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觧卷十四

译真是不幸啊！当伊尹身处有莘的田野，以尧舜之道为乐时，天下的责任不在他；等到他幡然改变，以天下为己任，那么天下的责任就在他身上了。他一出山就辅佐商汤放逐夏桀，其次又放逐太甲。贤德的人作为臣子，本来应当这样吗？我听说：“圣人通达节义，次一等的人坚守节义，下等的人丧失节义。”伊尹的事迹，大概是通达节义者的作为。然而天下人不认为他不对，后世人不怀疑他，他始终的用心记载在典籍中，与孔子所叙述的事迹非常明确。叙述《尚书》的人认为他不明智，于是将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又让他回来。撰写《尚书》的人认为嗣王不敬重阿衡，伊尹作书说：“君王只是平庸，不思念听取意见。”伊尹于是说：“君王未能改变。”伊尹说：“这就不义了。”君王前往桐宫，能够最终实现诚信的德行。伊尹戴着礼帽穿着礼服，拥戴嗣王回到亳都。因为不明智而放逐他，既已后悔又让他复位。伊尹哪里有什么私心呢？大概伊尹是成汤的心腹之臣，受托付孤儿的重任，道义上与一般臣子不同。他放逐太甲，是依据成汤的命令而放逐；他让太甲复位，也是依据成汤的心意而让他复位。天下和后世人还有什么指责和怀疑的呢？所以说：“只要有伊尹那样的志向，就可以这样做。”

译太甲即位后，不明事理。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开始思虑常道。伊尹于是作了《太甲》三篇。

孔子编排此书，认为太甲即位后不明事理，便可知他即位之前尚未达到如此不明事理的地步。大凡中等资质的平庸君主，若不见可欲之物，容易少犯过错。所以太甲在即位之前，未见可欲之物。等到他即位之后，那至尊的地位，极致的尊贵，难道不足以触动他纵欲之心吗？所以太甲之所以不明事理，是因为他即位了。伊尹知道太甲不明事理的原因，在于即位后放纵欲望，而放纵欲望的根源，常产生于快意肆志的环境中，所以将他放逐到桐宫，安置在幽深僻远之地，激起他悲忧惨戚之心，而不让他见到所谓快意肆志的环境，那么太甲在这个时候，善念重新萌发，恶念已经消除，所以三年丧期结束后，回到亳都，回想从前平庸愚昧的样子，而痛自惩戒，深刻改过，再次成为贤明的君主。那么伊尹能必定太甲会悔过吗？回答说：太甲必定能悔过，伊尹大概预先就知道了。假如伊尹不能必定知道太甲会悔过，那么他起初必定不会拥立太甲，拥立后又放逐他，放逐后他最终却不改过，那么伊尹的罪责就不可逃避了。那霍光之所以不能成为伊尹，是因为他不知道昌邑王不能改过，拥立他为君，后来又废黜他，那么霍光就不能没有惭愧了。虽然如此，伊尹对于太甲，书中记载的，只说“在桐宫经营，亲近先王的训诫罢了”，只说“王前往桐宫，居丧罢了”。假如太甲在桐宫居丧，若不算太有害，而书中记载又没有“放”字，孔子为什么记载“放”到桐宫呢？唉，这可以看出圣人的公心，终究不敢为伊尹回避防备，宁可直书其事，让伊尹以过错闻名于天下人，而没有掩饰过错之心，那么乱臣贼子大概就不敢借伊尹来文饰奸行了。

只有嗣王太甲不亲善阿衡，伊尹作书说：“先王顾念那天的明命，以承奉上下神只、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天监视他的德行，因此将大命聚集在他身上，安抚四方。只有伊尹自身能够左右辅助他的君主，安顿师众。所以嗣王大承基业。只有伊尹自身先前在西邑夏看到，夏朝君主因周全而有终，夏朝宰相也因周全而有终；后来的嗣王不能周全而有终，夏朝宰相也不能有终。嗣王要警戒啊！恭敬你的君主，君主不能尽君主之道，就辱没了他的祖先。”

阿是依靠，衡是平衡，是官名。商汤所依靠以平定天下的人，在于伊尹，所以设立这个官职来安置他。嗣王太甲不亲善阿衡，那么伊尹所说的太甲不顺从而违逆的情况就很多了，这都是他不明事理的原因。伊尹于是作书来告诫他，举出先王的事迹作为训诫说：“先王成汤顾念那天的明命，天的明命就是天理。在天称为明命，在天下称为理，在身称为心。顾念有内省的意思，取正有端正的意思。只因为顾念天命而不敢违背，所以敬心常存，推此心以承奉上天神下地只，也是此心。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也是此心。汤的心与天相合，所以天心将命赋予汤，天监视他的德行，因此将大命聚集在成汤身上，使他安抚四方成为百姓的主宰。其根本都在于顾念的心罢了。只有伊尹自身，又能左右辅助他的君主以安顿天下的民众，大概伊尹与汤同体一心，所以嗣王今日大承其基业，都是汤与伊尹勤劳所致。嗣王岂能不知道基业从何而来呢？”既举出先王的君臣，又举出前代夏朝的君臣。只有伊尹自身先前在西邑夏看到，夏都在亳西。夏朝君主能以周全而有终，周是指能畏惧于心。凡是修身治国无一不备，假如有一毫欠缺，就不能称为周全。只因为周全如此，所以能保有终局。做宰相的人，因为君主能如此，那么自己与君主同其终局。后来的嗣王指夏桀，不能保有终局，那么他的亏缺而不周全就很多了，所以不能有终局。既然不能保有终局，那么他作为君主臣子，虽然想竭尽心力以保有终局，难道可以吗？其根本都在君主身上。伊尹用这些话责望太甲，也很重了。嗣王要警戒啊！应当致其警戒而不要忽视，恭敬你，这是为君之道。君主而不能尽为君之道，那么不仅辱没自身，而且将辱没祖先。伊尹举出这两点来告诉他，其意也很恳切了。

太甲只平庸而不思念听闻，伊尹于是说：“先王天将明而未明时大显其心，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俊才，启发后人。不要超越天命以自取覆亡，谨慎你的俭德，只怀长远之图。如同张设弓弩，前往审视箭靶是否符合法度，然后恭敬地停止，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只有我以此喜悦，万世有辞。”

太甲的不明事理至此极点了。他刚即位时，伊训之书、肆命之书、徂后之书，用来告诫他的话很详细了。仍然不亲善阿衡。等到伊尹作书，历举汤的敬心与夏朝的君臣，也很恳切了。仍然不思念听闻。只因为平庸愚昧的缘故，所以听伊尹的话，如同无所思念听闻的样子。伊尹于是当面命令而说：“先王天将明而未明时大显其心，坐着等待天亮。天将明而未明时，汤在这个时候大显其心，没有一毫人欲的牵累，坐着等待天亮。他的勤勉如此，还认为不足。广泛招揽俊才，

译人，寻求的方法不是单一的，以此来启迪我们后世的人。古代君臣留给子孙的东西，没有比得到贤才更大的了。商汤把伊尹留给太甲，周武王把周公、召公留给成王，汉武帝把霍光留给汉昭帝、汉宣帝，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太甲应当念及先王对后人的期望之意，不可败坏天命而导致自我覆亡。天命，就是天理。谨慎地保持你的节俭之德，只怀有长远的谋划。这又是针对太甲的毛病从而进行规劝和救治。太甲之所以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是因为他不自我节制。节俭，不只是节省用度的意思，心里有所节制而不敢妄为的，都叫作节俭。只有节俭才能做出长久的谋划。就像虞人设置捕兽的机关，必定要省察箭尾扣弦之处是否符合法度，这才放手去做，意思是做事应当审视自身而不可轻率妄为。想要知道为什么应当审视自身而不可轻率妄为，其关键就在于敬畏自己应当止步的地方，以效法先王。敬畏自己应当止步的地方，那么心思就会专一而不杂乱。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那么行动就会符合旧有的典章而没有过失。如果太甲能够敬畏自己的内心，效法先王，做事没有轻率之举，怎么会有不合伊尹心意的时候呢？这就是我感到喜悦的原因。不只是我喜悦，对于伊尹来说，太甲也将在万世留下美名了。

译大王未能改变，伊尹说：“这是不义的行为，习惯与本性已经形成，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在桐宫营造居所，靠近先王，他的训诫不要使世人迷惑。”大王前往桐宫，居丧守孝，能够始终奉行诚信之德。

起初他不听从阿衡（伊尹）的教诲，其次平庸而不思念听闻，那么看待伊尹的话就像把水投到石头上一样。到了此时大王未能改变，那么伊尹的话逐渐渗透进太甲的耳朵，想要改变却未能做到。大概他的善根将要断绝而习恶尤其厉害，伊尹在此时知道不能用口舌争辩，于是与群臣谋划，寻求转移太甲心意的办法，认为这是不义之事，其习惯与本性已经形成。太甲的本性本来没有这些，只是被习惯所战胜，那么本性也就与习惯一同形成了。我不能让他亲近不顺从的人，于是营造桐宫。桐宫是成汤安葬的地方，让他靠近先王，他的训诫唤起他的哀思之念，而屏除远离那些可欲之事，使内心困苦、思虑阻塞而后有所收获，不要使当世的人迷惑。然而太甲的不明与这有什么关系呢？

百姓大概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如果迷惑那么当世的人都会迷惑。大王前往桐宫居丧守孝，果然能够修养他的诚信之德，允德者是因为他的诚心显现出来。伊尹放逐太甲难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吗？他不听从阿衡，作书告知他；他不思念听闻，就用言语警示他；他未能改变，然后让他前往桐宫。作书者叙述这三节，而伊尹的事迹在天下后世显然无疑。唉，大臣纠正君主心中错误的人应当像这样啊。

太甲中

在太甲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王回到亳都。作书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辟四方。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始终奉行他的德政，实在是万世无尽的福祉。”

这一章深刻体现了伊尹欣喜庆幸不已的心情。起初，他的君主不明而放逐他，君臣之间的关系，几乎不能善终了。到了此时，他的君主能够始终奉行诚信之德而恢复他，君臣相与的情分得以像当初一样。伊尹的忠节在此时更加明显，他的欣喜庆幸之情应当如何呢？三年十二月初一，就是三年的正月初一。丧服也除去了。伊尹穿着冕服奉送嗣王回到亳都，于是作书告知太甲。所以叙述他的情由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是说太甲在桐宫时，百姓多年没有君主，常像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那么百姓不可以没有君主。像这样，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辟四方。也是说太甲在桐宫时，得不到他的百姓而拥有他们，无法成为四方的君主。君主不可以没有百姓，像这样。现在太甲复归亳都，那么太甲拥有他的百姓，而百姓也拥有他们的君主了。这不是天佑商家，怎么能使得嗣王能够始终奉行他的德政呢？万世无尽的福祉，将在于此吗？假如太甲终于不明，而伊尹终于放逐君主，那么他怎么能留下福祉给后代呢？太甲的明察，实在是伊尹启迪的力量。为什么归之于天呢？大概天下的道理，可以确定的在我，而不可以确定的在天。伊尹能尽他作为臣子的道，而不能必然太甲悔过，那么太甲之所以悔过的归之于天是可以的。假如人事不尽，而一切委之于天，《伊训》《肆命》《徂后》的书不作，桐宫的放逐，伊尹无所用力，而说太甲不明是天实为之，大概不是圣贤所说的以义合命的人。

大王拜手稽首说：“我小子不明于德，自取不善，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以致招致罪过于自身。天降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孽，不可逃避。过去违背师保的训诫，不能在其初，尚且依赖匡救之德，图谋其终。”《伊训》、《肆命》、《徂后》的书作了，而《太甲》不明嗣王“戒哉”的训诫陈说了，而罔念用面命的话复陈了，而未能改变。等到桐宫已经放逐，亳都已经回归，那么大王在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不明于德”的责备。既有以“自作孽不可逭”而任诸己，复以“尚赖正救”而责诸臣，雍雍然有唐虞揖逊气象。那么知道《太甲》固不可以言语口舌间所能正救，而伊尹亦不以言语口舌之间而为之正救也。然而何为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则放诸桐，以宻迩先王其训，伊尹必为是费力欤？曰：伊尹受汤之托以立太甲，则太甲之不明，伊尹虽知之，亦不敢忘君命也。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能悔过，故以成汤之命而立太甲，无害也。向使太甲终于不明，则尹之心其始必不立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乃受遗托孤之大臣，礼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臣之常礼也。予小子不明于徳，自底不〇，不〇不善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明之故，所以欲败度，纵败礼，以自取其戾。天作孽，犹可违，谓灾之自天者可以已而禳之。若成王悟而天反风，宋景公出仁人之言而荧惑退舍，是也。灾之自已作，则已受之，尚何逃耶？如秦隋之奢侈，天下终为汉唐所有，

译即使人力也无法挽救。既然过去违背了师保的教诲，不能在起初加以纠正，后悔也来不及了，尚且依赖正确的挽救来谋求最终的善果。那么太甲的心，只怕伊尹的话不能继续听到，他改过迁善的喜悦会是多么强烈呢？虽然如此，伊尹也曾明确陈述烈祖的成德来训诫君王，也曾引用先王设立官职的说法来告知君王。《尚书》的撰写，也未尝不在于先王“顾念那上天光明的命令”；言辞的陈述，也未尝不在于先王“天未亮就显扬美德”。凡是用来作为《太甲》篇告诫的内容，历历在目，几乎未曾遗漏。起初抛弃成汤的教诲，放逐到桐宫，也不过是让他亲近先王的训诫罢了。为什么成汤的训诫，伊尹援引来告诫他，却始终不能使他改变？太甲不明德的拖累，放逐到桐宫，让他亲近先王，却能使太甲最终诚信有德，这是为什么呢？古代朝廷容纳当面直言规劝的臣子，来弥补君主的缺失，用言语告知他，正是为了诱导扶持他。如果不说话，怎么训诲呢？回答说：这正是伊尹造就太甲。训导他却不理解，教诲他不遵从，是因为他的心奢侈放纵，外物得以役使他。对于伊尹的话，无所接受采纳，在桐宫幽禁，那么口头传授不如内心忆念，外物无法役使他的心，声色无法役使他的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生，称他为能最终诚信有德，本来就很恰当。然而成王有过错，周公鞭打伯禽；太甲有过错，伊尹放逐他到桐宫，无非都是为了造就他。太甲能最终诚信有德，听到伊尹“百姓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无法开辟四方”这几句话，太甲于是为之稽首，知道他不明德、败坏法度礼仪如此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这是为什么呢？大概以前处在不明德之中，那么正以不明德为是，以败坏法度礼仪为当然，那么伊尹的话就像没听到一样。到这里则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开始醒悟以前的错误，希望将来还可以图谋，适宜他历数过去的过错如此清楚地明白。孟子说：“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又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概上等的智慧资质的人，则不需要有所激励而自然为善。如果不是上智之人，那么启发的契机，必定要等待愤悱之时。太甲的悔过，难道不是桐宫的放逐有所触动内心、坚韧性情而如此吗？秦穆公没有崤山的败绩，就一定没有《秦誓》的撰写；汉武帝没有巫蛊之祸，就一定没有轮台的诏书。大体想要观察人的良心发动，必定从他悔过的时候观察。

译伊尹叩头跪拜说：“修养自身，诚实有德，与臣民相协调，这才是英明的君主。先王成汤慈爱困苦的百姓，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高兴的，甚至他的邻国百姓也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不会有惩罚。’君王要勉力修持你的德行，效法你的先祖，不要有时懈怠，侍奉先人想着孝顺，对待臣下想着恭敬，观察远处要目光明察，听取意见要耳聪神敏。我承受着先王的美善，没有厌倦。”这是伊尹在太甲良知已经萌发的时候，进一步加以推广阐述。孟子说：“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如果能够扩充它，就足以保有天下。”太甲的心正，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所以伊尹推广阐述的意思就说：“修养自身，是说天下国家的根本都在于自身。诚实有德，就是诚实的德行。私欲不留，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就是诚实有德。太甲能够悔过，就知道诚实有德了。然而诚实有德在身，不足以达到诚实有德的极致，一定要使它与臣民相协调，然后才能成为明君。与臣民相协调，就是爱护别人而别人亲近他，治理别人而别人顺从治理，礼遇别人而别人回报，这就是与臣民相协调。如果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顺从，礼遇别人而别人不回报，这能叫诚实有德吗？”于是又拿成汤的德行之所以能与臣民相协调作为证据：“先王成汤慈爱困苦的百姓，困苦的百姓，好像不必体恤，而成汤慈爱他们，加惠他们，这就是诚实有德的推广。不久百姓就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高兴的。不久连邻国百姓都等待我们君主的到来，来体恤我们而不惩罚我们，凭什么使人达到这种地步呢？这就是诚实有德与臣民相协调。”看这里，应当知道伊尹在告诫君王的时候，没有一天忘记成汤。太甲刚即位时，不明事理的时候，伊尹本来曾经援引先王作为训诫。太甲悔过之后，好像不必再拘泥于先王了，而且伊尹仍然不忘。大概因为大臣告诫君王，不担心君王不听从，而担心他的话没有依据。人的常情，没有不相信有依据的话，而怀疑泛泛之辞的。伊尹希望他的君王实行自己的话，就不能不使他的心信服。要使他的心信服，就不能没有依据。所以就拿成汤作为依据，使太甲心明眼亮，清楚地看到眼前，没有疑惑不决的祸患，那么始终的言辞，不能以不同的说法。以至于太甲下篇《咸有一德》的篇章，开口措辞的时候，没有不是成汤的事迹，那么伊尹真是善于告诫君王啊！既把成汤的事迹陈列在前面，又把太甲作为例子列在后面，意思大概是想要让太甲效法成汤作为依据。君王勉力修持你的德行，你的德行不是从外而来的，就是内心的诚实有德。效法你的先祖成汤，应当以先王为标准，不要有时懈怠，就要勉励再勉励，有一时懈怠，就不足以成为诚实有德了。凭借这个德行，侍奉先人就想着孝顺，用来侍奉亲人；凭借这个德行对待臣下，就想着恭敬，用来对待他的臣子；凭借这个德行观察远处，就只明察而不产生浅近的看法；凭借这个德行听取意见，就只耳聪而不轻信谗言。它们的用处不同，但它们作为诚实有德则是一样的。太甲如果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么伊尹承受君王的美善，就没有厌倦了。人臣的快乐，难道在于爵位的高贵，个人的奉养，为妻子儿女打算，为保持禄位打算吗？君王的心意已经感通，那么人臣的快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说“朕”的，天子自称；说“朕”，伊尹自称，作为“朕”。大概古代“朕”字，就是解释为我，没有君臣的区别，从后世才开始区分“朕”为天子之称。禹说“我的德行不能胜任”，皋陶说“我的话慈爱”，周公说“我回复子明辟”，都可以证明。

太甲下

伊尹郑重告诫君王说：“唉！上天没有偏私，能够恭敬的人就亲近他；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归附有仁德的人；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享用能够真诚的人。天子的位置艰难啊！”

申告，有反复不止的意思。《太甲》三篇的书，应当看作三节。上篇是过错没有改正的时候，君王正处在纵欲之中，所以伊尹用来攻击他的话尤其严厉。中篇是正在改正过错，伊尹有欣喜的心情，所以他的言辞宽缓柔和。下篇是已经改正过错之后了。人最难的是过错已经改正，而过错没有改正的容易。大概过错没有改正，过错明显，人们共同看见，所以迷惑到极点的一定返回，而纵欲到极点的一定知道变化。如果能够返回和变化，那么良知立刻回归了。等到过错已经改正之后，常常兢兢业业，战战兢兢，惟恐有过错在身，那么差不多知道避免了。如果自以为过错已经改正，安然无事，那么一定有前进锐利后退迅速的危害，这是伊尹所忧虑的。所以下篇的书尤其严厉，用来在最终提防他，而指示他实践笃实的地方。唉！上天没有偏私，能够恭敬的人就亲近他。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归附有仁德的人。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享用能够真诚的人。人君拥有天下，对上应当有得到天下的方法，对下应当有得到百姓的方法，对幽暗处应当有得到鬼神的方法。上天没有偏私，百姓没有固定的归附，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那么人君依靠什么呢？这大概是在最困难的地方警告他。虽然如此，最困难之中有最容易的。天人的心与鬼神的心，我不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只有恭敬就为上天所亲近，恭敬是天之理。只有仁德就为百姓所归附，仁德是人心。只有真诚就为鬼神所享用

译诚，是鬼神的德行。天子的位置真是艰难啊！从它没有偏私、没有固定的眷顾、没有固定的享祀来看，难道不是极其艰难吗？君主不可以把地位当作安逸享乐的工具。

译有德则治，无德则乱。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做坏事，没有不灭亡的。始终谨慎地选择所追随的对象，只有英明的君主和先王才能做到。先王当时努力恭敬地修养自己的德行，能够与上天相配。现在的君王继承了美好的基业，应当以此为鉴。

所谓德，就是上文所说的敬、仁、诚之德。它们合而为一，用来侍奉天就是敬，用来爱护百姓就是仁，用来侍奉鬼神就是诚。有德则内心常存正道，做事无所失误，所以能治理好国家；无德则心神偏离正道，做事偏离常轨，所以导致混乱。与治世遵循同样的道理，就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从事同样的事情，就没有不灭亡的。事情与道理之所以不同，一定是因为治世不遵循同样的道理之后才可能如此。事情有变化而道理没有变化，就像三位圣人相传，所坚守的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从具体事务来看，夏商时期的官职不同于唐虞时期，夏商时期的刑罚也不同于唐虞时期，所以不必从事同样的事情。如果是乱世，其道理不值得谈论，但只要有一两件相同的事情，就足以导致国家灭亡，比如周厉王禁止诽谤，秦始皇禁止私下议论，就是这样的例子。始终谨慎地选择所追随的对象，意思是始终专一，谨慎地对待所追随的对象。与治世同道而不追随，与乱世同做坏事是可以的。安危存亡的关键，常常在于抉择之初，谨慎地选择所追随的对象，就知道该趋向什么、舍弃什么了。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怎么能如此审慎地抉择呢？先王当时努力恭敬地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说应当与先王遵循同样的道理。先王之所以能与上天相配，与天一样伟大，只在于努力恭敬地修养自己的德行，敬就是天德，能够勤勉恭敬地修养德行，不欺骗无愧疚，不间断不停止，这难道不是天吗？现在的君王以先王的美德为鉴，应当以此为鉴，那么与治世同道就能做到了。伊尹这番话，大概是希望太甲也以勤勉恭敬为心，纯粹专一不停止，这样才能继承先王，不能说过错已经改正就无所作为了。

如果要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如果要远行，必须从近处开始。不要轻视民事，要把它当作艰难的事；不要安于自己的地位，要把它当作危险的事。始终谨慎，就像开始时一样。如果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道理上探求；如果有顺从你意志的言论，一定要从违背道理的角度去探求。唉！不思考，怎么能有所收获？不行动，怎么能有所成就？君主具备至善的德行，万民就能安定。

《礼记》说：君子的道理，就像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始；就像登高，必须从低处开始。《易经》说：“智慧崇高，礼仪谦卑。”大概做学问的道理，应当有次序。慢慢行走，让长者先行，这就是尧舜的人伦之道。所以这些都是天理。至于那些谈论高深而忽略浅近，言谈涉及本体而不及实用，自认为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开创事物、成就事务；自认为掌握了性命之理的渊源，却在日常行为中轻慢简薄，这些都是登高而不从低处开始，远行而不从近处开始的人。太甲没有改正过错时，是不懂德行的。伊尹因此不用这些话。等到他改正了过错，已经懂德行了。太甲的心，怎么知道不把德行作为止境呢？于是就以德行作为止境。那么在日常行为中，细微的事情，未必不会忽略。这就是伊尹之所以有从低处、近处开始的话，想要他务实。民事不可轻视，应当把它当作艰难的事，然后才可以。太甲如果自认为“我的过错已经改正，我的德行已经知晓，对于民事这样就可以了”，难道不是轻视吗？地位不可安于，应当把它当作危险的事，然后才可以。太甲如果自认为“我的过错已经改正，我的德行已经知晓，对于地位这样也没有害处”，难道不是安于吗？稍微有一点自傲自恃之心，就叫做轻视，叫做安于。始终谨慎，就像开始时一样，太甲这颗心，在终了时兢兢业业、战战兢兢，也应当像开始时没有改正过错时一样。自我怨恨、自我改正，处于仁德、迁善改过，这样才可以。如果言论违背你的心意就拒绝它，言论顺从你的意志就接受它，难道这是始终谨慎的道理吗？人的常情，安于顺从自己而厌恶违背自己的人，一定是以自己为正确。这是有我之心没有忘记。现在摒弃好恶逆顺的私情，只以理为主，那么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它符合道理的原因，不然它为什么违背我呢？顺从你意志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它不符合道理的原因，不然它为什么顺从我呢？虽然如此，违背自己的言论，有时也不符合道理；顺从自己的言论，有时也符合道理。但是违背自己的言论符合道理的居多，顺从自己的言论不符合道理的居多，这也在于探求的人罢了。唉！不思考，怎么能有所收获？不行动，怎么能有所成就？这两句话尤其贴切。天下的道理，一定有思考，然后才能有所得；一定有行动，然后才能有所成。伊尹告诫太甲的话，不能说不恳切。如果太甲自己不能思考，思考了而不能行动，又有什么益处呢？思考是为了知道这些，行动是为了践行这些。如果君主达到至善，那么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万民安定，难道不是这样吗？

君主不要用巧言扰乱旧政，臣子不要凭借宠幸和利益居功自傲，这样就能长久地信服于美善。

这是伊尹不仅警告太甲，也用来警告自己。不仅用来警告自己，也用来展示万世君臣的法则。君主具备至善的德行，万民就能安定了。人君的心，可以停止警惕吗？回答说：不可以。如果片刻不谨慎，巧言一旦进入，先王的政令就会纷纷更改变乱。治理很快就会变成混乱，安定很快就会变成危险。巧言，是人君容易喜欢的。用富强诱惑君主，在功利上打动君主，很少有不听信的。这就是舜帝在命令禹坚持中正之后，一定要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孔子在告诉颜回四代礼乐之后，一定要说“远离奸佞之人”。臣子有功，谁不是

译应当做的是什么？如果贪图宠幸和利益，就自以为建立了功业。建立了功业却不退隐，必定会有后患。伊尹到了这个时候，就有了告老还乡的意思了。圣贤在这种处境下，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思呢？当他以天下为己任时，第一次出仕就辅佐商汤讨伐夏桀，第二次出仕就放逐太甲。如今太甲已经能够最终成就美德，功业已成应当退隐。所经过的地方都能感化，难道还会再有什么贪恋吗？周勃、霍光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免遭受廷尉的拘系、灭族的诛杀。人不可以不学习，就是这样的。君主不靠巧辩之言扰乱旧有的政令，从而保全作为君主的正道；臣子不靠宠幸利益来居功，从而保全作为臣子的节操。这种美好，确实能够长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