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四十

译为了防范危险的忧虑，所以制定治理的制度，使政教没有缺失，保全国家，使上下没有忧患。这是成王深刻认识到治理之道有无穷无尽的忧患，不因为眼前的苟且安定而自我满足。古今的变化各不相同，治理不能长久维持的，都源于君主懈怠疏忽的心态。用太平的眼光看待太平，而不用混乱的眼光审视太平；用安定的眼光看待安定，而不用危险的眼光审视安定。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个，这都是古人用来制定治理、保全国家的器具。唐尧虞舜考察古制来设立官职，其数量只有百个，大概是因为民风淳朴、事务简单。在朝廷内部，有百揆、宰相的职责，四岳分别掌管诸侯；在朝廷外部，有十二州的州牧和诸侯的首领，都是方伯、连帅的职务。既然说设立官职只有百个，而在朝廷内部特别举出百揆、四岳，在朝廷外部特别举出州牧、侯伯，为什么呢？唐尧虞舜的时代抓住要点来统御细节，所以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没有不有法度的。这也是“王省惟岁”的意思。在内部举荐百揆、四岳这样的大臣，那么朝廷百官的政务就没有不举行的；在外部举荐州牧、侯伯，那么邦国都鄙的政务就没有不举行的。治理的纲领，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各种政务得到和谐，政教礼刑没有不治理好的；万国得到安宁，远近内外没有不安定的。这就是唐尧虞舜设立官职，其治理成效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至于夏商与唐尧虞舜时代不同、事务不同，所以朝廷官职的数量比唐尧虞舜多一倍。唐尧虞舜官职百个，夏商二百个。圣人观察时势的通达变化，来施行典礼。用唐尧虞舜的官职来治理夏商就会荒废事务，用夏商的官职来治理唐尧虞舜就会官职空虚，这是时势不得不然。所以也能成功治理。总之，圣人设立官职虽然多寡各因时势而不同，但其致力于治理的意图则是一样的。虽然如此，记载礼制的言论与《尚书》不合，为什么呢？《礼记》说：唐尧虞舜的官职五十个，夏代官职百个，商代二百个，周代三百个。大概《礼记》出自汉代儒生的记载，应当以周代的官制为准。圣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才。建立政事的关键，不在于官职的多，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大概为人选择官职的，只是取用具备官职而已；为官职选择人才的，必定想要得到合适的人。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只是取用具备官职，称之为旷废官职是可以的。如果不是君王有明德足以明察治乱安危的根本以及邪正贤否的区别，怎么能这样呢？所以说：圣明的君王建立政事。

译如今我小子只恭敬勤勉于修德，早晚都常感有所不及。仰思前代适时训导官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他们议论治国大道，经营邦国，调和阴阳。这些官职不必全设，只看重是否得到合适的人选。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他们辅佐三公推行教化，恭敬明察天地之道，辅佐我一人。

如今我小子，深知治国之道无穷无尽，所以只恭敬勤勉于修德，早晚之间，常感有所不及。然而这三句话，乃是训导官员的根本。只有君主不自以为能，所以不自用而用人，因此设立三公、三孤、六卿，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如果君主自以为能，这就是自用而不用人，三公、三孤、六卿，哪里知道如何择人呢？仰思前代唐、虞、夏、商，训导官员的本意，顺从训导，若也是顺从。迪，是遵循的意思。即前人建立官职的法度，顺从训导而遵循它。那么唐、虞设百官，夏、商设二百官，周设三百六十官，哪里在于能够训导官员呢？大概只有识时务通变化的人，才足以施行古人的法度；不识时务通变化，只拘泥于陈旧的痕迹，虽然效法古人，恰恰是改变了古法。由此可知成王所说的“前代适时训导官员”，是得其意而不拘泥其迹。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公。先儒解释他们说：“师，是天子所师法的；傅，是辅相天子的；保，是保安天子的。”《文王世子》说：“师，是教导各种事务而晓谕以德；保，是谨慎其身而辅佐，使其归于正道。”三公的官职，其职责究竟在哪里？回答说：“议论大道、经营邦国、调和阴阳，是三公的职责。”坐而论道，称为三公。治理国家的人，以道为经，而以政事为纬，这是三公与天子议论大道，上以端正君主的心，起初不处理断狱、听讼、文书、期会等末节。君主的心既正，那么百姓安于下，而人得其和，那么天地之和就应之。所以调和阴阳的责任，在此而已，哪里还像后世灾异之说与纵闭之术，在渺茫不可测之间寻求，而后称为调和呢？三公的职责如此重大，所以官职不必全设，只看重是否得到合适的人。有人就居其位，无人就空缺，不可以非其人而居此位。古人如此重视其官职，重视其官职所以重视其责任。必定能议论大道、经营邦国，必定能调和阴阳的人，然后可以处此位。如果自以为能议论大道、经营邦国，能调和阴阳，以至于君主的心不正，百姓不得其和，日月食，五星失序，水旱相继，妖孽并作，这岂可诬蔑呢？成王在此篇列举三公的职责，至于《周礼》则有六卿而无三公，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古人的深意。三公，是万化的本源，所以无定员，不可以职事言。三公而有职事，那么事一有司而已。古人的意思，不立定员，所以显示有司的职事，皆由三公而出，而三公非有司之职。议论大道、经营邦国、调和阴阳，只是其大者而言罢了。至于太保率领东方诸侯，毕公率领西方诸侯，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这是三公也统辖诸侯。至于乡老、二卿，则公一人。郑康成认为三公内与王论道，中防六官之事，外与六乡之教。这是三公以教化民。以其无所不统，而不可以一职拘之，所以《周礼》不立三公之职。虽然，周的六卿乃三公兼之。《顾命》之书说：“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这是召公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了。只有周公位冢宰，正百官，是以公兼卿。《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自是而后，不知古人建官之深意。汉以太尉为三公，太尉武官也，何以得与三公？又其后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古之卿也，何以为三公？之官名既不正，所以三公皆存其名，而其实不举矣。虽汉人窃其调和阴阳之意，而以灾异策免三公，似矣。殊不知三公而遇灾异，自知其失职而去可也。人主以灾异而策勉之，不惟人主无畏天之诚，反移过臣下，而所以待大臣之礼意，亦已薄矣。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也。特置此三者，所以赞贰三公，而光大三公之化。何以知之？《文王世子》说：“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可见三孤赞贰三公，而光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其天地之道，以辅一人，使人主知所以畏天。公孤之位不同，所以其人才亦亚于公。三公则调和阴阳，是阴阳之权皆在三公。孤则特敬明天地，是以一人而奉天之意。三公

译不称“辅佐一人”，而三孤称“辅佐一人”，这是因为三公是君主的老师，不敢用“辅佐一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这就是三公与三孤不同的原因。

译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领百官，使天下四方均平。司空掌管国家的教化，推广五伦常道，驯服亿万民众。宗伯掌管国家的礼仪，治理神与人，调和上下关系。司马掌管国家的政令，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的禁令，查究奸邪恶人，惩治暴乱之徒。司空掌管国家的土地，安置四种百姓，顺应天时地利。六卿分工负责，各自率领其下属，以倡导九州长官，使亿万民众富足安定。这一章的详细情况见于《周礼》，其大纲则总括于《周官》。冢宰就是《周礼》中太宰的职务，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因此治、教、礼、政、刑、事都兼管。天官的职务与其他官职不同，其他官职只掌管一官的事务，天官却掌管六官的事务，这是宰相的职务。所以说“掌管国家治理”，称为“治”，是综合礼、教、刑、政而言的。统领百官，依据天官，其下属有六十人，哪里有一百个官职？因为兼管六典，所以总称为百官。均平四海，均平就是公平，使四海各自得到公平：贤能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那么贤与不贤就得到了公平；尊贵者不欺凌卑贱者，卑贱者不冒犯尊贵者，那么贵与贱就得到了公平。推而广之，没有哪里不公平。古代的宰相，如称为阿衡，称为平章，都取均平的意思。司徒，是地官的长官，掌管国家教化，用来教导百姓，从尧、舜以来就有，让契担任司徒，以人伦教导百姓，就是这样。敷布五典，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常行之道，颁布其条教来教导他们，扰就是驯服，逐渐教导，而以从容不迫、不急不缓的态度对待他们。宗伯，是春官的长官，掌管国家的礼仪，宗庙祭祀之事，涉及天地神祇、人鬼。所谓“治理神人”，是使神与人的祭祀都合乎道理而不混乱。调和上下，宗伯所掌管的不仅是祭祀之事，如吉、凶、军、宾、嘉五种礼仪，也由其掌管，从而调和上下，使尊卑有别，先后有序，全都和谐而没有乖违争执。圣人的治理，既有教化来教导，又有礼仪来调和，那些不顺从礼教的，于是大的用兵，小的用刑。司马掌管兵戎之事，所以称为政。政，就是矫正天下的不正，所以统领六军来平定邦国。凡是四方诸侯有负隅不服、内外作乱、行为如鸟兽般的，都由司马讨伐。司寇掌管刑禁之事，所以说“掌管国家禁令”，穷究治罪。奸邪恶念，隐藏而难以察觉，就穷究治罪；暴乱恶行已经明显的，就施以刑罚。司空，是冬官，掌管国家土地，之所以继司寇之后，是因为既有教化与礼仪来引导，又有兵与刑来禁止，百姓才开始得以安居，所以司空掌管国家土地，测量土地以安置百姓，使士、农、工、商各不相杂，顺应天时以分配地利，授予他们土地。六卿分工负责，这六卿各自分管其职务，说掌管礼仪的不以刑罚防范，掌管教化的不以事务防范，各自率领其下属，说六官各有下属，六十六位卿作为长官，来率领他们，使他们成为九州长官的倡导者，共同成就民众罢了。内外官员，虽然职务不同，但成就民众的心意是一致的，这又可以看出古人的治理，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如丝线绳索相连，从未间断。举凡郡国之事，总归于州牧侯伯之事，统归于六卿；举凡六卿之事，总归于天子，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又像心对于五脏，五脏对于四肢百体一样。

六年，五服诸侯各来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行，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大明黜陟之法。

上文说的是六卿率领下属的内朝官员。从“六年五服一朝”以下，说的是外朝官员。六年之中，五服诸侯各来朝见一次，到六年才轮遍。《周礼》行人的职务：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周官》上文说六服，群君无不承奉德行，而六年一朝，却说五服，为什么呢？大概是要服靠近蛮夷之地，不必让他们来朝的意思。礼法所治理的有详略之分，而德化所施行的没有远近之别。要服难以控制已久，先王特意制定朝贡之礼，而不必让他们来。所以《武成》记载诸侯助祭，《洛诰》称颂诸侯和会，《康诰》陈述诸侯听从，都只说侯、甸、男、采、卫的君主，而要服不在其中。这是详内略外的意思。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行，再过六年就是十二年之间，五服诸侯已经两次来朝了。所以天子出巡，以省视四方、观察民情。时巡，就像《舜典》所说春巡东方、夏巡南方、秋巡西方、冬巡北方。在四岳考察制度，天子巡行到达方岳之下，考察其制度，恐怕国家有异政，家庭有殊俗，侯邦的正朔，侯邦的礼乐，与王政的正朔礼乐相同吗？不同吗？《舜典》所谓协调时月正日，统一律度量衡的意思是一样的。诸侯在方岳之下朝见，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进爵，无功者贬地黜爵。十二年之中，人情久了容易玩忽，玩忽则变法易令由此而起。所以古代天子巡行，都是为了检察。然而唐虞的制度，五年一巡狩，群后四次朝见；而

译成王则是每六年五服诸侯来朝见一次，每十二年进行一次巡狩。唐尧虞舜的制度，是每九年考核一次政绩；而成王则是每三年统计群吏的治理情况。这些都是圣人能够洞察时势、知晓变通，因为时代有古代和现代之分，事务有繁杂和简单之别，所以他们的制度也就不能相同了。

译成王说：“唉！凡是我那些担任官职的君子们，要敬重你们所主管的事务，谨慎地发布政令。政令一旦发出，就要坚决执行，不要反复无常。用公正之心灭除私欲，百姓就会真心归附。”

从“大明黜陟”到“而上皆法制也”，讲的是关于升降官员的制度；从“凡我有官君子”往下，都是告诫劝勉的话。先王对待官吏，从头到尾无不详尽。假如我只用法制来对待他们，而官吏的行为超出了法制的范围，那该怎么办呢？先王在法制之外，又有谆谆的告谕教导，使诚意深深浸润在士大夫的心中，这样法制才不会成为虚设。所谓“凡我有官君子”，指的是大夫以上的高官。“钦乃攸司”，意思是各自要谨守你们的职责。假如担任冢宰，却不能统率百官、均衡四海，那就是冢宰失职；假如担任司徒，却不能推广五常之教、安抚万民，那就是司徒失职。至于宗伯、司寇，以及外地的诸侯，没有不是这样的。“慎乃出令”，是指在政令尚未发出之前，要极力审慎考虑。等到政令已经发出，就要有始有终，不再反复。如果政令像反悔出汗一样反复无常，百姓就会疑惑而不信任了。那么，政令发出后如果利于百姓，不反复是可以的；政令发出后如果不利于百姓，难道可以不纠正吗？回答说：“慎乃出令”，是在政令未出之时，极力谨慎，那么就能审察利害，必定是利于百姓而没有害处的。大凡人的常情，不知道在政令未出时谨慎，只知道在政令发出后反复，那么怎么向天下人显示信用呢？“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百姓心中既然知道有至公的道理，这就是所说的“公正则喜悦”。公正则统一，私欲则千差万别。因为公正，所以自己的心自然能与百姓的心相合，怎么会不统一呢？因为私欲，所以所见各不相同，怎么会不千差万别呢？用公正灭除私欲，那么所谓敬守职责、谨慎发令，就没有哪一处不是出于公心的了。

学习古人的道理，然后进入官场，依据法度来商议政事，政治就不会迷惑。你们应当以常道作为师法，不要用巧言乱政。心存疑虑会败坏谋略，懈怠疏忽会荒废政务，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成王知道担任官职的君子，其根本源头，都在于学习古人的道理，然后才可以进入官场。因为能够多识前言往行，能够推究事物的原理，那么见到事情自然明白，所以能够依据法度商议政事，所以能够以常道为师法。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叔向批评他说：“从前先王依据法度商议政事，不制定固定的刑法条文。”那么“议事以制”，就是指不拘泥于固定的法律，根据时势的适宜，商议其可行与否而制定措施。能够通达时势的适宜，那么处理事情就没有不恰当的。那些对常道感到迷惑的人，记载在典籍中的常道，是可以共同遵守的。以常道为师法，就是遵循古法。既通达当今的适宜，又遵循古法，如果不是学习古人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成王既然展示了学习古人的好处，又告诫不学习的过失。凡是用巧言乱政的，心存疑虑败坏谋略的，懈怠疏忽荒废政务的，都是不学习如同面对墙壁的缘故。巧言的人，是辩才佞巧之人，自作聪明以扰乱旧章。大凡人知道常道值得效法，那么其人必定厚重，必定宽大。不知道常道值得效法，出新意以变法乱政的，必定是巧言之人。所以说：“不要用巧言乱政。”心存疑虑必定败坏谋略，因为人心务求公正明白，如果内心怀有猜疑，那么心必定昏昧，用它来谋划事情必定不好，所以说败坏谋略。舜之所以百志惟熈，是因为他对于可疑的谋略不予施行。唐德宗之所以任用奸邪而不任用君子，是因为他多疑的缘故。懈怠疏忽荒废政务，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则在于恭敬。如果萌生一丝懈怠疏忽之心，那么今天废弛一件事，明天废弛一件事，事情不被举行的就多了，这难道不是荒废政务吗？这几种情况，巧言、疑虑、懈怠，都根源于不学习。学习就有见识，必定不会巧言，不会疑虑，不会懈怠。人到了不学习的程度，就像面对墙壁一样，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怎么能不巧言、不疑虑、不懈怠呢？用不学习的人来处理事务，那么胸中杂乱无章，事务的千变万化，纷乱在心中，这就是烦乱的原因。用明理的人处理事务，投入纷扰而不乱，处于极难之境而不惧，因为道理早已在胸中确定。那么学习可以停止吗？成王所得到的，自从他学习有缉熙于光明，恭敬止于至善，所以如此。

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劳。只有能够果断决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地位不期望骄横，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美德，不要承载你们的虚伪。修德则心神安逸，日日进步；作伪则心神劳苦，日日拙劣。身处尊宠要想到危险，没有不应当畏惧的。不畏惧就会陷入危险。

前面的话，凡是我那些担任官职的君子，是连同卿大夫一起告诫的。这里说“戒尔卿士”，则是专门指向六卿告诫。六卿职位尊贵，所掌管的事务非常重大。功业的崇高，在于立志；事业的广大，在于勤劳。大概你们卿士所应当做的，对上尊崇君主，对下庇护百姓，哪一项不是功业呢？从已经完成的方面来说，称为功；从开始修习的方面来说，称为业。志，是指所向往的目标。所期望的大，那么功业必定大，比如伊尹居住在莘野，有使君主和百姓像尧舜一样的志向。勤，是勉力修习，没有间断。所勤勉的不懈怠，那么事业必定广大，比如周公仰天思考，夜以继日，这就是勤。勤劳所以成就这个志向，不是在勤劳之外另外有功业。然而志和勤，其关键则在于果断。大概心存疑虑所以……

译败坏谋略，而犹豫不决的人不足以成就事业。志向不果断就无法确立，勤奋不果断就容易疲倦。决断在于必须去做，而不看到艰难辛苦之后的祸患，那么功业没有不崇高而广博的。至于不担忧后来艰难的人，是因为他们不觉得那是困难。虽然如此，知道有志向、有勤奋的人，是果断的。然而身处富贵之地，如果不是独立而有见识的人，很少有不被骄奢淫逸所改变的。大概人只有一颗心，不这样，就那样，对此有所重视，必然对彼有所轻视。所以又用骄奢淫逸来警戒他们。地位不期望骄傲，而骄傲自然产生；俸禄不期望奢侈，而奢侈自然到来。这是世俗的常情。不被骄奢淫逸所改变的人，是君子特立独行的表现。想要不骄傲，不如恭敬；想要不奢侈，不如节俭。然而恭敬节俭难道可以用声音笑貌来表现吗？恭敬节俭如果用声音笑貌来表现，那就是刻意做善事来求取名声，而不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德，是自我获得的。恭敬节俭自我获得，那么善行就出于本性，哪里容许有虚伪的行为呢？德与伪，虽然都表现为恭敬节俭，但之所以恭敬节俭的原因却不同。卿士应当致力辨别，善根植于本性的自然，而不是可以刻意做出来的。恭敬节俭出于德的人，那么他的心胸宽绰有余，心胸宽广身体安适，心境安逸日子美好，如此广大。恭敬节俭出于虚伪的人，那么他的心胸焦灼而不安宁，忧愁而不安定，心境劳苦日子拙劣，如此狭隘。人们起初做虚伪的善事，本来是为了求取名声邀取赞誉，却不知道有心境劳苦日子拙劣的情况存在。那些不刻意做善事，而善根植于本性本来不追求心境安逸日子美好，却自然有心境安逸日子美好的道理。君子在这里，应当有所抉择了。居安思危，是说德胜过禄，虽然高位而不危险，虽然满盈而不溢出。禄胜过德则必然有危险的道理。当处于安定的时候，常常思考导致危险的原因，那么战战兢兢自我持守而没有不敬畏的了。只有知道敬畏的人，最终才可以无所畏惧；不知道敬畏，那么祸患将接踵而至。这难道不是进入畏惧的状态吗？成王告诫卿士，开启他们向善的端绪，又断绝他们做不善之事的道路。当时听到他训诫的人，知道如何洗心涤虑了。

译推举贤良，让位于能，众官才能和谐。如果不和谐，政事就会杂乱，就要举荐能胜任其官职的人。只有你的能力与职位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那就是你不称职。

这又是告诫他们要互相谦让。凡是人能够谦让的，是因为他有乐善好施的心；人之所以不能谦让，是因为他有忌贤妒能的心。人如果有忌妒之心，那么别人也会忌妒他。彼此互相忌妒，哪里会有和谐呢？人如果有推贤让能的心，那么别人也会谦让他。就像禹、稷、皋陶互相汲引推荐，不结党营私；像晋国的范宣子谦让给他的下属，大家都谦让，哪里会不和谐呢？至于不和谐，那么在官职上就没有善政，政事就会杂乱无章。天下的事，善恶无不在于自身。如果卿士所举荐的人能胜任其官职，那是卿士也有能力。所举荐的不是合适的人，这是卿士没有尽到责任。善与不善，被举荐的人在于他人，但举荐的人在于自己，这也是自身的善与不善。作为卿士，怎么能不谨慎地举荐人才呢？

王说：“唉！三公和大夫，要敬重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务，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百姓长久安乐，使万邦没有厌弃。”

《周官》这一篇，成王告诫有官职的君子，告诫卿士，言辞各不相同，但其根本和细节无不详尽具备。到这里又总结告诉他们说：“唉！三公，就是司士、司禄、司牧，以及次于卿的大夫，要敬重你们所居的官职，治理你们所掌管的政务，辅佐你们的君主，以安抚百姓，使万邦不厌倦于我周朝。”成王的意思是，上文告诉你们的，其大要就在这里。作为君主，以安抚百姓为要；作为臣子，以辅佐君主、安抚百姓为要。使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恩泽，那么你们有官职的君子、卿士就是称职的。

成王讨伐东夷，肃慎来祝贺，命令荣伯作《贿肃慎之命》。东夷就是淮夷。讨伐东夷，与肃慎有什么关系，而肃慎来祝贺呢？大概是因为畏惧威势而感怀恩德。如果成王讨伐东夷，在兵戎之间逞心快意，以邀功为目的，那么肃慎氏怎么会感怀他呢？到了这里，又可以看出诘责你们的军队，以登上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其效果就是这样。王命令荣伯作《肃慎之命》。荣伯，是畿内的诸侯入朝为王的卿士，是周的同姓。成王用币帛赏赐他，用来嘉奖他远道而来的心意，而抚慰他慕义的诚心。所以有《肃慎之命》，而荣伯实际作了这篇。记载这篇的书已经亡失了。肃慎氏就是东方的夷人。

周公在丰邑，将要去世，想要葬在成周。周公去世，成王葬他在毕。告知周公，作《亳姑》。

周公已经退老，不回到鲁国，而在丰邑，周公虽然退老，但他的心还在。周使成王在政事之间有所谋度咨问，不是说既退老就忘记成王。将要去世，想要葬在成周。成周就是顽民所迁之地，洛邑。商民服从周公的教化已久，师保万民，百姓感怀他的恩德。所以在垂死之际想要葬在成周，是为了维系商民的心。大臣在进退死生之际如此不随便。在退老之日不忘其君，在将死之后不忘乎民，这是周公的心始终属于周家。周公去世，成王葬他在毕。毕，是文王、武王墓所在的地方。成王不敢以臣礼对待周公，所以葬他在文武之墓。这也可见成王尊德乐道的心意。既葬之后，致告周公以葬毕之事与乎迁奄之事，而作《亳姑》之篇。《亳姑》就是蒲姑。周公此前想要迁奄君于蒲姑，至此告知他已经迁了。夫子序书，数言之间而周公进退死生之义得其正，成王尊德乐道之意为有加，可谓辞约而理尽。《亳姑》之书也已亡。

尚书详解卷四十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一

宋 陈经 撰

君陈【周书】

以圣人而继圣人，那么其治理就容易；以贤人而继圣人，那么其治理就困难。东郊成周的顽民，周公在则由周公治理，周公既死，而以君陈继其后，这是以贤人而继圣人。自作聪明的人，容易因纷更而改变前人的法度；不知自勉的人，容易因怠弛而毁坏前人的法度。成王选择其令德孝恭之人，有如君陈者代之，那么其人必慈祥恺悌，必不至于自作聪明以变法。然而贤人之于圣人，其所到必有浅深，苟不知自勉于为德，那么前圣之法度不能以自明。所谓守法者，又不是特指循常袭故。故此篇大抵欲君陈懋昭周公之训，式时周公之猷。训惟日孜孜，又曰周公之丕训而孜孜继之。以尔克敬，典在德，能懋昭，能式，能孜孜，能敬典，那么周公之训在我运用酧酬，而不为区区陈迹而已。

周公既死，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成周之时，分民社之寄者固多矣。曾未有见于此经者，而东郊之任命君陈，特作一篇。盖重周公之所营也。重周公之所营者，重商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