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觧卷三十
为之小徳。若分而观之，未有不详于大徳而忽畧其细行者。今民之小子以小徳大徳合而观之，则饮食之微尤不敢忽畧矣。然则文王之教能使庶邦与民如此，岂无自而然哉？精诚之运，必有以隂驱潜率之者矣。不然则空言之▯，安能感人悟物如此之速哉？
译培养细小的德行。如果分开来看，没有不重视大德而忽视细微行为的。如今百姓将小德与大德合起来看待，那么就连饮食这样微小的事情也不敢忽视了。既然如此，文王的教化能让诸侯和百姓都做到这样，难道是凭空发生的吗？精诚之气的运行，必定有暗中驱使、潜移默化引导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空洞的言论，怎么能如此迅速地感动人心、启发万物呢？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逺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此成王、周公戒妹土之民也。股肱者，手足之力也。嗣，有继续之意。尔妹土之民，当继续其股肱之力，而无有怠惰作辍。纯者一也，当纯一以艺黍稷，则其用志不分矣。惟其用志不分，故能以其艺黍稷者而奔走事其父兄。农事既隙，始牵车牛，任重致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而为商贾，自足其用，以此孝养父母。为农者，艺其黍稷以事父兄；逺服贾以养父母，其勤劳敦本如此。其为父母者，喜有此子能任其事，故为之子者方敢自洗濯恭敬，厚致用酒以奉其亲。于此时而用酒不为过也。若夫为游手，为末作，废耕稼懋▯之事，不顾父母之养，而为博奕饮酒，是不肖之子也，安能使其父母之喜庆哉？三代之民，自农桑之外无他习，自养父母之外无他用心。葢先王平日所以教之者，亦详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聼，朕教尔大克羞耉，惟君尔乃饮食醉饱。
庶士之有正者，庶伯君子，又所以统庶士者，此皆指卫国之臣也。其尔当常聼，则无时而敢违，无时而肆为逸乐矣。尔大克羞耉，惟君，此又指康叔而戒之也。尔能进耉成之人而用之，则足以尽为君之道。尔于此时而行养老之体，则饮酒醉饱无害。周公言此三节，以开夫人之饮酒，谓于祭祀之时，则可以饮酒；于孝养父母之时，则可以饮酒；其他时皆不可饮也。夫《酒诰》之书，専谓禁酒而作也。既禁其为逸乐，复开人以逸乐，何取乎《酒诰》哉？葢圣人能使人节欲，而不能使人无欲。凡饮酒用之于其所当用，皆天理也，岂人欲哉？惟其不当饮而饮，至于过，斯流于人欲矣。设若成王周公以禁酒之故，禁之太甚，使之皆不得饮，则其势有所不行。惟夫禁之于其所不当用，而开之以其所当用，则顺人情而易行，此圣人中庸之道也。又况成王周公，开人以饮酒者，皆就其良心之▯者开之：祭祀者，致敬之时；养父母者，人子所以孝其亲；养老者，所以燕乐嘉宾者，而致其厚意。此是良心之▯，虽开之以饮酒，而其饮自不致于过矣。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徳。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徳，永不忘在王家。」
成王又曰：「我大惟教汝康叔，将以厚望之也。尔能永长观省所以审察者，当以为久逺之虑。凡所作为，皆考中徳而行之。中者无过之谓。无故而饮，与夫絶人之饮酒者，皆非所以为中。惟祭祀与养老、孝养父母之时饮酒，他时皆不得饮。则其势不至于纵，亦不至于拘，此即中徳也。自非观省为逺虑，安能如此？纵其饮于一时，忘其他日之患；禁之太甚，而不能以永行，皆非永观省也。中徳天理也。汝之所为，既合天理，则庶几能进其馈祀于祖宗，幽足以安神祗，明足以守宗庙，而汝之心可以无愧。尔乃因此可以用逸，则其逸乐也可以舒其四体，愉其心志，而不至于过矣。兹乃信乎为王者正事之大臣，任君之事，无负于君之责望。葢有以尽乎已，必有以合乎君；有以合乎君，必有以得乎天。天亦顺其元徳而祐祚之，使子孙世享其禄，不见忘我周家也。元者，善之长也。凡人之为善，而至于天，若元徳，则是此心与天无间，天且不违是也。成王之所以大望康叔，其效如此。其要实原于永观省、稽中徳而已。永观省、稽中徳，存于一心之微，而其为效可以事宗庙，可以安其身，可以事其君，可以得乎天。如此之大，康叔勿谓饮食醉饱之末节而不加之意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成王又申文王之禁酒者，言之前既曰「诰毖庶▯，诰教小子矣」，此又言「我西土往日辅祐文王之国，及其治事之臣，及其民之子孙，庶几能用文王之教令，行禁止，上创下从」，如上文所谓「庶国饮惟祀」，所谓「聪聼祖考之彞训」，是皆用文王之教也。腆厚也，不腆即薄于
译妹土的百姓，继承你们手足般的劳力，专一地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起初牵着车牛，远行经商，用所得来孝养父母。父母为此感到欢喜，你们便自己洗涤恭敬，厚备酒食以奉养双亲。这是成王、周公告诫妹土百姓的话。股肱，指手足的力量。嗣，有继承的意思。你们妹土的百姓，应当继承这种手足之力，而没有懈怠停顿。纯，即专一，应当专一地种植黍稷，这样意志就不会分散。正因为意志专一，所以能凭借种植黍稷所得，奔走侍奉父兄。农事空闲后，才开始牵车牛，负重致远，以己之所有交换己之所无，从事商业，自给自足，以此来孝养父母。从事农业的人，种植黍稷以侍奉父兄；远行经商以赡养父母，其勤劳敦本如此。作为父母，喜有此子能承担家事，所以做子女的才敢自己洗涤恭敬，厚备酒食以奉养双亲。在这个时候饮酒不算过分。如果做游手好闲之人，从事末业，废弃耕种之事，不顾父母之养，却去赌博饮酒，这是不肖之子，怎能使其父母喜庆呢？夏商周三代的百姓，除了农桑没有其他习好，除了赡养父母没有其他用心。大概先王平日教导他们，也很详尽。
众士中有官职的，以及众伯、君子，你们应当常听我的教诲，你们能大力进用老人，作为君主，你们才可以饮食醉饱。
众士中有官职的，众伯、君子，又是统领众士的人，这都是指卫国的臣子。你们应当常听，就没有时刻敢违背，没有时刻放纵逸乐了。你们能大力进用老人，作为君主，这是又指康叔而告诫他。你们能进用老人而任用他们，就足以尽到为君之道。你们在这个时候实行养老的礼制，那么饮酒醉饱也没有害处。周公说这三节，以开许人们饮酒，是说在祭祀的时候，可以饮酒；在孝养父母的时候，可以饮酒；其他时候都不可以饮。《酒诰》这本书，专门为了禁酒而作。既然禁止其为逸乐，又开许人以逸乐，这有什么取义呢？大概圣人能使人节制欲望，而不能使人没有欲望。凡是饮酒用在该用的地方，都是天理，哪里是人欲呢？只有不该饮而饮，以至于过度，这才流于人欲了。假如成王周公因为禁酒的原因，禁止得太厉害，使得大家都不能饮，那么这种形势就无法推行。只有在不当用的地方禁止，而在当用的地方开许，就顺应人情而易于推行，这是圣人的中庸之道。何况成王周公，开许人们饮酒的，都是就其良心的善处开许：祭祀，是致敬的时候；养父母，是人子孝亲的时候；养老，是为了宴乐嘉宾，而表达厚意。这是良心的善处，虽然开许饮酒，但其饮自然不至于过度。
成王又说：“我大惟教汝康叔，将以厚望之也。尔能永长观省所以审察者，当以为久逺之虑。凡所作为，皆考中徳而行之。中者无过之谓。无故而饮，与夫絶人之饮酒者，皆非所以为中。惟祭祀与养老、孝养父母之时饮酒，他时皆不得饮。则其势不至于纵，亦不至于拘，此即中徳也。自非观省为逺虑，安能如此？纵其饮于一时，忘其他日之患；禁之太甚，而不能以永行，皆非永观省也。中徳天理也。汝之所为，既合天理，则庶几能进其馈祀于祖宗，幽足以安神祗，明足以守宗庙，而汝之心可以无愧。尔乃因此可以用逸，则其逸乐也可以舒其四体，愉其心志，而不至于过矣。兹乃信乎为王者正事之大臣，任君之事，无负于君之责望。葢有以尽乎已，必有以合乎君；有以合乎君，必有以得乎天。天亦顺其元徳而祐祚之，使子孙世享其禄，不见忘我周家也。元者，善之长也。凡人之为善，而至于天，若元徳，则是此心与天无间，天且不违是也。成王之所以大望康叔，其效如此。其要实原于永观省、稽中徳而已。永观省、稽中徳，存于一心之微，而其为效可以事宗庙，可以安其身，可以事其君，可以得乎天。如此之大，康叔勿谓饮食醉饱之末节而不加之意也。”
成王又说：“封，我西土往日辅佐文王的君臣和办事的小子，尚能遵循文王的教诲，不厚于酒，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成王又重申文王禁酒的事，前面已经说过“告诫众臣，告诫小子”了，这里又说“我西土往日辅佐文王的君臣，以及治事的臣子，以及百姓的子孙，尚能遵循文王的教令，实行禁止，上创下从”，如上文所说的“众国饮酒只在祭祀时”，所说的“听从祖考的常训”，这都是遵循文王的教诲。腆，厚也，不腆即薄于
饮酒也。天下之理，一重则一轻，彼有所薄，则此有所厚。既不厚于酒，岂非所厚者在徳乎？惟文王之化如此，故上天祐我周家，革商为周。我今日所以能受商民，原其所由来，惟在乎庶▯与民用文王之教，不腆于酒而已。
译这是关于饮酒的事。天下的道理，一方加重，另一方就减轻；那边有所轻视，这边就有所重视。既然不重视酒，难道所重视的不在于德行吗？只有文王的教化是这样，所以上天保佑我们周朝，取代商朝建立周朝。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承受商朝的百姓，推究其根源，只在于百姓和民众遵循文王的教化，不崇尚饮酒罢了。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显，小民经徳，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
孔颖达曰：周受于商，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卫居商地，故举商代以酒兴亡得失为戒。此又言商家先王羣臣以不饮酒而兴▯也。既取稽考文王以近者告之，又以其闻于商先王者告之曰：「我尝闻之，在昔有殷先哲王，谓成汤也。廸蹈也，躬行之谓也。天有显道，小民难保，皆可畏者也。惟成汤躬行此畏于已，戒儆不睹恐惧不闻，故形之于畏天则见天之显，行之于畏民则见小民之不可忽，形之于徳则守之以常而不敢变，形之为智则持之以坚而不敢失。此畏心之在已也。形之于后世，则自成汤至于帝乙，贤圣六七作之君，所以成王业者，皆畏其相国，有重臣如伊尹、伊陟、巫贤、甘盘之徒，人主之所敬也。此畏心之在子孙也。形之于臣下，则御事之臣所以为辅弼者，皆致其恭敬之道，责难于君，不敢自暇自逸。自者由也，由于暇逸者必不能恭于君，恭于辅君者必不敢暇逸。所以不敢暇逸者，惟尽为臣之职所当为而已。何况曰其敢崇尚饮酒乎？此畏心之在羣臣也。商家先王萌一廸畏之心，故一己之所用者无非此畏，子孙之所遵者无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者无非此畏。甚矣，心之不可以不知畏也。前乎此，尧舜之竞业畏也；后乎此，文王之不敢侮鳏寡，武王之夙夜祗惧此畏也。以人主之尊，其敬畏不敢忽如此，况于为诸侯乎？况于为大夫、为士者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徳显，越尹人祗辟。
商先王躬行敬畏之道，不惟其子孙为能然而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其王朝之御事皆然，而外服之诸侯，内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见君臣上下内外无一不在敬畏之中。侯服、甸服、男服、卫服，为▯伯诸侯之长者，此外服之诸侯也。自百僚之聨事合治者，庶尹众官之长者，惟亚为次，大夫为士者，与乎服事奔走于官之尊者，此畿内之百官也。百官族姓及卿士大夫致仕而居田里者，凢此皆不敢沉湎于酒，岂惟不敢饮酒，亦且不暇饮酒，惟尽心于职事而无暇也。上文言不敢自暇自逸，继之以其敢崇饮，此又言不惟不敢，亦不暇，以见其重在于职事，则其轻在于饮酒。然则所谓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人君之徳而至于不可掩，下以尽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为臣之责，惟此二者，茍君之徳不明，与夫不能正其身而正人者，皆为有亏于其职。上以成其君，下以正乎人，则人臣之职尽矣。当时之为人臣者，惟恐已责之不塞，已职之不尽，所谓不暇者，惟此而已。天下之事，无有两立之理，晋人以酣饮清淡，不事理法，而废职事，卒至于刘石崛起者，葢心在于饮酒，则无暇于职事；心在于职事，则无暇于饮酒，其心自然有所偏重。此如康叔之于卫，其知所以当为者乎？知有所当为，则必有所不为矣。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滛佚于非彞，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尽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徳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羣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前言：商家先王所以致敬，与其臣所以不敢暇逸，故其兴▯如此。此又言商之后王不能致敬，惟酒是逸，臣下化上之恶，故其丧▯如此。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即纣也，酣身以酒，而乐其身。惟贤君以其昭昭，能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安能使人昭昭？宜其政教命令无以显明于民者，所祗敬而保养之。惟是众人所怨之人，不易言敬保之，其心不变也。祗保之心一也。先王用之于贤者，故任贤勿贰，不使小人间之。纣乃以祗保之心用之于小人，诞大也，惟纵之滛泆于非常理之事，谓之非彞，则所为不
译周武王说：“封，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从前，殷商的先代圣王，践行对上天显明之道的敬畏，以常道治理百姓，秉持明智。从成汤一直到帝乙，这些成就王业的君主都敬畏他们的辅相，那些处理政务的臣子都恭敬地辅佐君主，不敢让自己闲暇安逸，何况说他们敢崇尚饮酒呢？”
孔颖达说：周朝取代了商朝，在文王之前，那是殷商的时代。现在卫国又地处商朝故地，所以举出商朝因酒而兴亡得失的历史作为警戒。这里又说商朝的先王和群臣因为不饮酒而兴盛。既然已经用近处的文王事迹来告诫他，又用他听说的商朝先王的事迹来告诉他：“我曾经听说，从前有殷商的先代圣王，指的是成汤。‘廸’是践行的意思，指亲身实行。上天有显明的大道，百姓难以保全，这些都是值得敬畏的。只有成汤在自己身上践行这种敬畏，警戒于未见之事，恐惧于未闻之声，所以表现在敬畏上天时，就看到了上天的显明；表现在敬畏百姓时，就看到了百姓不可轻视；表现在德行上，就坚守常规而不敢改变；表现在智慧上，就持守坚定而不敢失误。这是敬畏之心存在于自身。表现在后世，那么从成汤到帝乙，贤圣六七代君主，之所以能成就王业，都是因为敬畏他们的相国，有像伊尹、伊陟、巫贤、甘盘这样的重臣，是君主所敬重的。这是敬畏之心存在于子孙。表现在臣下，那么那些处理政务、作为辅弼的臣子，都尽到恭敬之道，对君主提出高要求，不敢让自己闲暇安逸。‘自’是由的意思，因为闲暇安逸必然不能恭敬于君主，恭敬于辅佐君主的人必然不敢闲暇安逸。之所以不敢闲暇安逸，只是因为尽到臣子应当做的职责罢了。何况说他们敢崇尚饮酒呢？这是敬畏之心存在于群臣。商朝的先王萌发了一种践行敬畏的心，所以自己所用无非是这种敬畏，子孙所遵循无非是这种敬畏，群臣所效法无非是这种敬畏。敬畏之心不可以不知晓啊。在此之前，尧舜竞争功业也是敬畏；在此之后，文王不敢欺侮鳏寡，武王早晚恭敬恐惧，也是这种敬畏。以君主的尊贵，其敬畏不敢忽视到如此程度，何况是诸侯呢？何况是大夫、士人呢？”
至于外服的侯、甸、男、卫、伯，以及内服的百官众尹，还有次官、服役者、宗庙工匠，以及百姓和居住在乡里的民众，没有谁敢沉湎于酒。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敢，也是因为无暇，只是为了帮助成就君王的德行使其显扬，以及治理百姓、敬守法度。
商朝的先王亲身践行敬畏之道，不仅他的子孙能做到，王朝的办事大臣也都如此；不仅王朝的办事大臣如此，外服的诸侯、内服的百官、乡里的百姓也都如此，以此显示君臣上下内外无一不在敬畏之中。侯服、甸服、男服、卫服，是作为诸侯长者的伯，这些是外服的诸侯。从百官中联合办事的人，众官中的长官，以及次官、大夫、士人，还有在官府中奔走服役的尊者，这些是京畿内的百官。百官的族姓以及卿士大夫退休而居住在乡野的人，所有这些人都不敢沉湎于酒，岂止是不敢饮酒，也是没有空闲饮酒，只是尽心于职事而没有空闲。上文说不敢让自己闲暇安逸，接着说岂敢崇尚饮酒，这里又说不仅不敢，也是无暇，以此显示他们重视职事，而轻视饮酒。那么所谓无暇，究竟是在忙什么呢？对上是为了帮助成就君王的德行使其显扬，对下是为了尽到正人的道而自我敬守法度。为臣的责任，只有这两项，如果君王的德行不彰，或者不能端正自身而去端正别人，都是对职责的亏欠。对上成就君王，对下端正百姓，那么人臣的职责就尽到了。当时做人臣的，只担心自己的责任没有填补，自己的职责没有尽到，所谓无暇，只是因为这个罢了。天下的事，没有两全其美的道理，晋人因为酣饮清谈，不处理法度事务，而废弃职事，最终导致刘、石崛起，大概是因为心思在于饮酒，就没有空闲处理职事；心思在于职事，就没有空闲饮酒，他们的心思自然有所偏重。这就像康叔对于卫国，他知道应当做什么吗？知道有所当为，就必然有所不为了。
我听说也这样说：现在的后继君王沉溺于酒，他的政令不能显明于百姓，所敬重保养的，只是那些令人怨恨的人，难以改变。他放纵淫乱于不合常理之事，用来宴乐而丧失威仪，百姓没有不伤心的。他荒淫厚待于酒，不仅让自己安逸，还放纵自己的心，疾病痛苦而不能畏惧死亡。罪过在于商邑，导致殷国灭亡，没有灾祸是因为德行馨香祭祀上达于天，而是由于百姓怨恨，众多人因酒腥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下丧亡给殷商，不爱惜殷商，只因为安逸。上天并不暴虐，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过。
前文说：商朝先王之所以致敬，以及其臣子之所以不敢闲暇安逸，所以他们的兴盛如此。这里又说商朝的后继君王不能致敬，只以酒为乐，臣下效仿上级的恶行，所以他们的灭亡如此。我听说也这样说：现在的后继君王就是纣王，他沉溺于酒而取乐自身。只有贤明的君主以其清明，能使百姓清明；现在他以昏庸，怎能使人清明？适宜他的政教命令无法显明于百姓，所敬重保养的，只是那些众人所怨恨的人，难以说敬重保养他们，其心不变。敬重保养的心是一样的。先王用在贤者身上，所以任用贤者不疑，不让小人离间。纣王却把敬重保养的心用在小人身上，‘诞’是大，只放纵他们淫乱于不合常理之事，称为非彝，那么所为不
合于法度矣。用燕丧威仪，人君所以尊临天下者，有其威仪也。诗曰：威仪抑抑。传曰：有威可畏谓之威，有仪可像谓之仪。此皆君之威仪也。纣之以燕乐之故而丧其威仪，民见纣如此，无不衋然痛伤于心。衋伤痛之貎也。民至于伤心，而纣曽无改悔之心，方且荒大腆厚于酒，不惟自息。所谓凶人为不善，惟曰不足，更无有穷已逸安也。其心安于酒，恬然不以为怪。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当沉湎于酒之时，为酒所使，其心很戻，虽死且不畏。酒之能害徳如此，其辜罪始于商邑，言纣与逋逃之人为滛湎于都邑。其终也至于举国败亡，更不知惧。所以登于天者，非其徳之馨香，乃其酒之腥秽尔。夫为徳者，自有馨香之理，寓于祭祀之间，不以物而以徳。酒自有腥秽之理，庶羣自饮，见其臣下化上，无一人不饮酒也。至于腥闻在上，则恶之彰著久矣。故天降丧亡于殷而无有爱之。天之所以不爱之者，惟以逸之故。天岂虐民哉？民自速其罪尔。为康叔而抚商之余民，居商之故地，其可不以商先哲王为监哉？又其可不以商之后嗣王为戒哉？
译符合法度了。在宴饮中丧失威仪，这是君主用来尊严地统御天下的根本，就在于拥有威仪。《诗经》说：“威仪庄重谨慎。”传文说：“有威严令人敬畏叫做威，有仪容可供效法叫做仪。”这些都是君主的威仪。纣王因为宴饮享乐而丧失了威仪，百姓看到纣王这样，没有不内心深切痛伤的。“衋然”是伤痛的样子。百姓到了伤心的地步，而纣王竟然没有改悔之心，反而更加沉迷于厚味美酒，不仅不知自我节制。所谓凶恶之人做坏事，总说不够，更没有穷尽和安逸满足的时候。他的心安于酒，恬然不以为怪。他的心疾恶狠戾，不能畏惧死亡。当沉湎于酒的时候，被酒所驱使，他的心狠戾乖张，即使面临死亡也不畏惧。酒能败坏德行到了如此地步，他的罪过始于商邑，是说纣王与逃亡之人在都邑中纵情沉湎。最终导致举国败亡，仍然不知恐惧。所以升腾到天上的，不是他德行的馨香，而是他酒的腥秽罢了。修德的人，自有馨香的道理，寄托在祭祀之中，不靠器物而靠德行。酒自有腥秽的道理，众臣百姓自己饮酒，看到臣下效法上级，没有一个人不饮酒的。直到腥秽之气上闻于天，那么罪恶的显著已经很久了。所以天降丧亡于殷商而不爱惜它。天之所以不爱惜它，只是因为安逸的缘故。天难道会虐待百姓吗？是百姓自己招致罪祸罢了。康叔安抚商朝的遗民，居住在商朝的故地，难道可以不把商朝的先哲王作为鉴戒吗？又难道可以不把商朝的后嗣王作为警戒吗？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王曰：「封，予惟不若兹多诰。前既举商家得失兴亡，戒之矣。又曰：『我不但如此多言，亦已躬行之矣。』使成王不见于躬行，徒多言，岂能耸动康叔之聼？凡古人所言者，皆其所已行者也。又举昔之贤者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水监足以见其形之妍丑而已，若民监则可以知其吉凶成败。』前日纣为滛湎之行，今已坠其命而丧亡矣。岂非民监可以见吉凶成败乎？我其不可不以商为监，而抚安当时之民也。商以夏为监，周以商为监，汉以秦为监，唐以隋为监，皆此▯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劼固也，毖谨也。坚固尔心，而致其谨畏。此一章，大槩言康叔之心，当无往而非欲劼毖，即敬之意也。以逺而言之，则有商家贤臣，与乎侯甸男卫之国，汝当以敬待之也。逺者犹当敬，况近者而可以不敬乎？以近而言之，则太史掌国之六典，内史掌八柄之法，皆汝之亲友者，与夫贤臣为百官之尊者，此皆汝国之近臣，亦当以敬待之。近者犹为敬，而况小者而可以不敬乎？以小臣而言之，尔国所有供事之臣，服行善道而在位者，服近其事而在职者，亦当以敬待之。小者犹当敬，而况大者可以不敬乎？以大臣而言之，为尔之畴，如三卿者，葢三卿皆命于天子，故以畴▯言之。圻父司马之官，掌▯政以治封圻之内，薄伐其愆违者也。农父司徒之官，掌▯教以治民农事，顺民而保安之者也。宏父司空之官，掌▯事，广其土以居民，安定其民以致其辟法者也。曰父者，尊之也。曰圻、曰农、曰宏，以职言；曰司马、司徒、司空，以官言。有政以制之，而后可教；有教以导之，而后可安。此其次第也。此三卿者，汝亦当以敬待之可也。大臣如三卿，犹在所敬，而况汝为诸侯，其身岂可以不敬乎？刚制于酒，汝之职也。汝所当敬也。制于酒而不以刚，则立志不勇，所行不坚，易以中辍矣。此章其要在康叔刚制于酒，知所劼毖，故广为戒，自逺而近，自小而大，自轻而重，以见其无往而不敬焉。
厥或告曰：「羣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廸，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王曰：「封，汝典聼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此又立为禁酒之法。厥或有人来诰曰：「民相聚羣饮，汝不可失之，须尽执而拘之，以归于周之京师，予其杀之。」又惟商之诸臣百工，为人所导廸而饮酒，至于沉湎者，此则为他人所渐染，而非其本意，勿用杀之，姑且教之。夫民同犯一罪，杀其一而赦其一，奚为周公立法乃如此？详咏此一章，见圣人立法不得不严。
不严则人玩而易犯，予其杀，未必杀之，特立为此法尔。至于成王、周公之本意，则亦欲教之而已。旧▯以周人羣饮则杀之，商人则勿杀，恐未必然。周人习于文、武之化，岂有羣饮者？更不须立此法矣。又何况康叔所治，乃商之余民，安有周人哉？汝康叔能如此用心，则诚为明于享上之义矣。诸侯之所以能享上者，在诚而不在物，在实而不在文。能尽其职以奉上，则享之义莫过于此矣。其或汝不能用我之教，辞不聼我言，惟我一人不恤，更不之顾，则是汝自不蠲洁于其事，防民于罪，亦与杀人何以异哉？成王别白而告之，能如此则为明享，如此则为弗蠲。乃事康叔，其亦知审所取舍哉？王曰：「封，汝典聼朕毖。」又于终篇申言之曰：「汝当常聼我之所毖，谨者惟在于酒。若汝所治之民，犹至于饮酒者，汝即不可推辞分别，以为民自饮酒，我自不饮酒，非闗我身之事。然则所以化民者，非于康叔之身乎？民之饮酒，即汝之过也。乃司即康叔之身，司牧民者也
译王说：“封，我不仅像这样多次告诫你。古人有句话说：‘人不要以水为镜，而应当以民为镜。’现在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难道可以不大大地以此为鉴，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吗？”
王说：“封，我不仅像这样多次告诫你。前面已经列举了商朝得失兴亡的道理，来警戒你了。又说：‘我不但如此多言，也已经亲身实践了。’如果成王不亲身实践，只是空谈，怎么能打动康叔的耳朵呢？凡是古人所说的，都是他们已经实践过的。又举出过去的贤者有话说：‘人不要以水为镜，而应当以民为镜。以水为镜，只能看到自己形貌的美丑罢了；如果以民为镜，就可以知道吉凶成败。’从前纣王沉溺于酒色，现在已经丧失天命而灭亡了。这难道不是以民为镜可以看到吉凶成败吗？我难道可以不把商朝作为鉴戒，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吗？商朝以夏朝为鉴，周朝以商朝为鉴，汉朝以秦朝为鉴，唐朝以隋朝为鉴，都是这个道理。”
我说：“你要坚定谨慎地对待殷商遗留下来的贤臣，以及侯、甸、男、卫等诸侯，何况太史、内史等亲近的官员，以及贤臣和百官之长，何况是你手下的办事人员，那些奉行善道、在职在位的人，何况是你的同僚，如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等，何况你要坚决地管制饮酒。”
“劼”是坚固的意思，“毖”是谨慎的意思。坚定你的心志，并且做到谨慎敬畏。这一章，大略是说康叔的心，应当无处不想要坚定谨慎，也就是恭敬的意思。从远处来说，有商朝的贤臣，以及侯、甸、男、卫等国家的诸侯，你应当以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们。远处的人都应当恭敬，何况近处的人可以不恭敬吗？从近处来说，太史掌管国家的六典，内史掌管八柄的法度，都是你的亲友，以及贤臣中百官的尊长，这些都是你国中的近臣，也应当以恭敬的态度对待。近处的人都应当恭敬，何况小官可以不恭敬吗？从小官来说，你国中所有供职的臣子，奉行善道而在位的，亲近事务而在职的，也应当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小官都应当恭敬，何况大官可以不恭敬吗？从大官来说，作为你的同僚，如三卿等，大概三卿都是由天子任命的，所以用“畴”（同僚）来指称。圻父是司马的官职，掌管军政以治理封疆之内，讨伐那些有过错违逆的人。农父是司徒的官职，掌管教化以治理民众的农事，顺应民心并保护他们。宏父是司空的官职，掌管工程事务，扩大土地以安置居民，安定民众以推行法度。称“父”是表示尊敬；称“圻”、“农”、“宏”是从职责来说；称“司马”、“司徒”、“司空”是从官职来说。有政令来制约，然后才可以教化；有教化来引导，然后才可以安定。这是其中的次序。这三卿，你也应当以恭敬的态度对待。大官如三卿，都应当在恭敬之列，何况你是诸侯，自身难道可以不恭敬吗？坚决管制饮酒，是你的职责，是你所应当恭敬对待的。管制饮酒如果不坚决，那么立志就不勇猛，所行的事情就不坚定，容易中途停止。这一章的关键在于康叔要坚决管制饮酒，知道要坚定谨慎，所以广泛地告诫，从远到近，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以显示他无处不恭敬。
如果有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不要放纵他们。全部逮捕拘禁并押送到周京，我要杀了他们。”又只有殷商遗留下来的那些臣子百工，是被他人引导而沉溺于酒的，不要杀他们，暂且教育他们。如果有这样明白地享祭，却不采用我的教诫，只有我一人不体恤，不洁敬你的事务，这就等同于杀了。王说：“封，你要常听我的告诫，不要推卸你治理民众沉溺于酒的责任。”
这又是设立禁酒的法令。如果有来报告说：“民众聚众饮酒，你不可放纵他们，必须全部逮捕拘禁并押送到周京，我要杀了他们。”又只有商朝的诸臣百工，是被他人引导而饮酒，以至于沉溺的，这是因为受他人渐染，而不是他们的本意，不要杀他们，暂且教育他们。民众同犯一种罪，杀其中一个而赦免另一个，为什么周公立法竟然如此？仔细吟咏这一章，可以看出圣人立法不得不严厉。不严厉，人们就会轻慢而容易犯法，“我要杀了他们”，未必真的杀了他们，只是设立这样的法令罢了。至于成王、周公的本意，也不过是想教育他们而已。旧注认为周人聚众饮酒就杀，商人就不杀，恐怕不一定如此。周人习惯于文王、武王的教化，难道会有聚众饮酒的人吗？更不需要设立这样的法令了。更何况康叔所治理的，是商朝的遗民，哪里有周人呢？你康叔能这样用心，那就真正明白了享祭上级的意义了。诸侯之所以能享祭上级，在于诚意而不在于物品，在于实质而不在于文饰。能尽自己的职责来侍奉上级，那么享祭的意义没有比这更大了。如果你不采用我的教诫，言辞不听我的话，只有我一人不体恤，不再顾念，这就是你自己不洁敬于事务，防范民众犯罪，这也与杀人有什么不同呢？成王分别明白地告诉他，能这样就是明享，这样就是不洁敬。康叔，你也知道审慎地取舍了吗？王说：“封，你要常听我的告诫。”又在篇末重申说：“你应当常听我的告诫，谨慎的关键在于酒。如果你所治理的民众，还至于饮酒，你就不可推辞分别，认为民众自己饮酒，我自己不饮酒，不关我的事。然而教化民众，难道不在康叔自身吗？民众饮酒，就是你的过错。‘乃司’就是康叔自身，是掌管牧养民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