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四十一

译分正，就是分辨善恶并加以纠正，如同《毕命》中所说的表彰善良、辨别邪恶。善恶既然已经分辨清楚，就让行善的人每天更加勤勉努力，从而使人们知道应当仰慕什么；让作恶的人日益感到羞愧耻辱，从而使人们知道应当畏惧什么。像本书中说的“考察他们的德行，进用他们的良才”，这些都是分正的含义。东郊，就是成周，也就是洛邑。成周的城邑，是周朝的东郊。

译成王说：“君陈，因为你具备美好的德行，孝顺且恭敬，对兄弟友爱，能够将这些品德施行于政事之中，所以任命你治理东郊，要谨慎啊！从前周公作为万民的导师和保傅，百姓怀念他的德行，你去后务必谨慎你的职守，遵循常道，努力彰显周公的教诲，这样百姓就能得到治理。”

美好的德行，就是孝顺和恭敬。侍奉父母以孝，立身行事以恭敬。这是美好德行中最重要的。对兄弟友爱，是因为孝顺父母，必然友爱兄弟。兄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同出于父母。如果不爱兄弟，也就是不孝顺父母了。能够将这些施行于政事，是指推展这种孝友之心，体现在政事之中，慈祥温和，温良爱敬，足以感动人、启发人。治理东郊的责任，并不轻。未曾听说成王选择有才能、擅长政事的人去任命，现在却任命孝友之德的君陈。特别强调只有孝友于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个人是天下的根本，家庭是天下的准则。孟子说：“治理政事并不难，难在不触犯豪门大族。”孔子也说：“在家能治理好家务，那么治理官府也可以迁移过来。”没有自身不修养却能齐家的人，也没有家不齐却能治国的人。古人观察人的施政措施，大体上先观察其家庭是否治理得好。因为最亲近的莫过于家庭，而实践的真实情况是不可欺骗的。然而，平民百姓中，也有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却不通晓为政道理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习惯了却不察觉，践行了却不显著，遵循了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现在君陈凭借他的孝友之心，扩充并推广它来施行于政事，岂不是习惯了就察觉，践行了就显著，遵循了就知道其中的道理吗？治理东郊的职位，除了君陈未见合适的人选。又勉励他说：“要恭敬啊！恭敬则此心常存，不恭敬则即使有孝友的美好德行，也会因没有念头而变得狂妄。”君陈既然有孝友之德，教化百姓的根本已经确立，成王得以勉励他、培植他，让他以周公为准则。从前周公作为万民的导师和保傅，以师道教导他们，以保傅安抚他们，百姓以至于怀念归附，周公的德行，都是他作为导师和保傅的效果。那些条目、品式、纪纲、法度，无一不具备。你君陈前往东郊，谨慎你的职守，意思是不要越位。遵循常道，意思是遵循常理，不要妄自生事。努力彰显周公的教诲，意思是努力并使之明晓。《礼记》说：“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教，记载在简策上。那个人在，政教就推行；那个人死了，政教就停止。”周公的教诲虽然具备，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来努力明晓它，那么周公的教诲也就只是空具形式罢了。明晓则心意通达，只供我使用，不拘泥于陈旧的痕迹。政事如此，那么百姓难道会不被治理吗？

我听说：“至治的芬芳香气，能感动神明。黍稷并非芬芳，光明的德行才是芬芳。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和教诲。每天勤奋不懈，不敢安逸享乐。一般人未见圣人，好像不能见到；既见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之道。你要警惕啊！你是百姓的风，百姓是草。”

我听说，古人有句话：至治的时代，其芬芳之气以至于感动神明。大凡事物的精华超越于外表的，是声、色、臭、味。有至治，自然就有芬芳香气。其形态显现，不可掩盖。幽深之处尚且足以感动神明，何况于人呢？何况于顽劣的百姓呢？成王既然说了至治芬芳香气的效果，就又从根本上穷究其源头。所谓至治的芬芳香气，不是指黍稷，而是指光明的德行。有德行，有物品，就借物品来荐举德行的芬芳香气，而不是专门在于物品。有物品，没有德行，那么物品就是徒然的物品。所以说：黍稷并非芬芳，光明的德行才是芬芳。成王论述芬芳香气的效果以至于感动神明，而穷究其所以芬芳香气的根本，则根源于光明的德行。有这种德行，就有这种治理；有这种治理，就有这种芬芳香气；有这种芬芳香气，就有这种感应。如果君陈的治理未能达到感动神明，而德行不足以导致治理，那么怎么能称为芬芳香气呢？又怎么能教化商朝的百姓呢？成王对君陈的责望，也很重了。然而君陈想要成为光明的德行，以什么作为光明的德行？不如效法周公的谋略和教诲，每天勤奋不懈，不敢有安逸享乐之心。谋略，是道；教诲，是教；效法，是敬。周公用来教化百姓的，都是周公的道。你应当敬重它，每天勤奋不懈，以致其勤勉，不敢萌生一丝安逸享乐之心。人的用心，如果有片刻的间断或停止，不一致，那么此心有所分散，与周公的谋略和教诲相违背了。哪里还算是光明的德行呢？只有勤奋不懈，只有不安逸享乐，那么心无所适；心无所适，那么湛然清明。周公的谋略，就是此心。一般人未见圣人，好像不能见到；既见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之道。这是引用常人的情态来作为警戒。常人的情态，未见圣人时，企慕之心在内心涌动，好像不能见到一样；等到既见圣人之后，志向胜不过气力，道胜不过欲望，其心日益玩忽而不能运用圣人之道了。一般人的情态就是这样。君陈能不以此为戒吗？周公的谋略和教诲，是你所亲眼见到的。既见之后，就应当勤奋急切，期望遵循圣人之道而后已。你是百姓的风，百姓是草。教化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草上的风，必然倒下。没有君主在上施行而百姓在下不跟随的。君陈面对百姓，有君主的道理。暗中驱策、潜在引导的，应当在你自身。在上施行而百姓不跟随的，是施行得不笃实罢了。至诚

译然而没有变动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译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应当废止的，有应当兴起的，出与入（指政策的施行与收敛）都取决于你们对师众的谋划。众人的言论一致，就加以推演；你们如果有美好的计谋和善道，就在宫内禀告你们的君主。你们随后在宫外顺从地推行，说：“这些计谋和善道，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下如果都能像这样，那真是贤良而显赫啊。周公以圣人之资施政，那么他施行的方法、安排的适宜，都能因时制宜，不依赖众人的谋划揣度，而其中的道理自然在心中明察。君陈以贤德继承圣人，如果不防止自己依赖他人的商议，那么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必然会导致失误，所以告诫他说：“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凡是所谋划的政事，不应当以轻率之心对待，必须考虑到其艰难之处。正因为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有应当废止的害处，有应当兴起的利益。有应当施行却轻率了，有应当收敛却加重了。疑惑未明，可否未决，就应当与师众共同谋划，这是用人谋来防范。等到众人的言论都一致，认为应当兴起、废止、施行或收敛了，就必须在心中反复推演，以审慎考察，这是用己见来决断。人谋与己见并用而不偏废，大概是非可否就不会有失误了。”你们有美好的计谋和善道，就在宫内禀告你们的君主，这是称美君陈能够这样做。嘉谋，是计谋中的善者；嘉猷，是善道中的善者。你们有善策就进宫禀告君主，没有怀有疑虑而不吐露的情况。你们又能将这种计谋善道在宫外顺从地推行，称扬并告诉人们说：“这些计谋和善道，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大概臣下以进言为能事，君主以听言为能事。当言论进献时，善在于臣下；等到君主听取并遵从，这善难道不是君主的善吗？天下的善，没有不是君主的善。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说“这些计谋和善道，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确实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啊。百姓难以教化，祸患在于君主。百姓的情意不通达，君主有善而百姓不知道，那么上层的德意志虑就无法下达于下。如果君民情意既已信服，君主有善而臣下能称扬，百姓信服，那么百姓岂有不顺从教化的呢？成王称美君陈能这样做，所以说：“臣下如果都能像这样，真是贤良而显赫啊。”让做臣下的都能顺从这一点，那么臣下就是良臣，也能在世上显名了。

王说：“君陈，你应当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靠法律来削减宽厚，而要有节制地从容行事，以安抚殷民。对于受刑的人，我说要惩罚他，你也不要惩罚；我说要宽恕他，你也不要宽恕。只遵循中道。”

因为君陈不及周公的圣明，所以成王的意思是想让君陈遵守周公的法度，应当像曹参遵守萧何的法度一样。所以说：“你应当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这训诫是与百姓能够共同遵循的道，推广并扩大它来覆盖百姓，这是周公伟大的训诫。”那么周公伟大的训诫在哪里呢？下文所说的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以和，以至于说忍耐、包容、简省其修治、进用其良善，都是周公的训诫。君陈担任分管东郊的职务，是有其权势的；法令具备，是有其法律的。乘仗权势地位的尊贵而对百姓作威作福，这是依仗权势；借三尺法律来行自己的私意，侵削百姓，这是倚靠法律。君陈应当以公正之心存于内心，如果有所依仗有所倚靠，就是此心有所偏颇。偏颇就是私心了。既不依仗权势，又不倚靠法律，只致力于宽厚而有节制就可以了。政令太宽厚就会松弛，松弛就会放纵，放纵百姓就会玩忽；政令太严酷就会残害，残害就会虐待，虐待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以宽厚为本，而宽厚之中存有堤防之意，那么在从容不迫之间自然就有和顺了。称为和顺，就不失之于放纵，也不失之于懈怠。就像禹疏导水流一样，应当顺应的就顺应，应当治理的就治理，然后水才能在地中正常流淌，没有壅塞奔突的祸患了。殷民在受刑时，我说“惩罚他，你也不要惩罚”；我说“宽恕他，你也不要宽恕”；只遵循中道。这是告诫君陈用法不可顺从君主意见的轻重，只应当符合事理的轻重。殷民犯法受刑，我认为应当施加刑罚，你不可以因为我的缘故就施加刑罚；我认为应当赦免宽恕，你不可以因为我的缘故就随之宽恕。君主的喜怒没有常情，而法律的轻重有常理。舍弃顺从君主的，而以遵循事理的中道为可。只有君陈知道事理的中道，那么君主的意思如果正确，顺从君主是可以的；不是顺从君主，而是顺从事理。君主的话如果不恰当，顺从事理是可以的。顺从事理，才是顺从君主。古代的官吏得以与天子相商榷可否。虽然没有人比君主更尊贵，没有人比君主的权势更重，但如果他的话有不合事理、不顺从的地方，臣下可以为之。《春秋》的法度，虽然重视天王的命令，但如果不是以义制命，那么君主的命令也有不行的时候。首止之盟，以王世子会见诸侯，以列国之上与王世子会见，这是例子的变通，而《春秋》允许它。郑伯奉承王命不参加这个盟会，这是事理的常规，而《春秋》逃避其所以然的原因，是王以爱易储贰，而齐威公仗正道以辅佐世子。这是变通而归于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高的权势不参与。这是《春秋》所以大居正的原因。后世的君主不知道这个义理，往往认为生杀大权在我，予夺之权在我，只凭我的话而没有谁敢违背，这是后世不如古代的地方。虽然如此，君陈令德君

译周公啊，怎么会有倚仗权势、依赖法令的事情呢？成王是守成的君主，是一位贤明的君主，怎么会有凭个人喜怒随意决定人生死的事情呢？这都是成王在亲身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私情容易占上风，而公理难以保全。他既用这个道理来告诫君陈，自己又不敢自恃，这大概就是成王之所以成为贤明君主的原因吧？

译如果有不遵从你政令、不接受你教化的人，应当用刑罚来制止犯罪，但对于那些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即使罪行轻微，也不予宽恕。

这是告诫君陈要谨慎地使用刑罚。使用刑罚虽然并非君子的本意，但也绝不能不用。只是应当谨慎而不妄用罢了。那些不顺从你的政令、不肯接受你的教化的人，这正是法律应当施加的对象。然而必须审慎考察思考，如果对这些人使用刑罚，能够起到制止其他人犯罪的作用，那么使用刑罚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惩罚一个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知道畏惧，这就是用刑罚来制止犯罪。古人在刑罚与教化之中，无不寄托着仁爱之心，这就如同孙子所说：“杀人是为了安定百姓，那么杀他是可以的。”舜帝惩罚四个凶恶之人，天下人都信服，百姓自然不再触犯官府的法令，这难道不是用刑罚来制止犯罪吗？秦始皇、汉武帝用严刑酷法来约束下属，结果盗贼遍布天下，最终无法禁止，他们使用刑罚，恰恰是招致天下人犯法，而不是用来制止犯罪。至于所谓应当施加刑罚的人，就是那些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人。“狃”是习惯的意思。习惯作奸犯科而不肯改变，以及破坏常理教化、扰乱风俗的人，这些都是制造祸乱的人。犯罪两次，还可以宽恕；犯罪三次，那么即使是轻微的罪行也不应宽恕，因为他们的情况不可宽恕。《舜典》所说的“怙终贼刑”就是这个意思。对于你应当施加刑罚的人，只有这类人，一旦施加刑罚，就能断绝祸乱的根源，使人们知道畏惧，用刑罚制止犯罪，就在于此。如果除此之外而喜好使用刑罚，那就不可以。

你不要对愚顽的人怀有愤恨厌恶，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必须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考察那些自我修养的人，也要考察那些不自我修养的人；提拔那些善良的人，来引导那些不善良的人。这是告诫君陈，知道如何爱民，又应当知道如何教化百姓。知道如何爱他们，就不能不包容；知道如何教化百姓，就不能不考察。心中不怀有德义的愚顽之民，你不可以愤怒厌恶他们。那些能够遵循教化的百姓，就提拔奖赏任用他们，不可以求全责备。下文又分别说：必须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宏大。这就是不要对愚顽之人怀有愤恨厌恶的意思。忍耐也是包容，忍耐是出于克制内心，包容则是出于无心。人必须克制内心，使不产生愤恨厌恶，这样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则气量宽大，又不仅仅是忍耐所能形容的。所以有含蓄而德行日益宏大。德行宏大，就不止于事情成功。由忍耐达到包容，由事情成功达到德行宏大。像山海藏纳疾病，像山泽容纳污秽，宽厚而有包容，宽绰而有余裕。这难道不是爱民之心不可以不包容吗？考察那些自我修养的人，也考察那些不自我修养的人；提拔善良的人来引导不善良的人。这就是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的意思。一味含容，而不知道分别善恶，那就是混杂揉合，百姓无所激励。所以用人，要量才录用，随其才能而举荐。那些知道自我修养而以作恶为耻的人，我就考察并区别他们。区别那些自我修养的人，那么不知自我修养的人也有所区别。内心惭愧地说：我为什么不像那些自我修养的人一样？也将改过而自我修养了。那些贤良的人，德行可用，我就提拔显扬他们。显扬提拔贤良的人，那么不贤良的人，也知道勉励，内心惭愧，说：我为什么不像那些贤良的人一样被提拔？也将转化为善良了。这难道不是教化百姓之心，不可不考察吗？有爱他们的方法，又有教化他们的方法，分任东郊的职责，大概就在这里吧。

只有百姓本性淳厚，因外物而有变迁，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你如果能敬重常道，在于德行，那么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众多福分，你的美好，最终能在永世留下美名。

成王之所以想要君陈不要对愚顽之人怀有愤恨厌恶，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完美，大概是从人心相同的地方来看，因为百姓本性淳厚。所以孟子在战国崎岖险诈薄俗之中，每每说道性善，大概是从其初来看，百姓生来具备五常之性，知道爱其父母，敬其兄长，难道不是淳厚而不薄吗？之所以成为薄俗而不知敦厚，是因为因外物而变迁，如同《礼记》所说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欲炽而灭其性，则向之厚者薄矣。”先前淳厚的转化为薄，而所谓淳厚的未曾不存在，上面的人引导他们如何罢了。用行动感动百姓，不用言语；以身作则教导的服从，用言语教导的争讼。违背上面命令的，百姓不听从君主的命令，而顺从自己的喜好，说的是以身作则教导。你君陈的教化，应当从你自己开始，敬重常道在于德行，是用自身来引导。你能敬重常道，笃于父子兄弟之爱，又能在德行爱敬出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矫饰而行，那么你自身的行为了。你自身的行为既至，那么人们将化于上面的德行，都改变旧染的习气，而升进于大道。百姓必须知道变化，然后才能进于道，旧俗犹存，怎么能进于道呢？至于大道，就是化愚顽为仁，化薄为厚，父子兄弟之爱笃，返天理之自然了。由此看来，百姓本性难道不善吗？百姓生来难道不淳厚吗？这就是《革卦》上六所说的“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的时候。百姓生来至于变化而

译若能遵循宏大的治国之道，那么福泽就会降临到您的君主身上，而我一人也将承受众多的福佑。美名归于您的君主，而您君陈也将在永世享有美好的名声。君主的福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去寻求，百姓得到安宁，君主也就得到安宁，这就是君主依靠百姓来获得福泽。臣子的名声，也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去寻求，百姓享有福祉，臣子也就享有福祉，这就是臣子依靠百姓来获得名声。除此之外去谋求福泽，那是乞求福泽；除此之外去谋求名声，那是强求虚誉。顽劣的百姓虽然地位卑微，但他们与君臣的关系如此重大，君陈怎么能忽视他们呢？

译尚书详解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二

宋 陈经 撰

顾命【周书】

这篇虽然记载的是丧事，但其中关于生死之理、始终之变的道理，以及古人的制度，细微详尽、周密完备，无不详细呈现，求学的人不可以因为是丧事就轻视它。人活着终有一死，通达事理的人看待它，认为就像夜晚与白天的更替一样平常，这本来就是人道的常态，是始终之义。如果不是学问深厚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些。成王自幼年时，得到周公、召公两位大臣培养他的德行，学问日益显扬光明，到了面临生死始终之变的时候，依然卓越不乱。阅读这篇文献的人，应当把它与曾子更换席子、《春秋》记载鲁公死在正殿的事情看作意义相同，虽然名分尊卑不同，但他们所通达的始终之义是一样的。虽然如此，这部经书所记载的，曾经说“帝乃去世”，却没有顾命；又曾经记载“巡行四方而死”，也没有顾命；又曾经说“成汤已经去世，武王已经丧逝”，也都没有顾命。唯独成王有顾命，为什么呢？回答说：成王是从艰难变故中得来的。自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百官都总领自己以听从冢宰，起初未曾有过变故，而成王在幼年即位之初，管叔、蔡叔和四国散布流言，成王产生怀疑，那事情也危险了。大凡天下经历一次变故，就增长一分智慧；遭遇一次挫折，就获得一种便利。顾命的制定，成王大概也是像折断了手臂才知道良医一样吧？

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了《顾命》。

顾命的文书，是同时召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等人，而孔子编排《尚书》却只说“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这是因为这是两位公爵的职责。三公在内总领百官，在外总领诸侯，所以特别举出召公、毕公。当时，召公担任西伯，毕公担任东伯，将天下分为两半治理，就像《康王之诰》所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那样。成王将要去世时，命令召、毕两位大臣率领诸侯来辅佐康王，那么始终之义就在这里端正了。顾命，是成王临死时回顾而发布的这道命令。虽然如此，《周官》的书说“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那么太保是次于太师的。任命召公为太保，毕公为太师，而召公却排在前面，这是因为周公、召公两位大臣功劳相同、一体同心。周公已经去世，那么承担国家重任的，没有比召公更合适的了，所以把召公排在前面。召公的功勋德行与周公相同，而他的职位却在毕公之后，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心腹重臣与国家社稷同为一体，起初并不论职位的高低，官阶的尊卑。春秋时期晋文公十九年在外面流亡，等到他成就霸业，无非是赵衰、狐偃作为谋主。晋文公从僖公二十四年回国，到僖公二十七年在被卢检阅军队，才任命狐偃统领上军，赵衰担任卿。狐偃就把职位让给狐毛而辅佐他，赵衰又把职位让给栾枝、先轸。如果用后世的观点来看，这两位大臣自从回国就应当给予高官大职是可以的，经过几年后才任命他们统领上军及担任卿的职务，而且互相谦让。齐桓公的霸业，全靠管仲。管仲只担任下卿，等到在周王那里平定戎狄，周王用上卿的礼节宴请他，管仲不敢接受，并且说“有天子任命的两位守臣国子、高子在”。当时国子、高子曾经担任齐国的上卿，然而国子、高子起初对齐国没有功劳，而管仲却甘愿处于国子、高子之下。汉高祖的兴起，全靠张良，后来确立太子，让叔孙通担任太傅，张良担任少傅。由此看来，心腹之臣本来就不计较官位，自从春秋、汉代以来尚且如此，何况召公这样的大贤人呢！

在四月既望，成王身体不适。甲子日，成王洗手洗脸，由辅佐的官员为他穿戴冕服，靠着玉几。于是同时召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这是作书的人，叙述成王因为生病的缘故，详细召集他的臣子。从四月开始。

既望，是十六日。成王有病，所以不愉快。甲子日，成王洗手洗脸。成王将要结束生命，面对群臣诸侯，本来应当斋戒沐浴。现在生病了，不斋戒沐浴，只是洗手洗脸。古人在临死之际，还一定要恭敬，就像这样。扶佐成王的官员，像太仆那样，给成王穿上衮冕加上朝服，靠着玉几出来。玉几，是成王所坐的几案。于是同时召集三公、六卿、大夫、士，从太保奭以下就是这些人。

孔安国认为太保、毕公、毛公称为公，那么就是三公了。先后依照六卿的次序，冢宰第一，由召公统领；司徒第二，由芮伯担任；宗伯第三，由彤伯担任；司马第四，由毕公统领；司寇第五，由卫侯担任；司空第六，由毛公统领。召、彤、芮、毕、毛、卫都是国名，是诸侯入朝担任天子的公卿。古代三公的官职不一定齐备，只要合适的人选，都由六卿兼任。定公四年，《左传》说：“卫侯担任司寇”，知道这六个人。

依照礼制的次序担任六卿。师氏是中大夫，掌管以礼仪告诫君王居住在虎门之左，负责君王早晚朝政得失的事情，率领他的属官守卫那扇门，虎臣就是虎贲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