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九
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
此以下乃▯侯举先王之谟训以告众人，折羲和之罪也。嗟叹辞也。嗟我有众之士，圣有谟训，谓其谋之已定，可以垂训将来者也。明征，以其昭然可验，定保者，谓其可以定国而安民。先王克谨天戒，即此谟训也。人主无所畏，惟当畏天，故凡有灾异，皆天所以谴戒人主。先王能谨惧知畏，为之臣人者，则当有以常宪。常宪者，常法也。谨法守所，在常有之而弗失，不出其位也。百官各修其职，以辅其君之阙政，则人君之徳明而又明矣。今羲和以湎淫废其所司之职，日食不知，是使君不得以警天戒也。是为臣而不克有常宪，不能修辅也。
译百官各自修明职事以辅佐君主，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日益光明。」
这以下是周公列举先王的谋略训诫来告诫众人，以此折服羲和的罪行。这是感叹之辞。感叹啊，我众多的士人，圣明的先王有谋略训诫，是说他们的谋略已经确定，可以垂范训导后世。明征，是因为它昭然可验；定保，是说它可以安定国家、安抚百姓。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就是这些谋略训诫。人主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只应当畏惧上天，所以凡是出现灾异，都是上天用来谴责警戒人主的。先王能够谨慎恐惧、知晓畏惧，作为臣子的人，就应当有所遵循的常法。常法，就是常规的法度。谨慎守法，安守本分，拥有常法而不遗失，不越出自己的职位。百官各自修明自己的职事，来辅佐君主的缺失政事，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光明而又光明。如今羲和因为沉湎淫乱而废弛他所主管的职事，日食却不知道，这使得君主不能借此警戒上天的告诫。这是作为臣子却不具备常法，不能修明职事以辅佐君主。
毎嵗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有常刑。
先王之时，毎嵗之首，孟春之月，遒人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朝路，曰：「官师相规，谓百官之众，皆当相规正其失，不可为雷同诡随。人苦不自觉，尔既不自知其过，不得他人以正之，则谄谀成俗。」▯陶谟所谓「师师是也」，不特相规而已，工执艺事以谏。又于百工之中，各以其艺而谏上，如蒙瞽献诗，虞人献箴之▯。人人能如此，则掌礼者以礼谏其君，掌乐者以乐谏其君，天下不过数事，而人主之身可以事事无过举矣。其或不恭，谓不能相规而执艺以谏者，▯有常刑。先王之意，惟恐夫人怠心易生，戒心易忘，于嵗之初而警之，如此其严。君臣之际，常在警戒之中矣，天下何忧不治？今羲和掌天地之官，而日食之变，不知在先王之常刑，不容赦也。余读此章，有以见从谏为帝王之盛徳。古者有三公，朝夕纳诲，无所不谏。其下至于百工之贱，皆得以官言事，犹以为未足也。又且使庶人谤，商旅议，采之刍荛，询之衢室，犹惧其怠于职而不谏也。且设为之刑以驱之谏，若▯有常刑，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夫惟如是，而后君臣上下无有▯情，而人主以一身立于无蔽之地。后世去古既逺，一切反先王之政，不谏者有刑，而后世谏者反刑之，甚者设为监谤，至有天下以言为讳者。临川王公作《谏官论》，且谓今之谏官，乃天子之所谓士，其责则天子之三公，上聴之而改，故士得以制命其上。呜呼，此岂先王本意哉？
惟时羲和颠覆厥徳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上文言先王之法，如彼此章，言羲和之所以戾于先王之法者如此。人莫不有徳而羲和颠覆之，徒以沉乱于酒之故，所以畔其所居之官，离其所守之次，始扰乱其在天之纪，逺弃其所司之事。酒之为害也，如此。季秋月朔，日月相防，谓之辰，辰当集于房星。今也不集于房参差而不合，日食可知矣。日食之大变也，羲和掌天地之官而不预知，其仓卒之际，瞽者乐官进鼓，天子伐鼓于社，啬夫主币之官驰取币以礼天神，庶人凡众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羲和于此时尸其官，若无所闻，若无所知，是其昏迷于天象如此，宜其犯先王之诛，欲赦之而不可赦也。然则羲和以沉乱于酒之故，自后世视之若细事也。至于六师讨之，周人羣饮罪至于杀，是何古人之刑反重于后世乎？曰：古人之刑，古人之教化也。后所谓刑者，无非与民争利而已。此古人之刑，非后世之所及也。
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徳，烈于猛火，殱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自此以下乃告众士之辞也。遂举政典之书。政典者，如《司马法》之▯司马掌邦政，其书言用师之事也。先时后时，谓师行不以纪律，皆杀之，无赦。今我以尔有众，奉将天之罚，谓讨有罪也。尔众士当同力以助王家，庶防辅弼，我以敬奉天子之命。观此篇之书，其始也，举先圣之谟训；次举政典；次言天罚；又言王室与天子之威命。可见征伐之重，皆考之先王，质之天意，承之其君，非有一毫之私意也。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谓火之炎于昆山之冈，不择玉石而皆焚之，况于天吏有过逸之徳，尤酷烈于猛火乎？天吏为天所使，行天罚者是也。此言兵威所过，杀伤易至于枉滥。今当择其罪之魁者治之，其胁从者勿问，庶防无有玉石俱焚之患。旧染之俗，与羲和同恶者，皆与之更始。此王者之兵也。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大抵军事以严终，当以威为主。威非惨酷之谓，即严毅也。爱非仁爱之谓，即姑息也。当用兵行师之际，不以严为
译每年孟春之月，遒人摇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告诫，百官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此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就有固定的刑罚。
先王时代，每年年初，孟春之月，负责宣令的官员遒人，摇动木铎在朝廷道路上巡行，说：“百官师长互相规劝，是说众多官员都应当互相纠正过失，不可以随声附和、诡诈顺从。人苦于不能自我觉察，你既然不知道自己有过错，如果不让他人来纠正，那么谄媚阿谀就会成为习俗。”陶谟所说的“师师”就是这个意思，不仅仅是互相规劝而已，工匠也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又在百工之中，各自凭借自己的技艺来劝谏君主，比如盲人乐官献诗，虞人献箴言之类。人人都能这样，那么掌管礼仪的就用礼仪劝谏君主，掌管音乐的用音乐劝谏君主，天下不过几件事，而君主的自身就可以做到事事没有过错了。如果有不恭敬的，说的是不能互相规劝而执掌技艺来进谏的人，就有固定的刑罚。先王的心意，只是担心人们怠慢之心容易产生，警戒之心容易遗忘，所以在一年之初这样严厉地警示他们。君臣之间，常常处于警戒之中，天下有什么可担忧治理不好的呢？如今羲和掌管天地之官，而日食这样的灾变，不知道在先王的常刑中，是不允许赦免的。我读这一章，由此看出听从劝谏是帝王的盛德。古代有三公，早晚进献教诲，没有什么不劝谏的。其下至于百工这样低贱的人，都可以凭借官职议论政事，还认为不够。又让平民批评，商人旅客议论，采集草野之人的意见，在街市询问，还担心他们怠慢职守而不劝谏。并且设立刑罚来驱使他们劝谏，比如“有常刑”，臣下不匡正君主，其刑罚是墨刑。只有像这样，然后君臣上下没有隐瞒之情，而君主凭一己之身立于没有遮蔽的地方。后世距离古代已经很久，完全违背先王的政令，不劝谏的人有刑罚，而后世劝谏的人反而被处以刑罚，更严重的设立监谤之官，以至于天下以言论为忌讳。临川王公作《谏官论》，并且说现在的谏官，是天子所谓的士，其职责却是天子的三公，上面听从并改正，所以士得以制约他的上级。唉，这难道是先王的本意吗？
当时羲和败坏他的德行，沉溺于酒而混乱，背离官职离开岗位，扰乱天象纲纪，远远抛弃他的职责。于是季秋之月的初一，日月没有在房宿会合。盲人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平民奔走。羲和尸位素餐，没有听闻知道，对天象昏迷无知，从而触犯先王的诛杀。上文说先王的法令，像这一章一样，说羲和违背先王法令的原因就是这样。人没有不有德行的，而羲和败坏了它，只是因为沉溺于酒而混乱的缘故，所以背离他所居的官职，离开他所守的岗位，开始扰乱他在天上的纲纪，远远抛弃他所主管的事务。酒的祸害，就是这样。季秋之月的初一，日月相合，叫做辰，辰应当在房宿会合。如今不在房宿会合，参差而不合，日食就可以知道了。日食是大灾变，羲和掌管天地之官而不预先知道，他在仓促之间，盲人乐官进鼓，天子在社庙击鼓，啬夫这位主管币帛的官员奔驰取币以礼敬天神，平民众人奔走以供救日之役。羲和在这个时候尸位素餐，好像没有听到，好像不知道，他对天象昏迷无知就是这样，适宜他触犯先王的诛杀，想要赦免他而不可赦免。那么羲和因为沉溺于酒而混乱的缘故，从后世看来好像是小事。至于六师讨伐他，周人聚众饮酒的罪以至于杀头，为什么古人的刑罚反而比后世重呢？回答说：古人的刑罚，是古人的教化。后世所谓的刑罚，无非是与民争利罢了。这古人的刑罚，是后世所不及的。
《政典》说：“先于规定时间到达的，杀无赦；后于规定时间到达的，杀无赦。”现在我凭借你们众人，奉行天罚。你们众士同心协力辅佐王室，希望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命。火在昆冈燃烧，玉石一起被烧毁。天吏放纵的德行，比猛火更烈，诛杀他们的首恶，胁迫跟随的不治罪。旧日沾染污浊习俗的人，都给予他们新的开始。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士，要努力警戒啊！
从这里以下是告诫众士的话。于是举出《政典》的书。《政典》，像《司马法》一样，司马掌管邦国政事，其书讲述用兵之事。先时后时，是说军队行进不遵守纪律，都杀之，无赦。现在我凭借你们众人，奉行天的惩罚，是说讨伐有罪的人。你们众士应当同心协力帮助王家，希望辅弼，我恭敬地奉行天子的命令。看这篇书，起初，举出先圣的谋略训诫；其次举出《政典》；再次说天罚；又说王室与天子的威命。可见征伐之重，都考察先王，质询天意，承奉君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火在昆冈燃烧，玉石一起被烧毁。是说火在昆山之冈燃烧，不选择玉石而都烧毁，何况天吏有过放纵的德行，尤其酷烈于猛火呢？天吏是天所派遣，行天罚的人。这是说兵威所过，杀伤容易至于枉滥。现在应当选择罪行的首恶治之，那些胁迫跟随的不要问，希望没有玉石俱焚的祸患。旧日沾染的习俗，与羲和同恶的人，都给予他们更始。这是王者的军队。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大抵军事以严酷终结，应当以威严为主。威严不是惨酷的意思，就是严毅。仁爱不是仁爱的意思，就是姑息。当用兵行师之际，不以严为
主，而反拘于姑息之爱，则其所伤者必众，则反失其爱也。如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列卒，败于▯是也。威爱各施于其所当用而已。若泥于言而不明古人之意，则“威克厥爱”岂非流于惨酷者欤？其尔众士懋戒哉！当勉之而致其戒，庶乎其有成功也。
译作为君主，如果反而被姑息纵容的爱心所束缚，那么他所伤害的人必然众多，反而就失去了真正的仁爱。就像宋襄公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结果在泓水之战中失败，就是这样的例子。威严与仁爱，各自施加在应当使用的地方罢了。如果拘泥于字句而不能明白古人的本意，那么“威严胜过仁爱”难道不是会流于残酷吗？你们众位将士要努力警戒啊！应当勤勉努力并达到警戒的程度，大概就能取得成功吧。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厘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此数篇皆逸书，有其义而亡其辞。自契至于成汤，十四世而八迁都，至汤始居亳邑，从先王之居。先王即帝喾，契之父也。帝喾居亳，至汤复徙居焉。作《帝告》《厘沃》二篇之书，所言皆汤始居亳之事也。厘，治沃土也。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汤是时为夏方伯，赐之弓矢，然后得以专征伐，故曰汤征诸侯。葛伯以不祀之故，而汤始征之。古人以祀事为重，既不祀，则是不有宗庙神只矣，故汤始征之。汤之征伐，自葛而始。观孟子所载，遗之牛羊，使亳众徃为之耕，汤之所以待葛伯者纾迟不忍如此。及葛伯杀其童子，而罪不可赦，于是乃征之。则汤之于诸侯，岂有意乎取之哉？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汤之得伊尹也，进之于桀，其意若曰：桀虽不道，使其一旦改过，听伊尹之言，则功遂可以及天下，岂非汤与伊尹之本心哉？伊尹徃来两国之间，就汤者五，既而去之，就桀者五。圣贤不夏商其心，而天下其心如此，曷常有意于利而取之？及其丑夏归亳，伊尹决知其不可救矣，故为是相汤伐桀之谋。入自北门，遇鸠方二臣，意其所言者，必丑夏之事。夏既不可救，则不得已而相汤以救生民于涂炭。惜乎此二篇之书亡，不得以见伊尹与鸠方所言之事也。
尚书详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
宋 陈经 撰
汤誓【商书】
读此篇，有以见圣人处君臣之变、时中之义。葢不可以常理论也。有天地、男女、父子，而后有君臣名分，葢不可逾越。见路马者必式，齿君之路马者有诛，其严如此。不如是，则乱臣贼子皆有觊觎窥伺之心，三纲沦、九法斁，而人纪不立矣。虽然，天生民而立之君者，正为司牧吾民设也。乃有恃富贵之权，谓天下莫吾敌，借是而肆其恶于民，使生民涂炭，无所告诉，则人纪之不立，抑又甚矣。由前之説，则君为重，若春秋之法，君将不言帅师，是也。由后之説，则民为重，若孟子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也。天下之理有常有变，中智以下当安其常，尽其变而能不失其常者，惟圣人能之。故曰「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簒也。此篇之意大槩以顺天而举事，无所利于其间。桀之罪，天所弃也；汤之徳，天所命也。天弃桀而汤不有以伐其罪，天命汤而汤不有以承其休，则汤之罪殆与桀等。惟圣人于此深见天命之去就，天人本一理，圣人把作一事。防后世徃徃分天人作两件事，皆其诚意有未尽处。设使天命在桀，犹有眷之之意，则汤当退而就臣子之位，汤之本心也。惟其不然，所以不得已而为称乱之举。虽然，天道圣人何从而卜之？曰：以人事卜之。汤之所以卜天意者，以贤者之心，斯民之心，天心即贤者之心，即斯民之心也。自伊尹丑夏归亳，攸徂之民，室家相庆，观之则天意可见矣。不然，妄为托天以神其事，则莽、卓、曹操、司马懿之流，亦皆借天以为辞矣，何足以为汤。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可见君臣无异谋。聿求元圣，与之戮力。説者谓孔子序《书》，先言伊尹，以伐桀之谋出于伊尹而不出于汤，果若是，则伊尹教汤为称乱之事，汤独无所任其责乎？不必如此泥。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桀都安邑，鸣条在安邑之西。先儒以为出其不意，恐未必然。升道从陑，葢用兵行师，自然取其地利故也。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汤称王，则比桀于一夫。汤已受
译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汤开始居住在亳地，遵循先王的居住之地。撰写了《帝告》、《厘沃》。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撰写了《汤征》。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朝，既然厌恶夏朝，又返回亳地。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撰写了《汝鸠》、《汝方》。
这几篇都是散佚的书，有它们的含义而丢失了文辞。从契到成汤，历经十四代而八次迁都，到汤才开始居住在亳邑，遵循先王的居所。先王就是帝喾，是契的父亲。帝喾居住在亳，到汤又迁徙居住在那里。撰写《帝告》《厘沃》两篇书，所说的都是汤开始居住在亳的事情。厘，是治理沃土的意思。
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汤当时是夏朝的方伯，被赐予弓矢，然后得以专断征伐，所以说汤征讨诸侯。葛伯因为不祭祀的缘故，而汤开始征讨他。古人把祭祀之事看得很重，既然不祭祀，那就是不敬奉宗庙神灵了，所以汤开始征讨他。汤的征伐，从葛伯开始。看孟子所记载的，赠送牛羊，让亳地的百姓去为他们耕种，汤对待葛伯如此宽缓不忍。等到葛伯杀死了那个童子，罪行不可赦免，于是才征讨他。那么汤对于诸侯，难道有意要夺取他们吗？撰写《汤征》。伊尹离开亳地前往夏朝，既然厌恶夏朝，又返回亳地。汤得到伊尹后，把他推荐给桀，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桀虽然无道，假使他一旦改过，听从伊尹的话，那么功业就可以遍及天下，这难道不是汤和伊尹的本心吗？伊尹往来于两国之间，投奔汤五次，既然离开他，又投奔桀五次。圣贤不把夏商当作自己的私心，而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何曾有意于利而夺取它？等到他厌恶夏朝返回亳地，伊尹决断知道夏朝不可救药了，所以为此辅佐汤讨伐桀的谋划。从北门进入，遇见鸠、方两个臣子，推测他们所说的，一定是厌恶夏朝的事情。夏朝既然不可救药，那么不得已而辅佐汤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惜这两篇书丢失了，不能得以看见伊尹与鸠、方所谈论的事情。
尚书详解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
宋 陈经 撰
汤誓【商书】
读这篇，可以从中看到圣人处理君臣关系变化、时中道理的义理。大概不能用常规的理论来衡量。有了天地、男女、父子，然后才有君臣的名分，大概不可逾越。看见路上的马一定要俯身扶轼表示敬意，对国君路上的马不敬的人会被诛杀，其严厉如此。不这样，那么乱臣贼子都会有窥伺觊觎之心，三纲沦丧、九法败坏，而人伦纲纪就无法确立了。虽然如此，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设立君主，正是为了管理百姓而设置的。如果有仗着富贵权势，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自己，借此而对百姓肆意作恶，使百姓陷入水火，无处申诉，那么人伦纲纪无法确立，就更严重了。按照前面的说法，那么君主为重，就像春秋的法则，国君将不说率领军队，就是这样。按照后面的说法，那么百姓为重，就像孟子说“百姓最贵重，国家次之，君主最轻”，就是这样。天下的道理有常规有变化，中等智慧以下的人应当安守常规，穷尽变化而能不失常规的，只有圣人能做到。所以说“可以让他站立，未必可以让他权衡”。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的志向，就是篡位。这篇的大意大概是以顺从天意而举事，其中没有私利。桀的罪过，是上天所抛弃的；汤的德行，是上天所任命的。上天抛弃桀而汤不讨伐他的罪过，上天任命汤而汤不承受他的休美，那么汤的罪过大概与桀相等。只有圣人对此深刻洞察天命的去留，天与人本是一理，圣人把它当作一件事。防止后世往往把天与人分成两件事，都是他们的诚意未尽之处。假使天命在桀，还有眷顾他的意思，那么汤应当退而处于臣子的地位，这是汤的本心。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不得已而做出称乱之举。虽然如此，天道圣人从哪里占卜呢？回答说：通过人事来占卜。汤用来占卜天意的，是以贤者的心，百姓的心，天心就是贤者的心，就是百姓的心。自从伊尹厌恶夏朝返回亳地，前往的百姓，家中互相庆贺，观察这个就可以看见天意了。不然，妄自托名上天以神化其事，那么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懿之流，也都借上天作为借口了，哪里足以成为汤。
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地上升，于是与桀在鸣条的野外交战，撰写《汤誓》。伊尹辅佐汤讨伐桀，可见君臣没有不同的谋划。寻求大圣，与他共同努力。解说的人认为孔子编排《尚书》，先说伊尹，因为讨伐桀的谋划出于伊尹而不出于汤，果真如此，那么伊尹教汤做称乱的事情，汤独自不承担责任吗？不必这样拘泥。从陑地上升，于是与桀在鸣条的野外交战。桀的都城在安邑，鸣条在安邑的西边。先儒认为出其不意，恐怕不一定如此。上升的道路从陑地，大概是用兵行军，自然选取地利的原因。
王说：“来到这里的众位百姓，都听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行称乱，夏朝多罪，上天命令诛灭它。现在你们众人，你们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讨夏朝’。我只听到你们众人的话，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征讨。现在你们或许说：‘夏朝的罪过究竟如何’？”
汤称王，就把桀当作一个普通人。汤已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