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

译舜申述并奉行尧的政令；对于尧想要施行却尚未施行的，舜加以推广和落实。这是臣子的本分，也是儿子的本分。所以说，阅读《舜典》这一篇，应当知道舜之所以能够尽到臣子本分的原因，就在于此。

译虞舜出身卑微，尧帝听说后，认为他聪明睿智，打算让他继承帝位，于是让他经历各种艰难考验。《舜典》中说：“聪明，是君主最大的德行。”仲虺说：“上天赋予人聪明智慧，以此治理天下。”《尚书·说命》说：“上天聪明，圣人效法它。”武王说：“确实聪明。”所以编撰《尚书》的人称颂舜的德行，只说“聪明”。舜身处草野卑微之地，但他聪明的德行上达于尧，尧自信地信任他，而天下人却不信任；尧自己了解他，而天下人却不了解。把天下交给别人，声望与实际尚未相符，如果人们还不了解、不信任，那么不仅人情难以安定，就连舜自己也不敢安心。所以尧打算让他继承帝位，就必须让他经历各种艰难考验。“说经历考验，说各种艰难”，说明用来考验他的，不止一件事。列举这些艰难，就足以概括整篇的意义。

说：“考察古代帝舜，名叫重华，与帝尧相合。他深邃智慧、文采昭明，温和恭敬、诚信笃实，德行上达于尧，于是尧任命他担任官职。”

说：“考察古代帝舜，名叫重华，与帝尧相合。”这表明光明两重化作离卦，圣人相继出现，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尧称为勋，舜称为华。圣人表里如一，勋华就是从他可见的方面来说的。濬，深的意思；哲，智的意思；文，华的意思；明，达的意思；温，和的意思；恭，敬的意思；允，信的意思；塞，实的意思。从内而形于外，那么深邃智慧的诚信，本来就是成为文采昭明的原因。由外而本于内，那么温和恭敬的笃实，就是成为诚信的原因。其实是一种德行，只是名称不同。与尧的钦明文思、诚信恭敬、能够谦让相比，起初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称颂他们的言辞自然不同。允，幽隐的意思，幽深潜藏的德行上达于尧，于是尧任命他担任官职。这是两位圣人相见的时候。有尧的钦明文思，自然光辉普照四方；有舜的濬哲文明，自然上达于尧。

谨慎地弘扬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得以顺从；把他纳入百官的管理，百官的事务及时有序；让他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恭敬和顺；把他放入山林川泽，遭遇烈风雷雨，也不迷失方向。

以下都是列举舜的事迹。常人的情况，得到这一面得不到那一面，知道这里不知道那里。凭借舜的圣明，无所不能。大概他那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德行，其功用就是这样。慎，敬的意思；徽，美的意思。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人所常行的，称为五典。舜能敬重五典的美德，而五伦无不顺从。《左传》说没有违背教化。百揆，是衡量百官事务，尧时宰相的职责。纳入百揆，那么百官的事务井井有条而不混乱。《左传》说没有废弃的事情。宾，迎接的意思。四门，是四方诸侯来朝见而舜迎接他们，无不恭敬和顺。《左传》说没有凶恶的人。感化之迅速，与帝尧的九族和睦、百姓昭明，同样至诚而不动的人是没有的。放入大麓，按照《史记》，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遭遇暴风雷雨而不迷失，看这里就知道事情出于非常，变故起于意外。大概突然面临而不惊不惧。险夷一节，如果不是至诚的人，谁能这样？

帝尧说：“来，你舜！询问事情考察言语，你的言论能达到可成的功绩吗？三年，你登上帝位。”舜因德行谦让，不继承。

尧呼唤舜而来，说谋划你的事情，考察你的言语，既然能达成功绩了。帝尧虽然号称知人，也不以空话取士。既询问事情以考察言语，又根据言语来责求功绩，那么舜对尧所说的话，都是他胸中早已规划好的，终身所行没有不合的。韩信北取燕赵，东击齐，南断楚的粮道，范文正公上宰相书，都以一言决定日后的作为，何况舜是大圣人，言语有不合于所行的吗？三年你登上帝位，唐虞考核政绩，惯例以三次考核，九年而这里说三年，大概九年是常法。以舜经历各种艰难考验，随试随效，天与人归，有不可停止的，岂是常法所能拘束的？舜因德行谦让不继承，不是备礼而为此谦让，确实因为神器之重而不敢轻易居之，而舜衡量德行也不敢自以为足。德行冠绝一世而不自以为有德，才能盖过天下而不自以为有能力，舜因德行谦让，岂不是至诚不已的表现吗？

正月，上日，在文祖接受终命。在璇玑玉衡，以整齐七政。于是祭祀上帝，虔诚祭祀六宗，遥望山川，遍祭群神。收集五瑞。过了一个月，于是每日朝见四岳群牧。分赐瑞玉给群后。

尧既然不听舜的谦让，舜也不可推辞了。正月上日，就是说朔日。在文祖接受终命，是尧接受终命。终始的意义很重，如果帝尧在位政事有缺失，民物失所，有丝毫的愧心，就不足以善始善终。现在从即位直到今天，没有不尽善的，帝尧的责任完成了。文祖，是尧的祖庙，有文德，所以称为文祖。尧在这里接受终命，那么舜在这里接受开始，可知。说接受，好像有所接受，不是自己所能专断的。璇玑玉衡，是正天文的仪器，如后世的浑仪。玑可以运转，衡如箫管的形状。璇玉，天象尊严，以珠玉为饰。七政，日月五星，是天上的政令，在于观察。璇玑玉衡观察七政的运行，遵循其常度，没有差错，这就是所谓的整齐。人君

译作为天地星辰的主宰，君主若有缺失的政事，就会发生日月食、星辰异动，怎么能使心意齐一呢？这与《尧典》中“敬顺历象”的意思相同。“肆”是于是的意思。“〇”指祭祀昊天上帝，并连同五帝一起祭祀，牺牲和祭器各自依照其方位的颜色，所以说“〇禋于六宗”，是用精诚的心意来献享。六宗指三昭三穆，天子有七座宗庙，在祭祀五帝时，祖先已经配享上天了，所以只说六宗。先儒的说法不一，欧阳修以及大夏侯、小夏侯说：“上不是天，下不是地，旁不是四方，在这六者之间，辅助阴阳变化，实体是一个而名称有六个。”孔光、刘歆则说：“是乾坤六子。”孔安国则说：“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贾逵则说：“是日月星、河海岱。”马融则说：“是天地、春夏秋冬。”郑康成则说：“是星河、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只有张髦认为是三昭三穆。现在根据文势考察，舜即位之初，向上告祭天神，居中告祭人鬼，向下告祭地祇，那么六宗应当遵从张髦的说法。望祭山川，是指天子祭四望，即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因为距离遥远，就遥望而祭。遍祭群神，就不只是祭祀那些为死勤事、能抵御大灾的人。虽然祭祀典章没有记载，但如《祭法》所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百神，都普遍涉及。“曰〇曰禋曰望曰徧”，是各自随其适宜的方式。辑五瑞而下，是用来会见诸侯的事情。人君作为神人的主宰，即位之初，已经向神灵致告了，所以从此会见诸侯以处理人事。五等诸侯所执的玉，如桓圭、信圭之类，称为五瑞，辑是收敛的意思。等到月尽，即正月，于是每日朝见四岳群牧，日日朝见四岳群诸侯。想要使上下感情亲近，以观察群诸侯的才能与否。如果确实都贤能，就没有被贬黜的。于是将五瑞再次归还给他们，所以说“班既辑之，复班之，予夺自我故也”。这一段自璿玑而下，显示舜不敢独断专行。舜不独断专行，一切听命于天地〇神；诸侯不独断专行，一切听命于君主的辑瑞班瑞。然后可见拥有天下或一国的人，都遵循天理，而没有丝毫私心了。

译二月，向东巡视，到达泰山，焚烧柴薪祭祀山川，依次会见东方诸侯，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修定五礼，诸侯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见面礼，如同五器，最后才返回。五月，向南巡视，到达南岳，礼仪如同泰山。八月，向西巡视，到达西岳，如同初次。十一月初一，巡视到达北岳，礼仪如同西岳。归来向文祖庙告祭，用一头牛作为祭品。

从此以下，是舜巡视四岳的事情。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都取四季的中间正数。二月向东，五月向南，八月向西，十一月向北，因为四方顺应四季，以此显示圣人的举动，没有一件不效法上天。这与尧命令羲和负责东方耕作、西方收获，以殷仲春、以正仲夏，意义相同。巡视东方，到达岱山之下，东岳岱山，是众山所尊奉的，所以称为岱宗。焚烧柴薪以报告到达，如同《武成》所说的柴望告祭，《武成》既已焚烧柴薪告天，便遥望东方山川而祭祀，有次序。五岳的牺牲礼仪比照三公，四渎比照诸侯，其余比照伯子男，各有次序，所以称为秩。肆觐东后，柴望既毕，便会见东方诸侯，先神而后人。协时月正日，以下都是用来端正诸侯法度的。时月正日，是正朔所由出的，律度量衡，是制度所由始的，五礼，是名分上下所由正的。《中庸》说：“不是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公羊春秋》“王正月”是大一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说致治的，是想让政事都出于一，而变礼易乐，革制度，国异政，家殊俗的，流放窜殛，贬削之以刑，随其后，这是国政归于于一。所以舜的巡视，时月必协，之日必正之。大概积日而成月，积月而成时，日于时月为详，所以特言正。度者分寸尺丈，量者龠合升斗，衡者铢两斤钧，度量衡皆本于律。大概度起于黄钟之长，量起于黄钟之龠，衡起于黄钟之重也。律度量衡皆欲其同，五礼吉凶军宾嘉，因而修之，凡此皆欲制度出于一，则上下无异政，而臣民无二心故也。五玉者，即五等诸侯所执之玉，三帛者，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执，二生者，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者，士执雉。玉帛生死，所以为贽。五器即五玉，礼毕复还之，其余皆受之，所以际其礼意。五器复之所以昭俭德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即衡山也。西巡至于西岳，即华山也。北巡至于北岳，即恒山也。如岱礼，如初，如西礼，皆古人作文之法，初无他义，归格于艺祖。即文祖也，归而告至，则一出而必告，可知矣。用特一牛也，事神之礼，贵简不贵繁。观其事神如此，则舜之道途所以供给者，皆简易可知。文中子曰：舜一岁而巡狩四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仪卫少而征求寡也。古之圣人，以一年之间而遍行四方，其意欲以省方观民，考察风俗，正其制度，岂于以逞己之侈心哉？后世不明此意，借指圣经以文其侈，封泰山，禅梁父，以是为告成功，千乘万骑，望蓬莱，望太乙，其失圣人之意，亦远矣。

五年一次巡视，诸侯四年各朝见一次，陈述奏事以言语，明确试验以功绩，赐予车服以酬庸。天子五年一次巡视，诸侯四年而各朝见一次。唐虞分天下为五服：畿内、甸服的诸侯，在王庭执事，朝夕见，无需等待朝见。至于侯服，当朝见一年；绥服，朝见二年；要服，朝见三年；荒服，朝见四年。诸侯四年朝见的礼仪既毕，而天子又出巡视。是五年之间，天子与诸侯的相见者凡二，然后君臣上下之情得以交通浃洽，无有间隔。朝廷的德意志虑下达而无隐情，郡国的休戚利害上闻于朝廷而无壅蔽。所谓山东之祸，二世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不知者，无有也。然则巡视朝觐，岂徒为是礼哉？帝舜于其中，又有以使之。陈述奏事以言语，而明确试验其功绩。大概有言者必有功，亦有徒能言而无功者。圣人责实之政，不使夫人以利口空言者进，必因言以试其功焉。言在是，而功在是，然后赐之以车服，以显其可用。《诗》云：“路车乘马”，又云：“衮及黼”。大概车服者，彰著人之耳目，古之所以赐有功者，皆以是。读《四牡》之诗，有以见成周之臣所以展布四体，尽心于国者，抑有由矣。其道路之勤苦，人情之曲折，无不周知。有功者既悦于见知，则无功者愈知所愧，有功者愈知所劝。圣人砺世磨钝之具，盖在

译由此看来，观察这一章，又应当知道圣人在处于安定太平的时代、人情懈怠懒惰的时候，其考察之精细、激励之严厉竟是这样。大概世间太平没有忧患，那么天子安享尊贵，群臣安于现状，人情久了就容易轻慢，轻慢就会松懈，松懈就会导致纲纪法度废弃而不被推行的情况很多。圣人担忧人们轻慢而松懈，松懈而废弃不举，于是时常有办法来振作精神，时常有办法来警戒勉励，使人心不敢有所轻慢松懈，那么治理就可以长久安定，安宁就可以长久保持。周成王的制度，是每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行，考察制度，明确升降赏罚，至于安抚万国，巡视侯甸，征讨不服从的诸侯。这与帝舜的制度是一样的。《泰卦》九二爻辞讲述治理太平之道的道理说：“包容荒秽，任用能涉险河之人，不遗漏远方之人，不结党营私，符合中正之道。”在泰卦之时，治理太平之道，如果立志不勇敢，而事情有所遗漏，那么太平安宁可以保持吗？观察虞舜和周朝的治理，就知道为什么要任用能涉险河之人、不遗漏远方之人了。

译肇始划分十二州，封立十二座大山，疏通河道，以象征常刑，用流放宽宥五刑，用鞭刑作为官刑，用扑刑作为教刑，用罚金作为赎刑，因过失或灾祸而犯罪的一律赦免，依仗作恶到底的则处以重刑。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对刑罚要体恤啊。

关于九州的学说，由来已久。到了舜的时候才开始划分十二州，这是在水土已经平定之后。《禹贡》这本书，成书于尧的时代，所以用九州来制定贡赋。到了舜的时候，知道冀州、青州这两个州的疆域辽阔遥远，难以统摄，所以把冀州分为幽州、并州，把青州分为营州、青州。十二座大山，选取十二州中最大的山作为封疆界限。就像《职方氏》所载扬州，其镇山说是会稽山，就是这个意思。疏通河道，是说加深十二州的河流，以通畅水流，使没有壅塞的祸患，就像所说的涤除源头一样。划分州界、封立大山、疏通河道，都是圣人防患于未然的意思，为后世考虑。象征常刑，舜在这里开始减轻刑罚。《吕刑》说：“刑罚随着世道时而轻时而重。”从尧到舜，百姓都改变了风俗，都可以封赏而不触犯我，正直不犯官府，那么刑罚就可以搁置了。于是制定轻刑，以等待那些有时触犯法律的人。就像下文所说的流放、鞭刑、扑刑、赎刑就是这样。常刑，是指墨刑、劓刑、剕刑、宫刑、死刑这五种常刑。常刑既然不使用，就用象征来示众于百姓。那么舜用流放、鞭刑、扑刑、赎刑来减轻五刑，那么五刑就可以去除了。为什么还要象征示众于百姓呢？大概是因为百姓习惯了刑罚的严酷，耳中所听、眼中所见的都在这里，一旦骤然废除，难道不会开启奸人的野心，而自去其堤防吗？于是象征示众于百姓，使他们知道畏惧，而不敢骤然废除。在这里尤其可见圣人思虑周密，他爱护百姓到了极点。刑罚的轻重，大概没有固定的时候，圣人根据时势来施政。自从舜减轻刑罚之后，到了夏朝有乱政而制定九刑，商朝有乱政而制定汤刑。这是夏、商的刑罚，又重于唐、虞了。周公沿袭它，还没有改变。到了周穆王在位百年，才恢复唐、虞的法度，而命名为“夏赎刑”。这是夏、商的刑罚，到穆王时才减轻。流放宽宥五刑，宥，是宽恕。设立五种流放的法规，以宽恕五刑，根据情节制定流放的远近。在官府任职者的刑罚，因为他的罪行没有达到五刑，就用鞭刑来警戒他。教育者的刑罚，因为他的罪行没有达到五刑，就用扑刑来警戒他。情节可疑的，处以刑罚则不忍心释放，不释放又不行，于是用罚金来赎罪。根据罪行制定罚金的轻重多寡，《吕刑》所说的“百锾、千锾”就是这样。因过失或灾祸而犯罪的一律赦免，依仗作恶到底的则处以重刑。这两句概括了上面四五句，是说舜用刑的大纲不出于此。因过失或灾祸而犯罪的一律赦免，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依仗作恶到底的则处以重刑，那么惩罚故意犯罪没有小罪之分。无目曰眚，天灾曰灾。凡有灾眚，都出于过失，所以一律赦免。怙恃，是依仗。依仗最终为害的人，可以处以刑罚。恭敬啊，恭敬啊，只有对刑罚要体恤啊。说恭敬，说体恤，是作书的人用来形容帝舜用刑的心意，说舜减轻刑罚是这样，推究情由定罪是这样，而恭敬体恤的念头未曾忘记。恭敬，是尊敬，是说他不敢忽视。体恤，是忧虑，是说推究实情则哀怜而不喜悦。《吕刑》说：“我恭敬于刑罚”，又说：“我的话多恐惧”，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刑罚的使用，难道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吗？看这一章，又应当知道舜对于尧，虽然是继承他的爵位，遵循他的道，重视他的光华，至于事情有损益，可以增益的就增益它，如尧时的九州，舜肇始十二州；可以减损的就减损它，如尧时的五刑，舜则减轻而为鞭扑流赎。起初并不是沿袭陈迹，祖述故事，而后才说遵循尧道、继承尧爵、重视尧华。文王实行九一之税，周公则改为彻法；文王关卡市场只讥察而不征税，周公则征税。武王攻克商朝，就反用商朝的政治，政治由旧；到了周公制礼作乐，前日的政治在哪里呢？圣人观察时势变通，以施行典礼，前人所期望于后人的，也是希望他们这样。

流放共工到幽州，放逐驩兜到崇山，放逐三苗到三危，殛鲧于羽山。惩处四凶而天下都信服。

流放、放逐、放逐、殛，不一定都是死刑。只是把他们安置在远方，使他们不与中原并列。怎么知道的呢？《左传》说：“把他们投到四方边远之地。”而此经上文说“象征常刑，恭敬啊只有对刑罚要体恤”，就知道舜在减轻刑罚的时候，还怀着恭敬体恤的念头。四凶虽然罪恶深重，难道就立刻处死他们吗？这四凶，左传记载得很详细，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就是四方边远之地。尧不能除去他们，到了舜才除去他们，以显示帝尧圣明在上，四凶的奸谋邪心，不敢显露，而才谋智略足以立功。等到舜以匹夫成为天子，四凶才在这个时候产生忌嫉之心，而奸邪显露，不能掩盖他们的罪恶。惩处四罪而天下都信服，舜的心就是天下的心。舜以公天下为心，而不容许私心，可罪者在彼，而舜不参与其中。天下虽然想不服，怎么能不服呢？舜摄位之初，“车服以庸”，那么赏赐足以劝善；“四罪而天下咸服”，那么惩罚足以惩恶。这是舜之所以能使用权力的原因。有人说：“不赏而民劝，不怒而

译百姓畏惧斧钺的威刑，这是圣人治理的极致手段。」凭借舜那样的圣德，本来足以暗中消除奸邪之人，从而激发众人的善心，又何必使用赏罚呢？却不曾想到，圣人威震天下，本来不依靠兵器甲仗，但弓箭的利器从未废弃；圣人巩固国家，本来不依靠山川的险阻，但王公设置险要地势来守卫国家的做法从未废弃；圣人教化百姓，本来不依靠声色诱惑，但再三告诫申明的法令从未废弃。唉！这就是圣人担忧百姓祸福、与百姓共患难的心意，必须如此，才能使道德与法律并行，教化与政令并立，否则就仅仅是空有善心罢了。

译二十八年后，尧帝去世，百姓如同失去了父母般悲痛。三年间，天下停止奏乐。

舜经过三年的试用，尧才开始退位；舜代理天子之位二十八年，尧才去世。百姓追思仰慕尧的德行，如同对待父母，因此三年间四海之内都停止了八音之乐。他们内心的伤痛竟到了如此地步。这既表明尧的恩德深入人心，也表明舜在二十八年间，发布号令、处理政事无时不听从尧的指示，无处不宣扬尧的德意以传达给百姓。所以尧虽然退位并自认为已忘却天下，但人们从未忘记尧。尧从即位到去世，其寿命之长，前代儒者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正月初一，舜来到文祖庙，咨询四岳，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清明，使四方之耳通达。

这是尧去世后，舜服丧三年期满而正式即位的时候。正月初一，即正月的第一天。国君在新君即位次年改元，必定在正月之初，以示慎重开始的意义。有的记载说“月正上日”，有的说“月正元日”，有的说“月正朔旦”，其实意思相同。史官想要完备各种含义，文章体裁自然如此，可见其简练古朴。格，意为至。舜于是来到文祖庙宣告即位。阅读史书的人应当在此以前认识到尧如何尽到君道，在此以后认识到舜如何尽到臣道。因为君臣各有其本分，在此以前尧仍在位，舜只是代理，所以事情不得不详细记载；在此以后舜已成为君主，所以事情不得不简略记载。咨询四岳，是因为四岳是朝廷的大臣，所以有大事必定先与他们谋划。打开四方之门，是指打开四方之门，以便招揽天下的贤才，开辟众正之路。使四方之目清明，是指舜不认为自己的明智就是明智，而是以四方百姓的目光为明智；使四方之耳通达，是指舜不认为自己的聪慧就是聪慧，而是以四方百姓的听闻为聪慧。这是舜即位之初，首先疏通下情，事情有先后次序，所以必定先与四岳谋划，然后打开四方之门，进而使耳目清明通达。唐尧虞舜的时代，君臣上下已经没有隔阂，下情未曾不通，舜也不因为已经通达就立刻忘记它。凭借舜的聪明才智有余，四方之门和四方之地的贤才以及四方之耳目，必定不会比舜更强。舜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我自恃聪明才智，使得众人不能尽情表达，那么门庭万里，君权万钧，天下的利害休戚安危，岂是我一人所能周知遍览的？现在退居自处，处于无能无闻见的境地，让在朝及四方所有有能力、有见闻的人，都来进言，那么天下的利害休戚安危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出户而知天下，坐于室而见四海，用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私下观察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以此为要道的。大概是要让自己立于无蔽障之地，就像人养生一样，关节脉理必定希望没有凝滞，一节不通则身体就会生病。古代君王之所以让工匠执掌技艺，乐师诵读诗歌，士人传述言论，百姓议论，商人旅客评议，也是希望天下的平民百姓不压抑他们的情意，然后君臣上下得以没有壅塞。以汉武帝为例，他的征伐，他的重税，他的好大喜功，不亚于秦始皇，而能成为七制之主，他与秦始皇不同的地方，只是因为下情通达罢了。观察主父偃等人上书，早上奏报晚上就被召见；轮台诏书，对于败亡的原因，无不详尽知晓。由此可知，疏通下情，是治理国家的要道。

咨询十二州的州牧说：“重视农事！顺应天时，怀柔远方，亲善近处，敦厚德行，诚信善人，而排斥奸佞之人？这样蛮夷就会顺服。”

舜的时候，在朝中有百官，在外有十二州的诸侯，可以说是众多了。舜在内特别咨询四岳，在外咨询十二州牧，而百官和诸侯没有参与。因为四岳是百官的首领，而十二州牧是诸侯的首领。我通过他们的首领来责成委任，那么他们下属的人自然就会举荐贤才了。这显示出唐虞的制度，上下相互维系，大小相互制约，体制统绪相互继承，君主的治理极其简略扼要而不繁杂。国家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十二州牧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的急务，没有比粮食更优先的。所以告诫他们重视粮食。只有顺应天时，知道如何重视百姓的粮食，就知道如何不耽误百姓的农时。怀柔远方，亲善近处，是指五服诸侯中，从绥服之外还有要荒之地。要荒之地，大概与戎狄蛮夷相接。所以告诫以怀柔远方之道，在于能够亲善近处。称之为柔，那么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近处称之为能，那么无所不尽其力。下文说：“敦厚德行，诚信善人，而排斥奸佞之人，蛮夷就会顺服，这就是怀柔远方、亲善近处的道理。”有德行的人，是敦厚的善人；善人，是诚信的任人。奸佞之人则坚决拒绝，使他们不能进用。自古以来蛮夷之所以不服，常常是因为中原不振，小人趁机邀功生事，妄开边衅。现在只有德行敦厚，只有善人诚信，而奸佞之人不能进用。不仅显示出好恶使蛮夷知道趋向，那么小人即使想生事以开边衅，也没有机会了。这就是蛮夷顺服的原因。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幽王时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谁说中原安强没有可乘之机而蛮夷得以侵陵呢？观察这几句话，诸侯安民、怀柔远方的道理，先后次序，概括无遗。

译已经遗失了。

舜说：“啊！四岳！有谁能努力建立功业，光大帝王的事业，让他担任百官之长，勤勉地施行政事，恩惠地治理民众吗？”众人一致说：“伯禹！让他担任司空。”帝说：“好。啊！禹！你治理水土，一定要在这个时刻更加努力啊！”禹叩头拜谢，向稷、契以及皋陶推让。帝说：“好。你前往就任吧。”

译从这以下都是舜任命九官的内容，所以说“舜”，是为了区别于尧的奋发兴起。“庸”是功绩，“熙”是发扬光大，“帝尧”指尧帝，“载”是事。舜所做的事都是尧的事，以此显示顺从天理的本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虽然是发扬光大尧帝的事，也不是庸碌无为、萎靡不振的人所能做到的，必须是有能力奋发兴起治理功业的人才能做到。所以舜的意思是说，有能够奋发兴起功业、发扬光大尧帝事业的人，我将让他担任百揆之职，以明察政务、顺从各类事务。百揆，是宰相的职位；“亮”是明察，“采”是政务，“惠”是顺从，“畴”是类别。明察政务，是指掌管治典、教典、礼典的人，我都能明察他们。顺从各类事务，是指让他们率领各自的属官，治官有治官的属员，教典也有教典的属员，宰相的职位无所不统辖，所以说“亮采惠畴”。议论宰相本是君主的职责，所以舜在这里咨询四岳，以求得担任百揆的人，这是讨论一位宰相。大家一致回答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伯禹在尧的时候已经担任司空，主管平治水土，已经有功绩了，这个人就可以担任百揆。禹治水的时候，顺着山势疏通河道，施行无为而治，让他担任百揆，本来是他擅长的事。虽然如此，禹的贤能圣明，舜难道不知道吗，却一定要询问呢？为什么呢？因为舜在这里不敢凭一己之意用人，一定要向大众咨询，采纳公论，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有德”。帝说：“好。”于是咨询禹，说：“你平治水土，应当在这个时候更加勤勉啊。”这是遵循以前的功绩来任命他。你既然有平治水土的功绩，现在让你担任百揆，你还应当更加勉励自己，“懋哉”的话，是舜用来勉励禹的。如果禹自恃平治水土的功绩，没有自我勉励的志向，那么以前的功绩就会全部废弃，以后的祸患也不会停止，这怎么配得上是禹呢？又怎么配得上担任百揆的重任呢？尧舜都让司空担任百揆，也就像周朝制度让六卿兼任三公一样。禹拜手稽首，向稷、契和皋陶推让，这显示出他们互相引荐，恭敬谦让，不夸耀自己而嫉妒别人，不压制别人而抬高自己，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的善行一样，怎么会有稷、契、皋陶这样的贤人而禹不推让呢？帝说：“好。”你应当去担任百揆之职啊。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这些百谷。”帝说：“契！百姓不和睦，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推行五教，在于宽厚。”帝说：“皋陶！蛮夷扰乱华夏，强盗奸邪，你担任士师。五刑有相应的服罪，五种服罪有三种执行地点，五种流放有相应的住处，五种住处有三种居所。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允当。”舜因为禹的推荐，这三个人于是凭借以前的功绩而再次任命他们。弃是名字，后稷是官职，黎民在洪水未平定之前，其险阻艰难在于饥饿，所以说“阻饥”。你后稷能够教导百姓耕种收获，使他们得到粮食，百姓之所以不相亲睦，是因为五伦不顺从的缘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称为五伦。五伦不顺从，是说作为父子的人不知道父子之理，以至于互相残害；作为兄弟的人不知道兄弟之理，以至于互相伤害。这些都是不顺从的表现。你契担任司徒之职，教导人伦，对待自己恭敬，不敢怠慢其事；教导别人宽厚，宽容而不逼迫。因为不恭敬则诚意不足以感动人，不宽厚则急迫而使人难以遵从。对自己恭敬，对别人宽厚，那么推行教化的道理就完备了。蛮夷扰乱，中国群起攻劫称为寇，杀人称为贼，在外称为奸，在内称为宄。这些都是蛮夷扰乱华夏的恶行。你皋陶担任士师之职，掌管刑罚来治理他们。五刑有相应的服罪，服是服从的意思。犯某种罪的人服某种刑，所以说有服。五服三就，就是在他所在的地方执行。大罪在原野，大夫在朝廷，士在市场，所以说三就。五流有宅，宅是居住的意思。五种流放的刑罚各有相应的居住地点，所以说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说五种流放的住处各有三种居所。大罪流放到四裔，其次流放到九州之外，其次流放到千里之外，所以说三居。看圣人制定五刑之外，既有五宅，又有三就、三居。如此细致，都是为了周全地体察人情，不曾用固定的法律来衡量人的罪行。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允当，你皋陶使用刑罚，只有明察才能恰当处理人的罪行。因为不明察则轻重大小颠倒错乱，怎么足以恰当处理人情。《易经》的卦象讲使用刑罚如噬嗑、如贲、如旅，有的说明察慎用刑罚，有的说断案致刑，有的说不敢断案，其卦象都取义于离卦，那么使用刑罚的人只有明察最为重要，这是可以知道的。这三段虽然是因为禹的推荐而再次任命，也有先后次序。富裕然后教化，粮仓充实才知道礼节，如果百姓救死尚且不足，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所以先教导百姓播种百谷，然后推行五教。天下不能遵从我的教化，而有强硬不服的人。教化不从，圣人不会就这样停止，一定要有刑罚来辅助教化，然后百姓看到所畏惧的就知道所喜爱的，看到应当避免的就知道应当趋向的。所以先推行五教，然后明正五刑，这是治理的次序。我考察这三段，看到古代的圣人，不以法律已经完备为乐，常常以治理尚未完善为忧，不以平常的事为可喜，而以非常的变化为可虑。尧舜的时候，既然说百姓像可以封赏的百姓一样，现在也有所谓遭受饥荒的，有所谓五伦不顺从的，有所谓

译那些扰乱华夏、成为寇盗、奸邪、内乱的人啊。即使是极其无道的时代，也不过如此罢了。为什么在尧舜的时代，竟然会出现这种非同寻常的变故呢？回答说：在尧舜的时代，像于变那样改过自新、像可封那样值得嘉奖的人，不过是平常的事情罢了。在这些平常的事情之中，忽然出现这类变故，舜对此感到忧虑，认为那些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欣喜，而把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当作值得忧虑的。圣人何曾对此有所忌讳呢？后世的君主，遇到吉祥瑞兆就高兴，称颂宣扬，将其视为非同寻常的事，唯恐群臣不称赞自己。至于水旱灾害、叛逆作乱等变故，则忌讳而不谈，修史的人也只记录吉祥瑞兆，将其当作太平盛世的盛事，又哪里知道后世所谓的非同寻常之事，正是尧舜时代所谓的平常之事呢？

译帝舜在此询问谁能顺承我百工之事？大概一个人的身体，百工所制作的东西都具备，宫室城郭，各有其制度；车服器械，各有其法度。顺承的，就是遵循其制度，谨慎其法度，这是正确的。那些不顺承这些的，有的以至于用奇技淫巧来动摇君主的心，有的漆器不止于用金玉装饰。这就是百工之事之所以贵在顺承，而舜之所以深深在意于此的原因。众人一致推举，认为垂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帝于是咨询垂：“你应当共同谨慎地处理百工之事。”垂不敢当，推让给殳斨和伯与三位大臣。帝认可他的谦逊，不与他争辩：“说去吧，你能够和谐地处理。”帝说：“谁能顺承我上下草木鸟兽之事？上指的是山，下指的是泽。草木鸟兽自有其本性，与圣人何干？如今任命官员来顺承它们，大概是因为王者的政令，斧斤按时进入山林，渔网不入污池。砍伐一棵树，杀死一只兽，如果不合时宜，就是不孝。可见草木鸟兽一视同仁，无所不爱。然而舜让益掌管火，益焚烧山泽，禽兽逃匿，这算是顺承它们的本性吗？”回答说：“这正是顺承它们的本性。如果让鸟兽与草木成为中国生民的祸害，益怎能不驱赶并焚烧它们呢？”众人一致推举，认为伯益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帝咨询益：“你担任我的虞官。”益拜谢叩首，推让给朱虎、熊罴四位大臣。帝说：“好，去吧，你能够和谐地处理。朕虞的职责，只有你能和谐地处理。”有人说：“工和虞，是最微小最卑微的事情，圣人似乎不必在意。”殊不知精粗本末本无二致，圣人以天下为一体，岂有身外之事？其为精者为本，其为粗者为末。不然，工说：“我是工，天下没有一件事不是君主的事。”草木鸟兽说：“我是上下草木鸟兽，天下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君主的财产。”唐虞遵循古制，设立百官，而百官中最重要的是九官，至为简要。工虞的职责，与百揆三礼同等重要，其任命可知自古圣人从未因这是微贱之事而忽视。后世的百工之官尚且知道重视，朕虞之官大概被视为不切实际，废弃而不举者居多。我考察虞廷诸臣，自禹以下，都是全才备德之人，非寻常之辈，大概没有不能施展的地方。舜任命礼乐刑教以及予工、朕虞，终身不变其业。后世人才不及古人，偶尔有一能一节可取者，君主欢喜而任用之。今日让他掌管礼，不久又改命他掌管刑；今日让他掌管刑，不久又改命他掌管教。前职尚未精通，后官又不熟悉，求如古之命官，鲜矣。自舜任命垂为共工以来，竹矢的巧妙，至成周千有余年，仍传为宝物，则其法度之巧妙可知。天下之事，一则精，否则杂，我在舜命九官时见到这一点。

帝说：“咨询！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礼者吗？”众人说：“伯夷。”帝说：“好。咨询伯！你担任秩宗，早晚都要恭敬，正直而清廉。”伯拜谢叩首，推让给防龙。帝说：“好。去吧，要恭敬啊！”

舜任命九官，有时咨询四岳，有时不咨询四岳，大概是因为事情有轻重之分。百揆之任，是宰相之职；秩宗之任，关乎三礼。其事不可与工虞并列，故必须咨询四岳之大臣。稷契臯陶夔龙所掌者，也不轻。为何不咨询四岳？回答说：稷契臯陶既出于禹之所荐，夔龙既出于伯夷之所荐，则其人已可信矣。在此若再咨询，则禹与伯夷之所荐不足信，而君臣之间未免疑猜。舜岂会如此？三礼者，即祀天神，祭地祗，享人鬼。舜问四岳，有典主朕之三礼者，众人推举伯夷。帝说：“咨询伯，你担任秩宗。”秩宗，官名也。宗，尊也。三礼者，人之所尊；秩者，祭之有次序也。如周官谓之宗伯，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是告诫之词。寅者，敬而不敢慢；直者，敬而无所曲；清者，简防以致其诚，如清心简事之清。三礼之重典，祭祀之大事，以一言戒为未足，又以一言戒之。所以谓之寅，又谓之直，谓之直足矣，又谓之清。夙夜者，或早或暮，无时而不寅，无时而不直，不清也。古之祭者，器用陶匏，牲用特牲，苹蘩可荐也，潢潦之水可用也，无非所以荐其诚而已，岂徒为繁文末节、多仪备物之为贵哉？观「夙

译夜晚恭敬谨慎，正直啊清明，想来他的精神端正，简约防闲、纯粹专一而不改变，此时的心，就是天神、地祇、人的心啊。他掌管三礼，难道不足以感动神明而教导百姓恭敬吗？看《吕刑》中说“伯益降下法典，裁断百姓只依据刑罚”，就知道伯益的典礼足以唤起百姓的恭敬之心，从而使他们不触犯刑罚了。伯夷叩头至地，向夔、龙两位大臣推让。帝尧说：“好，去吧，要恭敬啊。”伯夷应当前去，恭敬地处理事务，没有别的言辞可说了。

译帝说：“夔！命令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要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残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歌是用来延长言语的，声音要依据歌咏的旋律，音律要调和声音。八种乐器的声音能够和谐，不互相扰乱次序，这样神与人就能和谐了。”

唐、虞、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在朝廷做官的人，都是天子的同族以及世代为臣的世家大族。孔氏说：“胄，是长的意思。”从嫡长子以下到卿大夫的子弟，周代官制中由大司乐掌管教导国子，用中庸平和、孝顺友爱、恭敬笃实来教育他们，由此可以看出古人掌管音乐的官员都兼管教育。国子大概是因为音乐广大平和、容易接受，通过舞蹈的激烈动作来感动人，其影响深远。孔子说：“人的志向兴起于诗”，就是这个道理。然而音乐的大要，根本在于中庸平和，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强而不残暴，简约而不傲慢，这是道德的中庸平和。将要教导人们具备中庸平和的道德，就必须用中庸平和的音乐来引导他们。人的气质，有刚柔缓急的不同，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使他们疏导自己的气质，统一归于中庸平和。正直、宽厚、刚强、简约这四种，是气质的自然表现。正直而教导他温和，就不会失于直率任性、好揭人短处以为正直；宽厚而教导他庄重，就不会失于放纵散漫；刚强而教导他不残暴，就不会至于暴戾；简约而教导他不傲慢，就不会至于轻忽，这就是道德的中庸平和。然而道德的中庸平和，从哪里来呢？依靠音乐的中庸平和。所以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这是为了根本于人的性情；声音依据歌咏，音律调和声音，八种乐器能够和谐，这是为了考察音乐的度数。根本于性情，是音乐产生的原因；考察度数，是音乐形成的条件。《关雎》的序言说：“诗，是志向所趋向的，在心中叫作志，说出来叫作诗。情感在心中激动，表现在言语上；言语不足以表达，就叹息；叹息不足以表达，就咏唱歌唱。”

由于性情纯正而产生诗，所以说诗表达志向。由此诗表现在歌咏中，所以说歌延长言语。歌者在上面，匏、竹等乐器在下面，这是重视人声。古代制作音乐的人，先在堂上歌唱，所以五声各自依据其延长的言语。大概人声有洪亮细微高低之分，就有宫、商、角、徵、羽五音。所以乐器也依据它而制作。声音有洪亮细微高低，如果没有标准，五声就会失之过度，音乐就不和谐了。所以用十二律来调和它。律有固定的常数，数有固定的尺度，声音的洪亮细微高低，都取法于此。这叫做音律调和声音。八种乐器能够和谐，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单独发出的叫作声，混合配合的叫作音。八种乐器的和谐，不至于扰乱它们的伦理秩序，那么音乐就会纯粹、清晰、连绵不断，音乐就成功了。神与人怎么能不和谐呢？大概天下共同拥有这一种和谐。神有这种和谐，人有这种和谐，万物也有这种和谐。现在用音乐的和谐，就足以感动人的和谐与神的和谐。音乐的功效如此，贵族子弟的道德怎么能不归于中庸平和呢？

夔说：“我敲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

这是夔极力陈述制作音乐的效果，舜说神与人和谐，而夔说音乐的极致，不但能和谐神与人而已。大概八种乐器之中，只有石磬最难调和，《诗经》说“依我磬声”，特意提到磬，是因为石磬难以调和。万物之中，也只有野兽最难感化。现在调和了最难调和的，也就能够感化最难感化的。弹琴而马抬头吃草，弹瑟而鱼出来听，确实有这种道理。这一段解说者认为是《益稷》篇的脱简，在这里。

帝说：“龙！我厌恶巧言令色、败坏行为的人，他们震惊恐吓我的臣民。命令你担任纳言的官职，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诚信。”

堲，厌恶的意思；防说，是巧言令色、奸佞的人；殄行，是断绝君子行为的人，只有这类人能做到，以无为有，以是为非，震惊恐吓我的臣民，所以命令龙担任纳言的官职，传达我的命令，用来沟通上下的情况，防止壅塞蒙蔽的祸患，使巧言令色的人没有机会钻空子。纳言，是把下面的话传达给上面，让在上面的人能够知道臣民的情况，如民歌讽谏之类，没有不全面知道的。传达我的命令，是把上面的话传达给下面，让在下面的人能够知道君主的情况，如道德意志思虑，没有不向下传达的。传达下面的话，既然叫作纳了，传达上面的命令也叫作纳，大概君主的命令有是非，所以百姓有服从违背，纳言的官再把百姓的服从违背情况传达给上面，所以也叫作纳，而这个官职就以纳言为主。然而无论是传出还是传入，没有诚信是不行的，如果传达的人不诚信，那么借百姓的话来欺骗上面的人是有的，假称君主的命令来欺骗下面的人是有的，传达的人既然不足信，那么怎么能让君主和百姓相互信任呢？大体上巧言令色的人，没有哪个时代没有。即使是唐虞那样治理极佳的时期，君子在位，而巧言令色、善于逢迎的人，仍然值得畏惧。怎么能说唐虞的时代就没有这种人呢？只看圣人如何处理他们罢了。如果君主和百姓的情况一旦壅塞不通，那么巧言令色的人就能投其所好。现在既然有纳言的臣子，来沟通上下，君主和百姓相互信任，没有间隙可乘，没有空隙可投，虽然有巧言令色、败坏行为的人，将能施展到哪里去呢？舜任命九官，只有禹、伯夷和益互相谦让；其他人不互相谦让，为什么呢？稷、契、皋陶之前已经担任这个职务了，本来不需要谦让。至于夔和龙是新任命官职，为什么不互相谦让呢？大概知道那个人而谦让，固然不可以；不知道那个人而勉强谦让，只是备礼而非真情。在朝廷的臣子，如垂、益，如稷、契、皋陶，已经被举荐而在位；而殳斨、伯与、朱虎、熊罴之类

译他们的姓名已经上报给天子了。其他人才或许还有不够完善的，夔和龙难道能强行谦让给他们吗？尧舜的君臣关系，只在于真诚罢了。至于伯禹、伯夷所推荐的人，舜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而任命他们；垂、益所推荐的人，舜却没有任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应当根据职位的大小来观察人才的高低。伯禹所担任的，是百官之长（百揆）的重任；伯夷所主管的，是礼仪（三礼）的职责。这些事重大而分量重，他们所推荐的人才，难道是平常之才吗？所以顺着他们的推荐而随即任命是可以的。垂所担任的共工，益所担任的朕虞，这些事相对较小，他们所推荐的人虽然有可用的才能，但舜没有空闲去任命他们。至于任命的言辞，如说“你去吧”，如说“去吧，要恭敬啊”，如说“去吧，你要协调好”，这只是言辞的不同，起初没有其他含义，不必过度穿凿附会。阅读《舜典》这一篇，应当与《尧典》相互参照来看。放齐举荐朱驩，共工举荐其工，四岳举荐鲧，尧都说“唉”；四岳举荐禹，众人举荐垂、益、伯夷，舜都说“好”。难道尧的朝廷都是小人，而舜的朝廷都是君子吗？难道尧朝的臣子都结党营私、依附奸邪，而舜朝的臣子都推举贤良、崇尚善德吗？大概这两篇都记载圣人知人的事迹，智愚贤不肖，都逃不过两位圣人的洞察。有尧的“唉”，然后才有舜的“好”。四凶在尧朝，是大奸大恶之人，自从尧说“唉”之后，小人不得志，等到舜摄政，把先前被“唉”的人流放、放逐、诛杀，至此，小人退位，君子进用。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所谦让的都是贤人，所答应的也没有一个不是贤人。读书的人应当在舜的“好”中知道其原则，自然从尧那里就能明白君子与小人的消长进退，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译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此时要明察天所赋予的职事，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即九年），根据考核结果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使各项事业都兴盛光明，从而将三苗流放到远方。”

舜之前已经分别任命了他们，这里又把他们集合起来一并告诫。就像《尧典》中任命羲和一样，既说分别任命，又说重申任命，又说“咨，你们羲和”。这二十二人，就是禹、垂、益、伯夷、夔、龙这六位新任命有职事的人，加上四岳、十二牧，共二十二人。“钦哉”，意思是恭敬啊。“惟时亮天功”，意思是此时要明察天所赋予的职事。功，就是职事。亮，就是明察。时，就是不失其适宜，各自顺应时机来明察天所赋予的事。大概这不是人的私意所能做到的，都是天意。典，是天所规定的次序；礼，是天所规定的等级；刑，是天所规定的惩罚；服，是天所规定的职分。由此看来，那么凡是在职的官员，无非都是天所赋予的事。既然称为天功，就不可以掺杂人的私意。如果一件事没有把握其时机，从而产生懈怠之心，这是人欲，不是天理。如果一件事不恭敬，从而产生轻慢之心，这是人欲，不是天理。只有做到恭敬，又把握其时机，遵循天的道理，来明察天所赋予的事。你们二十二人，职掌虽然不同，但“恭敬啊，此时要明察天所赋予的职事”的意思，则是一样的。这是舜告诫在朝的大臣，就像成王作《周官》一书，来告诫有官职的君子一样。舜任命官员说：“咨！禹，你平定水土。”说：“咨！益，你担任我的虞官。”说：“咨！伯，你担任秩宗。”以至于任命你掌管音乐，你担任纳言，都是用一句话任命一个官职。到了成周的时代，告诫有官职的君子，则有《周官》一篇的书，又是多么详细繁复啊！由此看来，也可以看出唐虞时代的简朴古朴，而成周时代的各种事务完备，风俗的变化，圣人不得不顺应时代而为之。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是唐虞考核政绩的方法，以三年之久，然后考核一次其功绩，等到九年三次考核，然后根据其功罪来罢免或提拔。明者，或者举荐而加之上位，或者赐予车服，以显扬其功绩，这是明。幽者，或者贬黜到幽暗之地，使其不能显扬，这是幽。那么三年也足够了，又何必更加九年呢？大概事情经过长久才能确定，法度经过长久才能精当。如果让君主求治太急，责效太早，那么奸人就会勉强矫饰，以施展其欺骗，而善人因积久才见功绩的，不幸而被贬黜了。事情从哪里确定？法度又从哪里精当呢？现在，既以三年宽限，又以九年持守，那么奸人虽然想勉强矫饰，以施展其欺骗，能欺骗人于一时，但最终不能在长久安定的日子掩盖其恶行。善人因积久才见功绩的，虽然不能责求于一时，但最终必能在后来成功。到这时再罢免或提拔，那么善恶就得到其实了。《周官》年终则冢宰接受报告，三年大考核群吏的治理而诛赏之，也是这个意思。考察《周官》的法度，接受报告的是冢宰，而三年诏告君王以诛赏的，也是冢宰。我推测唐虞考核的方法，也一定是由掌管百揆的人来做。虽然这篇不可考证，但舜以无为而治，内政责成百揆，外政责成十二牧，难道会因为考核之法而让君主烦劳吗？以成周的法度观察唐虞的法度，推测必定如此。后世如汉代的“上计”，也是其遗留的意思。郡国每年上计，那么其久远近视虞周之法已经远矣。又何况天子亲自接受计簿于甘泉，避免考核欺骗轻慢，甚至颁布诏书督责，以一人之聪明，又怎么足以周知群有司之事呢？

“庶绩咸熙”，可见舜朝都是君子了。“分北三苗”，自从考核罢免提拔之后，各项事业都兴盛光明，只有三苗的恶行不悔改，所以从而将他们流放到远方。流放到三危，是流放他们的君主。现在所说的分北，是分北他们的党羽。解说者认为圣人南面听政天下，分而北之，使之知道所向往教化。靠近清光，就像成周迁徙顽民到洛邑一样。分别善恶之类，分其善恶，使不得杂处。圣人感化移易变化的契机，端有深意存焉。看待天下之人，都在所爱，而其不听从教化的，也只是怜悯而已，何尝有忿疾之心呢？所以凡有贤才而任用之，有善行而褒奖之，是爱；有罪而刑罚之，有恶而贬黜之，也是爱。自非大奸及巨恶，怙恶不悛者，然后诛杀之。然而杀一人而千万人畏惧，杀之者不一二而生之者众矣，这都是为了圣人的爱心。那么分北三苗，岂只是为摈弃诛绝之哉？也是为了使之为善，趋于有生之路而已。圣人的用心，其仁德矣乎？

舜三十岁出生，被征用三十岁，在位五十年，升遐而死。

舜三十岁出生，是在侧微之时。被征用三十岁，是说历经三年试用。摄位二十八年，在位五十年。是说尧崩服丧三年，其一年已在三十之数，又在位为天子者五十年，这是说舜寿一百一十二岁。升遐而死。先儒认为升道南方，谓舜在苍梧之野。或又疑东南不可谓之升，大概升遐曰陟，如“惟新陟王”是也。乃死者作书者以是而释陟方二字，姑阙其疑。大旨则作书者述舜之始终，谓自侧微而至被征用，至在位

译作为天子，从始至终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亏缺不足的瑕疵。到南方巡视时去世，这正是《春秋》记载“公薨于路寝”的用意所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把尧的去世和舜的“陟方乃死”都详细记载下来呢？人的常情没有不把死亡当作忌讳的，却不知道君子以此作为谨慎对待终局的方式。曾子舒展手脚后才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罪责，又说我只需端正地死去，这就够了。唉，这就是所谓顺从命运而接受正命吗？

译帝治理天下，正规划居住，正区分族群〇，于是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饫》。正规划居住，正区分族群〇，这是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厘，就是治理。方设居，方就是根据各地的方位来规划居住，规划居住的原则是：五方的百姓，语言不通，嗜好欲望不同，广阔的山谷和大的河流，制度各异，百姓生活在其中，风俗不同，所以“居”的原则，是用来安顿百姓的，就像《礼记》所说的“衡量土地来建立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百姓，土地、城邑、百姓，必须三者相协调”一样。别生分〇，是指天子树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予姓氏，分封土地并命定氏号，区分他们的出生，使他们知道如何尊崇祖先，划分他们的〇，使他们知道如何凝聚宗族，这是圣人治理天下，各自顺应其适宜之处的做法。像这样的事情，就记载在《汨作》与《九共》九篇以及《槀饫》这些书中。这三句话，就是这几篇文章的序言。这些书既然已经亡佚，其含义就无法强行贯通了。

尚书详解卷二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三

宋 陈经 撰

大禹谟【虞书】

为《尚书》作序的人说：“皋陶陈述他的谋略，禹成就他的功业。后来的君子也效法禹的功业，〇陶的谋略。没有听说禹有谋略。”现在这篇书以《大禹谟》命名，而详细观察所载内容，又都不是大禹的话，不过是“克艰”与“六府三事”这几句话而已。然而这是为什么呢？禹所说的功业，并不是说他不能说话；〇陶所说的谋略，并不是说他没有功业。禹的谋略就是陈述他所能实行的，〇陶的功业就是实行他所能陈述的。陈述他所能实行的，称之为“成就他的功业”是可以的；实行他所能陈述的，称之为“陈述他的谋略”也是可以的。所以作书的人以《大禹谟》命名篇章，可见圣贤的德行不可以从一个方面去探求。况且这一篇虽然伯益、〇陶与帝舜反复谈论，但大要都是因着禹而更唱迭〇。《典谟》之书，先贤曾经认为难以阅读。概观《大禹谟》、〇陶谟、《益稷》三篇的书，无非是君臣相互警戒。解说者认为是保持治理的意思，不足以穷尽帝王君臣的用心。圣人的德行自然应当如此，如果片刻不警戒，就会有间断，就不是纯粹的天德了。《诗经》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不停息。”多么光明啊，文王的德行如此纯粹！孔子说：“我学习不厌倦，而教导不疲倦。”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就像这样啊，不舍昼夜。”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阅读这本书了。

〇陶陈述他的谋略，禹成就他的功业，帝舜重申它。”作《大禹》“〇陶谟”、“益稷”，这是夫子为这三篇书作序的大概意思。已经定下的谋划叫做“谟”，“〇陶矢”陈述他的谋略，如知人、安民等。禹成就他的功业，如决通九州、疏通沟渠等。两位大臣各自依据自己的职责，各自顺应自己的能力，等到他们的谋略与功业已经显扬，而舜还重申它。重申的意思，有重复的含义，是说“〇陶”不可以因为谋略而自恃，禹也不可以因为功业而自足。你的功业多么盛大啊？又说：“我勉励你的德行。”这些都是重申的意思。“〇陶”位居禹之上，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圣人的深意，认为禹的功业尚且不得居于“陈述谋略”的大臣之上，那么就知道从事文墨、议论的大臣，谋划王事、决断国论的人，固然不可以让功臣凌驾于他们之上。由此看来，各位将领的功业，怎么能排在萧何的右边？李愬的功业，岂可越级排在裴度的前面呢？作《大禹谟》《〇陶谟》《益稷》这三篇书，就是由此而来的。舜以没有得到禹、〇陶为自己担忧，禹、〇陶是同功一体的人，而益稷，只是依附大禹来成就功业，因而也能得以命名篇章并继其后。禹、〇之后，那么功业何必争夺？名声何必独占呢？如果怀有至公之心，共同完成天下的事务，那么名声与功业自然就会显扬了。

说：“若考察古代的大禹，说他的文德教命遍布四海，恭敬地承奉于帝。说君主能艰难地做好君主，臣子能艰难地做好臣子，政事才能治理好，百姓才能敏捷地修德。”

文命敷于四海，是作史的人叙述禹的德行，如同尧的放勋，舜的重华。文命，是指文德教命遍布四海，以此来恭敬地承奉尧舜之帝。大概尧舜所期望于禹的，也是希望他的文命遍布四海。禹能使东方逐渐到达海边，西方覆盖到流沙，北方南方都到达，声教终止，那么所以恭敬承奉的方法就尽到了。说：“君主能艰难地做好君主，臣子能艰难地做好臣子，政事才能治理好，百姓才能敏捷地修德。”这就是禹所陈述的谋略，也是这一篇的纲领。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易。君主知道为什么难，而尽到克艰之道；臣子知道为什么不易，而也尽到克艰之道，那么君臣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各自安守自己的位置，政事治理好而百姓敏捷地修德，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君臣之间，安于自己的位置，仅仅足以产生懈怠之心，一旦超出自己的位置而亏缺自己的本分，那么施行于政事，必定有废弃而不举行的，百姓凭什么观望而能迅速修德呢？只有君臣上下，都以克艰为念，日日夜夜在忧勤警畏之中，那么政事没有缺失，合乎公理，当于人心，百姓自然感化迅速，而敏捷地修德。圣贤所说的，都符合内外之道，不分本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