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三

译区分精与粗。政治得以治理，百姓勤勉修德，这全在于君臣能够共克时艰之中，并非在君臣共克时艰之外，自然就有政治清明和百姓勤勉修德。由此处显现彼处，根源相同，本体一致，只有懂得道理的人才能默然心领神会。

译帝说：“好啊！确实像这样美好的言论，没有隐藏不出的。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万国安宁。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他人。不虐待没有依靠的人，不废弃困顿穷苦的人。只有尧帝能够这样。”

禹的心，是能够克服艰难的心。舜的心，也是能够克服艰难的心。正因为舜和禹都有这克服艰难的心，所以禹所说的话与舜相契合。因此听到克服艰难的告诫，既然认为是对的，又深信不疑，说：“确实如此啊。”禹的话可信吗？就是这样的。假如舜没有克服艰难的想法，那么即使禹反复恳切地劝说，舜也听不到，也不知道。一定会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尝试一下。”一定会说：“您暂且停下，我将思考一下。”“好啊，确实像这样”这样的话，从哪里能说出来呢？正因为舜内心已经认同，相信禹的话，于是看到帝尧的心，也是这克服艰难的心。怎么知道的呢？尧的时代，公道盛行，下情没有堵塞，忠诚美好的言论没有隐藏不出的了。贤能的人在位，有才能的人在职，而民间没有遗弃的贤才了。天下风俗统一，九州贯通一致，而万国没有不安宁的忧患了。在这个时候，尧本可以自满，却仍然觉得不足。考察众人的言论，舍弃自己而不独断专行，听从他人的长处。大概是惟恐众人有长处，不能充分表达出来。没有依靠的人容易受虐待，而不敢虐待；困顿穷苦的人容易被废弃，而不敢废弃。大概是惟恐百姓不得其所，人才沉沦在下层，不能充分施展。大概这种心只有尧能做到。尧的心是什么心呢？是不自满的心，是克服艰难的心。假如尧在此自认为：“美好的言论没有隐藏了，民间没有遗漏的贤才了，万国安宁了。”众人的长处不必考察而听从，没有依靠和困顿穷苦的人不必在意，那么尧就是自恃，就是怠惰，就是不敬，怎么配称为尧呢？孔子说：“广泛施予恩惠救济大众，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修养自己使百姓安乐，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这足以形容尧的心了。后来的学者，不学尧舜就算了，如果想学尧舜，只要能兢兢业业，能小心翼翼，能畏惧看不见的地方、恐惧听不到的地方，那么尧舜虽然遥远，就在我们心中见到他们。

益说：“啊！帝尧的德行广大运行，既圣明又神妙，既威武又文雅。皇天眷顾授命，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

这是伯益赞美帝尧的话。这一章应当与前一章互相参照来看，体用互相阐明。有前一章，没有后一章，不足以穷尽尧的德行。从常情来看，尧在天下已经安定治理之后，兢兢业业不自满如此，似乎没有悠闲舒缓的气象。殊不知尧德行的广大运行，圣明神妙、威武文雅，随着所寄托的地方而命名，难道是那样急迫的样子吗？广大而没有边际，运行而没有穷尽，因为他大而化之，就称为圣，而不止于圣；因为他圣明而不可知，就称为神，而不止于神；因为他平定祸乱，就称为武，而不止于武；因为他经天纬地，就称为文，而不止于文。尧的德行，不可一定名状就是这样的。有至大的德行，就必定承受至大的责任。皇天眷顾他，授命让他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本来就是适宜的。天对尧没有私心，尧对天没有祈求，德行与天相同，那么天命不期而至，是理所当然的。

禹说：“顺从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

禹因为伯益叙述尧的德行，于是推广其意而说明吉凶的道理。说尧之所以圣明神妙、威武文雅而得到天的眷顾授命，是因为他顺从正道而有吉祥。惠顺就是顺从正道，顺从正道而行就吉祥，不是在顺从正道之外有所谓吉祥。顺从逆道而行就凶险，不是在顺从逆道之外有所谓凶险。当顺从正道的时候，反省自己无愧，心胸宽广身体安适，他的吉祥还有什么更大的呢？除此之外谈吉祥，这是在侥幸追求非分的福分。当顺从逆道的时候，众目睽睽，心力交瘁日益拙劣，他的凶险还有什么更严重的呢？除此之外谈凶险，这是他的祸患可以逃避的。所以六经谈论吉凶祸福，无不从自身寻求，不在自身之外谈论祸福，以启发人们侥幸得到苟且免祸的心。这种感应，难道不像影子和回声对于形体和声音吗？大概形体之中自有影子，声音之中自有回声。

益说：“唉！要警戒啊！在无忧虑时保持警戒，不丧失法度，不沉溺于安逸，不纵情于享乐。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奸邪不要犹豫。可疑的计谋不要实行，各种事业都要兴盛。不要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百姓去顺从自己的欲望。不怠惰不荒废，四方夷族来朝拜。”伯益看到禹有顺从正道而吉祥的话，于是得到警戒的契机。说君主之所以顺从正道而不顺从逆道，都是从警戒中得来的。所以先感叹而后警戒，想让听的人专心倾听。在无忧虑时保持警戒，当天下没有可忧虑的事情时，是人情所忽视的，却是圣主所畏惧的。满盈成为累赘，倚伏变化无常。君主在这个时候应当警戒畏惧，那么在无忧虑的时候，怀着警戒的念头，应当怎么做呢？说：法度不可丧失，安逸享乐不可过度。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犹豫，不要实行。不要违背，不要违逆，不怠惰不荒废，就可以了。有一身的法度，有一家的法度，有一国的法度。口容止，足容重，无故不去琴瑟，这是一身的法度。女正乎内，男正乎外，这是一家的法度。礼乐刑政，井然有序，这是一国的法度。有法度就有堤

译堤防，是有准则的。失去法度，就是撤去堤防，毁坏准则。自身不丧命，家国不败亡的，从来没有过。宫室台榭的奢侈，田猎的喜好，这是沉溺于安逸。安于放纵而难以自我约束，这是沉溺于享乐。不要沉溺于安逸，就不能超过安逸的限度；不要沉溺于享乐，也就不能超过享乐的限度。知道他有贤德而任用他，必须专一，不可以有贰心。知道他邪恶而罢免他，必须决断，不可以有迟疑。君子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小人容易进用而难以退隐。倘若在这上面有贰心或迟疑，那么君子就会引身退隐，小人就会乘虚而进了。从这几句话来看，也不能没有先后次序。如果安逸享乐之心肆意无忌，那么我的心就被逸乐所淹没，怎么能知道谁贤德而任用他，怎么能知道谁邪恶而罢免他呢？犹豫不决的谋划，是谋划尚未确定的状态。进退犹豫，足以成为此心的拖累。所以果断地不使其形成犹豫，那么百事的志向既广大又明澈，什么方向不能成功，什么措施不可施行呢？顺应道义的人，必定有美好的名声。如果违背道义去求取声誉，这是好名。符合百姓心意的人，必定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这是纵欲。好名而纵欲，是以私害公了。所以告诫不要违背道义、不要违背百姓，是因为怠惰和荒忽。如果在这几件事上自以为满足，怠惰之心就产生了；自以为有能力，荒忽之心就产生了，那么即使有警戒，也如同没有警戒一样。所以以无怠无荒作为结尾。根本既然稳固，那么枝叶必定繁盛。从心到身，从身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四方蛮夷，都源于同一个根本。四方蛮夷来朝拜称王，也是情理中的必然，是合于内外之道的。我考察这一章，由此看到唐尧虞舜的盛世，圣明的君主本来没有过错，天下本来没有祸事，而大臣告诫的言辞，常常好像祸患紧随其后。大概只有圣明的君主，然后才能接受直言不讳的劝谏。低于这个境界的君主，言语必须委婉含蓄地进入，然后才可以。又由此看到古人谏诤的方法，不在细微事务和末节上纠缠，只是先有办法端正其根本。根本既然端正，万事自然得其条理。伯益的告诫，难道只是对舜说的吗？千万世为君者的法则，无不在此。因此向上追溯帝王的用心，尧咨询众人，是此心；舜兢兢业业，是此心；大禹勤勉不自夸，是此心；商汤战战兢兢，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周武王早晚恭敬畏惧，也是此心。只有纯粹然后才能不止息，而止息的就不是纯粹；只有真诚然后才能不息，而息止的就不是真诚。齐桓公因为葵丘之盟而骄傲，晋文公因为践土之盟而骄傲，晋悼公因为萧鱼之盟而骄傲，人的度量竟然相差如此之大吗？

译禹说：“啊，帝啊，请牢记在心！德行体现在善政上，善政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必须治理好，端正德行、便利民用、丰厚民生这三事必须和谐。九项功业必须有序，九项有序之事值得歌颂。用美好的前景来告诫他们，用威严的法度来督责他们，用歌颂九项功业的诗歌来勉励他们，使他们不致败坏。”

这一章与前一章互为表里，前一章讲的是德行体现在修身方面，后一章讲的是德行体现在养民方面。所以禹告诫舜，先感叹后告诫，是说帝要牢记不可忘记。养育百姓的功业虽然已经完成，如果帝在此时片刻不念，那么已完成的功业又会亏损了。所谓的德行，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只有在善政中才能看到。这两句以养民为主，是指德行的实用而言。下面所说的“六府三事”，都是讲养民的。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它们，《洪范》称之为五行。这里称为六府，是因为《洪范》把土和稼穑合在一起说，而《大禹谟》以养民为主，所以把土和谷分开说。称为府，是因为它们是财货聚集的地方。只有治理好，这六者才能贵在有秩序而不混乱。正德，是端正百姓的德行，比如在上位者自身端正，在下位者百姓感化，这就是正德。利用，是便利百姓的使用，比如佃猎捕鱼取法于离卦，建造宫室取法于大壮卦。厚生，是丰厚百姓的生活，比如减轻徭役赋税，丰厚而不使百姓困顿，就是这样。称为三事，是因为百姓在此有所从事。只有和谐，这三者才能得到平衡而不偏废。六府用来养育百姓的身体，三事用来养育百姓的心志，合起来就是九项功业，那么这九者就有序了。称为九叙，是因为九项功业的德行都可以有序。称为九歌，是因为九项功业的德行都可以歌颂。可以有序可以歌颂，就没有什么不成功的了。虽然如此，当功业尚未完成时，人们还知道要艰难勤苦以求成功，等到功业已经完成时，就乐于放纵而不再有艰难勤苦的意思，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圣人在这里又制定了告诫、督责、勉励的方法。休，是美好、幸福的意思。告诫的意思好像是说：“百姓的生活在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九项功业无时不记，那么自身安泰，家庭长久享受快乐。”这就是用美好来告诫。威，是威严，因为它令人敬畏。督责的意思好像是说：“生于忧患而死于逸乐，忧虑勤苦就有生存的道理，安乐就有死亡的道路。如果九项功业一时忘记，那么饥寒就会每日到来，放纵邪僻就会每日触犯罪过。”这就是用威严来督责。告诫使人心有所向往，督责使人心有所畏惧。然而畏惧和向往有时会被忘记，不如使人心有所快乐，快乐就不会忘记。所以用九项功业的诗歌来勉励他们，使他们手舞足蹈，感发他们的善心，荡涤他们的邪念。等到善心油然而生，那么所谓的九歌，就获得了内心的真诚。这样就没有勉强矫饰的意思，这三者都是为了使功业不致败坏。从“德为善政”以下，到“九叙惟歌”，这是养民的政事，一定要完备。从“戒之用休”以下，到“俾勿坏”，这是防范百姓的措施，尤其要详细。圣人养育百姓，在六府三事之外，又有维持保全的方法。像这样，百姓得到养育，又哪里知道圣人的力量呢！用九歌来勉励，看《豳风·七月》这首诗就可以明白。

帝说：“好啊！水土平定，天时成就，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了，万世永远依赖，这都是你的功劳。”帝舜听了禹的话，深信于心并赞同，而且把功劳归于禹。地平，是水土得到了平定；天成，是四季寒暑得到了成就；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了，是说水、火、金、木、土、谷治理好了，正德、利用、厚生和谐了，确实治理得好啊。那么禹有平定水土的功劳，而涉及到天时和六府三事，为什么呢？大概天用来生长万物，如果没有人来裁成辅助，就无法成就。如果水没有平定，那么天用来生长万物的作用就不远了；如果水没有平定，那么所谓的金、火、木、土、谷以及三事，都无处安置了。禹治水，他的功劳达到平定成就，而六府三事都治理好了，这就是万世永远依赖的原因。顺着山势疏通河流，后世就没有滔天的祸患；田赋一定，后世就没有虐取百姓的祸患。在诗歌中歌颂的，称为“澧水向东流，是禹的业绩；奕奕梁山，是禹开辟的”。见到黄河洛水，还思念他的功劳，称为“万世永赖”，难道不确实吗？禹自己陈述他的功劳，而舜又归功给他，君臣之间各说各应说的话，不讲究形式如此。

帝说：“来啊，你禹，我居于帝位三十三年，年老疲倦于勤政，你只有不怠慢，统领我的臣民。”禹说：“我的德行不能胜任，百姓不依附。皋陶推广种植德行，德行才降临，黎民怀念他。”帝要牢记啊！牢记这个，在这个上面，放下这个，在这个上面，名言这个，在这个上面，说出这个，在这个上面，只有帝要牢记功劳。

从这里以下是舜想要禅位的事情。来啊，你禹，我居于帝位三十三年了。舜六十二岁开始即位，到这里三十三年，寿命九十五岁了。八九十岁叫耄，百岁叫期颐。在耄期之年，已经疲倦于勤政了。有强有弱，是血气；无强无弱，是心。舜的心，大概与天行健相同，而舜的血气则衰败了。你只有不怠慢，所以可以摄理我的众臣。古代的圣人，难道常常以地位为乐

译啊！厌倦政事的人不能居于此位，那么可以居于此位的，只有不懈怠罢了。禹说：“我的德行不能胜任，百姓不归附。有德行的人，是百姓所归附的。从百姓内心的顺从或背离，可以占卜其德行是否达到极致。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过。我的德行无所作为，所以百姓不归附。”〇陶深远地种植他的德行，百姓归附他，那么可以接受帝王禅让的，就在于〇陶这种常人所种植的德行。近朝种植而傍晚收获，〇陶种植德行，施予深厚而不求回报，所以他种植得深远。正因为种植得深远，积累得深厚如此，所以德行下达时，百姓都怀念他。况且〇陶所掌管的是刑罚而已。刀锯的残酷，斧钺的威严，德行在哪里呢？大概在最威严之中存有仁爱。慈祥温和，哀怜痛惜之意，虽然是刑罚，实质却是德行。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刑罚，就是他们所说的德行。后世刑罚与德行才开始分为二。禹与〇陶大概是功业相同、一体的人，所以禹所推让的必定是〇陶。舜不是不知道有〇陶，因为有禹在，本来应当先推让禹。如果没有禹，那么舜所禅让帝位的必定是臯陶了。帝王要思念啊！思念这个，就在这个上面。这是禹因为〇陶能够种植德行，黎民百姓如此怀念他，因而用来告诫舜，说舜对于德行也不可不想念。想念，就是想念而不稍加遗忘。当念念不忘的时候，那么德行固然在此。等到想念得熟练了，那么仓促匆忙、困顿流离，从容应对、周旋处事，不刻意去想念而德行也不忘记。所以放下它德行也在此，表现于言语名声德行也在此，不言而信，出于内心的德行也在此。放下、言语名声、〇出。由此可知德行无处不在，其开始则实在根源于一念之微，所以〇陶种植德行，就是这一念。舜所应当告诫的，也在于这一念。只有帝王应当知道想念的功效如此。

译帝说：“皋陶啊，如今这些臣民没有谁触犯我的法度，你担任士官，通晓五刑，用来辅助五教，以期达到我的治理目标。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用刑罚，百姓协调于中正之道，这时你的功绩就伟大了。”这是舜因为禹推让皋陶而将功劳归于皋陶。这些臣民没有谁触犯我的正理，因为天下的正理，舜以自身体现，所以天下如同一人。天下有过错，责任也在君主，所以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天下不触犯正理，责任也在君主，所以说：“没有谁触犯我的正理。”既然不触犯我的正理，那么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了，这都是你担任士官明刑弼教的功劳。古人所说的刑罚，难道是残害百姓的工具吗？只是辅助五教罢了。所以不孝的人有刑罚，不悌的人有刑罚，不和睦的人有刑罚，使百姓知道有所回避，因此也就知道该趋向什么了。以期达到我的治理，是指期望五教得以推行。刑罚以期最终不用刑罚，是指期望不违背这五教。百姓协调于中正，是指协调于这五教。以期达到我的治理，刑罚以期最终不用刑罚，君子没有使用刑罚的心意，但仍有期望的意思存在。百姓协调于中正，君子没有使用刑罚的功劳，至于百姓自然协调于中正，就不需要有所期望了。中正就是五教，偏离中正就陷入五刑，脱离刑罚就进入中正。既说正，又说中，因为中正可以兼摄正，正却不能兼摄中。不触犯我的正理，正是趋向中正的途径。这时你的功绩伟大啊。这虽然是你的功劳，如果自认为有功而不加勉力，那么之前的功劳怎么能保证不亏损呢？所以舜既称赞他的功劳并赞美他，又因之前的功劳而勉励他。

皋陶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错，对待下属以简约，驾驭众人以宽厚。惩罚不牵连子孙，赏赐延及后代。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无论多小。罪行可疑时从轻，功劳可疑时从重。与其错杀无辜，宁愿违背常法。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司法官员。”皋陶得到舜的归美，不敢自居其功，又将美名归于舜。这一段前后也相互阐明。有皋陶的明刑，没有舜好生的德行，不行；有舜好生的德行，没有皋陶的明刑，也不行。所以皋陶所称道的，都归于舜的德行。说帝王的德行没有过错，都是中正。既然称为宽厚，称为简约，惩罚就不牵连子孙，赏赐就延及后代。宽恕过失就没有大的，惩罚故意就没有小的。罪行可疑从轻，功劳可疑从重。可疑似乎不是中正，为什么说没有过错呢？回答说：“这正是中正。圣人的心意，只是接近宽厚罢了。如果用心过于刻薄，怎么能算是中正呢？接近宽厚就是中正。对待下属贵在知道简约，不简约就会失之于苛刻。驾驭众人贵在知道宽恕，不宽恕就会失之于暴虐。临下有统摄的意思，御有控制的意思。居敬行简，可以治理百姓。居上不宽厚，就有不足观之处。”

知道宽厚与简约都是上位者的道理，惩罚只限于本人而不牵连子孙，厌恶恶人也是短暂的；赏赐不限于本人而延及后代，喜爱善人也是长久的。过失造成的即使是大罪，也在宽恕之列，因为情节轻微，是可以宽恕的；故意造成的即使是小罪，也在惩罚之列，因为情节严重，是不应当宽恕的。看“惩罚故意无论多小”这一句，也可以看出圣人在仁心中自有义理，不是姑息的意思。宽恕过失惩罚故意，因为情节已经确定，可以知道；所以宽恕过失，惩罚故意的功劳罪责可疑，因为情节未定，不可知道，所以从轻从重，可以定罪也可以不定罪，是罪行的可疑；惩罚可疑时免除，所以从轻；可以赏赐也可以不赏赐，是功劳的可疑；赏赐可疑时给予，所以从重。《左传》说：“赏赐过度就担心波及淫乱之人，刑罚滥施就担心波及善良之人，宁愿过度也不滥施，也是这个意思。”与其杀死无罪之人，宁愿违背常法？违背常法，危害还不算严重；而杀死无辜，使无罪者受戮，那么危害就多了。凡此都是圣人好生的德行，天地的大德就是生。一阳刚在子月复生，雷在地中而《易经》认为可见天地之心，那么天地之心，都是为了生物。圣人好生，融洽于民心，融洽就是渗透。圣人推己爱人的心意，及其渗透，那么民心也知道自我爱护。百姓既然自我爱护，怎么会轻贱自身而触犯司法官员的法律呢？皋陶的意思，认为明刑只是司法官员的职责；百姓之所以自我爱护而重视犯法，哪里是司法官员所能做到的，都是舜的德行。舜以不触犯我的正理，将功劳归于皋陶；皋陶以不触犯司法官员，将功劳归于舜。君臣之间，可以说是盛况了。

帝说：“使我能够顺从意愿来治理，四方风气感动，都是你的美好。”

帝再次赞美皋陶的德行，使我的治理得以顺从我的意愿，而使四方风气感动的，都是你的美好。四方风气感动，是舜非常想要的。君主谁不想要四方百姓顺从上级的教化，像草顺应风一样？而每每不能实现愿望，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人用道来传达德意、志虑。现在，皋陶能推广帝舜好生的德行，百姓达到不触犯我的正理，不触犯司法官员，那么都成为君子的归宿了。难道不是皋陶的美好吗？况且皋陶掌管的是刑罚之事，只见斩艾杀戮、刀锯斧钺的威严罢了，怎么能使得四方达到风气感动？又怎么能成为美好呢？由此可知皋陶所

译掌刑的人虽然施加刑罚，但实际上是在施行德政。古人不是把刑罚仅仅看作刑罚，而是把刑罚看作德政的体现，所以舜称其为顺从民心，称其为教化感动，称其为美好，也就像周穆王称其为吉祥喜庆的刑罚一样。哪里像后世专门从事杀戮，以至于令人不忍心提及呢？

译帝说：“来！禹！洪水警戒我。诚信而成功，只有你贤能。能够勤于国事，能够俭于家事，不自满自大。只有你贤能，你如果不矜持，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能；你如果不夸耀，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功。我勉励你的德行，赞美你的伟大功绩。天命的历数在你身上，你最终将升任天子之位。”

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禹说：“我的德行不足以胜任。”舜在这里一并叙述他的功德以任命他。来，禹，洪水警戒我。孟子说：“洚水就是洪水。水本性润下，却到了逆行的地步，这是变异，是上天警戒我。”洪水发生在尧的时候，与舜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舜把它归咎于自己。大概天下没有一物不是圣人的身体，所以一物不能得其本性，圣人就自以为是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恐惧修省的意思。只有这种意思没有继承，后来汉代才因为灾异而罢免三公。当灾异发生时，三公自以为不能胜任其职，引身退位是可以的，君主以此来责罚三公则不可以。如果君主以此来责罚三公，这是把过错转移给臣下罢了，不知道畏惧的人，哪里是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做法呢？当水成为祸患时，禹既能诚信又能成功，诚信就是信。禹先有自信于己，就像韩信举燕赵击齐，像耿弇取涿郡收富平，都是规模预先确定，相信必定能成功。只有先有诚信，所以能成功，这是禹的贤能。勤于国事，俭于家事，勤就像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俭就像饮食菲薄、宫室低矮。心无两用，为公的人必定忘记私利，为国的人必定忘记家庭。既然能勤于国事，那么家庭自然就会俭约了。满就是盈，假就是大，不因为勤俭的德行而自盈自大，这是禹的贤能。诚信成功，是用来讲述禹有功；勤俭不自满自大，是用来讲述禹有德。禹有这样的德行，不曾自以为有德行，所以不矜持。禹有这样的功绩，不曾自以为有功绩，所以不夸耀。大概矜持夸耀的人，难道一定要暴露所长，夸耀于人，然后才叫矜持夸耀吗？禹的心，如果自知有功有德，就是矜持夸耀了。只有禹的心，视之如同未曾有。自己虽然不矜持，而天下难道不逊让他的才能吗？自己虽然不夸耀，而天下难道不逊让他的功能吗？忌妒他的人，媒功的人争之。渐渐我有矜持夸耀之心，那么那些人也都会有争功争能之心。以我的不矜持不夸耀来兴起天下的不矜持不夸耀，那么才能和功绩呢。天下不归禹而归谁呢？我曾经考察圣贤尽性的学问，认为天命之性，万善具备，没有亏缺不足之处。圣贤所谓孜孜汲汲，只是想要尽此而已，初无分外之事。孟子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说：“舜尽事亲之道”，又说：“事亲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起初不曾以舜、曾子为过外，大概因为分内应当做的事能尽此者，方能免除其责，还有什么矜持夸耀的呢？如果圣贤有过外之事，为人所不能为，那么矜持夸耀是可以的。圣贤没有过外之事，像禹的功绩，都是禹所当然，所以禹自己不见其为功德。“你有这样的德行而我再勉励你使之不已，你有这样的功绩，我再加美之而不敢忘。”天命的历数应当在你身上，你应当升任元后之位。历数者，圣人作历以步其数，裁成辅相之道也。天命的历数，犹言裁成辅相之人当在你了。天人一理也。圣人所见处，自然与天合。舜以禹为可禅，则天意亦在是也。况且舜当倦勤之年，商均既不肖，不可以任其责，廷臣又未有出禹之右者，此天意可见矣。圣人以任事而卜天意，何必以图命符瑞之说自为怪诞者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与戎，朕言不再。

这是尧舜万三圣传心的要旨。《尧典》不记载命舜的事，而《大禹谟》记载舜命禹的话。可见尧舜禹一心，只有孔子得到它。所以在《尧曰》篇首说：“尧说：‘咨尔舜，天命的历数在你身上。’”舜也以命禹。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人主如果不得其要，则将见用力愈劳而愈无功。其要者安在？曰中是也。事事物物皆有其中，吾能执其中，则出而应事物之繁无一而不适其宜，不当其理，然中为难识，故舜于是有人心道心之辨，使其于人欲天理之差，从而审择焉。人心，人欲也，故危而难安；道心，天理也，故微而难见。惟其天理微而难见，故微得以胜欲，而人心每每为道心之累。然则孰从而求之？曰：精而不杂，一而不二。精者，如求金于沙，沙尽则金可见；一者，如水之流，止东西不失其平。如此则危者去，微者复，中可得而执矣。中即道心也，以其无过不及之失，则谓之中。道之大原出于天，尧传之

译舜，舜传给禹，称之为“中”；禹传给商汤，称之为“咸有一德”；商汤传给周文王、周武王，称之为“皇极”；孔子称之为“忠恕一贯”；子思称之为“诚”；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这些都是同一个道理。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没有咨询众人的计谋不要采用，这是为了坚守这个“中”道而不丧失它。没有考证的话，容易迷惑人，所以不要听信；没有咨询众人的计谋，是指那些不合人情的事，容易败坏人的事业，所以不要采用。舜的意思是说，虽然已经得到了这个“中”道，但如果听信言论、采用计谋不审慎，使得邪念得以乘虚而入，那么先前所说的“中”道就无法保全了。孔子告诉颜回四代的礼乐，最终必定告诫他摒弃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奸佞之人；孟子之所以说培养浩然之气，必须先懂得辨析言辞，大概是因为邪念容易迷惑人，只有防范邪念才能保持真诚。百姓视君主为性命，这难道不是值得爱惜的吗？君主失去正道，百姓就会背叛他，这难道不是值得畏惧的吗？君主之所以值得爱惜，是因为众人如果没有君主，就没有所仰赖和拥戴的对象；百姓之所以值得畏惧，是因为君主如果没有得到众人的支持，就无法守住国家。君主与百姓并提，是为了显示他们地位的均等，这也与“君主没有百姓无法役使，百姓没有君主无法侍奉”的意思相同。虽然足以说明君主与百姓地位均等，但《尚书》所说的次序是先君后民，名分所在，应当以君主为重。然而孟子为什么说百姓尊贵而君主轻微，如此颠倒呢？大概是因为《尚书》所说的是万世的常法，而孟子所说的只是专门救治时弊，是因为当时的君主轻视百姓的缘故。孔子作《春秋》，将要尊崇军队，就说“某率领军队”，大夫与军队同等重要；将要贬低军队，就说“某军队”，以军队为重。至于君主统帅军队不说“率领军队”，君主被俘不说“军队战败”，是因为君主比军队重要。《春秋》正名分作为万世的法则，与《尚书》所说的也是相同的啊！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作为君主，应当保持恭敬，以职位为忧，勤勉而不可懈怠，这是为了安逸享乐。这就是“谨慎对待你的职位”。恭敬地修养那些值得向往的善行，“可愿”与“可欲”都称为善。对于君主而言值得向往的，是愿意行善，不愿意作恶；愿意天下安定，不愿意发生危乱。恭敬地在此修养，如果不谨慎不恭敬，那么四海就会陷入困穷，而天命的福禄也就在此终结了。天命视民心为顺逆，得到民心，天命就可以长久享有，大概是因为能够恭敬地修养那些值得向往的善行。民心离去以至于困穷无处申诉，那么天命的福禄也就在此终结，大概是因为不能恭敬地修养的缘故。详细反复这几句话，治理天下的要领全都在这里了。所以舜密切地传授给禹：“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出。”“好”是指奖赏善行，“兴戎”是指惩罚恶行。口是命令发出的地方，奖善罚恶都在于此，那么言语岂可再出？意思是我说给禹的话，一定不可改变。你禹怎么能推辞呢？如果禹得以推辞，那就是舜在奖善罚恶的话上可以更改了。

译禹说：“逐一占卜有功之臣，只依从吉利的结果。”帝说：“禹，官方的占卜以先决断为根本，遮蔽私意，将命令下达给元臣。我的意志早已先定，咨询谋议众人意见一致，神明依从，筮卦协调顺从，占卜不必重复求吉。”禹行拜礼叩头，坚决推辞。帝说：“只有你能胜任。”

看下文，龟卜与筮卦协调顺从，占卜不必重复求吉，那么舜任命禹，大概曾经进行过卜筮。禹又说：“逐一占卜功臣。”先代儒者认为帝与朝臣私下谋划、私下占卜，禹没有参与谋划，所以更想占卜。“枚卜”指逐一占卜，在功臣之中，只依从吉利的结果即可，何必专门任命禹？这是禹有谦逊不敢承担的意思。帝说：“禹，官方的占卜以先决断为根本，遮蔽私意，将命令下达给元臣，‘昆’即后。我的意志既然已经先定，咨询众人的谋议，又一致了，所以神明的依从显现在筮卦上，也没有不协调的。”《洪范》七稽疑说：“你如果有大的疑惑，要谋划于你的心，谋划于卿士，谋划于庶人，谋划于卜筮。”大概人谋、神谋虽然希望它们相合，大体上以人谋为先，在人谋之中又以自己的心为主宰。假如自己的意志不定，而只相信他人的谋议，被神明的说法所迷惑，那可以吗？先以心决断，所以咨询谋议是用来参验我自身的所见，神明是用来验证我心的所见，而实际上并不是以咨询神明为主。现在舜任命禹，舜的所见就是天人的所见，自己内心没有隔阂。这就是所说的“先天而行而天不违背”，一定是至理的必然，幽明没有两样，适宜我的意志坚定而咨询谋议也于此一致，筮卦也于此协调。占卜不必重复求吉，再三亵渎就不告知，哪有再卜而再吉的道理呢？禹行拜礼叩头，坚决推辞，推辞得非常坚决。帝说：“不要。”“不要”是禁止之词，只有你能胜任此事，不允许他推辞。此前任命百揆，禹曾经推辞稷、契、皋陶，没听说推辞得像这样坚决。现在既然推辞，又再次推辞，可见神器之重，可以重视而不可以轻忽，又不是任命百揆可比。看禹推辞如此，圣贤拥有天下，何尝存有私心呢？适宜舜看待抛弃天下如同破鞋一样。孟子说：“居天下之中而立，安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于此道，本性并不存于此。”

正月初一早晨，在神宗接受任命，率领百官如同帝初即位时一样。

正月初一早晨，与正月上日、月正元日相同。与《春秋》记载“春王正月，公即位”相同。神宗，是舜的宗庙；文祖，是尧的祖庙。继承世位的人必定从祖先那里接受，所以尧授予舜，必定告祭于文祖。禅位的人必定从所禅让的君主那里接受，所以舜授予禹，必定告祭于神宗。神宗，是尧的庙。《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率领百官如同帝初即位时一样。”也像舜摄政之初，在璇玑玉衡之下那样。圣人所做的善事，大概有不约而同，不求相合而自然契合，大概是因为遵循天理罢了。并非大禹事事想要与舜相同而去做。

帝说：“咨禹！只有有苗不顺从，你去征讨。”禹于是召集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说：“众多的将士，都听我的命令。愚蠢的有苗，昏乱不恭敬，轻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被抛弃得不到保护。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天意讨伐罪人。你们应当统一心力，能够建立功勋。三十天，苗民违背命令。”

有苗的顽固太严重了！从尧的时候，鳏寡之人对苗人有怨言，大概曾经遏制断绝他们了。舜即位之后，又曾经流放他们的君主，又曾经分离他们的党羽。到了这时，又还不顺从，这是他们坚持到底的恶行，罪在不赦。铲除堆积的杂草，断绝其根本，不让它能生长，适宜不过分。而舜任命禹，只说：“只有有苗不顺从，去征讨。”仔细品味圣人优容和缓的意思，不曾有愤怒乖戾之心。圣人的度量，与天地同样广大。一物失去和谐，难道不伤害天地的仁爱吗？而天地生物之心，应当依然如故。有苗的恶，只是他们气质禀赋昏浊罢了，他们畏威寡罪的性情，大概与人相同。舜还在哀怜怜悯他们，流放他们，分离他们，征讨他们，都是为了让他们畏威寡罪，寻求保全他们的生命罢了。怎么忍心憎恶他们的恶，以至于抛弃断绝他们呢？禹召集诸侯，是召集诸侯的军队。在用兵严戒之日，没听说羽檄交驰，转运的费用，调度的广泛，以大臣亲自率领，只说“召集诸侯罢了”。呜呼，多么从容整肃啊！大概政刑在闲暇之时明确，兵器在不虞之日修治，不等到事情发生才谋划。在军队中誓师，国家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所以行军则有誓命，祭祀则有誓戒，都是为了谨慎重视其事，而不敢忽视。解说者认为誓诰不及五帝，那么帝者的时代，虽然说不言，而人已相信，又何曾废弃言语呢？我曾读典谟之书，以其简严宽大，事事完备。书有六体，典谟训诰誓命是也。至于典谟之书，六体皆具，与其他书不同。如与益儆戒之词，都是训；如“钦哉惟时亮天功”之辞，都是诰；如“禹召集诸侯誓师”之辞，都是誓；如“命汝作纳言”，都是命。谁说誓诰

译难道比不上五帝吗？济济，是形容众人盛大的样子。咸听朕命，是希望众人的意志能够统一。蠢兹有苗，是说有苗无知愚昧、极其微小。昏迷，是说他们昏庸闭塞，不懂得恭敬的道理。正因为他们不懂恭敬，所以轻慢无礼，却自认为贤能。恭敬自然合乎大道、顺应德行；不恭敬就应当违背大道、败坏德行。恭敬就能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在下自然被百姓归附，在上自然得到上天佑助；不恭敬就会导致君子退避、小人得势，百姓因此抛弃他而不安于其统治，上天因此降下灾祸而不宽恕他的罪过，这些都源于不恭敬。因为（有苗）不敬，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可以惩罚的辞令，讨伐他们的罪过。你们众位务必统一心力，不要有异心，这样才能成功。过了三十天，苗民违背命令，于是军队逼近他们。又过一个月，苗民仍然找借口违背命令，可见他们的昏庸闭塞，也太过分了。

译伯益对禹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不能到达的地方。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自然的规律。舜帝起初在历山时，到田地里耕作，每天向苍天和对父母号啕痛哭。他承担罪责，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恭敬地拜见父亲瞽瞍，态度恭敬而恐惧战栗。瞽瞍也因此信服顺从。至诚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是有苗呢？”

这一段是圣贤自我反省的意思。孟子说：“如果有个人在这里，他用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我，君子一定会自我反省。说：‘我一定是不忠诚。’自我反省后觉得忠诚了，对方依然蛮横无理。君子一定会再次自我反省。说：‘我一定是不仁爱，一定是不礼貌。这些东西怎么会到来呢？’圣贤责备自己常常很多，责备别人常常很少。那么舜的这种举动，难道不是有过失吗？回答说：‘圣人没有过失的举动。如果舜在这里认为自己没有过失，而只是责备三苗，那么舜也就接近于自满了。’圣人虽然没有做不到的地方，但常常好像还有未尽之处。然而伯益称赞禹，是说禹也有这种心意，所以伯益跟随禹并加以称赞。上天虽然遥远，但德行可以感动它，这是没有远不能到达的。自满的人正好招致损失，谦虚的人必定得到益处，这是天理。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自我尽力而人没有不跟随的，自我自满而人多不服从，这就是损益的道理。‘帝初于历山’是举出舜帝初年的事情。舜帝在历山耕作时，到田地里，向苍天和对父母号啕痛哭，认为父母不爱护我，对我有什么过错呢？天地对于万物没有不爱护的，父母对于子女也没有不爱护的。父母之所以不爱护他们的子女，一定是子女有未尽之处。舜向苍天号啕痛哭，难道常有怨恨父母的心，只是怨恨和思慕罢了。说我为何得罪了父母呢？舜本来无罪，却承担罪责归到自己身上。舜本来没有恶念，却把恶念归到自己身上。‘祗载’是恭敬地从事这件事。恭敬地从事这件事去见瞽瞍。‘夔夔’是恐惧战栗不止的样子。庄重而畏惧战栗，以此来表现舜的心。舜的恭敬真诚没有极限。瞽瞍虽然顽固，但舜对他极其恭敬，也足以感动他。所以瞽瞍因此顺从并信服，至诚感动神灵，和顺调和。和顺到了极点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是有苗呢？所有这些都在极力说明感应的道理。说尽到自己该做的，自然没有不应验的。没有比天更远的，但德行能感动它。没有比瞽瞍更顽固的，恭敬能感化他。没有比神灵更微妙的，至诚能感动它。有苗的顽固，难道有不可感化的道理吗？舜和禹只需反求诸己就可以了。

禹拜谢伯益的善言说：“好。”于是撤军整顿队伍，舜帝于是广泛传播文德，在两阶上跳干羽舞。七十天，有苗归服。

舜和禹作为君臣，他们听从善言是多么敏捷啊！孟子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又说：“舜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充沛而没有人能阻挡。”伯益的话切中要害，所以禹听到就拜谢；舜听到善言就传播文德，毫无吝惜之意。前几天征伐的举动，舜和禹随即冰释前嫌，所到之处都受到教化。唉！君臣之间，同心同德竟然如此！从常情来看，舜命令禹征伐，而伯益的心意似乎像是在阻碍君命，应该告诉舜却反而告诉禹。禹接受舜的命令，既没有成功，听从伯益的话而返回，似乎像是在专断进退，应该告诉舜却反而不告诉。舜的心意想要征伐有苗，既然已经有成命，而两位大臣如此怀疑犹豫，加罪于两位大臣是可以的。而且广泛传播文德，以此来表现君臣之间两无疑虑。伯益的心意认为禹就像自己一样，禹的心意认为舜就像自己一样。这难道是后世所能达到的吗？广泛传播文德，从哪里可以看出呢？难道在征伐有苗之前文德独自不普及，有苗违抗命令才开始传播文德吗？回答说：“在两阶上跳干羽舞”，这就是文德。当征伐时，干戈用于行军作战；等到撤军整顿时，干羽用于舞蹈，以表现不再使用武力了。不再使用武力，就是文德。诚意所信服，精诚所感动，难怪七十天后有苗自然归服。有苗之所以归服，难道能回心转意向道，立刻改变旧习吗？只是畏惧威严而减少罪过罢了。革新的最终，小人改变面貌，也就足够了。另外我曾论述感应的道理，说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而已。正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感彼应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自从人们自我反省不到位，天理不明，人欲昏塞，所以物我为二，天人为二，内外彼此为二，障蔽日益加深，动辄窒碍，怎么能感应呢？山下有泽，君子以虚怀接受他人。圣贤所说的物我，起初没有不同的道理。只有能消除私意，天地都是我的同体，自然有感有应。所谓端正自己而万物端正，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自身端正而天下归附，都是这个道理。干羽舞而有苗归服，高宗做梦而傅说来，成王醒悟而天反风，春秋成而麒麟至，都是这个道理。后来的学者，面对蛮横无理的到来，且先自我处认为我忠诚了，我仁爱了，我礼貌了，不知道自我反省而专于责备别人，忿怒一萌生，悔恨百出，又怎么能知道圣贤的功用呢？虽然如此，有人说结绳之政不足以治理暴秦的混乱，干羽之舞不足以解除平城的包围，说在排难解纷之际，干羽之舞确实无用。曾不思考道固有并行而不悖的，舜的干羽舞固然足以感化有苗了。如果舜的威命不行，军队不整齐，征讨不加，而徒

译说：“我将用诚心去感动他，他既然认为我不能以师道待他，难道不会因此产生轻侮之心吗？天下的事情，只有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才能运用我的诚心。苗族归服舜帝，大概心里一定想：上天的威严如此可畏，如今威严不施加于我，反而退后修养德行，我怎么能不归服呢？这是舜拥有威权却不滥用威权，所以诚心所感足以使人心悦诚服。如果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却行揖让之礼，那么揖让足以使人信服。如果是三尺孩童用揖让来使人信服，人们会说孩童做不到，而且会轻侮他。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征伐之举与广泛宣扬文德，都是并行而不相矛盾的。不然的话，宋襄公因为不攻击未成阵的敌人而招致失败，陈余因为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而招致失败，反而坚持舞干羽的学说，这也是迂腐的儒生罢了。”

译尚书详解卷三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

宋 陈经 撰

〇陶谟

这篇文献起初是因为大禹与〇陶的问答，后来都是〇陶所陈述的谋略，一定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所以命名为〇陶谟。它的大要则以知人安民为主，而知人安民的根本，又在于践行美德。大概美德如果不践行，就一定不能知人安民。知人而人不能尽知，安民而民不能尽安，都基于践行美德没有达到极致，这是从表里内外来说的。从“亦行有九德”以下，到“天工人其代之”，就是知人的道理。从“天叙有典”以下，到“敬哉有土”，就是安民的道理。它们言语相连属，意思相贯通，学者顺着水流追溯其源头，就能得到它了。

说：考察古代〇陶，说〇践行他的美德，谋略明智，辅佐和谐。

写这本书的人，用〇践行他的美德，谋略明智，辅佐和谐，来描述〇陶所获得的境界。大禹与〇陶，都考察古代，看见他们与尧舜德行相同，益稷排在后面，都没有参与。〇是信，迪是蹈，信能蹈行他的美德。信能蹈行美德的人，是怎样的呢？说：十目十手指着看着这美德，暗室屋漏也是这美德，不因为〇显二而改变他的心，早晚都践行这美德，终身践行也是这美德，不因为久近改变他的诚意，显达富贵也是这美德，死生患难也是这美德，不因为险夷改变他的节操。他〇践行美德如此极致，那么天下的是非得失成败利害，都在我的胸中灼然明白。他的谋略，难道有不明的吗？诚意足以感动人，像春风和气对于万物，不说话而使人教化。他的辅佐，难道有不和谐的吗？那么〇陶的〇践行美德，只是在谋事的明智与辅佐人的和谐上观察。如果说我能〇践行美德了，谋事却暗于事机，昧于安危成败的道理，辅佐人却有忿心厉色，违忤而不相顺，龃龉而不相合，那么恐怕是允迪没有达到极致吧？异端的学问，自认为穷神知化，却不足以开物成务，知周乎万物，而道不足以济天下，都是这个〇。

大禹说：“是的，怎么样？”〇陶说：“都，谨慎你的自身修养，思虑长久，敦厚有序地对待九族，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近的可推及远的，就在这里。”大禹拜谢美好的言论说：“是的。”

大禹说是的怎么样？上面一定有缺文。〇陶说都。〇陶因为大禹有怎么样的问，先赞美他而后说。谨慎你的自身修养，思虑长久，它的意思，大体与《尧典》以亲九族、平章百姓的意思相同。大概〇陶所获得的，在于〇践行他的美德，所以说敦厚有序地对待九族，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都基于自身修养。能修养自身的人，美德之所以允迪。谨慎自身所修养的，一定思虑为长久之道。异端的学问，也不是不修身，然而致远则滞泥。所以君子思虑所以长久的，想要它参验于天地，质正于〇神，百世等待圣人而不惑、不悖、不疑。不惑的人如此，那么修身之道就尽了。自身修养而家齐，国治，所以能敦厚九族而厚其恩爱，有序九族而次第其伦理。众多贤明的人，没有不勉励而辅佐自己的。所以敦厚有序九族，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都是修身的验证。从近可以推及远的，就在这里而已。从自身与九族与朝廷来说，那么自身为近，朝廷为远。现在自身修养在这里，而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自然应在那里。又从朝廷推及以达到天下，也是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所守约而施博吗？大禹听到〇陶修身的言论，远近兼举，如此简略，所以拜谢他的善言而说是的。大禹〇同列之际，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无非真情实意的方法，不可以常情窥探它。只有好善之心出于真情，所以言语有合于他的心就说是的，有疑于他的心就说吁。问它，善在他人，犹如在自己。所以听到言语而拜谢，不认为是谄媚。善在自己，犹如在他人。所以自己言语而先说都，不认为是矜持。后世孔门学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三子言志，没有〇情，正名曰迂短丧。

说：“安皆是真情所在？与虞舜之廷，大禹〇陶同列，都俞的气象，也有相似。”

〇陶说：“都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吁！都这样，只有帝才难做到。知人则明智，能任用官员；安民则恩惠，黎民怀念他。能明智而恩惠，何忧乎驩兠？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〇陶」既说了身修思永之道，推及到近可远，在这里也就包括无余了。等到大禹拜谢昌言之后，「〇陶」又从中举出最紧要的来说：知人，安民，就是这样。举这两者作为人君立治的大端，所以先赞美他，而后说：「在知人，在安民。」说身修思永，敦厚有序九族，众多贤明的人勉励辅佐，不在乎其他，而只在知人安民。大禹平日所学的，在于克艰，一听到知人安民的说法，遂疑于心，而看见所以难，所以说：「吁！都这样，只有帝才难做到。」咸，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