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
防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徳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讐。今殷其沦丧，若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于颠隮，若之何其？」
微子之意若曰：商家已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不复兴矣。微子乃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故谓：我祖先王致遂其功，陈列于上，可以慿借扶持之具。如彼今乃以沉酗于酒之故，用乱败其徳于下，如此是与我祖相反也。欲观其表，观其影；欲观其源，观其流。以其所形见考之，则商民无小大皆为草野，防盗与乎为恶于内外，而为奸宄之事。为卿士在位者，皆以非法度之事而相师。师者，相师也；与百僚师师之意同，但百僚师师者以善相师，此之师师者以恶相师也。惟其卿士既以非度相师，故为罪人之渊薮。凡有辜罪，皆为有势力者之所藏匿，无有常得之者，言不得而治以法也。小民方且起而相为讐敌，则其所谓相友相助相扶持者，不复见矣。今商其沦丧，若涉大水。观其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气象已有亡国之兆。故曰：商其沦胥丧亡矣，如涉大水，无有涯际之可依。殷遂丧越至于今，以言其丧亡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上。既言商家之必亡，故又言我所以愤闵之意。我其发病生狂，吾处于家，又且将耄乱，欲逊遯于荒野矣。此其情之不能堪处者，今亦无指意以告我。我待其颠隮陨坠之日，又将何以处之。此章之义，写出胸中不平之言，使当时纣若肯从谏，则斯言当发于上，不发于下矣。当直情无▯于朝廷而不肯退而私语于家矣。为国者使贤人君子议论不发于朝廷而发于私议，亦岂有国者之福哉。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方兴，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耉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只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讐，敛召敌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
防子作诰以告二人。今此篇惟父师箕子有言，而比干独不以言见。先儒以为明心同，葢三人者之在当时，只有去就二节。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虽谏而死，与徉狂为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故父师箕子之言，即比干之意。父师之意若曰：「王子指微子也。天毒降灾荒殷▯，箕子不敢斥纣，故但归之天，以为天降灾害荒乱于我▯。天下化之，方且兴起为沉酗之事。人之所以不为乱者，以其知所畏也。乃今不畏其所当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虽有耉老成人与旧在位而有年髙徳邵者，皆咈逆之而不顾矣。」孔安国曰：「色纯，曰牺；体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实，曰用。牺牷牲用，乃祭祀之物。今商民乃攘窃而取之，则为下者既不知敬神矣。祀有常典，国有常刑。今乃容其将食而无灾罚以及之，是为上者亦纵其为不敬也。」此特举其祭祀国之大事于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监殷民，用乂讐敛，召敌讐不怠。商家之臣所以下视商民，用以为治者，皆讐敛之道也。言横赋重敛与民为讐也。在上者以讐视其民，故民亦以讐视其上，上下交相为讐，故曰「召敌讐不怠」者，谓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处既浊乱，故末流亦浊乱。是民之罪与上无异，是乃合于一也。瘠病疾也，民之多病无可以告语者，以其有寃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灾，观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见，即今日有灾，我兴起而受其败矣。商家既沦没丧亡，我岂可为他人之臣仆？此箕子之意与国存亡义不肯去，诏王子出迪，我之教汝王子，出则合于道，是以去者教防子，而以不去者自期。何况我旧时所云者过，以为子之所刻害？葢微子为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
译防子似乎说：“父师、少师，殷商难道不能治理好四方吗？我们的祖先成功陈列于上，可以作为凭藉扶持的根基；而我现在却沉溺酗酒，在下扰乱败坏德行。殷商无论大小，都喜好盗窃奸邪。卿士们互相效法，不合法度。凡是有罪的人，都没有常理可获，即无法依法惩治。小民正兴起，互相成为仇敌。如今殷商即将沦丧，如同渡过大水，没有渡口和边际。殷商于是丧失，直到今天。”又说：“父师、少师，我难道要发狂吗？我家中老迈，想要退隐于荒野。现在你们没有指点告诉我如何面对这倾覆的危险，那该怎么办呢？”
微子的意思似乎是说：商家已经不再拥有治理的能力，整顿四方之事，言语中已无复兴的希望。微子是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所以说：我们的祖先王成就了功业，陈列于上，可以凭藉扶持。然而现在却因沉溺酗酒，在下扰乱败坏德行，这与我们的祖先相反。想要观察表象，就看影子；想要观察源头，就看水流。根据所显现的情况来考察，商民无论大小都如同草野之人，从事盗窃和内外作恶的奸宄之事。在位的卿士，都以非法度的事情互相效法。师，即互相效法；与百官互相效法的意思相同，但百官互相效法是以善相师，这里的卿士互相效法是以恶相师。因为卿士既以非法度之事互相效法，所以成为罪人的渊薮。凡是有罪的人，都被有势力者藏匿，没有常理可获，即无法依法惩治。小民正且起而互相成为仇敌，那么所谓互相友爱、相助、扶持的情况，就不再可见了。如今商即将沦丧，如同渡过大水。观察其卿士如此，小民如此，气象已有亡国之兆。所以说：商即将沦丧，如同渡过大水，没有边际可依。殷商于是丧失，直到今天，以说明其丧失不待于久，只在于今。父师、少师，我难道要发狂吗？既然说了商家必亡，又说了我愤闵的原因。我难道要发病生狂，处于家中，又且将老迈混乱，想要退隐于荒野吗？这是情感不能堪处的情况，现在也没有指点告诉我。我等待其倾覆之日，又将如何处置。这一章的意义，写出了胸中不平之言，假如当时纣王肯听从劝谏，这些话应当发于朝廷，而不是发于私下。应当直情无隐于朝廷，而不肯退而私语于家。治国者使贤人君子的议论不发于朝廷而发于私议，这难道是治国者的福分吗？
父师似乎说：“王子，天降下毒灾，荒乱在殷商正兴起，沉溺酗酒，竟然不畏所当畏，违背那些老成和有高位的人。如今殷民竟然盗窃神只的牺牲，用来容纳将食，没有灾祸降临监督殷民用乩仇，收敛召唤仇敌不懈怠，罪过合于一多瘠，没有诏告商。如今有灾祸，我兴起承受其败坏，商即将沦丧，我不做臣仆。诏告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便倾覆。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
防子作诰以告知二人。现在这篇只有父师箕子有言，而比干独不以言见。先儒认为明心同，大概三人者在当时，只有去就两节。微子欲去，而比干、箕子皆欲就。虽谏而死，与徉狂为奴，其欲遂就之意一也。所以父师箕子之言，即比干之意。父师的意思似乎是说：“王子指微子。天降下毒灾荒乱于殷商，箕子不敢斥责纣王，所以只归之于天，以为天降灾害荒乱于我。天下化之，正且兴起为沉溺酗酒之事。人之所以不为乱者，是因为知道所当畏。如今不畏所当畏，充此心以往，何所不至？虽有老成人与旧在位而有年高德邵者，都违背而不顾。”孔安国说：“色纯，曰牺；体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实，曰用。牺牷牲用，乃祭祀之物。如今商民竟然盗窃而取之，则为下者既不知敬神了。祀有常典，国有常刑。如今却容其将食而无灾罚以及之，是为上者亦纵其为不敬。”这特举其祭祀国之大事于至重者如此，其他可知。降监殷民，用乩仇敛，召敌讐不怠。商家之臣所以下视商民，用以为治者，皆仇敛之道也。言横赋重敛与民为仇也。在上者以仇视其民，故民亦以仇视其上，上下交相为仇，所以说“召敌讐不怠”者，谓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人主乃天下之本，其本处既浊乱，故末流亦浊乱。是民之罪与上无异，是乃合于一也。瘠病疾也，民之多病无可以告语者，以其有冤而不得伸也。商今其有灾，观上文所云，皆是亡形立见，即今日有灾，我兴起而受其败矣。商家既沦没丧亡，我岂可为他人之臣仆？此箕子之意与国存亡义不肯去，诏王子出迪，我之教汝王子，出则合于道，是以去者教防子，而以不去者自期。何况我旧时所云者过，以为子之所刻害？大概微子为帝乙之元子，箕子言于帝乙欲立微子，帝乙不
从而立纣，纣未必不疑忌吾二人。今王子若出去，则我尚可以维持谏诤纣，庶防。知改悔，王子若不出，纣终疑此二人。虽欲谏之，必不能入，是致于颠隮矣。忠臣之于国，明知其大无道，明知其天命将絶，亦未尝不勉强而扶持之，以求其百一千一万一之幸。葢未有安坐而视其将亡者。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靖谋也。人各自为谋，以自献于先王。思昔先王所望于我者，惟忠孝而已。行事不必其皆同，但处心无愧于一己，无愧于公议，无愧于先王，足矣。微子出而存商祀，则自献以其孝；比干、箕子，一则以谏诤死，一以困辱为奴。以谏诤纣，则自献其忠，我不顾其行遯。是箕子、比干决在于就而不肯去国也。读此篇之意，可见臣子心在乎天下国家，而不在其身，共求天理之安而已。其死非沽名，其困辱者非忍耻，其去也非求生也，各全乎忠孝。故孔子知之，以为商有三仁者焉，行虽不同，而皆所以为天理之安也。
译于是扶立纣王，纣王未必不对我们二人产生猜疑忌恨。如今王子如果离开，那么我还能够维持着向纣王进谏争辩，或许能防止他有所改悔；如果王子不离开，纣王终究会怀疑我们二人。即使想要进谏，意见也一定无法被采纳，这就会导致国家倾覆了。忠臣对于国家，明明知道它极其无道，明明知道它的天命即将断绝，也未曾不勉强去扶持它，以求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一丝侥幸。大概没有安心坐着而看着国家将要灭亡的。自己安定身心，将自己奉献给先王，我不顾惜，选择退隐，这是安定的谋略。人们各自为自己谋划，以将自己奉献给先王。回想从前先王对我们所期望的，只有忠孝罢了。行事不必都相同，只要内心对自己无愧，对公众舆论无愧，对先王无愧，就足够了。微子出走而保存了商朝的祭祀，这是以孝道来奉献自己；比干、箕子，一个因进谏争辩而死，一个因受困辱而沦为奴隶。通过进谏争辩纣王，这是以忠道来奉献自己，我不顾惜那退隐的行为。这是箕子、比干决意赴死而不肯离开国家的原因。阅读这篇文字的意思，可以看出臣子的心志在于天下国家，而不在于自身，共同追求天理的安宁罢了。他们的死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们的受困辱不是忍受耻辱，他们的离去也不是为了苟且偷生，各自成全了忠孝。所以孔子了解他们，认为商朝有三位仁者，行为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天理的安宁。
尚书详解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宋 陈经 撰
泰誓【周书】
【阙】
子以为至徳？岂有纣在上，而文王自擅称王乎？纵
文王自称王，岂有十余年之间，纣之君臣亦坐视其称王而不诛其叛背之罪乎？如春秋时，周室尚存，而楚以王者称，亦罕有，葢亦万世之一二也。学者舍诸家之小説而信经可也。孔子序书，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为文王十一年。作《书》者，于《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肃将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未尝言文王也。至《武成》之书，武王既受命以朝诸侯，始追封为文王，故称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磊磊相聨属，而文王之名不絶，其事迹甚明白。扬子云曰：“万物纷错，垂诸天；众言淆乱，折诸圣。”乌覩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此十一年，乃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古者诸侯即位，皆称元年，如《春秋》所书是也。若以为文王，则岂有文王即位之初既改元，至中间又改元乎？决无此理。司马迁作本纪，谓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其説是也。意者当九年祭文王，治兵孟津之时，乃观政于商；至十一年而纣不改过，然后大举以伐纣也。乃若戡黎之时，窃意正当治兵孟津之时，亦未尝审乎是否也。一月戊午者，即十二年之正月戊午日也。不言正月者，商之正朔已终，周之正朔未立，故不言正。师渡孟津，此岂武王之得已哉？三篇之书，上篇者，谓于孟津而誓；中篇次于河朔而誓；下篇将战而誓。操凶器而临危事，不敢轻举，故必誓众，重其事也。泰者，先儒以为大防，以誓众。
惟十有三年春，大防于孟津。王曰：「嗟！我友▯冡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聴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错，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即书序所谓一月戊午也。岂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也？即万一史臣闻见之悮，前后传写之讹，或遭秦皇烈熖之后补缀拾遗，葢未可知也。大防言诸侯之师与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聴誓。」嗟者，有悯恻之意。友▯者，武王为西伯与国之诸侯，皆友▯也。▯君即诸侯尊之也。御事者，即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将卒而下也。孟津之防，不期而防者八百国，此皆诰语之所能及哉？观人心之所向，则天意可知。使武王此举为不义，则虽一国犹且不得而强从，况八百国乎？明聴我之誓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职，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为此言，葢以其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观之人与万物同此禀受，然气质之性自有偏全。人者万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独灵于物。葢其出孝入悌，蹈仁履义，与万物不同者，此其性之灵善者也。然人虽有此灵，亦有不能保此灵者，必得圣人为之君以爱养之，父母之然后斯民得以各遂其善。亶者诚信也，言实有此聪明之徳也。聪明亦灵也，非于灵之外别有聪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徳所以独髙乎天下。观人与物殊，则天地之爱人可谓厚矣。观圣人与人殊，则天地之爱圣人又何如哉？今也纣失其聪明，是为君者不能保其灵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灵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冡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自此以下皆数纣之恶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
译尚书详解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一
宋 陈经 撰
泰誓【周书】
【缺】
您认为这是至高的德行吗？难道会有纣王在位，而文王自行擅称王号的情况吗？即使
文王自称王，难道在十多年之间，纣王的君臣也会坐视他称王而不诛杀他背叛的罪行吗？就像春秋时期，周王室尚存，而楚国以王者自居，也是罕见的，大概也是万世之中的一二例罢了。学者舍弃诸家的小说而相信经典是可以的。孔子编次《尚书》，只说十一年，武王讨伐商朝，并没有说这是文王的十一年。作《书》的人，在《泰誓》上篇只说“文考肃将天威”，下篇又说“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从未提及文王。到了《武成》这篇，武王既已受命朝见诸侯，才开始追封为文王，所以称曰“我文考”。文王从此以后，事迹累累相连接，而文王的名字不断绝，他的事迹非常明白。扬子云说：“万物纷杂错乱，以天理来衡量；众言混淆混乱，以圣人来判断。”哪里看到圣人判断说：“在世时是人，死后是书。”这是统一的。
十一年，武王讨伐殷商。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作《泰誓》三篇。
这十一年，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古代诸侯即位，都称元年，如《春秋》所记载的那样。如果认为是文王，那么难道文王即位之初既改元，到中间又改元吗？绝对没有这个道理。司马迁作本纪，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之墓祭祀，然后在孟津治兵，他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应当在九年祭祀文王，在孟津治兵之时，去观察商朝的政事；到了十一年而纣王不改过，然后大举讨伐纣王。至于戡黎之时，我私下认为正当治兵孟津之时，但也未曾审察是否确实如此。一月戊午，即十二年的正月戊午日。不说正月，是因为商的正朔已终，周的正朔未立，所以不说正。军队渡过孟津，这难道是武王不得已的吗？三篇之书，上篇，是指在孟津誓师；中篇次于河朔誓师；下篇将战誓师。拿着凶器面临危事，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必须誓众，重视这件事。泰，先儒认为是大防，用来誓众。
十三年春，大防于孟津。王说：“唉！我的友邦君长，以及我的办事众士，听清楚誓言。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
十三年春，这三个字必定是差错，怎么知道的呢？中篇说戊午日，王驻扎在河朔，就是书序所说的一月戊午。难道十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到十三年又用戊午日驻扎河朔吗？即使万一史臣听闻见闻有误，前后传写有讹误，或者遭遇秦皇烈火之后补缀拾遗，大概也未可知。大防说诸侯的军队与戎狄都在。王说：“唉！我的友邦君长，以及我的办事众士，听清楚誓言。”嗟，有怜悯恻隐之意。友邦，武王作为西伯与各国的诸侯，都是友邦。邦君即诸侯尊称。御事者，即诸侯中治理事务的卿。庶士者，是将卒以下的人。孟津之防，不期而防的有八百国，这都能用诰语来涵盖吗？观察人心之所向，则天意可知。如果武王此举不义，那么即使一国尚且不能强行跟随，何况八百国呢？听清楚我的誓言，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这是人君的职分，天人的至理。不是武王不能说这样的话，大概因为乾元广大，万物由此开始，观察人与万物同此禀受，然而气质之性自有偏全。人是万物之一，物得其偏，只有人得其全，所以人独灵于物。大概其出孝入悌，蹈仁履义，与万物不同，这是其性之灵善。然而人虽有此灵，也有不能保此灵的人，必须得圣人为之君以爱养之，像父母一样然后百姓得以各遂其善。亶是诚信，说实有此聪明之德。聪明也是灵，不是在灵之外别有聪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所以其德独高于天下。观察人与物殊，则天地之爱人可谓厚了。观察圣人与人殊，则天地之爱圣人又何如呢？现在纣王失其聪明，作为君者不能保其灵了。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灵呢？武王以君道自任。
现在商王受不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冡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自此以下皆数纣之恶也。现在商王受不敬上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