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三十九
之笃则九徳之人其刚其柔其正直无不一一知其情性有夏之君既能如此故有夏之臣方敢进用人之戒人君必有用人之诚则人臣进用人之戒君未有此诚则人臣岂敢谏虽谏而无益矣曰拜手稽首后矣亦与周公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同意人君用人之道无有穷已不可谓迪知忱恂于九徳之行如是而足矣又须能官使人材使位与徳称而可宅居也安也有常任之才者然后可以宅乃事之职有常伯之才者然后可以宅乃牧之职有凖人之才者然后可以宅乃凖之职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棫朴之诗曰文王能官人能知人而不能官人则用非其所能能非所用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三宅各当其位，各得其人，为君之道尽于此矣。此所以宅人之要，则又在乎谋面丕训徳也。大顺徳之人，谋之人以为未足，又面之以已，询之左右，询之大夫，询之国人，此谋之也。观其言辞，观其容止，观其行事，此面之。
译君主若对九德之人，其刚毅、柔顺、正直等品质，无一不知晓其性情，夏朝的君主既然能做到这样，所以夏朝的臣子才敢进献用人方面的告诫。君主必须有用人方面的诚意，臣子才敢进献用人方面的告诫；君主如果没有这种诚意，臣子哪里敢进谏呢？即使进谏也没有益处了。
“拜手稽首”是后稷，也与周公拜手稽首告知继位的天子相同的意思。君主用人的道理没有穷尽，不能说只要引导、知晓、诚恳、信任九德的品行这样就足够了，还必须能够任官，使人材与职位相称，从而可以安居其职。有担任常任之才的人，然后才可以让他安居事官的职位；有担任常伯之才的人，然后才可以让他安居牧官的职位；有担任准人之才的人，然后才可以让他安居准官的职位。
禹说：“能知人就是明智，能任官。”《诗经·棫朴》说：“文王能任官。”能知人而不能任官，就会使用非其所能的人，或者让能者担任非其所任的职位，所以说“安居事官、安居牧官、安居准官”，这才是君主啊。这三类职位各当其位，各得其人，为君之道尽在于此了。
这之所以是安置人的关键，又在于谋划和当面考察其大德。对于有大德的人，谋划认为还不够，又当面观察他，询问左右近臣，询问大夫，询问国人，这就是谋划。观察他的言辞，观察他的仪容举止，观察他的行事，这就是当面考察。
也人与已相参，以此用丕训徳之人，则以之宅人，无不各安其位矣。是皆有夏之君臣如此。自其子孙如桀者，不能法乃祖之所以用人，故三宅之中无有义民。义民者，知义理之人，谓贤者也。三宅之所以无义民，以桀徳不能如往昔，所以任人之道既不能如往昔，任人之道则所任者皆暴徳之人，谓凶徳也。用非其人，所以无后而用殄厥世，此治乱得失之明验也。
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徳。
陟升也，对黜而言之。桀则升汤矣。桀不作往，任而无后。于是成汤升为天子，耿明也，厘理也。上帝之明命，至桀而不得其理。汤之升也，丕厘上帝之耿命，则有作新之意。所谓上帝之明命，安在哉？即求诸吾心可也。吾之心昭然莹彻，无一毫之累，则贤俊之心在是，则上帝之心亦在是。吁！俊尊上帝者，即此而尊之也。乃用三有宅，谓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用三宅之人，而能即宅是徳与位称者也。曰三有俊，谓称其人之有乃事、乃牧、乃凖之才，而能即俊是才与名孚也。已用之三宅，既各当其位；未用之三俊，又各当其才。岂非丕厘上帝之耿命，端在于此乎？既有以得贤者之用，又有以安贤者之心。岂为高爵厚禄而来？上以正其君，下以泽其民，是贤者之心也。茍人主无尊徳乐
道之意，不能敬其所言，法其所为，则贤者不能一朝居。故成汤能严敬之，以礼貌思之于心，无非所以大法贤者之所为，如汤学于伊尹是也，如成王畏相是也。如此则能用三宅三俊矣。人主之徳，见于用贤者，如此则大明丽天，无幽不烛。其在商邑之近也，则协于厥邑，和而无乖；其在四方之逺也，则大法上天之所为，而见汤之徳。圣人之徳，初无逺近之殊，而天下之感圣人之徳者，自有逺近之异。协于厥邑，其视丕式见徳，则深矣。
呜呼！其在受徳暋惟羞刑暴徳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徳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暋者，强也。亦曰昏也。受不能如汤之丕厘上帝耿命，乃自强于昏徳。纣之徳既昏，则与君子不合，而三宅三俊之贤皆逺去，与小人合。羞刑暴徳者，与夫庶习逸徳者，则进用之。羞进也，惟进用刑与暴徳，人以同厥邦。又惟庶习逸徳，放逸之徳，习者非一，与斯人而同厥政。帝钦罚之。受之徳在于不敬，处不敬非天也，故天以敬罚之。以敬罚不敬，即春秋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易乱之意也。乃俾我有夏，使我周家有华夏之国，式法成汤。当时所以受天命而奄治万姓，文武之心与汤同，纣之意与桀同。故文武之伐纣，亦犹成汤之伐桀。故曰式商受命。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文王、武王之兴也，能知三有宅之心，又能灼见三有俊之心。然则纣曷为不能克知、灼见，而文、武为能克知、灼见？盖文、武克知己之心，故能克知三宅之心；文、武灼见己之心，故能灼见三俊之心。臯陶所谓「亦行有九徳」，礼记所谓「取人以身」。文、武不能自知、自见己之心，则一心之间，毫厘有间，形于事物之际，是非易。
位矣，安能知人乎？有尧之聪明文思，必能知舜；有舜之濬哲文明，必能知禹。皋陶有文武，则必能克知灼见三宅三俊。此知人之道，先于自知者也。上帝高逺，奚自而敬？事之下民之众，奚自而治之？文武即其克知三宅灼见三俊者，而敬事上帝，是此心与天合也。文武即其克灼者，而立民长伯，封建诸侯，是此心与人合也。天人之势虽不同，而其实则根于文武之心。呜呼！天下未尝无贤才也。有夏弗作，往任而三宅无义；民成汤兴，而克即宅克即俊。纣之所用者，暴徳逸徳之人；而文武兴，则克知灼见三宅三俊，皆为用。是岂宅俊隠于桀纣之世，而独兴于文武之时乎？《易》曰：「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本
译人与我相互参验，因此任用那些具有宏大训导德行的人，让他们安顿在各自的职位上，就没有不各自安守其位的。这就是夏朝的君臣如此。自从他们的子孙如夏桀那样，不能效法祖先用人的方法，所以三种官职中没有合乎道义的百姓。所谓合乎道义的人，就是通晓义理的人，也就是贤者。三种官职之所以没有合乎道义的人，是因为夏桀的德行不能像往昔那样，任用人的方法也不能像往昔那样，任用人的方法既然不能像往昔那样，所任用的就都是残暴德行的人，也就是凶恶德行的人。任用不适当的人，所以没有后代而断绝了他们的世系，这是治理与混乱、得与失的明显验证。
还有成汤升任天子，大大理顺了上天的光明命令，于是任用三种官职，能够安守其职位，称为三种俊才，能够安守其才能，严肃地作为宏大的法式，能够任用三种官职和三种俊才。他在商邑，使商邑和谐；他在四方，大大彰显其德行。
陟，升任的意思，相对于黜退而言。夏桀被黜退，成汤就升任了。夏桀不致力于以往，任用不当而没有后代。于是成汤升任为天子，耿，光明的意思；厘，理顺的意思。上天的光明命令，到夏桀那里没有得到理顺。成汤的升任，大大理顺了上天的光明命令，就有更新的意思。所谓上天的光明命令，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心中寻求就可以了。我们的心光明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牵累，那么贤俊的心就在这里，那么上天的心也在这里。唉！尊崇上天的人，就是从这里尊崇的。于是任用三种官职，说的是安顿好政务、安顿好牧养、安顿好准则。任用三种官职的人，而能够安守其职位，德行与职位相称。称为三种俊才，说的是称许这些人具有政务、牧养、准则的才能，而能够安守其才能，才能与名声相符。已经任用的三种官职，各自安守其职位；尚未任用的三种俊才，又各自安守其才能。这难道不是大大理顺上天光明命令的关键所在吗？既有任用贤者的方法，又有安定贤者心的方法。难道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来吗？对上匡正君主，对下恩泽百姓，这是贤者的心。如果君主没有尊崇德行、喜爱道义的意思，不能敬重他们所说的，效法他们所行的，那么贤者不能一天安居。所以成汤能够严肃敬重，以礼貌在心中思考，无非是为了大大效法贤者的行为，就像成汤向伊尹学习那样，就像成王敬畏周公那样。这样就能任用三种官职和三种俊才了。君主的德行，体现在任用贤者上，这样德行就大大光明照耀天下，没有阴暗不被照亮的。他在商邑的近处，就与商邑和谐，没有违背；他在四方的远处，就大大效法上天的行为，而彰显成汤的德行。圣人的德行，起初没有远近的区别，而天下感念圣人德行的人，自然有远近的不同。与商邑和谐，比起彰显德行，更加深远。
唉！至于商纣王，德行强横昏乱，只进用那些施行刑罚、残暴德行的人，与他们同处一国；只进用那些习惯于安逸德行的人，与他们同掌政事。上天敬重地惩罚他，于是使我们夏朝（指周朝自称）取代商朝接受天命，治理万姓。
暋，强横的意思。也说昏乱的意思。商纣王不能像成汤那样大大理顺上天的光明命令，反而在昏乱的德行上强横。商纣王的德行既然昏乱，就与君子不合，而三种官职和三种俊才的贤者都远离，与小人合。只进用施行刑罚、残暴德行的人，以及习惯于安逸德行的人，就进用他们。羞，进用的意思，只进用施行刑罚和残暴德行的人，让他们与商纣王同处一国。又只进用习惯于安逸德行的人，放逸的德行，习于此的人不止一个，让他们与商纣王同掌政事。上天敬重地惩罚他。商纣王的德行在于不敬，不敬不是天意，所以上天用敬来惩罚他。用敬惩罚不敬，就是《春秋》中任用贤者治理不肖者，不用混乱代替混乱的意思。于是使我们周朝拥有华夏的国家，效法成汤。当时接受天命而治理万姓，周文王、周武王的心与成汤相同，商纣王的心与夏桀相同。所以周文王、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就像成汤讨伐夏桀一样。所以说效法商朝接受天命。
还有周文王、周武王能够了解三种官职的心，明察三种俊才的心，以敬重侍奉上天的命令，确立百姓的长官。
周文王、周武王兴起时，能够了解三种官职的心，又能明察三种俊才的心。那么商纣王为什么不能了解、明察，而周文王、周武王能了解、明察呢？因为周文王、周武王能了解自己的心，所以能了解三种官职的心；周文王、周武王能明察自己的心，所以能明察三种俊才的心。皋陶所说的“也有九种德行”，《礼记》所说的“取人以自身为标准”。周文王、周武王如果不能自知、自见自己的心，那么一心之间，毫厘有差别，表现在事物上，是非就颠倒了。
位置，怎么能了解人呢？有尧的聪明文思，一定能了解舜；有舜的深邃智慧文明，一定能了解禹。皋陶有文武之德，就一定能了解明察三种官职和三种俊才。这了解人的道理，先于了解自己。上天高远，从哪里敬重？侍奉下民的众多，从哪里治理？周文王、周武王就凭借能了解三种官职、明察三种俊才，来敬重侍奉上天的命令，这是此心与天相合。周文王、周武王就凭借能明察，来确立百姓的长官，分封诸侯，这是此心与人相合。天人的形势虽然不同，但实际都根源于周文王、周武王的心。唉！天下未曾没有贤才。夏朝不致力于任用，所以三种官职没有合乎道义的人；成汤兴起，就能安守职位、安守才能。商纣王所任用的，是残暴德行、安逸德行的人；而周文王、周武王兴起，就能了解明察三种官职和三种俊才，都被任用。这难道是三种官职和三种俊才隐藏在夏桀、商纣王的时代，而唯独在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兴起吗？《易经》说：“水流向湿润的地方，火趋向干燥的地方；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万物就显现。根本
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圣贤之会遇，各以气类相感，自然之理也。
译源于天的亲近于上，源于地的亲近于下，这是各自追随其同类。圣贤之间的相遇，都是凭借气质类别相互感应，这是自然的道理。
立政任人，凖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此周公详言文武所以得人，凡小大逺近内外，无不各得其人也。谓文武之所以立政者，初不在于纪纲制度之间，而皆惟得人之为要。任人即常任也，凖夫即凖人也，牧即常伯也。三宅之人所任之事，作书者互文耳。作三事，谓三宅之事。此王朝之大臣也。虎贲以武力衞王者也，缀衣掌王衣服者也，趣马掌马者，小尹小官之长也，左右携仆执持器物之臣，百司庶
府府库藏吏，在内之百司也。大都小伯，治大都小都之长也。艺人执技艺以事上者，表臣为表干者，百司在外之百官有司也。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贰。尹伯长官，若周礼每官各有长庶，常吉士自缀衣而下，无非常久有吉徳之士。君子则用心有常而为吉，小人则用心不常而为凶。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也。司徒、司马、司空，又举文武当时所以择人为诸侯之三卿者，与夫为亚大夫者、为旅士者，夷微卢烝四国也。三亳，商之故地，分而为三也。与夫阪险之地，皆立官以长之。故曰：「尹言夷微卢烝也，三亳也，阪险之地也，皆有尹无不得人。」以此见文武之时，不特内而王朝小大之臣皆得其人，外而诸侯之国逺近之臣亦无不得人。今取《周礼》而读之，下至于醯人醢人，与夫邦国都鄙，建其长，立其属，可以见成周内外小大逺近无不得人也。虽然，文武以一人之聦明，岂能周知逺近内外小大之臣哉？盖圣人之治自有体统，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统百官。想夫王朝之上，如三宅之臣，人主之所亲择，而其下之小大之臣，则又合委之三宅者也。不然，何以高宗戒傅说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穆王命伯冏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哉。」观文武之时，亦可谓盛矣。不特文武为然，而周人之治亦莫不然。《君奭》之书曰：「矧咸奔走，惟兹惟徳称。」古人所以为天下者，上自公卿，下至执事之职，无非贤者。孟子曰：「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谁与为不善？」故曰：「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徳。文王罔攸兼子，庶言，庶狱，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愼。文王罔敢知于兹。
前既合文武而言之，此又分言之。盖逺之可监，不若近之尤详。举夏商之事，则略言之，夏商逺者也。举文武之事，则详言之，文武近者也。周公言文武当时所以得人之多，自三宅而下，内外小大，无不得人者，岂有他术哉？盖自吾之一心求之而已。文武不求之于心，而一一求之于人，则得于此必有失于彼者矣。惟文武能宅其心于湛然无营无为之地，故人之贤否邪正，无不克知灼见，故能立兹常事之官，谓任事之臣，若前所为常任是也。立兹司牧人，即养民之官，若前所谓常伯是也。常事、司牧人，皆是俊而有徳者。言常伯、常任，而不及凖人者，举其大槩，则凖人亦在其中矣。文王克厥宅心，立兹常事、司牧人，皆俊有徳，此则知人之明矣。知人者既得人而称其任，则用人者必当委诸人以专其任。庶言者，谓谟谋议论之臣也。庶狱者，聴断狱讼之事也。庶愼者，机密慎重之事也。庶言、庶狱、庶愼，文王一委之于人而无所兼。人主自有人主之责，臣下自有臣下之责。人主之责，在宅心以知人也。臣下之责，在分职以治其庶言、庶狱、庶愼也。若人主而侵臣之职，兼人臣之事，则不惟一人之聦明有限，而臣下亦无所任其责矣。文王既得其人，则一以委之而已，无与焉。惟有司之牧夫，在朝而有司存与乎，在外而养民者，凡事之所当用而从者，与其不当用而违者，文王一顺其所为，庶狱、庶愼，文王皆不敢知。于兹不特不敢兼之而已，而亦不敢知之焉。此人主用人，贵乎专也。盖所谓无为而治者，在此而已。后世不知此意，若太宗
译建立政治、任用人才，以常任、常伯、常佐为准则。设立三类职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这是周公详细论述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能得人的原因，凡是无论大小、远近、内外的官员，没有不各得其所的。他说文王、武王建立政治的根本，起初不在于纪纲制度之间，而都在于得人最为紧要。任人就是常任，准夫就是准人，牧就是常伯。三宅之人所担任的事务，作书者是用互文的手法来表述的。作三事，是指三宅的事务。这些是王朝的大臣。虎贲是以武力保卫君王的人，缀衣是掌管君王衣服的人，趣马是掌管马匹的人，小尹是小官之长，左右携仆是执持器物的臣子，百司庶府是府库的官吏，属于在朝廷内部的百官。大都、小伯，是治理大都、小都的长官。艺人是凭借技艺侍奉君主的人，表臣是作为表率骨干的人，百司是在朝廷外部的百官有司。太史是下大夫，掌管六典的副本。尹伯是长官，如同《周礼》中每官各有长官。庶常、吉士，从缀衣以下，都是长久具有吉德的人。君子用心专一而吉祥，小人用心不专一而凶险。皋陶说：“彰显那些有常德的人，吉祥啊”，也是这个意思。司徒、司马、司空，又列举文王、武王当时用来选拔诸侯三卿的人，以及担任亚大夫、旅士的人，还有夷、微、卢、烝四个国家。三亳，是商朝的旧地，分为三部分。以及那些险峻的地方，都设立官员来统领。所以说：“尹，说的是夷、微、卢、烝，三亳，以及险峻之地，都有长官而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由此可以看出文王、武王之时，不仅内部王朝大小官员都得到合适的人，外部诸侯国远近的官员也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的。现在取《周礼》来阅读，下至醯人、醢人，以及邦国都鄙，建立长官，设立属官，可以看见成周时期内外、大小、远近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的。虽然如此，文王、武王凭一人的聪明，怎能周知远近内外大小的官员呢？大概圣人的治理自有体统，君主的职责是选拔一位宰相，宰相的职责是统领百官。想那王朝之上，如三宅的臣子，是君主亲自选拔的，而其下大小官员，则又一并委托给三宅之人。不然，为何高宗告诫傅说时说：“只有与你的僚属，没有不同心的。”穆王任命伯冏时说：“谨慎简选你的僚属，不要任用巧言令色的人。”看文王、武王之时，也可以说是盛世了。不仅文王、武王如此，周人的治理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君奭》篇说：“况且都奔走效力，只有这些只有德行相称。”古人治理天下，上自公卿，下至执事之职，无非是贤者。孟子说：“在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卑尊都是薛居州。王谁和他一起做坏事呢？”所以说：“一个薛居州，独自能奈宋王何？”
文王能够安守其心，于是能够设立这些常职，任用牧养百姓的人，能够选拔俊秀有德之人。文王无所兼管庶言、庶狱、庶慎。只有主管的牧养百姓的人，是训导他们，任用他们处理庶狱、庶慎。文王不敢过问这些。
前面既然合说文王、武王，这里又分开来说。大概远的事可以借鉴，不如近的事更为详细。列举夏、商的事，就略说，因为夏、商是远的。列举文王、武王的事，就详说，因为文王、武王是近的。周公说文王、武王当时之所以能得这么多人，从三宅以下，内外大小，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的，难道有其他方法吗？大概只是从我自己的一心去寻求罢了。文王、武王不在心里寻求，而一一在人群中寻求，那么得到这个必然失去那个。只有文王、武王能安守其心于湛然无营无为的境界，所以人的贤否邪正，没有不能知晓明见的，因此能够设立这些常职的官员，指任事的臣子，如前面所说的常任一样。设立这些司牧人，即养民的官员，如前面所说的常伯一样。常事、司牧人，都是俊秀而有德的人。说常伯、常任，而不提及准人，是举其大概，那么准人也在其中了。文王能够安守其心，设立这些常事、司牧人，都是俊秀有德的人，这就是知人的明察了。知人者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并称其任，那么用人者必然应当委托他人专任其职。庶言，指谋议议论的臣子。庶狱，指听断狱讼的事。庶慎，指机密慎重的事。庶言、庶狱、庶慎，文王一概委托给他人而不兼管。君主自有君主的职责，臣下自有臣下的职责。君主的职责，在于安守其心以知人。臣下的职责，在于分职以治理庶言、庶狱、庶慎。如果君主侵夺臣下的职责，兼管人臣的事，不仅一人的聪明有限，而且臣下也无从承担责任。文王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就一概委托给他们罢了，不过问。只有主管的牧养百姓的人，在朝而有司存在，在外而养民的人，凡事所当用而从的，与其不当用而违的，文王一概顺从其作为，庶狱、庶慎，文王都不敢过问。对于这些，不仅不敢兼管，而且也不敢过问。这是君主用人，贵在专一。所谓无为而治，就在于此。后世不知此意，如太宗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徳，率惟谋从容徳，以并受此丕丕基。
此言武王之心，即文王之心也。文王当时敉宁之功，则有义徳焉。如所谓爰整其旅，以遏徂莒，所以裁正天下之不正者也。武王则率惟其敉功，不敢替文王之义徳。武王之义徳，即文王之义徳也。文王当时逺大之谋，则有容徳焉。如所谓即康功田功，懐保小民，所以安天下之不安者也。武王则率惟其谋，以从文王之容徳，即文王之容徳也。率者，循其事也。惟者，思之于心也。武王之见于率其伐功，与夫偃武修文，皆义徳容徳之循乎文王者也。文武之心合而为一，故能并受丕丕莫大之业。然义徳谓之功，容徳谓之谋。义徳谓之不敢替，容徳谓从，可以见征伐之功，圣人之不得已，安民之谋，乃圣人之本心也。《立政》之书，大率言用人之事。上文言文王宅心以用人，至于武王则曰不敢替义徳，从容徳。何也？周公之言，体用兼举。有文王之宅心，乃能用人。武王之不敢替义徳，从容徳，正为用人地也。故宅心以用人者，所以为武王之本，于文王言其本，于武王言其用，本末之互见也。
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愼，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徳之彦，以乂我受民。
周公之言何其有叙也？既言有夏之吁俊，成汤之乃用三宅，文武之克知灼见矣。故此又望成王之宅厥心，先叹而后言曰：「孺子今已为王矣，与前日幼冲之时不同矣。继自今，谓自今以始，至于后日。我其立政，谓政必由已而出也。立事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谓人必由已而用也。政不由已而出，则礼乐征伐之柄至于下移矣。人不由已而用，则进退予夺不在我矣。自古柔弱之主权柄下移，则虽有人才，亦不得而用之。今告成王以我其立政，则凡国之政令皆必自己出。政既自己出，政之大者莫大于用人，故人亦必由已而用。立事者常任也，凖人者乃凖也，牧夫者常伯也。此三宅之臣必自我灼知其所顺，灼知厥若，与夫子察其所安，同意。夫羽可积而沈也，石可载而浮也，此非其所顺者也。而所以顺者，则羽终于浮，石终于沈而已。君子而不仁者有之，而其所顺则终为君子而已。小人于暂时之间亦能勉强，终为小人而已。此其所顺者也。既自我而知其人才之所顺，然后大乃使之为治，相助我所受之民，和谐我庶狱庶愼之事。民谓之受民者，人主之有民皆受之天，受之祖宗也。时则勿有间之，是不以已间之，即罔攸兼，罔敢。
知之意也，我其立政，我其灼见厥若，此圣人之所以立己者时，则勿有间之，此圣人之所以忘己者也。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徳之彦以乂，我受民，此无时而不在贤也。虽一话言之顷，终思夫成徳之彦者，用之以治我受之民，则用贤之心，岂复有须臾毫髪之间断哉？末终也，惟思也。成徳之彦，老成之人，有徳之美者也。
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愼，惟正是乂之。
周公又更端而叹曰：「予旦之言皆美者也。我之美言皆有所受于人，而非己之私言也。成王不可以周公之私言而倦于聴。周公平日所以得于师友，得于传闻者，今已尽告孺子，使孺子知为王之重矣。言受诸己而已，无所私；言尽于君而已，无所隠。成王聴之，当如何哉？自今以往，不特孺子为王，当以是为戒。自成王而后，凡为文王之子孙者，皆当以是为戒。」「庶狱乃人命所系，庶愼乃机密所系，不可以轻委诸其人。轻委诸其人，是误于庶狱、庶愼也。惟得其正者，是者而后治之。正对邪而言也，是对非而言也。凡天下之君子所为，无不正；所见，无不是。凡天下之小人，则反正而为邪，变是而为非。为天下而得正，是者乂之，安有庶狱、庶愼之误哉？」「周公言谓之继，自今谓之文子、文孙，则周公岂特为一时言哉？盖为千万世而言之也。其思之已深，而虑之亦已
译武王遵循着平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文王的义德，遵循着深远的谋略，顺从文王的容德，从而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这是说武王的心，就是文王的心。文王当时平定安宁的功业，其中含有义德。比如所谓整顿军队，以遏制前往莒地的叛乱，以此来裁正天下不正当的行为。武王则遵循这种平定的功业，不敢废弃文王的义德。武王的义德，就是文王的义德。文王当时深远的谋略，其中含有容德。比如所谓完成水利和农田的工程，安抚保护小民，以此来安定天下不安定的人。武王则遵循这种谋略，顺从文王的容德，也就是文王的容德。率，是遵循其事；惟，是心中思虑。武王表现在遵循征伐的功业，以及偃武修文，都是遵循文王的义德和容德。文武之心合而为一，所以能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然而义德称为功，容德称为谋。义德称为不敢废弃，容德称为顺从，由此可见征伐的功业，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安民的谋略，才是圣人的本心。《立政》这篇书，大抵讲的是用人的事情。上文说文王以安定的心来用人，至于武王则说不敢废弃义德，顺从容德。为什么呢？周公的话，体用兼举。有文王安定的心，才能用人。武王不敢废弃义德，顺从容德，正是为了用人的基础。所以以安定的心来用人，是武王的根本，对文王讲其根本，对武王讲其应用，根本与应用相互显现。
唉！年轻人，你已经成为君王了。从今以后，我们设立政事，任用常任、准人、牧夫，我们务必明察他们是否顺从，然后大大地让他们治理，辅助我承受上天赐予的百姓，调和各种狱讼和谨慎的事务，这时就不要有间断。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始终只想着那些有美德的贤人，以此来治理我承受的百姓。
周公的话多么有条理啊！既然说了夏朝呼唤贤才，成汤使用三宅，文武能够明察灼见。所以这里又希望成王安定他的心，先感叹而后说：“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为君王了，与从前年幼的时候不同了。继自今，是说从今开始，直到日后。我其立政，是说政令必须由自己发出。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是说用人必须由自己决定。政令不由自己发出，那么礼乐征伐的权柄就会下移。用人不由自己决定，那么进退予夺就不在我手中了。自古以来，柔弱的君主权柄下移，那么即使有人才，也无法任用他们。现在告诉成王‘我其立政’，那么国家所有的政令都必须由自己发出。政令既由自己发出，政事中最大的莫过于用人，所以人也必须由自己任用。立事是常任，准人是准，牧夫是常伯。这三类臣子必须让我明察他们是否顺从，明察他们是否顺从，与孔子考察一个人所安处的道理相同。羽毛可以堆积而沉没，石头可以装载而漂浮，这不是它们顺从的本性。而它们顺从的本性，则是羽毛终究会浮，石头终究会沉。君子中也有不仁的，但他们顺从的本性终究是君子。小人在暂时之间也能勉强，终究是小人。这就是他们顺从的本性。既然让我知道了人才顺从的本性，然后才大大地让他们治理，辅助我承受的百姓，调和各种狱讼和谨慎的事务。百姓称为受民，是因为君主拥有百姓都是承受自上天，承受自祖宗。这时就不要有间断，是不以私意去间断，也就是没有偏私、不敢专断的意思。我其立政，我其明察他们是否顺从，这是圣人确立自己的时候；这时就不要有间断，这是圣人忘记自己的时候。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始终只想着那些有美德的贤人来治理我承受的百姓，这是无时无刻不在贤人身上。即使在说话的一瞬间，始终想着那些有美德的贤人，用他们来治理我承受的百姓，那么用贤的心，难道还有片刻毫发的间断吗？末，是终；惟，是思。成德的彦，是老成的人，有美德之美的人。
唉！我周公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美好言论，都告诉了年轻人君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不要在各种狱讼和谨慎的事务上出错，只有公正的人才能治理它们。
周公又另起话题感叹说：“我周公的话都是美好的。我的美好言论都是承受自别人，而不是我自己的私言。成王不可以因为周公的私言而厌倦听取。周公平日从师友那里得到的，从传闻中得到的，现在都已经全部告诉了年轻人，让年轻人知道为王的重大。话承受自别人，没有私心；话尽于君主，没有隐瞒。成王听取这些话，应当如何呢？从今以后，不只是年轻人成为君王，应当以此为戒。自成王以后，凡是文王的子孙，都应当以此为戒。”“各种狱讼关系到人命，各种谨慎的事务关系到机密，不可以轻易委托给别人。轻易委托给别人，就是在各种狱讼和谨慎的事务上出错了。只有得到公正的人，正确的人，然后才让他们治理。正，是相对于邪而言；是，是相对于非而言。天下君子的所作所为，没有不公正的；所见，没有不正确的。天下的小人，则反正是邪，变是非非。为天下而得到公正、正确的人来治理，怎么会有各种狱讼和谨慎事务的错误呢？”“周公说称为继，自今称为文子、文孙，那么周公难道只是为一时而言吗？大概是为千万世而言的。他的思虑已经很深，考虑也已经很周到了。”
逺矣。」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凖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乂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徳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
译太远了。”
自古以来的商人，以及我们周文王，在建立政事、任用牧夫和准人时，都能使他们安居其位，都能遵循并推演其法度，这才使得国家得以治理。如果国家在建立政事时，任用奸邪之人，不教导他们以德行，那么这些人就不会在世间显扬善名。从今以后，建立政事时，不要任用奸邪之人，要任用贤良之士，来勉力辅佐我们的国家。
周公歴举夏商文武所以用人之道矣。至此举商周而不及夏，则又取其至近者言之。盖周视商为近视，夏为逺矣。世有逺近之不同，而用人之道未尝不一。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者，以其任立事、牧夫、凖人之官，即三宅之臣也。则克宅之谓，其人居其位而安之也。有乃事之才而居乃事之位者，然后为安。非其人而居此位，则有所不安矣。乃牧乃凖，亦然。
既得其人以居此位，茍不能由绎之于心，则无以尽其人之才。所谓由绎者，不以一人誉之而信，亦不以一人毁之而疑，使吾之心无间于贤者之心，使贤者之心有以深信乎吾之心，则可以使之展布四体而为治矣。盖惟知之深者，然后有以尽人之才也。国则罔有立政者，不能监商人文武之用贤，则国无政矣。《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此国则罔有立政者也。其所以任有立政者，以其用憸佞之人，不顺于徳者。憸佞不顺徳之人，世之所谓小人也。用此人以置之周行百执之列，则人主安有显名于世哉？继自今以往，不特成王也，凡所立政者，勿以憸人之不可用，则当知有吉人之可用。憸人乃倾覆不常，谗谄面谀之人；吉士则温良忠厚，常徳之士也。用吉士，则吉士必能勉力相辅我之国家矣。周公深见治乱之本原，在于憸人吉士用与不用之间，故言之为尤切。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武王之大烈。
周公并告文王之子孙：「今孺子成王，今已为王矣。其不可以误于庶狱，人命所系，常谨择其有司牧夫，主于养民者而委任之。刑所以爱民，而非毒民之具也。茍用之不得其人，则必轻于用刑，不以爱民而以毒民矣。」周公始者言文王「罔攸兼于三者」，列而言之，是三者皆在所重也。既而又曰：「其勿误于庶狱，而庶慎不与焉，则庶狱又重于庶慎矣。」周公曷为而以庶狱为重也？刑狱之事，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赎，圣人之仁心于此而寓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观庶狱之重于庶言、庶慎，则三代之仁可见矣。」周公既言刑之不可轻用，并与兵而言之，兵者亦刑之
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无二理也。曹刿之谏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是兵之与刑正相闗也。知刑之重，则用刑者不可忽；知兵之重，则用兵者不可忘。周公非教成王以穷兵黩武也。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成王守成太平之世，茍习于久安无事而忘其用武，则四方将有窥伺之心，而人主威权将委靡不振矣。故周公戒以诘尔戎兵，治尔戎兵之事也。陟禹之迹，乃五服也。陟，升也。升禹之旧迹，方行天下，使兵威所及至于四海之广，海外之表，无有不服。惟此可以觐文王之耿光，▯武王之大烈。盖有文王之耿光，武王之大烈，为之子孙者，茍委靡不振，威权不足以御其下，则虽有耿光，何自而能见？虽有大烈，何自而能▯哉？此守成之世人情，易于玩弛，故周公以兵为戒。其后成王得周公之意，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康王得成王周公之意，故康王之诰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平王东迁以后，不知此意，以至征伐自诸侯出，而其弊下陵上替，葢以此也。説者以为《立政》之书专言用人而不及兵刑，则遂疑此非此篇之文，脱简于此，非也。周公之言本末兼举，不可专就一事以观之。孰非政也？而兵刑为大，则用人以之立政，何害其言兵刑哉？亦犹《无逸》之书戒以无逸而已，而末章又及于听言，亦此类也。
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至此总前章而申之曰：继自今后王，自成王而后也。凡立政之道，无如用常人。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徳，或承之羞。立政之所谓常，亦犹伊尹之所谓一也。有常而不变者，世之人主则以常人为迂阔而不足
译周公历数了夏、商、文、武四代用人的道理。到这里只举商、周而不提夏，是因为选取最接近的来说。大概周朝看商朝是近的，看夏朝就远了。时代虽有远近的不同，但用人的道理未曾不一。自古商人以及我们周朝，文王之所以能建立基业，是因为他任用立事、牧夫、准人这些官员，也就是三宅的大臣。所谓“克宅”，是指他们居于其位而能安守。有胜任事务的才能而居于相应职位的人，然后才能安守。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居于这个位置，就会有所不安了。至于牧夫和准人，也是如此。
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居于这个职位，如果不能在心中反复推究，就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所谓反复推究，就是不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就轻信，也不因为一个人的诋毁就怀疑，使我的心与贤者的心没有隔阂，使贤者的心能够深深信任我的心，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舒展四肢去治理政事了。大概只有了解得深的人，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国家如果没有设立政事的人，不能借鉴商朝文王、武王任用贤才的做法，那么国家就没有政事了。《易经》说：“上下不交感，天下就没有邦国。”这就是国家没有设立政事的情况。那些被任用来设立政事的人，是因为他们任用奸佞小人，不顺从道德。奸佞不顺从道德的人，就是世上所说的小人。任用这些人把他们放在周行百官的行列中，那么君主怎么能在世上显扬名声呢？从今以后，不只是成王，凡是设立政事的人，不要因为奸佞小人不可用，就应当知道有吉人可用。奸佞小人倾覆无常，是谗媚阿谀的人；吉士则温和善良、忠诚厚道，是有常德的人。任用吉士，吉士必定能尽力辅助我们的国家。周公深刻洞察治乱的根本，在于奸佞小人与吉士任用与否之间，所以说得特别恳切。
现在的文子、文孙、幼小的君王已经即位了。不要误判各种刑狱，只有那些主管牧养百姓的官员，要能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上大禹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彰显文王的盛德，以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
周公一并告诫文王的子孙说：“现在幼小的成王，已经即位为王了。不可以误判各种刑狱，人命所系，要谨慎选择那些主管牧养百姓的官员并委任他们。刑罚是用来爱护百姓的，而不是毒害百姓的工具。如果用人不当，就一定会轻率用刑，不是爱护百姓而是毒害百姓了。”周公起初说文王“不兼重这三者”，列举来说，这三者都是所重视的。接着又说：“不要误判各种刑狱，而各种谨慎并不包括在内，那么各种刑狱又比各种谨慎更重要了。”周公为什么把各种刑狱看得这么重呢？刑狱之事，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赎回，圣人的仁爱之心就寄托在这里。孟子说：“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看各种刑狱比各种言论、各种谨慎更重要，那么三代的仁德就可以看到了。”周公既然说了刑罚不可轻用，并且连同军队一起说，军队也是刑罚中最大的，只有知道为什么重视刑罚，必定知道为什么重视军队。用兵和用刑没有不同的道理。曹刿劝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要根据实情处理。”曹刿说：“这是忠心的表现，可以一战。”这说明用兵与用刑正是相互关联的。知道刑罚的重要，那么用刑的人不可疏忽；知道军队的重要，那么用兵的人不可忘记。周公不是教成王穷兵黩武。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备必定危险。当成王处于守成太平的时代，如果习惯于长久安闲无事而忘记用武，那么四方将有窥伺之心，而君主的威权将会萎靡不振。所以周公告诫要整顿军队，治理军队的事务。登上大禹的足迹，是指五服之地。陟，是升的意思。登上大禹的旧迹，遍行天下，使兵威所及直到四海之广，海外之外，没有不服从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彰显文王的盛德，光大武王的伟大功业。大概有文王的盛德，武王的伟大功业，作为子孙的人，如果萎靡不振，威权不足以驾驭下属，那么虽然有盛德，从哪里能显现？虽然有伟大功业，从哪里能光大呢？这是守成之世的人情，容易玩忽懈怠，所以周公以军队为戒。后来成王领会了周公的意思，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四方征伐无不顺从，安抚亿万百姓。康王领会了成王和周公的意思，所以《康王之诰》说：“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高祖的遗命。”平王东迁以后，不知道这个意思，以至于征伐出自诸侯，而其弊端是下级凌驾上级、上级衰替，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解说的人认为《立政》这篇专讲用人而不涉及兵刑，于是怀疑这不是本篇的文字，是脱简在这里，这是不对的。周公的话本末兼举，不可专门就一件事来看。哪样不是政事呢？而兵刑是最大的，那么用人来设立政事，哪里妨碍他谈论兵刑呢？这也就像《无逸》这本书告诫不要安逸而已，而末章又涉及到听言，也是这类情况。
唉！从今以后，君王设立政事，要能任用有常德的人。
周公到这里总结前章并重申说：从今以后，自成王之后的君王，凡是设立政事的道理，没有比任用有常德的人更好的了。孔子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好啊！不保持他的德行，或许会承受羞辱。设立政事所说的常，也就像伊尹所说的一贯一样。有常德而不变的人，世上的君主却认为有常德的人是迂阔而不足取的
用，必求其所谓新奇者而用之。好战者以言兵进，好利者以言财进，惨酷者以刑法进，此新奇可喜者也。人主用此等人，岂不败事哉？若夫常人者，聴其言若迂阔，视其功效若迟钝，观其忠若不勇决，而要其终则有成效大验焉。譬之桑麻，无异用；五谷，无异味；参苓蓍术，无异品；而养生者不能以外此。此常人之所以为贵也。此篇之中，言常者亦多矣：曰常伯，曰常任，曰庶常吉士，曰乃克立兹常事，至此又曰：其惟克用常人。知此，则人主之用人，当知所以决择矣。
译任用人才，必定追求那些所谓新奇的人来任用。喜好战争的人凭借谈论军事进用，喜好财利的人凭借谈论财富进用，残忍严酷的人凭借刑法进用，这些都是新奇可喜的人。君主任用这类人，难道不会败坏事业吗？至于那些平常人，听他们的言论好像迂腐空泛，看他们的功效好像迟钝缓慢，观察他们的忠诚好像不果断勇猛，但考察他们的最终结果却有显著的成效和验证。这就好比桑麻，没有不同的用途；五谷，没有不同的味道；人参、茯苓、蓍草、白术，没有不同的品类；而养生的人不能离开这些。这就是平常人之所以珍贵的原因。这一篇中，说到“常”的地方也很多：有常伯，有常任，有庶常吉士，有“乃能建立这些常规事务”，到这里又说：大概只有能够任用平常人。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君主在用人方面，就知道该如何抉择了。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周公呼太史，使书其事，以为后世法也。司寇苏公，即苏忿生也。当时为武王司寇，能以式法而敬其所用之狱，以长我王国。使王国享其长久，而受国家无穷之福者，皆由夫苏公用刑之得其当。后世所当用之为式，谨而行之，列皆也。列用中罚，言其刑罚咸得其中，不失之轻，亦不失之重。周公举此者，使太史书其事，以诏后世，择典狱之人而用之，当如司寇苏公可也。周公终篇之意，犹惓惓于用刑。
尚书详解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
宋 陈经 撰
周官【周书】
周官》之书，乃《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为表里。傅说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成王不但知之而已，又且推而见于躬行。茍成王不能躬行周公之训，则言为徒言，知为徒知而已。考此篇之书，如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即立政诘尔戎兵，方行天下之意也。如立太师、太傅、太保而下，即常伯、常任、凖人之意也。如戒百官君子，其尔典常作之师，即其惟克用常人之意也。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成王所以能进于高明、光大之地者，其惟能尊周公而行其所言者欤？不然，自非践履之深者，必不能为此书也。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据《大诰》之书、《微子之命》之书，知黜商在周公东征之时。据成王《立政》之序与《多方》之叙，知灭淮夷在即政之后。其事非同时，以其相因，故连言之。还归在丰，谓既灭淮夷之后，归于宗周之都。天下无事，始作《周官》。夫黜商、灭淮夷而继以还归在丰、作《周官》，何也？天下既定，然后可以修太平之盛典。当其外侮未除、外患未去，君臣之间不得一日宁，天下犹有梗吾治者。成王虽欲训迪厥官，其可得哉？于此又有以见先后缓急，各有其序，而商之命不可以不黜，淮夷之不可以不灭也。
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徳，归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叙述其所以作《周官》之由，惟成王即位之初，鎭抚万邦，时巡侯甸之服，侯甸近王畿者也。四征弗庭，四方征讨其诸侯之不服者，以绥定其兆民。此皆成王所以振励奋▯，以耸动天下，使诸侯不敢懐欺以玩其上，亦所以示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者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徳。禹时有五服，成周则有六服，通王畿而为一服，与侯甸、男邦、采衞而言之也。圣人既有以威天下，而后有以懐天下。惟其四征弗庭，绥厥兆民，故六服诸侯因圣人之威，自然有以懐其徳，莫不精白一心，以奉承其上，归于宗周。董正治官天下之诸侯，既皆承徳，则四方无虞矣。当国家闲暇，必于是时明其政刑。迨天之未隂雨，必绸缪其牖户。此归于宗周之日，所以董督而正其治，谓之百官不敢后也。读此一章，有以知人主守成之道，在《易》之泰，上下交其志同之时也。九三以阳刚之才，圣人于此爻▯明治泰之道，曰「包荒用凭河，不遐遗朋亡，得上于中行」。治安之世，人情溺于久安，安于守常，怠于因循，惮于改作。又况人情于此易于玩法，易于废弛，蠧▯自此而生。非有刚断之才，凭河之勇，则不足以治泰。天下既平无事可虑，则必不能为深思久逺之计。故事之隠微者，人材之在下僚者，未必加之意。非有不遐遗之智，则亦不能以治泰。观周王巡侯甸以征弗庭，归于宗周，董正治官，其得《泰》卦「用凭河，不遐遗」之意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若顺也，大猷大道也。顺古之大道而行之，自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而下皆古之大道也。当未乱未危之时，常致其所以为乱
译周公说道：“太史、司寇苏公，你务必恭敬地遵循法律来审理案件，以此使我们的王国长治久安。这种审慎的态度，应当作为准则，用来施行适中恰当的刑罚。”
周公呼唤太史，让他记录这件事，作为后世的法则。司寇苏公，就是苏忿生。他当时担任武王的司寇，能够依据法度恭敬地处理他所负责的狱讼，从而使我们的王国得以长久。使王国享有长久，并承受国家无穷福祉的原因，都在于苏公运用刑罚得当。后世应当以此为准则，谨慎地执行，大家都要这样做。所谓“列用中罚”，是说刑罚都能合乎中道，既不偏轻，也不偏重。周公举出这个例子，是让太史记录此事，以告诫后世，选拔掌管刑狱的人，应当像司寇苏公那样才行。周公整篇的意图，仍然深切关注于刑罚的运用。
《尚书详解》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
宋 陈经 撰
周官【周书】
《周官》这篇文献，是《立政》篇的实际效验。这两篇大体上互为表里。傅说告诫高宗说：“知道道理并不难，实行起来才困难。”周公作《立政》，用来告诫成王。成王不仅知道了道理，而且进一步推展并在自身行为上体现出来。如果成王不能在自身行为上践行周公的训诫，那么言语就只是空谈，知识也就只是虚知罢了。考察这篇文献的内容，如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征讨四方不服从的诸侯，这正是《立政》中整顿军队、巡视天下的意思。如设立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职，这正是常伯、常任、准人的意思。如告诫百官君子，让他们以常道作为师法，这正是能够任用常人的意思。尊崇所听到的道理，就能达到高明的境界；践行所知道的道理，就能发扬光大。成王之所以能够进入高明、光大的境界，大概就是因为他能尊崇周公并践行他的言论吧？否则，如果不是实践深入的人，必定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献。
成王既已废黜殷商的国命，灭掉了淮夷，返回并居住在丰邑，于是作了《周官》。
根据《大诰》和《微子之命》的记载，知道废黜商朝是在周公东征的时候。根据成王《立政》的序言和《多方》的叙述，知道灭掉淮夷是在即政之后。这两件事不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它们是前后相因的，所以连在一起说。返回并居住在丰邑，是说灭掉淮夷之后，回到宗周的都城。天下没有战事，才开始作《周官》。废黜商朝、灭掉淮夷，接着就是返回丰邑、作《周官》，这是为什么呢？天下已经安定，然后才可以修治太平盛世的大典。当外侮尚未消除、外患尚未去除时，君臣之间不得有一天的安宁，天下还有阻碍我们治理的人。成王虽然想要训导他的官员，怎么可能做到呢？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事情的先后缓急各有其顺序，而商朝的国命不可不废黜，淮夷不可不灭。
只有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征讨四方不服从的诸侯，安定他的民众。六服地区的诸侯，没有不承奉德政的，都归附于宗周，督察并端正治理百官。
这是史官叙述作《周官》的原因。只有成王即位之初，镇抚万邦，时常巡视侯甸地区的诸侯，侯甸是靠近王畿的地区。征讨四方不服从的诸侯，以安定民众。这些都是成王用来振作精神、激励士气，以耸动天下，使诸侯不敢心怀欺诈而轻慢上级，也是用来显示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的权威。六服地区的诸侯，没有不承奉德政的。禹时有五服，成周则有六服，将王畿算作一服，与侯甸、男邦、采卫一起计算。圣人既然已经用威势震慑天下，然后又用恩德怀柔天下。正因为征讨不服从的诸侯，安定民众，所以六服诸侯因为圣人的威势，自然被他的德政所怀柔，无不精诚专一，以奉承上级，归附于宗周。督察并端正治理百官，天下的诸侯既然都承奉德政，那么四方就没有忧患了。在国家闲暇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明确政令刑罚。趁天还没有阴雨，一定要修补好门窗。在归附宗周的这一天，所以督察并端正治理，称为百官不敢懈怠。读这一章，可以知道君主守成的道理，在于《易经》泰卦上下交感、志向相同的时候。九三爻以阳刚之才，圣人在这一爻阐明治理泰平之道的道理，说“包容荒远，凭借大河，不遗漏远方，朋友消亡，得上位者行中道”。在治安盛世，人情沉溺于长久的安定，习惯于守旧，怠于因循，害怕改革。况且人情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玩忽法纪，容易废弛，弊端由此产生。如果没有刚断的才能，凭借大河的勇气，就不能治理泰平。天下已经平定无事可虑，就一定不能做深思远虑的计划。所以事情中隐微的，人才中在下层的，未必会加以注意。如果没有不遗漏远方的智慧，也不能治理泰平。看周王巡视侯甸以征讨不服从的诸侯，归附宗周，督察端正治理百官，他得到了《泰》卦“凭借大河，不遗漏远方”的意思吗？
王说：“遵循古代的大道，在混乱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全国家。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个。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事和谐，万国安宁。’‘夏商官职加倍，也能治理好。’贤明的君主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才。”
“若”是顺从的意思，“大猷”是大道的意思。顺从古代的大道而实行，从在混乱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全国家，以下都是古代的大道。在尚未混乱、尚未危险的时候，常常致力于导致混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