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三十二
宋 陈经 撰
召诰【周书】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使召公相宅，因而作诰以进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是时欲都于洛，而卒不果。迁至成王，乃成武王之意，建都于洛邑，盖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贡，道里均焉，亦因是以迁商民于此。然则洛邑既成，成王果都于此乎？曰：成王实都镐京，特来往朝诸侯于此，祀清庙于此，则镐京为正都，洛邑为东都。《诗》《鱼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镐。”至幽王时犹都镐京，则成王实都镐可知矣。《宣王车攻》之诗曰：“复会诸侯于东都。”宣王以此会诸侯，则成王亦于此会诸侯可知。及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乃
都洛东都之成实，始于成王也。周公摄政七年，复辟于成王，盖在于营洛之后。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谨其始，故此篇先述作洛之由，后述进戒敬徳之▯，使成王因营洛有所感悟。召公太保之官，王公之职，古之所谓论道经▯，于此可见。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庙在丰，成王以宅洛之事告于文王。故成王在丰，欲宅洛邑，是建都于此，而终不果迁也。使召公先相宅，是时周公摄政，故召公先周公而往相宅者，相其高下、厚薄、燥湿之宜，与其宗庙社稷之位。召公以成王即政之始，故因而进戒，而《召诰》之所以作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庻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此作史者叙述作洛之由，纪其日月厯法，以月起故，纪其朔望，或先事而书朔，或先事而书望，使后世之厯有所考也。惟二月既望，即周公摄政七年二月。
十五日，也《洛诰》是摄政七年之事。周公曰：「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师，与此篇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实同此一日也。」于既望后之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周即镐京也，天下所尊，谓之宗周。成王自镐行至于丰，以宅洛之事告文王之庙。既毕，则命太保先周公而来相宅，周公后往也。越若来，召公于是顺成王之命而来。三月惟丙午朏，朏者，明生之日，即三月初三日也。又于朏后三日戊申之日，太保始至。太保以三
月初六日，自镐京来，经十四日而后至洛。既至，则卜宅，卜之于▯神。迁都，国之大事，当谋之▯神，不敢以己意也。厥既得吉卜，方始经营其成，定其左宗庙，右社稷，前朝后市之位。又于经营之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商之顽民，攻治其位于洛水之北。既于戊申经营，曷为至三日后始攻治其位？以此见古人之处事，必深思熟计，不轻▯，待其规模既定，而后为之。言庶殷者，周人服其教化巳久，其趋事赴功，不待言矣。惟庶殷于此，亦乐于从事，可以见圣贤隂有以感悟其心。故下文亦言，周公命殷庶，庶殷丕作。越五日甲寅，位成于攻位之后五日甲寅，其宗庙社稷朝市之位皆成。其规模自太保卜宅至于甲寅，才七日尔，而其位已成。何古人成其事如此之速也？观文王之为台沼也，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则召公之营洛也，岂非四方之民大和防故，其成之易欤？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于甲寅之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达观者，徧歴观之也。周徧而观新邑之所营。夫召公先相宅，不待周公之至，而已定其位。周公既至，不改召公之规模，而遂达观。何二人之谋如此之合也？以此知周、召二人其心同，故其为谋亦不约而同。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用牲以告天，立郊位于此也。牛二者，帝牛、稷牛也。祭天用特牲，而后稷配天，故复用一牛，曰牛二。越翼日，戊午之日，乃祭社，告其立社稷之位也。郊不曰新邑，郊在国外，社在国内，故也
译宋 陈经 撰
《召诰》（出自《周书》）
这篇文献是成王想要营建洛邑，派遣召公去勘察选址，因此作诰以进谏告诫成王。从前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至洛邑，当时想要定都于洛，但最终没有实现。到了成王时期，才实现了武王的意愿，在洛邑建都，大概是取它位于天下之中的优势，四方诸侯朝贡，路程远近相当，同时也借此将商朝遗民迁到此处。那么洛邑建成后，成王真的定都于此了吗？回答说：成王实际上定都镐京，只是往来在此召集诸侯，在此祭祀清庙，所以镐京是正都，洛邑是东都。《诗经·鱼藻》讽刺周幽王说：“王在镐京。”到幽王时还定都镐京，那么成王实际定都镐京就可以知道了。《宣王车攻》的诗说：“再次在东都召集诸侯。”宣王在此召集诸侯，那么成王也在此召集诸侯就可以知道了。等到幽王被犬戎杀害，平王东迁，才定都洛邑。东都洛邑的建成，实际上始于成王。周公摄政七年，将政权归还成王，大概是在营建洛邑之后。召公希望成王知道如何谨慎地开始，所以这篇文献先叙述营建洛邑的缘由，后叙述进谏告诫敬德的道理，使成王因营建洛邑有所感悟。召公担任太保之职，是王公级别的官职，古代所说的“论道经邦”，于此可见一斑。
成王在丰邑，想要营建洛邑，派遣召公先去勘察选址，作了《召诰》。
文王定都丰邑，武王定都镐京。丰邑和镐京相距二十五里。文王的宗庙在丰邑，成王将营建洛邑之事告知文王。所以成王在丰邑，想要营建洛邑，是打算在此建都，但最终没有迁都。派遣召公先去勘察选址，当时周公摄政，所以召公在周公之前前往勘察选址，考察地势的高低、土壤的厚薄、干湿的适宜程度，以及宗庙社稷的位置。召公因为成王刚即位执政，所以趁机进谏告诫，这就是《召诰》创作的原因。
只有二月既望之后，过了六天乙未日，成王从周地步行到丰邑。只有太保在周公之前勘察选址，到了三月，丙午日出现朏月。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上到达洛邑，占卜选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经营规划。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才率领商朝顽民在洛水之滨整治宫室位置。过了五天甲寅日，位置建成。这是史官叙述营建洛邑的缘由，记录其日期历法，以月为单位，所以记录其朔望，有时在事前记录朔日，有时在事前记录望日，使后世的历法有所考证。只有二月既望，即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洛诰》记载的是摄政七年之事。周公说：“你在乙卯日，早上到达洛师，与此篇乙卯日，周公早上到达洛邑，实际上是同一天。”在既望之后的第六天乙未日，成王从周地步行到丰邑。周即镐京，天下所尊崇，称为宗周。成王从镐京走到丰邑，将营建洛邑之事告知文王宗庙。完毕后，就命令太保在周公之前来勘察选址，周公随后前往。越若来，召公于是顺从成王的命令而来。三月丙午日出现朏月，朏是月亮初生光明之日，即三月初三日。又在朏后第三天戊申日，太保才到达。太保于三月初六日，从镐京出发，经过十四天才到达洛邑。到达后，就占卜选址，向鬼神占卜。迁都是国家大事，应当咨询鬼神，不敢凭自己的意思。既然得到了吉兆，才开始经营规划，确定左宗庙、右社稷、前朝后市的方位。又在经营后的第三天庚戌日，太保才率领商朝顽民，在洛水之北整治宫室位置。既然在戊申日经营，为什么到三天后才整治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处事，必定深思熟虑，不轻举妄动，等到规模确定，然后才行动。说庶殷，周人服从教化已久，他们趋事赴功，不必多说。只有庶殷在此，也乐于从事，可以看出圣贤暗中感悟了他们的心。所以下文也说，周公命令殷商遗民，庶殷大力工作。过了五天甲寅日，位置建成。在整治位置后的第五天甲寅日，其宗庙社稷朝市的位置都建成了。其规模从太保占卜选址到甲寅日，才七天而已，而其位置已建成。为什么古人做事如此之快？看文王建台沼，开始不要急迫，百姓像儿子一样前来，经营规划，不久就建成了。那么召公营建洛邑，难道不是四方百姓大和顺，所以建成容易吗？
如果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上到达洛邑，就全面观察新邑的经营情况。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用两头牛。过了第二天，戊午日，才在新邑祭社，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
在甲寅日的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上到达洛邑，达观是全面观察的意思。全面观察新邑的经营情况。召公先勘察选址，不等周公到来，就已经确定了位置。周公到来后，不改变召公的规模，就全面观察。为什么两人的谋划如此契合？由此知道周、召二人同心，所以他们的谋划也不约而同。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用牲以告天，在此设立郊位。两头牛，是帝牛、稷牛。祭天用特牲，而后稷配天，所以再用一头牛，称为两头牛。过了第二天，戊午日，才祭社，告其设立社稷之位。郊不称新邑，因为郊在国外，社在国内，所以如此。
。社稷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言郊则祭地可知，言社则祭稷可知。社者，五土之神，勾龙能平水土，祀以为社。稷者，五谷之神，后稷能植百谷，故祀以为稷。先王之礼，有当用少者，有当用多者。天神至尊，故以特牲；社稷人事故牛、羊、豕皆备。此所以别天神与人神有多寡隆杀之异也。既祭天地社稷而不祭宗庙者，盖成王在丰，则告于文、武之庙已毕。至十二月戊辰烝祭嵗，则亦未始不祭宗庙也。
译社稷祭祀使用太牢，所以牛、羊、猪各用一头。提到郊祀，就知道是祭地；提到社祀，就知道是祭稷。社，是五土之神，勾龙能够治理水土，所以祭祀他作为社神。稷，是五谷之神，后稷能够种植百谷，所以祭祀他作为稷神。先王的礼制，有应当用少的时候，有应当用多的时候。天神最为尊贵，所以只用单一牺牲；社稷关乎人事，所以牛、羊、猪都齐备。这就是用来区别天神与人神在牺牲数量上有多寡、隆杀不同的原因。祭祀天地社稷而不祭祀宗庙，大概是因为成王在丰邑时，就已经在文王、武王的宗庙中禀告完毕了。到了十二月戊辰日举行烝祭以祭岁，也并非不祭祀宗庙。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周公于祭社稷后七日之久，始以书命庶殷侯甸男▯伯，亦是周公计虑之深，不欲骤▯也。书当如《左氏传》：「士弥牟营成周，书以授帅之。」书同，所以载其高卑厚薄财用糇粮之数也。夫以营筑工役之细事，而周公无不知其纎悉曲折如此，以是知古人之学，不务为空言，凡微细工役之贱，皆是学也。观周公所以命庶殷之书，意其必曰：「度用工若干，用财若干，某日而成，不愆于素。」于此可见，不然旋用焉而旋经画之，岂周公所以处事者哉？庶殷即顽民也，侯服甸服男服之▯伯，即诸侯之长也。周公以其书授之邦伯诸侯之长，又以督其下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于是丕作，即《康诰》所谓「百工播民和见士干周」是也。独言庶殷丕作而不言侯甸诸侯者，盖仇民既服从，则友民可知。以商之顽民不服周家之化，而一旦能如此，自非圣人绥斯来动斯和之效，何以能然？太保于庶殷丕作之后，乃以庶▯之冢君出而取其币帛，盖诸侯之来。
也必有币帛以为贽，出者取所奠币帛以入献。当周公在洛时，召公与诸侯入而见周公，与之商度其事，既出则取币以复入也。当是时，周公欲归镐京，召公因营洛而作诰，以戒成王，故取诸侯所献之币入而与周公，使周公达之于王，因以召公所以作诰之意并达之王也。拜手稽首，召公致恭尽礼，旅陈也。以其诚意陈于成王与周公之前，言所以诰告庶殷与其诰御事之臣之意。当时诸侯皆在，而独曰“御事之臣”，托之于御事也。论召公之本意，一篇之中皆是告成王之事，而此言告庶殷御事者，盖其意则并告庶殷御事，而其事则皆成王之事。言庶殷御事，则成王可知矣。先儒言成王实在洛邑，而经文但言成王在丰，太保相宅而已。又《洛诰》篇曰：“伻来以图及献卜”，则成王实不在洛邑。戊辰，王在新邑，乃是十二月烝祭之时也。当以经文为正。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以下皆召公作诰之辞也。人臣将进戒于君，不以祖宗，必以天。盖君之尊，莫与为敌。茍非以其尊且畏者耸动之，则何以感悟人主之聴？故召公于此言皇天上帝。天以形体言，帝以主宰言。改厥元子，人主代天作子，是为天下之长子也。前言元子之责在纣，故其命在纣。今已改其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则命不在商而在周。惟王受命无疆惟休，言成王所受之命，正此元子之任也。知其有无穷之美者，必当有无穷之忧。能忧畏，则是美可保；不知忧畏，泰然以是美自居，则是美不可保矣。然则所谓无疆之恤，安在哉？亦曰敬而已矣。曷其奈何弗敬？言敬不可以不行。此篇之大意，只欲成王敬徳而已。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不敢纵乎逸乐，常持不息之诚者，是乃所以为敬也。
天既遐终大▯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擕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徳。
此言祖宗之凭藉扶持者不可恃也，遐逺也，终久也。天之所以久逺其商之命者，以商家多先哲王，精神在天，有以助祐其子孙，故其后代之王，自汤而后，如大戊、武丁是也。后民后代之贤，如伊陟、巫咸之流是也。然则能服其天命而不替服？如服事之服，所以事天也。然则商家祖宗在天之灵如此，又岂知其终也？如纣之世，贤智之士▯藏不出，瘝病之人显而在位，而遂至于失其天命乎？贤者▯而不肖者，自然皆虐政而无善政。夫人皆知保抱其子，擕持其妇，以哀而呼天，愬其无辜于上天矣。当此之时，纣不知因民心之怨而自反诸己，方且往其逃亡，谓有逃亡者必穷极于其所往也。出必见执，谓执而杀之，使不得出也。其逃亡者既穷其所往，其欲亡而
译过了七天，甲子日，周公于是上朝，用文书命令殷商的众诸侯、甸伯、男伯。既然已经命令了殷商的众人，殷商的众人便大力劳作。太保于是率领各邦国的冢君出去取币帛，又回来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向成王和周公陈述，告诫殷商的众人以及他们的办事官员。”周公在祭祀社稷后过了七天，才开始用文书命令殷商的众诸侯、甸伯、男伯，这也是周公考虑深远，不想操之过急。文书应当像《左传》所说：“士弥牟经营成周，用文书授予主帅。”文书相同，是用来记载高低厚薄、财物粮食数量的。凭借经营筑造的细微工役，周公没有不知道其细微曲折的，由此可知古人的学问，不追求空谈，凡是细微工役的卑贱之事，都是学问。看周公用来命令殷商众人的文书，意思必定是说：“估计用工多少，用财多少，某日完成，不违背预先的计划。”在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不这样，临时使用就临时筹划，难道是周公处理事情的方式吗？庶殷就是顽民，侯服、甸服、男服的伯，就是诸侯之长。周公把文书授予邦伯诸侯之长，又用来督责他们的下属。既然已经命令了殷商众人，殷商众人于是大力劳作，就是《康诰》所说的“百工播民和见士干周”那样。只说庶殷大力劳作而不说侯甸诸侯，大概是因为仇视的民众既然服从，那么友好的民众就可以知道了。凭着商朝的顽民不服周朝的教化，而一旦能这样，如果不是圣人安抚则来、动员则和的功效，怎么能这样呢？太保在庶殷大力劳作之后，于是率领各邦国的冢君出去取币帛，大概是诸侯前来朝见，必定有币帛作为见面礼，出去的人取所奠的币帛进来献纳。当周公在洛邑时，召公与诸侯入内拜见周公，与他商议事情，出来后取币帛再入内献纳。当时，周公想要回到镐京，召公因为经营洛邑而作诰，用来告诫成王，所以取诸侯所献的币帛入内交给周公，让周公转达给成王，顺便把召公作诰的意思一并转达给成王。拜手稽首，是召公致恭尽礼，陈述。把他的诚意陈述在成王和周公面前，说用来告诫殷商众人以及告诫办事官员的意思。当时诸侯都在，而只说“办事官员”，是托言于办事官员。论召公的本意，一篇之中都是告诫成王的事，而这里说告诫殷商众人办事官员，大概他的意思是同时告诫殷商众人办事官员，而事情都是成王的事。说了殷商众人办事官员，那么成王就可以知道了。先儒说成王实在洛邑，而经文只说成王在丰，太保只是相宅而已。又《洛诰》篇说：“派人来送地图和献卜”，那么成王实在不在洛邑。戊辰，王在新邑，那是十二月烝祭的时候。应当以经文为准。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这大国殷商的命运。只有王承受天命，无穷的是美善，无穷的是忧患。唉！怎么能不恭敬呢？
这以下都是召公作诰的言辞。臣子将要进谏君主，不凭借祖宗，必定凭借上天。因为君主的尊贵，没有谁能与之匹敌。如果不是用尊贵且令人畏惧的东西来耸动他，那么怎么能让君主感悟听从呢？所以召公在这里说皇天上帝。天是从形体来说，帝是从主宰来说。改变他的长子，君主代天做儿子，是天下的大儿子。前面说长子的责任在纣，所以天命在纣。现在已经改变了长子，这大国殷商的命运，那么天命不在商而在周。只有王承受天命，无穷的是美善，说成王所承受的天命，正是这长子的责任。知道有无穷的美善，必定有无穷的忧患。能忧患畏惧，那么美善可以保持；不知道忧患畏惧，安然以美善自居，那么美善就不能保持了。那么所谓无穷的忧患，在哪里呢？也只是恭敬罢了。怎么能不恭敬呢？说恭敬不可以不实行。这篇的大意，只是想让成王敬德而已。戒慎于看不见的地方，恐惧于听不到的地方，不敢放纵于逸乐，常持不息的诚意，这才是恭敬。
上天既然久远地终结了大殷商的命运，这殷商有很多先哲王，在天上的以及后来的君王和民众，这服从他们的天命，他们的最终智慧隐藏而弊病存在，哪里知道保护怀抱携带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哀痛呼天，逃亡出去被执拿。唉，上天也哀怜四方民众，他的眷顾天命用来勉励，王赶快敬德。
这说祖宗的凭借扶持不可依赖。遐是远，终是久。上天之所以久远地终结商朝的天命，因为商朝有很多先哲王，精神在天，有以助祐他们的子孙，所以后来的君王，从汤以后，如大戊、武丁等。后民是后代的贤人，如伊陟、巫咸之类。那么能服从天命而不废弃吗？服如服事的服，用来事奉上天。那么商朝祖宗在天之灵这样，又哪里知道他们的最终呢？如纣的时代，贤智之士隐藏不出，弊病之人显而在位，于是以至于失去天命吗？贤者隐藏而不肖者，自然都是虐政而没有善政。人们都知道保护怀抱他们的孩子，携带他们的妻子，以哀痛呼天，向天申诉他们的无辜。在这个时候，纣不知道因为民心的怨恨而反省自己，反而前往逃亡，说逃亡的人必定穷极于他们所去的地方。出去必定被执拿，说执拿而杀之，使他们不能出去。逃亡的人既然穷极他们所去的地方，想要逃亡而
出者又执之，使无所容其身。民以其哀而告天，故天亦以其哀而矜恤民。天之所以眷顾祐命者，必求四方之能勉于徳者，故弃商而命周也。孰谓商家祖宗之凭藉扶持者有足恃乎？今成王即政之初，是虽周自后稷至文王积功累仁，成王亦不得恃此，当求之已可也。求之已则疾敬徳可也。徳者，在己之徳，疾敬之则兴起敏速而为之，▯之以勇，而可以悠久也。
译对于被放逐的人又加以拘捕，使他们无处安身。百姓因自己的哀痛而向天祷告，所以天也因他们的哀痛而怜悯体恤百姓。上天之所以眷顾并授予天命，必定是寻求四方那些努力修德的人，因此抛弃商朝而将天命授予周朝。谁说商朝祖宗的庇佑扶持是可以依赖的呢？如今成王刚刚即位之初，这虽然是周朝从后稷到文王积累功德、累积仁义的结果，但成王也不能依赖这些，应当从自身去寻求才是。从自身寻求，那么迅速恭敬地修德就可以了。德，是指自身的德行，迅速恭敬地对待它，就会兴起勤勉快捷地去践行，用勇毅来充实它，这样就可以长久维持了。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徳，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此言天命之眷佑者，不可以恃也。相视古之先民，有夏先民者，古昔之称也。天迪从子保者，言天之眷禹也。迪者，开导之；从者，顺从之；子，爱之；保，安之；皆天之所以为命。禹如此，禹不以天之命巳也为巳足，又能面稽考其天所顺。凡天意所顺者，禹则向之而不背，稽之而不敢违。及其后也，桀弃禹之所为，则天于是坠其命。又相视有商之朝，天迪格保，言天之眷汤也。既迪之，及格之，又保之。格者，极至也。皆天所以命汤如此。汤不以天之命巳为巳足，又能面稽其天意之所顺。及其后也，纣弃汤之所为，则天于是坠其命。曰“天迪从子保”，曰“天迪格保”者，是皆天所以爱君之意，有加无巳之辞。天之爱君者，无所不尽其至，而君之奉天者，不敢自恃。其至后世子孙，犹且不能守，谁谓天命于此而可恃乎？今成王即政，不可恃在天之命，亦求诸巳可也。求之巳，则莫若无遗寿耉者。寿耉，老成人所更者已详，所厯者已熟。召公恐成王有自尊自大之心，易至于轻忽老成人，则必曰“无遗弃其寿耉”。王能如此，我方敢言其能稽古人之徳矣。又何况其能稽谋自天乎？古人之徳，亦不过用老成之人与之共政而已。成王而无遗寿耉，岂非有稽考于古人之徳乎？天之谋，亦不过与老成之人同是谋而已。盖天祐生贤佐贤者，能知天命。成王无遗寿耉，岂非能稽谋自天乎？成王不敢自用，一用老成之人，而遂能合古人之心，合天之心。然则寿耉其可遗之哉？遗之，是违古人也，是违天也。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召公之意谓：岂特祖宗之不可以自恃，天命之不可以自恃，而民情之向背亦不可恃。有王虽小，虽在幼冲之年，其实居元子之责。此一句与周公立政「孺子王矣」同意。大能以至诚之道而和其民，则有今日之休美，言民之感化如此之速。虽然，民固易化，亦有至难而可畏者焉，岂可恃哉？碞险也，抚之则后，虐之则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险如此。王不可以后言，不可缓也，即疾敬徳之意也。所以不敢后者，用顾畏于民碞尔。顾者，反观自省，畏也。戒谨恐惧，惟恐失民之心也。王之所以顾畏民碞如此者，以王来此洛邑，乃继绍上帝，代天以爱民，则当躬行于此土中故也。旦曰：「其作大邑。」此又举周公之言以戒成王，君前臣名，故曰旦。周公之意，所以责望成王者甚重，以谓作此洛邑，故使成王于此而配皇天，于此而毖祀上下，于此而致治。配皇天者，言其君之徳与天同其大也。毖祀于上下者，有天下者祭百神，上天下地，祀之大者，毖谨也。谨其祀则幽无愧于▯神矣，其自此土中致其乂，则明不愧于人矣。惟其有以格幽明之心，则必有感幽明之应，故为天为▯神所祐，而其命可以有成而无愧，为民之所归，则治民而立致休美之效。此皆周公所以期于成王如此也。使成王之心有以感乎人，而无以感乎幽，亦不可也。惟其合幽明为一致，通显微为一理，则洛邑之治，成王始无所负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
召公上文既述周公之言，此又以己意戒之：王当先治其有商御事之臣，使之比附而助我有周御事之臣。周之臣已能奉法者也，圣人当使内外无间，一视同仁而后可。若周之臣恃功以陵商人，商之臣失势而忌周人，则不能和同为一，必使商御事比介周御事，无所疑忌猜嫌于其间。节性惟日其迈，商民之性既流荡而不知反，欲节抑商人之性，使之日进于逺大之地。然亦不可不以身率之，敬为其所不可不敬之徳，是亦率之
译考察古时的先民，夏朝时，上天开导、顺从、爱护、安抚禹，禹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如今夏朝已经坠失了天命。考察殷朝，上天开导、至极、安抚汤，汤当面考察上天的意旨，如今殷朝也已经坠失了天命。如今年轻的成王继承大统，却不要遗弃那些长寿的老臣。召公说：“应当考察古人的德行，更何况说能够考察来自上天的谋略呢。”
这段话是说，天命的眷佑是不可以依仗的。考察古时的先民，有夏的先民，这是古时的称呼。天迪从子保，是说上天眷顾禹。迪，是开导；从，是顺从；子，是爱护；保，是安抚；这都是上天所赋予的命令。禹虽然如此，却不以天命已加于己为满足，又能当面考察上天所顺从的意旨。凡是天意所顺从的，禹就面向它而不背离，考察它而不敢违背。等到后来，夏桀抛弃了禹的做法，上天于是坠失了夏朝的天命。又考察商朝，天迪格保，是说上天眷顾汤。既开导他，又至极地帮助他，又安抚他。格，是至极。这都是上天所赋予汤的命令。汤不以天命已加于己为满足，又能当面考察天意所顺从的。等到后来，商纣抛弃了汤的做法，上天于是坠失了商朝的天命。说“天迪从子保”，说“天迪格保”，这都是上天爱护君主的意旨，是恩泽有加无已的言辞。上天爱护君主，无所不尽其至，而君主奉承上天，不敢自恃。至于后世的子孙，尚且不能守持，谁说天命在这里是可以依仗的呢？如今成王即位执政，不可以依仗上天的命令，也应当求之于自身。求之于自身，那么没有比不遗弃长寿老臣更好的了。寿耉，老成之人所经历的已经详尽，所阅历的已经熟悉。召公担心成王有自尊自大的心理，容易轻忽老成之人，所以一定说“不要遗弃那些长寿的老臣”。成王能这样做，我才敢说他能考察古人的德行。又何况他能考察来自上天的谋略呢？古人的德行，也不过是用老成之人与他共同执政罢了。成王如果不遗弃寿耉，岂不是对古人的德行有所考察吗？上天的谋略，也不过是与老成之人共同谋划罢了。大概上天保佑并产生贤能的辅佐者，能够知晓天命。成王如果不遗弃寿耉，岂不是能考察来自上天的谋略吗？成王不敢自以为是，一旦任用老成之人，就能契合古人的心意，契合上天的意旨。那么寿耉怎么可以遗弃呢？遗弃他们，就是违背古人，就是违背上天。
唉！成王虽然年幼，毕竟是嫡长子啊！他不能以大德来协和小民。如今美好的成王不敢怠慢，因为顾念畏惧民心的险恶。成王来到洛邑继承上帝，在土地的中部自我约束。周公说：“建立这座大邑，从此配享皇天，谨慎祭祀上下神灵，从此在中央施行治理。”成王有成命，治理百姓如今美好。
召公的意思是说：岂只是祖宗的基业不可以自恃，天命不可以自恃，而民心的向背也不可以依仗。成王虽然年幼，其实居于嫡长子的责任。这一句与《周官》中“孺子王矣”的意思相同。能够以至诚之道来协和百姓，就有今日的美好，是说百姓感化得如此迅速。虽然如此，百姓固然容易教化，也有极其困难而可畏的地方，怎么可以依仗呢？碞，是险恶，安抚他们则顺从，虐待他们则成为仇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其险恶如此。成王不可以怠慢，不可以迟缓，这就是疾速恭敬修德的意思。之所以不敢怠慢，是因为顾念畏惧民心的险恶。顾，是反观自省，畏，是戒慎恐惧，唯恐失去民心。成王之所以如此顾念畏惧民心险恶，是因为成王来到这洛邑，是继承上帝，代天爱护百姓，所以应当在这土地的中部亲身实行。周公说：“建立这座大邑。”这是又举周公的话来告诫成王，君前臣名，所以称旦。周公的意思，对成王的期望责任很重，认为建立这洛邑，所以让成王在这里配享皇天，在这里谨慎祭祀上下神灵，在这里实现治理。配享皇天，是说君主的德行与天一样宏大。谨慎祭祀上下神灵，拥有天下的人祭祀百神，上天大地，祭祀中最大的，要谨慎。谨慎祭祀，那么幽暗的神灵就没有愧疚了，在这土地中部实现治理，那么光明的人间就没有愧疚了。只有能够通达幽明的心意，那么必然有感通幽明的应验，所以被天和神灵所保佑，他的天命就可以成就而没有愧疚，被百姓所归附，那么治理百姓就能立刻获得美好的效果。这都是周公对成王的期望如此。如果成王的心能够感动人，而不能感动幽暗的神灵，也是不行的。只有将幽明合为一致，将显微通为一理，那么洛邑的治理，成王才开始没有辜负。
成王先治理殷商，使办事的臣属亲近辅助我们周朝的办事臣属，节制性情每天前进，成王恭敬，做那不可不恭敬的德行。
召公上文既叙述周公的话，这里又用自己的意思告诫他：成王应当先治理那些殷商办事的臣属，使他们亲近辅助我们周朝办事的臣属。周朝的臣属已经能够奉行了，圣人应当使内外没有隔阂，一视同仁然后可以。如果周朝的臣属倚仗功劳欺凌商人，商朝的臣属失势而忌恨周人，那么就不能和同为一，一定要使商朝办事的臣属亲近周朝办事的臣属，中间没有疑忌猜嫌。节制性情每天前进，商民的心性已经放荡而不知道反省，想要节制抑制商人的心性，使他们每天进步到远大的境地。然而也不能不以身作则，恭敬地做那不可不恭敬的德行，这也是率领他们。
以身矣。不可不敬者，敬所当敬，为所当为。凡人主一身之事，言动语默，孰非当敬，孰非当为哉？召公使成王化民以身而不以空言，化民以实而不以文具。其身正，则不令而行矣。
译这是关乎君主自身修养的大事。不可不恭敬的原因，在于恭敬那些应当恭敬的对象，去做那些应当做的事。凡是君主个人身上的事，无论是言语行动还是沉默不语，哪一件不应当恭敬，哪一件不应当去做呢？召公让成王以自身行为来教化百姓，而不是依靠空洞的言辞；以实际德行来教化百姓，而不是依靠形式上的礼文。君主自身端正，那么即使不下命令，百姓也会自行遵行。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歴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徳乃早坠厥命。我不敢和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歴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徳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召公再举夏商歴年长短，俾我成王知所监戒。我不可不监视有夏之朝，亦不可不监视有商之朝。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歴年。」盖有夏所以享国之长，吾所不知也。我不敢知曰：「不其延？」盖有夏所以享国之短，亦吾所不知也。其长短吾所不知，则吾之所知者，惟有不敬徳则早坠命尔。其监视有商亦然。商家享国歴年之长与乎不其延而短祚，皆吾所不敢知。则吾之所知者，亦不敬徳则早坠命尔。召公于夏商之短长，皆以不敢知言者，何哉？天难谌，命靡常，在彼者不可必，而可必者在我也。在天者不可知，而可知者在人也。人主不能必其所可必，而求必其所难必；不能知其所可知，而求知其所不可知。则治巳者必略，而求于天者必详。人事之当为者，忽焉不加意，而意外非望之福必萌，侥幸之心故召公曰：「不敢知」，意欲成王专求在巳之敬徳而巳。不敬徳者坠其命，则敬徳者必有歴年可知。是敬徳处即歴年，而不敬徳即坠命也。求天于巳可也，求天于天不可也。今王嗣继夏商之后而受其命，我亦当思惟此二国所以受命长短之由。若顺也，继而顺其有功者，盖夏商之贤王所以行之有功效者，成王继而顺行之可矣。
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徳，王其徳之用，祈天永命。
此章戒成王当谨之于其始也。王乃初服即政之始，初服行其教化也。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初生。譬如人子之初生焉，其良心善性未尝不全于禀赋之初。自其初而保养之，习为善则善矣；自其初而不能保养之，习为恶则流而为恶矣。自其习为善者观之，岂非哲智之命，乃以自贻矣？贻子也。自者，求之在我，与孟子「自求多福」之意同也。人子之初生者，习善则可以为善，况人主于即政之初乎？自其初而能敬徳，则可以有歴年之久矣。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此三者虽天所命，其实修之者在人。人能自为哲智，则天必命之以哲，命之以吉，命之以歴年之长矣。人不能，
自为哲智，则天必命之以愚，命之以凶，命之以歴年之短矣。吉凶祸福，何常之有？修之在人，则应之在天。天非自为哲，为吉凶，为歴年也。然此三者，实以哲为主。能哲，则自有吉与歴年长之理；不能哲，则自有凶与不长之理。既有吉有凶相对，则哲对愚，歴年对不永，可知矣。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徳。天已知成王初服政，居此新邑，凡事当谨之于其初，正是天命、哲命、吉凶命、歴年之际也。王当疾敬其徳，不可缓也。及其敬徳之至，▯而见于用者皆徳，则祈天永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甚矣，性命之难言也！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是不可以人为损益之聴，其自至者命也。”今召公言天命可祈，则是有以致之而至，无乃与孟子之言相戾乎？盖常思而得之。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则凡尽人事者受正命也。”祈天永命者，亦受其正而巳记曰：“大徳必受命。”是也。然亦有仲尼、周公之圣而不有天下者，亦有顔子而夭，伯牛而有疾者，兹岂非莫之致而致乎？圣人以人合天而不专于天，以义安命而不专于命。此召公之祈天永命，必先之以敬徳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彞，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徳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此，亦敬徳之意也。召公戒之曰：「王勿以小民过用非常之故，遂敢以殄戮刑杀而治民。盖小民其初心无有不善，一过于为非常理之事情，在可恕，未可便以刑戮为治也。」其惟顺理而行之，可以有功；以刑戮为治者，皆非理也。王之位在徳元
译我不能不借鉴夏朝的历史，也不能不借鉴殷朝的历史。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享国长久。”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只是因为不敬重德行，才早早丧失了天命。”我不敢断言说：“殷朝承受天命，享国长久。”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只是因为不敬重德行，才早早丧失了天命。”如今大王继承承受了天命，我也应当思考这两个国家继承天命以及效法其功德的道理。
召公再次列举夏、商两代享国年数的长短，使成王知道所应借鉴警戒的。我不能不监视夏朝的政事，也不能不监视商朝的政事。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享国长久。”大概夏朝之所以享国长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能延长吗？”大概夏朝之所以享国短暂，也是我所不知道的。其长短是我所不知道的，那么我所知道的，只有不敬重德行就会早早丧失天命罢了。监视商朝也是如此。商朝享国年数的长久，以及不能延长而国运短暂，都是我不敢断言的。那么我所知道的，也只有不敬重德行就会早早丧失天命罢了。召公对于夏、商两代享国的长短，都以“不敢知”来说明，为什么呢？天道难以揣测，天命没有定规，那些外在的因素不可必然预知，而可以必然把握的在于自身。在天道的方面不可预知，而在人事的方面可以预知。君主如果不能必然把握那些可以必然把握的，反而去追求必然那些难以必然预知的；不能预知那些可以预知的，反而去探求那些不可预知的。那么治理自身的事务必定粗略，而探求天意的事务必定详尽。对于应当做的人事，疏忽而不加注意，却期望意外非分的福分必然萌生，侥幸之心由此产生。所以召公说“不敢知”，意在让成王专门追求自身对德行的敬重罢了。不敬重德行的人会丧失天命，那么敬重德行的人必然享国长久，这是可以知道的。敬重德行的地方就是享国长久，而不敬重德行就是丧失天命。从自身寻求天意是可以的，从上天寻求天意是不可以的。如今大王继承夏、商之后而承受天命，我也应当思考这两个国家承受天命长短的原因。如果是顺应天意，那么继承并顺应其有功绩的做法，大概夏、商的贤明君王之所以行之有效，成王继承并顺应实行就可以了。
大王刚刚即位执政，唉！就像婴儿出生一样，没有不在其初生之时，就为自己奠定明智的命运。如今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享国的年数，我知道如今我刚刚即位，居住在新邑。因此大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大王应当运用德行，向天祈求长久的天命。
这一章告诫成王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大王刚刚即位执政，是施政的开始，初服是指施行教化。唉！就像婴儿出生一样，没有不在其初生之时。譬如人子刚出生时，其良心善性在禀赋之初未曾不齐全。从初生时保养他，习惯行善就善了；从初生时不能保养他，习惯作恶就流于恶了。从习惯行善的人来看，难道不是明智的命运，是自己给予的吗？给予孩子。自，是求之于我，与孟子“自求多福”的意思相同。人子刚出生时，习惯行善就可以成为善人，何况君主在刚刚即位之时呢？从初生时能够敬重德行，就可以享国长久。如今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凶，赋予享国的年数，这三者虽然是上天所赋予的，其实修持在于人。人能够自己成为明智，那么上天必定赋予他明智，赋予他吉祥，赋予他享国的长久。人不能自己成为明智，那么上天必定赋予他愚昧，赋予他凶险，赋予他享国的短暂。吉凶祸福，有什么定规呢？修持在于人，那么回应就在于天。上天并不是自己成为明智，成为吉凶，成为享国的年数。然而这三者，实际上以明智为主。能够明智，那么自然有吉祥与享国长久的道理；不能明智，那么自然有凶险与不长久的道理。既然有吉有凶相对，那么明智对愚昧，享国长久对不长久，就可以知道了。知道如今我刚刚即位，居住在新邑，因此大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上天已经知道成王刚刚即位，居住在这新邑，凡事应当在开始时谨慎，正是天命、明智之命、吉凶之命、享国年数之际。大王应当赶快敬重德行，不可迟缓。等到敬重德行达到极致，〇而表现在用度上的都是德行，那么祈求上天长久天命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性命之说真是难以言表啊！孟子说：“没有人去做却自然发生的叫做天，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叫做命。这不可以人为地增减，那自然到来的就是命。”如今召公说天命可以祈求，那么是有招致而到来，岂不是与孟子的话相违背吗？大概经常思考就能明白。孟子说：“没有不是命的，顺受其正命，那么凡是尽人事的人就接受正命。”祈求上天长久天命，也不过是接受正命罢了。《礼记》说：“大德必定承受天命。”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也有孔子、周公这样的圣人而没有拥有天下的，也有颜回早逝，伯牛患病的，这难道不是没有人去招致却自然到来的吗？圣人以人事契合天道而不专靠天道，以道义安于命运而不专靠命运。这就是召公祈求上天长久天命，必须先以敬重德行为前提的原因。
希望大王不要因为小民放纵使用不合常理的行为，就敢于灭绝杀戮来治理民众？如果有功效，希望大王位居德行的本源，小民才会在天下效法。大王显扬这些，也是敬重德行的意思。召公告诫说：“大王不要因为小民有过错而使用非常的手段，就敢于用灭绝杀戮来治理民众。大概小民其初心没有不善的，一旦有过错而做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在可以宽恕的范围内，不可以就用刑杀来治理。”只有顺理而行，才可以有功绩；用刑杀来治理的，都是不合道理的。大王的地位在于德行的本源
者，当以徳倡先天下，是为徳之首也。君以徳倡之，则小民知所自畏，而人君之刑自用于天下矣。夫以刑加人者，可以使人必畏，而未能使人自畏；以徳率人者，不使人之必畏，而能使人之自畏。民知徳，且不敢犯于非义而自畏；民自畏，则人君之刑用于天下矣。此之所谓刑者，非眞有刑也，徳之可畏也。至于此，则王之徳始显著于天下，其与殄戮乂民者，岂可同日语哉？
译君主应当以德行倡导天下，这是德行的首要之处。君主以德行来倡导，那么百姓就知道自我敬畏，而君主的刑罚也就自然在天下施行了。用刑罚施加于人，可以使人必然畏惧，却不能使人自我敬畏；用德行来引导人，不使人必然畏惧，却能使人自我敬畏。百姓懂得德行，就不敢触犯不合道义之事而自我敬畏；百姓自我敬畏，那么君主的刑罚就在天下施行了。这所说的刑罚，并不是真正有刑罚，而是德行的可敬畏之处。达到这个境界，君王的德行才开始在天下显著，这与杀戮惩治百姓的做法，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歴年，式勿替有殷歴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徳。」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上下勤恤，谓君臣之间皆当忧勤也。其曰：「我周家受命，大如有夏歴年之久，又当不废有商之歴年者，君臣之间当以此为念。」欲兼夏商享国之年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成王当以民心为天心，民心即天命，非于民心之外别有天命也。民心苟失，则天命不可保矣。然必以小民为言者，盖小民人所易忽，泽及小民则无所不及矣。如尧舜之不虐无告，文王▯政先鳏寡孤独是也。拜手稽首，召公于作诰之终篇，必致敬尽礼以入其言，欲成王之专聴也。予小臣，谦辞也。召公自称也。仇民，商民也。百君子，商周之贤者也。友民，我周之友民也。予小臣敢率其仇民与乎百君子与乎友民者，安受成王之威徳奉行之，此我人臣之职也。臣下奉行君之威徳，则王末有成命，享其天命无亏也。王亦显，则其命令不可掩也。虽然，成王既有成命矣，不可如是而遽止也，当求其所以永命焉。成命在今日，而永命在子孙。保受成王之威徳者，臣下之所能至于祈天永命，则非人臣所能在乎人君之敬徳以祈天耳。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为功也。至此则责望于成王之身者愈重，恐成王专以恃臣下也。然臣下固当尽臣下之职，为君者亦当尽为君之职。我但能恭敬奉币帛以供王庆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则祈天永命者在成王而不在召公矣，此上下勤恤之意也。
尚书详解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三十三
宋 陈经 撰
洛诰【周书】
此篇与前《召诰》之书相表里，同是卜洛之事也。召公因周公以书戒成王，为《召诰》之篇；周公因献卜与成王相对荅之辞，而为《洛诰》之书。周公摄政至此七年，成王年已二十矣。周公知成王年长，其君徳已成，可以居君位，故复辞而告归。成王知周公不可一日去巳，故坚留周公而不与其归。何为前日成王疑周公如此，而今乃复留之？盖今日之成王已非昔日之成王，七年之间，周、召二公为之左右，其所以诱掖开导之者深矣。不然，所以留周公之言，安能如是其切至哉？自非信周公之笃，任周公之专，何以能然？观此篇者，不特有以见周公罔以宠利居成功，明于去就之大节，平时所以格心之业，亦于是而可见。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
召诰》之序曰：「使召公先相宅。」《洛诰》之序承上文，故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即《召诰》所谓：「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乎新邑，营是也。」召公相之，周公营之，故使来告成王以洛之吉卜。夫此篇所言者，皆周公与成王相对荅之辞，而序特言告卜者，盖周公之告成王者，因献卜之事而▯其端故尔。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先儒孔颖达曰：周公摄政七年，三月经营洛邑。洛邑既成，又归向西都。其年冬，将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义，故名曰《洛诰》。言以居洛之事告王。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是西都时所诰。观孔氏之意，则是自周公拜手稽首而下，乃周公复子明辟之日，举前日所献之卜，对成王而言之。明此篇不在营成周之日也。子者，家人之辞。周公以叔父之尊，故称成王为子。辟者，为君，威福之权。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自此以前，成王虽巳即位，周公摄政，百官总已以聴，冡宰。自今日已往，复子明辟，则归政于成王矣。如往也，成王往日以幼冲之故，不敢及知天之始命周家与乎？定命于洛邑之事。宅洛谓之定命者，周家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译君臣上下都应当勤勉忧思。经文说：“我们承受天命，极大如同夏朝历年的长久，又当不废商朝历年的长久。”这是希望君王依靠小民来承受上天永久的命数。召公拜手叩首说：“我这个小臣，敢率领王的商朝遗民、百位君子以及周朝的友民，安守承受王的威命与明德。”如果君王最终有确定的命令，君王也就显达了。我并非敢自恃勤勉，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能够祈求上天永久的命数。所谓“上下勤恤”，是说君臣之间都应当忧虑勤勉。经文说：“我们周家承受天命，极大如同夏朝历年那样长久，又应当不废弃商朝的历年，君臣之间应当以此为念。”这是希望兼取夏、商两国享国的年数。希望君王依靠小民承受上天永久的命数，是说成王应当以民心作为天心，民心就是天命，并非在民心之外另有天命。民心如果丧失，那么天命就无法保全了。然而必定以“小民”来说，是因为小民是人们容易忽视的，恩泽惠及小民，就没有什么不惠及的了。就像尧舜不虐待无助之人，文王施政优先照顾鳏寡孤独一样。拜手叩首，是召公在诰辞的结尾，必定致敬尽礼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希望成王专心听取。予小臣，是谦辞，召公自称。仇民，指商朝的遗民。百君子，指商周两朝的贤人。友民，指我们周朝的友民。我这个小臣敢率领那些商朝遗民以及百位君子以及友民，安守承受成王的威德并奉行它，这是我们臣子的职责。臣下奉行君王的威德，那么君王最终就有确定的命令，享受他的天命就没有亏损。君王也就显达，那么他的命令就不会被掩盖。虽然如此，成王既然已经有了确定的命令，不可以就这样立刻停止，应当寻求使天命长久的方法。确定的命令在于今日，而长久的命数在于子孙。安守承受成王的威德，是臣下所能做到的；至于祈求上天永久的命数，则不是人臣所能决定的，在于人君恭敬德行来祈求上天。我非敢勤，是召公不敢自以为有功。到这里，对成王本人的期望就越来越重，担心成王专门倚仗臣下。然而臣下固然应当尽臣下的职责，做君王的也应当尽做君王的职责。我只是能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庆祝他能够祈求上天永久的命数罢了，那么祈求上天永久命数的是成王而不是召公，这就是上下勤勉忧思的意思。
尚书详解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三十三
宋 陈经 撰
洛诰【周书】
这篇与前《召诰》相表里，都是关于占卜洛邑之事。召公因为周公用书信告诫成王，作了《召诰》；周公因为献卜并与成王相对答的言辞，作了《洛诰》。周公摄政到这时七年了，成王已经二十岁了。周公知道成王年长，他的君主德行已经成就，可以居君位，所以再次辞让并告知要归政。成王知道周公不可一日离开自己，所以坚决挽留周公而不让他归政。为什么以前成王怀疑周公如此，现在却又挽留他呢？因为今天的成王已经不是昔日的成王，七年之间，周公、召公作为他的左右，对他诱导扶持开导很深。不然，挽留周公的言语，怎么能如此恳切周到呢？如果不是对周公信任笃厚，任用专一，怎么能这样呢？阅读这篇的人，不仅能看到周公不以宠幸利益居功自傲，明白去留的大节，平时用来端正心志的事业，也由此可见。
召公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人来报告占卜的结果，作了《洛诰》。
《召诰》的序言说：“派召公先相度宅址。”《洛诰》的序言承接上文，所以说：“召公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这就是《召诰》所说的：“周公早晨到达洛邑，就通达观察新邑，经营它。”召公相度，周公经营，所以派人来告诉成王洛邑占卜的吉利。这篇所说的，都是周公与成王相对答的言辞，而序言特别说报告占卜，是因为周公告诉成王的话，是借着献卜这件事来引出端绪的缘故。
周公拜手叩首说：“我恢复您光明的君位。君王如果不敢，涉及上天初始命定周家的命数，我就继续保有并大力辅佐东方土地，作为百姓光明的君主。我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黄河以北黎水占卜，我在涧水东面、瀍水西面占卜，只有洛邑吉利。我又在瀍水东面占卜，也只有洛邑吉利。派人来带着地图以及献卜的结果。”
先儒孔颖达说：周公摄政七年，三月经营洛邑。洛邑建成后，又归向西都。那年冬天，将要还政给成王，告知居住洛邑的意义，所以名叫《洛诰》。是说把居住洛邑的事情告诉君王。篇末说：“戊辰，君王在新邑。”说明戊辰以上都是在西都时的诰辞。看孔氏的意思，那么从周公拜手叩首以下，是周公恢复成王君位的日子，举出以前所献的占卜，对成王而言。说明这篇不是在经营成周的日子。子，是家人之间的称呼。周公以叔父的尊贵，所以称成王为子。辟，是做君主，威福的权力。明，是主道利于光明不利于幽暗。从此以前，成王虽然已经即位，周公摄政，百官总领听命于冢宰。从今日起，恢复您光明的君位，就把政事归还给成王。如，是往的意思。成王往日因为年幼的缘故，不敢涉及知道上天初始命定周家以及定命于洛邑的事情。在洛邑建都叫做定命，周家在郏鄏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