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三十五

译处于下位的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是明智、贤良、君子；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愚昧、不肖、小人。伯益告诫舜“不要沉溺于安逸享乐”，仅仅一句话罢了。周公却为此作了一篇（《无逸》），大概是因为侍奉圣明的君主与侍奉中等资质的君主情况不同，所以周公的言论也就有详尽和简略的区别。

译周公说：“唉！君子应当勤勉而不安逸，首先要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这样在安逸时才能知道百姓的依赖。观察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轻慢，既狂妄不逊，否则就轻侮他们的父母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

唉！先感叹而后说话。所字是什么意思呢？譬如北极星，居于它所居的位置。所，指在应当勤勉的地方勤勉；在不应勤勉的地方勤勉，就不是所。尧舜的兢兢业业，禹的勤勉治水，汤坐着等待天亮，广泛寻求贤才，文王没有闲暇吃饭喝水，都能调和万民。凡是天下的利弊，百姓的休戚，都想要周全地了解，这就是勤勉于应当勤勉的地方。盗跖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商纣王做坏事，也只觉得时间不够用。凡是行为没有节制，以及招致仇敌而不懈怠的，就是勤勉于不应勤勉的地方。所以说：君子应当勤勉而不安逸，艰难而后安逸，并不是我先经历艰难而后享受安逸。在艰难之中，自有安逸的道理，君子应当知道以艰难为安逸，不应当知道以安逸为安逸。百姓在热天耕种、冷天除草，身体沾湿、双脚涂泥，上有事奉的对象，下有养育的责任，有粮仓的充盈，有鸡豚的享用，否则就从事末业，抛弃农田而贪图博弈饮酒的快乐。饥寒切身，丰年也终身困苦，那么安逸果然不是安逸，而艰难才是真正的安逸。百姓的依赖，就像寒冷的人依赖衣服，饥饿的人依赖食物一样。君主只有知道耕种收获艰难而后安逸的道理，那么百姓所依赖的，必定能够了解，不违背农时，不剥夺民力，不加重征收民财。如果不知道耕种收获艰难而后安逸的道理，那么百姓所依赖的，怎么能够了解呢？必定会违背农时，剥夺民力，征收民财，无所不至。所以周公一定要告诫他，先知道而后继之以安逸，那么能把食物分给别人的人，必定是尝过饥饿的人。把车给别人而自己不走的人，必定是不怕步行的人。凡是天下的事，必须经历而后知道。晋公子不在外流亡十九年，就不能使国家强大。宣帝不在民间，就不能综核名实，也是这个意思。观察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这又是用百姓的事来作比喻。小大虽然不同，人情是一样的。观察百姓的家，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于耕种收获，艰难辛苦，以建立家业，忽然有不肖的儿子，不知道衣食从哪里来，不亲身经历耕种收获的艰难，只做放逸的事，像现在人的博弈饮酒，游手好闲没有职业的人一样。说戏侮的话，像现在市井的习气，用浮言鄙语互相戏弄狎昵一样。说狂妄的话，像现在人自尊自大，轻忽不逊一样。安逸、轻慢、狂妄，都是恶习。只有爱护土地物产的人，他的心必定善良。不知道艰难的人，他的习气必定流于恶吗？不是这样。再不然，就轻侮他的父母，把父母当作古人，认为他们无所听闻和知识，这是不遵从父母的教诲。这都是百姓家中不肖的子弟。这些人又值得说什么呢？而周公举出来告诉成王，是想让成王警觉醒悟：百姓中有不肖的儿子，不知道艰难，其恶行达到这种地步。如果成王作为文武的后代，不念文武积累的辛劳，其恶行会怎样呢？看这一段，又可以看出周朝从后稷以农事开国，到文武、周公，无不讲究农事。所以耕种收获的艰难，百姓的依赖，以及民情的善恶，没有不一一了解的。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时，严肃恭敬，敬畏天命，以天命之理自我约束治理百姓，只恐惧不敢荒废安宁。因此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周公推而向下，极尽百姓的情状，想让成王从小处观察大处。周公又推而向上，及于商朝的三宗，想让成王考察古代以验证当今。我听说古人说：‘从前商朝的中宗太戊，说严、说恭，是敬表现在外表；说寅、说畏，是敬表现在内心。这四者用来形容他的敬。只有敬到极致，没有不与天理相合的。以天命之理自我约束，凡是自身所亲身践行的，符合法度的，无非是天命的流行。推而治理百姓，也存有只恐惧的心。不虐待无告的人，不敢轻侮鳏寡的人，都是治理百姓的只恐惧。既然存有只恐惧的心，就只怕一个人不被恩泽，一个人不蒙利益，还有荒忽安宁的吗？中宗之所以能上合天理，下勤民事，都来自严恭寅畏。说自我约束，说只恐惧，不敢荒宁，就是严恭寅畏的表现。因此中宗在位七十五年。《经》说：‘上天降下百姓，常行其义，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上天缩短寿命，百姓中途断绝寿命。人生禀赋之初命，未曾不全具，只是人自我戕害，就断绝了所以生存的道理，所以产生乖戾之气，产生疾病，产生夭折。只有能保全所以生存的道理，就顺受其正，所以产生和气，产生康宁，产生长寿，在于人如何取之而已。’孔子说：‘仁者寿。’董仲舒说：‘尧舜行德则民人寿。’这就是中宗在位之所以如此长久的原因。

他在高宗时，从前在外劳苦，于是与百姓在一起，等到他即位，于是有时居丧三年不说话，他之所以不说话，

译说话于是和顺，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使殷朝安定，以至于无论大事小事，人们没有时刻产生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译中宗的严肃、恭敬、敬畏，出自他的天性；高宗的不敢荒废政事、安于享乐，根本在于有所借鉴。当他长期在外劳作的时候，甚至与平民百姓同处，大概是小乙让他居住在外，使他经历艰难困苦吧。等到他起而登上君位，有时守丧三年，居小乙之丧，信任冢宰，沉默无言。他之所以不言，并非不能言，在不言之中，涵养他的地方很深啊。因此，有所不言罢了，一旦有所言，天下都大和。说学习傅说，虽然他的言论和乐，但仍然不敢荒废政事、安于享乐。常人的情态，在言论和乐之后，未必不自我懈怠，而高宗的心，不敢荒废反而更加产生不足之心，所以能使商朝美好安定。嘉是善，靖是安。商朝不仅安静而已，而且都归于善。至于无论大小都没有怨恨上级的人，百姓不怨恨上级，那么人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高宗在位，有五十九年之久。那么高宗在位时间长久，难道不是因为经历艰难而得到的吗？

至于祖甲，不义在于违背先王的旧制，为平民百姓做事。他即位，于是知道平民百姓的依靠，能够保护恩惠于众民，不敢欺侮鳏夫寡妇。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

祖甲，先儒孔安国说是汤的孙子太甲，伊尹把他放逐到桐。郑康成说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帝甲有哥哥祖庚，贤能，武丁想废兄立弟，祖甲认为这不义，逃到民间。如果按世次先后来说，那么郑的说法正确；如果按德行的优劣、享年的多少来排序，那么孔的说法正确。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正确。如果依据孔氏的说法，那么太甲初立不明，伊尹把他放逐到桐三年，这是王不义，反而做平民百姓做的事。等到他在桐宫之后，动心忍性，痛自惩戒，深能改悔，起而即位，于是知道平民百姓的依靠。平民百姓的依靠，是说依靠衣食。太甲不因为桐宫的悔悟，无从知道平民百姓的依靠。大概操心危惧，通达艰难困顿之余，都用来增加他的智慧。既然知道平民百姓的依靠，自然能保护众民而安定他们，恩惠众民而顺从他们，即使是鳏夫寡妇这样微小的，也不敢欺侮了。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那么祖甲在位时间长久，也是自从经历艰难能知道平民百姓的依靠而得到的。君主对于天下，延年益寿的方法，根本在于自身如此。那些秦皇汉武喜好神仙，宠信方士，服药以求长寿，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呢！然而有的七十五年，有的五十九年，有的三十三年，或者即位之年已有老少的，不可知。所谓七十五年、五十九年、三十三，是依据在位的年份来说的。那么寿命长短，是命数。颜子贤能却早亡，那么长寿可以必然吗？说：有德行的人寿命一定长，无德行的人寿命一定短，那些贤能却早亡的，也是不幸罢了。君子应当顺受其正命。

从那时以后，立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平民百姓的劳苦，只沉溺于享乐。从那时以后，也没有能够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

商朝自成汤到帝乙，贤圣的君主多了，而周公特别举出这三宗，是有三等。中宗，是生而知之的；高宗，是学而知之的；祖甲，是困而知之的。有的生而知之，有的学而知之，有的困而知之，等到成功，是一样的。所以都有在位时间长久。举这三等，作为成王的警戒。既用寿命长的告诉他，又用寿命短的警示他。从那时以后，从这三宗承其后而立的人，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不曾知道忧愁，不曾知道恐惧。所以生来就安逸，既然生来安逸，那么耕种收获的艰难，心里有所不知，平民百姓的劳苦，有所不听。心不用于此，就用于彼，不在于忧勤，就一定在于逸乐。所以只沉溺于享乐，追逐声色，玩弄游猎。良心已经陷溺，所以从那时以后，也没有受命长久的。有的十年就止，有的七八年就止，有的五六年就止，有的三四年就止。由此看来，安逸是鸩毒，声色是害身的斧斤，逸乐是终身的陷阱。其验证如此。周公既举三宗以艰难而得寿命长的告诉成王，似乎可以罢了，又以后王逸乐而短命的告诉他，为什么呢？君主的心，逸乐是他所喜欢的。然而所喜欢的有甚于逸乐的，如果因为艰难而得寿命长，为什么还要逸乐呢？艰难是他所厌恶的。然而所厌恶的有甚于艰难的，如果因为逸乐而促寿命短，为什么不要艰难呢？周公的话，大概是夺常情之所好恶，而示之以其所甚好恶。

周公说：“唉！也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敬畏，文王卑服从事康功、田功，温和美好恭敬，怀保小民，恩惠鳏夫寡妇。从早晨到日中偏西，来不及吃饭，用来调和万民。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田，以众官只供正事。文王受命在中身，他在位五十年。”周公以前代的事告诉他了，近的没有比得上我们周的家法，所以又举太王、王季、文王的事。周公的话何

译其先后次序是这样的吗？明白了！太王、王季难道不是成王的祖先吗？所谓“抑”，是收敛其心，不敢骄傲；所谓“畏”，是敬畏存于心中，不敢疏忽。想到这种谦抑敬畏的心态，哪里还会有安逸享乐的事情呢？能够自我谦抑敬畏的人，是因为他们谦卑退让、谨慎戒惧，发自内心真诚，并非有人强迫他们如此，就像自强不息，并非有人强迫他自强；想要他自得，并非有人让他自得。推究太王、王季的家法就是这样，所以以心传心。文王的心，就是太王、王季的心。所谓穿着卑贱的衣服，所谓温和恭敬，都是他们谦抑敬畏之心在行为上的体现。人的常情是自尊自大，就一定会轻视别人；对自己丰厚的，就一定会吝啬于人。文王在衣着方面不追求华丽奢侈，而致力于谦卑，那么他所从事的必定是安定百姓、养育百姓的事情。文王既然温和且美好，恭敬且美德，那么他所从事的必定是关怀保护小民，必定是恩惠体恤鳏寡之人。在衣着上奢侈的人，必定会加重赋税来伤害百姓；穿着卑贱衣服的人，没有心思想要华丽。所谓“功”，是指农耕的功劳。温和且美好，是美德的表现，并非懦弱才显得温和；恭敬且美德，是美德的表现，并非谄媚才显得恭敬。温和美好、恭敬美德，就是谦卑的意思。从早朝直到日中、日昃，还来不及吃饭，只致力于使万民和谐。文王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把鳏寡孤独看作自己的四肢，百姓不和谐，是他所担忧的，因此连吃饭都顾不上，文王哪里还有心思去享乐呢？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这也是为了亲自率领众人。按时进行搜猎，一只公猪，都是礼制规定不得不举行的，除此之外，未曾把游猎当作快乐。文王为什么这样呢？是为了让众人的贡赋正当供奉，不想把众人的贡赋用于自己的游猎享乐。文王当时是西方诸侯的领袖，所以各国的贡赋都上交给文王，正当的供奉，只用于宗庙祭祀、百官有司的开支。文王的一生全在忧劳勤勉之中，不在安逸享乐之中。从常情来说，耗费精神，役使智虑，多思虑损伤心神，多言语消耗元气。心气内在受损，形体精神外在劳累，以后不可能长久。文王自从受命以来，享有国家五十年之久，为什么呢？在艰难之中，自有安逸快乐存在。心胸宽广、身体安泰，德行日益美好之时，哪里有急迫的样子？中身，是指文王四十七岁受命而即位为诸侯。文王世谱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享国五十年，那么四十七岁受命就可以知道了。”

译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在观看、安逸、游荡、田猎上过度。要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不要自认为有空闲而说：‘今天沉溺享乐，并不是百姓所顺从的，也不是上天所赞许的。’这样人们就会有很大的过失。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把酗酒当作美德啊！”

周公说完商朝三位先王的事迹，周文王将其作为警戒。又感叹着说：“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不只是成王，都应当知道警戒。继成王之后而为王的，也应当知道这一点。周公考虑得深远，不只是为成王而言。”淫，是过度；观，指非正常的观看；逸，是安逸；游，是游荡；田，是田猎。这四种行为都不可过度，大概观看、安逸、游荡、田猎，君主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不可超越法度罢了。一次游历、一次安逸，作为诸侯的限度；车马的声音，欣然喜悦，那么对于观看、安逸、游荡、田猎又有什么妨害呢？《左传》说：“君主不为了民事就不行动，如果观看、安逸、游荡、田猎不是为了民事，都是过度的。”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百姓之所以乐于向君主缴纳贡赋，难道是为了君主观看、安逸、游荡、田猎的器具吗？是为了供给天子郊庙祭祀，以及百官有司的使用罢了。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那么不正当的就不敢劳役百姓了。前面说“庶”，是因为文王作为西伯，统率诸侯的缘故。这里说“万民”，则是合天下而言。无皇，是没有空闲；曰，是说；今日耽乐，是说今天沉溺享乐。不要敢自认为有空闲而说：“今天沉溺享乐，而明天不沉溺享乐。”凭借一天的短暂快乐，似乎没有妨害，而周公也禁止认为不可，大概是因为这种心念不可片刻忘记。这种心念片刻忘记，就是放纵自己的心，从此以后就不可收拾了。因为小恶没有妨害而不去除，最终必然导致恶行滋长，知道偷鸡不对，请等到明年再改，最终必然不能向善的缘故。一天的短暂快乐，在众人看来认为没有妨害，在君子看来，对下已经不顺从百姓，而不是百姓所顺从的；对上已经不顺从上天，而不是上天所赞许的。既不顺从百姓，又不顺从上天，这个人就已经有很大的过失了。一天的沉溺享乐，其害竟然达到不顺从天地，而积累过失于一身。孔子说：“学习好像追赶不上，还担心失去它。”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人，急切进取是可以的，悠闲散漫是不可以的。商王受之所以迷乱本性，把沉湎于酒当作美德，其根源也在于今天的沉溺享乐。成王应当知道纣王开启一天的快乐，竟然导致恶行滋长而迷乱酗酒。周公防微杜渐，那么就不能不杜绝安逸快乐的根源。古人责备君主，严厉到了这种地步。后世像贾山对文帝，就说“只有陛下所宠幸的”；马周对太宗，就说“尽快到达回宫的时间”，给君主开一条路，难道是侍奉君主的方法吗？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还互相训诫告知，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导教诲。百姓没有谁互相欺骗迷惑，这就不听从。人们就训诫他，就变乱先王的正确刑法。至于大小百姓，否则心里违背怨恨，否则口中诅咒祈祷。”周公又设立这两种人作为训诫：一种人是君臣互相匡正，邪说不能扰乱；一种人是为邪说所扰乱的人。我听说古代的人，君主英明臣子贤良了，尚且互相训诫告知，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导教诲。训诫告知，是用事务来教导；保护恩惠，是安抚顺从，将顺其美；教导教诲，是用道理来教导。胥，有互相的意思，臣子进言，君主能接受，这就是互相。只有君臣在上面互相匡正，那么百姓自然在下面无所迷惑。诪张，是欺骗；幻，是迷惑。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邪为正，就是诪张为幻。这种人只有君主沉溺于安逸享乐，所以诪张为幻的人才能趁机而入。有战国喜好刑名的君主，那么申不害、韩非的人就容易进入；有汉武帝喜好神仙，那么方士就容易进入。这是必然的道理。君主心术一端正，那么邪说怎么能扰乱他呢？这就不听从，是指不听从这古代人的事迹。如果不听从古代人的事迹，而喜好安逸享乐，君子既已退隐，那么小人必然进用。人们就训诫他，小人的邪说。也邪？小人进用就必然进用而变乱先王的正确法令，或大或小，无所不纷纷更改。法令既然不合乎人情，那么百姓也不顺从。否，是不顺从；否则心里违背怨恨，是把怨恨蓄积在心里；否则口中诅咒祈祷，是把怨恨表现在言语上。心里有所违背怨恨，那么口中必然有所诅咒祈祷。用言语告知神明叫祝，请神明降下灾祸叫诅。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周文王，这四个人都遵循明智。如果有人告诉他：‘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恭敬地修养德行。如果有过失，就说：‘是我的过失’，像这样，不敢含有怒气。这就不听从，人们就有人诪张为幻，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相信他，像这样，不长久思念他的君主，不宽宏他的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恨相同，聚集在他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周公又设立这两种人作为训诫，一种人是遵循明智的君王因为怨恨辱骂而责备自己，一种人是因为怨恨辱骂而责备别人。又感叹着说：“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周文王，这四位君主都遵循明智而实行。明智，是了解人，这四个人不因为明智而了解人

译从而以明智来认识自己。以明智认识自己，就能向内观察、自我反省，责备自己而不责备别人。”况且在商朝之前的，无非是虞、夏的君主，周公认为那些年代久远，其可信度不如近世的可信，所以选取商、周作为鉴戒。然而提到商的三位先王却没有提到成汤，提到文王却没有提到武王，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周公的意思是，成汤和武王是开创基业的主君，他们的艰难困苦本来就不必多说；而商的三位先王是在太平无事之时能够忧虑勤勉的人。成王正处于保持盈满、守成治世的时期，所以举出这四位先王而没有提到成汤和武王。只有这四位先王引导明智，如果有小人告诉他们说：“百姓怨恨你、咒骂你。”这四位先王因为受到咒骂，就极大地自我敬畏，他们的德行必定自我反省说：“我必定不忠诚，我必定不仁爱，我必定无礼，怨恨和咒骂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有过错，就把它归咎于自己说：“我的过失确实如此，那么我不仅不敢怀怒。”这是说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一般的人听到怨恨咒骂的话，必定会压抑怒火，露出不平的神色；至于不敢怀怒的人，已经知道如何宽容别人，那么他们超越常人也太远了。到了不仅不敢怀怒的程度，就不只是宽容而已，凡是怨恨咒骂的话，都是他们乐于听到的。爱我的人给我治病，不如恨我的人给我药石。子路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孟子认为这一定是自我反省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四位先王，难道真的有人怨恨咒骂他们吗？周公是根据他们引导明智的心来推想，假使有怨恨咒骂，这四位先王必定会像这样自我反省。这“厥不聴”，是指不听从这些引导明智的君王的做法。人们却有时虚张声势、制造幻象，用虚假的言论和邪说告诉君主说：“百姓怨恨你、咒骂你。”于是君主相信并接受了这些话，不知道责备自己，只是把怨恨归咎于别人。如果这样，就不考虑作为君主的道理，宽容才能宏大，这是君主的道理。既然不能宽容别人，就不考虑作为君主的道理，不能使心胸宽广，浅薄狭隘，把自我反省的做法转而责备别人，以至于无罪的人被乱罚，无辜的人被杀害，想要制止怨恨却不知道怨恨更加严重。怨恨有相同之处，是说人心虽然不同，但产生怨恨是一样的，聚集在一起。以一个人的身体承受天下的怨恨，其根源在于虚张声势、制造幻象的言论。有人用这些言论迷惑他。君主如果不喜好安逸享乐，那么虚张声势的言论从哪里进入呢？况且《无逸》这一篇，是告诫安逸享乐的事。前面说商的三位先王和文王受命时间的长短；后面说听取言论的审慎与不审慎，因为咒骂而自我反省与不知道自我反省，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些都是为了作为安逸享乐的警戒。君主如果忧虑勤勉，那么心平气和，自身和谐，邪说不进，下面没有怨言，祝祷诅咒则天心和谐，自身和谐，天下又和谐，这就是受命长久的原因。君主如果安逸享乐，那么心有所惑乱，自身失去和谐，邪说容易进入，小人怨恨咒骂，杀戮无辜，而天下也失去和谐，这就是寿命短促的原因。周公推论君主的寿命，下及到小人怨恨咒骂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亲切了。古代的王者，在上兢兢业业，而王言的重大，王心的专一，使百姓都歌颂他的美德，做百姓的父母，做天下的君王，使遵循皇极的百姓都称赞他的德行，感召和气，以享受长久的年岁，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从君子所居之处没有安逸，到这些祸患聚集在他身上，都是继位君王所要鉴戒的。难道只是成王应当鉴戒吗？即使是千百代以后的做君王的人，也不可不鉴戒。”

译尚书详解卷三十五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三十六

宋 陈经 撰

君奭【周书】

这篇文献是召公想要退隐，而周公挽留他，所以作此文。两位公爵辅佐成王，营建洛邑。周公还政于成王，两位公爵的功业也成就了。两位公爵的心意都想要离去。周公既然被成王挽留，召公不希望周公被挽留，因此有不悦之意。那么，如果认为周公被挽留是正确的，那么召公的不悦，难道不是淡然忘情于君主吗？如果认为召公的不悦是正确的，那么周公再次挽留，难道不是贪图禄位、固守职位吗？据此，两位公爵的心意各有倾向：功成身退，是臣子的常道，这是召公的志向；与周家共同长久，是宗臣的深忧，这是周公的志向。周、召是同心一体的人，周公固然不能没有召公，而召公也不能没有周公。周公既然被成王挽留，那么召公怎么能还退隐呢？《洛诰》这篇文献，是成王挽留周公的话；《君奭》这篇文献，是周公挽留召公的话。古代的大臣，为国事而忘记家事，为公事而忘记自身，看待天命的无穷，都认为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所以这篇文献多讲天命不足以依赖，只在于得到人来继承持守罢了。

召公担任保，周公担任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

师，是教导他以事务并晓谕他道德的人。保，是谨慎其身并辅佐他，使他归于正道的人。师和保都是三公的官职，《周官》说：“设立太师、太傅、太保。”就是如此。保次于师，而这里序言说召公为保，排在周公前面，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献是为了挽留召公而作，所以如此。先前周公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左以辅佐他，右以佑助他。看成王刚即位时，本是中等资质的平庸君主，管叔、蔡叔散布流言的变故，周公几乎不能免祸，那么他的资质禀赋就可以知道了。等到后来，信任周公而不忍心让周公离去，这已经不是师保的职责，朝夕进献教诲，涵养成就，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等到功业已经成就，而召公产生勇退之心，为召公打算，那就对了；为成王、为周家打算，那就错了。所以周公因为他的不悦，而作《君奭》这篇文献，挽留召公留下，想要与他共同谋划周家的政事，直到永远无穷才停止。最终，召公辅佐成王以及成王、周公去世之后，直到康王的时候，还忍心不去，大概也是被周公的话所感动。

周公好像说：“君奭，不幸，天降丧亡于殷，殷已经坠失其天命，我们周已经接受，我不敢说：其基业永远信服于美好，如果天辅助诚信，我也不敢说：其最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巳说：时我，我也不敢安于上帝之命，不永远思念天威，越我民没有过失违背，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遏止佚失前人光辉，不知天命不易，天难信，乃其坠命不能经历，继承前人恭敬明德，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引导惟前人光辉，施于我幼子”。

周公好像说：“君奭！君，是尊称；奭，是名字。既然尊称他为君，又用名字称呼他，为什么呢？古人质朴诚实，无所忌讳，何况是同列的相亲，朋友的相处呢？同列而称其名如此，君奭就是这样。朋友而称其名，曾子责备子夏说：‘商！你’。”

何无罪就是这样。后世有深情厚貌，怀疑献谀，这种风气不再出现了。弗吊，天降丧于殷，吊是怜悯。商家不被天所怜悯，所以降其丧亡之祸于商。商已经坠失其天命，而周接受它了。周公这样说，好像有恻然之意。大概圣贤初心，本不欲利商家之天下。商之坠命，难道是周所想要的吗？一，天命也。商已经坠失而不可保，我周虽然已经接受，其敢长保乎？其基业至于永休，而为天所辅，而或出于不祥，也是我所不敢知的。其不敢知者，以见天道之难测也。基业也，永长也，孚信也，休美也，若顺也，棐辅也，忱诚也。周之基业，长信有休美，以顺天而为天所辅，其诚此得天命者也。其终或至于不善，为天所弃绝，此失天命者也。周公皆以为不敢知者，盖天道高远，不敢与知。既不敢知天，则所知者人事而已。尽人事者，虽不求于天，而天自不敢违。人事之不尽，而汲汲于知天者，虽求于天，而天愈不可测。古之圣人，即求天于己者也。呜呼！君巳曰时，我此周公举召公往日之言而证之也。周公之意曰：基之永孚于休欤？抑亦出于不祥欤？皆不敢知。往日召公已有言曰：是在我而不在天矣。召公已有时我之言，亦不敢以天命之既得为安，遂至于不念天威之可畏，不察民之有过。盖安于天命而不修人事者，必不能长念天道之可畏，亦不能察民之有过。而王之知天命之可畏而远念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