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六

译在田赋的范畴之内。孟子说：“夏朝实行五十亩一夫的贡法，商朝实行七十亩一夫的助法，周朝实行百亩一夫的彻法，其实都是十分取一的税率。”先王向百姓征收赋税有固定的制度，怎么肯在田赋之外另外设立贡赋呢？这一篇记载治水最为详细，而《尚书》以“贡”来命名，是因为制定贡赋制度可以体现水土的治理情况，又借此彰显圣人向百姓征收赋税以及百姓乐于缴纳赋税的深意。其他篇目都说“作某篇”，而这一篇不说“作《禹贡》”，是因为上文已有“任土作贡”一句，就不再重复说“作”了。就像“仲虺作诰”，就不再重复说“作《仲虺之诰》”；“微子作诰”，就不再重复说“作《微子》”。古人写文章简略到这种程度。

译禹治理水土，顺着山势砍伐树木，确定高山与大川的位置。

先说禹治水，先确定其总体规模。天下的事务，先确定其大体框架。其中细微曲折之处，又由此推演而出。孔颖达说：“《左传》说舜举用八位贤人让他们主管后土，那么伯益和后稷等人辅佐禹的人很多。”禹必定亲自巡视九州，规划布局，然后让辅佐他的人分布治理。当时平地全被洪水淹没，很少有陆路可行，所以禹在治水时顺着山林，砍伐树木开辟道路。郑玄说：“必定顺着所经过的山攀登上去，清除树木开辟道路，以观察应当治理的地方，从而规划其形势并估量其工程量。”这是说禹登山的目的。孟子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进入，何况他所经过的地方更多。来来往往，不止一处。”所以说他分布治理。我推测禹在当时，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开辟道路以勘察地形，研究利害的根源。譬如医生用药，先察脉理，某处应当补益，某处应当发汗，然后一用药而病可痊愈。高山如同五岳的根基，大川如同四渎的源头，奠定它们的位置。论其疆界，则如兖州专以河流为界，荆州专以高山为界。论一州的概况，如某州，其山镇为会稽，其川为三江的源头，都是奠定高山与大川。其总体规模，先确定下来。

冀州

孔颖达说：九州的次序，以治理的先后为序。因为水性向下流，应当从下游排泄，所以治水者都从下游开始。冀州帝都位于九州近北处，所以首先从冀州向东南，其次兖州向东南，其次青州向南，其次徐州向西，其次某州从某州向西，其次荆州从荆州向北，其次豫州从豫州向西，其次梁州从梁州向北，其次雍州。雍州地势最高，所以在最后。自兖州以下，都依据地势形势，从低向高，从东向西。青州、徐州、某州三州并为东边。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州、徐州。雍州、豫州的水从青州、徐州流入海。梁州高于荆州，荆州高于某州。梁州的水从某州流入海。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州、兖州的水各自向东北流入海。冀州的水不经过兖州，因为冀州是帝都，黄河是大患，所以先从冀州开始，其次治理兖州。如果让冀州的水向东流，兖州的水无处可去，治理也无益，虽然是帝都，也不能先治。这部经书的大体，每州的水先说山川，后说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后川，徐州、雍州先川后山。兖州、雍州、某州、荆州、豫州有川无山。某州、豫州不言平地。冀州田赋之下，才开始说恒山、卫水。既然依据史书以大概为文，就不作为定例。每州之下说水路相通，通向帝都的道路，说禹每州事务完成后入朝向帝王汇报。苏东坡说：尧时黄河水患最严重，长江次之，淮河再次之。黄河流经冀州、兖州最多，而徐州是其下游，受害也很严重。尧都于冀州，所以禹从冀州开始，其次兖州，其次青州、徐州四州治理完毕，而黄河水患衰退。雍州、豫州虽近黄河，因为下游已治，可以稍缓，所以其次某州，其次荆州，以治理江淮，而水患平定，所以其次豫州，其次梁州，其次雍州，以治理江河上游的余患。有人认为前两种说法未尽，说九州只是记载其疆界，而治理的先后顺序，则是自导岍山及岐山以下。大概水势未曾不是从上而下，我推测禹的行动既是从下而上，从东向西，因其下游，随其州而先治理。等到九州完工，才见得众水的根源，记载水所从出与向来加功之处，未必是先导黄河使入海已毕，又导长江使入海，如此不也劳苦吗？诸家的说法都并存。此州不言疆界，以其余州所至可见。兖州言济水、黄河，自黄河以东。豫州言荆山、黄河，自南河以南。雍州言西河，自西河以西。冀州三面距黄河，自积石东北流入中国，则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曰西河。自华阴折而东流，豫州在其南，曰南河。至于大伾，则又折而北流。兖州在其东，曰东河。明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的境界。《王制》说：“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何况王者以天下为家，冀州乃帝都，不应当以山川为界。如果是其他州，《职方》所载，以方位为界：东南曰某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都是指州之王都所向的方位而言，何况王都混同于其间，无所辨别。河南曰豫州，不仅不能辨别王都所在，甚至与九州所正的方位也无法辨别，与《禹贡》不同。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载说开始有事。苏东坡说：“敷道修载叙乂，都是治理。”孔颖达依据汉初儒者所载山川地理，附益以班固《地理志》。说孔君去汉初七八十年，萧何入关图籍，先收则图籍。

都在汉孔君身为博士，必定具见其山川，必定是验实而至。班固依据汉山川，必得其大概。壶口在冀州，梁山、岐山在

雍州。《地理志》说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

译县之北；岐山位于扶风郡美阳县的西北。师古说：岐山就是现在的岐州。壶口在黄河的东岸，梁山和岐山在黄河的西岸。壶口向西到梁山，梁山向西到岐山。从东面向西北方向，这三座山脉的本源是相互连通的。大禹在壶口的西边、梁山和岐山的东边，开凿出龙门，以疏通黄河。这就是大禹在这三座山上施加工力，借以治理黄河的原因。撰写《尚书》的人因为大禹在此施加工力而记述这件事，所以不能将此事单独归入雍州的条目中。怎么知道大禹开凿龙门是为了分开这三座山，从而疏导岍山和岐山，直至荆山呢？荆山就是梁山。文中说“越过黄河”，又说“壶口、雷首”，由此可知，这座山虽然被开凿以疏通黄河，但山脉依然相互连通。既然如此，大禹开凿龙门以疏通黄河，怎么能说是“顺应自然、无所作为”呢？大概大禹所说的“顺应自然、无所作为”，难道是完全不做事吗？开凿那些应当开凿的地方，都是为了顺应水流的特性。龙门狭窄，不能通过黄河的水流，所以必须开凿它使其畅通。

译已经治理了太原，直到岳阳。

太原就是晋阳。汉代将其设为郡。下文说：到达太岳，岳阳就是太岳。它属于河东郡，在太原的西南。《地理志》说：河东郡彘县东南有霍太山。《职方》说冀州的镇山叫霍山，就是这个太岳。曾氏说：太原是汾水的发源地，太岳的南面，是汾水流经的地方，这是大禹疏导汾水的缘故。《职方》说：那里的浸泽是汾水和潞水。

治理覃怀取得了成效，直到衡漳。

河内郡有怀县，在黄河以北，漳水横流入黄河，叫做衡漳。衡漳

漳水发源于长子县东，流到邺县注入清漳。清漳发源于上党郡沾县的大黾谷，向东北流到渤海郡阜城县注入黄河。这两条水汇合后，横流入黄河。曾氏说：“黄河自大伾山折向北流，漳水向东流注入黄河。地形的形势，南北为纵，东西为横。黄河向北流而漳水向东流，那么黄河是纵流而漳水是横流。”大禹从覃怀开始致力治水，于是越过太行山向北。既然得到了漳水的引导，黄河与漳水汇合，如果黄河下游不治理河道，那么也会危害黄河的流动。大禹从壶口到衡漳，都是治理黄河的灾害以及别的水流注入黄河的情况。下文“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以下记载了黄河的大致情况，其曲折细节见于冀州、兖州等州。大禹施加功力见于三处：治理壶口，那么梁州、岐山的水都得到治理；既然治理了太原的水，防止水流到太岳的水，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游治理了那么下游就通畅而流入南河了；既然治理了覃怀的水，那么直到衡漳的水就流入东河了。这些都是审察利害所在，规划简要，不烦琐。

那里的土壤是白色的壤土，那里的赋税是上等中的第一等夹杂第二等，那里的田地是中等中的第五等。

水退去后，可以制定贡赋的法度了。然而制定贡赋，必须先辨别土壤的性质和颜色。土壤性质不同，适宜种植的谷物也不同。比如《职方》说荆州适宜种稻，冀州、雍州适宜种黍稷。根据适宜的情况教导百姓播种，那么收获也就多。然而土壤的适宜性有两方面：一是黑白之分，这是颜色；二是坟壤之分，这是性质。孔安国说：“没有土块叫壤，柔软的土也叫壤。”唐代孔颖达说：“壤是土壤和缓的名称。”冀州的土色白而性质为壤，雍州则是黄壤，豫州只是说壤，不说颜色，大概是因为州内的土不纯一色。既然辨别了土壤的适宜性，那么九等田赋就可以确定。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商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都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天下的适中制度，轻了像貊国，重了像夏桀，不出于十分之一，却又有九等之差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九州的赋税计算其收入的总数而比较多少，有这九等，并不是向百姓征收时有这九等的轻重。孔颖达说：“赋是指土地所产以供天子，税谷以供天子。”郑玄说：“这个州入谷不贡是对的。”因为九州差别分为九等，上上是第一等，交错是间杂的意思，所以错为杂，杂出第二等的赋税都是十分之一而能定为九等差的原因，人工有强弱，收获有多寡，总计以确定差别。冀州以上上为正，而杂为次等，说的是出上上时多而上中时少，多者为正，少者为杂，所以说第一等的赋。这个州说上上错者少，在正之下，所以先说上上而后说错。豫州说错上中者少，在正之上，所以先说错而后说上中。雍州说下上上错，不说错下上，因为本来设九等分三品，中下下上本是异名，所以变文说下上上错。梁州说下中三错，梁州的赋有三等，其出下中时多，所以下中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杂出，所以说三错。这九等比较没有多大差别，各州相杂为等级罢了。这是计算大概所得，不是上科定下的。有人说：九州的赋税疆理其地的人，以其田授农夫，比较数年的中数以为常。这是九州的赋税自有常数，九等之差不可改变，又有错出于他等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年有丰歉水旱不同，有时有所免除以利民，所以收入的总数自有增减多寡。龙子说：治理土地没有比贡更好的，贡者，比较数年的中数以为常。这话用来补救战国之政是可以的，如果说禹的法度不好，那么为什么又出于他等的时候？这是凶年没有取盈的道理。意者后世不善用取，必于每年的常，所以成为弊端。本朝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之法，当时斗米千余钱，百姓乐于与官府做买卖。后来物价贵，和籴不改，于是成为河东世代的祸患。如果说河东和籴是弊政，那么可以说太宗的法度不好，则不可以。其说恐怕或许是这样吧？田中中等五等，九州的田地高低肥瘠，互相参对以为九等。郑玄说：“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叫土，据人工作力竞得而田之，则为之田。田土所以异名也。”田地的高低既分九等，那么田赋也应当相应。然而有异同的原因，大概是田地有高低，逐亩所收的多寡，那么其税赋所入总数自不同，不可以田地的高低而准之。冀豫荆州则田卑赋高，青徐梁雍则田高赋卑，兖州则田赋适当。荆州的田赋所差五等，雍州的田赋所

译赋税等级分为五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辽地区赋税极重，大概是因为水患平定之后，百姓流离失所，尚未恢复生计，必然有聚居之地；开垦土地有先后之分，人工劳作有勤惰之别，无法做到完全平均，因此赋税收入与土地等级之间悬殊如此。其他州是“先定田等，后定赋等”，冀州则是“先定赋等，后定田等”。孔颖达说：“赋税以收获多少为差别，田地以肥瘠程度为等级。如果田等排在赋等之上，那么赋税就应当顺从田等，田地肥沃就应当赋税重，这样就无法体现人工劳作的勤惰。所以现在冀州将赋等排在田等之前，以表明赋税取决于人工劳作。”冀州既然体现了这个道理，其他州的情况由此可知，都规定赋等排在田等之下，想要表明赋税是从田地中产生的，因此冀州与其他州不同。另一种说法认为，王畿千里之地，是天子亲自治理的区域，连同场圃、园池、漆林之类一并征收赋税。而《周礼·载师》所载的赋税，并非全部出自田赋，所以其文字归属于“厥土”之下。其他州就是依据这种田赋来征收的。关于贡篚的制度，其他州都有提及，唯独冀州没有提到。郑玄说：“冀州缴纳谷物，不贡献贡篚。”下文说“五百里甸服，是谓天子治田，入谷不献贡篚”。另一种说法认为：“天子封地之内，不需要贡献贡篚。”苏东坡说：“田赋所出的粟米和兵车，冀州属于王畿之内，田等是中中，赋等却是上上，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必定是当时有事相抵补，难道是因为少贡而多赋吗？”推测苏东坡的意思，大概是冀州作为天子的都城，事事都从这里支出，所以赋税沉重。然而另有其他利益，也与其他州相等。

译恒水、卫水已经顺从，大陆泽已经形成，岛夷穿着皮衣，沿着碣石山的右侧进入黄河。这说明功业的完成，是在冀州田赋确定之后，并不包含在内。至于衡漳，文意是相连属的。有一种说法认为，难道是因为山川险阻，戎狄居住在那里，不足以确定其赋税吗？这也是无法确知的。恒水发源于恒山，在曲阳县东部流入滱水。卫水发源于恒山灵寿县的东北，流入滹沱河。大陆泽在钜鹿县以北，黄河水患平息后，这两条水才顺着旧河道流淌，大陆泽才开始可以耕作。曾氏说，恒水、卫水位于帝都的北面，而且距离遥远，大陆泽地势最低，又是这两条水流经的地方，所以它们的治理成功是在田赋确定之后。岛夷，海曲称为岛，海曲有山，夷人居住在上面。吃鸟兽的肉，穿它们的皮，这是他们的本性。遭遇洪水，不能顺遂他们的本性，现在得以穿皮衣，说明水害已经消除。碣石山，《地理志》说在北平骊城县西南，故安国说碣石是海边的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黄河又在海的南面。大禹疏导黄河路途遥远，到达冀州的尽头，然后从海进入黄河，逆流向西，回到帝都。当进入黄河时，碣石山就在右侧，这是记载山川形势所在的地方。大禹每平定一个州，其土壤颜色、贡品、包篚，以至于山川的痕迹、戎狄的事务，没有不上报的，以便审定利弊。有一种说法认为，九州的末尾，都记载了通往帝都的道路。大概天子的都城，必定要求船只可以到达，使诸侯朝贡，商贾贸易，虽然地方很远，但运输很容易，大概是因为冀州三面靠近黄河，建立邦国、设置都城的意思，确实有取于转运的便利、朝贡的方便。每个州都说到达黄河，到达黄河就到达帝都了。青州、徐州不说到达黄河，大概是因为兖州说济水、漯水到达黄河，所以青州承袭上文，直接说到达济水，大概是由济水到达黄河。徐州说浮于淮水、泗水到达黄河，所以徐州承袭上文，直接说到达淮水、泗水，大概是由淮水、泗水到达黄河。古人作文简略就是这样。说沿着碣石山的右侧进入黄河，大概是在冀州的北面，远离帝都的地方。如果有船只进入帝都，必定要疏导海水进入黄河。本朝定都大梁，所以取其转运的便利，从江淮闽蜀来的，疏导到汴河；从京西来的，疏导到蔡河；从山东来的，疏导到五丈河。凡是想到京城的人，都以到达黄河为主。

济水和黄河之间是兖州

大禹治理冀州，水患平息后，于是向东去治理兖州的水。这以下的八个州，都以山川确定其疆界。孔安国说：“东南依靠济水，西北直到黄河。”唐孔颖达说：“依靠是说跨越它，直到是说到达。”济水和黄河之间，相距路程很近，兖州的边界，跨越济水而过，东南越过济水，西北到达东边的黄河。这个州的边界确定后，那么风土适宜的地方，田赋产出的情况，就可以考察了。

九条河道已经疏通，雷夏泽已经形成，灉水、沮水、防同

黄河从大陆泽的北面分为九条河道，大陆泽在冀州，九条河道在兖州的边界。黄河从大陆泽的东边向北而行，然后向东北流入海，冀州的东境到黄河的西边，水分大河东为九条河道，所以知道在兖州边界平原以北是正确的。《尔雅》记载九条河道的名字，说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汉武帝时许商上书说：“古代记载九条河道的名字，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在成平、东光、鬲县边界中。从鬲津以北到徒骇，其间相距二百多里，由此知道九条河道所在。徒骇最北，鬲津最南。大概徒骇是黄河的本道，向东流出分为八条支流。”许商说三条河道下面说三个县，那么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的不再知道了。孔颖达说：“是说《尔雅》九条河道的次序，从北到南。既然知道三条河道的地方，其余六条：太史、马颊、胡苏、覆釜在东光的北面、成平的南面；简洁、钩盘在东光的南面、鬲县的北面。”这些河道填塞时有旧河道。郑玄说：“周朝时齐桓公堵塞它们，合为一条河。现在河间弓高以东，往往有遗留的地方。”《春秋纬宝干图》说：“移动黄河作为边界，在齐吕填塞八条支流以扩大自己的疆域。”郑玄大概是根据这篇文章作为齐桓公堵塞的说法，填塞八条支流拓展疆境，那么堵塞其东流的八条支流，并使它们都归于徒骇。大致善于治水的人不与水争夺土地，大禹舍弃数百里的土地，所舍弃的小，所得到的大。后世不忍心舍弃数百里的土地，所以多有黄河水患。九条河道的疏通，在大禹之前已经有了，到这里疏通它们，使它们顺着旧河道。雷夏泽名叫舜渔雷泽，就是那个地方，在济阴西城县北。灉水、沮水两条水，黄河没有恢复旧河道，那么泽就不成为泽。现在黄河已经疏通，那么雷夏的水就可以储蓄。陈氏说：“雷夏的水，过去曾经散漫，到这里而聚集。河流想要它流动而不能让它淹没，泽想要它聚集而不能让它散开。或者疏导它而流动，适宜成为泽而不聚集。它的危害与黄河无异。已经疏导泽已经筑堤，然后这两者各自得到适宜。”灉水、沮水两条水各自防同于雷泽。周希圣说：“防同、朝宗，都是诸侯见天子的礼仪，所以用来比喻。”然而这个州治水大概不涉及山，那么知道兖州多平地，少山，黄河水患很严重。

译桑树已经栽好，于是人们从高处迁居到平地。那里的土壤黑而疏松，草长得茂盛，树木长得高大。兖州的水患既然已经消除，适宜种桑的土地可以养育蚕，而百姓得以从高处迁居到平地，去追求种桑养蚕的利益了。蚕性喜干燥而厌恶潮湿，所以如此。兖州尤其适宜养蚕，以前因为躲避水灾，所以居住在高山丘陵上。现在则从高处迁居到平地，各地都是这样，为什么唯独在兖州特别提及呢？这是因为兖州山少，又夹在两条大河之间，遭遇洪水时，百姓尤其困苦。水患消除后从高处迁居到平地，因为他们摆脱了灾难，欢喜而记录下来。土壤颜色黑且性质疏松，论及草木，则是草茂木长。大禹的功绩不仅让人受益，连草木也得以顺应其本性。九州中只有兖、徐、青三州提到草木。唐代的孔颖达说：“因为土地高而肥沃，不同于其他州的田地，不是上等上等的田地，是因为地势低洼潮湿。”解说的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九州的形势，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多山的地方，草木适宜生长；至于东南低洼潮湿的地方，种植确实不适宜。这三州地势处于下游，洪水为患，草木尤其不能顺应其本性。到了这时草茂木长，以此显示草木得以顺应其本性，而水势已经消退。这并不是说这三州特别适宜草木生长。

译那里的田地属于中下等级，赋税定为正数。经过十三年的治理，才与其他州相同。

中下田位列第六，赋税定为正数。孔安国认为该州位列第九等赋税，与第九等相当。他的说法是，这个州治水工程完成得较晚，在九州中是第九个成功的，所以赋税也是第九等，属于下下之赋。不如苏东坡的说法：贞就是正，赋税应当随着田地的高下而定，这才是正常的。如果赋税与田地等级不相当，大概一定有原因。像前面所说的互相补除，就不是正常的。这个州的田地是中下，赋税也是中下，都位列第六。经过十三年才相同。孔颖达说：“作”指的是治水。治水十三年后，才确立了赋税制度，开始能够像其他州一样缴纳贡赋。其他州是十二年，这个州是十三年，比其他州最晚。《尧典》记载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然后尧命令舜。舜于是举荐禹治水三年，大功告成，尧就把帝位禅让给舜。这里说的十三年，是把鲧治水的九年也算进去了。《祭法》说：禹能够修成解除水患的功绩，说明鲧已经施加了功力，而禹是沿袭他的。这里说的十三年，是记录治水的年份，意思是水害排除了，并不是说十三年内都是禹在治水施功。马融说：禹治水三年，八个州平定，所以尧认为有功而禅让给舜。这是说十二年八个州平定，第十三年兖州平定。根据他的说法考察，兖州黄河水患最为严重，所以比其他州晚。禹治水时，舜经历三年的考察，尧才禅位，因为禹成功了。舜接受尧的禅让，才开始巡视守土，开始划分十二州，如果水患没有平定，能做到这些吗？孔颖达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那里的贡品是漆和丝，筐里装的是织锦，顺着济水和漯水浮运，到达黄河。

漆树可以制作器具，用丝和织锦可以制作衣服，织锦绮罗之类，这是兖州出产的，也是人工擅长的，进贡给天子。有贡品，又有筐，乃是贡品中的物品，装在筐里，经文中说“厥篚〇黄”就是这样。八个州的贡品，荆州最多，兖州和雍州最少，各自根据当地所适宜出产的，不强求当地没有的东西。虽然有多有少，都可以用其收入来衡量高低。以兖州每年的常赋来看，所以有多寡而没有轻重。禹因此确定了其出产，使后世不能增减，不责求当地没有的，不索取难以得到的。如果后世索取金、索取车，汉唐以来荔枝的贡品，成为百姓的大害，难道是禹的本意吗？顺流而下叫浮，顺着水流进入另一条河流叫达。颜师古说：“浮是指船在水上行驶，漯水出自东郡东武阳县，到乐安千乘县入海。”济水详见下文，从漯水进入济水再进入黄河，以通向冀州都城。孔颖达说：“徐州顺着淮水、泗水浮运，到达黄河，因为徐州北接青州，既然顺着淮水、泗水，应当顺着汶水进入济水到达黄河。”

大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嵎夷已经划定疆界，潍水和淄水疏通了河道。

青州东北靠海，西南直到泰山，跨越了海域。海安可以称为跨越？孔颖达认为东莱东境的县渡海进入海曲之间，而辽东在海外，还在青州境内。汉末公孙度占据辽东，自封青州刺史，渡海收取东莱各郡。尧时青州应当跨越海域拥有辽东，舜将青州分为营州，就是辽东。禹用高山大川确定九州的边界，万世之后，虽然有变更，但禹所确定的贡赋，都可以考证。至于《尔雅》不提及青州，是青州并入徐州；《职方氏》不提及徐州，是徐州并入青州。嵎夷就是《尧典》中的宅嵎夷，是东方的极远之地。已经为它划定了疆界。为它划定疆界，是担心它发生扰乱华夏的变故。九州如冀州的岛夷，兖州的嵎夷，梁州的和夷，徐州的淮夷，这是这几个州的边界。在要荒之地，所以有蛮獠之民杂居在那里，就像后世的蛮洞羁縻州郡一样。《禹贡》叙述治水的功绩和贡篚之类，一并提及，以显示成功无论远近内外都得到利益。孔颖达认为嵎夷、和夷、莱夷是地名，淮夷是水名，岛夷是狄名，恐怕不一定如此。春秋时诸侯的国家，也有夷狄种族在境内，如泉、陆浑之戎在伊洛之间，洛氏在晋绛之间，这类情况很多。潍水出自琅琊箕屋山，向北到都昌县入海；淄水出自泰山莱芜县原山，向东北到千乘博昌县入海。这是旧河道。所以说疏通了河道，禹治水只说“既载，既修，底绩，既从，既作，既道，既泽，既畧，其道，其乂，其艺，既猪，既入，底定”，而不说治水的缘由，大概治水的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了。决通九条河流直到四海，疏通田间沟渠直到河流，这里只说其成功，直接叙述而自然显现。青州既然靠近大海，不当众水冲要之地，大概河、济的下流由兖州承受，淮水的下流由徐州承受，江汉的下流由荆州承受，这个州施功只在潍、淄二水，比徐州容易，所以二水疏通了河道而土地就可以制定贡赋了。

那里的土壤是白色且疏松的，海边是广阔的盐碱地；那里的田地属于上上等，赋税属于中上等。

这个州的土壤有两种：平地的土壤，颜色白而性质疏松；靠近海边的土壤则咸。东方叫斥，西方叫卤。海边广阔的土地，都是盐碱地，所以说广斥。恢复旧有的性质。管仲利用渔盐的轻重权术，使齐国富强，就是凭借这块土地。田地位列第三，赋税位列第四。海边虽然是盐碱地，不种植五谷，但与海相距较远的地方，不妨碍它成为田地第三，赋税第四。

那里的贡品是盐和细葛布，海里的物产只有

译不对。岱山山谷出产丝麻、铅矿、松树和奇石。莱夷地区从事畜牧，他们进贡的筐里装着柘蚕所吐的丝。

译盐，就是广大盐碱之地所产出的；细葛布，错杂不一，并非单一品种。海物，是鱼类，出产于濒临大海的地方，所以进贡。适宜种桑树，所以进贡丝；适宜种麻，所以进贡麻布。说到金属，就出产铅；说到木材，就出产松木和怪石。石头中像玉的，这几种物品都出产于泰山的山谷。大概那些出产有极美好物品的地方，必定会指明其产地来说，就像峄山南面有孤桐，三危山有箘簵楛一样。《禹贡》这本书，为后世垂示法则，所进贡的无非是供服用、饮食和器具使用的物品。怪石不是供服用、饮食和器具使用的物品，为什么要进贡呢？当时制定礼乐，有凭借它来作为装饰的，不仅仅是作为玩赏喜爱的器具。漆器雕饰的砧板，进谏的人都不停止；难道为人君主的可以因为玩赏喜爱而责求进贡吗？莱夷，是那里有夷人居住的地方。夹谷的防备，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孔子说：“两国君主结好，夷狄的俘虏，用武力扰乱他们。”这就是东莱有夷人的缘故。水退去，可以放牧牛马；作牧，就是可以放牧的意思。大概夷人以蓄养牲畜为职业，以射猎为娱乐，所以顺从他们的风俗来说。檿山，是桑树，它的丝适合制作琴瑟。这是莱夷所出产的，效法臣子的道义，所以进贡以表示敬意，是因为有了放牧之后才有的。

浮于汶水到达济水

这是青州进入黄河的道路，不说进入黄河。上面兖州已经说了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了。所以这里只说到达济水，顺流而下叫浮，由一条水进入另一条水叫达。汶水发源于泰山莱芜县，向西南流入济水。济水发源于河东垣县王屋山，向东南在河内武德县流入黄河。下文说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又向东北与汶水汇合，两条水相通，所以如此。

大海、泰山到淮河，是徐州。淮河和沂河得到治理，蒙山和羽山得以耕种。大野泽已经蓄水，东原已经平定。

东到大海，北到泰山，南到淮河，这是徐州的疆界。北边接青州，所以用泰山来说；南边接扬州，所以用淮河来说。这篇所载的地理很有章法，不只是冀州不说疆界，从其余各州可以看出，其他八州也是这样。一个州的疆界，必定有四面，现在所载的只提到两面，那些没有记载的，已经在邻州之间互相体现了，观看的人可以参考。淮河发源于桐柏山，它的源头很远，而徐州遭受它的灾害，所以大禹下功夫治理它的下游。既高兴它得到治理，所以这样记载。沂河发源于泰山盖县临乐子山，向南到下伾流入泗水。泗水不造成灾害，而沂河造成灾害，也下功夫治理。水不加功夫而顺势疏导它，让它自然地在地中流淌，就叫道；加功夫疏通它不通的地方，就叫乂。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羽山在东边。

海祝县南边，从前先王把它作为东蒙的主祭地，就是这座蒙山。大野是泽的名字，在山阳巨野县北，水停聚的地方叫猪。东原郡，即唐代的东平郡，广阔平坦的地方叫原。淮河、沂河两条水得到治理，那么蒙山和羽山才开始得以耕种。大野泽的水已经有所停聚，那么东原就平定了，这样水的流动与停止以及地形的险峻与平坦，就没有看不到的了。

那里的土壤是红色的黏土，隆起，草木逐渐茂盛；那里的田地是上等中的中等，那里的赋税是中等中的中等。

这个州有两种土，但颜色相同。埴土是黏土。《周礼》中有砖埴之土，坟是隆起的意思，渐是逐渐的意思，包是事业生长的意思。土壤和草木，都恢复了它们的本性。田地排第二，赋税排第五。

那里的贡品有五色土；羽山山谷的夏翟，峄山南面的孤桐；泗水边的浮磬，淮夷的蠙珠和鱼。那竹筐里装着黑缯、细缟和白缯。

君王封五色土为社，建立诸侯，就各自割取他们方位颜色的土给他们，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立社用黄土覆盖，用白茅垫底。茅草取其防止渗漏，黄土取君王覆盖四方的意思。《韩氏外传》说：天子社坛宽五丈，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面覆盖黄土。将要封诸侯时，各自取他们方位颜色的土，用白茅垫底。立社表明拥有土地，谨慎恭敬清洁。徐州具备这五种颜色，所以进贡。前面说红色黏土隆起，这里说五色土，大概这个州。

土壤红色的，多有青、黄、黑、白，只是少有。羽山就是蒙羽，其耕种的羽。峄山在东海下邳县西，有葛峄山，这泗水发源于济阴乘县东南，到临淮睢陵县流入淮河。夏翟是野鸡，它的羽毛适合装饰旌旗。孤桐是单独生长的桐树，适合制作琴瑟。浮磬用来制作编磬，石头在水边，水中看见石头，好像石头在水面上漂浮一样。进贡石头而说磬，是因为这石头适合做磬。凭借这三者，它们的材料可以用于礼乐。圣贤取用物品，必定有其产地，必定选择其材料。不是徐州都出产这三种物品。所以有其产地，像夏翟必定出产于羽山山谷，像孤桐必定出产于峄山南面，像浮磬必定出产于泗水边。这是取用有产地。不是羽山山谷、峄山南面、泗水边出产的，这三种都可以用。所以选择其材料，像野鸡必定是夏翟，以说明五色具备。桐树必定是孤桐，因为它生长独特。磬叫浮磬，因为它好像在水面上。这是选择因其材料。《诗经》说：“梧桐生长了，在那朝阳的地方。”桐树的生长，以向阳的为贵。《诗经》有“淮夷来献其珍宝”，是淮水上的夷人。蠙是蚌类，出产珍珠、黑缯、细缟、白缯。孔安国说：“黑缯、缟白缯、细在中，说明两物都细。”这五种物品都是淮夷所出产的，所以有的进贡有的装在竹筐里，以效忠诚意于上级。不是尧分别它们的名称，让它们必定进贡。

译经书上说：“四方蛮夷都来朝见，全都进献了当地的特产。”

译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河与泗水汇入黄河，必定经过汴水，这是旧有的河道。世人说隋炀帝想要巡游维扬，才开通汴水连接泗水。大禹治水时并没有这条水道。苏东坡说：“仔细查考《西汉书》，项羽与汉高祖约定，平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以西归汉，以东归楚。文颖注解道：‘在荥阳下游引黄河水向东南形成鸿沟，以连通宋、郑、陈、蔡、曹、卫等地，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共同防备楚国，就是现在的官渡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那里正是楚汉分裂的地方。自从秦汉以来就有这条水道，怎么知道它不是大禹留下的遗迹呢？《禹贡》记载九州的末尾，都记录了汇入黄河的河道，唯独淮河与泗水不能汇入黄河，而帝王都城所在之地，按理不应如此。想必是大禹开凿这条河道以连通它们。后来这条水道有时叫鸿沟，有时叫官渡，有时叫汴水。所以王濬讨伐东吴时，杜预写信给他说道：‘您应当直接攻取秣陵，讨伐世代积怨的叛寇，使吴地百姓脱离水深火热。从长江进入淮河，越过泗水、汴水，逆流黄河而下，整顿军队返回都城，这也是旷世罕见的壮举。’王濬水军的强大，古今无与伦比，而从汴水逆流黄河可以班师回朝，那么汴水的大小应当不亚于今天，这又足以证明秦、汉、魏、晋都有这条水道，并非隋炀帝首创。自唐代以前，汴水与泗水在彭城东北汇合，然后向东南流入淮河。近年汴水直接通到淮河，不再流入泗水了。吴王夫差开凿渠道连通水系，与会盟黄池，长江才开始有流入淮河的水道。如今徐州一带，直接说浮于淮泗，通达黄河，而不是从大海。鸿沟、官渡、汴水这些水道，自大禹以来就存在了。苏东坡的考据非常详细，然而考察汴水时常有淤塞，隋炀帝难道只是疏浚了淤塞之处吗？所以世人的说法自有其道理。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

北边靠着淮南，距离海边，这是扬州的边界。南边直到海边，那么现在的福建、广东都在其中。彭蠡湖在豫章郡彭蠡县东边。唐代孔颖达说：“彭蠡是长江与汉水汇合的地方。”下文说：“疏导漾水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集成彭蠡湖，这是正确的。”太阳运行，夏至时逐渐偏南，冬至时逐渐偏北。鸿雁这类鸟，九月向南飞，正月向北飞。《蜀都赋》说：“树叶落下时向南飞翔，冰融化时向北迁徙。”就是这个意思。太阳属阳，这种鸟南北迁徙与太阳的进退相应，所以叫阳鸟。冬天栖息在这彭蠡湖的沼泽中。从前，洪水滔天，彭蠡湖泛滥，无法分辨；如今，水退了，阳鸟也得以安适地栖息。鸿雁秋天来到江南，都是这样，为何唯独彭蠡湖？其意是说鸿雁南飞到彭蠡湖就停止迁徙了，如今极南的五岭以外，再也见不到鸿雁了。三江已经流入大海，苏东坡说：“我根据所见考察，从豫章往下流入彭蠡湖，再向东到达大海的是南江；从蜀地岷山直到经过九江汇合于彭蠡湖再流入大海的是中江；从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经过三澨、大别山汇合于彭蠡湖再流入大海的是北江。”这三条江在彭蠡湖以上是两条，在夏口以上是三条，长江与汉水在夏口汇合，与豫章的长江都汇合于彭蠡湖，那么三江就合为一条了。到了秣陵、京口流入大海，就不再分三条了。然而《禹贡》仍有三江的名称，称为中江、北江，是因为以水味来区分的。大概这三条江的水性不相融合，江水虽然汇合但水味不同。大禹叙述汉水时说：“嶓冢山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集成彭蠡湖，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既然汉水已经流入长江，并且汇集成彭蠡湖，怎么能又流出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呢？知道这是以水味来区分的。大禹叙述长江时说：“岷山疏导长江，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既然长江已经与汉水汇合，并且汇集成彭蠡湖了，怎么能独自区分成为中江呢？知道这是以水味来区分的。汉水为北江，岷山的长江为中江，那么豫章的长江为南江，就可以知道了。大禹以水味来区分，可信吗？回答说：“济水已经流入黄河并溢出成为荥泽，大禹不以水味区分，怎么知道荥泽的水是济水呢？”尧时洪水未治理之前，东南都是大海，哪里还有吴越之地？等到彭蠡湖蓄水，三江流入大海，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陆地，水所汇聚的地方，只有震泽而已。所以说：“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才安定。”安国认为从彭蠡湖分出三江流入震泽，作为北江流入大海。大概安国未曾南游，根据经文意思推测，不知道三江距离震泽很远，决无流入的道理。震泽决不足以容纳三江的水，这是苏东坡根据所见考据得最详细的。先儒有的认为南江从会稽吴县，中江从丹阳芜湖县，北江从会稽毗陵县流入大海；有的认为是松江、浙江、浦阳江；有的认为是岷江、浙江、松江；有的认为是从义兴、从毗陵、从吴县，这些都是东南支流小水各自分别流入大海的，《禹贡》所说的中江、北江是从彭蠡湖流出的。只是看到《禹贡》有三江、中江、北江的名称，而不知道一条江合流但水味不同，就混杂支流小水来对应三江的数量。如今京口的长江，比起几条江还像田间小沟，大禹不应遗漏大的而数算小的。苏东坡以水味区分的说法较为精确。又说：“如今金山稍北，取其中间的水，味道特别不同，轻重也有所差异。”

译这大概是蜀江的源头所在。”我因此进一步推究。查考唐代宰相李德裕（李文饶）喜好饮用惠山泉水，专门设立驿站来运送泉水。有一位僧人说长安吴天观的井水与惠山泉相通，如果混杂其他水，十余人尝试辨别，僧人唯独指着两只瓦罐说：“这是惠山泉。”李德裕因此取消了运水的驿站。辨别水味的说法，古今都有这样的道理，并非虚妄。会稽吴县有具区湖，在西部，古文中称之为震泽，是吴地南部的大湖，名叫太湖。南方蓄积的水，称为湖。查考《职方氏》，扬州的水泽叫具区，河流有三江，浸润的水域有五湖。五湖就是震泽，扬州的水泽与浸水处在同一地方。谈论它的水，称为浸；谈论它的泽，称为薮。篠和簜遍布生长，竹子小的叫篠，大的叫簜。广泛分布生长，稍长而挺拔高耸，就是高大。草木到了这个阶段，就顺应了它们的本性。

译那里的土壤是黏重的泥土，那里的田地等级为下下等，赋税等级为下上等，夹杂着第六等。

涂泥指低洼潮湿的土地。田地排第九等，赋税排第七等；其中混杂着第六等。〇州的田地相比九州最为低下，但赋税等级却排在第七，有的甚至排在第六。这是人工整治的结果。在尧帝时代，〇州的赋税仅仅如此。自从汉朝以来，每年从关东漕运八百万斛粮食，来供给京城。六朝建立政权，全部都在建业。到了唐朝，征收东南地区的赋税尤其沉重。战争兴起时，物资供给依赖于江淮地区。秦观说：“现在所说的肥沃土地，没有比得上吴越、闽蜀的。一亩地的收成，比其他州郡高出数倍。”由此可知，后世加倍投入人工，培植灌溉的功效显著。即使是下下等的田地，尚且成为肥沃的土地。何况那些上等和中等田地呢？保护农业，鼓励耕种，不要施加苛刻的骚扰，让百姓在土地上尽力耕作。这对于国家大计，难道只是微小的补益吗？

那里的贡品只有三种金属，瑶和琨，篠和簜，象牙和皮革，羽毛。还有木材，岛夷的草制衣服。那些竹筐里装着织贝，包裹着橘柚，等待朝廷命令才进贡。

三种金属即金、银、铜，瑶是次于玉的美石，琨是像玉的石头，篠是小竹子，簜是节间宽大的竹子，齿指象牙。《诗经》说：“元〇象齿革，指的是犀牛皮。”传文说：“犀牛和兕牛还很多，丢弃铠甲又怎样呢。”羽指鸟羽，南方的鸟有孔雀、翡翠的羽毛，可以用来装饰。毛指牛毛，西南夷的旄牛毛可以用来装饰旌旗。木指梗木、楠木、豫章木，南海的岛夷用草做衣服，葛越就是这种。北方极其寒冷，所以冀州的岛夷穿皮衣；南方极其〇热，所以〇州的岛夷穿草衣。这些也不是贡品，唐代的孔颖达说：“岛夷穿皮衣，是夷人自己穿皮衣，并非进贡。”岛夷穿草衣，是说夷狄得以顺遂他们的本性罢了。那些竹筐里装的织贝，则是南方的夷人自发效法臣子的道义，以织贝作为贡品，篚也像莱夷的檿丝一样。郑玄说：“《诗经》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凡是织造先染丝，然后织成贝纹图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氏认为南方用草木织成衣服，就像现在的吉贝、木棉之〇。小的叫橘，大的叫柚。颜师古说：“柚像橘但更大，味道酸，橘、柚不耐寒，所以包裹起来进贡。”锡贡，指等待朝廷命令后才进贡，不像金三品、齿革那样〇作为每年的常贡。防止君主在口腹之欲上有偏嗜，为了祭祀、接待宾客的需要而劳民是可以的。苏氏说：“《禹贡》中提到‘锡’字的地方有三处，大〇不可常得，磬错不可常用，橘柚如果常贡就会劳民害物，就像汉永平年间、唐天宝年间进贡荔枝的危害一样。”所以都要等待命令后才进贡。

　　顺流而下到达淮泗

顺流而下叫作“防”，由水入水叫作“达”。从长江流入大海，从大海流入淮河，从淮河流入泗水，从泗水流入黄河，不说“达于河”，是因为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之后，也如同青州达于济水一样。大禹时代没有入淮的道路，所以顺流进入大海，然后从大海进入淮河。到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沟渠，疏通济水、漯水注入大海。决开汝水、汉水，排开淮水、泗水注入长江，那么长江又有通往淮河的道路。这种说法可疑，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等待能辨别的人。

荆山和衡山之南是荆州，长江、汉水朝见宗庙般流向大海，九江非常重要，沱水、潜水已经疏通，云土、梦泽得到治理。

孔安国说：“北边依据荆州，南边到达衡山的南面，旧时有三种说法。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苏东坡说：‘从南条荆山到衡山之南为荆州，从北条荆山到黄河为豫州。’根据地理考证，北条与黄河相距很近，豫州的疆域不应该如此狭窄。曾氏说：‘临沮的荆山阴面为豫州，阳面为荆州，这个说法是对的。’豫、荆二州都以荆山为界，就像青州、徐州以泰山为界一样。这荆州北至荆山，南过衡山以往。孔颖达说：‘衡山是大山，南边没有名山大川可以作为标志，所以说‘阳’，表明它南到山的南面。’江、汉二水〇源，梁州入海，实在〇州。大禹在这里施功，已有朝宗的〇。朝宗，是诸侯朝见天子的名称。唐孔氏说：‘水没有性识，没有这个意义。因为海水大而江汉小，以小就大，像诸侯归附天子，借人事来说。’《诗经》说：‘〇彼流水，朝宗于海。’就是这样。九江，孔氏说：‘江在这个州界分为九道。’《地理志》九江在庐江浔阳县。南浔阳记有九江名叫：乌江、蚌江、乌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廪江、提江、淮江，都说江水到这里分为九道。郑康成说：‘九江从山溪流出。’如果按这种说法，九江各有源头，不与大江相同。孔颖达说：‘江以南的水无论大小，俗人都称为江，有的从江分出，有的从外面合流而来，所以孔、郑各有不同的解释。时代相隔久远，难以指定。根据经文意思考证，应当采纳孔安国的说法。’孔殷说非常得地〇之中。沱、潜既道，根据《地理志》及郑氏都认为荆、梁二州都有沱、潜。苏东坡查考《尔雅》说：‘水从江分出叫沱，从汉分出叫潜。’南郡枝江县有沱水尾流入江，华容县有夏水首出尾入〇，这是荆州的沱、潜。蜀郡郫县及中安阳都有沱、水潜水尾入江、汉

译这是梁州的沱水和潜水。孔安国说：“沱水和潜水发源于梁州，流入荆州。”孔颖达说：“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博士，《地理志》不可能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从江汉流出的水都叫沱水和潜水。只是地势西高东低，虽然在梁州汇合，却又从荆州分流出来，就像济水流入黄河，又从黄河流出一样。根据两位孔氏的说法来考察，那么通过味道区别水流的说法，古人早就知道了。”梁州和荆州相距数千里，如果不是通过味道来区别，怎么能知道它们汇合后又分流出来呢？

说“云梦泽的土地可以开垦治理”。根据《左传》昭公三年，楚王和郑伯在江南的梦泽打猎；定公四年，楚昭王住在云中。这个沼泽就是一个泽，也可以单独称为云，单独称为梦。《地理志》记载：南郡华容县南面有云梦泽；杜预说南郡枝江县西面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也有云梦。云梦是一个泽，而各处都有名字的原因。司马相如的赋中说：“云梦方圆八九百里”，那么沼泽跨越长江南北，各处都有名字。王氏的说法是：云的地方，只是露出土地而已；梦的地方，不只是露出土地而且草木生长，人们加以人工，就可以开垦治理了。因此把沼泽分为两处。王氏这样解释，认为有高下之分，云的沼泽只是露出土地，梦的沼泽可以开垦治理。不如遵循先儒孔安国的说法，其中有平坦的土地、丘陵和水，去除后可以作为耕作田地。孔颖达看到孔安国的说法，认为“土”字在“二”字之间，大概是史书文字兼指上下。苏东坡说：“古语就是这样。”现在考察《汉书·地理志》说：“云梦土。”孔氏的说法更胜一筹。

译那里的土壤是黏土，田地属于下中等，赋税等级为上中等。进贡的物品有羽毛、象牙和皮革，还有金、银、铜三种金属；杶木、榦木、栝木、柏木，砺石、砥石、砮石、丹砂。还有箘簵竹、楛木，这三个邦国进贡它们的名贵特产。用匣子包裹菁茅，用竹筐盛放纁色丝帛、玑珠和组绶。九江进贡大龟。

这个州的土壤与扬州相同，田地等级排第八，赋税等级排第三，这是因为施肥灌溉的功效达到了极致。羽毛、象牙、皮革、金三品与扬州的贡品相同，但顺序不同，孔颖达认为是以品质优良者为先，薛氏认为是以数量多者为先，然而这两个州的贡品顺序不同，只是文势自然如此罢了。如果一定以品质优良者为先，那么梁州的铁排在银之前，难道银真的不如铁吗？杶，是类似樗树但更大的树，柏叶松身，叫做栝杶。栝、柏是三种木材的名称，榦即柘木。作为弓干，《考工记》说：“工匠选取弓干的方法，以柘木为上。”就是这个意思。扬州只说“惟木”，不说木名，而这个州特别说出木名，是因为扬州所贡的木材多得不可胜数，而这个州所贡的只有这些罢了。砺和砥都是磨石，砥比砺更细，砮是石制的箭镞，丹是丹砂。箘簵是美竹，楛是木名，这三样都可以做箭。三邦，汉代孔氏说：“这三样物品都出产于云梦泽，靠近云梦泽的三个国家经常进贡。”就是这个意思。厥名，是挑选出产的最优质、有名的物品来进贡。根据荆州所出产的物品，大体上是中原地区用来制作兵器所依赖的。从前晋文公对楚子说：“羽毛、象牙、皮革都是您土地上的产物，波及晋国的，是您多余的恩惠。”大概中原地区出产的这些物品不如这两个州，所以必须依赖它们来使用。包匦菁茅，汉代孔氏认为包是橘柚，这是错误的。菁用来做腌菜，《周礼》中有菁菹鹿臡，茅用来滤酒，这两样东西到处都有，这个州进贡的是其中品质优良的。《礼记》说：“笾豆中进献的物品，是水土调和之气。”大概祭祀先王必须得到九州的美物，《左传》说“你的贡品包茅没有进献，王的祭祀就无法供应”，那么茅自古以来就是用包匦匣子装着的。在匣子之外，又进行包裹，因为祭祀用途尤其要表达洁净，不敢轻视。厥篚纁玑组，《尔雅》说：“染三次叫做纁，是绛红色。”这个州擅长染纁色，玑是不圆的珠子，组是绶带，都装在匣子里进贡。大龟就是元龟，是国家的宝物，出产于九江，长一尺二寸的叫大龟，国家有大事就占卜它，这种龟不能经常得到，必须蓄养起来等待上面的赐命，然后进献。

在江水和沱水上乘船，潜入汉水，越过洛水，到达南边的黄河。

这是荆州进入黄河的路线，顺流而下，叫做浮。从江水到沱水，从沱水到潜江，从潜江到汉水，弃舟步行，以越过洛水。从洛水进入黄河，黄河在冀州的南边，所以叫南河。

荆州、黄河之间是豫州，伊水、洛水、瀍水、涧水都已流入黄河，荥波已经蓄积，疏导菏泽，覆盖孟猪。

这个州的边界西南到荆山，荆山的南边就是荆州。北边靠着黄河，黄河的北边就是冀州。大概豫州在荆州的东北，冀州的南边，以荆山和黄河为界。《禹贡》其他州没有只说地名的，荆州和豫州提到荆山，青州和徐州提到泰山。如果豫州不说荆山，那么北边到黄河的地方就在河北，所以说南到荆山，那么北边到黄河的人就知道那是南河了。苏东坡虽然指出是北条荆山，又自己怀疑它离黄河很近，意思是荆州既然说北到荆山，那么豫州的南境就可以知道了。却不知道黄河很长，如果南边不确定所到的地方，那么怎么知道北边到黄河的是南河呢？况且北条荆山在黄河的西边，雍州的内地，不应当作为豫州的边界。伊、洛、瀍、涧，孔氏说：伊水出陆浑山，洛水出洛山，涧水出瀍池山，瀍水出河南北山。《地理志》说：伊水出弘农卢氏县，东熊耳山，东北流入洛水。洛水出弘农上洛县冢岭山，东北到巩县流入黄河。瀍水出河南谷城县潜亭北，东南流入洛水。涧水出弘农新安县，东南流入洛水。志与传不同的地方，孔颖达说：熊耳在陆浑县西，冢岭在上洛县境内，瀍池在新安县西，谷城潜亭北，这就是河南境内的北山。志详细而传简略，所依据的略有不同。现在根据经文“导洛自熊耳”，与“岷山导江”文意先后不同，那么洛水不是出自熊耳山，只是从熊耳山开始疏导罢了。下文“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防于伊，又东北入于河”，是伊、涧、瀍流入洛水，而洛水流入黄河。荥波既猪，孔氏说：荥泽波水已经形成蓄积，大概洪水的时候，这个泽的水动荡成波浪，现在则蓄积而不泛滥了。荥泽就是荥阳。沇水东流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为荥。沇水东流叫做济，济水潜行地中，从黄河溢出，就叫做荥，在河南。《春秋》闵公二年，卫国与狄人在荥泽作战，杜预注：这个荥阳应当在河北，卫国战败才开始渡河，战场在河北。孔颖达却说这个泽跨越黄河南北，以经文考察，济水溢出为荥是在河北为济，河南为荥。现在河北也叫荥泽，难道尧时北边为济，到春秋时因为荥源自济，也把济叫做荥吗？导菏泽被孟猪，安国说菏泽在胡陵，孟猪是泽名在河东北。孔颖达以地志考察，山阳郡有胡陵县，不说有菏泽。又说菏泽在济

译济水在定陶县东边，孟猪在梁国睢阳县东北。用现在的地理来验证，胡陵在睢阳的东边，定陶在睢阳的北边，那些水都不向东流溢并覆盖孟猪。寻求其中的解释却找不到，于是为此辩解说：郡县随着时代更替而改变名称，古代的胡陵应当在睢阳的北边，所以能够向东流出覆盖孟猪。苏东坡则说：沇水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形成菏泽，在济阴定陶县东边，孟猪在梁国睢阳县东北，水流溢漫覆盖它。他的说法直接了当，不说“流入”而说“覆盖”，是因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只有在水势盛大时才会如此。

译于是覆盖在上面，就像弱水从合黎山流出，余波流入流沙一样。这里所说的孟猪，《左传》和《尔雅》写作孟诸，《职方氏》写作望诸，其实是一个地方。《职方氏》说青州的泽薮叫望诸，大概是因为《职方氏》中的青州位于豫州的东部，所以能够兼有孟猪这片沼泽。

那里的土壤是松软的黑土，下层土壤是肥沃的垆土。那里的田地等级为中上等。那里的赋税等级交错，属于上中等。那里的贡品有漆、麻、细葛布、苎麻。筐里装着的是织成的细绵，另外进贡的是治玉的石料和制作石磬的石材。船只浮行于洛水，直达黄河。

没有块状结构的土叫壤，垆土就是防土，也叫黑土。地势高的地方，土性就是壤；地势低的地方，就是坟垆。土壤有高下之分，比如青州说“厥土白坟”，海边广阔而盐碱，就是如此。田地等级排第四，赋税等级排第二，杂出第一等。这是因为土壤性质优良，加上人工整治的缘故。九州之中，说赋税“错”的有四个州，如冀州、豫州、雍州、梁州。解说的人认为，在制定贡赋的时候，青州、徐州、雍州、荆州所缴纳的赋税，各自符合其固定的数额，只有这四个州有丰年和荒年，所以它们的赋税杂出其他等级。之所以杂出其他等级，是总计九州所缴纳的赋税，相互比较，形成这九等之差。冀州赋税排第一，豫州赋税排第二。如果冀州遇到丰收或水旱灾害的年份，赋税有减免，反而落在豫州之下，那么豫州就应当排第一，冀州应当排第二。雍州赋税排第七，梁州赋税排第八。如果雍州遇到丰年有余，而梁州排在第七，那么雍州就排在第六。如果是荒年，有所减免，排在第九，那么与兖州相比，其间必有强弱之分，所以雍州说“厥赋下上上错”，梁州说“厥赋下中三错”。兖州说“作十有三载乃同”，这都是相互比较而决定高下。其他州虽然没有杂出，但推究其意，荒年必定没有取足定额的道理。漆林、枲麻、细葛、苎麻，颜师古说：织苎麻为布及练。《周礼·载师》有漆林的征收，《周礼》称为征，这里称为贡，是因为周朝时，豫州在王畿之内，所以载师掌管其征收；大禹时豫州在王畿之外，所以有贡。由此可知冀州不单独言贡的原因。织纩是细绵。治玉的石料叫错，是治玉和治磬用的石料。《诗经》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奉命后才进贡，不常用的物品，是怕劳民伤财。雍州先说橘柚，后说锡贡；此州先说锡贡，后说磬错，是因为橘柚说“包”，与“厥篚”的文义不冲突，所以说锡贡在后；磬错与“厥篚”的文义相近属，所以说锡贡在先。豫州距离帝都很近，浮行洛水即达黄河，这黄河就是南河。

华山之南、黑水之东是梁州，岷山和嶓冢山已经种植了作物，沱水和潜水已经疏通河道，蔡山和蒙山已经祭祀完毕，和夷已经取得成效。

孔安国说：“东边依据华山之南，西边抵御黑水。”孔颖达说：“《职方氏》豫州，其山镇曰华山。”这是说华山在豫州境内，梁州的边界，东边依据华山之南，那么就不能拥有华山的南面，说的是此州的西边，是雍州的境界。《职方氏》没有提到梁州。颜师古说：“省去徐州以合并青州，合并梁州以合并雍州。”岷山在西边边境之外，是江水的源头；嶓冢山在陇西郡西边，是汉水的源头。从江水分出的是沱水，从汉水分出的是潜水。两座山已经有种植，江汉之水得到治理了。沱水和潜水也沿着它们的故道，江汉之水经过两州边界，绵延数千里，然后到雍州入海。经文在此州说：“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荆州说：“江汉朝宗于海。”沱潜既道，雍州说：“三江既入。”水的源头和归宿就可以知道了。蔡山和蒙山是两座山的名字，蒙山在蜀郡青衣县，是旅祭的山。平是治理功绩完成的意思。和夷，是西南夷，也已经取得成效而水患平定了。《禹贡》中的各夷，有的说在制定贡赋之后，有的说在制定贡赋之前。大概帝王对于夷狄，来不拒绝，去不追赶，有的内附而同中国一样朝贡，受命于天子，就为他们制定田赋，如青州的嵎夷、梁州之和夷就是这样。有的不能这样，或者向风慕义，只进献他们的地方特产，也就让他们进贡地方特产，如青州的莱夷、徐州的淮夷就是这样。梁州的水，受害的只有四处，所以大禹特别列举其大概，其他州可以类推。

那里的土壤是青黑色的，那里的田地等级为下上等，那里的赋税等级为下中等，杂出第七、第九等。那里的贡品有美玉、铁、银、镂铁、石砮、石磬，熊、罴、狐、狸，织皮。从西倾山沿着桓水而来，浮行于潜水，越过雍州，进入渭水，横渡黄河。

黎是黑色，田地排第七，赋税排第八，杂出第七、第九等。璆，是美玉。镂，是钢铁，可以刻镂物品。砮与砮丹的砮相同。磬，是石磬。徐州进贡浮磬，此州进贡石磬。豫州提到磬错，就知道当时乐器中，磬最为重要。它的声音尚角，在清浊大小之间，是难以和谐的。夔说：“击石拊石”，不说金和丝竹，可见声音之难和。制定贡赋尤其详细。熊、罴、狐、狸四种野兽，用“织”字表示用毛皮编织，用“皮”字表示裘皮。西倾是山名，在陇西临洮县东南，桓水发源于此。沿着桓水而来，浮行于潜水，从潜水到雍州泉水，开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到汉中，向东流为汉水。孔安国说：“汉水上游叫沔，进入渭水。”横渡黄河。苏东坡说：“沔在梁州山南，渭在汉州山北，沔没有通往渭水的道路。”按照前

译《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有人上书，想要开通褒斜道以及漕运事务，皇帝将其交给张汤询问。张汤回答说：“褒水通向沔水，斜水通向渭水，都可以进行漕运。从南阳沿沔水进入褒水，横渡河流到达斜水，中间百余里用车转运，再从斜水顺流而下进入渭水。这样汉中的粮食就可以运到。”这就是从沔水进入渭水的道路。然而褒水与斜水之间，横渡河流百里，所以说“逾于河”。大概当时将渭水和褒水都称为沔水。其依据在于，计算沔水在渭水南面五百里，所以从沔水陆路向北进入渭水。渭水流入黄河，“逾”字应当用在“渭”字上，现在却加在“沔”字上，这是指向的问题。从荆州进入黄河，则说“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意思是说从汉水陆路行进到洛水。“逾”字用在“洛”上，现在从沔水陆路行进到渭水，而“逾”字却不加在“渭”上。古人的文体，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从渭水到黄河，横渡河流进入黄河，横渡称为“绝”。

译黑水与西河之间是雍州，弱水已经向西流去，泾水汇入渭水的北岸，漆水和沮水已经顺从，沣水也一同汇入，荆山和岐山已经可以举行祭祀，终南山和惇物山物产丰厚，直到鸟鼠山，原野和低湿之地治理成功，直到猪野泽，三危山已经有人居住，三苗部落也已安顿有序。

孔安国说：“西边以黑水为界，东边以龙门之河为界。”孔颖达认为雍州的疆域延伸到荒服之外，东边不超过黄河而西边越过黑水。王肃说：“西边凭借黑水，东边以西河为界。”所说的符合实际情况。雍州和梁州都以黑水为边界。孔颖达认为大禹治理豫州后，接着治理梁州，从东向西，所以说梁州的疆域先说华阳而后说黑水。从梁州到雍州，从南向北，所以先说黑水而后说西河。这种说法恰当。黄河在雍州的东境，却称为西河，是因为龙门在冀州的西边，黄河从积石山向东北流，从中国折向南到华阴，又折向东到大丕，再折向北。冀州帝都位于三河之间。《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千里之近，从东河到西河千里之近。”黄河相对而称为东西，叫东河、南河、西河，都是从冀州而言。济水与黄河之间是兖州，这是东河，在冀州之东；荆山与黄河之间是豫州，这是南河，在冀州之南；黑水与西河之间，这是西河，在冀州之西。虽然从冀州而言有这三条河，其实是一条河。弱水不能承载物体，所以引导它向西流。地势西高东低，水性都向东流，而这水独自向西，也是它的本性。大禹顺应自然无所作为，不在水性之外另外增减什么。圣人治理天下，也是这样。修明教化，不改变风俗；统一政令，不改变适宜的做法。商鞅变法以成就富强，是想让弱水向东流。

泾水汇入渭水的北岸，大禹疏导渭水，并及于此水。下文说：“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开始，向东防御到沣水，又向东防御到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和沮水，流入黄河。”这几条水脉络相连，而渭水最大，都汇入渭水以流入黄河。泾水发源于安定泾阳县，到冯翊阳陵县流入渭水。泾水汇入渭水的北岸。《诗经》说：“泾水使渭水浑浊。”这是泾水合流于渭水，属附的意思。及，水北称为汭。人们都以南面望水，则北为汭。泾水从南面流入渭水。

漆水和沮水已经顺从，沣水也一同汇入，漆、沮是两条水的名字。渭水很大，接纳泾水、漆水、沮水、沣水。所以泾水从泾阳县来流入渭水，漆水从枝山县来流入渭水，沣水从扶风县来流入渭水，沮水从北地来流入渭水。只有这四条水都流入渭水，才符合它们的本性。说属、说从、说同，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荆山和岐山，洪水时祭祀已经废止，现在水退去可以举行祭祀。雍州地东边以龙门之河为界，当河流泛滥未折向东时，雍州也受害。等到禹施功，在冀州已经载壶口，治理梁州和岐山。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这两座山确实是黄河所经过的地方。黄河已经顺流向东，那么治理黄河的危害已经在冀州完成，所以经文叙述此州治水的痕迹。只有弱水已经向西，渭水合众水以流入黄河，其功业完成了。所以从荆山和岐山可以举行祭祀以下，就说到平地川泽已有成绩了。荆山就是北条荆山，不是荆及衡阳的荆。孔安国说：荆在岐东，终南、惇物、鸟鼠三山相为首尾。地理志：扶风武功县有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惇物，都在扶风武功县之东。九州之地，西北多山，东南多水。考察雍州与雍州，可见秦都长安，号称百二之险，因为山多。孔颖达说：三山空举山名，不说所治，意思承袭上文既旅之文，其说是正确的。

原野和低湿之地治理成功，直到猪野泽，广平称为原，下湿称为隰。《诗经》说：度过其隰原，在豳国之地，即此处。猪野在武威县东北，有休屠泽，即此猪野也。从原隰致功，西至猪野之泽。

三危山已经有人居住，三苗部落也已安顿有序。《舜典》：放逐三苗到三危，在西裔。昭公九年《左氏传》云：先王居梼杌于四裔，允姓之奸居于雍州。杜预注：允姓之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雍州今敦煌也。舜放逐三苗在洪水未平时，舜择其恶之尤者，投诸四裔，更立亲近，使居三苗之国。等到洪水既平，三危可居，则三苗之种族得其次序。以此知舜之逐四凶，未尝有疾恶之心，必欲使其大有次序，安其居止，无忧愁之苦，而后已。此圣人之仁心也。

这里的土地是黄壤，田地是第一等，赋税是中下等。贡品只有球、琳、琅玕，浮于积石，直到龙门、西河，防御到渭水的北岸。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也已安顿有序。

此州的土地，色黄而性壤，田第一，赋第六。孔颖达云：“此与荆州田赋升降，皆较六等，荆州升之极，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极，故云人功少。《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则民当相准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记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州境辽阔遥远，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

译所以土地有优劣之分，人力有大小之别。大禹治水之后，便产生了这种差别，后来又确立了等级，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球和琳，都是玉的名称。琅玕，是像珠子一样的石头，九州之中只有雍州出产，物产稀少，由此可知大禹治水之后，对于贡赋的规定如此宽泛简略，是因为他忧虑深重、思虑深远，不肯给后世留下祸患，以免开启昏庸君主的奢侈之心。

从积石山泛舟，到达龙门和西河。积石山在金城河关县西南，黄河在塞外流经，向东北进入塞内，积石山并不是黄河的源头，而是黄河流经的地方。黄河从西边流来，到这里向北流，所以大禹疏导黄河顺着水流向北。《释水》说：“黄河千里一曲一直，所以孔安国说千里向东，千里向南到达龙门和西河。”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北边，大禹开凿它以疏通黄河。

在渭水入河处逆流而上，孔安国说：“逆流而上叫防。”从渭河北岸逆水向西上行，孔颖达认为从黄河进入渭水，大禹从白帝城结束行程从此向西上行，再次进入雍州地界。各州的末尾，只说返回都城的路，这里雍州的事讲完了，说返回都城再离开，表明各州都是这样，不如采纳苏东坡的说法：“渭水到长安东北流入黄河，黄河从此开始变宽，从渭水入河处往下，巨大的船只装载重物都可以到达冀州。”这样的话，是说利用渭水入河处的水流进入黄河。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各部得以安顿。织皮的说法与梁州相同，颜师古认为是三个国家，唐代孔氏把渠搜当作两个国家，连同昆仑、析支共为四个，郑玄认为渠搜是一个，不如采纳颜师古的说法。这是西戎的三个国家。所进贡的是织皮，说西戎各部得以安顿，那么就不止这三个国家了。大禹的功绩不仅惠及中原，即使是夷狄也得到利益。黑水、弱水疏通后向西流，归于南海，那么西戎各国就免除了水灾之患，这就是大禹以四海为沟壑的意思。

苏东坡说：“《禹贡》中‘篚’字，都在贡品之后列出，而青州、徐州、扬州三州都是莱夷、淮夷、岛夷所篚。”这里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大意与三州没有不同，大概是说西戎各部得以安顿，而昆仑、析支、渠搜三国都篚织皮，只是古语有颠倒详略罢了。这段文字应当在“厥贡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防于渭汭”三句应当在“西戎即叙”之下，用来记录进入黄河的水道，以结束雍州的叙述。简编错漏，不能不纠正。

译疏导岍山和岐山，到达荆山，跨越黄河，经过壶口、雷首山到达太岳山，疏导砥柱、析城山到达王屋山，经过太行山、恒山到达碣石山，流入大海。

叙述《禹贡》的人说：“大禹划分九州，沿着山势砍削树木作为标记，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这是这一篇的大致内容。”从冀州开始记载壶口，直到西戎，就是叙述划分九州。从疏导岍山和岐山，直到敷浅原，就是叙述沿着山势。从疏导弱水，直到东北流入黄河，就是叙述疏通河流。从“庶土交正”以下，就是叙述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其中治水的曲折过程，田赋和贡品，通往都城的道路，又各自附属于各州的末尾了。前后相连，首尾贯通，则没有考据，所以在疏导岍山以下讲述山脉的起止，在疏导弱水以下讲述河流的源流。孔安国说：“治理山势以疏通水流，所以用山来命名。”孔颖达认为上文每州讲述其治水方法，登山是从下而上，州境隔绝未能直接相通，现在再从山上而下条理地讲述治水。山本来是为了疏通水流，列举山脉相连属，是说此山旁边的所有水害都治理完毕了。河流大多不可尽数命名，所以用山来指代。比如漳水、潞水、汾水在壶口，雷首、太行、经过砥柱、析城、王屋山，淇水靠近太行山，恒山、卫水、滹沱河、滱水、易水靠近恒山。石林先生（朱熹）说：“《周礼》说天下的地势，两山之间必有河流，那么疏导山脉就是疏通两山之间的河流，归属到大河中一起流入大海。”现在根据经文考察下文说流入大海，那么先儒和石林先生的说法就没有错误了。疏导山脉、疏导水流都从雍州开始，大概是因为天地方形，天在西北方不完整，地在东南方不完整，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然而向东倾斜更甚，向南次之。水的本性是无论多少曲折必定向东流，所以山脉的走向从北向东，稍微偏向南。而水的源头出于山，所以都从雍州开始。前辈诸儒，如班固、马融、王肃研究《尚书》，都有三条山脉的说法。疏导岍山以下为北条，西倾山以下为中条，嶓冢山以下为南条。《地理志》也说：“《禹贡》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南条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这是旧有的三条山脉的说法。如果郑玄说：“又认为是四列。”郑玄怀疑岷山和嶓冢山虽然同在梁州但地点不同，所以以此条为正，阴列以中条为次，阴列而分南为次，阳列正。阳列东坡也说：“沿着山势，是顺着地脉而探究其终始。”什么是地脉？回答说：“大地有山，就像人有脉络，有近而不相连的，有远而相属的，即使是江河也不能断绝。”自从秦代蒙恬开始谈论地脉，而班固、马融、王肃都有三条山脉的说法。郑玄认为有四列，通达古义的人，已经知道这个了。北条的山脉，起于岍山和岐山而跨越黄河，直到太岳山；向东尽于碣石山，流入大海。这是黄河不能断绝的。南条的山脉，从嶓冢山、岷山直到衡山，经过九江直到敷浅原。这是长江不能断绝的。都是大禹的话，卓然见于经文的，如果不是地脉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地脉的说法，古人了解得很详细了。疏导岍山和岐山，这以下就是北条荆山正阴列。岍山和岐山都是雍州的山，岍山就是扶风吴岳山，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壶口、雷首、太岳、砥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都是冀州的山。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雷首在河东蒲坂县南，太岳在河东彘县东霍泰山即岳阳山。砥柱在陜县东北，形状像柱子。析城在河东获泽县西，王屋在河东垣县东北，太行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恒山上曲阳西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这北条山脉起于岍山和岐山，跨越黄河，正是龙门西河，说此处山脉不断，黄河不能间断。既然跨越了黄河，又成为壶口、雷首和太岳，都是河东的山。又成为砥柱、析城、王屋，从冀州南河以北，向东行进。又成为太行、恒山、碣石，迤逦东北流入大海而停止。这是此条山脉起于岍山和岐山，以碣石为尾，而众水都流入大海了。孔颖达说：太行山离恒山很远，恒山离碣石又很远，所以汉代孔氏认为这两座山连延东北接碣石于海，是说山旁的水都流入海了。

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直到太华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直到陪尾山，这是中条山脉次阴列。西倾山在陇西临洮县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县南，说在积石以东，黄河所经过的地方。鸟鼠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这三座山在雍州的南山。太华山在京兆华阴县南，熊耳山在弘农卢氏县东，外方山即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阳平氏县东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陆县东北。这四座山连接华山相连，东南在豫州境内。中条山脉起于西倾山，到陪尾山为尾，其脉络相连属。凡是列举山名，都是为了治水，所以孔安国说水所经过的地方：鸟鼠山，是渭水所出；洛水出于熊耳山，伊水经过外方山，淮水出于桐柏山，经过陪尾山。凡是这些先列举所施功的山在上面，而后条列所治理的水在下面，互相完备。

疏导

译从嶓冢山到荆山，从内方山到大别山。

译这是南条荆山分支而成的次阳列。位于陇西县，属于梁州的群山。荆山是南郡临沮县的荆山，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县的东北。《春秋》记载说：“吴国和楚国夹着汉水布阵，从小别山到大别山，这两座别山都在汉水北岸。”荆山、内方山、大别山都是荆州的群山。南条次阳列，起首于嶓冢山，以大别山为尾，其山脉相连就是这样的。

岷山以南，直到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

这是南条荆山分支而成的正阳列。岷山在蜀郡，属于梁州的群山。衡山在长沙郡湘南县的东南。九江在庐江郡浔阳县南，是荆州的边界。敷浅原就是豫章郡历陵县南。博阳山在〇州的边界。大禹已经疏导了从嶓冢到大别山的山脉而停止。又再次从岷山疏导直到敷浅原而停止。随山疏导的工程就完成了。孔颖达说：“从岷山以南到敷浅原，另外以岷山为首，不与大别山相接，因为江水流经这里，所以单独记载。以此表明岷山不属于三条山脉。”郑玄分为四列，大概是因为岷山以下的群山在大江以南，内方山和大别山在江以北，不能同为一脉而疏导。虽然岷山所在的群山没有说疏导，但道理上不能与内方山、大别山同为一条。大禹疏导群山，虽然说是顺势治理众水，大致上岍山和岐山的列，是河水所经过的，所以起首于雍州直到冀州。西倾山的列，是伊水、洛水、淮水、渭水所经过的，所以起首于雍州直到豫州。嶓冢山的列，是汉水所经过的，所以起首于梁州直到荆州。岷山的列，是江水所经过的，所以也起首于梁州直到荆州。其他众多群山可以由此推知了。九州的群山只记载了雍、冀、梁、豫、荆〇，不及青、徐、兖三州。大概三州都在河东的东边，与四列山脉不相通。青州和徐州的山只有泰山，兖州没有山。这三州的水只有黄河，就不必随山而记了。疏导岍山和岐山的末尾，说流入大海。其余有的说直到陪尾，直到大别，直到敷浅原，不说流入大海的，大概岍山和岐山所疏导的群山，从西向东，从东向北，山脉没有断绝，到碣石山才停止，就已经靠近大海了。那西倾山、嶓冢山、岷川的群山，都以疏导来说明。弱水水流无力，在众水中最为奇异。所以众水都向东流，而这条水独自向西流。看柳宗元的《愚溪对》就可以明白了。弱水、黑水的奇异，合黎山。孔安国说水名在张掖郡。流沙就是居延泽。流沙是合黎水汇聚的地方，所以能溢出它的余波覆盖到流沙。

疏导黑水直到三危山，流入南海。

孔安国说：“黑水从北向南，经过三危山，穿过梁州，流入南海。”根据《地理志》，益州郡治所在蜀郡西南三千多里，是原来的滇王国。汉武帝元封二年才设为郡，郡内有滇池县，县里有黑水池，不知道水在哪里。郦道元《水经》说黑水出自张掖鸡山，向南流到敦煌，经过三危山，向南流入南海。难道黑水源头在张掖，伏流于地下，经过滇地而流入南海吗？为什么滇地有它的祠庙，却看不见水呢？张掖、敦煌都在黄河以北，黑水经过三危山流入南海，怎么能越过积石山的黄河呢？孔颖达说：“黄河从积石山以西，大多有伏流，所以这条水能越过黄河向南流。”苏东坡也说：“从三危山到南海，不知道它的堤防长达千里。”大禹疏导黑水到三危山，就找到了它的故道，大概从这列山脉，其山脉所到之处，离海还远，所以不说流入大海。下文疏导水所记载的，则是流入大海的疏导。说疏导岍山而不说疏导西倾山，因为两山都在雍州，用岍山和岐山来代表；说疏导嶓冢山而不说疏导岷山，因为两山都在梁州，用嶓冢山来代表。这是史书的省略写法。我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就像人的身体，山川就像人的筋骨，水就像人的血脉，构成一个整体。而分出四肢，以一个手臂分出五指。筋骨虽然相连，血脉虽然贯通，但分支分别不同。医生必须根据痛苦的地方来治疗。有的有三条，有的有四列。怎么知道它不是一个整体而分出四肢呢？北条的群山，有的从岍山和岐山开始，有的从防柱山开始，有的从太行山开始。怎么知道它不是一个手臂而分出五指呢？岍山和岐山的说法，山跨越了黄河；岷山说过九江。就知道大禹对山川地脉考察得很熟悉了。到了唐代一行，认为天下山河的形势存在于两个界限。北纪用来限制戎狄，南纪用来限制蛮夷。阴阳家也有山水的说法，难道不是有所依据吗？

疏导弱水直到合黎山，余波流入流沙。

从这以下说疏通河流的事情。疏导群山的起首和末尾既然在前面已经具备，那么疏通河流的起首和末尾怎么能缺失？大禹不只是为当世考虑，大概是想让万世知道山川的起首和末尾就是这样。在山就不能断绝地脉，在河就不能断绝故道。孔颖达说：这以下所疏导的共有九条水，大意也是从北边开始。因为弱水最在西北，水向西流，所以先说。黑水虽然在河南，水从雍州和梁州的西界向南流入南海，与诸水不相干涉，所以又其次。四渎中黄河和长江为大，黄河在北，所以先说黄河。汉水流入长江，所以先说汉水后说长江。济水源头在黄河以北，越过黄河向南，与淮河同为四渎，所以次于洛水。因为淮河和渭水都与济水一起流入黄河，所以放在后面。计算水也很多了，这里只举大的来说。这九条水，立文不同

译弱水、黑水、沇水不从山中流出，文辞简略，所以用水名来配属。其余六条水名与山名相连，既然从山中流出，就不需要再提及水名。积石山不是黄河的源头，记载的是施功治理的地方，所以说“导河积石”，意思是说治理黄河的开端从积石山开始。漾江是先提山后提水，淮河渭河是先提水后提山，这都是史书详略的不同，没有固定的体例。另外，淮河渭河简略地说从某山发源，都是说水源从此山开始，想要使之区别于导河，所以加上“自”字。鲧治理洪水叫做“湮”，湮就是阻挡并填塞它。禹治理洪水叫做“导”，导就是顺应并引导它。孟子说做别人所没有做的事，所以经文说疏通河道直接流入南海，不需要人力去修治。况且弱水、黑水如果决口在塞外，那就是流入南方的蛮夷之地，可以不必担忧了。然而禹的心，看待华夏和蛮夷的百姓没有这样的疆界，即使是塞外的水也一定要顺应引导它，让它流入流沙、流入南海，使蛮夷的百姓没有淹没溺亡的祸患，圣人的仁爱之心在这里可以看见。

译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底柱，又向东到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大丕山，向北经过降水，到大陆泽，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汇合成一条逆河，流入大海。

大禹疏导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只有黄河耗费的人力最多。解释《禹贡》的《水经注》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虚，水色洁白。”李巡注释说：“昆仑是山名，虚是山下的平地。”郭璞说：“源头地势高，水流急湍所以水色洁白，潜流于地下，接纳众多支流，浑浊所以水色发黄。”《汉书·西域传》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葱岭，一个出于阗。于阗在南山脚下，那里的黄河向北流，与葱岭的黄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又名盐泽，距离玉门关、阳关三百里，纵横三四百里。那里的水静止不动，冬夏不增减，人们都认为它潜行于地下，向南从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国的黄河。”班固、张骞都说：“《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高两千五百多里，日月在那里互相避让隐藏，所以产生光明。”自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进入南海，他所记载的只是看到大禹治水的功绩罢了，不像其他地理书籍，一定要详尽记载源流的细节。孔安国说：“开凿山岭或挖掘池塘以疏通水流，都无法确知，只能以经文为可信。”向南到华阴，黄河从龙门向南流到华山北面，又向东流到底柱，那底柱在西虢的边界，黄河水分流包围山而过，山露在水中，治理起来尤其困难。黄河从积石山向北流，又向东然后向南流到龙门，计算有三千多里，所说的经过的地方很多，经文都没有记载。这篇本是为治水而作，只有施加工程的地方才记录，没有施加工程的地方就不记录。大禹从积石山找到黄河的故道，到龙门才加功治理，所以把龙门接在积石山之后。就像三危距离南海很远，经文只说“疏导黑水到三危”，穷尽河源，哪里看到所谓的昆仑呢？由此看来，从积石山向西，黄河的源头没有考据，有人说出自葱岭，出于阗，出昆仑，说法不一。经文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论述黄河的人应当断定从积石山开始才可以。黄河源头不从这里开始，只记录施加工程的地方，所以经文不说“自”，与疏导淮河、疏导渭水的文字不同。大禹治水的时候，只有黄河找不到源头所在，然而又从底柱向东到孟津，孟津在河内河阳县，是南都道路汇聚的地方，古今都认为是渡口。从华阴到底柱，黄河夹在两山之间，水流湍急凶猛，到孟津水流稍缓，可以横渡船只。武王讨伐纣王，在孟津会师，后世称之为武津，就是这里。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大丕山，黄河流到孟津，向东流到河南巩县东而经过洛水北面，洛水入黄河在这里。从洛水入黄河处向东流到大丕山，汉代孔氏说：“山有两重叫丕。”《尔雅》说：“山有三重叫伾。”李巡注释说：“成，是重。”唐代孔氏说：“大概所见不同，现在以孔氏的说法为正确。”大丕山在黎阳，有人说在成皋，不知道哪个对。臣瓒的说法认为在黎阳县是正确的。向北经过降水，到大陆泽，黄河从华阴流到大丕山，开始折向北流。大丕山西边是南河，那折向北流，开始称为东河。降水入黄河在信都县，大陆泽在钜鹿县北。降水入黄河，是黄河经过降水。这与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相同，大概洛水、降水都比黄河小，以小入大就称为过，不称为防。又向北分流为九条河道，播是分布，又分布为九条河道，以减弱其泛滥。黄河从西戎进入边塞，经过秦、陇、陕、河，夹山而行，水流虽然湍急凶猛，但两山相距，其力量足以抵御黄河的横向冲击，使其不至于奔突。治理的人只在黄河两旁开凿，使其宽广而已。至于从大丕山折向北流，地势已经平坦，又接纳渭、洛、涧等众多水流，岂是一条河道所能承担的呢？大禹在这里施加工程，其规模非常深远，分为九条，则水流自然有所减弱。兖州说：“九河已经疏通，”那么黄河向北流已有此道，大禹顺着旧迹而疏导它，所谓做该做的事而不妄为。汇合成一条逆河流入大海，既分为九条以分散，又汇合成逆河以合并。一分一合，然后黄河得以安流，逆是迎，以一条迎八条而流入大海，就是渤海。大禹治水只有黄河最严重，考察经文，如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直到汇合成逆河，共八处，加功而知其为患之甚于他水也。黄河行始于雍州，到冀州，积石、龙门、华阴都在雍州，底柱、孟津、洛水入黄河处、大丕、降水、大陆都在冀州，九河在兖州。假如黄河源头在中国，我知道大禹的治理与疏导渭河、疏导洛河相同。后世黄河为患最大，因为大禹没有找到源头，而大禹的故迹又有湮塞，其决壊何疑？三代数千年间无此水患，到汉代而为患始极。据汉代的黄河决口常在平原左右，因为那里的地形妨碍九河的故道，由此知道大禹所疏的九河，假如那八条支流不被齐桓公所堵塞，那么汉代自然没有此患了。智者明见大禹的故迹，不肯废数州为河路以行水，但坐视其弊而已，可惜哉。

嶓冡山疏导漾水，向东流为

译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

译《禹贡》中关于疏导河流的记载，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嶓冢山疏导漾水，岷山疏导江水，文中没有说“自嶓冢”、“自岷山”，这只是史书行文的变化，并非像疏导黄河时不说“自”那样有特殊的含义。嶓冢山位于梁州山南，是汉水的发源地，又被称为漾水。郑玄说：“泉水刚流出时叫漾，向东南流叫漾，到了汉中向东流，就叫汉。”《汉书·地理志》说：“漾水发源于陇西郡氐道县，流到武都县成为汉水。”文中没有提到漾水，难道是因为漾水只是汉水的上游，流程不远，后来改名为汉，所以不再分别称呼漾和汉吗？又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这就是汉水向东流的部分。汉水在梁州境内，沧浪在荆州境内，这就是渔父所唱之歌中的沧浪。称为漾、称为漾、称为汉、称为沧浪，就像沇水有三个名字一样，所谓“为”，是指水流到这里，随着地点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名称，并不是其他水源从外面流入。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三澨是水名，流入汉水；大别山，是汉水流域的山。颜师古认为三澨在江夏郡竟陵县，大概汉水已经向东流成为沧浪了，于是经过三澨水流入汉水的地方，撞击大别山而与长江汇合。漾水虽然变成了漾、变成了汉、变成了沧浪，但“汉”这个名字流传得最远。屈完对齐桓公说：“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向南流入长江，孔安国说：“撞击山势后转向南流入长江。”这也是对的。汉水原本想向东流，只是被大别山阻挡而转向南，大概因为长江在南边，汉水要与长江汇合，必然要折向南流，向南之后又向东流，汇聚成为彭蠡泽。彭蠡在扬州，水流到这里汇聚成为彭蠡泽，“滙”就是汇聚回旋的意思。向东回旋流入彭蠡。那么彭蠡能阻止它的本性吗？回答说：不能。汉水的本性是想向东流，不到大海不会停止。读《坎卦》，可以看到圣人论述水的本性。说：“维心亨，因为它的内心常常运行。”之所以常常运行，是因为刚阳居中。观察这个就可以看出水的本性了。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北江的意义是什么？回答说：岷山的江水，也汇聚到彭蠡，与汉水汇合后流入大海，所以它向东流时，被称为中江。而苏东坡断定从豫章以下，从彭蠡到东海，是南江。三条水在彭蠡汇合，就像黄河分为九条支流一样。大概大禹治水到了下游地区，让水流有所回旋，然后才能安稳地顺流疏导，所以黄河分为九条支流，然后才共同成为逆河。汉水和江水汇聚到彭蠡，然后分为三江，有的先分后合，有的先合后分，其用意是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从彭蠡再次分为三条，与苏东坡的说法不同。

岷山疏导江水，向东分流为沱，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蜿蜒向北，汇聚为彭蠡，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

这是说江水经过岷山，也在梁州，是江水的发源地，水从江中流出成为沱，沱是江水的支流，江水向东南流，沱向东流，江在沱的南边，这也是水的本性。又向东到达澧水，这里江水的支流是沱，而正流则到达澧水。《楚辞》说：“在澧水边洗涤我的佩玉。”说的就是这个。经过九江到达东陵，九江就是荆州九江孔殷所说的九江。澧水、东陵都在荆州，之所以能称为九江，是因为大江的水在禹之前已经有这九条河道，洪水造成灾害，水流失去了原来的河道，现在禹从岷山疏导江水，再次经过以前所说的九江，直到东陵，这是江水的旧河道，并不是另外有九条江水。江水从岷山流出，经过蜀、汉、巴峡几个州，然后才到达澧水，现在经文说“向东分流为沱，于是向东到达澧水”，大概这只是记载其施加工程的地方。向东蜿蜒向北汇聚为彭蠡，“迤”是蜿蜒的意思，“滙”就是彭蠡。江、汉两条水都从西边来，到了汇合的地方，就蜿蜒向东相连。从嶓冢都是向东流，到了将要与江汇合时，就稍微折向南；江从岷山都是向东流，到了将要与汉汇合时，就稍微折向北。大概江在汉的南边，汉在江的北边，它们的流向相互连接，所以汇聚在彭蠡后又向东流，不说汇聚彭蠡，是因为上面有“向东汇聚成为彭蠡”的文字。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江、汉两条水都汇聚在彭蠡，所以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从北向东，那么南江是豫章的江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扬州》中“三江既入”的意思。

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溢出成为荥泽。向东从陶丘北边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又向东北与汶水汇合，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

沇水与漾水相同，源头叫漾，流出来后就成为汉水，而漾的名字就消失了。源头是沇，流出来后就成为济水，而沇的名字就消失了。至于江水向东分流为沱，那是它的支流，江水的名字依然如故。这就是“流”与“别”的不同。济水发源于河东郡垣县王屋山，向东南流到河内郡武德县流入黄河。孔安国说：济水流入黄河，与黄河并流十几里后向南，截断黄河后又并流几里，溢出成为荥泽，在敖仓东南。孔颖达推测他的意思，认为这都是根据实际验证来说的。济水流入黄河，与黄河混杂，而知道截断黄河过去的，是因为黄河水浑浊，济水清澈，向南流出后水又变清，所以可以知道。苏东坡说：用味道来区别。向东从陶丘北边流出，这是济水从荥泽向东从陶丘北边流出。山再成为陶丘，再成其形，再重也。那个地方在济阴郡定陶西南，称为东出，是济水从荥泽在地中潜流到陶丘北边再次流出。又向东到达菏水，菏就是菏泽，在济阴郡定陶县东

译又向东北在汶水处汇合，这是济水与汶水相合的地方。汶水发源于太行山莱芜县，向西南流入济水。现在说济水从荥阳向东流出陶丘北面，又向东流到菏水，再向东北在汶水处汇合，这是汶水从西南方来，济水向东北方去，以汶水为参照则说是汇入济水，所以前面说“浮于汶达于济”；以济水为参照则是与汶水相会，所以这里说“东北防于汶”，两水相合，所以称为“防”。又向北向东流入大海，济水与汶水相通，从而流入大海。这是济水自然的属性，不可阻挡。这样的水，源头在兖州，流经豫州，到了青州与汶水汇合后流入大海。

译疏导淮河从桐柏山开始，向东在泗水、沂水处筑堤防护，向东流入大海。

查《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阳郡平氏县东南，是淮水的发源地。《尚书》说：“淮水发源于胎簪山，向东北流经桐柏山。”孔颖达说：“胎簪山，大概是桐柏山旁边的小山。”我私下认为，尧帝时虽然叫胎簪山，但也称之为桐柏山。向东在泗水、沂水处筑堤防护，沂水向东流入大海。沂水发源于泰山郡盖县南边，流到下邳；泗水发源于济阴郡乘氏县，流到临淮郡睢陵县注入淮河。于是沂水先注入泗水，泗水注入淮河，因为沂水注入泗水的地方距离淮河已经很近，所以连在一起说。淮水的源头距离大海较近，所以流经的时间不长，与其他河流不同。这条水发源于豫州，流经兖州，到达徐州，与沂水、泗水一同流入大海。

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向东开始，在沣水处筑堤防护；再向东，在泾水处筑堤防护；再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

《地理志》：陇西郡首阳山西南有鸟鼠同穴，是渭水的发源地。安国说：鸟和鼠共为雌雄，同穴居住在这座山上。张氏《地理志》说：并不分雌雄。疏导渭水从鸟鼠同穴山向东，则有沣水筑堤防护。上文说“沣水汇聚”，就是这个意思。再向东则有泾水筑堤防护，即上文“泾水在渭水北岸汇合”的意思。再向东经过漆水、沮水，即上文“漆水、沮水已经顺从”的意思。沣水发源于扶风郡鄠县东南，向北流经上林苑注入渭水。泾水发源于安定郡泾阳县东南，流到冯翊郡阳陵县注入渭水。漆水、沮水，查孔颖达说：雍州漆水、沮水已经顺从，就认为即是扶风郡的漆水、沮水，以符合《诗经》所谓“自土漆沮”的文字。对于下文“漆沮”，则认为即是洛水，与“自土沮漆”不同。现在查颜师古注《汉书》对于“雍州漆水、沮水已经顺从”的文字，就说：即是冯翊郡的洛水。孔安国对于下文“向东经过漆水、沮水”也说：洛水发源于冯翊。北周《礼记·职方》雍州“其浸渭洛”的文字，也说：洛即是漆水、沮水在冯翊，那么就不是有两处漆水、沮水。这洛水与豫州伊水、洛水、涧水的洛水不同。

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向东北在涧水处筑堤防护，再向东在伊水处筑堤防护，再向东北流入黄河。

《尚书》说“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地理志》却说伊水发源于熊耳山，洛水发源于嶓冢山，为什么呢？难道在尧帝时嶓冢山也称之为熊耳山吗？石林说：“淮水发源于胎簪山，到桐柏山才变大；渭水发源于南谷，到鸟鼠山才变大；洛水发源于嶓冢山，到熊耳山才变大。因为水流变大，可以造成人为灾害的地方进行治理，而不是治理其源头。”曾氏说：“嶓冢山，是漾水的源头；岷山，是长江的源头。有了这座山然后才见到这条水，所以先说山。”黄河发源于昆仑虚，然后才到积石山；淮水发源于胎簪山，然后才到桐柏山；渭水发源于南谷，然后才到鸟鼠山；洛水发源于嶓冢山，然后才到熊耳山。积石山、桐柏山、熊耳山，先有这条水，然后才到这座山，所以先说水。这是随着所见而做出的解释，暂且保留。向东北在涧水处筑堤防护，两条水随着洛水一起流入黄河。孔氏说：“在河南城筑堤防护，再向东在伊水处筑堤防护。伊水注入洛水，在洛阳南边；再向东北流入黄河，在巩县东边。四条水汇合，然后向东北流入黄河。”上文说：“伊水、洛水、瀍水、涧水已经流入黄河。”是说这四条水以流入黄河为归宿。这些水都在豫州，天下的水也很多，而特别列举这九条，是因为当时水失去了故道，这九条水最为严重。至于先后的顺序，山从岍山、岐山开始，水从弱水开始，因为治水终于雍州。又因为雍州在西北，地势自上而下，所以叙述山与水都从雍州开始。随山疏导河流的意义，在这两章中完备地体现了。郑谦仲说：“《禹贡》这一篇，知道山的盘踞与水的出入，或者不整齐，或者不止一个州一个县，所以叙述九州之后，然后另外列出山川，总序在后面。班固以来作史的人没有法度，于是将山水与古迹并列在州县之下，而且小山短水不出一个州一个县的，就在州县之下叙述，本来无害。如果是大山所跨越，大水所经过，何止一个州一个县？班固于是以州县下列叙述，可以说没有法度。”郑氏的说法很好。导山说“至于”的有十处，导水说“至于”的有十一处，“曰至”的说法，就是从其施功的角度来说的。导水说“入海”的有七处，“说入河”的有三处，是说靠近黄河的，从黄河流入大海。导水的名称，入、防、至，与九州相同，而又有详细的，曰流、曰别、曰溢、曰迤、曰过、曰滙。顺流而下为流，分流为别，以小水注入大水曰入，两水势均而互相防护曰防，以大水容纳小水曰过，停止而蓄积曰滙，蓄积而不能尽受曰溢，旁侧斜出者，为迤；那么人，就是其功绩了。这，是大略。

九州相通，四方适宜居住的地方已经安顿，九座山已经刊刻标记，九条河已经疏通源头，九个沼泽已经筑堤，四海已经统一。六府（金、木、水、火、土、谷）非常修治，各种土地交错评定，谨慎地征收财赋，都根据三种土壤制定赋税。中央赐给土地，赐给姓氏，只凭我的德行，先不违背我的政令。

《周官》职方氏辨别九州的邦国，使贯通利益，必须在开始时辨别，然后才能在最终统一。从冀州既载以下，已经辨别了。从九州相通以下，又是为了统一。大概辨别了，那么广谷大川制度不同，生活其中的人风俗不同，各得其所，不相杂乱，所以有统一的方法。如车

译车轨统一，文字相同，各自遵循其归属，看不出差异，这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四隩，指深远之地。深远之处都可以居住，那么其他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九山刊旅，是说九州的山都砍伐树木开通道路，并举行旅祭。九川涤源，是说九州的河流都清理了泉源，没有壅塞。九泽既陂，是说九州的沼泽都已修筑堤防，没有决口泛滥。孔颖达说：“上文各州提到山川沼泽的，都是举其大要而言，所说未尽，所以在这里再总括而言。”四海防同，是指东戎、西夷、南蛮、北狄而言。从前洪水为害，道路不通，想要统一通往京师的道路是做不到的。等到禹治理九州的功业完成，每个州的末尾都记载了通往黄河的道路。比如长江不通淮河，就说“沿着长江大海到达淮泗”；江沱、潜、汉不通洛水，就说“越过洛水到达南河”。有的航海，有的陆运，都以到达黄河为终点。至此，四海内外都有通往帝都的道路，朝觐进贡没有阻隔了。六府孔修，是指金、木、水、火、土、谷。从前洪水未平，这五种事物都失去了本性。大概五行中第一是水，鲧堵塞洪水导致五行混乱。禹行事顺应自然，五行就都恢复了秩序。孔修就是非常修治的意思。庶土交正，是再次叙述根据土地制定贡赋的事情。大概山泽已经平定，人们没有昏垫之患，四海统一就有通往贡赋的道路。六府修治就有充足贡赋的物品，就可以制定贡赋了。九州各种土壤有坟、垆、埴的不同性质，青、黄、赤、白的不同颜色，相互参照，而君王之所以谨慎对待财赋，是因为责求其所有，不责求其所无。一旦不谨慎就会给万世带来祸害，然后设立上中下三等来区别九州的土壤，并确定田赋的高低。又根据三种土壤来区分轻重并建立赋税制度。四夷的财赋达不到标准，只听从他们进献篚中的物品，所以说成赋只限于中等。颜师古说：“各种土地各自以其所产交易有无而不失正道，谨慎财赋以供贡赋，都随其土地田地上中下三品，在京城完成赋税。”中〇就是京城。林少颖推广颜氏的说法，认为九州的区别，所叙述的九等赋税，只说了多寡相交换的差异，没说用来充抵赋税的物品。说九州之内所制定的赋税，让它们各自以土地所产的正物，转相交易，互通有无，以充抵所入的赋税，就像后世的支移折变一样。虽然交易所产之物以充抵赋税，但数量的多寡，实际上以田地的三种土壤为标准。三壤就是上中下的〇，大概赋税本于田地，所以其支移折变，就把田赋多寡的数量送到京城。比如下服的五服，其输送粟藁只有甸服之外不能完全使用，像甸服所输送的，只以田赋所入的数量确定多寡而输送到京城，就可以通过支移折变送达。这样人力简单费用节省。像荆〇之地，金锡竹箭之〇都可以互通有无以充抵赋税，这也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下文说成赋，而上文说财赋，那么下文的赋是指田赋，所以说三壤。财赋不依赖田赋，凡是出自土地可以供上级服食器用的都进贡。田赋涉及中原地区，财赋则四夷之外都可以进贡。像西戎织皮，淮夷蠙珠之〇。赐给土地以建立社稷，赐给姓氏以建立宗庙。传曰：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赐予姓氏，分给土地而命定氏号。契封于商，赐姓子；稷封于邰，赐姓姬就是这样。然而让他们一心尊崇天子，必须有倡导者。祗台徳先就是率先行动而没有违背所行的。洪水未平之前，也已经建立了诸侯。至此禹治水，其下有成功者受封。从禹成功来说，祗台徳先者，是禹能以身作则率领他们。《益稷》说：我创立若时到来，辅佐完成五服，这是禹的敬德。各自引导有功之人，就不违背我的行为了。舜赞美禹也说：引导我的德行，这时你的功业才有序。

译五百里的甸服，百里缴纳禾束，二百里缴纳禾穗，三百里缴纳禾秆并服役，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五百里的侯服，百里为卿大夫的采地，二百里为男邦，三百里为诸侯。五百里的绥服，三百里推行文教，二百里振奋武备以守卫。五百里的要服，三百里为夷人居住，二百里为蔡地。五百里的荒服，三百里为蛮人居住，二百里为流人居住。

以下更详细地论述京师、诸夏与戎狄的区别，因此制定了五服远近的制度。五服本是尧的旧制，洪水平定后，禹于是使赋税徭役有了常规，职掌分工明确。甸服距离京师最近，税赋尤其繁重，每百里即为一节。侯服稍近，所以二百里内各为一节。三百里外为一节，绥服、要服、荒服越来越远，所以每服分为两节，这是详于内而略于外的意思。王畿方圆千里，都称为甸服，为天子治理农田，即治理农田缴纳谷物税，下文所说的纳铚、纳秸就是如此。百里赋纳总，是甸服内距离王畿百里近的地方，纳总是指连禾秆和禾穗一起缴纳。二百里则稍远，所以纳铚，铚是割禾的镰刀，指割下禾穗缴纳，不输送禾秆。三百里则更远，所以纳秸，秸就是禾秆，纳秸比纳穗容易，大概是因为越远负担越轻。虽然如此，四百里、五百里尤其遥远，为什么又缴纳粟米呢？唐代的孔氏认为禾秆另外缴纳，在缴纳粟米之外斟酌缴纳禾秆，这是不对的，只是缴纳禾秆罢了。根据经文只说纳秸，怎么知道它与粟米一起缴纳？考察经文，总、铚、粟、米下面都没有“服”字，这里却有“服”字，应当知道纳秸虽然优待，用来相互补充免除的就在这一点。颜师古说：秸是禾秆，服是说有徭役就服役。王氏说：缴纳禾秆并服役承担运输之事，因为正在五百里之中，比畿内便于调拨使用，所以其利益少于粟米，又让他们服役承担运输之事，那么他们出力足以弥补其收入的不足，其收入也足以优待他们出力的部分。四百里、五百里越远，所以缴纳粟米。禹用十分之一的税率取之于民，现在不同之处如此。汉代的孔氏认为精米少，粗粮多；唐代的孔氏认为直接缴纳粟米为少，禾秆一起送为多。他们的税都应当是什一，只是所缴纳的有精粗之分，远轻而近重罢了。圣人穷尽人情，优待百姓的力量如此。孔颖达说：赋税现在自己送入官府，所以三百里内都说纳，四百里、五百里不说纳，是承上文省略文字。上文九州都说田赋，这里只说五百里甸服，郑氏说：侯服、绥服等所出的赋税各入本国，就有纳总、纳铚的区别，这里只是根据天子立文罢了。薛氏说：畿内是天子的居所，所依赖供养天子的就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所以所赋所纳详细地记载于此，其余的服赋税各归其国，所以禹略去不言或许就是这样。侯服以下只说建国远近的制度，不涉及所输送的物品，其言辞不繁琐，读者可以意会。五百里侯服，这是王畿之外，又五百里全部用来分封诸侯，保卫王畿。孔安国认为是斥候，孔颖达认为是伺候盗贼。五等爵位只称侯的是，三恪的后代才称上公，用来区分前代，如果是当代之封，则都是诸侯。周朝制度，太保为东伯，率领东方诸侯；毕公为西伯，率领西方诸侯。这是朝廷三公，一公居中，二公分陕而治。侯服不包括公，由来已久。侯服之内，王畿的百里为卿大夫所食的采地。如果像周官六卿之外，六遂之外有家邑，为大夫采地；小都为卿采地；大都为公采地，是王子弟所食的邑。又在采地之外百里为男邦，男是小国。又其外三百里为诸侯，自此以往都是诸侯大国，其次是小国。必先有采地，次有男邦，才到诸侯，先小后大。王氏说：想要王畿不被大国所迫，而小国容易获得京师的帮助，何况诸侯敌忾王师，那么大者居外是适宜的。赋税则远轻近重，建立诸侯则远大近小。圣人划定疆界各有法度。五百里绥服，是侯服之外五百里。绥，安。内以治理中国，外以安定四夷，如下文揆文教、奋武卫，都是为了安定。这也因为诸侯稍远，所以改名为绥。先王的制度，甸服在内，侯服在外，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宾服就是绥服。先王的制度，此服有两个名称。称为侯服，是因为诸侯为王室之卫，那么外面都安定了。圣人治理天下，尤其谨慎华夷的区别。自王畿之外，既建立诸侯，小大相互维系。外面则是要荒之服，所以在此设立绥服，作为内外的区别。所以三百里靠近甸服的，则揆度文教而施行，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自度可否而施行。二百里则奋武卫，因为接于要荒，担心蛮夷成为中国祸患，先王赖以守卫中国的，大概也在这二百里。夷狄对于中国，本不敢有欺侮窥伺，只是中国失去防备，则开启侮蔑了。李唐颉利引兵直至渭水，都有导致这样的原因。五百里要服，自绥服之外五百里，特存其典要约羁縻而已。何休说：以不治治之。要服三百里

译说：夷，夷有简易的意思，也是要约束他们。二百里，蔡，蔡是把罪人放逐到这里。《左传》记载杀管叔而放逐蔡叔。五百里，荒服。从要服之外五百里，因为那里荒忽无常，王者只以若有若无的态度对待他们，不拒绝他们离去，也不追待他们。荒服之外三百里，叫蛮，蛮是因为他们傲慢无礼。既然称为蛮称为夷，圣人把他们列入五服，大概是因为圣人是天地间的人民，蛮夷鸟兽草木的主宰。禹平定水土，使他们秩序井然，即使是穿着皮衣、卉服，也各自顺遂其本性，怎么能不让他们在五服之中呢？这又体现了视同仁的道理。荒服之外二百里，就把罪人流放到这里。先王对于罪人，因为不把他们当作中原之人来蓄养，杀了他们又不忍心，所以流放到蛮夷之地，轻罪的放逐到蔡，重罪的流放到流。比如把工匠流放到幽州就是这样。刘敞说：轻罪放逐到要服的蔡，重罪流放到荒服的流，这就是所说的投到四方边远之地，屏弃到远方，五宅三居中的第二种。然而一种在畿内的绥服九州之内。夷的性质接近于人，蛮的性质远离于人，所以近处称为夷，远处称为蛮。但是，要服三百里夷之外的二百里也是夷，三百里蛮之外的二百里也是蛮。而称之为蔡，称之为流，大概是因为流放罪人，取最远的地方来说。至于那些蛮夷之地，就是上文所说的。

译向东延伸到海边，向西覆盖到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禹被赐予白圭，向天报告他的成功。

这是说禹的功业完成，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王制》说：“从恒山到南河，千里算近；从南河到长江，千里算近；从长江到衡山，千里算远；从东河到东海，千里算远；从东河到西河，千里算近；从西河到流沙，千里算远。西边不到流沙尽头，南边不到衡山尽头，东边不到东海尽头，北边不到恒山尽头。”现在这里东边说海，西边说流沙，北方和南方不说具体地点，由此知道不止于恒山、衡山而已。四海之内，南北长，东西短，所以如此。渐是进入，被是覆盖，暨是到达。禹被赐予白圭，向天报告他的成功。白是天之色。禹的功业与天相同，不说“尧赐予禹”，而说“禹被赐予”。读书的人不必因为一个字而怀疑圣人的经典。东坡说：“认为这是水德的应验，禹的功业如此之大，却没有听说他有自夸之心，这大概就是成为大圣人的原因吧？”

尚书详解卷六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七

宋 陈经 撰

甘誓【夏书】

这篇第一，应当防止世道越来越坏；第二，应当防止启贤能继承禹的道，深知用兵的曲折；第三，应当防止古人军政平时完备。临事简单而不烦琐，从尧、舜、禹三位圣人，都以揖让而治理；到启而实行征伐，舜征有苗，只说“你去征伐而已”。到这里而有扈诸侯，敢对抗天子，禹于是防止群臣在军中宣誓，数句话就停止了。到这里而作一篇誓言，又且涉及到赏罚的严厉，风俗的变化。启的时候，自然与尧、舜的时候不同了。圣人观察通行的典礼，也就不得不随时制宜。又看到禹之所以教导他的儿子，与启之所以继承他的父亲，家法相传，懂得体用本末的学问，虽然防止征战之事，行阵之间，没有不详细知道的。后世俗儒以文武为两途，于是窃取圣人短于军旅之事作为借口。又应当防止古人军政平时完备，观察他与有扈在甘大战，六卿都召集，六军都行动，合七万五千人，也不是小事。粮食器械不告诫而自备，所誓的话，只涉及到行伍的整齐。如果不是平时预备有素，仓促之际，岂不失措？合此三者以观，则一篇之义无余蕴矣。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有扈氏，夏的同姓之国。尧舜贤明，到禹的儿子，所以有扈氏以为我也是夏的同姓，不得有天下，而启得有天下，不能没有不平之心，因此而拒绝王命。王者有征无战，天子讨而不伐，岂闻诸侯敢与天子战乎？夫子叙述此书，直言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则知有扈氏有无王之心，视天子如侪匹，以一国之微，敢与天子抗，则其阴谋为叛逆之事，已非一日之积矣。甘乃有扈之郊，至甘而誓，故曰《甘誓》。誓者，所以戒众人，使之重其事，而整齐其心力也。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古者命将，皆公卿之列。六卿者，六乡之众，无事则为比闾族党州乡，有事则为伍两卒旅军师。古者文武一道，其将皆公卿，其卒皆农民，知有礼义，知有君臣上下，其民易使。汉世有此意，三公可将，九卿可将，郡守可将，不若后世文武分为两途，能用兵者数人而止，将臣所以多跋扈。其卒既非农民，此兵所以多叛逆。

王说：“嗟！六事之人，我宣誓告诉你们：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因此断绝他的命。现在我恭敬地执行天的惩罚，左边不攻击左边，你不恭敬命令；右边不攻击右边，你不恭敬命令；驾驭不是他的马的正，你不恭敬命令。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我则孥戮汝。”

六卿各有军政，谓之六事。六卿皆指军师而言之，六事则并与其伍、两、卒、旅而言之。我宣誓告诉你们有扈氏之罪。天有五行，聚于人之身，而散则万物皆此五行也。三正，天地人之正理也。今有扈氏恃威而侮五行，以怠慢而弃三正，则其悖理伤道、残民害物甚矣。天因此断绝他的命。天即理也，顺理者天之所与，逆理者天之所绝。现在我恭敬地执行天的惩罚，则其讨有罪也。天讨之而已，岂予一人好为是征战哉？古者车战，一车之出，左右及御共三人。左以射为职，右以击刺为职，御居中以正马为职，攻治也。左者治其左之事，则在于射；右者治其右之事，则在于击刺；御正其马。茍或不攻于左，不攻于右，御非其马之正，皆为不恭。命不恭命者，失其律也。《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