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九

译周地的百姓看待这件事。周朝防范教化已经很久了，其间有行为不善而触犯刑律的人，其罪行的轻重深浅，原本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的，有什么困难呢？商地的百姓却不是这样，沾染了商人的恶习，责备他们则有无穷无尽之处。更何况那些不孝顺、不友爱、违背人伦、悖逆天理的人，难道是这些百姓的本心吗？不是他们的本心，却因防范不力而犯下大罪，这种情形是值得哀怜的，不可以用愤怒憎恶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那么，彰明美德、谨慎用刑的道理，对于康叔来说，正应当加以抚慰安抚，等待时间久了自然感化，不可以轻易地使用刑罚。

译成王讨伐了管叔、蔡叔之后，将殷商的遗民封给康叔，并作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

成王把商地封给武庚，并派他的三个弟弟去监视武庚。他的本意是认为亲近的心腹，没有比兄弟更亲近的了，所以派他们去监视武庚，希望他们不会发生叛变。等到三监勾结武庚叛乱，成王废黜了商的后代，于是将微子封在宋国，而商国的故地，又让宗室中贤能的康叔去治理。这是想要改变这些百姓的视听，让他们看到周朝的教化，不再思念商朝的旧俗。这用意是很深远的。所谓“余民”，是指那些强宗大族已经被迁徙到洛邑，而没有迁徙的剩余百姓，就归属于卫侯。周公对于商民，大概就是这样周到细致。迁徙到洛邑的人，让他们接近王室的训导；而百姓又不能完全迁徙，就把他们托付给至亲的康叔。无论内外表里，全都以商民为念，所以作了这三篇文献，无非是为了向康叔详细阐述治理商民的利害得失。

正值三月望日（十六日），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地建造新的大邑。四方百姓非常和睦，侯、甸、男、采、卫等五服的诸侯，以及百官和百姓都和睦相处，来到周朝朝见。周公全都勤勉地加以慰劳，于是发布宏大而详尽的诰命来治理政务。

先代的儒者认为，周公摄政七年三月，知道封康叔是在摄政的第七年，正好与建造洛邑同时。洛邑的营建，以及周公还政于成王，也在第七年。周公在第三年已经平定了三监，到第七年才封康叔，这期间必定另外派人去镇守吧？起初，“始生魄”即三月十六日；明白死魄已尽、生魄初生，周公开始营造基址，在东方的洛汭建造新的大都邑，正处在天下的中心。四方的百姓都欢悦地聚集，来承担力役之事。侯、甸、男、采、卫六服的诸侯，百官即诸侯的百官，都率领其和睦的百姓，来为周朝效力，意思是乐于趋事赴功。要服的人没有参与，是因为他们遥远而来不及赶到。提到“男”而省略“采”，是因为男服在五服之中，提到邦国则国君在其中。列举中间的，那么侯、甸、采、卫就可以推知了。况且王室有兴作力役之事，没听说周公有诰令召募他们，而四方的诸侯、百官、万民没有不都在场的，那些不需要命令的都尚且到来，那么那些被命令的又是何等情形？那些勤苦力役之事都尚且到来，那么用礼乐来展示给他们又是何等情形？这可见诸侯臣民的心，就像占卜一样没有不诚信的。周公凭什么得到百姓这样的信任呢？这必定有长久以来深深使他们信服的原因。周公趁着他们到来，全都加以慰劳，意思是抚慰、慰劳，于是放宽宏大的心胸，从容宽裕。《大诰》中关于治理洛邑的事如此，那么上下恩意交相融洽，可以想象成周时代的盛况了。治理洛邑的事与任命康叔起初毫无关联，却在这里叙述，为什么呢？这可以看出两件事出于同一颗心。营建洛邑，是用来安置顽劣的商民；任命康叔，是用来治理不安分的商民。事情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商民的缘故。作书的人首先叙述建造洛邑的原因，然后才说任命康叔的用意，那么周公的心大概无处不放在商民身上。

王说：“孟侯，我是你的弟弟小子封。只有你伟大的显考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不敢欺侮鳏夫寡妇。任用该任用的人，敬重该敬重的人，威慑该威慑的人，向百姓彰显这些道理，从而开创了我们的华夏。连同我们的一二臣民，来修治我们的西土。当时这种依靠和冒犯（指商纣王的暴政），上达于上帝。上帝喜悦，于是天命大降。文王灭掉了强大的殷商，承受了天命。连同他的臣民，都得以安顿。你的寡兄（指周公）勉励你，所以你小子封，要在这里治理东土。”

看这段文字，有“朕其弟，寡兄”这样的话，那么告诫康叔的是周公，不是成王。周公告诫他，却说是“王若曰”，是周公奉成王之命，以成王的意思来告诫他。孟侯，是诸侯之长，大概是让康叔担任方伯连帅的职务，来统率诸侯。所以说“孟侯”，是为了尊崇他，让他知道孟侯的职责如此责任重大，不可以轻易对待。“曰朕其弟”是为了亲近他，让他知道亲爱之情油然而生，就应当思虑如何作为王室的屏障。“小子封”是为了教导他，让他不敢以老成尊大自居，常像小子一样没有知识，那么就不可以不顺从命令、接受教诲。这几句话之中，自有抑扬之意存在。只有你伟大的显考文王，能够彰明德行、谨慎刑罚，这是一篇的大意。近来可以效法的，没有比儿子对父亲更合适的，所以周公用显考文王来告诫他。文王在天下有大光明，所以说“显考克明德”，是说明他自身的德行；“慎罚”，是把百姓看得像受伤一样，不随意用刑罚加于人。先说明德而后说慎罚，就知道明德是文王所当急务，而刑罚是文王所当缓行的。正因为有明德慎罚之心，所以即使是鳏寡这样微小的人，也不敢欺侮。那不敢欺侮，就是明德慎罚。鳏寡这样微小的人，是人情容易忽视的，有一毫忽视之心，就是敢侮了。敢侮那么骄矜的念头就会在其中萌发，难道不是明德慎罚的累赘吗？庸庸祗祗，是说明德；威威，是说慎罚。只有文王自己彰明德行，也能彰明别人的德行，所以任用该任用的人，敬重该敬重的人；只有文王能够谨慎刑罚，也知道如何使用刑罚，所以威慑该威慑的人。是非善恶的道理，各自顺应其自然罢了，没有私心，所以向百姓彰显，让他们明白

译在内心与眼目之间，从而知道应当避开什么、趋向什么，道理就在这里罢了。因为这个缘故，能够开始缔造华夏的宏大基业，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然而文王之所以能开创华夏的宏大基业，也是从细微之处积累而成的。由第一、第二的修养，第三、第四的修养，说明教化推行是从第一、第二开始逐步扩展的。等到细微的德行变得显著，向下传达给百姓，于是西土的百姓依靠文王而有所依托爱戴，文王也得以庇护他们；向上通达于天，所以被上帝听闻，上帝因而赞美他。上帝命令文王承受天命而建立周朝。这是文王彰明德行、谨慎刑罚的效果，竟然达到了如此地步。不只是文王如此，武王也是这样。武王施行征伐讨伐的道义，用军队去讨伐商朝。承受天命，使得他的臣属、他的百姓都得到应有的秩序，而没有不满的期望，这确实是你那位寡德的兄长武王。努力践行文王彰明德行、谨慎刑罚的道理，而武王起初并没有二心。文王在前开创，武王在后继承。因此你们这些小子封，之所以能够承受先王的余泽，而得以在这东土做诸侯，怎么可以不知道这福泽是从哪里来的呢？知道文王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在于彰明德行、谨慎刑罚，那么康叔教化商朝百姓，也不可不明德慎罚。

译成王说：“唉！康叔，你要牢记在心！如今治理商地百姓，关键在于恭敬地遵循你父亲文王的遗志，继承他所听闻的善政，践行他的道德教诲。你要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圣王治国保民的方法，用来安定和保护百姓。你要深谋远虑，考察殷商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成之人，他们内心安定，通晓教化百姓的道理。你要进一步探求古代先代圣王所听闻并遵循的治国之道，用来使百姓安康、保全百姓。顺应天道的德行，体现在你身上，就不会有废弃之事，始终符合王命。”

上文既让康叔明白文王、武王之所以明德慎罚的原因，又教导他要以古代圣人为法则，不应有自满之心，感叹着说：“你康叔应当念念不忘，如果片刻忘记这个念头，那就是心意有了间断。如今治理商地百姓，大体在于恭敬地遵循你父亲文王的做法。什么是恭敬遵循？就是继承文王所听闻的善政，践行他的道德教诲。文王先前听闻的善事，你应当继续实行；文王的道德教诲，你应当像穿衣一样贴身奉行。‘继承’和‘践行’，如果不是极力实行到极致，怎么能做到这样？恭敬遵循文王的做法，就可以停止了吗？”回答说：“不可以。前往卫国，应当广泛探求殷商先代圣王贤君治国保民的方法。既然已经广泛探求了殷商先王，就可以停止了吗？”回答说：“不可以。你应当深谋远虑，考察殷商老成之人之所以内心安定、通晓教化百姓的道理。内心不安定，是非就不明，怎么教化百姓呢？只有殷商老成之人能如此内心安定，明辨无疑，然后才知道如何教化百姓。你应当深谋远虑，老成之人见识深远，谋划长远，不做浅近的计划，不深谋远虑，就不足以得到效法的对象。既然已经深谋远虑了殷商老成之人，就可以停止了吗？”回答说：“不可以。还要进一步探求他们所听闻并遵循的古先圣王之道，如夏、商，乃至唐尧、虞舜以上的圣王，采用他们使百姓安康、保全百姓的方法。从别人那里听闻，在现实中践行，既然广泛探求了古先圣王，那就是无所不学，无所不考。有值得效法的善政，就跟随效法，不分古今。这样考察古人，不止于一处，所以能弘扬天理，不让丝毫人欲夹杂其中。无论是文王、殷商先王、殷商老成之人，还是古先圣王，他们的事迹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弘扬天理。顺应天道的德行，绰绰有余地体现在你身上，那么内心安逸，日日进步，左右逢源，自然没有废弃之事，而始终符合王命。虽然你身在外地，但你的心无时不在王室。”这一章是周公开阔康叔的心胸，使他追求善政不止，不可满足于仅仅够用。

成王说：“唉！小子康叔，要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要恭敬啊！天道可畏，只辅助真诚的人，民情大体可以看清。小人难以保全，你要竭尽你的心力，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这样才能治理好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小，施恩惠给不施恩惠的人，勉励不勤勉的人。’罢了！你作为小子，你的职责是顺应成王保护殷商百姓，也是辅助成王安守天命，教化百姓成为新人。”

这一段都在讲明德。小子康叔，恫是痛，瘝是病。你康叔应当把商地百姓看作与自己一体。疾痛疴痒切身是可以的，如果不看作一体，商地百姓的利害安危与自己无关，这就如同医家所说的手足不知痛痒为不仁。既然知道疾痛切身，自然知道恭敬而不敢忽视。天道可畏，只辅助真诚的人，民情大体可以看清。这又是结合天人之理来告诫他。天道有可畏之理，只辅助真诚的人。然而天道幽深，怎么从民情中显现出来而大体可以看清呢？民心所向，就是天意所福；民心所背，就是天意所弃。虽然，天道的可畏固然在于民情，但百姓难以保全，应当从自己心中寻求。暑雨祈寒，难免有怨恨，这是小人难以保全的原因。然而民心无常，只要知道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所谓尽心，有一毫疏忽，就不能称为尽心。所谓尽心，不追求自我安逸而喜好享乐。百姓有一利，应当勤勉兴办；百姓有一害，应当勤勉去除。这就是治理百姓的方法。成王的话，从天道考察，从百姓寻求，从内心寻求，可谓至关重要。康叔不必只寻求天道，也可以寻求百姓；不必只寻求百姓，也可以寻求内心。我听说古人有话说：‘怨恨不在于大小，因为它起于细微；也不在于小，因为它由小可至大。’诸侯教化百姓，使百姓怨恨自己，都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想要知道减少怨恨的方法，只有顺应百姓不顺从的事，而逆民之事不敢做；勉力百姓不勉力做的事，而在自己职责上不敢懈怠。这样之后才可以没有怨恨自己吗？你作为小子，你的职责是顺应成王保护殷商百姓，也是辅助成王安守天命，教化百姓成为新人。说的是你诸侯的职责，只在于弘扬成王的心意并推行，以顺应保护殷商百姓罢了。顺应百姓而安顿他们，就是观察民情而设立教化。也只在于辅助成王安守天命，教化百姓改变旧俗罢了。大概商地百姓的安危，就是天命的安危；而商地百姓的旧习，也应当教化他们成为新人，使他们舍弃旧习而只求革新。顺应保护殷商百姓，是成王的心意而弘扬它的是康叔。安守天命教化新人，是成王的事而辅助它的是康叔。‘弘扬’和‘辅助’两个字，足以尽人臣事奉君主之道。

成王说：“唉！康叔，要恭敬，明确你的刑罚。人犯有小罪，不是故意，而是屡教不改，自作不法，即使他的罪小，也不可不予以诛杀。如果犯有大罪，不是屡教不改，而是出于过失，

译既然已经昭示了他罪行的极致，此时便不可再杀他。

译这一段讲的是慎重用刑的道理。恭敬地明察你的刑罚，只有恭敬才能明察。因为不恭敬，怠慢疏忽之心就会蒙蔽你，那么用刑就必定会有不恰当的地方了。上文讲明德，也说“要恭敬啊”；这里讲慎罚，也说“恭敬明察”，这是恭敬之心无时不敢忘记。有的人犯了小罪，不可不杀；有的人犯了大罪，有时却不可杀。这并不是说罪小的人必定要杀。如果罪小的人经过教化，不可不杀，即使是申不害、商鞅、韩非那样的严法，也未必如此，何况是成王和周公呢？所谓罪小，是指同样是杀人的罪，但甲的罪行比乙的罪行稍轻一些，所以称为小罪。人犯了小罪，如果不是出于过失，而是坚持作恶不肯悔改的人，没有眼睛（指不知礼义），是说这是故意犯下的过错。现在这个人的罪，不是出于过失，而是坚持作恶不肯改悔，自己做了不合常理的事情。并且说法律本来就是这样，这个人，他的罪行虽然比其他死罪轻，但他的情状实际上很重，不可不杀，这就是《尧典》《大禹谟》所说的“怙终贼刑”、“刑故无小”的意思。至于有大罪，乙的罪行比甲的罪重大，不是坚持作恶的人，而是出于灾祸（意外）误犯的。灾祸是出于天灾，偶然如此，不是他的本意，既然已经尽力尽责，那么确实有大罪而究其罪责；然而从情理上宽恕他，就不可杀。这就是《尧典》《大禹谟》所说的“灾肆赦”、“宥过无大”的意思。根据罪行的大小来考察情状的轻重，像这样施加刑罚，就不会有失当了。

周王说：“唉！康叔，治理要有次序，这时你要大大地使民信服。百姓就会自我勉励，趋向和谐。如果有疾病，百姓就会全部抛弃罪过。如果像保护婴儿一样，百姓就会安康治理。不是你康叔可以随意刑人杀人，不要随意刑人杀人。不是你康叔，又说：不要随意施加劓刑刵刑。”有次序，是说治理之道应当有先后顺序，逐渐推行，不可以急迫。蔡沈说：“自己如果不明，却杀人以逞私欲，不也很难吗？只有自我明德的人，才能使人心服。所以大大地使民信服，那么百姓自然相互劝勉端正，趋向至和，而没有乖离争讼的人了。”有疾病，是不忘攻治之言，政教足以化恶为善，就像有疾病而去除它，那么百姓都抛弃他们的罪过，而不蹈袭旧有的恶习了。保护婴儿，是抚摩怜悯之言，政教养育百姓，如同保护婴儿，那么百姓安于治理而不再有危乱了。康叔应当首先致力于，明德以教化百姓，至于刑罚，则有不得已而使用的，使用也不可以轻易。不是你康叔可以随意刑人杀人吗？杀人是指罪行达到死刑的，未至于死。大概刑人杀人的权力，确实是你康叔，不要随意刑人杀人，是说不要因为可以专断刑杀的缘故，而随意滥刑杀人。不是你康叔，又说：劓刑刵刑，不是你康叔可以随意使用的吗？不要随意施加劓刑刵刑，是说不要因为可以专断劓刑刵刑的缘故，而随意滥刑施加劓刑刵刑。既说刑人杀人，又说劓刑刵刑，这是重复的意思。这一段也是讲明德慎罚的事，要使康叔知道治理的次序，在于用德而不用刑，在于宽缓和柔而不在于急迫躁切。大大地使民信服，展示他们所喜好，使百姓自我勉励趋向和谐。又进而展示他们所厌恶，像有疾病一样使他们全部抛弃罪过。既然使他们果然抛弃罪过，又用他们所爱的来安抚，使他们安康治理。其委曲周详，多方面考虑，不想骤然使百姓快速教化而立即使用刑罚。

周王说：“对外事务，你颁布当时的法度，主持司法，这时殷商的刑罚有伦理。”又说：“对于重要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直到十天或三个月，才大大地断决重要囚犯。”周王说：“你颁布当时的法度，断决殷商的旧法。使用合乎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顺从你康叔的私意，而是你完全顺从法度。”说：“这次序只说没有顺从私意的事。”

从此以下又专门讲慎罚的事，外事，是指外地的诸侯将狱讼之事上报给周朝的牧伯。康叔担任牧伯之职，所以说外事。你在这里颁布法度，以管理牧伯之下的民众。臬有界限的意思，所以作为法。不仅颁布刑书而已。商人的刑罚有符合伦理的，又应当兼采而使用。因为卫国是商朝的故地，所治理的又是商朝的遗民，周朝继承商朝之后，所以商朝符合伦理的刑罚不可不使用。又说：对于重要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又直到十天，又直到三个月之久，念念不忘，如此反复重复，确实没有滥刑了，然后才大大地断决重要囚犯。周王说：你颁布当时的法度，断决殷商的旧法。这又重申上文“你颁布当时的法度，主持司法，这时殷商的刑罚有伦理”的意思。成王的意思好像是说：你所颁布的法度和你所使用的殷商旧法，都应当使用适宜于刑罚、适宜于杀戮的，不可以顺从你康叔的私意。次，顺从也，所颁布的法度和殷商旧法无非都合乎义。用私意来刑杀，不如依法来刑杀。而是你完全顺从法度，自认为能得其次序，无一不合义，还应当说未能顺从法度。这是告诫康叔不要自满。如果萌生自满之心，容易至于轻忽，轻忽就必定有滥刑的人了。

已经，你只是小子，没有像你康叔那样的心，我的心我的德只有你知道。凡是百姓自己获罪，抢劫盗窃、内外奸邪、杀人

译越地的人对于财物，贪婪得连死都不怕，没有人不憎恶他们的。算了吧！你们这些小子，没有像封那样（守法度）的心。这是康叔的心，成王是知道的。我的心和我的德行，你也应当知道。这是成王的心，康叔是知道的。将要有所告诫，必定用彼此深知的人来传达。大概君主虽然了解臣子，但臣子有时不了解君主；臣子虽然了解君主，但君主有时不了解臣子，这都是因为未能深深互信。正因为相知极深，所以信任才极为笃厚。那么成王对康叔说的话，难道会有不信的吗？凡是百姓自己招致罪责的，这是说百姓的罪过有不可不杀的。下文将要说百姓的罪过有不可以用刑的，所以这里说百姓的罪过也有应当用刑的，分别告知他们。自己招致罪责的，不是被胁迫才这样，而是出于故意去做，是不可悔改的。做强盗抢劫的，在内外做奸邪犯法之事的，杀人颠越他人以助长自己利益的，都是强行去做，作恶的力量如此之大，即使死也不怕。像这样的人，百姓没有不憎恶的，刑罚怎么能赦免他们呢？孟子说：“这是不用等待教化就可以诛杀的人，说的就是这类人。”

译王说：“封，那些首恶大罪之人。况且那些不孝不悌的人，做儿子的不恭敬奉行父亲的事务，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心。做父亲的不能养育儿子，反而憎恶儿子；做弟弟的不念想上天显明的道理，因而不能恭敬兄长。做兄长的也不念想父母养育子女的辛劳，对弟弟极不友爱。这些祸害，并非由于我们执政者获罪。上天只给予我们的百姓以常道，如今却大加混淆败坏，说：‘你们应当迅速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惩处这些罪犯，绝不赦免！’他们不遵从常法。”

从这以下，论述父子兄弟人伦的大义，商朝百姓竟然与之相反。

这种祸患都在于上位者感化未能到位，而不是百姓的罪过。王说：封，元恶大憝，如上文所说的抢劫盗窃、杀人越货者，这是元恶所谓的大恶。况且那些不孝不悌的人，这难道能与元恶之人同等看待吗？大概人性本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人的良知良能。如今商朝百姓做儿子的，不能恭敬奉行父亲的事务，以至于大大伤害父亲的心，这是做儿子的不孝。做父亲的不能养育儿子，反而憎恶儿子，这是做父亲的不慈。做弟弟的不念想五教是上天的明道，以至于不敬兄长，这是做弟弟的不恭。做兄长的也不念想父母养育子女的辛劳，而我们兄弟本是同气连枝，如今却不友爱弟弟，这是做兄长的不友。吊，至啊！商朝百姓之所以不孝不慈不恭不友而达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由于执政者获罪吗？政就是正，上位者以正道率领，百姓就没有不端正的。百姓达到这种地步，执政者就可以知道了。百姓以常道之性，都是上天所赋予的。上天赋予我们百姓以常道，如今却大加混淆败坏，并且说迅速使用文王当时制定的刑罚来惩处这些乱常的人，不得赦免，这虽然是大戾害于民，但百姓更加不遵从教化了。文王之所以制定刑罚，是因为教化不从、命令不行，不得已而使用。百姓之所以达到这种乱常的地步，是因为教化没有遵循正道，怎么可以立即使用文王的刑罚呢？康叔明白这个意思，那么商朝百姓中不孝不悌的人，不可以用刑罚治理，应当从容宽缓地教化他们，用漫长的岁月去感悟人情，谁没有亲爱之心呢？时间久了自然会感化了。

况且那些在外教导百姓的庶子，那些作为正人的百官之长，以及那些持符节的小臣，你们分别散布私意来博取百姓的赞誉，不念想也不运用常道，损害了君主，这时你们就是引导恶行，都是我所憎恶的。你们应当迅速依照这个义理率领百姓诛杀，也是因为君主和长官不能端正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小臣和外正，只知威严和暴虐，大大废弃王命，这不是以德治民的做法。

《礼记》说：“庶子对公族子弟的端正，是用孝悌和睦友爱的道理来教导，这是庶子在外以教化为职责的。”正人，是百官之长。小臣是有符节用来号令的人。成王的意思是，认为商朝百姓不孝不悌，都是因为执政者不能教化百姓，更何况那些在外作为庶子教导百姓的人呢？作为正人官职的人呢？那些持符节的小臣，又不能以常理教化百姓，反而另出私意来散布教令，违背正道来博取百姓的赞誉，曾不念想教化百姓自有常理，也不知道如何运用常理，对上损害君主的治理，对下助长百姓的恶行，这就是引导恶行。像这样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既然商朝百姓乱常如此，而三监及其臣下又各出私意来教化百姓，如今你们又迅速依照这个义理以私意率领诛杀，这是欺骗百姓的做法。如果这样，那么也是你们作为君主和长官不能先端正自己的家，使父子相亲，长幼有序，所以使得那些小臣和在外作为正人官职的人互相效仿，也肆意施行刑威暴虐，大大废弃王命。这难道是那些以德治民的人所做的事吗？那么作为康叔该怎么办呢？先端正自己的家人，使孝慈恭友在上施行并感化在下，凡是卫国臣子，也都应该这样。意图以德治民，不可以像三监的臣子那样互相效仿，另散布私意来博取百姓，那么商朝百姓本性中所谓不孝不悌的，都将反过来成为孝悌了。这一章无非是反复极力强调慎用刑罚，使康叔不要滥用刑罚。

你们也没有不能恭敬常道，从而宽厚地对待百姓。只有文王的敬慎，从而宽厚地对待百姓说：“我只有能够宽厚地教化百姓，那么我一人心中喜悦。”

上一章已经说了康叔不可以用刑罚来治理商朝百姓的不孝不悌，这一章又说恭敬常道宽厚对待百姓的意思。常道就是常行的道理，父子君臣兄弟夫妇就是。你们应当没有不能恭敬常道的，这就是反身以率领百姓。至于百姓尚未感化，就用宽厚对待他们，这就是《舜典》中“恭敬敷布五教，在于宽厚”的意思。详细于治理自己而简略于责备别人，就能恭敬常道宽厚对待百姓了。治理自己的意思简略，而责备别人的详细，这是常道在我身上不知道恭敬，而刑罚急迫的政策用来责备期望于百姓必定很深。只有文王的敬慎，文王当时所敬重的是德，所忌讳的是刑罚。你们康叔的敬慎也像文王的敬慎就可以了。从而宽厚对待百姓说：“我只有能够宽厚地教化百姓。”自言自语说：“我只有能够达到文王宽厚对待百姓的境界，那么我一人心中喜悦。”我所期望你们康叔的正是这一点，而你们能符合我的期望，难道有不喜悦的吗？引导恶行的是我所憎恶的，宽厚对待百姓的是我所喜悦的。以己

译将这种喜好与厌恶展示给康叔看，就是这样的。

译王说：“康叔啊，引导百姓走向吉祥安康，这时我应当效法殷商先哲王的德行，用以安治百姓，满足他们的需求。况且现在的百姓，没有引导他们却不向善的；不引导他们，那就等于没有政教在他们那里。”

爽，就是明的意思。百姓的本性，未曾不明。之所以不明，是有外物使之如此，而不是他们本性如此。知道百姓本性明，应当引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之地。吉，是相对于凶而言；康，是相对于危而言。行善则吉祥而安宁，作恶则凶险而危殆。引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虽然是在上位的人，但之所以能使他们吉祥安康，如果不是百姓本性本明，怎么能这样呢？我这时应当效法商朝先哲王的德行，用以安治百姓，以满足百姓的需求。君主，是百姓所依赖的。寒冷的人寻求衣服，饥饿的人寻求食物。康叔所治理的商朝百姓，商朝百姓思念贤圣的君主已经很久了。所以《康诰》这一篇，大体上是让康叔效法商朝先王，以回应百姓的期盼。说的是顺应他们的百姓而不改变他们的风俗，施行商王的德行，或许可以安慰商朝百姓的期望。百姓所需求的，没有得不到的。何况现在的商朝百姓，没有引导他们却不向善的。良心，是百姓固有的。不能回归他们固有的本性，其过错都在上位的人不能引导他们，这就叫有国家却没有政教。政，就是正的意思。有政教就能使百姓端正，这是理所当然的。商朝百姓不孝不友的风俗，像那样。成王、周公完全没有愤恨厌恶之心，只看到百姓之所以善，而不看到百姓之所以恶。他们对康叔的责备和期望，非常详细。

王说：“康叔啊，我实在不能不借鉴。告诉你明德的道理和刑罚的施行。现在百姓不安定，心志没有归顺，引导多次也不能使他们纯一明达。如果上天惩罚诛杀我，我也不会怨恨。因为他们的罪过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多，何况说他们的罪恶显著地闻达于上天呢。”

前面已经分别说明了明德慎罚并告诉了他，这里总括着说：“我实在不能不监视古人已经施行的事迹，而告诉你明德的道理，以及慎罚的施行。大概明德慎罚，不是成王的私意，告诉你像文王，像商朝先哲王，都是他所借鉴的。”现在的百姓如果有不得安宁的，而他们的心志没有定止，虽然引导他们多次了，而民心仍然没有和同纯一，难道是百姓的罪过吗？是我没有用来使他们安宁、定止、和同的缘故啊。上天有明达的道理在上，必定降下惩罚来诛杀我，我有什么言辞可以怨恨上天呢？你康叔不可以专门归咎于百姓，认为“我教导他们多次了，而之所以没有和同的都是百姓的过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这样，那就是你的心没有尽到。你的心有毫发之不尽，那么施加于百姓的刑罚必定没有感化的道理。罪过起初不在于大，因为它产生于细微之处；也不在于多，因为它产生于寡少之处。你康叔的心，不要认为罪过在于大而忽视细微，罪过在于多而忽视寡少。那些毫发之未尽的，都足以成为罪过。何况从小积累可以至于大，从少积累可以至于多，而显著地闻达于上天的呢？古人之所以在宫庭屋漏之中齐心服刑，而在耕桑陇亩之上感化百姓，就是这样的。

王说：“唉！康叔啊，要恭敬啊！不要制造怨恨，不要用不合众人情理的谋划和非同常道的行为遮蔽这诚心。大大地效法敏捷的德行，用以安顿你的心，顾念你的德行，深谋远虑，宽裕地使百姓安宁。我不会挑剔你，不会断绝你！明德慎罚的人，应当致敬。只有恭敬，德行自然明达，刑罚自然宽缓。制造怨恨的，是滥用刑罚来招致百姓的怨恨。不合众人情理的谋划，是不符合众人情理而进行的谋划。非同常道的行为，是不符合所谓常行之道的行为。既然不制造怨恨，又不使用不合情理的谋划和非同常道的行为，那么康叔就有应当做的事了。人有不为的，然后才可以有为。康叔应当做的事在哪里？说：遮蔽这诚心，大大地效法敏捷的德行就是了。诚心，是事物的始终，悠久不息的。敏捷的德行，是迅速施行德行而没有迟疑犹豫的。只有以诚心决断，才可以大大地效法古人的敏捷德行。有诚心就能敏捷，没有诚心就有间断有停止，怎么能敏捷呢？只有能以诚心而敏捷德行，所以能用这个来安顿你的心，用这个来顾念你的德行，用这个来深谋远虑。心不安定，就必定喜欢奇异而厌恶平常；德行不顧念，就没有内省的实质；谋略不深远，就贪图眼前的利益，忘记日后的祸患。所有这些都基于不诚心。所以安顿你的心，顾念你的德行，深谋远虑的，也是为了宽裕地对待百姓而使他们安宁。叫做宽裕百姓，那么刑罚急迫的政策，哪里是应当使用的呢？绰绰有余，宽宏有容的，都是宽裕百姓的道理。康叔能这样，那么我们周家不会挑剔你，不会断绝你。”

王说：“唉！因此你小子康叔，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你要念兹在兹！不要断绝我的享祀，明察你服行的使命，提高你的听闻，用以安治百姓。”王这样说：“去吧，康叔！不要废弃恭敬的常典，听从我的告诫，你才能让殷商百姓世代享祀。”

你小子，应当知道天命没有恒常，行善就得到福，作恶就得到祸。百姓安宁，国君就有安宁的道理；百姓危殆，国君就有危殆的道理，天命怎么能恒常呢？你应当念念不忘，不要断绝我的享祀，说的是朝觐。你作为诸侯，能安顿你的百姓，就能长久地得以通朝觐，奉上之礼，而不会断绝了。明察你服行的使命，服，是侯伯的服饰；命，是侯伯的使命。明察你的服饰使命，所以责望于侯伯的，什么事呢？为民而已。提高你的听闻，那么你应当听闻的，应当听闻

译先王的格言，而不沉溺于卑劣污浊、浅陋短视的见解，凭借这些来使百姓安康太平是可以的。成王说：“去吧，康叔，不要废弃敬奉常道的职责。”成王对康叔的期望很深，所以他说话不厌其烦地重复。从今以后，卫国不废弃那些用来敬奉常道的准则，敬奉常道就是日常践行的道理，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商朝百姓不孝不友的习俗，正需要在上位的人恭敬地践行这些准则来引导他们。听从我所告诉你的这些话，那么你就能长久地享有卫国，从子孙到后代都能延续。既然说了“不会让你断绝灭亡”，又说了“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又说了“你就能让殷商百姓世代享有福祉”，似乎是用祸福利害来触动他们，这是因为诸侯的职责在于保卫国家的宗庙社稷，长久地保持尊贵。百姓的安危与祸福的道理就存在于其中，难道会因为利害的缘故而有所回避或趋就吗？

译尚书详解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三十

宋 陈经 撰

酒诰【周书】

商朝的百姓受纣王恶行的影响，因酗酒而丧失德行。成王和周公知道他们弊病的根源在于酒，所以专门作《酒诰》一书，让康叔安抚卫国，禁止百姓饮酒。文中说：“聚众饮酒，全部逮捕拘禁押送到周京，我要处死他们。”况且周朝是以仁德得天下的，饮酒只是末节小事，却竟然到了处死的程度，难道不是滥用刑罚吗？我因此知道古代的刑罚，就是古代的教化。百姓因酒而迷失本性，丧失德行，那么淫邪邪僻的念头就会产生，将无所不为了。所以上位者严厉制定刑罚，而教化自然施行。从汉朝以来，酒类专卖之法兴起，刑罚更加烦苛，而违法者却不止息。这是为什么呢？周人的《酒诰》能在深受纣王影响的商民中施行，而汉武帝的酒类专卖却不能禁止人们不犯法？同样是禁酒，古人用它来教化百姓，而后世却用它来掠夺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商民顺服，而后世百姓不顺服的原因。

成王说：“你要在妹邑阐明重大的教命。你的穆考文王，在西土开始建立国家。他告诫戒惧诸侯、众士以及少正、御事等官员，早晚叮咛说：‘只有在祭祀时才能用酒。’上天降下命令，开始让我百姓，只在重大祭祀时才能用酒。上天降下威严，我百姓因此大乱而丧失德行，没有不是因为饮酒而犯错的；小诸侯和大诸侯因此丧亡，也没有不是因为饮酒而获罪的。文王告诫教导年轻人，以及有官职、有事务的人，不要常饮酒。”

《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的内容，前面已经总述过了，这里不再叙述。成王的意思好像是说：“你康叔，应当在妹邑阐明教命，妹邑就是纣王都城朝歌以北的地方。”商民习惯看到纣王沉溺于酒，而不知道酒不可饮，如果不是康叔阐明并展示教命，那么商民怎么知道呢？你的穆考文王，在西土开始建立国家，将要说明饮酒的恶行，必须追溯文王禁止饮酒的原因。文王在周朝的庙次中，应当是穆位。王季是昭位，文王就是穆位。你的穆考文王，开始在岐周之地建立国家，他所告诫教导的诸侯与百姓，也很详细。说：“告诫戒惧，是让他们知道敬畏谨慎。”庶侯是诸侯，庶士是诸侯的朝臣，少正是官员的副职，御事是处理事务的官吏。文王告诫诸侯，并涉及他们的庶士、少正、御事等臣子，早晚叮咛的意思是说：“只有在祭祀时才能用这种酒，大概是为了奉献馨香以通达神明。”就像《诗经》所说的“酿造美酒甜酒，蒸献祖先”那样。只有上天降下命令给人，才开始让我百姓只在重大祭祀时才能用酒。古代仪狄造酒，杜康造酒，那么酒是出于人为，与天有什么关系？由此看出人非天不能成，凡是人所做的，都有天理存在。用在祭祀的礼仪上，而不用于逸乐的器具，难道不是天理吗？上天降下威严给人，我百姓之所以大乱而丧失德行，没有不是因为饮酒而犯错的；小诸侯和大诸侯之所以丧亡，也没有不是因为饮酒而获罪的。百姓和诸侯饮酒而自丧德行、丧亡国家，也与天有什么关系呢？而说“天降威严”导致混乱而有罪，是天理当然。所谓“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五种用法”就是这样。这是文王告诫戒惧诸侯的话。然后又告诫百姓中的年轻人，说“有官职、有事务的人，不要常饮酒”。你们百姓应当知道有正人的官员来纠正你们，你们可以常饮酒吗？又应当知道有耕种庄稼的事务，可以常饮酒吗？知道有官职有事务，就必然知道敬畏，而不敢放纵追求逸乐。对诸侯说“告诫戒惧”，语气严厉；对百姓说“告诫教导”，语气宽缓。教导百姓而必定说“小人”，是因为古人的教化能言善学，只有能吃饭尚右手，幼儿看人不欺骗，从他们童年时，教化就已经实行了。《易经》说：“蒙以养正。”经典说：“具训于蒙。”士人都是文王教导年轻人的意思。

诸侯饮酒只有在祭祀时，用德行来引导而不醉，只说：“我百姓引导年轻人，只爱土地上的庄稼，他们的心善良，听从祖先的常规训诫。”小德行和大德行，年轻人都只专一。

文王之所以告诫戒惧诸侯，告诫教导百姓中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在当时，诸侯和百姓中的年轻人，没有不感念文王的德行的。所以诸侯饮酒，只在祭祀时饮福受胙。他们饮酒，又有德行来引导，而不至于醉。就像《诗经》中的《湛露》，天子宴饮，诸侯夜饮醉归而有美好的仪态。像《既醉》的诗，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的行为，都是用德行来引导。所以虽然饮酒而没有害处。看文王的诸侯，他们饮酒只在祭祀时，那么其他时候岂敢放纵追求逸乐呢？不只是诸侯如此，百姓中的年轻人也是这样。文王的教导只说：“我百姓引导年轻人，年轻人就是百姓的子孙。”文王的教导都让他的百姓各自引导他们的子孙，所以能只爱土地上的稼穑之事，他们的心没有不善的。凡人只要是勤于稼穑，那么外慕之心就不生，没有其他机巧，自然心善，哪有空闲饮酒呢？听从祖先的常规训诫，大概百姓中的年轻人能明白听从祖父的教导，没有教诲谆谆而听之藐藐的。所以小德行和大德行，年轻人都只专一。人情没有不以仁义礼智为大德行，而以饮食衣服为末节细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