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译善行中最大的莫过于恭敬，从恭敬之心扩充开来，善行将无所不到；恶行中最大的莫过于不敬，从不敬之心推演开来，恶行也将无所不到。君主居于至尊的地位，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只应当畏惧上天。现在既然不敬重上天，就是不敬畏天了，所以上天降下灾祸给百姓，表现为面色傲慢而行为暴虐。连坐族诛罪人，世袭任用官员，以至于焚烧炙烤忠良，剖开孕妇取胎，这些都是从不敬之心引发的。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本应当爱护，却反而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而降下祸害，欲望不可放纵。沉溺于酒色，贪恋美色，就会纵欲无度，敢于施行暴虐。只有仁者才有不忍伤害他人的心，不仁者则有残忍之心，所以敢于施行暴虐而毫无顾忌。惩罚恶人只应止于其本人，惩罚他并牵连他的父母妻子兄弟是不对的；赏赐延及后代，有功之人世袭俸禄是可以的。任用官员不问其贤能与否就让他居于高位，赏赐过度，那么被赏赐的都是与纣王同流合污的人；惩罚泛滥，那么被惩罚的却是没有参与作恶的人。哪里能得到至公的道理呢？修建宫室，建造台榭，修筑池塘，奉行奢侈的服饰，无非是耗尽民力来奉养自己，所以残害百姓，焚烧忠良。纣王设立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因劝谏而死。剖开孕妇，是说比干的妻子怀孕，就剖开她以显示其残忍暴虐的程度，一至于此，已经极端了。皇天震怒，难道是从外面来的吗？天的震怒，就是纣王的恶行达到极点的表现。文王的德行日益彰显，纣王的恶行日益极端，决无两立之理，所以上天命我的文王肃敬地执行天威。所谓天威，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就是文王肃敬执行的地方便是天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理。大业尚未完成，文王难道对此有利商之心吗？文王所说的大业，是指他的道得以推行于天下，使百姓各得其所，这就是大业。如果商纣能恐惧修省，改正以前的不善，行今天的善，那么文王安于臣子的地位，可以没有遗憾，天下的百姓也能得到安宁，这难道不是文王的大业吗？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说大业未成，是说未能实现文王的志向，在未见道的时候。于是我这小子发，与你友邦的大君在商地观察政事，我小子于是与你友邦的大君在孟津治兵，以观察商朝的政事，看其能否改正。由此可以看出武王不得已的心情，如果武王有利商之心，就会大举攻取，何必观察政事？这大概是上天五年须暇的意思。纣王如果因此悔过，武王退而守臣子之位，武王的本心也就满足了。奈何纣王没有悔改之心，竟然安然在上位，恬不知戒。不敬重上帝神只，先宗庙祭祀之事更加不知修治，牺牲粢盛是事奉上帝神只和先宗庙祭祀的器具，都被凶人盗取，而纣王竟然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罪过，就像成汤责备葛伯，只说他不行祭祀一样。纣王的恶行如此，却反而认为我有百姓可以依托，有天命可以倚仗。人君所依托的是百姓，而纣王的百姓已经离心离德了，怎么可以依托？人君所倚仗的是天命，而纣王已经取怨于天了，怎么可以倚仗？不惩其侮，是说侮慢日益严重，从未有惩创之心，这是纣王最终不改过。孟津之会，武王怎么能自己停止呢？

译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那些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的人，才配担任此职。无论我有罪还是无罪，我怎敢违背我的志向？力量相当时，就衡量德行；德行相当时，就衡量道义。商纣王拥有亿万臣民，却有着亿万颗异心；我拥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颗同心。商纣王的罪恶已经积累到极点，上天命令诛伐他。如果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过就与他一样重。

上文已经列举了纣王的恶行，这里则是周武王自我承担责任的言辞。上天的本意是为了保佑下民，必定设立君主和师长来治理他们、教化他们。担任君主和师长的人，应当辅佐上帝来恩宠安抚四方。恩宠安抚，就是爱护和安定。上天对君主的期望，以及君主对上天的回报，无非都是为了百姓罢了。纣王的恶行如此，既然不能胜任君主和师长的职责，那么能胜任此任的，难道不是武王吗？武王既然将君主和师长的责任揽于己身，因此有了必须前往讨伐的志向。认为我有罪的人，说我不应当以臣子身份讨伐君主；认为我无罪的人，说理当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我都不暇顾及，只知道不违背我的志向。因为武王的志向在于顺从天意、拯救百姓罢了。这个志向一旦确定，就只进不退，只出不入。力量相当时，就衡量德行；德行相当时，就衡量道义。圣人不计较人的胜负，而评判道理的曲直。力量相同，就衡量德行的优劣；德行相同，就衡量道义的正当与否。德行有是非之分，那么道义就有可否之别。能够衡量道义，就不会错失时宜了。商纣王拥有亿万臣民，却有着亿万颗异心；我拥有三千臣民，却只有一颗同心。心只有一颗，哪里会有亿万颗呢？天下的道理，只有公与私的区别。公正就能达到统一，自私就会千差万别。纣王不能使天下人心趋向统一，人人各有私心，是因为他自私。武王之所以能统摄人心，使大家都归于一致，是因为他公正。商纣王的罪恶已经积累到极点，上天命令诛伐他，这是说道理上不容许他存在。如果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过就与他一样重。这两句话显示出武王知晓天意。天道渺茫，圣人凭什么知道它呢？是通过道理来知道的。上天把君主和师长的责任交给纣王，纣王不能承担他的责任，所以上天诛伐他，而把君主和师长的责任交给武王。武王在这里如果谦虚退让，不承担这个责任，那就是违背天意。上天一定会用诛伐纣王的方式来诛伐武王。难怪武王因此必定前往而毫无疑虑。因为他的力量、德行和道义，都是天理所应当的。不是在德行和道义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天。

我小子日夜敬畏，承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祷告，向社神祷告，率领你们这些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永远澄清四海，时机啊，不可错失！

日夜敬畏，用来显示武王的心，也就是恭敬的心。纣王的恶在于不恭敬，上天和文王的德行在于严肃地奉行天威，武王的德行在于日夜敬畏。恭敬与不恭敬，圣人和愚人就由此区分开来。如果武王在这里知道天命和人心归附于自己，就安然自足，这哪里是武王所为呢？只有日夜敬畏之心不断增加，所以承受文王的遗命，就是承受取代商朝的命。向上帝祷告、向社神祷告，是告诉天神和社神然后行动。参照天地而不违背，质问鬼神而没有疑虑，祷告和宜都是祭祀的名称。率领你们这些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就不是武王的私意。看这三篇书，大体上都以天来说话，况且以武王的圣明，纣王的无德，不用比较就天壤之别了。百姓归附周朝而背叛商朝，不用告诫就显而易见了。现在这个“天”字，反复告诫，放在嘴边牙齿上不说，说了上天就不能释怀。武王不是多虑的人吗？我在这里可以看到武王的心，虽然相隔千百年，看着他的话默默思考，他斋严肃敬，温和淳和，说是日夜敬畏，难道不确实吗？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天道高远难测，武王说得如此明白，后世把天和人分为两回事，所以天是天，人是人。圣人认为天和人是一致的，只通过百姓的好恶来显现天意的顺从或违背，百姓所想要的就是上天所顺从的。孟津的盟会，八百诸侯，这难道是人力能做到的吗？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永远澄清四海。大概君主是源头，百姓是水流，源头清澈水流必定清澈，源头浑浊水流必定浑浊。现在如果去除纣王的恶，就是澄清源头，天下就都清澈了。所以说永远澄清，有礼义廉耻的风气，是清澈；没有盗窃僭越的风气，难道不是清澈吗？有推辞谦让的心，是清澈；没有贪婪奸诈争斗的心，难道不是清澈吗？所以听到伯夷风教的人，顽固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有了志向，这也是伯夷的清澈；听到他风教的人，也没有不变得清澈的。时机啊，不可错失！圣人不能违背时机，也不可错失时机。时机，就是恰当的时候。武王这次行动，也只是顺应时宜罢了。这就是衡量道义。时机的难以知晓，真是厉害啊！只有圣人才能知道它。如果武王处在文王的时代，就应当侍奉商朝。因为侍奉商朝，是当时的时机。如果武王处在尧舜的时代，就应当揖让。揖让，也是当时的时机。现在武王讨伐商朝，说是时机啊，不可错失！难道讨伐商朝，就是武王所说的时机吗？所以说：“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

泰誓中

戊午这一天，武王驻扎在黄河以北，各位诸侯率领军队全部会合。武王于是巡视军队并宣誓说：“唉！西方各国的众人，都听我的话。我听说好人做善事，总觉得时间不够；坏人做坏事，也总觉得时间不够。现在商王纣

译竭力行事没有节制，抛弃遗弃年老百姓，亲近勾结罪人，纵欲酗酒残暴肆虐，臣下受其影响，结党营私互相仇视，凭借权势互相残杀。无辜百姓向天呼号，恶劣的德行昭彰显扬。

译军队在戊午日渡过孟津，也在戊午日驻扎于黄河以北。驻扎下来，是因为看到武王有不忍心的意思。《春秋》记载征伐时，凡写“次”（驻扎）的，都认为是善举。《易经·师卦》说：“向左驻扎没有灾祸”，就是这个道理。群后就是诸侯，他们率领军队来防备武王。于是武王巡视他的军队并告诫他们说：“唉！西土的大众，都要听我的话。”上一篇所告诫的，是友邦君主告诫诸侯；这一篇所告诫的，是西土的大众，也就是武王的军队。武王治理西土，所以称为“西土的大众”。友邦君主，是武王的援军；西土的大众，是武王的心腹之兵。既然是武王的心腹之兵，那么告诫的话就尤其详细。“都要听我的话”，是让他们都听从自己的话。天子自称叫“朕”。武王在誓师的时候，商朝尚未被战胜，周朝尚未称王，得失成败还不可知。武王在这里使用天子的称呼，为什么呢？大概“朕”是“我”的称呼，“予”的称呼，“吾”的称呼。古人本来就用“朕”作为我、吾、予。后世因为古圣人有“朕”的称呼，就把它作为天子专用的称呼。不然的话，人臣如伊尹、伯禹、周公，为什么又自称“朕”呢？我听说善良的人做好事，为什么接着只用“我”而不再说“朕”？听说了吗！至于成汤讨伐夏朝，有“朕不食言”的话，不久就接着说“予孥戮汝”。由此看来，那么“朕”这个称呼不能用来非议武王。我听说善良的人做好事，惟恐一天不够；凶恶的人做坏事，也惟恐一天不够。这四句话，古人已经说过了。所以说：“我听说善良的人做好事，惟恐一天不够，是勇于做好事；凶恶的人做坏事，也惟恐一天不够，是勇于做坏事。”他们的勇是一样的，但他们之所以做好事或做坏事则不同。恶念已经成熟，那么他们下功夫自然不同，就像孟子所说的“鸡鸣而起，孜孜为善；鸡鸣而起，孜孜为利”的意思，是一样的。孜孜不倦是一样的，但舜和跖则不同；鸡鸣而起是一样的，但追求利和追求善则不同。可惜他们用力如此，不能把做坏事的用心转移到做好事上。现在商王用力行事没有法度，没有规矩的事，用力去实行，这也是恶念已经成熟，凶恶的人惟恐一天不够。纣王的罪恶已经形成，那么凡是黎民老人、白发之人不与他一起胡作非为的，就驱逐抛弃他们；罪人中那些大奸大恶、与他一起胡作非为的，就亲近并靠近他们。黎老，不是纣王所说的黎老之人，而是武王所说的黎老之人。如果纣王真的认为他们是黎老，那么纣王就有识人的明眼了。尧舜这样的圣人，尚且觉得难，难道独夫纣王反而容易做到吗？罪人，不是纣王所说的罪人，而是武王所说的罪人。如果纣王真的认为他们是罪人，那么纣王就有辨别邪正的见识了。治国的要领，没有比这更大的，难道独夫纣王反而能得到要领吗？纣王所说的黎老罪人，我知道了。同恶相济，像飞廉、恶来这类人，未必纣王不把他们当作黎老。微子、比干这类人，纣王未必不把他们当作罪人。假如纣王所说的黎老而被他驱逐抛弃，所说的罪人而被他亲近，天下最终不会归顺周朝，武王最终不会成为周朝的主君。正因为不能这样，反而酗酒淫虐，肆意妄为，他那没有法度的情形表现在外面。所以臣下都受他影响而与君主同流合污，结为朋党以至于互相仇视，胁迫君主的权力，以至于互相残杀，他那没有法度的流弊表现在互相残杀上。所以无辜受罪的人呼天诉冤，像这样的事，难道不是秽恶的德行吗？显著地让天地听闻，这就是臭恶的显著。做好事而显著，就是尧的光明照耀，光被四表成为成王的馨香感动神明；做坏事而显著，就是纣王的秽恶德行显著听闻，腥气上达，三苗的刑讯之声上达，腥气都是用来表示显著的。

只有上天爱护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命。夏桀不能顺从天意，上天就把毒害降给下国。上天于是佑助成汤，降下命令废黜夏朝的命数。纣王的罪恶超过夏桀，残害贤良，虐待进谏的辅臣。认为自己有天命，认为恭敬不值得实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没有伤害。他的鉴戒并不远，就在那夏王身上。

上天也有上天的职责，君主也有君主的职责。上天的职责在于爱护百姓，君主的职责在于奉行天命以爱护百姓。君主想要奉行天命，起初不在于牺牲玉帛等繁文缛节的末节，只要知道爱护百姓，奉行天命的道理就得到了。如果上天不爱护百姓，上天就失职；如果君主不爱护百姓，也就失职。夏桀不能顺从天意，以至于把祸害降给下国，这都是桀失职。上天于是佑助成汤，废黜夏朝的命数。成汤难道有私意吗？也是奉行天命以爱护百姓罢了。成汤口粮的忧虑，也侥幸得以解决。讨伐夏朝的事，就像后世的奸臣贼子，他们难道不以成汤为遗憾吗？纣王的罪恶超过夏桀，何况商纣的罪恶又超过夏桀呢？看商王作《汤誓》的篇章，只说“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罢了。现在纣王的罪恶达到剖开贤人的心，剖开孕妇的肚子，像《泰誓》三篇所说的，那么夏桀未曾做的，纣王无所不做了。夏桀已经被成汤放逐，那么纣王怎么可以免于祸患呢？成汤的誓词不过说“夏王”，仲虺的诰辞才有桀的名字，这也是仲虺所说的，而不是成汤说的。现在

译武王用当今商王受的名字来谈论他，难道他的罪过不更超过夏桀吗？元良是一国的贤人，像微子就是这样的人。微子是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哥哥，却让他抱着祭器投奔周朝，使他遭受贬损而丧失地位。谏辅就是比干，因为忠诚劝谏而被杀，这是残暴虐待而害死他。纣王的心与元良、谏辅这些人背道而驰而不相亲近。

译这就是说，那些残害百姓的贼虐之徒，声称天命已归己有，声称恭敬不足以施行，声称祭祀没有益处，声称暴虐不会造成伤害。天命就是天理。己，就是私欲。天理与私欲不能并存。知晓天理，就会忘却私欲；知晓私欲，就会泯灭天理。天命难道是私欲所能占有的吗？声称天命归己所有，就是不知天理了。就像说：“我的生存并非由我主宰，命运在于天”，这才是正确的。人们只有知晓天命，才会知晓恭敬，知晓祭祀，知晓暴虐不可为。为什么呢？恭敬，就是天理的流行；祭祀，就是天命体现于报答根本、追念始源。因为恭敬并非人力所能强求，祭祀也并非人力所能强为。人力不能强为之处，就是天意。暴虐，是违背天理的。暴虐就是人欲的私心。既然属于人欲的私心，哪里还有天命呢？纣王的罪恶，其根源都在于有私欲，所以认为恭敬不值得施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不会造成伤害。这些都是放纵一己之意。谓，是指表现在言语上。孔子说：“言语不诚实，那么做起来就困难。”纣王在这四件事上，表现在言语上，自认为如此，这是言语中不知惭愧。他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王那里。有夏时，商朝将其废黜；商朝如今也有罪了，周朝废黜它，也像商朝废黜夏朝一样。这就是武王使众人没有疑虑的原因。

天难道是要让我治理百姓吗？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讨伐商朝必定能胜利，受（纣王）拥有亿万民众，却离心离德。我有十个治乱的贤臣，同心同德。虽然有至亲，也不如仁人。天的视听，来自我百姓的视听；天的听闻，来自我百姓的听闻。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

天难道是要让我治理百姓吗？这是武王以天下的责任为己任。天命既然离开了纣王，就必定有所归属。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清明之气在身，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命既然命令武王，所以表现在梦卜上，显现于吉祥征兆上，都有吉兆。休祥，汉代儒者所说的白鱼入王舟之类，大概有此理。那么梦、卜、休祥，果真值得相信吗？大概圣人的心，先于天而天不违背，后于天而顺应天时。这是说心已与神明契合，所以梦卜休祥，只是作为此心的证明罢了。如果此心对神明有愧，对天理有欠缺，做了不当之事，还强行寻求与梦卜休祥相合，又哪里值得相信呢？这样所谓的梦，只是精神散乱所致，而卜与休祥，恰恰成为妖怪罢了。戎商必克，是说伐商有必胜的道理，武王更加自信，也以此让众人相信。受拥有亿万凡人，离心离德；我有治乱的贤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还要占卜商的兴亡，只是从人心上观察。人心离散，就是必亡的道理；人心聚合，就是必兴的道理。夷人，就是凡人。朝廷的贤人都已远去，所以只说凡人，虽然有亿万凡人，但心德都离散。心是本体，德是作用。心德既离散，那么君主就不是君主了。大凡君主之所以能统领天下，是因为人心所聚，所以君民可以成为一体。君主之所以不能统领天下，是因为人心没有统摄，都涣散了，那么君臣之义就断绝了。君臣之义既断绝，那么纣王就是一个普通人。武王所杀的，只看到一个普通人，不把他当作君主。我有治乱的贤臣，指治理乱世的臣子十人，像太公望、周公召公之类，都同心同德，一心侍奉君主。说凡人尚且离散，那么贤者不言，可知；说治乱之臣尚且同心，那么凡人的同心可知。孟子说：“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周朝达到了极点，虽然有至亲，也不如得到仁人。大概君主举措动合天理，那么仁人君子都归附他，像二老听闻文王，就说何不归附而来。如果得到仁人的心，那么举天下最疏远的人也亲近，何况亲近的人呢？如果君主举措动违天理，那么仁人君子都离开他，像二老躲避纣王而居于海滨。既然得不到仁人的心，那么凡在己骨肉宗族也都疏远了，何况疏远的人呢？君主不必依赖至亲作为自己的助手，只看仁人的心如何罢了。像微子本是纣王的兄长，如今舍弃纣王而归附武王，由此可以看出即使至亲也不如仁人。天的视听，来自我百姓的视听；天的听闻，来自我百姓的听闻。天道不在高远，只在近处观察。百姓的视听就是天的视听，这是武王看到天理的亲切，没有比百姓更亲切的。百姓的视听本来至公无私，所以可以见天的视听，这就是皋陶所谓“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的意思。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武王以天下为一体，疾痛疴痒都切于自身。百姓在纣王的汤火之中，过错很大，难道不是我的责任吗？成汤伐桀之后，也有此心。像尔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一人有罪，不连累万方。

如今我必定前往，我的武功只有发扬，侵入商的疆界，诛杀那凶残之人。我的征伐用兵张扬，对成汤有光。努力啊各位！不要没有畏惧，难道要执持非敌对的态度吗？百姓恐惧，像崩塌角一样。呜呼！你们一心一德，建立并确定功业，才能永保世代。

学者观察如今，我必定前往。这一句可见圣贤勇于行义，自我反省而理直，即使千万人我也前往。凡是义所当为的，勇决而为之，

译再无迟疑懈怠的意思。发扬我的武威，去侵犯他们的疆界，只是要铲除那些凶残之人罢了。凶残之人如商纣王，以及飞亶、恶来这类人。圣人所说的“武”，不过是除暴安良、禁止祸乱罢了。我说“伐用张”，是因为凶残之人既已铲除，那么我所进行的征伐，也就在此时得以发扬光大。称之为“惟扬”，称之为“用张”，都是这个意思。武王心中没有遗憾之处，这与成汤彰显光明同义。说“于汤有光”，是因为商纣既已被废黜，那么成汤的道统就得以光大了。按常情来说，商纣乃是成汤的子孙。诛杀别人的子孙，灭掉别人的国家，却对祖先有光，这可以吗？圣人只以天理来论断，成汤的心志只在于奉行天命、爱护百姓。不幸的是商纣做了他的子孙，奉行天命、爱护百姓的志向无法伸张。假若有能奉行天命、爱护百姓的人处在纣的位置上，百姓得以安居，这难道不是成汤的幸运吗？这就是“于汤有光”的含义。努力啊，将士们，不要有丝毫畏惧，宁可坚持认为对方不是敌人。武王虽然说必定前往，说发扬武威，说用兵张扬，他心中虽无遗憾如此，但也未曾没有警戒之心。如果不警戒，那就是轻敌而骄傲，走向失败的道路。所以告诫众将士，应当尽力勉励，不敢有丝毫无畏之心。这是说要有所畏惧。宁可坚持认为对方不是敌人，就像自己面对的不是敌人一样，然而这是临事而谨慎畏惧的表现。百姓恐惧战栗，如同崩裂了额角。百姓在此时遭受商纣的暴政，恐惧战栗，如同额角崩裂，无处容头。然而这显示出民心不安，我们不可不前往讨伐。唉，应当保持同一的德行和一心，确立功业，才能永保世代。于是誓师完毕，又再次重复告诫，必须统一德行和心志，众人没有异心，确立功业以作为长久之计。今日一旦失误，日后必定后悔。武王的军队既然已经同心同德，既然三千臣下只有一心，似乎应当无事可再告诫。

译武王这样做，是担心人的精力容易懈怠，所以又接着重申这些话，大概是为了防止用我方的专一，去攻击彼方的不专一；用我方的同心，去攻击彼方的不同心。这是收聚人心、统摄众志的道理，也就是《涣》卦亨通、君王至于宗庙的道理。

《泰誓》下篇

当时，第二天，武王于是大规模巡视六军，向众将士明确宣告誓约。武王说：“唉！我们西土的君子们，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它的表现就在于彰显。”

读这三篇文献，可以看出圣人在面临大事时心存敬畏，不敢轻举妄动。虽然武王内心没有愧疚，但出兵必须遵循法度，仍然不敢废弃三令五申的意图。所以军队渡过孟津时宣誓，驻扎在黄河以北时宣誓，戊午日的第二天又宣誓。时厥明就是戊午日的次日。武王于是大规模巡视六军，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称为六师。那么武王当时已经有六卿了。明确向众将士宣告誓约，是想让众将士清楚地知道纣王可以讨伐，知道武王不得不讨伐，言辞恳切而明白，符合人心，听起来清晰悦耳。所以史官据此记录下来，“明”这个字，观察这篇誓词，也完全汇聚在这个字上而止。这是史官用字的方法，所以显得恰当。军事以士气为主，所以如此。然而大禹征伐有苗，并非没有誓辞，只是说了几句而已。商汤取代夏桀，并非没有誓辞，只是一篇而已。商汤比大禹详细，到了武王有三篇，比商汤更加详尽。这可以看出风俗的变化，从简古到详复，圣人的用心是一致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时代不同罢了。武王说：“唉，我们西土的君子们！”当时跟随武王的也很多。武王的誓辞中下两篇，只提到西土，大概是因为腹心之众，不得不详细说明。还有一种说法，当时的诸侯，都已经明知纣王的暴政，不需要再三陈述了。至于西土的民众，在文王的明德中如大海包容、春天养育，不知道有纣王的暴虐，大概认为此举未必不是武王劳民伤财。就像商汤的民众，认为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所以武王不得不深切关怀西土的人。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它的表现就在于彰显，是说上天有昭然不可掩盖的道理，常在人事中显现。做善事的人会得到福报，做不善事的人会得到祸患。这就是人事中容易看到的。上天的祸福，难道是从天外来的吗？善人是福报的同类，恶人是祸患的同类。善恶祸福，各自以其同类相感应，难道不是上天的道理显明吗？普通人向天求福，不知道向自己求福。向天求福的人，是把天看得高远，觉得它与自己不相干。向自己求福的人，就是以自己的善恶作为上天的祸福，并非在人事之外另有一个天。纣王的恶行如此至极，那么上天的祸患必然降临了。

现在商王受轻慢侮辱五常，荒废懈怠不敬，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在民众中结下怨恨。砍断刚渡河者的腿，剖开贤人的心，用杀戮来树立威势，毒害使四海疲惫。尊崇信任奸邪之人，放逐罢免师保，摒弃典章刑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不修缮郊社祭祀，不享祭宗庙，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上帝不顺从他的行为，断绝并降下灾祸。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上文既然说了上天的显明道理，各自以同类相感应，所以这一章说纣王的恶行不为人们所宽恕。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体现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中，这是人道的常理，天下共同遵循，片刻也不能背离。遵循这个的称为人，不遵循这个的，虽然称为人，大概是形体存在而本性亡失了。现在纣王对人道的常理，轻慢玩弄而侮慢，所以表现为荒废、懈怠、不敬，都从这轻慢侮慢的心里产生。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不敢侮慢；纣王之所以成为恶人，是因为他轻慢侮慢。人如果有轻慢侮慢的心，那就是无所忌惮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对上就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因为天就是五常的道理；对下就在民众中结下怨恨，因为民众就是五常的道理。刚渡河的人，按道理应当体恤；贤人，按道理应当尊敬。砍断他们的腿，剖开他们的心，这就是违背常理了。威势是有德行的威势，那么人们不说话就自然敬畏；用杀戮来树立威势，是逞其暴虐，所以其毒害成为四海的病痛。这也违背了常理，其危害之广达到四海。奸诈邪恶之人，不知道有五常，自然与纣王相合，所以尊崇他，信任他。师保，是用五常之道教导君主的人。典刑，是五常之道蕴含在法则制度之中，截然有不可逾越的。正士，是用五常之道谨慎约束自身而不做不善之事的人，自然与纣王不相合，所以放逐罢免他，摒弃他，囚禁奴役他。郊社用来祭祀天地，这是人的常理；不修缮，宗庙用来祭祀祖先，这是人的常理；不享祭，奇技淫巧，取悦妇人，作为卑亵污秽的行为，不是人理的常道，却刻意去做。凡此种种都基于轻慢侮慢五常，不按照常理去做，反而违背常理悖逆道理去做，这就是人道不立，形体存在而本性亡失了。上帝不顺从他的行为，断绝并降下灾祸，断绝并降下使之丧亡，难道不是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吗？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惩罚的是天，奉行天意的是人。你们西土的君子，应当勤勉努力，辅佐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如果不了解勤勉与恭敬执行的道理，就会反而陷入轻慢侮慢的境地。只有勤勉恭敬地执行，才能体现天理。

译古人有话说：“爱护我，他就是君主；虐待我，他就是仇敌。”独夫纣，大肆逞威施暴，因而成为你们世代的仇敌。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根除其本源。因此，我这个小人物，率领你们众将士，去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应当发扬果敢坚毅的精神，来辅佐你们的君主。功劳多的有丰厚的赏赐，不遵从命令的有显明的惩罚。

译这一章专门把商纣当作仇敌看待，而不把他当作君主看待。大概因为如果把纣当作君主看待，那么君臣的名分就是天尊地卑，就不敢讨伐他。如果把纣当作仇敌看待，那么就只看到武王讨伐仇敌，这是情理上不容宽恕的。这也如同孟子所说，商汤并不是为了贪图天下的富贵，而是为了替平民百姓报仇雪恨，意思是一样的。然而，商纣虽然无道，他的地位却是君主；武王虽然有道，他的地位却是臣子。商纣何曾像对待犬马那样对待武王，而武王却把商纣当作寇仇看待呢？这不仅道理和形势上不顺，把商纣和武王称为仇敌也可以吗？大概古人常这样说：“安抚百姓的就是君主，因为君主的职责在于安抚百姓；虐待百姓的就是仇敌，因为失去君主的职责就在于虐待百姓。”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是天下人共同推崇尊奉的，希望他能使我们安定。难道是为了凭借富贵来作为虐待百姓的工具吗？武王引用古人的话，可见这不是武王个人的私意。独夫受（商纣）大肆作威作福，就是你们世代的仇敌。君主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能善于治理众人；之所以称为王，是因为他是天下人归附向往的对象。商纣不能善于治理众人，不能成为天下人归附向往的对象，那么他就是个普通人，与凡人一样。哪有天位神器让一个普通的凡人占据在上呢？只有君主被天下人归附向往，那么生杀予夺谁敢怨恨？人心离散，既然成了独夫，大肆作威作福，虐待百姓，谁不把他当作仇敌呢？称为仇敌，就是自己的敌人。这就是不以尊卑来论，而以是非曲直来论了。树立德行要务求滋长，铲除邪恶要务求根本。善就要让它蔓延，恶就要连根铲除，断绝它的根本，不让它生长。商纣就是天下作恶的根本。恶的根本不除去，武王的善就无法在天下滋长蔓延。所以，小子（武王自称）率领你们众将士，彻底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应当发扬果敢坚毅的精神。武王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天下的仇敌就是武王的仇敌。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彻底消灭仇敌，这正是《易经》明夷卦九三爻辞的意思。杀敌称为果敢，达成果敢称为坚毅。天下的事情只有两种情况，不进则退，不退则进。今天的事情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如果不能果敢决断，怎么成就你们君主的功业呢？迪是进的意思，登是成的意思。进于果毅，就能成就你们君主的功业了。多立功者会有厚赏，不前进者会有显明的杀戮。军事以严厉告终，所以用赏罚来示众，这与《甘誓》中“听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杀戮”以及《汤誓》中“我将大大赏赐你们，没有宽赦”是一样的。这是誓师，是众人的法度。

唉！只有我的先父文王，像日月照耀降临，光辉普照四方，显著于西土。只有我们周朝，广泛承受多方民众的归附。我能够战胜商纣，不是我武力的强大，而是我的先父文王没有罪过。商纣能够战胜我，不是我的先父文王有罪过，而是我小子不善。

末章专门谈论文王。先儒认为称颂父亲是为了感动众人。大概西土的人深受文王的教化，所以相信文王也很深。武王称颂文王来誓师众人，以防备有人耸动人心。何况武王此举也不是他的私意，而是发扬文王的名声并最终完成讨伐的功业。那么文王果真有心得到天下吗？不是的。文王的心在于救民，武王能完成他的事业，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文王的志向。只有我的先父文王像日月照耀中天，无所不覆盖。光辉普照四方，显著于西土，也是光辉。这光辉尤其显著，四方是最远的地方，所以用“光”来说。西土靠近文王的首都，所以用“显”来说。圣人的心一视同仁，哪里有远近的区别？然而地理有远近，言辞也不能没有区别。《诗经》说：“恩惠施于中国，以安抚四方。”中国说恩惠，四方说安抚，也就像西土说显著，四方说光辉一样。这是品评节制的法则。只有我们周朝广泛承受多方民众的归附，过去文王受命建立周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我能够战胜商纣，不是我武力的强大。武王不敢以武功自居，而把美名推给文王。我之所以战胜商纣，不是我的武力能这样，而是我的先父文王上不辜负天下，不辜负百姓，所以我有功。商纣能够战胜我，不是我的先父文王有罪。武王把过错归于自己，而不把罪责归咎于父亲，认为商纣如果战胜我，那是我没有良善的德行，自取败亡，难道是文王有罪吗？那么武王以至仁讨伐至不仁，有不战而必胜的了。却又说商纣能够战胜我，这可见圣人不敢必定胜利的心。这一章应当与“今朕必往”一句对照观看。“今朕必往”，是道义上应当做的，可以必定的是在自己。这一章是不敢以胜利自必，大概那不可必定的因素在于对方。学者知道圣人所说的必定，又知道圣人有不可必定的地方，就可以阅读圣人的经典了。

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二

宋 陈经 撰

牧誓【周书】

这篇在牧野誓师，所以称为《牧誓》。《泰誓》三篇还没有结束，又有《牧誓》这一篇。圣人重视用兵，到了这种程度，实在是因为冒着白刃，穿越锋镝，驱使百姓处于万死一生的境地。它的器物是凶险的，它的事情是危险的。圣人怎么敢轻视呢？《牧誓》是临敌的时候。读《典谟》之书，如同鼓荡春风，在揖让谦逊之中雍容自得，而有不自觉的。读《汤誓》《泰誓》《牧誓》之篇，如同目睹秋风的肃杀，使人战栗不已。春与秋气象虽然不同，刑赏虽然不均，但天之所以生物则是一样的，圣人的心又岂会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呢？只是时势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