢？陆贾的《新语》十二篇，是每次进奏一篇，高帝没有不称赞的，于是把他的书命名为《新语》（《史记·陆贾本传》）；这是陆贾本来为高帝撰写的书，与上书不同。如今《新语》也是伪书，本来不足为证；但《汉书·贾谊传》说贾谊多次上疏，又说本传只记载大略，可知并非每篇奏疏都载入，或者只完整载入了一篇。因此可以断定，他的书绝不可能像今天《新书》那样，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等语句所分出的章段，分别作为奏疏分次上奏。余氏又怎么能援引《新语》分篇进奏的例子来比拟呢？卢氏和《提要》的说法，都近于调和；余氏又曲意为它辩护，都不能说是有见识。只有姚鼐直接斥责它是妄人所作。他说：‘贾生的书流传断绝很久了。世上所称《新书》的东西，是妄人伪造的。班氏所载贾生文章，条理贯通，文辞很伟大；等到伪造者加以分析，便不再成文，又用鄙陋的辞句夹杂其中，这确实是妄人的错误，不是传写造成的错误。’ “贾生陈述奏疏说，可以使人长叹的事情有六件；但《汉书》本传中总共只有五件，缺少一件。我认为其中一件说的是积贮，班固已经把它收入《食货志》，所以本传不再记载。伪造者没有领会这一点，因为《汉书·诸侯王表》中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话，便把它当作‘长太息’的其中一件。然而贾生的奏疏说‘如今君臣各有其位，上下有等级’，已经足以包括这个意思，不能再另列一件。真西山取《新书》中的这篇文章，想用来补充贾生的奏疏，我因此替它加以辨析。至于它的文辞卑陋，与贾生相差悬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那么懂得文章的人一看就可以断定。”（《辨贾谊新书》）我认为姚氏的说法十分精辟。袁枚《读贾子》说：“《贾子》是伪书。天子驾驭四方夷族，有五帝三王的道术在其中，从来没有听说依靠表章和诱饵。贾生有辅佐君王的才能，懂得政治体制，必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假如真是这样，隋炀帝已经实行了，其效果怎么样呢？”他是根据人物来证明书是伪作，与姚鼐根据文辞证明伪作不同；但袁枚的说法却很粗疏！（页二六一—二六四）

译《伤寒论》汉代张仲景撰写，晋代王叔和编集。这部书本来是医家经方的鼻祖，但是内容驳杂，编排不合，往往难以辨别；读者苦于不能得到它的要旨。我的朋友桐乡钱晓城认为，这部书是王叔和参杂自己的说法编成的，所以真伪相杂，致使千百年来受到蒙蔽；他著有《医学辨谬》一书，分别辨析仲景书的真伪，同时讨论医家的源流。虽然其中的议论不免有过分之处，足以使世俗之人惊骇，但道理本身不可更改，确实为医家开辟了新的局面。现在他的书收藏在家中。（我认为，王叔和的《脉诀》前人多说是伪书，这部书或许也不是叔和所作，而是后人假托他的名义。） 【重考】张仲景就是张机，章炳麟《菿汉微言》中有很清楚的考证。《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有《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王叔和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十卷，大概因为此书是王叔和编次的，所以把它归属于王叔和。《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志》都作《仲景伤寒论》十卷。流传到今天的版本，是宋开宝年间高继冲献上的本子，治平二年由林亿等校订。明代赵开美依据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到了清代失传，藏入日本枫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日本人丹波元坚又重新摹刻，因此再次传入中国。陈振孙说：“它的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疗伤寒的人，没有能超出它的。”如今日本人精通医术，才知道此书所治疗的疾病范围很广，并不局限于伤寒，甚至西医不能治疗的疾病，汉医也能够治疗。可是成无已本大概就是林亿校本，只是有所增删，并且删去了林亿等人的校语。自明代以来，才有喻昌等人，横加指责王叔和编次失当，任意改编，想求得仲景的原本，结果诬妄更加严重了。（卷四，页九—一 ○）

译《金匮玉函经》题作汉代张仲景撰写、晋代王叔和编集。按：这不是仲景所撰，而是后人假托的。关于题作王叔和编集的说法，见上文。【重考】张仲景、王叔和都是中国不朽的名医，姚氏因为《脉诀》是伪书便对王叔和不满，是错误的。《脉诀》已经见于前文。《隋书·经籍志》在《伤寒论》十卷之外，又记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相同，而且都在书名之前冠以“王叔和”三字；这也是因为此书由叔和编次，所以归属于叔和。大概《伤寒论》十卷是单独的论本，而五卷就是《金匮玉函》，两者合起来正好十五卷。况且《外台秘要》所引用的，一概称为《张仲景伤寒论》；《证类本草》引用它，又一概称为《金匮玉函方》，可见只是名称不同而实际是同一部书，毫无疑问。它被冠以《金匮玉函》的名称，一定是后人珍藏它，所以才这样命名。然而隋唐时期的五卷，到宋代大概分为八卷；《宋志》称《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它的八卷本，成无已、许叔微当时还经常引用其中的文字，元明以来却看不到了。今天流传的只有三卷本。晁氏说：“仁宗朝，王洙在馆阁中得到它，使用它非常有效，共有二百六十二方。”林亿的序又说：“王洙在馆阁任职时，从蠹蚀的残简中得到仲景《金匮要略方》三卷。”所谓“要略”，就是不详尽的意思；所谓“蠹简”，则可知不是完整的书。所以今天流传的，仍然是残缺不完整的本子。姚氏竟然斥责它是后人伪托，实在是考察失误极大。（卷四，页一 ○—一一） 【补证】眉按：章炳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说：“《隋书·经籍志》记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梁书》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艺文志》有《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有《伤寒卒病论》十卷。《唐志》把十五卷的书题作王叔和之书，那么《伤寒论》就在其中。现在《伤寒论》单论本十卷，《金匮要略》三卷，合起来不到十五卷的数目。然而《要略》也还有缺文：据林亿序说：‘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任职时，从蠹蚀的残简中得到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称作‘要略’，说明内容不详尽；说是‘蠹简’，说明书并不完整。《五藏风寒积聚篇》中‘脾无中寒，肾无中风中寒’的话，林亿等已经知道它有缺文。又《周礼·天官·疾医》的疏引《张仲景金匮》说‘神农能够品尝百药，那么炎帝就是神农’，如今《要略》中看不到这句话。《金匮玉函经·千金方诊候篇》引张仲景说‘想要治疗各种疾病，应当先用汤药荡涤五脏六腑’等，共二百五十多字，不知道出自哪里。按照《宋志》，《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都题作王叔和编集。林亿为《要略》作序，也说：‘先校定《伤寒论》，其次校定《金匮玉函经》，现在又校成此书。’这说明《金匮玉函》有详本、略本两种。详本就是贾氏《疏》、孙思邈《千金方》所引用的本子；宋代为八卷，隋唐为五卷。两部史志所说的十五卷，是《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的合数；十卷就是这部《伤寒论》。它传到今天的本子，是宋开宝年间高继冲献上的，治平二年林亿等校订的；明代赵开美根据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到了清代失传。（按：赵开美《仲景全书序》说：‘先把成氏注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合刻，名为《仲景全书》。刻成以后，又得到宋版《伤寒论》，于是再次刻印。’然而清代流传的只有成无已注本；单论本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已经看不到了。）后来传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新摹刻，因此再次在中国流传。它与成氏本不同的地方，是卷首各有目录；每个方剂下面还多有王叔和的几条校语，以及林亿等人的校语，成氏本全都删去了。近世研究经籍的人，都以得到真本为急务；唯独医家把医术看作技艺，学者往往不追寻古代源流。喻昌以下诸人，任意颠倒篇次。清代只有成无已注本还算稍微完整；” 《金匮玉函》有详本和略本两种。详本就是《贾疏千金方》所引用的版本。宋代时为八卷，隋、唐时为五卷。两部史志所说的十五卷，是把《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合计而言；所说的十卷，就是这部《伤寒论》。这部书流传到今天的版本，是宋开宝年间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人校订的本子；明代赵开美依据宋本摹刻，和成无已注本一同流行。到了清代，这个版本散佚了。（按：赵开美《仲景全书序》说：“先把成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合刻，名为《仲景全书》。刻成以后，又得到宋版《伤寒论》，便再次将它刻印。”然而清代流传的，只有成无已注本；至于单刻的《伤寒论》本，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就已经看不到了。）后来传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新摹刻了它，于是再次在中国流行。它与成无已注本不同的地方是：卷首各有目录；方剂下面还多出叔和的几条校语，以及林亿等人的校语，而这些内容在成无已注本中也全都删去了。近世研究经籍的人，都把得到古代真本看作当务之急；唯独医家把医术当作技艺，学者往往不去追寻古本的源流。自方有执、喻昌以下，任意颠倒改动。清代只有成无已注本还算比较完整。“但仍然不能看见它的本来面目。这部书的出现，难道不是研究古代医方技术者的幸运吗？况且《金匮玉函》八卷，成无已、许叔微当时还经常引用其中的文字，元明以来却看不到；唯独这部《伤寒论》十卷完整无缺，与《梁七录》所记没有不同，这就是上天没有断绝百姓生命的证明。即使有人拿合抱的璧玉放在四匹马之前，也不能比这部书更加珍贵。”我认为，章炳麟说《金匮玉函经》和《金匮要略》是两部书，详略有所不同。《玉函经》元明以来已经看不到。今天能见到的只有《要略》，然而它也有缺文。只有《伤寒论》单论本十卷完整无缺，与《梁录》所记没有不同。他的说法固然不能作为定论。不过姚氏的话太简略，也不知道他见到的究竟是什么本子，无法借此证明他所谓《伤寒论》“驳杂不伦”、 《要略》“是后人伪托”的说法。或许他所见的钱氏之书，对于辨别仲景书的真伪，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吧？然而那部书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姑且把章氏的说法记录在这里，等待进一步辨正。（页二六五—二六七） 有些书本来不是伪书，却被后人妄自假托某人的名义。

译《尔雅》《汉书·艺文志》把它附在《孝经》之后，《隋书·经籍志》把它附在《论语》之后，都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释诂》是周公所作，大概依据魏代张揖所上《广雅表》中的话：“周公制定礼制来安定天下，撰写《尔雅》一篇来解释礼的意义。”这类说法，本来不必等到有人指出“张仲孝友”之后，才知道它是荒诞的。郑渔仲《注后序》说：“《离骚》说‘让冻雨洒落尘土’，所以《尔雅》解释风雨说‘暴雨叫作冻’。这句话专门是为《离骚》作解释的，所以可以知道《尔雅》在《离骚》之后。”按：哪里只是《离骚》之后呢？古代纪年不使用干支，而这里使用干支，大概是汉代的书。又按：这部书是解释经书的书，后世把它列为经书，也不对。【重考】张揖所上的《尔雅表》说：“周公撰写了一篇《尔雅》，现在民间流传三篇；有人说是孔子增加的，有人说是子夏补益的，有人说是叔孙通补写的，有人说是●梁文考订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不容易确定。然而考察《尔雅·释诂篇》说：“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都是‘大’的意思。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庞、坟、嘏、丕、变、洪、诞、戒、骏、假、京、硕、濯、讦、宇、穹、王、路、淫、甫、景、废、壮、冢、简、菿、昄、晊、将、业、席，也都是‘大’的意思。”邢昺的疏引《尸子·广泽篇》说：“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冢、晊、昄，都有‘大’的意思。十多个名称，实际是一个意义。”古人引用书籍，往往断章取义，不完全按照原文抄录。然而《尸子》明说“十多个名称，实际是一个意义”，而今本《尔雅》却分成两段，又增加“林、烝、庞、坟”等二十多个名称；一方面可以看出《尔雅》是字书，像后来的《玉篇》《广韵》一样不断有所增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尔雅》确实是先秦以来流传的古书，因为《尸子》已经引用它了。由这两点看来，即使有“张仲孝友”和“为《离骚》解释暴雨”的内容，又有什么妨碍它是后人掺杂附入的呢？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一一—一二） 【补证】眉按：邵晋涵说：“关于《尔雅》的作者，前代儒者始终没有定论。张揖上《广雅表》说：‘周公制定礼制来治理天下，撰写《尔雅》一篇来解释它的意义。’现在考察周公制定法典、接受贡物，作《谥法解》，其中训释字义说：‘勤，是劳；肇，是开始；怙，是依恃；典，是常；康，是空虚；惠，是爱；绥，是安；考，是成；怀，是思。’这些都与《尔雅》意义相同，这是周公作《尔雅》的证据。张揖又说：‘现在民间流传三篇《尔雅》，有人说是孔子增加的，有人说是子夏补益的。’现在考察孔子作《十翼》来赞明《周易》，《彖传》说：‘师，是众；比，是辅；晋，是进；遘，是遇。’《序卦传》说：‘师就是众，履就是礼，颐就是养，晋就是进，遘就是遇，震就是动。’圣人的义理得到阐发，明显显示出雅正的训释，这是孔子增修《尔雅》的证据。阐明章句，开始于子夏。《仪礼·丧服传》是子夏所作，其中亲属称谓与《尔雅·释亲》相同。世间流传的《子夏易传》，有人说是伪托。至于《经典释文》、李鼎祚《集解》所征引的文字，例如说‘元，是开始；芾，是小’，从观察卦象、玩味文辞来看，必定要求接近正确，这也是子夏增益《尔雅》的证据。”（眉按：焦竑说：“《尔雅》是解释《诗经》的训诂书；子夏是传授《诗经》的人。子夏一辈六十多人，编纂先师的微言成为《论语》，《论语》中谈到《诗经》的地方很多，唯独子夏能够询问散佚的诗篇。朱熹《读诗纲领》述说《论语》十条，最后以子夏作结，难道没有深意吗？传记中说子夏曾传授《诗经》，今天保存的《诗经》大小《序》，又不全是子夏所作，所以说：《尔雅》就是子夏的《诗经》传。况且《尔雅》有《释诂》《释训》，毛公也因为它是传《诗》的书，所以解释《诗经》时借用了《尔雅》的名称，题作《诂训传》；那么毛公本来就认为《尔雅》是传《诗》的书了。”见焦氏《笔乘》卷一。这说明子夏增益《尔雅》一说，焦竑已经先于邵氏加以证明。但这个说法本来不对。说毛公取《尔雅》的篇名来命名自己的传，难道就不能说作《尔雅》的人取毛公《诂训传》的名称来命名自己的篇吗？况且即使《尔雅》是为传《诗》而作，也不能证明它一定是子夏增益的。）张揖又说：“有人说是叔孙通补写的，有人说是●郡梁文考订的。”现在考察《尔雅》的文字，间或有汉儒增补的内容，例如《释地》八陵说“雁门就是其中之一”。《释山》说：“泰山是东岳，华山是西岳，霍山是南岳，恒山是北岳，嵩高是中岳。”《释兽》“鼳鼠”下面说：“秦人称它为小驴。”怀疑这些都是汉初传授《尔雅》的人增补进去的。后代儒者便据此断定《尔雅》成于汉儒之手，那是不对的。那么，《尔雅》究竟是谁作的呢？我私下认为，汉代的大儒之中，只有郑康成能够汇集大典、网罗众家，审定六艺的旨趣，辅佐古文的正训。他驳斥《五经异义》说：“郑玄所听闻的，《尔雅》是孔子门人所作，用来解释六艺的言辞。”这话大概没有错。现在根据郑君的话来解释，公羊、谷梁都是孔子的门人，他们训释字义的方式都与《尔雅》相合。因此，《尔雅》是开始于周公，完成于孔子门人的，这才是定论。”（《尔雅正义》）康有为则说：“刘歆《西京杂记》说：‘郭伟认为《尔雅》是周公制定的，可是《尔雅》中有“张仲孝友”，张仲是周宣王时的人，显然不是周公制定的。我曾经拿这件事问扬子云，子云说：这是孔子门徒游夏一类的人记录下来，用来解释六艺的。家君认为，外戚传说史佚教他的儿子学习《尔雅》，《尔雅》是小学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人〕 《尔雅正义》引《释山》说：“泰山是东岳，华山是西岳，霍山是南岳，恒山是北岳，嵩高是中岳。”《释兽》“鼳鼠”条下说：“秦地人称它为小驴。”我怀疑这些内容都是汉初传授《尔雅》的人增附进去的。后来的儒者竟然据此认为《尔雅》是汉代儒者所作，这是不对的。那么，《尔雅》的作者究竟是谁？我私下认为，汉代的大儒中，只有郑康成能够囊括大典、网罗各家，审察六艺的旨趣，辅翼古文的正确训释。他驳斥《五经异义》时说：“郑玄听说，《尔雅》是孔子门人所作，用来解释六艺中的言语。”这大概没有错。现在根据郑君的话来解释，公羊、谷梁都是孔子的门人，他们训释字义，全都与《尔雅》相符合。这样说来，《尔雅》始于周公，完成于孔子门人，这才是定论。”康有为则说：“刘歆《西京杂记》说：‘郭伟认为《尔雅》是周公所制定的，但《尔雅》中有“张仲孝友”一语，张仲是宣王时的人，因此显然不是周公制定的。我曾经把这件事问杨子云，子云说：是孔子的门徒中游、夏这一类人记录下来，用来解释六艺的。我的父亲认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导他的儿子使用《尔雅》，《尔雅》是小学。’”

译“又记载说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可见《尔雅》的出现很早。过去传授这部书的学者都说是周公记录的。至于‘张仲孝友’之类，是后人补足进去的。”按：《尔雅》在两汉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到了刘歆校书时才突出；《西京杂记》又是刘歆所作，大概也是刘歆伪造的。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的说法，有《大戴礼记·小辨篇》可以证明。然而鲁哀公作为君主，应当观察政事，孔子却教他读《尔雅》，不只是迂阔，实在也不合事理。《论语》中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又说“通晓《诗经》三百篇，便把政事交给他处理”；由此推论，《小辨》所谓《尔雅》，一定是指《大雅》《小雅》，所以足以用来辨明言辞、观察政事。考察《尔雅》的训诂，主要是解释《毛诗》和《周官》：其中《释山》的五岳与《周官》相合，却与《尧典》《王制》不同；《释地》的九州与《禹贡》不同，与《周官》大致相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相同；《释天》与《王制》不同，祭祀名称与《王制》不同，却与《毛诗》《周官》相合；至于它的训诂，全部是为解释《毛诗》而作。间或有“敏、拇”的训释、“羕、长”的解释，《释兽》中没有驺虞这种兽，《释木》把唐棣解释为栘，《时训》又把三家说成是在玩弄狡猾的文字。然而按照它的大体内容，拿陈氏《毛诗稽古编》所列《尔雅》《毛诗》异同来考察，究竟哪一处多、哪一处少，哪一处重要、哪一处次要，不必再加辨析就能看出。” （《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这两种说法，一个依附张揖，一个周密地迎合刘歆，都不足以相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大戴礼记·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可见《尔雅》的来源很早；但没有说《尔雅》是谁作的。大概是小学家编缀旧文，逐代相互增益；周公、孔子，都是假托的说法。考察《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样的文字重复出现，可知不是一人编纂的。这部书，欧阳修《诗本义》认为是学习《诗经》的人汇集博士的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也认为大体是解释诗人旨意的；然而解释《诗》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一，并非专为《诗》而作。扬雄《方言》认为是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也认为是五经的训诂；然而解释五经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三四，更不是专为五经而作。现在考察它的文字，大体是采集各书中训诂、名物的异同，用来扩大见闻，实际上自成一书，并不附属于经义。例如《释天》说‘暴雨叫作冻’，《释草》说‘卷施草拔掉根心也不会死’，这是取自《楚辞》的文字；《释天》说‘扶摇叫作猋’，《释虫》说‘蒺藜叫作蝍蛆’，这是取自《庄子》的文字。” 《释诂》说“嫁，就是往”；《释水》说“瀵水从尾部大量涌出”，这是取自《列子》的文字。《释地》“四极”条说“西王母”，《释畜》说“小领盗骊”，这是取自《穆天子传》的文字。《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成双就不能行，名叫鲽；南方有比翼鸟，不成双就不能飞，名叫鹣鹣”，这是取自《管子》的文字。又说“邛邛岠虚背负着它奔跑，名叫蟨”，这是取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又说“北方有比肩民，轮流进食，轮流守望”，《释水》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这是取自《山海经》的文字。《释诂》说“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说“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说“春天称为青阳，至时称为醴泉”，这是取自《尸子》的文字。《释鸟》说“爰居杂县”，这是取自《国语》的文字。像这样的例子，无法全部数清。它大概也属于方言、急就之类的书。只是研究经书的人多借助它来考证古义，所以按照它所受重视的程度，把它列入经部罢了。”这样说大体是对的。吕思勉《经子解题》也说：“《尔雅》就是今天的辞典。本来是摘抄汇集以备查考，后人辗转传抄，也必然有所增改，不能说是某一个人所作。现在这部书的训诂几乎都与《毛传》相同，解释乐制的内容同于《周官·大司乐》，九州岛与《禹贡》不同而与《周官》相同，因此它是古学已经流传以后出现的书。《释兽》中说狻麑就是狮子，产于西域；鵽鸠产于北方沙漠；翠鸟产于郁林；鱊？产于乐浪潘国；魵虾产于秽邪头国。这些都不是战国以前所有的事物，显然是后人增补的，正如《神农本草经》中出现汉代郡县名称一样。”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只是训释一类的书，往往被后人互相增删改动，容易失去本来面貌；而各书之间形成的先后痕迹，也大多因此被抹去。所以有人说《尔雅》取自《毛传》，有人说《毛传》采用了《尔雅》。有人说《尔雅》在毛公以前，文字还比较简略，到郑康成时才增补详尽（《永乐大典》引曹粹中《放斋诗说》的话）；有人说汉初传授《尔雅》的人都是今文经学家，所以同《毛诗》不同（臧庸《拜经日记》的话）；有人说《说文》固然晚于《尔雅》，但也有《尔雅》失去传承而《说文》保存了传承的情况（戴东原《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的话）。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窥见事情的全貌。段玉裁说：“《尔雅》不是在一个时期由一个人写成的，而且还广泛采集众说，等待裁决取舍，所以一篇之内，时常有彼此抵牾的地方。” 《史记索隐》引用《尔雅》说：‘颜，就是额；怵同狃；婺女叫作须女；藀惑叫作执法。’《后汉书注》引用《尔雅》说：‘矕，就是看；楫叫作桡。’《文选注》引用《尔雅》说：‘劭，就是美；邀，就是遮；搂，就是牵；棘，就是戟；芥，就是草；翥，就是举；盖，就是承载、覆盖。’《太平寰宇记》引用《尔雅》说：‘沮，就是洳。’各书所引用的内容，有的出自《小尔雅》，有的出自《方言》；有的文字不像《尔雅》，也许是所见版本不同，也许是传抄讹误。’这些情况大概也无法究问清楚了。给《尔雅》作注的人，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等，如今只保存郭璞一家。郭璞原有注音和图赞，如今也亡佚了。《尚书正义》引用郭璞注说：‘恒山又名常山，是为了避汉文帝的讳。’又说：‘霍山如今在庐江灊县，潜水从那里发源，别名天柱山。汉武帝认为衡山地域辽阔遥远，便把它的神灵迁到这里，如今当地人都称它为南岳。南岳本来就是以两座山为名，并不是从附近的霍山而来。但学者多认为霍山不能称为南岳。又说从汉武帝开始才有这个名称；如果像这种说法，那么汉武帝岂不是在《尔雅》之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三卷、二十篇、十九篇、三章、二篇〕

译《史记索隐》引用《尔雅》说：“颜，就是额。怵与狃同义。婺女叫作须女，藀惑叫作执法。”《后汉书》注引用《尔雅》说：“矕，就是看。楫叫作桡。”《文选》注引用《尔雅》说：“劭，就是美。邀，就是遮。搂，就是牵。棘，就是戟。芥，就是草。翥，就是举。盖，就是覆盖、承戴。”《太平寰宇记》引用《尔雅》说：“沮，就是洳。”各书所引用的内容，有出自《小尔雅》的，有出自《方言》的；有些文字又不像《尔雅》，或许是所见版本不同，或许是传抄造成的讹误。’看来也确实没有办法考究清楚了。给《尔雅》作注的人，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等人，如今只有郭璞一家保存下来。郭璞还写有音义和图赞，这些如今也亡佚了。《尚书正义》引用郭璞的注说：“恒山又名常山，是为了避汉文帝的讳。”又说：“霍山如今在庐江郡灊县，潜水从那里发源，另一个名称是天柱山。汉武帝认为衡山地域辽阔遥远，便把衡山之神迁移到这里；如今当地的风俗，人们都称它为南岳。南岳本来就是以两座山为名，并不是后来因地势接近才这样称呼的。然而学者大多认为霍山不能称为南岳。又有人说，从汉武帝开始才有这个名称；如果真是这样说，那么汉武帝岂不是在《尔雅》之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篇、一卷、二篇、四尺〕 《史记索隐》引用《尔雅》说：“颜，就是额。怵与狃同义。婺女叫作须女，藀惑叫作执法。”《后汉书》注引用《尔雅》说：“矕，就是看。楫叫作桡。”《文选》注引用《尔雅》说：“劭，就是美。邀，就是遮。搂，就是牵。棘，就是戟。芥，就是草。翥，就是举。盖，就是覆盖、承戴。”《太平寰宇记》引用《尔雅》说：“沮，就是洳。”各书所引用的内容，有出自《小尔雅》的，有出自《方言》的；有些文字又不像《尔雅》，或许是所见版本不同，或许是传抄造成的讹误。’看来也确实没有办法考究清楚了。给《尔雅》作注的人，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等人，如今只有郭璞一家保存下来。郭璞还写有音义和图赞，这些如今也亡佚了。《尚书正义》引用郭璞的注说：“恒山又名常山，是为了避汉文帝的讳。”又说：“霍山如今在庐江郡灊县，潜水从那里发源，另一个名称是天柱山。汉武帝认为衡山地域辽阔遥远，便把衡山之神迁移到这里；如今当地的风俗，人们都称它为南岳。南岳本来就是以两座山为名，并不是后来因地势接近才这样称呼的。然而学者大多认为霍山不能称为南岳。又有人说，从汉武帝开始才有这个名称；如果真是这样说，那么汉武帝岂不是在《尔雅》之前吗？” 这显然不对！”如今通行本的注文没有这样详细。既然如此，郭璞的注释也曾被人删削，并不是完整的书。（见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又考察姚氏“《尔雅》不是经书”的说法，龚自珍也进一步阐明说：“后世把传当作经，把记当作经，把群书当作经，仍觉得不够称心，于是连经书的仆役也当作经书，《尔雅》就是这样。《尔雅》是解释《诗》《书》的书，而它所解释的又只是《诗》《书》的枝节末微；却让它同《诗》《书》并列，这就如同把尸祝、舆儓之鬼配享昊天上帝一样。”（《定盦文集补编·六经正名》）（页二六九—二七六） 韵书 从前沈约编撰《四声》，如今已经亡佚。这部书是宋理宗时期平水人刘？渊所作，当时奉诏颁行，名为《礼部韵略》，如今仍沿用它。世俗误称为沈约所作。（重新考订） 北宋景德年间，下诏删取《切韵》，称为《韵略》。景祐四年，下诏刊修《韵略》，改名为《礼部韵略》。南宋刘渊在壬子年新刊《礼部韵略》，就是所谓的平水韵。清代王鸣盛等人都认为这部书是王文郁所作，由刘渊取来刊印。元代大德年间，阴时夫兄弟刊刻《韵府群玉》，就是今天通行的诗韵。它的四声韵部，大体源自沈约，但不能说沈约编成了今天这样的韵书。（卷四，页一二—一三）

译《山海经》《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撰写者的姓名。刘歆校定并上表说：“禹划定九州岛，伯益等人辨别万物的善恶，写成这部书。书中都是圣贤遗留下来的事迹，是古代文明著明的内容。”他认为是禹、伯益所撰，实在十分可笑。经文中提到夏后启、殷王、文王，还提到长沙、零陵、雁门等郡县，刘歆难道不知道自己是在欺骗谁吗！这大概是秦汉之间的人所作，古人已经有很多论述了。（重新考订） 《山海经》这部书，应当分别来看。五藏山经后面有禹说“天下名山”等话，也见于《管子·地数篇》，所以刘歆判定为禹、伯益所作。至于《海外经》以下各篇，就不是禹、伯益的书，大多是解说图画的文字；那些图大概就是禹鼎上的图。又有周代讲说山海图的文字，其中有汤、文王的葬处。汉代流传的图中，则有余暨、彭泽、朝阳、淮浦等汉代县名。后人往往根据图说，把周、汉时期的地名杂糅进去，来怀疑这部经书。颜之推所说“《山海经》是禹、伯益所记，却有长沙、零陵、诸阳、诸暨”，正是因为没有分别考察各部分。古书往往把后代贤人的解说增附进去，合成一书，必须分别考察以后才能弄清楚。（卷四，页一三） （补充考证） 胡渭《禹贡锥指·例略》说：“《山海经》十三篇，刘歆认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说：‘大禹行走时看见了它，伯益了解它并为万物命名，夷坚听闻后把它记录下来。’王充《论衡》说：‘禹主持治水，伯益负责记录奇异的事物，把听到和看到的内容写成《山海经》。’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部书就同《禹贡》相互经纬了。然而其中很有许多可疑之处。颜之推说：‘《山海经》是禹、伯益记录的，但其中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都是后人混入的，不是原文。’尤袤说：‘这是先秦的书，不是禹和伯翳所作。’这两种说法都很恰当。书中所记的怪物固然不值得论说；即使所记山川，方位乡里有的还存在，却不知道属于哪一郡哪一县，远近真假也无法考验，怎么能据此解释经书呢！只有‘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句，对《禹贡》很有帮助。其余即使有可采之处，也同其他地理记载没有区别。也许是后人取来增补进去的，也未可知。”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刘秀上《山海经奏》。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论衡、别通、路史、后纪，都说是伯益所作。《隋书·经籍志》和《颜氏家训·书证》也说是禹、伯益所记录。郦道元《水经注序》以及《浊漳水注》都说是禹所作。《史通·杂述篇》说夏禹治理天下，实际写成了《山海经》。宋代尤袤认为它荒诞而不合典籍，断定是先秦的书。朱子认为它是因解释《楚辞·天问》而写成的。（眉批：沈谦《学海蠡测》说：‘《山海经》中，郭景纯依据汲冢书来驳辨谯周的说法，认为如果《竹书》没有出土，《山海经》的说法几乎就要被废弃了。如今读《离骚》《九辩》《九歌》等篇，明显使用了荒诞经书中的文字。篇中所引的悬圃、崦嵫、咸池、白水、阆风、昆仑、流沙、赤水、西海、不周，都是这部书中的地名。而《天问》一篇，搜求奇闻隐事，大都在这部经书中。屈原的著作尚且属于周末，这也是《山海经》是古书的一项明证。’但不知道这恰恰是《山海经》依附《楚辞》的明证。）吾邱衍《闲居录》认为书中凡是“政”字都避去，由此知道是秦代方士所作。杨慎《升庵集·山海经后序》认为它出于太史终古、孔甲一类的人。疑点很多，无法确定。文字多有重复，似乎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海外南经》有文王；《海外西经》有丈夫国，注文说殷太戊派王孟采药到这里；《大荒东经》有殷王亥；《大荒西经》说汤伐桀：不只是地名有后代的名称。马叙伦说：“《史记·大宛传》说：‘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记载的各种怪物，我不能谈论。’《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十三篇列在刑法家中，郭璞都据此作为古代已有这部书的证据。然而《大宛传》，司马贞认为是褚少孙补写的，近人崔适认为是后人直接抄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那么其中所谓《山海经》云云，也不是司马迁的手笔了。总之，也如同真正的《列子》亡佚而伪书出现罢了。”（《列子伪书考附注》）眉批：说《山海经》是禹、益所作，固然荒谬；说它如同真正的《列子》已经亡佚、现在的是伪作，也不对。大体上它开始形成于战国，秦汉以后又不断有人增补。全祖望说：“考察书中所记的禹事：崇伯的父亲明明有世系，却说是白马，这同《世本》不合；崇伯在羽渊化生，又在墠渚化生，这同《左传》不合；共工既已被流放，却又说还没有除尽恶人，有个叫相鲧的臣子作害，这同《孟子》不合；帝启把三位嫔妃献给上天，又偷取九辩、九歌、九招等乐曲，虽然也见于《天问》，但同《尚书》的九歌不合。所记禹的事情尚且如此，其余内容大概都可以看到了。” 他又说：“难道说这部经书竟然完全没有依据吗？那么毕方、贰负等事例，历来见于汉人的记述，郭氏已经写在题辞中了。到了明代末年，颙鸟出现在南昌佛寺，朱中尉谋？把它记录下来；精卫的遗种出现在海上，林太常时对把它记录下来；鴸鸟出现在杭州城东，陈高士廷会把它记录下来；刑天起舞的事，在西方边远地区也有很多人见过。因此固然不能把书中内容全都看作虚妄。”（《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大概这部书所记的范围，上至远古传说和文字产生以前的图画，下至战国、魏晋好奇之士从各书中搜集材料，加以夸张扩饰、以诡异奇特自娱，所以后世有些内容可以验证，有些则不能验证。（按：解释《天问》的人，往往采用《山海经》《淮南子》的话；其实那些被采用的内容，大多是《山海经》《淮南子》因袭《天问》而写成的。朱熹怀疑《天问》只是战国时代民间流传的话，本来没有可靠根据，好事者于是借托名义编造材料来充实它。见《楚辞辨证下》。胡应麟则认为，书中所记的山川、神鬼，凡是《离骚》《九歌》《远游》《二招》中稍微涉及怪异的内容，都被拿来加以解释，不只是《天问》；而且它的文体特别像《穆天子传》，所以断定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用《穆天子传》编成的。

译虽与我的说法不同，却也足以证明我的说法。？杂录《庄子》《列子》《离骚》《周书》《晋乘》等书而成。见《四部正》）而刘师培说：“《山海经》不能怀疑。西方人的地质学认为，动植物等各种生物不断发生变迁。看《山海经》一书，有的说人面兽身，有的说兽面人身；所列举的邦国、草木，又有后人没有见过的。说它不可知可以，说它荒诞也可以。”这种说法很不对。古书敷衍传说，怎么可能上溯到今天所谓的地质时代？即使说是夏代，当时还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纵然有聪明睿智的人，又凭什么跋涉山海，穷尽辽阔地域，探索奇异事物，并逐一描绘下来呢？所以只说是禹、益所作，实际上必然是不可能的事。然而，这部书终究是古代山川、动植物、氏族部落以及原始生活意识，经过长期积累和变迁而形成的汇编；研究古代社会史料的人，从这部书中获得帮助，大概是没有疑问的。近来看到《燕京学报》第七期有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一文，认为《山海经》五藏山经中的动植物，除极少数确实存在外，其余都是推想出来的；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邹衍的学说，有“先列举中国的名山大川、通谷、禽兽和水土所生之物，以及各种珍贵物类，因而把范围推大，直到海外人们不能看见的地方”一段，简直像是为《山海经》作序，于是便认定五藏山经是邹衍所作，或者是邹衍学派的人所作。（五藏山经以下各篇，仍认为是汉代以后伪造的经书。）这虽足以作为一种说法，但邹衍本来另有著作，已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山海经》记载怪异之事，邹衍“推大、推远”，迹象或许相似，怎么能说它就是寄托邹衍学说的书呢？而且这部书流传过程中篇章次序混乱，以致文理时断时续，地望彼此违背。例如《海外北经》，从东北角到西北角，东西二字应当互换；《海内西经》中“东胡”以下四节，应在《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一节之后；《海内北经》中“盖国”以下九节，应在《海内东经》“巨燕在东北角”之后；《海内东经》中“国在流沙”以下三节，应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一节之后。详细说法见顾观光《武陵山人杂著·山海经条》。这虽然与真伪无关，但对阅读《山海经》、校正错简，也可以有所帮助。（页二七七—二八一） （页二七七—二八一）

译《水经》《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两种《水经》：一种三卷，郭璞作注；一种四十卷，郦善长作注；都没有说撰写者的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注明是郭璞所作；新《唐书·艺文志》又说是桑钦所作。《崇文总目》只说有郦道元注的四十卷，也没有说撰写者是谁。《崇文总目》成书于宋景祐年间，与新《唐书》同时，不知道新《唐书》是根据什么作出这种说法的。书中说“济水经过寿张”，寿张就是前汉的寿良县，是光武帝改的名字；又说“向东北流经过临济”，临济就是狄县，是汉安帝改的名字；又说“荷水经过湖陆”，湖陆就是湖陵县，是汉章帝改的名字；又说“汾水经过永安”，永安就是彘县，是汉顺帝改的名字。因此可知此书是在汉顺帝以后编写的。王伯厚说：“书中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文说‘这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从汉中分置魏兴郡，又把信都改属长乐，这是晋太康五年的事。又说‘黄河向北逼近骨律镇城’，注文说‘这是赫连勃勃所筑的城’，则是后魏设置的。”我考察，汉代《儒林传》说“古文《尚书》由涂恽传给河南桑钦君长”，桑钦大概是汉成帝时人。这部书当然不能说是桑钦所作；即使说是郭璞所作，又怎么可能呢？姚宽《西溪丛语》说：“世人认为《水经》是桑钦所撰。我考察《易水注》说：‘所以桑钦说：易水从北新城西北流出，向东注入滱水；从这里以下，滱水和易水就互相通称了。’又如广阳县的溪水，也引用桑钦的说法。而且《水经》正文中根本没有这些话。”他的考证尤其精密。这样看来，桑钦确实另有一部记载地理水道的书，而《水经》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并且这里的桑钦也不是汉成帝时的桑钦；如果是同一个人，《汉书·艺文志》不应遗漏这部书。所以晁氏说，如果古代有两个桑钦，那才说得通。（重新考订） 《水经》一书，历代的志书和记载都无法确定它是什么人所作。胡渭《禹贡锥指》说：“《汉书·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有七处：上党郡屯留县下说：‘桑钦说绛水从西南流出，向东注入海。’平原郡高唐县下说：‘桑钦说漯水发源于此。’泰山郡莱芜县下说：‘《禹贡》说汶水从西南流出，注入泲水，这是桑钦说的。’丹阳郡陵阳县下说：‘桑钦说淮水从东南流出，向北注入大江。’张掖郡删丹县下说：‘桑钦认为弱水从这里开始疏导，向西到酒泉郡合黎。’敦煌郡效谷县下说：‘原来是鱼泽障。桑钦说，孝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田，因勤于耕作而获得丰收，所以借此立县名。’中山郡北新城县下说：‘桑钦说易水从西北流出，向东注入滱水。’现在考察：《儒林传》说涂恽把古文《尚书》传给河南桑钦君长。桑钦是汉成帝时人，班固和刘歆都崇尚古学，所以采用了他的说法。隋代《经籍志》有两种《水经》：一种三卷，郭璞作注；一种四十卷，郦善长作注，都没有记撰写者姓名。旧《唐书》才开始说是郭璞所作，新《唐书》于是说是汉代桑钦作《水经》，又说一说是郭璞所作。今天说桑钦所作的人，依据就在这里。前代儒者因为书中所称的地名多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名称，怀疑不是桑钦所作；我还有一个完全可以证明的证据：郦道元作注时，在漯水下注明引用桑钦《地理志》，在易水、浊漳水下也都引用桑钦的话，这些说法同《汉书》没有不同，于是可知他所引用的本来就是《地理志》，起初并没有《水经》这个名称。《水经》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注文中每次举出正文，必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果真出自桑钦，就没有直呼其名的道理。有人说桑钦先作，郭璞后来增益；有人说汉代以后出现的地名，是注文混入正文的；这些说法都不对。大概桑钦所撰的是《地理志》，并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魏晋人继续补成，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因此其中常有汉代以后的地名，首尾有时也不相照应，这不全是经文和注文混杂造成的。”胡渭这个说法考证得很严密，远胜于王应麟《困学纪闻》和王袆《水经序》的说法。然而《水经》漯水下注“桑钦地理志曰”六字，有人认为是“地理志桑钦曰”的误倒。《汉书·艺文志》本来没有著录这部书，那么桑钦是否作过《地理志》，仍然是疑问。总之，《水经》是什么人所作，无法考知。或许水是万物生长的源头，水经出于社会和自然的需要，所以最初是谁写成水经，也没有人知道了。（卷四，页一五—一六） （补充考证） 臧琳《经义杂记》说：“《隋书·经籍志》地理部有《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经》三卷，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两部书都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而又都由郭景纯作注，可见相传已经很久。旧《唐书·经籍志》记《水经》三卷为郭璞所撰，又记四十卷为郦道元所撰，同《隋书·经籍志》相同，只是把作注者误作撰写者。杜佑《通典》说晋代郭璞作注、后魏郦道元作注，也都没有详细说明撰写者姓名，不知道是哪一代的书，这同《隋书·经籍志》相合。只有宋代《新唐书·艺文志》说‘桑钦《水经》三卷，一说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考察《水经注》，在漯水下注桑钦说‘漯水出高唐’，浊漳水下注桑钦说‘绛水从屯留西南流出，向东注入漳水’；易水下注桑钦说‘易水从北新城西北流出，向东注入滱水’；濡水下注引桑钦说‘《卢子之书》说，晋灭肥国以后，把它的族人迁到卢水’。如今的《水经》正文都没有这些话，因此不能认为是桑钦所撰。旧《唐书·经籍志》把注文作者当作撰写者，所以也把郭璞、郦道元的注文称作撰作。”

译如今把郦道元的书看作注文，却又在《水经》下面说郭璞所撰，这就同《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相违背了。有人因为《水经》经文和注文混杂，所称地名多出于后代，反而认为说郭璞所撰才是对的，这是考察不周。胡渭《禹贡锥指·例略》说：“《汉书·地理志》引用桑钦的话有七处：上党郡屯留县下说：‘桑钦说绛水从西南流出，向东注入海。’平原郡高唐县下说：‘桑钦说漯水的源头。’泰山郡莱芜县下说：‘《禹贡》说汶水从西南流出，注入泲水，这是桑钦说的。’丹阳郡陵阳县下说：‘桑钦说淮水从东南流出，向北注入大江。’张掖郡删丹县下说：‘桑钦认为疏导弱水从这里开始，向西到酒泉郡合黎。’敦煌郡效谷县下说：‘原来是鱼泽障。桑钦说，孝武帝元丰六年，济南人崔不意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作，因勤于耕作而获得丰收，所以用它作为县名。’（如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大概是后人妄加的，因为这段话不可能是颜师古所能引用的。）中山郡北新城县下说：‘桑钦说易水从西北流出，向东注入滱水。’现在考察：《儒林传》说涂恽把古文《尚书》传给河南桑钦君长。桑钦是汉成帝时人，班固和刘歆都崇尚古学，所以采用了他的说法。《隋书·经籍志》有两种《水经》：一种三卷，郭璞注；一种四十卷，郦善长注，都没有著录撰写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开始说是郭璞所作。新《唐书·艺文志》于是说是汉代桑钦所作《水经》，又说一说是郭璞所作。今天称桑钦所作的人，依据就在这里。前代儒者因为书中所称地名多为东汉、三国时期的名称，怀疑不是桑钦所作。我还有一个完全可以证明的证据：郦道元在漯水下注引桑钦《地理志》，在易水、浊漳水下注也都引桑钦的话，其说法同《汉书》没有差别，于是知道他所引用的本来就是桑钦的《地理志》，起初并没有《水经》这个名称。《水经》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注文中每次举出正文，都一定尊称为“经”；如果这部经确实出自桑钦，就没有直呼桑钦姓名的道理。（唐人的义疏，按惯例称孔君、郑君。）有人说：“桑钦先作，郭璞、郦道元后来增益。”有人说：“汉代以后出现的地名，是注文混入正文。”这些都不对。桑钦所撰的书名为《地理志》，不叫《水经》。《水经》创始于东汉，由魏晋人续成，并非一时一人所作。所以其中常有汉代以后的地名，首尾有时也不相应，不全是经文和注文混杂造成的。”眉批：桑钦《地理志》没有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是否确有其书尚不能确定。然而，可以断定《水经》不是桑钦所撰。王祎《水经序》说：“《水经》到了新《唐书·艺文志》才说是桑钦所作，同时又说一说是郭璞所作，大概是有所怀疑。考察《前汉书·儒林传》说：‘古文《尚书》，涂恽传给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汉成帝时人。’现在考察此书：济水经过寿张，寿张就是前汉寿良县，是光武帝改的名称；又说向东北经过临济，临济就是狄县，是汉安帝改的名称；荷水经过湖陆，湖陆就是湖陵县，是汉章帝改的名称；汾水经过永安，永安就是彘县，是汉顺帝改的名称。由此可见，此书不是成帝时所作，应当是顺帝以后的人所写。书中又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安阳县，注文说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从汉中分置魏兴郡；又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那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武侯的地方。又说北方的县名多是曹氏时期设置的，南方的县名多是孙氏时期设置的，这又像是三国以后的人所作。又说改信都属长乐，这是晋太康五年的事。又说黄河向北靠近骨律镇城，符经注文说是赫连果城，这是后魏设置的。这样看来，这部书又像是晋代以后、后魏时期的人所作。或许桑钦本是成帝时人，确实写过这部书，后来郭璞、郦道元二人作传注时都加以增补；郭璞是晋人，郦道元是后魏人。如此说来，《水经》为桑钦所作就没有疑问了，大概只是年代久远，经文和传注混杂在一起，而桑钦的原文已经亡佚。原文虽然亡佚，难道就不能说是桑钦所作吗！”（《王忠文公集》卷二）王祎序中关于济水经过寿张直到汾水经过永安的说法，同姚氏相同，大概都取自杜佑《通典·州郡四》的话；杜佑本来就很不非难《水经》。但王祎仍然断定《水经》是桑钦所作，只是因为它同郭璞、郦道元的注文混杂，所以正文出现后代地名，这种说法接近牵强。大概《水经》创始于东汉，后来由后代续成。叶梦得认为：“《水经》记载天下水道非常详尽，唯独两浙很简略。把浙江称为渐江，说它发源于三天子都。桑钦是北方人，没有到过东南，只是取《山海经》来作证。我认为渐字就是浙字，桑钦误把它分成两个名称。郦道元注文引用《地理志》说浙江从丹阳黟县南方蛮地中流出，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浙江不见于《禹贡》，把钱塘江称为浙江，始见于《史记·秦本纪》；而衢州、婺州各水以及苕水、？溪等，许多都不见于《水经》，难道是因为它们水小而遗漏了吗？还是因为没有来得及知道呢？”（《避暑录话》下）叶梦得相信《水经》是桑钦所作，固然不对；他说《水经》唯独遗漏两浙，也不对。《水经》对北方记载详细而对南方简略，难道只遗漏两浙吗？不过《水经》得到郦道元的注文后，已经成为考察北方水道不可缺少的书，因此近代研究地理学的人几乎没有不同意见。刘献廷想为郦道元的注文撰写疏证，却没有完成。他曾说：“郦善长通晓天人之学，他为《水经》作注，精妙绝伦，古今无比。北方各水，细微之处都没有遗漏；但在长江、淮河、汉水、沔水之间，错误便多起来，这是因为郦道元是北方人，南方的水道不是亲眼所见。”他又说：“世人因为‘郦书对北方详尽、对南方简略’而轻视它，却不知道水道本来就应该详于北方，而不在南方。”又说：“西北水道，没有比这部书记载更详细完备的了。想要兴修水利，这就是蓝本。虽然时代变迁、水道迁徙没有定准，但十成中还可以得到六七成；不熟悉这部书，心中就没有成算，即使有志向，又从哪里下手呢？”（都见《广阳杂记》卷四）刘献廷长于地理，竟如此推重郦道元的注文！我们实在不应因为《水经》无法确定撰写者的姓名，就忽视这部记载北方水道沿革的重要古籍。（页二八三—二八七）

译《阴符经》出自唐代李筌。李筌说他在石壁中得到这部书，书上封题写着：“上清道士寇谦之把它收藏在名山中，用来传给志同道合的人。”于是李筌诡称它是黄帝所作。后来他遇到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向他讲说其中深奥的意义。考察这部书，讲的是虚无之道，讲的是修炼的方法，以气作为？它是道家之书；一定是寇谦之所作，只是被李筌得到罢了。说它是在石壁中得到的，是妄说。若说是黄帝所作、骊山老母为它解说，就更加荒诞了。又相传有七贤为它作注，所谓七贤是太公、范蠡、张良、诸葛亮等人，更没有辨说的必要。有人说此书就是李筌所作，也不对。褚遂良曾书写此经，使它流传于世。朱仲晦也曾给它作注，却说“不是深通道的人不能理解”。唉，不知道他所说的“道”究竟是哪一种道！真令人感慨啊！” （重新考订） 《阴符经》是伪书，所谓褚遂良的书迹出现在明代中叶，是伪托，不足为据，清代《四库全书》已经说过了。姚氏说是寇谦之所作，也不确切。考察《隋书·经籍志》，兵家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都没有说是黄帝所作，也都与道家无关。《新唐书·艺文志》才开始有《集注阴符经》一卷，《崇文总目》也相同。又有《阴符经叙》一卷。《读书志》作《七贤注阴符经》，《通考》也相同。黄鲁直曾在书后题跋说：“《阴符经》出于李筌，熟读它的文字，就知道不是黄帝之书。大概他想使文字显得奇特古老，反而变得诡谲而不合经典；又杂糅兵家言论，妄托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等人为它训注，更加可笑，只可惜没有经过柳子厚的一番痛斥。”黄鲁直这句话直接断定是李筌伪造的，确实不可改易。朱子《语录》也说：“闾丘主簿进呈《黄帝阴符经传》，先生谈到《握奇经》等文字，认为恐怕不是黄帝所作，而是唐代李筌作的。圣贤的话自然平正，不会像这样奇险欹侧。”考察：朱子的说法非常正确，但又作了一卷《阴符经考异》，这位老先生实在多事，大可不必。不过唐代《艺文志》和《崇文总目》所载的集注本，早已散佚；即使《崇文总目》所称的《阴符经叙》，没有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人的传，也同今天的本子不相合。只有晁氏《读书志》和马氏《通考》所说的《七贤注》，就是今天流传的本子。并且晁氏所引用的李筌注文，在今本中看不到，大概晁氏另有一卷《筌注》，不在这个本子中，而那部书已经亡佚了。至于今本题作“骊山老母口授太虚山李荃疏”，是妄人伪造的，越发可笑。（卷四，页一七—一八） （补充考证） 吴名凤说：“朱子说《阴符经》恐怕是唐代李筌所作，是他费力写成的，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说出来以后就流行于世。我考察《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兵家书目，都没有这部书。《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载有《太公阴符》《周书阴符》，但不称为经。《唐书·艺文志》才有《集注阴符经》一卷。因此邵雍认为《阴符经》是战国七国时期的书，伊川程子认为它不是商朝末年所作，就是周朝末年所作。这样看来，李筌所谓在嵩山得到《黄帝阴符经》，就是骗人的话。他说‘九窍的邪气在三要，可以使之动静’，其实就是《参同契》所说的三宝、关键；又说‘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要看见可欲之物，以免扰乱心神。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而这部书却说是杀机；阴气怀疑阳气，必然交战，而它又不忌讳没有阳气，这是乱世的书。怎么能想要用它来玷污古代圣人呢！《史记》说苏秦得到《周书阴符》，伏案读它；《索隐》引用《战国策》说他得到太公阴符的谋略，那么阴符或许就是太公的兵法吧？可是《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其中《阴符经》的意义很不相同；把它说成出自黄帝，大概就是所谓没有根据的话。”（《此君园文集》卷二十五）眉批：吴莱《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阴符经后序》说：“我听说陇西李筌曾得到《黄帝阴符经》，读了几千遍，始终不能大略通晓，后来遇到骊山老妇，才为他分章断句、解释文义，这实在太奇怪了！” 他自己说，神农氏衰微以后，蚩尤横行暴虐，黄帝连续三年作战百次，仍未能取得功效；后来天命玄女把用兵的机要教给黄帝，赐给他九天六甲兵信之符，这些全都出自天机，合乎神明的智慧。李筌又另外撰写《太白阴经》和《阃外春秋》，来辅助推行他的学说。要想使军队强盛、战胜敌人，难道一定要专门致力于这些方法，然后才能做到吗？广汉人郑山古曾经对蜀地的黄承真说：“蜀地官府出现大火，到了甲申、乙酉年，就会杀人无数。我传授给你秘术，希望可以稍稍减少杀伐；希望你到朝廷去陈述此事。陈述后若不被采纳，你就应当因泄露上天的秘密而死。”后来蜀王不听从，黄承真也死了。孙光宪私下窥见这部书，题名为《黄帝阴符》。但它与今天流传的《阴符经》版本不同。不知道这又究竟是什么书？至于李筌致力于用兵，而郑山古又想致力于禁止用兵，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凡是我们儒者谈论兵事，本来都是从仁义的角度谈论兵事；即使黄帝、玄女确实有所谓《阴符》，那么上篇阐发道理，中篇推演法则，下篇推演技术，千变万化，能从无中生有、从有归无，但归根结底也不能超出这些内容。更何况李筌、郑山古本来就是道家中狡诈机巧的一类人呢！”姚际恒的意思也是怀疑李筌，却不敢明确断定它是伪作，这一点与名凤相同。杨慎说：“《阴符经》大概出于后汉末年。唐人的文章中引用它的，只有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中的‘禽之制在气’一句，梁肃《受命宝赋》中的‘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句，以及冯用之《机论》《权论》两次引用它。此外再没有涉及它的文章了。”（《升庵全集》卷四十六）由此可知，唐代见过这部书的人极少，而杨慎仍怀疑它是汉末人所作，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李筌撰写《太白阴经》时，窃取了卫公的兵法放入书中，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已经对此作了详细论述。这部书也应当出自李筌之手。黄庭坚曾在书后题跋说：“《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它的文章，就知道不是黄帝的书。它大概诡诈怪异，不合常理，又混杂了兵家的言语；可惜没有经过柳子厚的一番猛烈批评。”吴韫玉《周秦诸子书目》也认为黄庭坚的说法正确。大概道家中那些狡诈机巧的人，喜欢谈论兵事，妄自假托古代帝王，编造了这部书，使它与《太白阴经》彼此相辅而行；它的内容本来就不值得一笑之外的评价！但汪绂有《读阴符经一卷》，说：“所谓阴符，就是深藏隐伏，把它的作用藏在不可预料之处，也就是老子清静无为、知白守黑的意思。”

译前代儒者认为，老子的书内容驳杂，《阴符经》却不驳杂；这是因为它的文字简约，前后只有一个主旨，能够进入老氏学说的深奥境地，吸取其中的精微，所以不必多说，意思已经畅达。对内可以用来修炼，对外可以用来施展权谋，《道德经》五千言的旨意都具备了。”（《双池遗书八种》）这难道能算是懂得正确道理的话吗？又考察《道藏》，其中有《黄帝阴符经疏》三卷，题作少室李筌疏。刘师培辨析此事，大意说：“李筌注释《阴符经》有两种：一种是他自己注释的，就是七家注本；另一种是假托骊山母传授的，这一版本的注就是后者。考察《玉海》和《晁志》都引用‘阴者暗也’一条，与这个版本相合，那么这篇注就是宋代人所传的李筌注，确实可以作为证据。唐代史志所说的《玄义》，也就是这部书。只是这些记载都没有说疏是李筌所作，李筌的序也只说李筌注《阴符》，没有说撰写疏文。本藏余字号《袁淑真阴符经集解序》说：‘唐代陇西李筌又加以详细解释，也不另立章疏，为什么要使玄妙的文字更加光明显畅呢？’这尤其是李筌没有作疏的确证。而袁淑真的《集解》，核对起来与这篇疏相同，只是略有增删，因此可以知道，这个版本的疏，是后人把袁氏的疏附在李筌注后面，因而把疏文强说成李筌所作，并且强行加以改窜。现在袁氏本只有疏而没有注，因此无法考察，这正是最应当辨正的地方。”（《读道藏记》）其实，《阴符经》本身尚且还在怀疑是否为李筌伪托，那么李筌究竟有没有作注或作疏，又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今天的《道藏》刊刻于明代正德年间，其中经文、目录、符图，一半属于晚出的内容，读书人把它放置一旁不加讨论也可以。（页二八八—二九一） 《越绝书》《隋书·经籍志》才开始著录此书，称它为子贡所撰，有的又说是子胥所撰，这些说法也都是妄说。根据篇末的话：“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这是隐含着袁康的字。又说“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承天，屈原同名”等等，这是隐含着吴平的字。袁康和吴平共同撰写了这部书。杨用修说：“这是东汉人所作。怎么知道呢？东汉末年，文人喜欢作隐语；例如黄绢碑；又如孔融以‘渔父屈节，水朁匿方’等语，把自己的姓名隐藏在离合诗中；又如魏伯阳以‘委时去害，与鬼为邻’等语，把自己的姓名隐藏在《参同契》中。”这话确实有道理。胡元瑞说：“伍子胥在汉代史志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杂家八篇，一次是兵家十篇。东汉人依据这两部书加以润色，写成了这部书，也不是没有可能。” 【重新考证】根据本书末篇的隐语，可以确定它是后汉袁康所撰、吴平所编定的，这一点确实不能改变。袁康、吴平都是会稽人，不过此书还把汉代史志中杂家的《伍子胥》八篇混杂在其中。洪颐？说：“现在的《越绝》篇次错乱，根据末篇来验证，原本应有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恒第八，正好与杂家《伍子胥》的篇数相同。”（《读书丛录》）这个说法也确实不能改变。大概袁康、吴平也是搜集缀辑古书而成，并且改换了篇名，所以它的文字纵横铺陈、漫衍奔放，很像《吴越春秋》，但内容博大深奥、宏伟华丽，仍然不是赵长君所能相比的。（卷四，页一八〇—一八九） 【补充证据】卢文弨说：“这部书是在汉更始、建武年间由会稽袁康所作，又交给他的同乡吴平加以编定；从书中用离合方式隐含姓名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可是王仲任《论衡·案书篇》称，会稽吴君高的《越纽录》，连向雄也不能超过它；‘越纽’就是‘越绝’，‘君高’无疑就是吴平的字。这样看来，这部书似乎完全是吴平所撰了。它的开头假托子贡，又假托子胥；而且它只是小技艺的文章，不足以自称为著作。书中记载，大略与《吴越

译春秋》相同。大概是杂采各书编成的，所以往往有异文和相互驳杂的义理。例如伍胥又写作申胥，逢同又写作冯同，类似这种地方参错不一。关于袁康的事迹没有可考的材料；然而从这部书来推想他的为人，大概他出生正值群龙争斗的时代，怀抱奇异的气概，想要有所施展，却最终没有得到任用，因此无法在世上显扬；于是借伍子胥、倪种、范蠡等人的事迹加以汇集增益，来抒发自己的心意罢了。他虽然自称想暗中附会《春秋》，实际上并没有脱离纵横家遗留下来的习气。他的文章奇异却不典雅，华丽却少有实质，而且还有许多庸俗、琐碎、烦琐重复之处，大概它的文辞还在《战国策》之下。”又说：“其中最没有道理的地方，例如说舜任用自己的仇人而称王天下；所谓仇人，是指舜的后母。（“舜后母”下面有时应当还有“弟”字，但有庳的封地是在舜拥有天下以后才封的，与这里所说的也不相合。）鄙陋背理竟到了这种程度！其他如论说尧、舜不慈爱、不孝顺，也都不可以作为训诫。舜没有听说有兄长，只有这部书称舜有兄狂、弟傲，可以用来增广异闻。”（《抱经堂集·题越绝后》）眉按：《越绝》这个书名的含义，实在难以弄清。有人说是“取勾践功成之后能够断绝别人恶行”的意思，黄震《日钞》已经斥责说“在道理上没有根据”。杨慎说：“‘绝’就是‘纽’字的错误，‘绝’字曲折牵强，不能通。”（《升庵全集》卷十《越绝当作越纽跋》）胡应麟说：“‘纽’字从文义看，比‘绝’字更加曲折牵强。”（《少室山房笔丛》）俞樾则说：“‘绝’字就是‘绝笔获麟’的‘绝’。”（《曲园杂纂》）也仍然不能断定究竟谁正确。书中称是子贡所撰，司马贞、刘知几已经多次说它是伪作。（《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史通·因习篇》）到了杨慎，才从隐语中发现作者袁康、吴平的姓名，（同卷《跋越绝》；焦竑《笔乘续集》卷四也这样说，但没有说明这是出自杨慎。）此后便没有不同的意见了。胡应麟又能够考察清楚它的始末，为杨慎的说法作了补充。姚氏引用得太简略了，现在再节录一些，以备参阅解释。胡应麟说：“详细体味《越绝书跋》中的‘子胥叙述吴越，是按照事情的类别来使后世明白；记载善行，是为了确立诚信，讥刺恶行，也是为了确立诚信；等到后人温习旧事、获得新知，再铺陈叙述子胥的事迹，以告谕后世’等话，那么子胥过去本来就有这部书，记述吴越的杂事；后来人温习它的旧典，再加以铺陈叙述，流传于世，意思十分明白。书中说‘更始之元’，应当是在西汉末年；可是这部书的文气完全不像那个时代，大概袁康先在东汉初年撰述此书，吴平又在东汉末年为它‘缀辑文章、审定文辞’，所以说‘百岁一贤，犹为比肩’。书中说‘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末尾又说‘覆之以庚，兵绝之也’，难道袁康不是越地人，在更始年间被乱兵杀死于越地，因而葬在那里吗？吴平本来就是越地人，是完成此书的人，所以说‘文属辞定，自于邦贤’。”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越绝》一书确实是袁康、吴平二人所作，只是未必同乡、同时。卢文弨说吴平是袁康交付其编定的人，或许是误解了“文属辞定”中“属”字，把“属文”的“属”理解成“交付给人”的“属”了吧？只是现在流传的版本也有脱漏亡佚。洪颐？《读书丛录》说：“《史记正义》引用《七录》说：‘《越绝》十六卷，有人说是伍子胥所撰。’《汉书·艺文志》没有《越绝》，我怀疑它就是杂家的《伍子胥》八篇，后来人把它们合并成一部书。因此《文选·七命》李善注引用《越绝书》中伍子胥水战兵法的一条，《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用《越绝书》中伍子胥水战法的一条，并且引用《伍子胥书》，都把《越绝》冠在书名之前；但现在的《越绝》没

译有水战法。”这样看来，现在的《越绝》本来就不是唐宋人所见的版本。然而毛奇龄依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用的《越绝书》语句，而这些语句是今本所没有的，便仓促地说：“这部《越绝书》，正是春秋时代子贡、范蠡一类人所作，与现在认为作于东汉袁康、吴平的版本大不相同。”这是错误的！（页二九二—二九五）

译有两个人共同使用同一个书名，流传此书的人不知道作者究竟是谁。《吴越春秋》杨用修说：“《汉书》说是赵晔撰写《吴越春秋》；《晋书》又说杨方也撰写《吴越春秋》。那么，今天世上流传的版本究竟是赵晔的，还是杨方的？” 【重新考证】杨用修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经籍志》、《读书志》《通考》都记载《吴越春秋》十卷，是汉代赵晔所撰。赵晔字长君，生于汉代末年，距离古代还不远，又是山阴人，所以他的书大旨是夸耀越地贤才众多，以夸示他的故乡。只是他编写此书竟然把吴放在内、把越放在外，这又无法解释。至于杨方所撰的书，《隋书·经籍志》称作《吴越春秋削繁》五卷，书名和卷数两方面都不相混，有什么难以辨别的呢？何况杨方的书早已亡佚了。（卷四，页一九） 【补充证据】眉按：徐天祜说：“《史记》注中有徐广所引用的《吴越春秋》语句，而《索隐》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些话了；此外，《文选》注引用季札见到遗金的故事，《吴地记》记载阖闾时的事情、夷亭的事情，以及《水经注》曾记载几条越地的事情，这些大多引用《吴越春秋》作为依据，但现在赵晔的版本全都没有这些文字。”（《吴越春秋序》）孙志祖说：“《隋书》《唐书》的史志都说《吴越春秋》十二卷，现在的版本只有十卷，那么徐氏所举的逸文，或许在那两卷之中，也未可知。我又考得《文选·豪士赋叙》注引用‘文种，本是楚国南郢人，姓文，字少禽’，以及《太平御览》关于吴王祠祀子胥的事情，这些也都是今本没有的，可见这部书脱佚的内容很多。”（《读书脞录》）王芑孙说：“《晋书·杨方传》说‘又撰写《吴越春秋》，流行于世’，那么《吴越春秋》应当是晋代杨方重新撰写的，而世人把它归给赵晔，只是依据《隋书·经籍志》和马贵与《经籍考》罢了。现在这部书夹杂小说家的说法，文笔不像汉人，或许竟然出自杨方之手。”（《惕甫未定稿》）我认为，《晋书》说杨方“重新撰写《吴越春秋》”，《隋书》称杨方有《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所谓“重新撰写”，意思就是在赵晔所撰的书基础上删改增益而成书。增补的少，删削的多，所以十二卷减为五卷。书名叫《削繁》，《晋书》大概只是简略地说成“重新撰写”罢了。只是因为删削很多，所以各书所引用的内容，今天的版本大多看不到；又因为删削中还有增补，所以今本的文笔不像汉人。皇甫遵《吴越春秋传》，《崇文总目》称皇甫遵合并赵晔、杨方两家的书，考订并为之作注，这可以证明杨方重新撰写的书与赵晔本的异同一定很多，不只是删繁而已。这样看来，今天世上流传的《吴越春秋》，大概就是杨方重撰的本子，后来人把五卷分为十卷，又误删了“削繁”的书名；自宋代以后，赵晔的书已经亡佚，（《唐志》把两部书都著录了。宋代史志不著录杨方的书，只著录赵晔《吴越春秋》十卷，可见赵晔的书到宋代以后才亡佚。王芑孙说世人只是依据《隋志》和《通考》，恐怕不对。只是《越绝》在唐代也已有脱佚，所以《索隐》才认为如今没有这句话。）于是便把杨方的书归给赵晔了。（页二九六—二九八）

译书并非伪作，但书名是伪称的。《春秋繁露》董仲舒撰写；十七卷，八十二篇。考察《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诸子儒家类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在《春秋》类中才开始出现《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而诸子儒家类中却没有所谓百二十三篇的《董仲舒》。董仲舒本传说，他讲说《春秋》的得失，有《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类数十篇。颜师古注说，这些都是他所著书的篇名。前代儒者辨析这部书的人很多，这里不全部记录。总的说来，既然书名叫《繁露》，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两篇，与史传所说不相合，所以人们都认为可疑，却没有作出最后判断。只有胡元瑞说：“《隋书·经籍志》中西汉诸子书往往还保存着，唯独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完全没有著录；而《春秋》类却突然出现《繁露》十七卷。现在读这部书，其中讨论《春秋》的只有十分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篇，大多泛泛讨论人的性情、治国之道，至于阴阳五行之说尤其多，都与《春秋》没有关系。这样看来，不仅把‘繁露’作为书名值得怀疑，就连把它命名为《春秋》也未必是真实记录。我认为，这八十二篇的文字，就是《汉书·艺文志》中儒家类的百余篇；一定是到了东汉以后，篇章次序残缺，有好事者把《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合并到这部书中，又擅自取班固所记的‘繁露’之名加在书上。后人既没有考察董仲舒百余篇为何亡佚，也没有深入追究这八十二篇究竟出自哪里，只是纷纷争论，因此全都没有弄清楚。”考察起来，胡元瑞的这一论说虽然属于推测，却确实有道理，所以保留他的说法。现在把这部书另外列在这里。【重新考证】《汉书·艺文志》记载董仲舒有一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说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这应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十六篇。而董仲舒本传说：“董仲舒所著的书，都是阐明经术的意义以及上疏、条教的文字，共一百二十三篇；至于论说《春秋》事情的得失，有《闻举》《玉杯》《繁露》《清明》之类，又有数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于后世。”我怀疑“又有数十篇”是说其中有数十篇重复的文字。按照《六韬》本来就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之内、《毕万术》本来就在《淮南》三十三篇之外的例子来看，《汉书·艺文志》用总名统摄各个别目，这种情况很多。吴承志认为《春秋繁露》本来就在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之内，大概是对的。何况《汉书·艺文志》删省重复篇章，自然不再出现《繁露》等篇名。再考察《西京杂记》说“董仲舒梦见蛟龙进入怀中，于是作《春秋繁露》”，据此看来，《繁露》虽然是一个篇名，实际上却是董仲舒著作中最得意、最著名的作品，所以隋、唐史志以下不以董仲舒为书名，而以《春秋繁露》为书名；也可能是后人搜集董仲舒的著作，把残篇缀辑起来，以其中篇名总题全书，也未可知。胡应麟的说法确实不是毫无道理，但考察起来还不够周密。（卷四，页二 〇—二一） 【补充证据】眉按：周中孚说：“《春秋繁露》前十七篇，都是论说《春秋》的义理，应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春秋》类《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的文字；从《离合根》第十八篇以下，都与《春秋》没有关系，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儒家类董仲舒百二十三篇的文字。”（《郑堂礼记》卷四）这与胡应麟的说法大致相同，但最终仍属于推测。《繁露》这个名称，前人没有确切的解释。《中兴馆阁书目》说：“《逸周书·王会解》说‘天子面向南站立，冕旒上没有繁露’。注说：‘繁露，是冕冠上垂下来的饰物，有联贯的形象。《春秋》按照文辞相属、事类相联来记述，董仲舒取这个意思命名，或许就是取自这里。’”程大昌题跋《繁露》说：“牛亨问崔豹：冕旒称作繁露，是什么缘故？崔豹回答说：把玉串缀连起来向下垂，就像繁密的露珠。因此，繁露就是古代冕冠上的旒，形状像露珠而下垂，这就是借来命名此书的原因。根据《通典》《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内容推想此书，其中都是用一句话借一件事物来发挥自己的意思，具有垂旒凝露的形象。那么《玉杯》《竹林》也同样是借物命名，由此也可以想见。”大概他怀疑这部书近似小说家一类的著作。这两种说法，后一种已经受到楼钥的非难（见《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相信前一种的人也很少。只有俞樾《诸子平议》说：“董仲舒原来的书，应当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这一节作为第一篇，篇名就叫《繁露》；现在把书称为《春秋繁露》，是以首篇的篇名作为全书的名称。传抄的人误把‘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列在它前面，于是便把‘楚庄王’作为篇名，连《繁露》这个名称也丢失了。然而，‘楚庄王’这一节应该放在哪里呢？回答是：今本《竹林篇》中‘逢丑父及郑伐许’两节相连，古本在这两节之间，应当有‘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晋伐鲜虞’与‘郑伐许’本来就是同类事情，应当放在一起；而‘楚庄王’一节又与‘楚庄王杀陈夏征舒，灵王杀齐庆封’相提并论，‘逢丑父’一节又与‘丑父欺晋，祭仲许宋’相提并论，这两件事也应当按类别相连。既然如此，这两节文字无疑应当夹在它们之间。卢文弨的注引用钱谦益的说法，认为这是后人搜集缀辑造成的，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是不知道是《竹林篇》发生了错简。”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把《繁露》看作第一篇的篇名，再用第一篇的篇名作为全书名称，并且概括《春秋》按文辞相属、按事类相联的意义，确实足以与《中兴馆阁书目》的解释相互发明。然而，它下面的两篇就是《玉杯》《竹林》，与篇中所说的内容完全没有关系，又要用什么说法来解释呢？所以俞樾怀疑篇文倒置是对的，但说《繁露》是第一篇的篇名，也只是根据意图推定罢了。黄震《日钞》说：“我考察，现存的书（指楼钥校定的版本）只有对胶西王越大夫的问答，言辞简约而义理精深，并且见于董仲舒本传。其余文字烦琐鄙陋，甚至有不合道理而不顺畅的地方。例如说‘宋襄公遵循自己的道而失败，《春秋》却称许他’，宋襄公难道是遵循正道的吗？又如说‘周朝无道而秦国讨伐它’，把这件事同商朝、周朝讨伐无道并列，秦国果真是讨伐无道吗？又如说‘心志如死灰，以不问来发问，以不回答来回答’，恐怕不是儒者的话。又如把《春秋》王正月的‘王’解释为周文王，恐怕《春秋》没有这个意思。又如说‘黄帝的先世有谥号，四帝以后才有谥号’，恐怕上古还没有谥号。又如说‘舜以天为主而取法于商，禹以地为主而取法于夏，汤以天为主而取法于质，文王以地为主而取法于文’，这些说法在道理上都看不出有什么恰当之处。又如说‘楚庄王因为上天没有显示灾异，所以到山川去祈祷’，没有看到灾异却感到恐惧还可以理解，向山川祈祷以求得天灾，难道合乎人情吗？”

译“至于它说：‘人的本性有善的资质，却未必能够行善；只有等待教训以后才能行善。若说本性已经是善的，几乎就等于不需要教化；孔子说“善人，我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说人性都善，这就过分了。’这又是不明白本然之性的道理。汉代的儒者，只有董仲舒的仁义三策光明显著，流传万世，难道董仲舒的《繁露》会有这样的说法吗？欧阳修读《繁露》，没有说它不是真书，却讥讽它不能提高论说来阐明圣人之道，并且发出‘可惜啊，可惜’的感叹。董仲舒是纯正的儒者，欧阳修是文学家，这一点也是学者应当仔细辨察的。”黄震所说已经足以揭示《繁露》的缺失，而它行文烦琐鄙陋，更是显而易见。钱谦益摘录《深察名号篇》中的“人的本性如同禾苗，善如同米，米从禾中产生，但禾还不能完全称为米；善从本性中产生，但本性还不能完全称为善”，以及“百姓的本性如同蚕茧、鸟卵，鸟卵等待孵化才成为雏鸟，蚕茧等待缫丝才成为丝，本性等待教化才成为善”等句子，认为：“分析义理精妙，可以会通孟子、荀子两家的学说，不是宋代诸儒所能轻易达到的。”（《牧斋有学集·跋春秋繁露》）这不过是文人好事者的议论，极不值得作为依据。试将董仲舒本传中的“质朴叫作性，本性若不经过教化就不能成就”两句话，同这部书中的“性就是上天赋予的质朴，善就是王者教化的结果；没有这种质朴，王者的教化就不能使它变化；没有王者的教化，质朴的本性也不能成为善”等句子对照来看，它们勉强牵合的痕迹，大概已经十分明显了。这样看来，这部书不只是书名是伪造的，书本身也是伪作。（页三 〇 〇—三 〇三） 《东坡志林》钱牧斋说：“马氏《经籍考》记载《东坡手泽》三卷，陈直斋认为这就是俗本《大全》中所说的《志林》。现在《志林》十三篇，收入《东坡后集》的，都是辨论史传大事的文章；《志林》中却连伪作也混杂在其中。”姚际恒按：俗本所说的《东坡志林》，都是琐碎言论和小型记录，杂取东坡文集以外的记事、题跋末尾等材料搜集编成；而且……尤其可笑。又有米元章的《志林》，以…… 【重新考证】《东坡志林》见录于陈直斋《书录解题》。大概东坡只是随手札记，还没有编成书，后来人搜集他的手迹编成，所以称作《手泽》。刊刻《大全集》的人又嫌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联想到父亲的遗墨，因此改名为《志林》。现在的《学津讨源》本，第一卷题作明代汤云孙辑，这又是取集本重新增订的结果，所以宋本三卷，而这个版本有五卷。这部书都是记载东坡从元丰到祥符二十多年间亲身经历的事情，大多是小品、简札，但都具有名理。其中最后一类，论说古事十三篇，判断分明，行文也汪洋恣肆，善于学习庄子，古人所说的“海外文字”就是指这一类。钱牧斋的说法本来就不足取，姚氏把它列在这里，也是不恰当的。（卷四，页二二）

译有些书还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写的。《国语》《汉书·艺文志》记载《国语》二十一篇，没有注明撰写者。司马迁说：“左丘明失明以后，便有了《国语》。”傅玄、刘炫、啖助、陆淳都认为它与《左传》的文体不相同。李仁父说：“左丘明准备为《春秋》作传，先搜集各国史书，选取其中的精华；而先前搜集的稿本还保存着，当时人传习它，称作《国语》。所以它的文辞枝蔓繁多，不像《左传》那样简洁、直截、峻拔有力，严重的地方甚至驳杂得不相类。这大概是由于各国的史料不能纯一所造成的。否则，左丘明为什么特意写这样重复的书呢？只有本朝的司马温公父子能够认识这一点。”这话虽然接近事实，但最终仍属于推测。【重新考证】司马迁既然说“左丘明失明，便有了《国语》”，班固也说“孔子依据鲁国史记作《春秋》，左丘明论述、编次其中的本事，为它作传；又汇集异同，编成《国语》”，以至韦昭说：“左丘明又采录前代自周穆王以来、下至鲁悼公诛杀智伯的事迹，编成《国语》；它的文字不以经书为主，所以称为外传。”《史通·六家篇》说：“左丘明既作《春秋》内传，又考察其中遗留下来的文字，汇编其中不同的说法，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事情分开记载，从周穆王开始，到鲁悼公结束，另作《春秋》外传《国语》，合计二十一篇。它的文章与《左传》相对应，有的重复出现而略有不同；这也是六经一流的著作，地位仅次于三传。”由此可见，汉、唐史家都认定《国语》是左丘明所作，而姚氏还拾取浮泛的说法，深深怀疑这一点，实在不是平庸之人的无端扰乱吗？（卷四，页二三） 【补充证据】康有为《伪经考》说：“《国语》明明只有一部书，汉代目录却认为有两种，这是一件奇怪的事。第一种二十一篇，就是今天流传的版本；第二种是刘向分出的《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部《国语》，篇数为什么相差数倍？这是第二件奇怪的事。刘向的书都流传到后汉，而后汉人没有一个提到五十四篇的《新国语》，这是第三件奇怪的事。大概五十四篇才是左丘明的原本。刘歆把其中大半约三十篇分出来作为《春秋传》，于是留下残余部分，搜集杂书加以附益，编成今天的《国语》，所以只有二十一篇。考察今天的《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记载《春秋》以前的事情；《鲁语》大半是敬姜一个妇人的话；《齐语》全部取自《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的笔墨风格不同，不知道又是从哪部书搜集来的。这样看来，它是《左传》的残余，由刘歆补缀而成，已经十分明显。刘歆知道《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或许还有人知道，因此又把一部书分成两部来充数，并且假托为刘向分出的版本而非原本，以掩盖其痕迹，他作伪的情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中都说‘《春秋》《国语》’，如果像现在的《国语》这样内容寥寥，又与《五帝本纪》所载少皞不同，司马迁不应当随意引用它。” 眉按：《伪经考》的其他说法大多近于武断；但这一说法似乎不可推翻。刘歆窜改《左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得非常详细。他所举出的文字缺漏，或者某篇年代无法考定的地方，大概都是刘歆穿凿附会而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刘歆强行把一部书分成两部，希望借此抵制《公羊传》，所以对《左传》多设置条例来牵合，对《国语》则搜集杂书来补缀，却不知道两书杂合的痕迹仍然很明显。例如《左传》记载齐桓公的霸业非常简略，《齐语》却专门记载这件事；《晋语》记载霸业非常简略，《左传》却记载得很详细；《吴语》专门记载夫差伐越而导致亡国的事情，《左传》记这件事又十分简略。若不是从一部书中分割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里详细，那里简略；那里详细，这里简略’的情形呢？（参阅钱玄同与顾颉刚关于获麟以后续经及《春秋》条例书的讨论。）所以现在采用康有为的说法，确定今天的《国语》是刘歆补缀的版本。陆深说：‘《左传》《国语》都出自左丘明之手。比如叙述实行田赋一事，《左传》说：“季孙想按田地征收赋税，派冉有去询问孔子。孔子没有当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要依据礼来衡量；施舍取财要宽厚，办事取其中等，征收要取轻薄。这样的话，用我孔丘的办法也就足够了。若不依据礼，而贪得无厌，那么即使按田地征赋，又怎么会足够呢？季孙，如果你想施行而且要以此作为法则，那么周公的典章在那里；如果只是想苟且施行，又何必来询问呢？’季孙没有听从。”《国语》则说：‘孔子没有当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按照田地的出产能力登记，以调节远近；按乡里征收赋税，用来供养寡妇、孤儿和残疾人；有军事行动就征收，没有军事行动就停止。还要衡量财产的有无，按劳力承担赋役，并考虑老年和幼年的情况，于是便有每年的收成。每一井田出产稯、禾、秉、刍、缶米，不过如此而已，先王认为已经足够。如果季孙想要施行这种法度，那么有周公的土地赋税制度；如果想违法而苟且征赋，又何必来询问呢？”’”这不只是辞句不同，事实也不同，为什么呢？如果从文章来说，《国语》不如《左传》。”（《燕闲录》）我认为，既然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的，那么两书事实的同异，以及两书对事实记载的详略不同，归根结底只是刘歆作伪时所采用的不同手段而已。又姚鼐说：“《国语》大略记载一国事情的，只有周、鲁、晋、楚几国；至于齐、郑、吴、越，都是首尾记述一件事情，体例又不相同。编纂《国语》的人，随着所得材料的繁简而收录。而且《郑语》一篇，我怀疑也是《周语》的文字，只是编纂者把它另行列出。周朝自从子朝之乱以后，典籍散失，后来的君子搜集残缺文字，也往往加以附会，并不是特别喜欢谈论神怪。至于《周语》中说房后是丹朱、冯，以及本篇所说龙涎的故事，何其荒诞啊！褒姒的事情，郑桓公亲眼见过；像本篇所说由史伯叙述的内容，是后人记述前代的话，并不是当时的言辞。郑桓公是周代贤人，却说他用送财物来诱使虢、郐，夺取它们的土地，使用小人的倾诈手段；而且在西周时期，史伯怎么能够知道周朝必然东迁、郑国必然跟随呢？这可以说是诬蔑贤人的话了。秦仲处在周幽王时期，不过是一个附庸，不足以称为小国，却为什么说国势强大？这都是夸饰的言辞，忘记了它与时代不相合。以左丘明这样的君子，必定不会采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我认为，既然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的，那么姚鼐所怀疑的《周语》《郑语》的荒诞和诬蔑贤人，以及崔述所怀疑的许多矛盾，也都是补缀者无法避免的破绽罢了。至于《左传》的文辞，远非《国语》所能相比，拿《国语》来与它讨论简洁、枝蔓的不同，尤其没有必要。又姚鼐说：“《国语》大略记载一国事情的，只有周、鲁、晋、楚几国；至于齐、郑、吴、越，首尾专记一事，体例又不同。编纂者随着材料的繁简而收录。《国语》中的周、鲁部分多平实铺陈，晋、楚部分多尖锐警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一人〕

译吴、越部分多放纵恣肆，即使是《国语》也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左传》一书，采集了各国史书，《师春》一篇就是明证。《国语》则是后人取古人的事迹，摹拟写成文章，所以事情少而辞语多。《左传》一句话可以说完的，《国语》写了许多篇章还不能说尽，因此称作《国语》。“语”就是区别于记事而专门发议论的文字。黑白完全不同，云泥相距甚远，而世人却认为是一个人所作，也太奇怪了。又考察，司马迁《自叙》从周文王、孔子以下共说了七件事：周文王被囚羑里的事情，我已经辨析过了；孔子作《春秋》，也不是在陈、蔡之间；《离骚》《兵法》《吕览》《说难》的写作，都与本传所说不相同；既然如此，这句话也不能完全相信。况且司马迁把左丘明列在屈原之后，只说他失明而不说他的名字叫明，还不知道他究竟是否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作传的左丘明，不能强行认定为同一个人。”（《洙泗考信录余录》）我认为，既然知道《国语》是刘歆补缀的，那么姚鼐所怀疑的《周语》《郑语》荒诞、诬蔑贤人，以及崔述所怀疑的许多矛盾，也不过是补缀者无法避免的作伪破绽罢了。至于《左传》的文辞高远不可及，《国语》摹拟它，更不能拿来讨论二者在简洁、枝蔓方面的差异。至于卫聚贤撰写《古史研究》，认为《国语》是楚国的作品；《楚语》《周语》是左丘明的后人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语》《齐语》是左人郢的儿子所作；《鲁语》《晋语》是左人郢的孙子所作；《越语上》出自左人郢的曾孙；《郑语》出自左人郢的玄孙；只有《越语下》与全书不同之处很多，应当是另一个人所作：一部书竟有六个作者，而且其中五人又都是左丘明的子孙，恐怕没有这样的事实，现在不采用这种说法。（页三 〇六—三 〇九） 《孙子》这部书有两个疑点：第一，左传中没有见到它的书名。司马迁记载孙武是齐国人，被吴国任用，在阖闾时攻破楚国、进入郢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左传》记载吴国的事情最为详细，孙武的功劳这样显著，不应当遗漏。叶正则说：“从周初到春秋时期，凡是领兵的人一定参与国家政务，从来没有只在外面专门领兵的人。六国时期，这种制度才开始改变。孙武在吴国是大将，却不成为执掌政务的卿，而且《左传》没有为他作传，这可能吗？”他说得尤其正确。第二，篇数不相符合。司马迁称《孙子》有十三篇，而《汉书·艺文志》有八十二篇。后出的记载本应少于先出的记载，为什么反而多于先出的记载呢？杜牧所注、所传的版本是十三篇，后来反而少于前者了；可是为什么又恰好与司马迁以前的版本相合呢？杜牧说，孙武的书有数十万字，魏武帝删去其中繁多的部分，摘录精粹，编成了现在这部书；这样说来，它仍然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八十二篇，而不是司马迁传中所说的十三篇。所以说它可疑。梅圣俞也曾为这部书作注，说：“这是战国时期各国相互倾轧的说法。”叶正则继承并发挥了他的观点，说：“这是春秋末年、战国初年山林隐士所作的书。它所说的被吴国采用的事情，不过是他的门徒夸大的说法。” 他说阖闾用妇人来试验孙武，这尤其奇险，不足以相信。现在姑且保留梅、叶二位先生的说法，用来解释《左传》没有记载此事的疑问，也可以。那么，孙武这个人究竟有，还是没有？即使有，是否也不一定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这部书是孙武自己写的，还是他的后世门徒写的？全都无法知道。因此把他列入作者尚未确定的人物一类。至于篇数，如果确实是司马迁传中所说的，而不是曹瞒删定的：汉代《艺文志》所载八十二篇，或许反而是后人增益进去的，刘歆、任宏等人没有察觉而将它收录了吧？这也无法知道。【重考】司马迁的话导致了明确的说法，后人却失去了考证。孙诒让说：“《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史记》说孙武因兵法被吴王阖闾召见，阖闾说：‘您的十三篇，我已经全部看过了。’这与今本相同。毕以珣《孙子叙录》认为十三篇包含在八十一篇之内，是正确的。《吕氏春秋·上德篇》高诱注说孙武是吴王阖闾的将领，兵法有五千字，也与此相合。今本宋刊曹操注《孙子》，共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诱大概只是举其成数而言。”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唐宋以来一切荒谬的说法，都可以扫除了。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四至二五） 【补证】姚鼐说：“《左氏》叙述阖闾的事，没有孙武；太史公作列传，却说孙武凭十三篇兵法拜见阖闾。我看，吴国可能确实有孙武这个人，但十三篇并非他所著，而是战国时期谈论兵法的人所作，只是假托孙武之名罢了。《春秋》时期大国用兵，不过出动数百辆兵车，从未有发兵十万的事，何况是在阖闾之时呢！田齐和三晋被封立为侯以后，臣下才称君主为‘主’；‘主’在春秋时期是大夫的称呼。这部书所说的，都是战国时期的事情。它所讲的用兵之法，是秦人把俘虏当作民众来驱使的办法，并非仁人的言论。然而从此以后，世上谈论用兵的人，都认为没有谁能比得上孙武。”（《读孙子》）全祖望说：“眉山苏轼说：‘孙武用兵未必能够取胜，这同书中所说的相差太远。吴起谈兵，轻视法制，草率简略，缺少统筹，不如孙武的书言辞简约而意思完备；然而吴起用于鲁国，打败齐国；用于魏国，制服秦国；进入楚国，楚国便称霸，而孙武的作为却是这样。

译这部书不值得相信，确实如此。’ 苏轼这番话，可以说是独具评论时代的见识。然而我仍惋惜他的话没有说尽。孙武哪里真的懂得兵法？如今世人共同称道的事情，没有比用军令斩杀吴王宠姬这一事更有名的了，却不知道这只是战国七国之人的传闻，太史公误信了它。《左氏春秋》内外传记载吴国的事颇为详细，却完全没有提到孙武；即使《越绝书》等书出于汉代，也不太提及孙武。因此叶水心怀疑吴国原本未曾有过这个人，他的书和事迹都是纵横家伪造的，用来补充《七略》的遗缺，解除千古以来的疑惑。至于十三篇的言论，本来应当出自懂兵法的人之手，不能据此责怪孙武没有取得战绩。”（《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启超说：“现存十三篇《孙子》，旧题为春秋时期吴国孙武所撰。我们根据这部书的文体和内容，确实不能相信它是春秋时期的书。不过，如果说它出自秦汉以后，文体和内容也都不像。{《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来有《吴孙子》和《齐孙子》两种：《吴孙子》是春秋时期的孙武，《齐孙子》是战国时期的孙膑。这部书如果说是孙武所作，就可以断定是伪书；如果说是孙膑所作，也可以说是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眉按：《汉书·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颜师古说孙膑。（按：孙膑与孙武的关系，《史记》只说：“孙武死后，过了一百多年有了孙膑，孙膑也是孙武的后代。”但邓名世《姓氏辨证书》却说：“孙武生了三个儿子，名为驰、明、敌；明在富春受封食采，生了孙膑，就是击破魏军、擒获太子申的人。”不知道他依据了什么，竟敢把前人不敢详细说明的事说得这样详细。）《吕氏春秋·慎势篇》说：“孙膑重视形势。”司马迁说：“孙膑受过膑刑，兵法也随之编排成书。”（《汉书·司马迁传》）《孙武传》也说：“孙膑的名声显扬天下，世代流传兵法。”说这部书是孙膑所作，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孙武传》明明说孙武有十三篇，而今本恰好也是十三篇，显然是因附会孙武传记而作的。这部书与《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吕氏春秋》说：“用兵贵在使自己不可战胜；不可战胜取决于自己，可以战胜敌人取决于敌人；圣人一定把握取决于自己的方面，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取决于敌人的方面。”这与本书《形篇》所说“古代善于作战的人，先造成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等待敌人可以战胜；不可战胜在于自己，可以战胜在于敌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使自己不可战胜，却不能使敌人必定可以战胜”等话相同。《淮南子》说：“勇敢的人不会单独冒进，怯懦的人也不能单独退却。”这句话出自《军争篇》。“所以用文教来号令，用武力来整齐，这叫作必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句话出自《行军篇》。“仿佛从地底出现，仿佛从天上降临”，“不攻击阵势严整的敌人，不攻击旗帜排列整齐的军队”，这些都出自《军政篇》。“君主谁更贤明，将领谁更有才能”，出自《计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能夺取我，而要依靠自己不可被夺取”，出自《九变篇》。《潜夫论》说：“将领是百姓的主宰，也是国家安危的掌握者。”这与《作战篇》相同。“军队失败，不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而是将领的过错。”这句话出自《地形篇》。又如《史记》说：“按照兵法，十倍于敌就包围它，二倍于敌就同它交战。”出自《谋攻篇》。“刘敬说：这一定是有能力却向敌人表示没有能力。”出自《计篇》。“按照兵法，在本国境内作战叫作散地”，“兵法不是说把军队置于死地然后才能生存，放在亡地然后才能保存吗？”这些都出自《九地篇》。由此可知，说这部书不是战国时期的书，似乎也不可以。《齐孙子》已经失传，也许今本就是孙膑的书，后人删为十三篇，以便同《史记》所说的孙武相合，也未可知。然而总的说来，它仍然应当是伪书。毕以珣《孙子叙录》说：“八十二篇中，有一部是十三篇，没有见到阖闾时期所作的记载，今天流传的《孙子兵法》就是它。其中一部是若干篇问答，确实见于阖闾时期的作品，就是各类传记所引用的遗文；一部是《八阵图》，郑玄注《周礼》曾引用它；一部是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曾引用它。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都见于《隋经籍志》。《三十二垒经》见于《唐艺文志》。按：《汉书·艺文志》只说有八十二篇，而《隋书》《唐书》的目录在十三篇之外又列有几种书，可知这些书都包含在八十二篇之内。”又说：“《七录》所谓三卷，大概是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八阵图》和杂占等书，则另有版本流传。”王先谦《汉书补注》也说：“十三篇大概因吴王的话而得名，中、下卷的内容在诸家征引中多有出现，唐代时这部书还存在。”孙星衍则说：“《艺文志》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贞引用《七录》说‘《孙子兵法》三卷，大概十三篇为上卷，另有中、下二卷’，那么中、下二卷就是图。”（《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我认为孙星衍的说法最为错误。《汉书·艺文志》按照卷数区别篇数，明显是把图与文字分开计算，怎么可以说把图合并进去才有八十二篇呢？而且文字只有十三篇，图却有六十九篇，图为什么反而比文字多呢？至于问答之辞，见于其他书籍引用的部分也颇为浅陋，考察其文体，应当是在十三篇之后，也不能说它就是中、下两卷。大概那些才华奇特、意气飞扬却无从施展的人，便奋笔谈论兵法，假托太公、孙子的名义来惊动世人、自我欣赏。史志所记载的兵法书，大半属于这一类；如果一定要把它们一一比附合并，就是荒谬的。张燧说：“孙武谈兵，应当在司马穰苴之后、吴起之前；但孙武作为吴国将领攻入郢都，他的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如此。丘明对吴国的事情记载最为详尽，又喜欢夸张、喜好奇异；如果孙武有这样的举动，不应当全都隐没不记。大概是战国的策士认为孙武最擅长谈兵，耻于只用空话使天下信服，于是为了写成文章而这样说罢了。”（《千百年眼》卷三）这也足以作为一种说法。因此，孙武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虽然还来不及确定；但十三篇不是孙武所作，则本来毫无疑问。不过我读杜牧《注孙子序》，不能不联想到十三篇与曹操的关系。杜牧说：“孙武所著的书总共有几十万字，曹魏武帝删削其中繁杂多余的文字，摘取精要切实的内容，共成十三篇，编为一部。

译曹操亲自作序，并为它作注说：‘我读过的兵书和战策很多，孙武的书最为深奥！’然而他所作的注解，十处还解释不了一处，大概不是曹操不能全部注解，而是他没有这样做。我查考《魏志》，见曹操自己作有十多万字的兵书，各位将领出征，都按照他的新书办事；听从命令的就获胜，违背教令的就失败。我猜想曹操在新书中纵横发挥自己的学说，自成一家事业，并不愿跟随孙武之后，把孙武的书全部解释出来；否则，曹操难道会不能这样做吗！”（《樊川文集》卷十）这样看来，十三篇是经过曹操删削编定才形成的，并不是原文原来的面貌。曹操所著《兵书接要》十卷（见《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以及《文选·魏都赋》注，《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太平御览》作《辑要》；有人说“接”应作“节”，是因为避祖父曹节的名讳），其中的文字，《太平御览》卷八、卷十一引用很多占验之语。《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书略要》九卷，也都见于《隋志》。（《兵书略要》九卷，《唐志》作《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引用时也作十卷。）也许曹操读了《齐孙子》八十九篇以及其他兵家著作，把其中最精要切实的内容结合实际验证，摘取出来，又按照《史记》中孙武传的篇数，假托为孙武的书，作为千古以来治兵的指导纲领；至于具体条目，则都收录在他自己所著的书中，如《接要》之类；所谓“各位将领出征，都按照新书办事”，那么曹操在十三篇的注中有些地方来不及详细说明，也没有必要详细说明了。不过这种说法，我不敢断定。曹操本来就是狡黠的人，又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杰作，反而要假托给古人呢！（页三一一至三一六） 《刘子新论》袁孝政作序，称作者为刘昼。《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称作者为刘勰；有人说就是这部书，但篇目不相同。又有人说作者是刘歆、刘孝标。【重考】《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杨伟《时务论》十二卷，并注引《梁书》说有刘子十卷，已亡佚，应当就是这部书。编修《隋书·经籍志》的人一定听说过它的内容，所以其中“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的论述相同。只是南北统一之际，这部书偶然散佚，到了唐代又重新出现。袁孝政序说：“刘昼感伤自己没有得到际遇，天下衰乱，流徙到江南，所以写了这部书。当时人们不知道作者是谁，说是刘勰，或者说是刘歆、刘孝标所作。”袁孝政是唐代人，他确定作者为刘昼、字孔昭，一定有所依据。因此宋代《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玉海》（卷五十三）都沿袭这一说法。两部《唐志》都题作刘勰，是因为正如袁孝政所说，当时人不知道作者，便说是刘勰或刘孝标。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体裁格调已经不同，宗旨也不一样。只有刘昼字孔昭号称名儒，这部书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的言论。《北史》本传有刘孔昭所撰《金箱璧言》，或许就是这部书吧？至于流徙江南的说法与本传不合，怎么知道不是史册漏载呢？即使根据本传所说他辑缀辞藻、文辞十分古拙，就怀疑此书不是他所能写，也不是确实可靠的论断。刘孔昭的才能本来不擅长诗赋，既然被邢邵、魏收所讥笑，耳食之徒于是把这件事说得过分罢了。至于书名叫作《新论》，应当是程荣、何镗等人所为，他们误把书名改成了桓谭《新论》的名称，并非原来的书名。王昶《春融堂集》有这部书的跋，断定它是明人伪撰，可以说是考证失误到了极点。（卷四，页二五至二六）

译《化书》《通考》记载此书是伪托唐代宋齐丘、字子嵩所撰。宋濂认为是谭峭、字景升所作，宋齐丘窃取了它。根据《仙传》：“谭景升把《化书》交给宋齐丘，说：‘这部书所讲的变化之道是无穷的！希望您为它作序，使它流传后世。’后来宋齐丘趁机把书据为己有并传播，于是不得善终。”我姚际恒按语说，《仙传》的说法也不能立即相信，到现在仍无法确定。【重考】宋代碧虚子陈景元的跋也采用《仙传》的说法，这件事应当不是虚妄的。《崇文总目》还题作谭峭所撰，《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宋志》却都误作宋齐丘所撰。张耒曾在书后题写说：“《化书》虽然都是浅薄的机巧和小术，但也略微可以从中看出黄老所谓道德的一点意思。文章颇为高古简约，有些地方值得喜爱。”（卷四，页二六至二七） 【补证】王昶说：“《刘子》二卷，北齐刘昼所著，共五十六篇。唐代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作注。按：刘昼字孔昭，著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但他的本传没有说还有这部书。而且《隋经籍志》把《顾子》《符子》收入著录，唯独没有载这部书，为什么呢？考察《唐志》，有十卷《刘子》，题刘勰所撰。袁孝政序说：‘刘昼流徙江南，所以作了这部书。当时人不知道作者，说是刘勰，或者说是刘歆、刘孝标所作。’陈振孙甚至不知道他是哪个时代的人。晁公武说它文辞浅俗，这一点确实很有见地。大概《唐志》的《刘子》并不是这部《刘子》，而这部书没有见于刘昼传记，显然是后人伪撰。明人喜欢作伪，《申培诗说》《子贡易诗传》《天禄阁外史》之类，无知的人大多奉为珍宝，这部书大概就是同一类。”（《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按：梁代通事舍人刘勰，史书只说他撰写《文心雕龙》五十篇，没有说他另有别的著作。而且《文心雕龙·乐府篇》说：‘涂山在候人之时作歌，开始形成南方乐调；有娀氏在飞燕时作谣，开始形成北方声调；夏甲在东阳叹咏，东音由此发生；殷整在西河思念，西音由此兴起。’这部书《辨乐篇》却说：‘夏甲作《破斧之歌》，开始形成东音’，与刘勰的说法相合；又说：‘殷辛作靡靡之乐，开始形成北音’，则与刘勰的说法完全不同，必定不是同一人所作。又据史书记载，刘勰长于佛理，曾经整理定林寺的经藏，后来出家，改名慧地；而这部书的末篇却归依道教，与刘勰的志趣完全不同。《白云霁道藏目录》也把它收入太元部无字号中，它不是奉佛之人所作，是很明显的。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都没有明文记载，不足以作为依据。刘歆之说，则从书中“班超愤而习武，最终建立西域功业”这句话就可以不攻自破。只有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姓名见于《北史·儒林传》。但他并没有流徙江南，与袁孝政的序不合。本传说：‘刘昼孤贫而求学，任意博览，昼夜不息；被举为秀才却没有考中，于是遗憾自己没有学习写文章，才又开始缀辑辞藻，文辞十分古拙’，这与此书辞藻繁丽、轻薄艳丽的风格也不相合。又说：‘求取秀才十年而不得，于是发愤撰写《高才不遇传》；孝昭帝时出行到晋阳上书，言辞切直，却多不合时宜，始终不被采纳，于是把所上之书编录为《帝道》；河清年间又撰写《金箱璧言》，用来指责朝政的不善。”也没有说他有这部书。难道袁孝政所指的，是另一个刘昼吗？看这部书末尾《九流》一篇所论述的得失，都与《隋书·经籍志》子部的论述相同；如果《隋志》抄用了它的说法，就不应反而不著录这部书；如果是它抄袭《隋志》，那就是贞观以后的人所作。也许袁孝政采集诸子著作中的言论，自己编成这部书，又自己作注；还故意把著书人的身份弄得模糊，使后世无法查究，也未可知。”眉按：王昶认为它不是北齐刘昼所作，这一点是对的。《提要》辨明它不是刘勰、刘歆、刘孝标所作，这一点也对。只是它说《九流》一篇抄袭《隋志》，进而怀疑是袁孝政自撰自注（怀疑袁孝政自撰，这一说法始于黄震），似乎还难以立即确定。卢文弨说：“它的文笔丰润优美，很像刘彦和；袁孝政所作的注却浅陋而错误，对于那些出自《左氏》《国语》的事实，尚且多有胡说，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抱经堂集·刘子跋》）严可均说：“近人编纂书目的人说，《九流》一篇完全抄袭《隋书·经籍志》的文字。《隋书》并不是什么冷僻书，重新查考一下，难道真是这样吗！”（《铁桥漫稿》）这些话都不是毫无见地的。至于王昶怀疑它是明人伪托，更加没有依据。从文字来看，有人说它丰美，有人说它浅俗，也有人说它辞藻繁丽而轻薄艳丽，与《北史》本传所说的古拙不相同。我认为，繁丽轻艳的文字，可以说丰美，也可以说浅俗；评价不同，确实不足为怪，但绝不能说是所谓古拙。这大概是伪托者没有仔细研读本传，以为六朝文字本来就应当如此，却不知道刘昼并不是这种情况。又有人说：“六朝时期有韵的叫作‘文’，无韵的叫作‘笔’；本传说刘昼没有学习写文章，大概是指辞赋而言，但不善于写‘文’的人，未必不擅长写‘笔’。”（见《图书馆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这也是穿凿附会。六朝固然有文、笔之分，但也只是用于评论文章、对举文体的时候；史家叙事，何必舍弃通称而强行分出红白，反而增加混乱呢！周中孚说，这部书或许就是刘昼所著《金箱璧言》（《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也属于臆测。（页三一七至三一九） 【补证】

译眉按：关于宋齐丘之死，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说，国家发生危难时，宋齐丘还想趁机窥伺觊觎；事情败露后，被囚禁在家中，缢死。郑文宝《南唐近事》说，宋齐丘退休后，又以大司徒身份被征召；保大末年，因陈觉谋反案获罪，饿死在青阳。两种说法不同，但都属于所谓不得善终。只是不能说他是因为《化书》而死。《化书》是谭峭所作，宋齐丘把它据为己有，那么是书没有伪造，而人伪造了。可是书中也有窜入的内容：王世贞《书化书后》说：“这部书，我认为宋齐丘一定把自己所作的一两篇窜入其中，然后掩饰为自己的书。例如《五常》一章，忽然说：‘远离帝王的筹策，代替天地的权衡，那么仲尼就是这样的人。’这大概是借此点名宋齐丘的意思。假如是谭景升，必定不会推尊仲尼，也不必附会儒者。又宋齐丘在论观化时，总是自称‘小人’，这就是所谓不加考察便自我招认。”（《读书后》）张纶又说：“我看这部书，文章虽然高妙，但言论驳杂，其中有的取法黄帝、老子、庄子、列子，有的本于佛教，有的述说晏子、墨子，语言都很亲切；至于其中谈儒家的地方，却不相似，这是因为他本来不懂儒学，所以说得越精微，意思反而越远。” （《林泉随笔》）既不懂儒学，却又喜欢谈论儒学，大概就是宋齐丘窜入内容的地方。这就不仅是人伪造，书也伪造了。然而胡应麟说：“这部书，张文潜、黄东发都认为是宋齐丘所撰，宋景濂却归于谭峭。不过宋齐丘在南唐做官，而南唐又有一位金陵羽客谭紫霄，能够弹劾、召遣鬼神，四方道士跟随他学习的有一百多人；那么他与今天流传的《化书》，意旨尤其相似。两个谭氏都与宋齐丘同时，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不能知道。”（《四部正讹》）按：陈景元跋说：“旧传陈抟说谭峭在终南山著《化书》，后来游历三茅山，经过建康。”如此看来，谭紫霄或许就是谭峭。不过既然他的书被宋齐丘夺取，又有窜入的内容，当然应当同伪书一样看待；两个谭氏究竟是一人还是二人，对于宋齐丘窃取、窜改的罪责来说，大概都没有区别。（页三二○至三二一） ○—○至三二一 附录一

译《古今伪书考》跋 顾颉刚 《古今伪书考》一卷。宣统己酉年，起初在孙伯南先生的书架上看到它。去年在北京刻意寻找却没有得到，于是从孙先生那里借来亲手抄录。这部书最初刊行于《知不足斋丛书》，但刊刻错误很多。现在只把能够订正的地方校正出来；以后得到善本，再重新校勘。书中没有序跋，也没有记载年代。姚君的事迹，在其他书中也很难考察。看他引用的书籍和学说，以钱牧斋、顾宁人为止，可知他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人。大概是深藏才华、含蓄自守，不求在世俗间获得声名的人，这一点可以断定。考察他所著的其他书，在《易传》条下说：“我另有《易传通论》六卷”；在《古文尚书》条下说：“我另有《通论》十卷”；在《大戴礼》条下说：“我以前写过《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明《大戴礼》不是原书，而是后人的伪作”；在《周礼》条下说：“我另有《通论》十卷”；在《孝经》条下说：“我所著《通论》只涉及九经，其他伪书一类没有涉及《孝经》”；在《真书杂伪类》条下说：“经书中《礼记》《仪礼》属于这一类，详见本书”。由此可知，他所作《通论》内容非常广博，辨析取舍一定十分精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 因为他另有《通论》，所以本书对《易》《书》《礼》都没有撰写考辨。然而《通论》没有传本可供寻找，查考各家目录也没有著录，难道已经散佚了吗？《古文尚书》的伪作问题，在梅氏以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等人已经辨析说明得很清楚；《周礼》在近代也颇受攻击；而《易传》《仪礼》直到整个清代似乎都没有疑问。假如姚君的《通论》还在，一定能够扩大我们的见闻。如今只能从这部考辨中窥见一点鳞爪，他的名字没有湮没，也几乎只依赖这部书；它究竟流传还是不流传，难道是姚君本来的意愿吗！这部书一卷，很像随手写下的札记，并非有意作为著述来撰写，所以文笔疏散。它的讨论多采自前人的成说，从《汉书·艺文志》《隋书》以下，到唐代柳子厚、宋代晁子止、陈直斋、明代宋景濂、胡元瑞，都多有摘取，其中以晁公武、陈振孙的说法最多。有时稍加折衷，却没有全部加以考实，不能说是广泛讨论而毫无遗漏。它没有列举的书，在“经”类有《书序》《周易举正》《干元序制记》《论语笔解》《六经奥论》等书；在“史”类有《圣贤群辅录》《五孝传》《卓异记》等书；在“子”类有《孟子外书》《邓析子》《燕丹子》《灵棋经》《道德指归论》《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注》《群书治要》《家山图书》《搜神记》《述异记》等书。至于医药、术数方面的书籍，更是数不胜数。若论“真书杂伪”，还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若论“两个作者都用同一个书名”，还有高诱《战国策注》；在姚氏成书以后，又有日本刊刻的《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氏注》。这一类都可以补充讨论，不必要求本书包罗无遗。至于编排次序，我私下有些意见。把《忠经》列入经部，把《天禄阁外史》列入史部，莫非只是看了它们的书名吗？对于《文中子》，既按照《挥尘录》证明王通确有其人，又说“究竟是王通，还是郊、畤，还是逸，无法知道”，那就是“不能确定著书的人”了。对于《诗序》，既根据《后汉书》证明是卫宏所作，又说“它不是伪书，但实际上也等同于伪书”；对于《杜律虞注》，既根据杨用修的话认为是张伯成所作，后人把伯生的名字加在上面，又说“伯生集中有一篇《杜诗纂例序》，想来是因此误认为伯生所作吧”：那么这两部书就是“本来不是伪书，却被后人妄加某人的名字”。对于《干凿度》说“是宋人从类书中辑取而成”；对于《竹书纪年》说“我认为《纪年》是后人增改的”；对于《李卫公问对》，明明说它不是阮逸伪造的，却又说“今天世上流传的本子，应当是神宗时期定下来的，而阮逸所定的本子实际上采自《通典》”：那么这三部书就是“真书中混杂了伪作”。如今竟把它们同伪书列在一起，不也太过分了吗？对于《商子》采用周氏的说法，说“其中精确切要的地方，《史记·列传》已经全部包括；凡是《史记》没有记载的，往往是作者附会的”；对于《贾谊新书》采用陈氏的说法，说“其中多记录《汉书》的话，不属于《汉书》的内容往往浅薄粗疏，不值得看，绝不是贾谊原来的书”：两部书的说法相似，但《商子》被认为是伪书，《新书》却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这样的说法就不足以使人信服。对于《脉诀》说“题为晋代王叔和所撰，晁氏认为是后人假托”；对于《金匮玉函经》说“这不是张仲景所撰，而是后人假托”：说法也相同，但《脉诀》被判为伪书，《玉函》却被判为真书，这同样不足以使人信服。《孙子》一书，反复考察都没有证据，本来应该和《鬻子》《鬼谷子》同列伪书，却单独列入“作者未定”，难道妥当吗！《阴符经》即使是寇谦之所作，七位贤者的注也已经遍布涂改，全部成了伪托；即使本人传下这部书，也有这些注，难道还可以列入真书吗！对于《文子》，只说“并非全是伪书”，却不说明它为什么不是全伪；对于《列子》，只说“推想战国时期本来有这部书”，却不说明为什么可以推定本来有这部书；这样一来，《文子》《列子》就都不成伪书了。至于《晏子春秋》与《管子》采用同样的标准，《素问》《本草》又与《山海经》采用同样的标准，真伪却突然大相区别，为什么随意抑扬到了这种程度！我曾经评论过，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根据文辞的工拙来判定真伪，所以把《文子》《列子》判为真书，而把《鹖冠子》《公孙龙子》判为伪书；一个是根据后世著述的成法来概括古籍，所以把《黄帝素问》《神农本草》《晏子春秋》都列入伪书。姚君难道也没有深入思考吗？过去有人在笔记中说姚君抨击《孝经》，大概说得过于激烈。我认为，这部考辨中最精确的论述，没有比《孝经》一条更好的；其他各条大多依附前人的说法，能够有所发明的很少。谈论伪书的人，我最信服章实斋。我私下采用他的说法，分为七类，不能把它们一概包括在伪书之中：

译第一类叫“师说”。圣人制作的典籍，由官府掌管；到了周末，文献繁盛，流散成为诸子百家。口耳相传的学问不可能没有差误，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传授给相应的人，以求广泛传习。因此，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有的在战国时期出现，有的到汉、魏时期才出现。后来有卓越的人受到众人宗仰，但他的法度仍在流传，著述却没有记录下来，于是了解他的人便仍以他的名义加以述作。这正是古人所谓使道理公之于世的意思，不必用真伪的标准去衡量。如《素问》《本草》《山海经》《周髀算经》《易传》《三礼》《难经》《星经》，虽然有伪托附会，又不能确定究竟是谁著书，但终究不应与凭空捏造的书同等看待。如今《四库》所著录、各家书目所列举的医药、术数书籍，独多假托之作，实在是因为这类学说不依靠书籍来传承。第二类叫“后记”。《管子》记述管仲死后的事情，《韩非子》记载李斯的驳议：古人的书本来没有私人著作的观念，大多出自后学的编缀辑录；即使有不相称的地方，也不违背传信的原则。因此，《管子》《晏子》不能说是伪书，就像《春秋公羊传》成于高孙寿，《尚书大传》由张生、欧阳生辑录一样。论其体例，与前一类很相近。只是前一类记载学术，学术即使相隔久远也无不可以包括，纵然法言多有疏漏，师承关系无法全部追寻，也可以按照意思贯串起来编成；这一类记载事情，事情的年代不能相隔太远，人物的言行也不能凭空捏造，所以有所不同。第三类叫“挟持”。有的借用偶然流传的名目，有的袭取散见的言语。因此，凭借倚相而有了《三坟》；凭借老子传说而有了关尹；贾谊因感触而作赋，于是有了《鹖冠子》；列子夸张地谈说，于是形成了《穆传》：这些附会托名的手段越来越巧妙，而用心却越来越拙劣。章氏说：“刘炫伪造《连山》，梅赜伪造《古文尚书》，应诏进献，都是为了求取俸禄利益。古代的《坟》《典》既已亡佚，作伪者搜辑补缀，也未必没有保存十分之一的内容；例如搜辑《古文尚书》中的逸书，散见于记传的材料几乎没有遗漏。六朝古书散亡得不太严重，采辑起来一定比较容易。若不考虑这一点，借此来作伪，难道不可惜吗！”所以，薛据作伪，也就等同于王肃作伪；江声作伪，也就等同于梅赜作伪。然而一方有保存逸文的功劳，一方有扰乱古籍的罪过，采取这种做法时不可不谨慎。这就是假托古代人物的作伪。第四类叫“假重”。名贤的著作受到世人珍视；只要有一部书流传，价值哪里会只相当于十匹缣帛呢？所以《小学》托名朱熹，政书托名真德秀，杜诗注托名苏轼，《潜虚》归于司马光。这是托名近世人物的作伪。以上两类，都是章实斋所谓的以奸诈谋利。“在朝廷上欺骗，可以得到俸禄地位；在市场上欺骗，足以恣意垄断。”用心被蒙蔽，竟到了这种程度！第五类叫“好事”。大体上与拟作相同，用意在于炫耀奇异。戏弄几十个愚人，戏弄千年以前的古人；行为脱略不羁，以风流自我欣赏。明代丰坊、姚士粦一类人，或许就是这样的人吧！又有人心中怀着愤激，总想诬陷他人、嫁祸于人，于是作了《僧孺行纪》《圣俞碧云騢》。第六类叫“攘夺”。前面几类都是自己创作却假托为古人所作；这一类则是窃取别人的言论据为己有，在各种伪书中品格最低。章氏说：‘窃取别人的美名，等同于窃取财物的盗贼；老子已经说过，判定得非常明确。谭峭从宋齐丘那里窃取《化书》，郭象从向秀那里窃取《庄子》注，假如作者有知，不能不为窃取者痛心；因为穿墙盗窃、打开箱笼偷盗的伎俩，必然会有窜改增删，以便掩饰为己作，从而丧失原来的宗旨。不懂得使言论公之于世的意义，却想靠自利把它当作功劳，大道废弃以后，人心和用心就不可问了！’我认为，清代古籍考辨已经很发达，没有著录的书必定已经失传；而辑录各书逸文，则有《玉函》五百多种，《抱经》《平津》《问经》《别下》《心斋》《鲁山》各一百多种，灿然齐备。想伪造古书的人已经无从下手，靠借名挟持、炫耀好事的途径或许可以断绝。唯独攘夺比古代更加严重，往往众目睽睽之下，夺金的人还都在街市上伸臂抢夺。全国都受到这种风气影响，却安然不以为怪。他们能够窜改增删的，或许还很少；但廉耻之道已经丧失，竟使王俭、阮逸这样的人也应当受到尊崇、美誉和谦让，真是可悲啊！第七类叫“误会”。本来不是伪书，后人迷惑而不能辨别，于是沿袭传说，误认为是伪作。凡是姚君所说的“有后人妄自托附某人的姓名”“有两个人共用一个书名，而今本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所作”“有无法确定著书之人的”，都属于这一类。我一向认为，目录虽然按体裁类别区分，也应当辨别时代。如今考察伪书，常常想到那些大概出于汉、魏之间的作品，应当和唐、宋以后之书区别等级；把它们排列比较，也可以看出学术风气所趋向的方向。我还认为，《孝经》本来是伪书，如果把它收入《礼记》，明确标明是秦汉儒者所作，就不能说它是伪书。《中庸》不是伪书，如果按照程氏的说法，认为它是子思忧虑道学失传而作的，那么便与《诗序》相同。《列子》杂采道家和谶纬之说，与《亢桑子》的伪作相同；《易林》误题为焦赣所作，与《尔雅》的诬托相同。姚君所列举的，也不合乎条理。我的学问还像盲人一样，不能辨识。以后读书稍多，希望为这部考辨补充订正。现在把这些话记在这里，权当留下一个根基。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顾颉刚写完跋。

译《校点〈古今伪书考〉序》顾颉刚 我如今已经以整理古籍为专业了。这种爱好的养成有多方面的诱因，但在这些诱因中，力量最大的一个，就是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这部小书。我小时候什么书都喜欢翻看，没有目的，也没有问题。家中旧藏王谟本《汉魏丛书》一部，尤其使我高兴，因为其中搜集的古人著作种类最多，最能让我了解古籍现存的状况。《古今伪书考》这个书名，我早就在《书目答问》中见过；但因为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中，而这部丛书不容易见到，所以还没有读过。到了十七岁那年，才借到一部浙江书局的单行本。没想到读完以后，我的头脑里突然发生了一次大革命。因为我那部“枕中鸿宝”《汉魏丛书》中所收的书，向来被认为是战国、秦、汉人所作的，竟被他一阵批判，十之七八都打入了伪书之列。我过去对古人的著作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到这时却都引起了疑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我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巨大震动，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我的刺激，深深决定了我一生治学的道路，我再也离不开它们所指引的方向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没有详细广博的叙述；就它本身而言，学术价值可以说很低。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这个名称，敢于把人们不敢怀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并列入伪书，使初学者面对一大堆材料、茫然无法辨别、最容易陷于轻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有力的警告，知道故纸堆中有无数记载并非真话，还有无数问题尚未解决，那么，这本书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研究成果，而在于它给予初学者的影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后来我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存目中知道，姚氏有一部笔记，名叫《庸言录》，是他最为大胆的著作，可惜没有见到。他倾尽全力写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经学发出的总攻击；它比阎若璩的范围更广，态度也更彻底，可惜同样无法见到。无可奈何，我便给这本小册子加标点，以吸取他辨伪的一点精神。一九二 ○年，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在母校图书馆任职，时间还有余裕，便从事这项工作。但我喜欢搜集材料的癖好总也改不了，便想为这部书作笺注。作笺注时所需要的书，北大图书馆不够，又到京师图书馆去寻找。费了几个月工夫，范围越扩越大，材料越积越多，问题也不断产生，结果这本书的笺注竟苦于无从下手。可是，笺注虽然没有做成，却因为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工夫，把过去学术界发生过的几次辨伪运动弄得很清楚。于是我又立下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又过去十年了。这十年中，时局不安，生计困迫，使我频繁奔走南北，《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常常引以为憾的事。但在这十年里，我们努力搜求姚氏遗著，也颇有一些可观的收获。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见到他所引用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古文尚书通论》。再后来，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用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那里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又转写了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这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从这部书目中知道姚氏读过哪些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找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买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来抄录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我们也借来抄录了。说不定将来还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姚氏是清初的一位大学者。关于他的学问来源和研究态度，我们可以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话来说明：“际恒生于国朝初年，经常同各位老前辈交游，所以往往承袭他们的绪论。他解释经书，如批驳《河图》《洛书》的伪造，根本出自黄宗羲；批驳《古文尚书》的伪造，根本出自阎若璩；批驳《周礼》的伪造，根本出自万斯同；论说《小学》是算数之书，根本出自毛奇龄，而他的论说更加放纵。至于承袭欧阳修、赵汝？的说法，把《周易》十翼视为伪书，那就尤其横暴了。他论学时说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都出于禅学，也是承袭同时代颜元的观点。至于说程朱之学不停止，孔孟之道就不能显明，那就更加强悍了。……（《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共同的财产，只要能够把握真实，自然会有人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够把握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当时各家的说法来著书，那是他向善、服从真理的公心，不能说是他的罪过。而且他秉持求真的勇气，掌握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然可以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依据之后才可以辨伪呢！

译所以我们考察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同黄宗羲、阎若璩、万斯同、毛奇龄等人作了方向相同的努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谈论他是否剽窃。（他辨伪《古文尚书》并非剽窃阎若璩，证据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为什么失传，钱玄同先生说，这是因为四库馆诸臣反对他的缘故。他认为，《提要》中既然斥责他在经学方面的种种主张，作《提要》的人就一定看过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全书》中没有这部书，即使在存目中也没有这个书名，可见他们有意压制它。他的书既然受到以“辨别黑白、确立唯一标准”为宗旨的四库馆痛斥，自然再没有人敢替他表彰了。按语：这个推测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经，是因为担任总校书的职务，所以能够借中书之名，任意窜改混乱。……按：古今担任总校书职务的人都有大权，能够左右学术，颠倒是非，窜改古书。先从今天的事例来考察。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群书由纪昀主持，算法则由戴震主持。而《四元玉鉴》是中国算学中最精密的著作。戴震在《测圆海镜提要》中说：‘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后来《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也屡次出现。’那么戴震必定见过这部书，却不把它著录下来，大概是想独占这门技术。（《提要》中涉及其书目而未删去的内容，都是无意间流露、来不及校删的。）纪昀极力攻击朱子，记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中的荒诞言论，讥讽《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的几条内容；其他主张杂学、用来攻击宋儒的内容也无不涉及，后生多被他迷惑。……幸而生在国家强盛、群书完备的时代，所以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诉我两件窜改的实事：第一，《宋楼钥攻媿集》中，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过一遍，发现四库本改窜很多，尤其以他替妇女所作的墓志铭为严重。因为宋代女子丈夫死后改嫁是平常的事，所以原本《攻媿集》中常常记载女子改嫁的事实，以及她们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的人认为这不合道德，便逐一替它改写，必定要使她们做到从一而终。至于把她们归属于哪一个丈夫，则按照官阶大小来决定：前夫官阶高，就让她始终从属于前夫；后夫官阶高，就让她始终从属于后夫。第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部书在中国早已失传，修纂《四库全书》时依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的疏文意思是：夷狄虽然有君主，仍不如诸夏没有君主；而四库本的疏文意思却是：诸夏没有君主，仍不如夷狄有君主。意义完全相反，竟然出现在同一部书中，而且字数也相同。知不足斋本也是依据日本刻本，但这一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相同，后印本却与四库本相同。大概四库馆臣因为清帝出身女真，所以每逢书中说到夷狄，或者在文字上，或者在意义上，一定要把它改到不伤害皇帝面子为止。《知不足斋丛书》已经刊成之后，才知道馆中改动的文字，不敢不依照钦定文字，只好挖去重改。（近年上海石印的《知不足斋丛书》使用初印本，仍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使用四库本。这两部书都容易见到，大家不妨把它们对照校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设四库馆是有明确主张、发挥作用的。他们对古籍并不是客观整理，而是凭借自己的主张和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遍：哪些应当提倡，哪些应当遏制，哪些应当依从，哪些应当改变，借编纂之业行使取舍、给予和剥夺的权力。假如当时还没有刻书一事，传抄本又都习惯以四库本为正本，那么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四库本就会成为全国统一的书本。看了这些事实，就可以知道刘歆校书时窜改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实在不必对今文学家的攻击过分怀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姚氏的著作，当时或许有几种刻本，因为从《好古堂书画记》和书目中可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穷人。即使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在生前写定而未能刊刻，也一定有许多钞本。为什么《四库全书总目》只把他的《庸言录》列入存目，其他著作甚至连存目也进不去呢？这很明显，他怀疑古书、攻击古代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甚至可能被销毁；他们又担心后人赞同他的学说，所以就在《庸言录》的提要中作了一番总括性的斥骂，以表明这个人的不足取。实际上，清代学术到了乾隆时期，古代偶像又被唤醒了，清初实事求是的风气已经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因为它产生于魏晋之间，够不上汉代，没有汉代权威替它保护；又因为它的宗师是王肃，正好是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再加上当时的大师惠栋也继续阎氏的事业，作《古文尚书考》，所以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承受了下来。姚氏实在太勇猛了，什么书都要怀疑，当然会受到他们的排斥。我们找不到姚际恒的传状。现在姑且把毛奇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杭郡诗辑》中的两段文字抄录在这里，权且作为他的小传：

译“我的亡兄大千是仁和县的教官，曾经说：‘仁和只有一个学者，还是新安人。’说的就是姚际恒。我曾经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来仿效兄长，兄长说：‘何氏的藏书有多少，不过像姚立方腹中的书箱罢了！’立方是际恒的字。等我归田以后作《大学证文》，偶然说到‘小学’是学习写字的学问，并不是《少仪》《幼学》之类的意思，不知朱子依据了什么，竟把它解释成儿童学习，并且汇编成一部书，究竟是什么说法？立方立即回答：‘朱子依据的是《白虎通》。但是《白虎通》所记的正是文字学，实在不知道朱子为什么沿袭这两个字。’于是略举唐、宋以后称为‘小学’的几处例子，都清清楚楚，没有错误。在座宾客面面相觑，全都茫然无知；可见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当时的贤者。只是这时我的兄长已经去世了，我把兄长的话告诉立方，立方立即赠给我一首长律，共二十韵，……其中情意和言辞都十分笃实；这才知道亡兄并不是轻易称许人的。”（《西河诗话》卷四）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首源广泛研究群书，学问充满胸中。……后来完全放弃词章之学，专心研究经学。五十岁时说：‘向平已经办完婚嫁之事，便去游览五岳；我婚嫁之事办完，便来研究九经。’于是摒弃人事，读了十四年书后完成著作，名为《九经通论》，共一百六十三卷。又著《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尾附有《古今伪书考》，立论极其严密。他家建有海峰阁，西？面湖，屋檐间悬挂着旧窑霁红？，夕阳照射进来，满室都像霞光一样。有一首西？绝句说：‘高阁空明设置木榻，白天独坐常常要过一段时间。湖山一角正对？面，烟树残霞傍晚更加宜人。’”（《国朝杭郡诗辑》；前一段与《武林道古录》大致相同。）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他是徽州人，居住在杭州；（二）他五十岁以后才专心研究经学，读了十四年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情趣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卷〕 他的出生年份，可以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找到。文中说：“癸酉年冬天，我短暂游览西泠，听说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门著书，批驳伪《古文尚书》。萧山毛大可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廖偁，天天盼望你来。你不能不见他！’于是介绍他同我相识。他比我小十一岁。他拿出自己的著作给我看，共十卷，也有失误，也有所得。失误之处同梅氏、郝氏的说法相同；所得之处却有很多超出常人见解之外。我高兴地亲手抄写，分别散置在各条之下。”（卷八） 阎若璩生于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因此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两人相遇是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这一年阎氏五十八岁，姚氏四十七岁。姚氏四十七岁时，所著批驳伪《古文尚书》的书已经写成十卷，可见他并不是剽窃阎氏的说法，只是两人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算晚。也许他在《九经通论》中先完成《古文尚书通论》，所以阎氏见到他时只提到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中也只著录他的《古文尚书别伪例》。他完成这部书之后，就运用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其他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 ○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 ○七年。）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九年，庚寅，一七一 ○年）《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经去世六年，朱氏也在前一年去世了。再过些年，学术的重心转移到惠栋、戴震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了“过时货”。所以此后就没有人再谈姚氏的学问了；除了杭世骏以外，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几乎没有引用过他的一言半语。等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加统一，他便没有立足之地了。他的卒年无从考知。我们只能从上文知道，他在一七一 ○年以后还在世。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中说，参照姚之骃的序文，姚氏一定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以前。按姚之骃序文说（这篇序文有很多误字、脱字，现按意思增改，并用括号区别）：“自从柱下收藏文史以来，后代便夸耀藏书；秘阁之外，像车、库、架、仓一样的藏书，不知有几千万卷。然而人对于书，藏得多的不一定善于阅读；即使能够一目十行，事务应酬纷繁，那些分别把书放在架上、窗边的人，也只是白白等待束修半？下的目光，而忙于政事罢了。因此，夸耀藏书只是求得名声。像我的世父首源先生却不是这样。先生从束发读书起，就已经能够沉浸于古籍；但一生坎坷，终年勤苦，天天亲手拿着一部书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他又到市肆搜求，布□（函）巾箱，□□（汗牛）充栋；时间久了，书架上的书和腹中的学问都丰富起来了。如此说来，千古以来藏书多而又善于读书的人，谁能比得上首源先生呢！先生闲暇时把藏书登记在簿册上，计算有□（千）卷；我这个后辈接受下来阅读，又抄写副本。□（至）子（于）先生乎（手）所著的书，几乎等同于身高，都是从藏书中咀嚼精华、吸收润泽而写出的，所以谨慎地附录在后面。” 康熙乙未年夏末，钱塘姚之骃恭敬题写于露涤斋。这篇序中有“一生坎壈”的话，或许可以作为他已经去世的证据。但细读“先生闲暇时把藏书登记在簿册上……我这个后辈接受下来阅读”这些话，又像是在他生前所说，似乎是姚际恒编好书目之后，姚之骃便去借来抄录。而且序中只称“世父”，没有加一个“先”字，似乎也不能确实证明他已经去世。我们姑且把他的卒年作为悬案吧。

译序中说：“先生亲手所著，几乎等同于身高……所以谨慎地附录在后面。”由此可见，这部书的末尾原来有一篇姚际恒著作的详细目录。但八千卷楼的钞本中竟然缺失了，实在非常可惜。自从鲍廷博因为同乡关系（都是徽州人而居住在杭州），把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庸言录》中分离出来（之所以分离，大概是因为《庸言录》已经被四库馆痛斥，不敢刊刻），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他的姓名才在学术界若隐若现地保存下来。自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这部书收入目录类，又在《輶轩语》中称它“简便易看，是阅读诸子的门径”，初学者才开始注意到它。近年来，他的著作交上了好运。《诗经通论》已有成都重刻本。《古今伪书考》重刻、翻印的已有五六种版本（这几种中，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丛书所刻为好），而且已经有人替他作笺释和重新考证。《好古堂书目》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也影印出来了。学术有显有晦，各有时运。我们虽然看不到他的完整著作，但仅从这些鳞片爪痕中，也可以领略他宏大的器局。现在我们编录《辨伪丛刊》，又把这部书加标点印行。承蒙韩叔信先生好意，帮助我校点，谨此致谢。以前所作的笺注之所以不附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编纂《群经辨伪集说》《诸子辨伪集说》等书，觉得没有必要给这本小书装上一条过于庞大的尾巴了。十六年前，我曾亲手抄写这部书，并作了一篇跋。现在见解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篇文字大体仍可保存，所以仍放在本书之后。又因为姚名达先生编制了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的对照表，而我们的《辨伪丛刊》已经依次刊出这三家的书，所以也把它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对照校勘。承蒙名达先生允许我们编入本册，一并在此致谢。顾颉刚 一九三 ○，二，廿三 《古今伪书考考释序》金受申 治学的要点，首先应当知道书籍的真伪；然而考察书籍的真伪颇为困难，所以必须有专门著作以供参考。但如果考据不详细、解释不清楚，就会反而使学者感到困难。我考察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发现其中多有囫囵吞枣的弊病。金受申不自量力、以浅陋之才从事考释：凡是原书说得不详细清楚的，就再加考释；原书已经说得详细清楚的，仍予以抄录，以供学者查阅；原书没有必要考释的，也照样抄录。现在既然刊行，姑且在篇首略写几句话，等待指正。昭阳大渊献年，北京金受申谨慎题记。《重考古今伪书考》蒋维乔 读书之难，如今超过古代。我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没有尽头。古人和今人的寿命、精力大致相同，但书籍不断出现，浩瀚无穷；这难道不是今人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古人多十倍、百倍乃至数倍吗？于是有人专门从事目录学，把书籍区分真伪；古书因此减少一半，读者或许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二刘校书，已经如此。自《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专家多得即使轮流更换也难以说完。他们大抵包罗各种典籍，斟酌前人的说法。却没有人专门研究一部分伪书，编成一部目录来供学者使用。大概曾经有过，只是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姚氏首源的《古今伪书考》一书，竟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姚氏与阎氏百诗同时出生。他的思想精密、学问广博，也还不到阎氏的百分之一。阎氏著《古文尚书疏证》，论定某书为伪，便形成了定案。姚氏的著作论证群书之伪，多数还不足以成为定案。或许也是因为阎氏专攻一书容易，姚氏兼攻群书困难，所以更加不及。逊清三百年来，考订学的兴盛超过前代。顾惕生自幼沉迷读群书，先研究宋学，继而研究汉学；治经采用高邮王氏、德清俞氏的家法，精于小学，实事求是；他广泛考察典籍，也并非有什么特殊方法。我曾经认为姚首源读书不够精审，往往把不伪的书当作伪书，世人也有人讥笑他；但一直没有好书来纠正这些错误，以免误导后学不？，所以便进一步撰写《重考古今伪书考》，广泛采集各家言论，成竹在胸，阐明古籍的深奥义理，纠正世俗儒者的错误。这确实可以说是姚氏的诤友、后学的津梁。惕生没有不曾浏览的书，著作等身；曾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八年，编写讲稿，达到十多种，勤劳异常。如今将依次印行，《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国文字学》最先出版，都已经重版流行。这些书都以繁博、广泛征引著称，往往独抒己见，前无古人；由此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重考古今伪书考》是他利用余力写成的，也是因为想继续撰写《隋书经籍志讲疏》而未完成，所以先写了这部书；然而其中有许多内容，是他的《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没有说过而极其精到的。因此，这部书与《汉志讲疏》可以相互辅助、相得益彰，其流传长久，是可以预料的。同乡蒋维乔撰序。

译《重考古今伪书考序》顾实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因此有目录学，作为阅读一切书籍的门径，其方法的良好，不必多说。只是随着学术进步、不断发展，后来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对于前代贤者不免多有批评。俗话说“当仁不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章炳麟说：“凡是谈论古代文艺，不考察贯通，不参照始末，只凭个人意志揣测，随着感情取舍。高明的有章学诚，低下的有姚际恒，误导后生太多了。”太炎这句话，足以振发全世界聋者和昏昧者的耳目。章实斋的说法还算其中较高明的，尚且担心他误导后生，那么姚首源更低下，就可想而知了。首源的《古今伪书考》一书，在士林中广受称道。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周中孚曾说它“误信旧说，把不伪的当成伪的，不免被前人的说法欺骗”，可以说深深击中了要害。我出生得晚，向来不重视这部书，常常把它放在一边不看。姚氏生在清初、处于学术荒疏的时代，只是抄撮《通考》一类著作，取舍多有失当。再说，我们今天承接老师宿儒之后，所凭借的材料和条件比姚氏丰厚十倍百倍，哪里还需要使用这种陈旧的刍狗呢？自从张之洞在《輶轩语》中称姚氏此书“简便易看，是阅读诸子的门径”以后，士林中很多人便被他的说法震动迷惑了。不知道这部书兼包经、史、子三类，张氏却偏偏说它是子类的书，开口就已经有错误了。大概官场中的议论，在同士人百姓酬酢应对时，必然有草率失察的地方。最近看到姚氏这部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等中学都油印发行，众多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我正深深哀怜社会常识不健全，竟然还不自觉地颠倒在三百年前的陈旧说法中。适逢我奉命随校进京，参加清宫古物工作，在琉璃厂书肆看到有新出版的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其中也多为空泛铺衍姚氏的说法，没有加以纠正。难道天下人都随波逐流，始终没有人做姚氏的诤友吗？回校以后，我略据各家的考订以及平日的心得，竭尽数日数夜的力量，每一书之下，总是把姚氏的考证列在前面，把我的考证列在后面，借此让学者省去两次购买之费，题名为《重考古今伪书考》，希望能够满足当时研究国学者的急需，也稍稍尽到我的职责。世上若有博大精深的君子，幸请纠正我的不足。夏历中华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题记于东南大学六朝松下。武进顾实。此书在东南大学被用作教材，我曾为学生讲授。友人胡朴安把它刊载在《国学周刊》中，起初题名《古今伪书考笺正》，后来觉得不妥，重新改为现在的书名。按：姚氏此书原为一卷，分为经、史、子三类，现在分为三卷。原来又细分为：有些是真书但夹杂伪文，有些本来不是伪书却被后人冒托某人的名义，有些是两人共用一个书名、如今流传的本子不知道是哪一人的作品，有些书本身不伪但书名是伪造的，还有些无法确定著书人。原先分别得很琐碎，现在合并成一卷，共四卷。姚氏原序只限于经、史、子三类，不收入集部；但子类中混入了《杜律虞注》一书，应该归入集部，前人已经批评过。又，我在《重考》中有“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的详细说明”的话，那也是我所著的书，参考它会更加清楚。至于《麻衣正易心法》《家礼仪节》《天禄阁外史》等书，关系不大，概不再考，以省去烦琐。顾实附记。姚际恒，字立方，原字缀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成为生员。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西河诗话》都记载过他的学问和品行。阎氏生于崇祯九年，姚氏只比阎氏小十一岁。顾实再记。

译《古今伪书考补证序》黄云眉 姚首源说，辨伪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楂、梨、橘、柚味道各不相同，却都能调和口味；伪书即使是伪的，也有其所以为伪的作用。辨伪者只是要使真伪各自发挥作用，并不是要把伪书一一踩踏、焚烧，以彻底斩断根株才感到痛快。明白这一点，才知道辨伪者并不是憎恶伪书。再说，伪有巧拙，辨也有难易。丑人捧心，模仿西施皱眉，乡里人一看就能笑她，这是拙劣而容易辨认的伪；淄水、渑水混合，易牙品尝后才能辨别，别人却做不到，这是巧妙而难以辨认的伪。伪造得巧妙而难辨，就会出现把真的当成伪的、把伪的当成真的情况。然而辨伪者的心志本来以求真为目标，只是辨伪的方法还没有达到完善罢了；我再进一步加以辨析，并不是要责怪辨伪者，而是要辨明他尚未达到的地方。明白这一点，才知道辨析辨伪者也不是憎恶辨伪。姚氏的《古今伪书考》，是一部浅薄的辨伪书。考察它的大概，无非是抄撮《通考》《诸子辨》《笔丛》等书中的说法，排列编成一书。分类错误，取舍随意；而且加以斥骂，往往也不合情理。大概它在详细考核方面不如宋、胡二家，而在武断方面却超过他们；这不足以使作伪者心服。近人顾惕生氏于是依据姚氏的考证重新考察，想纠正姚氏的错误，做他的诤友。我读他的书，也觉得颇有独到之处；但他因噎废食、盛气凌人、叫嚣不已，其武断的态度又和姚氏相同。这就像用水增加水的分量，又怎么足以使姚氏心服呢！姚氏辨伪的方法确实疏略。然而伪书像毛发一样繁多，逐代增饰；如果我们胸中还横亘着一套固守古说、维护前人的观念，那就罢了；如果没有这种观念，那么即使责备姚氏漏辨的多于误辨的，又怎么忍心再责怪他呢！不过，捉到盗贼却没有追回赃物，终究无法堵住盗贼的嘴，也无法消除道路上的疑惑。假如这不到百种的伪书，因为列举的证据不完备，仍被那些固守古说、维护前人的人拿来抵赖、践踏，那么就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我们应当帮助姚氏据理申辩的地方。《补证》这部书，大概正是秉持这个宗旨。不过，姚氏是辨伪的人，顾氏是辨析辨伪的人，并不是所谓固守古说、维护前人的人。真伪越辨越清楚：姚氏说它是伪，顾氏证明它是真的，云眉又进一步证明它是伪。所求的只是事实。并不是为了争胜。让真的成为它所是的真，让伪的成为它所是的伪，使真伪各自发挥作用，这是我们读书应有的态度，也是为后来者开辟一条读书坦途的办法。如果把真的当成不真，把伪的当成不伪，那是方法还没有达到；云眉不因此责怪姚、顾二人，别人又怎么会因此责怪云眉呢？再说，是非公道本来都在人的心中；如果按照情理衡量而仍然不妥，即使伪《古文尚书》经过阎若璩、惠栋等人的侦查判决，已经成为铁案如山，也不难继毛奇龄之后再为它申诉；何况补证的工作力量分散，只能引出头绪而不能穷尽原委呢？云眉虽然帮助姚氏据理申辩，却不是他的盲目帮凶。如果再有像顾氏这样的诤友，严肃地斥责他，纠正他的错误、扶正他的跌倒之处，云眉将欣然接受而不抵触；学术是天下的公器，真伪本来不必由我来定断。唉！在平静的水流中鼓起愤怒的巨浪，在寂静的树木间震动狂风，不仅不敢这样做，而且也不能硬说自己是在钩稽群艺、哗众取宠；否则就无从逃脱罪责。现在请略述《补证》的内容：姚顾二人的考辨，都截取他人文章中的几句话来成就自己的论说。本书则大致仿照《经义考》的体例，把他人的文章列在前面，自己的论说接在后面；他人的文章大多全部录入，不是过长的，便不敢删节，恐怕取舍会违背原意。（其中如唐檗黄先生辨《尹文子》，马夷初先生辨《列子》，都因文章过长而割裂收入本书，至今引为遗憾。）先录清人及近人辨伪的文章；不足的，再以《四库提要》补充；仍不足，才写下自己的浅见来补充：其中断自清人的部分，是承接姚书而避免繁复。（写自己的浅见时，则不受此限。）先列他人文章而后列《四库提要》，是因为《提要》便于查阅。《提要》约占十分之一，我的说法约占十分之三，他人的文章也只约占十分之六，这是因为辨伪文章本来就少有专篇，作者又受见闻所限，不能广泛搜集、博引资料。凡是不必补充、也无需补充的，便不补。古文《尚书》、孔氏传，是不待补充的。所谓《古三坟书》《麻衣正易心法》《易干凿度》《天禄阁外史》《素书》《心书》《续葬书》《拨沙经》《家礼仪节》《致身录》等，有的猥琐不足讥评，有的一看名目便知是伪书，这些便是不必补充的。至于《韵书》偶尔题作沈约，《杜律》误题为虞注，《手泽》改署为《志林》，既不同于伪书这一类，也列在不必补充之中。本书的编排仍依照姚书；但有许多地方与姚氏的说法不同，另列表格附在后面，以便查阅。我刚刚写完稿子，我的朋友陈伯瀛先生把江侠庵先生编译的《日本人先秦经籍考》拿给我看。我接受后读了，其中如本田成之的《作〈易〉年代考》；内藤虎次郎的《〈易〉疑》《〈尔雅〉之新研究》；武内义雄的《两戴记考》《大戴记》《曾子十篇考》《庄子考》《列子冤词》《孙子十三篇考》；佐藤广治的《孝经考》；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穆天子传考》；狩野直喜的《汲冢书出土始末考》等，与本书的论点有许多异同。然而这些著作出自专家之手，具有很高的研讨价值。本书来不及收入，姑且把它们的篇目附列于此，以表示敬意。同时也借此惭愧于国人的拘泥空疏、自我蒙蔽，并讥刺那些认为辨伪是多事的人。此外，本书的完成，得到我的朋友冯孟颛、陈伯瀛两位先生不少帮助，谨在此致以谢意！一九三一年，余姚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重印引言 黄云眉

译我所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问世将近三十年了；但由于此书随着出版机构长期辗转迁移，以致与世隔绝、隐没不彰，直到今天还不为读者所熟知，而我自己也早已把它看作陈旧无用的东西了。解放以来，学术研究从多方面展开，百家争鸣，都把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作为竭力遵循的准绳。风气受到激发，不仅新著如林，读者应接不暇；对于我国数千年来先民劳动所积累的大量文献，也都竞相设法整理、批判地吸收，使之成为今天学术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确实是过去绝不可能有的现象，我这个白发老人对此感到精神振奋！至于我的《补证》一书，自认为也终究不应被今天完全弃置，不应只把它看作陈旧无用的东西，因为古籍真伪的辨析，仍然是今天整理大量文献工作中的首要课题。古籍真伪的辨析，发端于唐代，经过宋、明、清逐渐发展成长河般的形态，但今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补证》的用意在于巩固姚氏之考，范围较为狭窄。在这之前由此而起的，有《古史辨》一书，但它的目的并不专在辨别古籍真伪；在这之后由此而起的，有《通考》一书，其搜集编纂的勤奋确实不可抹杀，但所取材料多不是原始资料，取舍裁断也嫌不足。把所有古籍一一追溯其源流，穷究其真伪的原因，原本就不是少数人能够仓促完成的工作，也不能要求在早晚之间完成。然而这并不是今天学术研究日益进步的时代所应讨论的难事；过去所谓的难事，今天看来，难道不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吗？《补证》粗陋浅薄，虽然经过修订，仍未改变旧貌。此次重印问世，并不是因为此书有多么微小的帮助；我诚恳希望今天研究古代文献的人，因阅读此书而认识到，古籍真伪的辨析仍需继续，并应急切关注，及时完成前人尚未完成的事业，使丰富的古籍能够正确地为今天所利用。附录二 宋、胡、姚三家所论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诸子辨》：鬻子——其门徒所记，汉儒补缀；管子——并非管仲亲自撰作；晏子——并非晏婴亲自撰作；老子——存疑；文子——并非计然所著。 《四部正讹》：鬻子——残伪；管子——真伪相杂；晏子——同上；文子——驳杂。 《古今伪书考》：鬻子——伪；管子——真书中杂有伪作；晏子——后人采集晏婴事迹编成；文子——不全是伪书。《诸子辨》：关尹子——伪；亢仓子——伪；邓析子——真；鹖冠子——真；子华子——伪；列子——后人会集编纂而成；曾子——并非曾子亲自撰作；言子——并非言偃亲自撰作；子思子——并非子思亲自撰作；慎子——真；庄子——《盗跖》《渔父》《让王》三篇，疑为后人窜入。 《四部正讹》：关尹子——伪；亢仓子——伪；鹖冠子——真中杂伪；子华子——伪；列子——真中杂伪；慎子——伪；庄子——真中杂伪。 《古今伪书考》：关尹子——伪；亢仓子——伪；鹖冠子——伪；子华子——伪；列子——伪；墨子——真。《诸子辨》：鬼谷子——真；孙子——真；吴子——真；尉缭子——真；尹文子——伪；商子——真；公孙龙子——真；荀子——真；韩子——真；燕丹子——伪；孔丛子——伪；淮南鸿烈解——真。 《四部正讹》：鬼谷子——伪；孙武——无可疑；吴起——战国人搜集他的言论编成；尉缭——无可疑；孔丛子——疑伪。 《古今伪书考》：鬼谷子——伪；孙子——不知道是谁作的；吴子——伪；尉缭子——伪；尹文子——伪；商子——伪；公孙龙子——伪；荀子——伪；韩子——伪；燕丹子——伪；孔丛子——伪；淮南鸿烈解——真。《诸子辨》：扬子《法言》——真；抱朴子——真；文中子——伪；天隐子——存疑；玄真子——真；金华子——真；齐丘子——伪；聱隅子——真；周子《通书》——真；子程子（一名《程子粹言》）——真中有伪。 《四部正讹》：抱朴子内外篇——真；文中子——真伪相杂；《化书》——窃取；《连山易》——伪。 《古今伪书考》：刘子——并非刘昼所作；刘子《新论》——并非刘昼所作；文中子——伪；《化书》——不知道是谁作的。《四部正讹》：归藏易——伪；子夏易——伪中有伪；《周易干凿度》——伪；《乾坤凿度》——伪中有伪；《三坟》——伪；古文《尚书》百两篇——伪；《尚书孔安国序》——存疑；《元命包》——真中有疑伪；《关朗易传》——伪；《麻衣心法》——伪；《王氏元经》——伪；《仪礼逸经》——伪。 《古今伪书考》：子夏《易传》——伪；《易干凿度》——伪；《古三坟书》——伪；《关朗易传》——伪；《麻衣正易心法》——伪；《元经》——伪。《古今伪书考》：易传——另见《通论》详论；古文《尚书》——伪；汉孔氏《尚书传》——伪；《焦氏易林》——伪；《诗序》——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伪；《周礼》——另见《通论》详论；《大戴礼》——决不是戴德的原书；《孝经》——伪；《忠经》——伪；《孔子家语》——伪。《古今伪书考》：小尔雅——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伪；《家礼仪节》——伪。 《诸子辨》：阴符经——伪；六韬——后人假托；三略——后人假托；越绝书——东汉人依据伍子胥的事迹润饰并改名；素问——六朝人据《内经》编缀并改名；灵枢——同上；魏公子无忌——秦汉游侠假托；苌弘——同上；范蠡——同上；大夫种——同上。 《四部正讹》：阴符经——伪；六韬——伪；三略——并非圯上老人所作，真伪相杂；越绝书——书并非伪书，但不是子贡、子胥所作；黄

译帝素问——伪；灵枢经——伪。

译《诸子辨》：公孙鞅——同上；广武君——汉代游侠假托；韩信——同上；神农——假托，尤其荒唐；黄帝——同上；风后《握奇经》——同上；力牧——同上；蚩尤——同上；封胡——同上；鬼臾区——同上；项王——伪托；武侯十六策——伪。 《四部正讹》：风后《握奇经》——伪。《诸子辨》：武侯《心书》——伪；黄石公《素书》——伪；孙子（孙绰）——原书亡佚后由后人补作；李卫公《问对》——后人假托；广成子——伪；无名子——伪；黄帝内传——伪；穆天子传——周穆王史官所记；晋史乘——伪；楚梼杌——伪；山海经——战国好奇之士杂录奇书编成；燕丹子——汉末文士依据《荆轲传》增删编成。 《四部正讹》：李卫公《问对》——伪；《山海经》——书并非伪书，但不是禹、伯益所作；《晋史乘》——伪；《楚梼杌》——伪。 《古今伪书考》：李卫公《问对》——伪；《穆天子传》——汉代以后人所作；《山海经》——伪；《燕丹子》——伪。《诸子辨》：宋玉子——伪；神异经——伪托；十洲记——伪托；赵飞燕外传——伪；鲁史记——伪；西京杂记——非伪；述异记——不知道作者是任昉还是祖冲之；列仙传——伪；牟子——论，伪；洞冥记——伪；汉武内传——伪。 《四部正讹》：神异经——伪；十洲记——伪；飞燕外传——伪；西京杂记——伪；列仙传——伪；洞冥记——伪；汉武故事——伪；拾遗记——伪。《古今伪书考》：梁四公记——伪；隋遗录（一名《南部烟花录》）——伪；开元天宝遗事——伪；广陵妖乱志——诽谤之辞；潇湘录——最为鄙陋荒诞，作者不止一人；牛羊日历——托名；龙城录——借名；续树萱录——借名；白猿传——托名；碧云騢——托名；云仙散录——前六卷为伪；清异录——真。《古今伪书考》：艾子——伪；钟吕传道集——伪；香奁集——托名；魏文诗格——伪；李峤诗评——伪；乐天圣俞二金针——伪；欧阳修杜诗注——伪；苏氏杜诗注——伪；洞极——伪；司马穰苴兵法——存疑但也不是伪书；通玄经——同上；潜虚——真中有疑伪。 《四部正讹》：司马法——真中杂伪。 《古今伪书考》：司马法——伪。《诸子辨》：春秋繁露——讹误；周书——真；纪年——真。 《四部正讹》：春秋繁露——书不伪，但书名是伪的；汲冢周书——汉代以后人仿作；竹书纪年——后人增改。 《古今伪书考》：天禄阁外史——伪；十六国春秋——伪；致身录——伪；隆平集——伪；于陵子——伪；石申星经——伪；周髀算经——伪；拨沙经——伪；神农本草——伪。《古今伪书考》：秦越人《难经》——伪；脉诀——伪；博物志——伪；杜律虞注——伪；三礼考注——真中杂伪；贾谊新书——伪；伤寒论——伪；金匮玉函经——伪；尔雅——书不伪，但不是周公所作；［书名缺漏或无法辨识］。《书》——书不伪，但不是沈约所作；《水经》——书不伪，但不是桑钦所作；《吴越春秋》——有两位作者，不知道究竟是谁所作。《东坡志林》——书不伪，但书名是伪的；《国语》——不知道是谁所作。附记：《诸子辨》不能说是纯粹辨伪的书，因为它每辨析一书，总有一段评论对该书的理解，甚至完全是在评论，没有一句辨伪的话。不过它总是辨伪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所以和《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列成一表，以便比较。《诸子辨》是宋濂所作，《四部正讹》是胡应麟所作，《古今伪书考》是姚际恒所作，所以这张表名为《宋、胡、姚所论列古书对照表》。姚名达 附录一

译《古今伪书考》跋 顾颉刚 《古今伪书考》一卷。宣统己酉年，才在孙伯南先生的书架上看到它。去年在京城特意寻找，却没有找到，于是借孙先生的手抄本抄录下来。这部书最初刊刻于《知不足斋丛书》中；错误很多，文字也繁冗。现在把其中可以订正的地方校正了。孙先生所藏的是光绪十八年秋浙江书局的单行本。浙江书局的这个刻本版刻很差，我已加以校正；将来得到善本，再重新校勘。书中没有序跋，也没有记载年代。姚君的生平事迹，在其他书中也很难考见。看他引用的书和论说只到钱牧斋、顾宁人为止，那么他应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人。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深藏才学、不求在世俗中获得声誉的人。后来寻索他所著的书，在《易传》条下说：“我另有《易传通论》六卷”；在古文《尚书》条下说：“我另有《通论》十卷”；在《大戴礼》条下说：“我先前写过《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明《大戴礼》不是原书，而是后人伪作”；在《周礼》条下说：“我另有《通论》十卷”；在《孝经》条下说：“我所著《通论》只论九经，其他伪书类别没有涉及《孝经》”；在“真书杂伪”一类下说：“经书则有《礼记》《仪礼》，都在本书中详细论述。”由此可知，《通论》的撰作极为博洽，辨析取舍一定非常精审。因为他有《通论》，所以这部《考》中对于《易》《书》《礼》都没有再写考辨。然而《通论》没有传本可以寻求，查检各家目录也没有记载，难道已经散佚了吗？古文《尚书》的伪作问题，自梅君以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都已经辨明了。近代以来，《周礼》也颇受攻击。而《易传》《仪礼》直到清代结束，大概还没有人怀疑。假使姚君的《通论》还在，一定能使我们扩大异闻。如今只能从这部《考》中窥见一些片段，姚君的名声没有泯灭，也仅仅依靠这部书；至于它是否流传下来，难道是姚君本人的意愿吗！这部书一卷，很像随手写成的札记，并不是有意作为著述来写的，所以文笔疏散。它的讨论多采纳前人的成说，从《汉书·艺文志》《隋书》以下，到唐代柳子厚、宋代晁子止、陈直斋、明代宋景濂、胡元瑞，都多有采录，其中又以晁、陈两家最多。有时稍作折衷，却没有全部加以考证，不能说是广泛讨论而无所遗漏。它没有列举而遗漏的书，在“经”类中，有《书序》《周易举正》《干元序制记》《论语笔解》《六经奥论》等书；在“史”类中，有《圣贤群辅录》《五孝传》《卓异记》等书；在“子”类中，有《孟子外书》《邓析子》《燕丹子》《灵棋经》《道德指归论》《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注》《群书治要》《家山图书》《搜神记》《述异记》等书。至于医药、术数方面的书籍，更是数不胜数。若论“真书杂伪”，还有朱子的《通鉴纲目》；若论“两书并名”，还有高诱的《战国策注》；在姚氏成书之后，又有日本刻本《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氏注》。这类书都可以补充讨论，不能要求本书一一完备。至于他的编排，我私下也有意见。他把《忠经》列入经部，把《天禄阁外史》列入史部，难道只是看了书名吗？对于《文中子》，既据《挥尘录》证明王通确有其人，又说“究竟是王通、郊、畤，还是逸，我不得而知”，那就是“还不能确定著书的人”了。对于《诗序》，既据《后汉书》证明是卫宏所作，又说“不是伪书，但实际上也与伪书相同”；对于《杜律虞注》，既据杨用修的话，说是张伯成所作，后人把它托名给伯生，又说“伯生文集中有一篇《杜诗纂例序》；想来是因此误认为伯生所作吧”：那么这两部书就是“本来不是伪书，只是后人妄托某人的姓名”。对于《干凿度》说“宋人搜集类书编成”；对于《竹书纪年》说“我认为《纪年》是后人增改的”；对于《李卫公问对》，明明认为它不是阮逸伪造的书，却又说“今天世上流传的本子，应当是神宗时所订定的，而他所订定的内容实际上采自《通典》”：那么这三部书就是“真书中杂有伪作”。如今却把它们与伪书同列，不也过分了吗？对于《商子》，采纳周氏的说法，说“其中精确切要的地方，《史记·列传》已经全部包括；凡是《史记》没有记载的，往往是作者附会的”；对于《贾谊新书》，采纳陈氏的说法，说“多处抄录《汉书》的话，不是《汉书》所有的内容便往往浅薄驳杂，不值得看，决不是贾谊的原书”：两者的说法相近，但《商子》判为伪书，《新书》却判为真书，这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了。对于《脉诀》，说“题称晋代王叔和撰写，晁氏认为是后人假托”；对于《金匮玉函经》，说“这不是仲景所撰，而是后人假托的”：两书说法也相同，但《脉诀》判为伪书，《玉函》却判为真书，这又不足以使人信服了。《孙子》一书，反复考察也没有证据，那么本应与《鬻子》《鬼谷子》一起列入伪书，却独自列在“尚未确定作者”一类中，难道恰当吗！《阴符经》既然就是寇谦之所作，而七位贤者的注本又已被反复涂改，完全是伪托，那么即使相传为寇谦之自传其书、确实有他的注，又怎么还能列入真书呢！对于《文子》，只说“不全是伪书”，却不说明为什么不全是伪书；对于《列子》，只说“想来战国时本来有这部书”，却不说明为什么认为当时确有此书：于是《文子》《列子》就不再是伪书了。若把《晏子春秋》和《管子》采用同一标准，把《素问》《本草》和《山海经》并列考察，却又在真伪判定上大相径庭：为什么随意抑扬竟如此严重呢？我曾经论述过，他的毛病有两点：一是根据文辞的工巧或拙劣判定真伪，所以认为《文子》《列子》是真的，而认为《鹖冠子》《公孙龙子》是伪的；二是根据后世著述的成法来概括古籍，所以把《黄帝素问》《神农本草》《晏子春秋》一概列入伪书。姚君难道也没有深入思考吗？从前有人在笔记中说姚君抨击《孝经》，大概过于激烈。我认为，这部《考》中最精辟的话，没有比《孝经》条更好的了；其他各条大多依附前人的说法，真正有所发明的很少。谈论伪书的人，我最信服章实斋。我私下取用他的说法，分为七类，并不是都可以用“伪书”一词概括：

译第一类叫“师说”。圣人创制的典籍由官府掌守；到了周末，文辞日益繁盛，流传为诸子百家的学说。口耳相传的学问不可能没有差误，所以写在竹帛上，授予相应的人，以求传习得更加广泛。因此，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有的出现在战国，彼此相类的又延续到汉、魏。后来有卓越的人物，受到众人宗仰，他们的法度仍在流传，但著述尚未写录，知道这些的人也就代为记述，同时仍署原人的名字。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公传之意，不必用是否真实的标准去衡量。像《素问》《本草》《山海经》《周髀算经》《易传》《三礼》《难经》《星经》等书，虽然有后人伪托附会，又不能确定究竟是谁著书，但终究不应和凭空伪造的书同等看待。如今《四库》所著录、各家书目所列举的书，医药、术数类著作特别多有托名，实在是因为这类学说不依靠书籍来传承。第二类叫“后记”。《管子》记述管仲死后的事情，《韩非子》记载李斯的驳议：这是因为古人的书没有私人著作的观念，大多出自后学的编缀整理，即使有不相伦类之处，也不妨碍传信。因此，《管子》《晏子》不能说是伪书，就像《春秋公羊传》成于高孙寿，《尚书大传》由张生、欧阳生记录一样。论其体例，与前一类很相近。只是前一类记载学说，学说即使年代久远，也没有不能包括的；即使法言多有疏漏，师承关系不能全部追寻，也还是凭意旨贯联起来的。后一类记载事情，事情的年代不能相隔太远，人的言行也不能凭空虚构，所以有所不同。第三类叫“挟持”。有的借用偶然获得的名声，有的袭取散见的言语。因此，借倚相而有《三坟》；因《老子》传而有《关尹子》；贾谊感赋，于是造作《鹖冠子》；列子夸张其说，于是编成《穆天子传》：这些假托越来越巧妙，而用心却越来越拙劣。章氏说：“刘炫伪造《连山》，梅赜伪造古文《尚书》，都是应诏进献，以求取禄位利益。既然《坟》《典》已经亡佚，伪作者搜辑补缀，未必一点真实残存也没有；如古文《尚书》搜辑逸书，散见于记传中的内容几乎没有遗漏。六朝古书还没有大量散亡，采辑起来本来就比较容易。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反而借此作伪，岂不可惜！”因此，薛据作伪，也就和王肃一样；江声作伪，也就和梅赜一样。然而一方面有保存、补辑逸文的功劳，另一方面又有扰乱古籍的罪过，使用这种方法不能不谨慎。这是伪托古人的情况。第四类叫“假重”。名贤的著作受到世人珍视；只要有一部书流传下来，哪里只是十匹缣帛的价值呢？所以《小学》托名朱熹，政经托名真西山，《杜诗注》归给苏东坡，《潜虚》归给司马光。这是托名近世人的情况。这两类，都是章实斋所谓的奸利之徒：“在朝廷面前欺骗，便能得到俸禄官位；在市场上欺骗，便可以任意垄断。”心术被蒙蔽到这种地步，竟会如此！第五类叫“好事”。大体上与拟作相同，动机在于炫耀奇异。玩弄几十个愚人，戏弄千年以前的古人；行为脱略不羁，自以为风流可赏。明代丰坊、姚士粦一类人，或许就是这种人吧！又有的人心中怀着愤激，动辄想诬陷别人、嫁祸于人，于是有僧孺《行纪》、圣俞《碧云騢》之类的作品。第六类叫“攘夺”。前面几类都是自己写作却假托古人，这一类则是窃取别人的话据为己有，在各种伪书中品格最低。章氏说：“窃取别人的美名，等同于窃取财物的盗贼，老子早已说得十分明确。谭峭窃取《化书》归于齐丘，郭象窃取《庄子》归于向秀，原作者如果有知，不能不为窃取者痛心；因为穿墙入室、打开箱箧的盗窃手段，必然还会篡改增删，以便掩饰自己的著述，从而丧失原书的本旨。不懂得公传之意，却想从中谋利、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大道废弃之后，人心就不可问了！”我认为，清代古籍已经大为彰明，凡是不曾著录的，大概已经失传；而从各书中辑录逸文，则有《玉函》五百余种，《抱经》《平津》《问经》《别下》《心斋》《鲁山》各一百余种，灿然陈列。想要伪造古书的人已经无从下手，挟持和好事的途径或许可以断绝。唯独攘夺比古代更加严重，往往众目昭彰，而抢夺金钱的人却都在市场上挥臂争夺。全国都受到这种风气影响，竟安然不以为怪。能够篡改增删原文的，似乎仍然极少。廉耻之道丧失，于是使王俭、阮逸之流反而应该受到尊敬和赞美，真可悲啊！第七类叫“误会”。本来不是伪书，后人迷惑而不能辨别，于是沿袭传说，误认为是伪作。凡是姚君所谓“有后人妄托某人的姓名”“有两个人共用同一个书名，今天流传的本子不知道究竟是谁所作”“有还不能确定著书的人”的，都属于这一类。我一向认为，目录虽然应当按体裁类别划分，也应该辨别时代。如今考察伪书，往往想到出现在汉、魏之间的，应当和唐、宋以来的区别等级；这样排列比较，也可以看出学风发展的趋向。我又认为，《孝经》本来是伪书，若把它收入《礼记》，明确标明是秦、汉儒者所作，便不能说是伪书。《中庸》不是伪书，但自程氏认为它是子思忧虑道学失传而作的，那么它和《诗序》也相同。《列子》杂采道家、纬书，与《亢桑子》的伪作相同；《易林》误题为焦赣所作，与《尔雅》的诬托相同。姚君所列举的，也有不合类例之处。我的学问仍如盲人一般，不能辨识。将来读书稍多，希望为这部《考》作补正。先把这些记在这里，作为日后继续研究的基础。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颉刚写完这篇跋。

译《校点古今伪书考序》顾颉刚 我现在已经成为以整理古籍为专业的人了。这种嗜好的养成有多方面的诱因，但在许多诱因中，力量最大的一个，就是姚际恒的这本小书《古今伪书考》。我小时候什么书都喜欢翻看，没有目的，也没有问题。家中旧藏有一部王谟本《汉魏丛书》，尤其使我高兴，因为里面搜集的古人著作种类最多，最能让我了解古籍现存的状况。《古今伪书考》这个书名，我早就在《书目答问》中见过；但因为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中，而这部丛书不容易见到，所以一直没有读过。到了十七岁那年，才借到一部浙江书局的单行本。没想到读过以后，我的头脑中突然发生了一场大革命。这是因为我视为“枕中鸿宝”的《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被认为是战国、秦、汉人的作品，却被他一阵攻打，十之七八都打入了伪书堆中。我过去对于古人的著作从未产生过疑问，到这时却全都引起了问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我二十岁以前，在学术上受到的巨大震动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次，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刺激深深决定了我一生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它们所指引的道路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没有详尽广博的论述，它本身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很微小。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这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怀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并列入伪书，使初学者面对一大堆材料、茫然无从选择、最容易陷于轻信之时，突然听到一声有力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并不是真话，还有无数问题尚未解决，那么这本书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研究成果，而在于它给初学者带来的影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后来我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存目中知道姚氏有一部笔记，名叫《庸言录》，是最为大胆的著作，可惜没有见到。他用全部精神写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经学发出总攻击令的著作；它比阎若璩的范围更广，态度也更彻底，可惜同样无法见到。无可奈何，我只好给这本小册子加以标点，以吸取他的一点辨伪精神。一九二［年］ ○年，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在母校图书馆任职，时间还有余裕，便从事这项工作。但我喜欢搜集材料的癖性始终改不掉，又想为这部书作笺注。作笺注时所需的书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够，于是又到京师图书馆寻找。花了几个月工夫，范围越放越大，材料越积越多，问题也不断产生，这部书的笺注竟陷入无从下手的困境。不过，笺注虽然没有做成，却因为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工夫，把过去学术界发生过的几次辨伪运动弄得很清楚。于是我又发下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又过去十年了。这十年中，时局不安，生计压力迫使我频繁奔走南北，《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常常引以为憾的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努力搜求姚氏的遗著，也颇有一些收获。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看到他所引用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他的《古文尚书通论》。再后来，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看到引用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那里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又转抄到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那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通过这部书目知道他读过哪些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找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买到了一部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来抄录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也借来抄录了。将来说不定还会有意料之外的发现。姚氏是清初的一位大学者。关于他的学问来源和研究态度，我们可以引用《四库提要》中的话来说明：际恒生于本朝初年，常与各位老前辈交游，所以往往抄取他们的学术观点。他辨析经书时，如斥责《图书》伪造，依据黄宗羲；斥责《古文尚书》伪造，依据阎若璩；斥责《周礼》伪造，依据万斯同；论说“小学”这部书的数目，依据毛奇龄，但立论更加放纵。至于以欧阳修为祖，采纳赵汝？认为《周易》十翼是伪书的说法，就更加蛮横了。他论学时说，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都出于禅学，这也是本于同时代颜元的说法。至于说程朱之学不灭，孔孟之道就不能显明，则更加悍妄。……（《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能够掌握真实，自然会有人听从你；只要别人能够掌握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采用当时各家的说法来著书，是他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是他的罪状。而且他具有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然可以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之后才可以辨伪呢！

译所以我们考察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长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人作了同一方向的努力，充分发展了自己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去谈论他是否剽窃。（他辨伪《古文尚书》并非剽窃阎若璩，证据见下文。）至于他的著作为什么失传，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认为，《提要》中既然斥骂他在经学方面的种种错误，撰写《提要》的人一定看过他的《九经通论》。可是《四库》中没有这部书，即使在存目中也没有这个书名，可见他们有意压制他。他的书既然遭到以“辨别黑白、确立唯一标准”为宗旨的四库馆痛斥，自然别人再也不敢为他表彰了。按：这个推测很有可能。康有为先生《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撰写古代经书，因为担任总校书的职务，所以能够假托中书的名义，任意篡改混乱。……按：古今担任总校书职务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能够左右学术，颠倒是非，篡改古书。先从今天的事例来验证。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群书由纪昀主持，算法则由戴震主持。而《四元玉鉴》是中国算学中最精密的著作。戴震在《测圆海镜提要》中说：“考察立天元一法，见于宋代秦九韶的《九章大衍数》中；此后，《授时草》以及《四元玉鉴》等书中也多次见到它。”那么戴震必定看过《四元玉鉴》，却没有替它著录，大概是想独占这门技艺。（《提要》中提到并列入目录的，是他无意间流露、来不及校删的内容。）纪昀极力攻击朱子，叙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中的鄙俗言论，讥讽《名臣言行录》没有记载刘元城的几条内容；其他主张杂学、用来攻击宋儒的说法，他无不采纳，后生多被他迷惑。……幸好生在国家强盛、群书齐备的时代，所以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篡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非常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诉我两件篡改古书的事实：第一，《宋楼钥攻媿集》中，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刻本校对过，发现四库本改窜很多，尤其以他替妇女撰写的墓志铭为严重。因为宋代女子丈夫死后改嫁是平常事，所以原本《攻媿集》中常常记载女子改嫁的事实，以及她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的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写，务必使她显得终身只嫁一人。至于把她归到哪一个丈夫名下，则按照官阶大小决定：前夫官阶高，就让她始终归于前夫；后夫官阶高，就让她始终归于后夫。第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这部书在中国早已失传，修纂《四库全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在“夷狄之有君”一章中，疏文的意思是：夷狄虽然有君主，仍不如中原没有君主；而四库本疏文的意思却是：中原没有君主，仍不如夷狄有君主。意义完全相反，却是在同一本书中发现的，而且字数相同。《知不足斋本》也是根据日本刻本刊印的，但这一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相同，后印本却与四库本相同。大概四库馆臣因为清帝出身女真，所以每当书中说到夷狄，无论在文字上还是意义上，都一定要改到不伤皇帝面子为止。《知不足斋本》已经刊成后，才知道四库馆中改动了文字，不敢不依照钦定文字，只得挖去原字重新改写。（近年上海石印的《知不足斋丛书》仍采用初印本，还没有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采用四库本。这两部书都很容易见到，大家不妨把它们对照校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设四库馆是有明确主张、也有实际作用的。他们整理古籍并不是客观进行的，而是凭借自己的主张和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遍：哪些应当提倡，哪些应当禁止，哪些应当因袭，哪些应当改变，借编纂书籍的工作来行使取舍和决定存废的权力。如果当时还没有刻书这件事，传抄本又逐渐把四库本当作标准本，那么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四库本就会成为全国统一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就可知道刘歆校书时篡改许多古书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实在不必对今文学家的攻击过分怀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姚氏的著作，当时可能有几种刻本，因为《好古堂书画记》和书目都证明他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即使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在生前写定而未能刊刻，也一定有许多抄本。为什么《四库总目》只把《庸言录》列入存目，其他著作连存目也列不上呢？这很明显，是因为他怀疑古书、攻击古代经学家的态度绝不被四库馆诸臣容忍，甚至可能被销毁了；他们又担心后人赞同他的学说，所以就在《庸言录》的提要中作了一番总括性的斥骂，以表明此人不值得取法。实际上，清代学术到了乾隆时期，古代偶像又被唤醒了，清初实事求是的风气已经变成信守汉代经师学说的风气。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产生于魏晋之间，够不上汉代，又没有汉代权威替它维护；并且它的宗师是王肃，恰好是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再加上当时的大师惠栋也曾继续阎氏的事业而撰写《古文尚书考》，所以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这一案承受了下来。姚氏太过勇猛，什么书都要怀疑，当然应当受到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且把毛奇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杭郡诗辑》中的两段文字抄录在这里，权且当作他的小传：

译亡兄大千曾任仁和县学教谕，常说：“仁和只有一个学者，还是新安人。”说的就是姚际恒。我曾经写《何氏存心堂藏书序》来给哥哥看，哥哥说：“何氏藏书有多少，不过像姚立方肚子里的书箱罢了！”立方是际恒的字。后来我归田后撰写《大学证文》，偶然说“小学”是写字之学，并不是“少仪”“幼学”所说的那种学，不知朱子根据什么竟把它解释为童学，而且还搜集编成一部书，究竟是什么道理？”立方立即回答：“朱子所依据的是《白虎通》。但《白虎通》所记载的正是字学，实在不知道朱子为什么沿用这两个字。”于是略举唐宋以后称作“小学”的几处，条理清楚，没有错误。在座客人互相对望，都茫然不解，可见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当时的贤者。只是这时哥哥已经去世了，我把哥哥的话转述给立方看，立方立即赠给我一首二十韵的长律，……诗中的感情和言辞都很真挚；这才知道亡兄并不是轻易称许人的。（《西河诗话》卷四）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是钱塘监生。……首源广泛研究群书，学问充满胸腹。……后来完全放弃词章之学，专心研究经学。五十岁时说：“向平已经办完婚嫁之事，便去游历五岳；我办完婚嫁之事，便来研究九经。”于是隔绝人事，读了十四年书才完成著作，命名为《九经通论》，共一百六十三卷。又撰写《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学、史学、理学和诸子；末尾附有《古今伪书考》，立论极其严密。他家建有海峰阁，西？面向湖水，檐边悬挂着旧窑霁红？，夕阳照射进去，满室都成为霞光。有一首西？绝句说：“高阁空明，木榻铺设；白天独坐，常常过了很久。湖山一角正当？面，烟树残霞到了傍晚更加相宜。”（《国朝杭郡诗辑》；前一段与《武林道古录》大致相同。）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他是徽州人，居住在杭州；（二）他五十岁以后才专心研究经学，读了十四年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情趣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卷〕 他的出生年份，可以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找到。文中说：癸酉年冬天，我短暂游历西泠，听说休宁人姚际恒，字立方，闭门著书，辨斥伪《古文尚书》。萧山毛大可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姚廖偁，每天都盼望你来。不可不见他！”于是介绍他与我相交。他比我小十一岁。他拿出所著的书给我看，共十卷，也有失误，也有所得。失误之处与梅氏、郝氏上文所说相同；所得之处则多有超出常人见解的地方。我高兴地亲手抄写，分散写在各条下面。（卷八） 阎若璩生于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因此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们二人相遇是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这一年阎氏五十八岁，姚氏四十七岁。他四十七岁时，所著辨伪《古文尚书》的书已经完成十卷，可见他并不是剽窃阎氏的说法，只是不约而同；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晚。也许他在《九经通论》中先完成了《古文尚书通论》，所以阎氏见到他时只提到这部书；朱彝尊《经义考》中也只著录他的《古文尚书别伪例》。他完成这部书以后，就采用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其他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 ○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 ○七年。） 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九年，庚寅，一七 ○年）《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经去世六年，朱氏也在上一年去世了。再过几年，学术的中心转移到惠栋、戴震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为“过时货”了。所以此后就没有人再谈姚氏的学问，除了杭世骏以外，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几乎没有引用他的一字半句；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加统一，他便没有立足之地了。他的卒年无从考知。我们只能从上一条知道在一七 ○年以后。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中说，参照姚之骃的序文，他一定死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以前。按：姚之骃序文说（这篇序文有许多误字、脱字，现在按意思增改，并用括号区别）：自从老子在柱下收藏文史典籍以后，后代便夸耀藏书；秘阁之外，有的称车，有的称库，有的称架，有的称仓，不知有几千万卷。然而人对于书，藏得多的未必善于阅读；即使能够一目十行，事务应酬纷繁，那些另置书架、层层排窗的人，也不过徒然等待束修半？下的目光，而政务困顿罢了。所以夸耀藏书，只是名声。像我的伯父首源先生却不是这样。先生从束发读书起，就已经能够沉浸于古籍；一生却坎坷困顿，终年孤独勤读，每天亲手拿着一部书枯坐。先世本来已有藏书，他又（更）到市肆搜求，把书布□（函）装入巾箱，□□（汗牛）充栋；时间久了，书架上的藏书与腹中的学问都丰富了。那么古往今来，藏书多而又善于阅读的人，谁能比得上首源先生呢！先生在闲暇时把自己的书登记在簿册上，统计有如□（千）卷；我这个小子接受后阅读，又抄写副本。□（至）于先生亲手撰写的著作，几乎与身高相等，都是从藏书中吸收精华、滋润学问而写出的，所以谨慎地附录在后面。康熙乙未年夏末，钱塘姚之骃谨慎题写于露涤斋。这篇序文中有“一生坎壈”的说法，或许可以作为他死后的证据。但细读“先生在闲暇时把他的书登记在簿册上……我这个小子接受后阅读”这些话，又像是在他生前所说，似乎姚际恒编好书后，姚之骃便去借来抄写。而且序文中只说“世父”，没有加一个“先”字，似乎也不能作为死后的确证。我们姑且把他的卒年作为一个悬案吧。

译序文中说：“先生亲手撰写的著作几乎与身高相等……所以谨慎地附录在后面。”可见这部书的末尾原来有一篇姚际恒著作的详细目录。但八千卷楼的抄本中竟然缺失了，实在十分可惜。自从鲍廷博因为同乡关系（都是徽州人而居住在杭州），把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庸言录》中分离出来（所以分离的原因，大概是《庸言录》已经受到四库馆痛斥，不敢刊刻），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他的姓名才“若存若亡”地留在学术界。自从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把此书列入目录类，又在《輶轩语》中称此书“简便易看，是阅读诸子之书的门径”，才引起初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他的著作交上好运了。《诗经通论》在成都有了重刻本。《古今伪书考》重刻、翻印的已有五六种版本（这几种中，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丛书所刻的为好），而且有人替它作笺释和重新考订。《好古堂书目》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也影印出来了。学术有显有晦，各有时运。我们虽然不能看到他的完整著作，但仅从这一鳞半爪中，也可以领略他宏伟的气度和格局。现在，我们编纂《辨伪丛刊》，又把这部书标点出版。承蒙韩叔信先生好意，帮助我校勘标点，谨此致以谢意。以前所作的笺注之所以不附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编纂《群经辨伪集说》《诸子辨伪集说》等书，觉得没有必要给这部小书装上一个很大的尾巴。十六年前，我曾亲手抄写这部书，并写了一篇跋。现在虽然见解有所变化，但这篇文字大体还可以保存，所以仍放在本书之后。又因为姚名达先生编制了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的对照表，我们的《辨伪丛刊》已经依次刊出这三家的书，所以也把它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对照校勘。承蒙名达先生允许我们编入本册，特此一并致谢。顾颉刚 一九三 ○年二月二十三日 《古今伪书考考释序》金受申 研究学问的要领，首先应当知道书籍的真伪；然而考察书籍真伪相当困难，所以必须有专门的著作来备用。但考证不详尽，解释不清楚，就会使学者反而感到困难。我看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常常有囫囵吞枣的弊病。申某不自量浅陋，着手进行考释：凡是原书说明不清楚的，再加以考释；原书已经说明清楚的，仍然抄录，以备学者查阅；原书中不必考释的，也照样抄录。现在既然刊行，姑且在篇首略写几句话，等待指教。昭阳大渊献年，北京金受申谨记。《重考古今伪书考》蒋维乔 读书很难，如今比古代更难。我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没有边际。古人和今人的寿命大致相同，精力也大致相同，但书籍却日益产生，浩瀚无穷，这难道不是今人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古人多十倍、百倍，甚至更多吗？于是有人专门从事目录学，把书籍分辨真伪，这样古书就可以减少一半，读者或许能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刘向、刘歆二人校书，已经如此。自《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专家多得数也数不清。他们大体上包罗各种典籍，斟酌前人的说法，却没有专门考察某一部分伪书并编成一部目录来供给学者。大概也曾有过这种书，但流传下来的很少。因此姚氏首源的《古今伪书考》一书，便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姚氏与阎氏百诗同时出生。他的思想精密、学问广博，但还不足以达到阎氏百分之一。阎氏撰写《古文尚书疏证》，论定某书为伪，便成为定案。姚氏的著作论说群书之伪，却有许多不能成为定案。或许也是因为阎氏专门考察一部书比较容易，而姚氏？考察群书比较困难，所以更加不及阎氏。逊清三百年来，考订学的兴盛超过前代。顾子惕生自幼沉迷读群书，先研究宋学，继而研究汉学；研究经学采用高邮王氏、德清俞氏的家法，精通小学，实事求是；他广泛考察典籍，也没有第二种方法。我曾经认为姚首源读书不够精审，往往把不伪的书说成伪书，世人也有讥评他的；但一直没有好的著作来纠正他，给后学造成误导不？，于是重新撰写《重考古今伪书考》，广泛征引各家说法，胸中早有成竹，阐明古籍的深层意蕴，纠正当世儒者的错误，这实在可以说是姚氏的诤友、后学的津梁。顾惕生读遍天下书籍，著述等身，曾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八年，编写讲稿，多达十余种，勤劳异常；现在将依次印行，《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国文字学》最先出版，都已经重版流行。他的著作都以繁富、博引著称，往往独抒己见，前无古人；由此也可以想见他的为人。《重考古今伪书考》是他利用余力撰写的，也是因为他想继续撰写《隋书经籍志讲疏》而尚未完成，所以先写了这部书；但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没有说过而极为精到的。因此这部书与《汉志讲疏》可以相互辅助、相得益彰，它流传长久，是可以预料的。同乡蒋维乔撰序。

译《重考古今伪书考序》顾实 中国古代典籍，浩瀚如烟海。因此有目录学，作为阅读一切书籍的门径，其方法的优良，不必多说。但随着学术进步、后人不断发展提高，后来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对于前代贤者难免会有许多批评。古语说“当仁不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章炳麟说：“凡是论说古代文学艺术，不考察总体联系，不参照始末，只凭个人意思揣测，随意取舍；上等的是章学诚，下等的是姚际恒，误导后生太多了。”太炎这句话，足以振醒天下人的聋聩。章实斋的学说尚且属于上等，还担心会误导后生，那么姚首源属于下等，也就可想而知了。首源的《古今伪书考》一书，在士林中广为传诵。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周中孚曾说此书“误解旧说，把不伪的书说成伪书，未免被前人的说法欺骗”，可以说切中了要害。我出生得晚，向来并不看重此书，常常搁置一旁不去理会。姚氏生在清初，正值学术荒疏的时代，只是抄撮《通考》一类书籍，取舍很不恰当。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承接老师、宿儒之后，所凭借的材料和条件雄厚了十倍、百倍，何必还要使用这件已经陈旧的无用之物呢？自从张之洞在《輶轩语》中称姚氏此书“简便易看，是阅读诸子的门径”以后，士林中很多人便被他的说法震动迷惑。不知道此书兼涉经、史、子三部，而张氏偏偏把它说成子部之书，他的话本身已经先有错误了。大概官场中的谈论，是为了应酬士人百姓，必然有随口说出而不加检查的地方。最近我看见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中都油印发行，众多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我正深深忧虑社会常识不健全，人们还颠倒在三百年前的陈说中而不自知。恰逢我奉命随同校方进京，参加清宫古物事务，在琉璃厂书店看到新出版的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其中也多为空泛铺陈姚氏的说法，没有加以纠正。难道天下人都随波逐流，始终没有人做姚氏的诤友吗？回校以后，我大略依据各家的考订以及平日的心得，竭尽数日数夜的力量，在每一部书下面，先列姚氏的考证，再列我的考证，借此使学者省去两次查阅，题名为《重考古今伪书考》，希望能够供应一时研究国学者的急需，也稍尽我个人的职责罢了。世上有博大精深的君子，希望能够纠正我的不足。夏历中华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写于东南大学六朝松下。武进顾实。此书在东南大学用作教材，我为学生讲授它。友人胡朴安准备把它刊登在《国学周刊》中，起初题名《古今伪书考笺正》，后来觉得不妥，重新改为现在的书名。按：姚氏此书原为一卷，分经、史、子三类，现在分为三卷。原书又分为：有真书而杂入伪文的；本来不是伪书而后人妄托某人之名的；两人共用一个书名、现在流传的版本却不知道是谁所作的；书本不是伪书而书名是伪的；不能确定著书人的。这些琐细的分类现在合并为一卷，共四卷。姚氏原序只限于经、史、子三类，不收入集部；但子类中误收《杜律虞注》一书，本应归入集部，前人已经批评过了。此外，我在《重考》中有“另见《汉书艺文志讲疏》”的话，那也是我所著的书，参考它会更加清楚。至于《麻衣正易心法》《家礼仪节》《天禄阁外史》等书，关系不大，一概不再考订，以省去烦劳。顾实附记。姚际恒，字立方，原名？首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成为诸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西河诗话》都记载了他的学问和品行。阎氏生于崇祯九年，姚氏只比阎氏小十一岁。顾实再记。

译《古今伪书考补证序》黄云眉 姚首源认为，辨伪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柑、梨、橘、柚味道各不相同，却都能调和于口；伪书虽然是伪书，但了解它为什么是伪书，伪书本来仍有真实之用。辨伪的人只是想使真书和伪书各自发挥作用，并不是想把伪书一部部踩踏、焚烧，直到彻底断绝根株才感到痛快。明白这一点，才知道辨伪者并不是憎恶伪书。伪书还有巧拙之分，辨伪也有难易之别。丑人捧着心口、皱着眉头，乡里人就能笑她；这是伪装拙劣而容易辨认的。淄水和渑水混合，易牙品尝后能够辨别，别人却不能；这是伪装巧妙而难以辨认的。伪装巧妙而难以辨认，就会有把真的当作伪的、把伪的当作真的情况。然而辨伪者的心愿本来是以求真为目标，只是辨伪的方法还不够完善罢了。我再来加以辨别，并不是想责罚辨伪者，而是辨明他尚未达到的地方。明白这一点，才知道辨别辨伪者的人也不是憎恶辨伪。姚氏的《古今伪书考》，是一部浅薄的辨伪书。考察其大概，无非是抄撮《通考》《诸子辨》《笔丛》等书所说的内容，排列编成一书。分类错乱，取舍任意；而且加以斥骂，也往往不合情理。他的详细考核比宋、胡二人还少，而武断却超过他们，这不足以使作伪者心服。近人顾惕生氏于是就姚氏考证过的内容重新考订，想要纠正姚氏的错误，做他的诤友。我读了他的书，也颇有独到的见解；可是他因噎废食，盛气凌人、叫嚣争辩，那种武断的态度又与姚氏相同。这就像用水来增加水，又怎么足以使姚氏心服呢！姚氏考辨伪书的方法确实疏略。然而伪书像毛发一样繁多，历代不断增益，如果我们心中还横亘着一套护古、护前的观念，那就罢了；如果没有这种观念，那么只责怪姚氏漏辨的多，而不责怪他误收，又怎么忍心再责备他呢！虽然如此，捉到盗贼却没有取得赃物，终究无法堵住盗贼的嘴，也无法消除道路旁人的疑惑。假如这不到一百种的伪书，因为列举证据不完备，仍然给护古护前者留下攻击的空隙，那就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我们应当帮助姚氏伸张的地方。《补证》这部书，大概就是秉持这个宗旨。虽然如此，姚氏是辨伪的人，顾氏是辨别辨伪的人，并不是所谓护古护前的徒众。真伪越辨越清楚：姚氏把伪的判为伪，顾氏把真的判为真，云眉又来辨别其中的真伪。只是为了求真。并不是为了争胜。使真的成为它本来的真，使伪的成为它本来的伪，让真伪各自发挥作用，这是我们读书应有的态度，也是为后来的人开辟一条读书坦途的方法。把不真的判为真，把不伪的判为伪，是方法还没有达到；云眉不因此责怪姚、顾，别人又怎么会因此责怪云眉呢？是非公理，本来存在于人心；如果按照情理判断仍然不妥，那么即使伪《古文尚书》经过阎、惠诸君侦查判决，已经成为铁案如山，也不难继承毛氏而重新申诉；何况《补证》的工程分散了许多力量，只能引出头绪而不能完成全部细节呢！云眉虽然帮助姚氏伸张正义，却不是他的盲目拥护者。假如能再得到像顾氏这样的诤友，严厉地斥责我，纠正我的错误、扶正我的跌倒，我将欣然接受而不生怨恨。学问是天下的公器，真伪本来不必由我来决定。唉！在平静的水面上鼓起怒浪，在寂静的树木间震起狂风，不仅不敢，而且也不能自称是在钩稽群书、博取声誉；否则就无处逃避罪责。现在请略述《补证》的内容：姚、顾二人的考证，都截取其他文章中的几句话来成就自己的说法。本书大致仿照《经义考》，把他人的文章列在前面，自己的说法缀在后面；他人的文章大多全部抄录，不是过长的就不敢删节，恐怕因取舍而违背原意。（其中如唐檗黄先生辨析《尹文子》、马夷初先生辨析《列子》，都因为文章太长而拆分编入各篇，成为遗憾。）先记录清代人及近代人辨伪的文章；不足的，再以《四库提要》补充；仍然不足，才写下我的浅见来补充。凡从清代人的说法截断的，是承接姚书而避免重复。（写下我的浅见时，则不受此限制。）先列他人文章、后列《四库提要》，是因为《提要》容易查阅。《提要》约占十分之一，我的说法约占十分之三，他人的文章也只占十分之六，是因为辨伪文章本来就少有专篇，作者又受见闻限制，不能广泛搜集、博引旁证。凡是不需要补充、也不必补充的，就不补。《古文尚书》《孔氏传》是不需补充的。古《三坟书》《麻衣正易心法》《易干凿度》《天禄阁外史》《素书》《心书》《续葬书》《拨沙经》《家礼仪节》《致身录》等书，有的琐碎得不值得非议，有的只看书名就知道是伪书，这些也不必补充。至于韵书偶尔署名沈约、《杜律》错误地题作虞注、《手泽》改题为《志林》，既然与伪书不是同一类，也列在不补之内。本书的编排仍然依照姚书；但有许多地方与姚氏的说法不同，另列表格附在后面，以便查阅。稿件刚完成，我的朋友陈伯瀛先生把江侠庵君编译的日本人《先秦经籍考》给我看。我拿来阅读，其中如本田成之的《作易年代考》；内藤虎次郎的《易疑》《尔雅之新研究》；武内义雄的《两戴记考》《大戴记》《曾子十篇考》《庄子考》《列子冤词》《孙子十三篇考》；佐藤广治的《孝经考》；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穆天子传考》；狩野直喜的《汲冢书出土始末考》等，与本书的立论有许多异同。但由专家撰写专书，很有研究价值。本书来不及收入，姑且把它们的篇目附列于此，以表示敬仰，也借此惭愧于国人的拘守虚见、自我蒙蔽，以及讥笑辨伪为多事的人。此外，本书的完成，得到我的朋友冯孟颛、陈伯瀛二位先生不少帮助，也在这里谨致谢意！一九三一年余姚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重印引言》黄云眉

译我所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问世将近三十年；但由于这部书随着出版机构长期迁徙，以致被隔绝、隐没，直到今天还不为读者熟知，而我自己也早已把它视作陈旧的无用之物。解放以来，学术研究从多方面展开，百家争鸣，都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作为竭力遵循的准绳。风气所激发的，不仅是新著如林、读者应接不暇；对于我国数千年来先民劳动积累的大量文献，也都竞相设法整理、批判吸收，使之成为今天学术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确实是过去绝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我这个白发之人对此特别感到精神振奋！我的《补证》一书，自认为也终究不应当在今天被抛弃、被视作陈旧无用之物，因为古籍真伪的辨别，仍然是今天整理大量文献工作中的首要课题。古籍真伪的辨别，发端于唐代，经过宋、明、清逐渐形成绵延发展的形态，但今天仍有待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补证》的用意在于巩固姚氏的考证，范围比较狭窄。在此书以前兴起的，有《古史辨》一书，但目的并不专在辨别古籍真伪；在此书以后兴起的，有《通考》一书，其搜集编纂的勤奋确实不可抹杀，但取材多不是原始材料，分别选择和裁断也嫌不足。把所有古籍逐一探究其源流，穷尽其真伪的原因，本来就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工作，也不能责令在早晚之间完成。然而，在学术研究高度发展的今天，过去所谓的难事，今天看起来不就像反掌一样容易吗！《补证》鄙陋，虽然经过修订，也没有改变旧貌。重印问世，并不在于这本小书能提供多少微薄帮助；实在希望今天研究古代文献的人，因阅读此书而明白古籍真伪的辨别仍需继续，赶紧注意这一点，及时完成前人尚未完成的事业，使丰富的古籍能够正确地发挥对今天的作用。附录二 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诸子辨》：书名《鬻子》，判语为“其门徒所记，汉代儒者补缀”；《管子》，判语为“不是管仲亲自撰作”；《晏子》，判语为“不是晏婴亲自撰作”；《老子》，判语为“疑”。《四部正？》：书名《鬻子》，判语为“伪而残缺”；《管子》，判语为“真伪相杂”；《晏子》，判语为“同上”；《文子》，判语为“不是计然所著”；《文子》，判语为“驳杂”。《古今伪书考》：书名《鬻子》，判语为“伪”；《管子》，判语为“真书中杂有伪文”；《晏子》，判语为“后人采集晏婴的事迹编成”；《文子》，判语为“不全是伪书”。《关尹子》：伪书；《关尹子》：伪书；《关尹子》：伪书；《亢仓子》：伪书；《亢仓子》：伪书；《益亢仓子》：伪书；《邓析子》：真书；《鹖冠子》：真书；《鹖冠子》：真伪杂糅；《鹖冠子》：伪书；《子华子》：伪书；《子华子》：伪书；《子华子》：伪书；《列子》：后人汇集整理而成；《列子》：真伪杂糅；《列子》：伪书；《曾子》：不是曾子亲自撰写；《言子》：不是言偃亲自撰写；《子思子》：不是子思亲自撰写；《慎子》：真书；《慎子》：伪书；《庄子》的《盗跖》《渔父》《让王》三篇，疑为后人删削加入；《庄子》：真伪杂糅；《墨子》：真书。《鬼谷子》：真书；《鬼谷子》：伪书；《鬼谷子》：伪书；《孙子》：真书；孙武：没有可疑之处；《孙子》：不知道是谁撰写的；《吴子》：真书；吴起：战国时人，后人辑取他的言论编成此书；《吴子》：伪书；《尉缭子》：真书；尉缭：没有可疑之处；《尉缭子》：伪书；《尹文子》：伪书；《尹文子》：伪书；《商子》：真书；《商子》：伪书；《公孙龙子》：真书；《公孙龙子》：伪书；《荀子》：真书；《韩子》：真书；《燕丹子》：伪书；《孔丛子》：伪书；《孔丛子》：疑为伪书；《孔丛子》：伪书；《淮南鸿烈解》：真书。《扬子法言》：真书；《抱朴子》：真书；《抱朴子》内外篇：真书；《刘子》：不是刘昼所作；《刘子新论》：不是刘昼所作；《刘子新论》：不知道是谁所作；《文中子》：伪书；《文中子》：真伪相杂；《文中子》：伪书；《天隐子》：有疑问；《玄真子》：真书；《金华子》：真书；《齐丘子》：伪书，窃取《化书》；《化书》：窃取他书；《化书》：不知道是谁所作；《聱隅子》：真书；《周子通书》：真书；《子程子》，又名《程子粹言》：真中有伪；《连山易》：伪书。《归藏易》：伪书；《子夏易》：伪中有伪；《子夏易传》：伪书；《周易干凿度》：伪书；《易干凿度》：伪书；《乾坤凿度》：伪中有伪；《三坟》：伪书；《古三坟书》：伪书；《古文尚书》百篇：伪书；《尚书孔安国序》：有疑问；《元命包》：真伪难定；《关朗易传》：伪书；《关朗易传》：伪书；《麻衣心法》：伪书；《麻衣正易心法》：伪书；《王氏元经》：伪书；《元经》：伪书；《仪礼逸经》：伪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易传》：另见《通论》详述；《古文尚书》：伪书；《尚书汉孔氏传》：伪书；《焦氏易林》：伪书；《诗序》：伪书；《子贡诗传》：伪书；《申培诗说》：伪书；《周礼》：另见《通论》详述；《大戴礼》：确定不是戴德亲自撰写的书；《孝经》：伪书；《忠经》：伪书；《孔子家语》：伪书。《小尔雅》：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伪书；《家礼仪节》：伪书；《阴符经》：伪书；《阴符经》：伪书；《六韬》：后人假托；《六韬》：伪书；《六韬》：伪书；《三略》：后人假托；《三略》：不是圯上老人所作，且真伪杂糅；《黄石公三略》：伪书；《越绝书》：东汉人依据伍子胥的事迹润色改写，并更换书名；《越绝书》：书本身不是伪书，但不是子贡、伍子胥所作；《素问》：六朝人据《内经》剪辑编缀而成，并改换书名；《黄帝素问》：伪书；《灵枢》：同上；《灵枢经》：伪书；魏公子无忌：秦汉游侠假托；苌弘：同

译上；范蠡：同上；大夫种：同上。

译公孙鞅：同上；广武君：汉代游侠假托；韩信：同上；神农：假托，尤其荒诞；黄帝：同上；《风后握奇经》：同上；《风后握奇经》：伪书；力牧：同上；蚩尤：同上；封胡：同上；鬼臾区：同上；项王：伪托；《武侯十六策》：伪书。《武侯心书》：伪书；《心书》：伪书；《黄石公素书》：伪书；《素书》：伪书；《孙子》（孙绰）：原书亡佚，后人补作；《李卫公问对》：后人假托；《李卫公问对》：伪书；《李卫公问对》：伪书；《广成子》：伪书；《无名子》：伪书；《黄帝内传》：伪书；《穆天子传》：周穆王的史官所记；《穆天子传》：汉代以后的人所作；《晋史乘》：伪书；《晋史乘》：伪书；《楚梼杌》：伪书；《楚梼杌》：伪书；《山海经》：战国时喜好奇异的人杂录奇书编成；《山海经》：书本身不是伪书，但不是禹、伯益所作；《燕丹子》：汉末文人依据《荆轲传》增删改写而成。《宋玉子》：伪书；《神异经》：伪托；《神异经》：伪书；《十洲记》：伪托；《十洲记》：伪书；《赵飞燕外传》：伪书；《飞燕外传》：伪书；《鲁史记》：伪书；《西京杂记》：不是伪书；《西京杂记》：伪书；《述异记》：作者不明，可能是任昉，也可能是祖；《列仙传》：伪书；《列仙传》：伪书；《牟子论》：伪书；《洞冥记》：伪书；《洞冥记》：伪书；《汉武内传》：伪书；《汉武故事》：伪书；《拾遗记》：伪书。《梁四公记》：伪书；《隋遗录》（又名《南部烟花录》）：伪书；《开元天宝遗事》：伪书；《广陵妖乱志》：诋毁讥讽之辞；《潇湘录》：最为鄙陋荒诞，作者说法不一；《牛羊日历》：假托他人姓名；《龙城录》：冒用他人名义；《续树萱录》：冒用他人名义；《白猿传》：假托他人姓名；《碧云騢》：假托他人姓名；《云仙散录》：前六卷是伪书；《清异录》：真书。《艾子》：伪书；《锺吕传道集》：伪书；《香奁集》：假托他人姓名；《魏文诗格》：伪书；《李峤诗评》：伪书；《乐天圣俞二金针》：伪书；《欧阳修杜诗注》：伪书；《苏氏杜诗注》：伪书；《洞极》：伪书；《司马穰苴兵法》：也有疑问，但大概不是伪书；《司马法》：真伪杂糅；《司马法》：伪书；《通玄经》：同上；《潜虚》：真伪难定。《春秋繁露》：文字讹误；《春秋繁露》：书不是伪书，但书名是伪造的；《周书》：真书；《汲冢周书》：汉代以后的人仿作；《纪年》：真书；《竹书纪年》：后人增删改动；《天禄阁外史》：伪书；《十六国春秋》：伪书；《致身录》：伪书；《隆平集》：伪书；《于陵子》：伪书；《石申星经》：伪书；《周髀算经》：伪书；《拨沙经》：伪书；《神农本草》：伪书。《秦越人难经》：伪书；《脉诀》：伪书；《博物志》：伪书；《杜律虞注》：伪书；《三礼考注》：真书中杂有伪作；《贾谊新书》：伪书；《伤寒论》：伪书；《金匮玉函经》：伪书；《尔雅》：书本身不是伪书，但不是周公所作；？《书》：书本身不是伪书，但不是沈约所作；《水经》：书本身不是伪书，但不是桑钦所作；《吴越春秋》：有两位作者，究竟是谁不清楚。《东坡志林》：书本身不是伪书，但书名是伪造的；《国语》：不知道是谁所作。附带说明：所谓《诸子辨》，不能说是一本纯粹辨伪的书，因为它每辨析一部书，总有一段是在评论对该书的理解，甚至完全是在评论，连一句辨伪的话也没有。不过，它总归是辨伪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所以便和《四部

译正？》《古今伪书考》列成一张表，以便比较。《诸子辨》是宋濂所作，《四部正？》是胡应麟所作，《古今伪书考》是姚际恒所作，因此这张表名为《宋、胡、姚所论列古书对照表》。姚名达 第六册 本册校点说明 《好古堂书目》林庆彰 “好古堂”是姚际恒藏书书斋的名称。姚家几代都是书香世家，因此积累的藏书相当丰富。这部《好古堂书目》，就是姚氏几代藏书的总目录。《武林藏书录》《八千卷楼书目》《清史稿？艺文志》等书，都记作四卷。根据《武林藏书录》卷下“好古堂”条下的记载：旧钞本《好古堂书目》四卷，没有注明撰写人的姓名，书前有“康熙乙未夏抄”，并有钱唐姚之骃的序说：“我的世父首源先生……先世本来已有藏书，于是又到市肆搜求，分布在巾箱之中，时间久了，书架上的藏书和腹中的学问都同样丰富了。有空时便把书抄录在簿籍上，我这个晚辈把它抄写为副本。”末尾附有宋元刻本书目，共数十种。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好古堂书目》原来没有题署撰写人。但从书前姚际恒侄子姚之骃的序言可以知道，这部书目是姚际恒编纂的，姚之骃曾经抄录过一部。此本后来被丁申的八千卷楼收藏，丁氏又将它著录在《八千卷楼书目》和《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本书目把所收藏的书籍分为经、史、子、集、经史子集总五大类，各类又分为十多个不等的小类。现列举如下：经部 经解、易、书、诗、春秋、三礼、乐、四书、孝经、尔雅、经总、小学、汇集。共三六九种。史部 正史、编年、霸史、杂史、集古、时政、礼仪、传记、典故、职官、法令、食货、器用、虫鱼、地理、方物、名胜、川渎、谱系、簿录。共二 ○六种。子部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汇集、杂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医家、艺术家、类家、释家。共三六三种。集部 表奏策论、骚赋四六尺牍、别集、总集、诗文格评、词曲。共七 ○ ○种。经史子集总 《汉魏丛书》《汉魏丛书抄》《广汉魏丛书》《津逮秘书》。共四种。书末附有缺书目二十六种、宋元刻本书目二十三种。综合以上所述，共有一六九一种。在江、浙众多藏书家中，姚氏收藏虽然不算特别丰富，但也不愧为书香世家。本书目的分类，大体沿袭前人的旧制。比较有贡献的是，在经、史、子、集之外，另外设立“经史子集总”一类。柳贻征认为，这是“近世目录家另立丛书部类的开端”（《好古堂书目跋》）。由此可见，它仍然有一定的贡献。这次重新排印出版，依据的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南京中社影印的江苏国学图书馆所藏丁丙旧藏钞本。只是原钞本把书的卷数和本数分开上

译下排列，例如：《周易略例》一卷，魏王弼；四本。很不便于查检核对。现在改排为：《周易略例》一卷，魏王弼；四本。以便阅读。此外，姚之骃的序言和正文错误很多，都已经撰成校记。《好古堂家藏书画记》

译《续收书画奇物记》林耀椿 中国书画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表现画家内在的心性，同时也表现人与天地自然的契合，这种契合往往透露出文人的生命情怀。例如从题诗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钱默存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不只是姊妹，而且是鸾凤所生的姊妹。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又引用前人的话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形诗。”这种彼此阐发表达的手法，是西洋绘画艺术所不能达到的。文人往往借助绘画形象表达自己心灵的感受，有欢乐，也有悲哀。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中就记述了他收藏董北苑（源）《潇湘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感受。此卷原为赵松雪（孟俯）和董思白（其昌）所收藏，两人都把它视为至宝，而且“思翁（董其昌）十分喜爱，每十年题跋一次，三十年共题了三次”。他自己得到此卷，也认为十分幸运，说：“只是这卷画前后被赵、董两位文敏珍藏，而我能够暂时留下雪中鸿爪，这是多么幸运啊！” 多么幸运啊！”因此，“诗画一律”确实是一项事实。宋代马远的《踏歌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画的是田埂上四个农人，欢喜地归来，手舞足蹈，满心欢快；前面有一位妇人带着幼童回家。远处后方有几座宫殿，象征农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以及“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又如宋代郭熙的《早春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观赏者无不被它宏伟磅礴的气势所震撼，赞叹得五体投地。画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画出早春的晨色、幽深的山谷、飞瀑流水和层层重叠的山势。由此可见，文人对于绘画天地的表现，具有无边无际的情境和感受。姚际恒（首源）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著作非常丰富，如《诗经通论》《春秋通论》《古今伪书考》等书。由于家境富裕，依据丁申《武林藏书录》引用他的侄子姚之骃的话说：“我的世父首源先生……先世本来已有藏书，于是又到市肆搜求，分布在巾箱之中，时间久了，书架上的藏书和腹中的学问都同样丰富了，有空时便把它们抄录在簿籍上。”这就编成了《好古堂书目》。由于又收藏了无数书画、古玩，便建造“海峰阁”，每天摩挲把玩并加以研究，编有《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二卷，以及《续收书画奇物记》一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最早版本，是《读画斋丛书》本，由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桐川顾菉？辑刻。以后刊行的版本都依据这个版本，如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艺术类，第一五七三册）、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本（第三集第八辑）等。我们在校点过程中，原本计划逐条与现存于世的书画目录进行比对，统计本书目所载书画现存于世的有多少，可是问题重重，无法逐一探访比对，因此只好作罢。本书校点以《读画斋丛书》本（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之三九）为底本，并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北京第一版，艺术类第一五七三册）、《美术丛书》本（艺文印书馆影印《美术丛书》第十四册，第三集第八辑，页一三至页一三二）互相校对。其中《美术丛书》本错误很多。各版本相异之处都撰成校记，以供参考。《好古堂书目》姚之骃序 序 自从柱下史盛行文史之学以来，后代竞相夸说藏书；除秘阁之外，像车载、库藏、架列、仓储这样的藏书，不知道有几千万卷。然而人对于书，藏得多的未必善于阅读；即使有一目十行的眼力，但政务匆忙，应酬纷繁，那些另设书架、层叠窗牖的人，也不过白白等待束脩的一半罢了，所以夸说藏书只是博取名声。至于我的世父首源先生，却不是这样。先生刚开始束发读书时，就已经能够沉浸于古籍之中；可是他一生坎坷，终年兀兀穷困，只是每天手持一编书，枯坐阅读。先世本来已有藏书，于是又到市肆搜求，分布在函笥巾箱之中，时间久了，书架上的藏书和腹中的学问都一同丰富起来。那么，千古以来藏书多而又善于读书的人，有谁比得上首源先生呢？先生在闲暇时把藏书登记在簿籍中，共计若干卷（原缺字作“计如□卷”，今径行补足）。我这个晚辈接受后加以阅读，又抄写了一份副本。至于先生亲自撰写的著作，几乎等同于他的身高，都是从藏书中咀嚼精华、吸收滋润而写出的。所以谨慎地把它附录在后面。康熙乙未年夏末，钱唐姚之骃恭敬地题写于露涤斋。《好古堂书目》经部 首源主人亲手编纂 经总 经解一百三十八种，四百四十本；（国朝）成德校。[易]《子夏易传》十二卷。《易数钩隐图》三卷，《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横渠易说》三卷；（宋）张载。《易学》一卷；（宋）王諟。《紫岩易传》十卷；（宋）张浚。《汉上易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宋）朱震。《易璇玑》三卷；（宋）吴沆。《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宋）李衡。《易小传》六卷；（宋）沈该。《复斋易说》六卷；（宋）赵彦肃。《古周易》一卷；（宋）吕祖谦。《童溪易传》三十卷；（宋）王宗传。《周易裨传》二卷；（宋）林至。《易图说》三卷；（宋）吴仁杰。《易学启蒙通释》二卷；（宋）胡方平。《周易玩辞》十六卷；（宋）项安世。《东谷易翼传》二卷；（宋）郑汝谐（“郑”字，原文误作“赵”，现径行改正）。《三易备遗》十卷；（宋）朱元升。

译《丙子学易编》一卷；（宋）李心传。《易学启蒙小传》一卷；（宋）税与权。《水村易镜》一卷；（宋）林光世。《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宋）朱鉴。《周易辑说》十卷；（宋）王申子。《周易辑闻》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宋）赵汝？。《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宋）董楷。《学易记》九卷；（元）李简。《读易私言》一卷；（元）许衡。《大易集说》十卷；（元）俞琰。《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元）胡一桂（“元”字，原文误作“九”，现径行改正）。《周易启蒙翼传》三篇，《外篇》一篇；（元）胡一桂。《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元）胡炳文。《易纂言》十三卷；（元）吴澄。《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辅。《周易会通》十四卷；（元）董真卿。《易图通变》五卷；（元）雷思齐。《易象图说》三卷；（元）张理。《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元）张理。《周易参义》十二卷；（元）梁寅。《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成德编。[书]《书古文训》十六卷；（宋）薛季宣。《尚书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禹贡论》四卷；（宋）程大昌。《尚书说》七卷；（宋）黄度。《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宋）特澜。《书疑》九卷　（宋）王？《书集传或问》二卷　（宋）陈大猷 《禹贡集解》二卷　（宋）傅寅 《尚书详解》十三卷　（宋）胡士行 《尚书表注》二卷　（元）金履祥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　（元）王天与 《书传》六卷　（元）董鼎 《书纂言》四卷　（元）吴澄 《书蔡传旁通》六卷　（元）陈师凯 《尚书句解》十三卷　（元）朱祖义 《书集传纂疏》六卷　（元）陈栎 《尚书通考》十卷　（元）黄镇成 《读书管见》二卷　（元）王充耘 《定正洪范》一卷　（元）胡一中 【诗】《毛诗指说》一卷　（唐）成伯瑜 《毛诗本义》十五卷、《郑氏诗谱》一卷　（宋）欧阳修 《毛诗集解》四十二卷　（宋）李樗、黄▯ 《毛诗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元度 《诗说》一卷　（宋）张耒 《诗疑》二卷　（宋）王？《诗传遗说》六卷　（宋）朱鉴 《逸齐诗补传》三十卷　宋人，姓名失考 《毛诗名物钞》八卷　（元）许谦 《诗经疑问》七卷　（元）朱倬 《毛诗解颐》四卷　（明）朱善 【春秋】《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宋）孙复 《春秋王纲论》五卷　（宋）王皙 《春秋传》十五卷　（宋）刘敝 《春秋权衡》十七卷　（宋）刘敝 《春秋意林》二卷　（宋）刘敝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宋）冯继先 《春秋列国臣传》三十卷　（宋）王当 《春秋本例》二十卷　（宋）崔子方 《春秋经筌》十六卷　（宋）赵鹏飞 《石林春秋传》二十卷　（宋）叶梦得 《春秋后传》十二卷　（宋）陈傅良 《春秋集解》三十卷　（宋）吕祖谦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　（宋）吕祖谦 《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卷　（宋）章冲 《春秋提纲》十卷　（宋）陈则通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　（宋）李琪 《春秋通说》十二卷　（宋）黄仲炎 《春秋集注》十一卷　（宋）张洽 《春秋或问》二十卷　（宋）吕大圭（“圭”字原来误作“奎”，现在直接改正。） 《春秋五论》一卷　（宋）吕大圭（“圭”字原来误作“奎”，现在直接改正。） 《春秋详说》三十卷　（宋）家铉翁 《春秋类对赋》一卷　（宋）徐晋卿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　（元）齐履谦 《春秋本义》三十卷　（元）程端学 《春秋集传》十五卷　（元）赵汸 《春秋属辞》十五卷　（元）赵汸 《春秋师说》三卷　（元）赵汸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　（元）赵汸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　（元）李廉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　（元）俞？《读春秋编》十二卷　（元）陈深 《春秋正月考》二卷　（明）张以宁 【三礼】《三礼图》二十卷　（宋）聂崇义 《周礼订义》八十卷　（宋）王与之 《考工记解》二卷　（宋）林希逸 《仪礼图》十七卷　（宋）杨复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宋）卫湜 《礼经会元》四卷　（宋）叶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四卷〕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　（宋）郑伯谦 《夏小正解》四卷　（元）傅崧卿 《仪礼集说》十七卷　（元）敖继公 《仪礼逸经传》一卷　（元）吴澄 《经礼补逸》九卷　（元）汪克宽 《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　成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十八卷〕 【孝经】《孝经批注》一卷　（唐）玄宗；（宋）司马光、范祖禹 《孝经大义》一卷　（元）董鼎 《孝经定本》一卷　（元）吴澄 《孝经句解》　（元）朱申 【论语】《南轩论语解》十卷　（宋）张栻 《论语集说》十卷　（宋）蔡节 【孟子】《南轩孟子说》七卷　（宋）张栻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 《孟子音义》　（宋）孙奭 【四书】《四书纂疏》二十六卷　（宋）赵顺孙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　（宋）真德秀 《四书通》三十四卷　（元）胡炳文 《四书通证》六卷　（元）张存中 《四书纂笺》二十六卷　（元）詹道传 《四书通旨》六卷　（元）朱公迁 《四书辩疑》十五卷　元人，姓名失考 《学庸启蒙》一卷　（元）景星 【经总】《经典释文》三十卷　（唐）陆德明 《七经小传》三卷　（宋）刘敝 《六经奥论》六卷　（宋）郑樵 《六经正误》六卷　（宋）毛居正 《经说》七卷　（宋）熊朋来 《十一经问对》五卷　（元）何异孙 《五经蠡测》六卷　（明）蒋悌生 《易》《周易集解》十卷十一本　（唐）李鼎祚 （附）《集郑玄解》一卷 《周易注》三本　（魏）王弼 《系辞》三卷　（晋）韩康伯 《周易略例》一卷四本　（魏）王弼 《麻衣正易心法》一卷 《周易举正》　（唐）郭京 《古占法》　（宋）程迥 《周易古今全书》二十一本　（明）杨时乔 《论列》二卷 《古文》二卷 《今文》九卷 《启蒙》五卷 《传易考》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