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三十六

译应当常怀敬畏之心。知道百姓中有过失、违背法度的人，应当教化他们由恶向善，消除乖戾争斗，使之和睦。我不敢因为安于天命，就以至于不念天威，不察民过。那么周公就知道天命在于我而不在于天，能够敬畏天威，能够察知民过。所以说：“惟人”，所谓“惟人”，在于人事应当修治，不必向天求取就可以了。后嗣子孙，指的是成王之后的人。前人的光辉，是指文王、武王的明德。假使后嗣子孙不能恭敬地承奉天命，断绝、丧失前人的光辉，我已经退隐居家，那么凭什么知道呢？天命不易，是说天命不可轻忽。既然说不可轻忽，又说艰难。确实可以看出其艰难而不可测度。天命难以信赖，如此以至于丧失其天命，而不能长久维持。这又是谁的过错呢？虽然是后嗣子孙不恭敬对待上下，断绝前人光辉的过失。其实是大臣退隐而不负责任，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周公说到此处，表明天命没有恒常，完全在于人事。那么辅佐成王，以祈求上天永保天命，周公、召公怎么能推辞呢？嗣，继承；继承前人文王、武王的志向，恭敬承奉其明德的，正是我姬旦。这是周公自任的言辞。我姬旦责任重大，然而并非另有端正人的方法，也在于践行前人的光辉，将其施行于年幼的君主身上。是说用文王、武王的明德，来开悟成王的德行。上一句是周公自任的言辞，下一句是周公不敢自居的言辞。将前人的德行施行于自身，就不敢不自我承担；将前人的德行施行于君主，就不敢以此自居。

译周公又说：“上天不可轻信，我所坚持的，只有遵循宁王（文王）的德行，使国家长久延续，上天才不会废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又曰”二字，表示另起一端而言。“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徳延者”，是重申上文的意思。上文既然说天命不易，必须引导前人光辉施于年幼的君主，这里又说天不可信，我只有遵行文武之德，使国家延长，那么上天最终就不会废弃文王所受之命了。天命自文王开始承受，武王的德行则不废弃文王所受之命。这是说只有德行才能得天。以周公的圣明，难道不知道天命吗？既然说“不敢知”，又说“不易”，又说“难谌”，又说“不可信”。这是知道古人不把外在的东西当作天，而是把内在的东西当作天。舍弃自身而向外求天，都是不知天，都是侥幸的私情，而不是亲身践行的实理。

周公说：“君奭！我听说从前成汤既受天命，当时就有伊尹，其功德上达皇天。在太甲时，就有保衡。在太戊时，就有伊陟、臣扈，其功德上达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就有巫贤。在武丁时，就有甘盘。全都是这些贤臣陈列辅佐，安治有殷。所以殷商的礼仪升配于天，历经多年。”

这是周公历数商朝贤臣能成就其功业。我听说从前成汤既受天命而有天下，当是时，就有伊尹辅相成汤，其治功至于格天，是说与天没有间隔了。没有比天更大的，人臣辅相之功至于与天同其大，那就是没有一个人不被其恩泽，没有一个百姓不蒙其恩泽。在太甲时，当时就有保衡，保衡是官名，就是伊尹，也叫阿衡，天下所倚靠以安平的。所以叫保衡。太戊，是太甲的孙子。当时就有伊陟、臣扈。伊陟，是伊尹之子。经书说：伊陟辅相太戊，就是这样。臣扈在汤时已有此名，疑至臣扈是也。太戊时尚在，可谓累朝之元老也。伊陟、臣扈二人辅相太戊，其功至于与帝为一。天即帝，帝即天，只是变换文字罢了。说保衡之于太甲，伊陟、臣扈之于太戊，其可以接近伊尹辅相汤吗？巫咸治理王家，巫咸也是太戊之臣。经书说：伊陟赞于巫咸，就是这样。乂，治也。治王家之事，特能修其在人之职而已，未至于格上帝也。在祖乙时，就有巫贤，即巫咸之子也。在武丁时，就有甘盘。甘盘即高宗旧学之臣也。明此二人者，不及伊尹、保衡、伊陟、臣扈，故不言格天、格帝之功。高宗后得傅说，此不言傅说者，推本而言之。高宗后来所以恭默思道，梦想求贤，亦皆旧学之时，甘盘之功居多。周公举此四人者，其德有大小，功亦有浅深，皆能成其辅相之业，陈列也。皆循此为臣之道，其功陈列于前，安治有商家，故使商家之礼升至配天，为天子者配天者也。商家子孙长有天下，以祀天，故曰礼陟配天，历年之久。周公举以告召公，欲挽留召公，使之以商家贤臣为法也。

上天纯粹佑助天命，则商实百姓，王人无不秉持德行明察忧恤，小臣屏护侯甸，何况全都奔走，只有这只有德行相称，用来治理其君，所以一人在上，有事于四方，若卜筮，无不诚信。

商朝的明君贤臣相与图治，有以感格乎天，故上天佑之，为生贤者之多，纯大也。天有以佑之，故商家人材之盛，充实于其国。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国有人焉，则实；无贤者，则虚。”天之佑人君，莫大于生贤良弼。曰：“帝赉而吁俊，所以尊上帝。”则贤者之生，岂非天所以佑人君？何以见天之佑商，而使商家人材之富？其在内而百官族姓、王朝之人也，则无不秉持其德，以明其忧国之事，不敢暇逸，以尽其职之所当为者，秉德明恤也。其在外而小臣也，则无不藩屏于侯甸之服，武夫纠纠，为王之卫者，屏侯甸也。若在下而奔走、侍御、仆从、缀衣、趣马之人也，则亦无不惟德之是举，以乂治其君之事。惟夫若内若外、若小若大之臣，各尽其职，各任其事。故一人在上，无事则已，苟有事于四方，则惟动丕应，徯志四方之民，信其上如卜筮然。君民之相孚，本于大臣辅相之业，所以至此。夫以商家之臣，如七人者，其功直至于上得乎？天下得乎？贤其盛若此，则周之治苟未至于商，则召公其可遽退乎？

周公说：“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

周公既历数商家贤臣，勋业如此。再言商家享国长短，在于人事，而不在乎天。平者，谓下

译能够安抚平定他的百姓。所谓“格”，是指君主能够感动上达于天。能够安抚平定百姓，能够感动上达于天，享有国统的年限必定长久，所以说“天寿平格”。这就是追求福分而不违背正道，谋求禄位而和乐平易的意思。平格就是长寿，并非在平格之外另外有天赐的长寿。商朝的君臣能够平格，那么上天就会保佑他们长寿、安定治理，拥有商朝；其后继位的君王如纣王那样，不能平格，那么上天就不赐予他们长寿，不让他们安定治理，所以上天用威严来消灭他们。国家兴亡的效验，完全在于人事。现在你长久思念，那么天命就会坚固而坚贞。永，是长久的意思。你如果能够做长远的考虑，不做眼前的打算，不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不停留在仅仅足够的地步，那就是长久。能够长久，那么天命就会兴盛，不会废弃他的治理，将会润色显扬，在我们新建立的周朝光辉灿烂。周朝对商朝而言，文王、武王受命不久，所以说“新造”。周公以长久思念来期望召公，那么他所考虑的也就深远了。

译周公说：“君奭，从前上帝裁正并反复劝勉宁王（武王）的德行，将统治天下的大命集于其身。只有文王尚能修治和协调我们的夏朝，也只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五位贤臣辅佐。又曾说：‘没有人能往来传达常教。’文王没有德行降示给国人，也只有纯一佑助、秉持德行，从而知晓天威，于是那时显明的文王得以被上帝听闻，这才承受了殷商的天命。”前面已经历数了商朝得人的盛况，这里又列举周朝文王、武王得人的盛况，这是为了裁正。申是重复，劝是勉励，劳是慰劳。宁王就是武王。武王本来就有德行，上天又从而裁正他，反复劝勉他，这与“式教用休，阴诱其衷”的意思相同。武王的德行之所以极其完美而没有逾越，都是由于上帝的裁正和反复劝勉，所以他能将天下的大命集于其身。周公先说武王，是因为要讲文王的德行，就必须提及武王。武王之所以能将天命集于其身，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根源在于文王。只有文王尚能修治和协调我们的夏朝，修是因为它败坏而修治，和是因为它乖违而调和。纣王在上，三纲五常已经败坏，人们也因此不和。文王、武王差不多能修治和协调夏朝，虽然是文王的职责，但他实在不敢自认为有功，只是差不多罢了。当时，文王只得到这五位贤臣的辅助：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没有提到吕望，是为了表明用兵并非文王的本心。文王有这五位贤臣为他疏附、后先、奔走、御侮，所以能成就修治和协调的功业。又曾说：“没有人能往来传达常教。”文王没有德行降示给国人，这是文王的话。文王虽然有这五位贤臣，但文王心中常有歉然不自足之意，并且说：“没有人能往来，为我向天下传达常教，没有德行降示给国人。”况且文王已经有人传达常教，却一定要说“没有人能往来”；文王已经有德行降示给国人，却一定要说“没有德行”，圣人心中的不自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也只有纯一佑助、秉持德行，上文讲到商朝的事，既然说“天惟纯佑命”，那么商朝的百姓和王臣无不秉持德行了，所以这里说“也只有纯一佑助、秉持德行”。天心纯一佑助文王，所以生出贤佐，都是秉持德行的人，贤者是上天所生的。所以能知晓天威，是说他们的践履无不与天相合，这也如同知晓上帝之命一样。于是那时显明的文王，这些秉持德行的臣子，能阐明文王的德行，辅佐并开导他，使文王所推行的德行，都足以显明覆盖天下，从而被上帝听闻。只有这些贤者，能知晓天威，所以能辅佐他们的君主，也被上帝听闻。上天为君主而生出贤者，所以贤者也以上天来辅佐君主。文王之所以能承受商朝的天命，都是贤者辅佐的功劳。以文王的圣明，尚且需要贤人的帮助，何况不是文王的人呢？

武王只有这四位贤臣，尚能保有天禄。后来武王大力施行天威，全部杀死了他的敌人。只有这四位贤臣，显明武王的德行，使武王的德行覆盖天下，大加称颂武王的德行。

这是武王得到贤人帮助的情况。当时虢叔已经死了，所以说四位。只有这四位贤臣辅佐武王，差不多能蹈履正道，以至于保有天禄。说“尚”字，也与“尚克修和我有夏”相同，都是不自恃的意思。后来，等到武王，大力施行天威，全部杀死了他的敌人，以兴起征伐之师，这叫做“尚迪有禄”。那么保有天禄，是武王的初心。大力施行天威而说“后暨”，那么征伐并非武王的初心，是不得已而后为此举，并非武王一开始就想施行天威。只有这四位贤臣显明文王的德行，使武王的德行覆盖天下，天下的人都称颂武王的德行，万国同声。这四位贤臣，在文王时显明文王，使文王的德行被上帝听闻；在武王时显明武王，使武王的德行被天下称颂。为什么呢？因为讲上天就可以兼括人，讲人就可以兼括上天。

如今我小子旦，如同渡过大川，我前往和你召公，要渡我小子成王，同在未即位时，不要责备我，收敛而不勉励，不及老成之人造就德行，不降示我们的法则，鸣鸟的声音听不到，何况说有人能到达。

文王的治理，由五位贤臣辅佐；武王的治理，由四位贤臣辅佐。何况如今成王的治理尚未成功，召公难道能不将五位、四位贤臣作为心中的榜样吗？我小子旦看如今的天下，如同渡过大川一样，因为它险恶而难以渡过，责任重大而不能胜任。必须得到召公同心辅政，才可以。我从今以后，和你召公，渡我小子成王于大川之险，也如同未即位时一样。召公的心，难道不认为成王已经执政、已经即位，能胜任其职了吗？殊不知责任重大，并非成王所能担当。在召公看来，也应当与未即位时相同。不要责备我，你召公不必责备我，认为我不该挽留召公。收敛而不勉励，不及老成之人；德行不降示，收敛也。朂，勉励；耉造，老成之称。你召公，倘若有意收敛韬晦，不能勉励其所不及，那就是老成之人不肯降下其心来辅佐成王。周朝的治理有不足之处，尚望召公加以勉励是可以的。既然不能勉励其所不及，老成之人不降下其

译如果内心不诚，那么鸣凤的祥瑞就不会再听到了。何况还敢期望达到大治的极致呢？周文王在岐山兴起时，出现了鸣凤的祥瑞，这是政治清明所感召的结果。既然如此，召公怎么能不更加勤勉呢？

译周公说：“唉！希望您能以此为鉴。我们受命于天，虽然福泽无穷，但既是大善，也伴随着巨大的艰难。告诉您我的宽厚谋略，我不愿让后人陷入迷惑。”

召公啊，不可不以此为鉴。文王的功业那样伟大，而如今的治理尚未完成，正应当在此时刻警惕。我们周家受命，虽然有无边的福泽，但如果前人奠定了基业，后人却不能完成它，那么前人的功业就无法保全，这难道不是极大的艰难吗？告诉召公，应当谋划如何宽慰您的心。想要离去的人，是因为内心紧迫狭隘。宽慰您的心，就应当为成王留下我，不要有让后人迷惑的想法，难道只是为了眼前的苟且安宁吗？确实是希望后人有所效法，有所遵循，不至于陷入迷惑。这就是周公开导召公心意的原因。

周公说：“前人（武王）展布他的心意，详尽地命令你作为百姓的准则。说：‘你应当勤勉地辅佐成王，确实要奉行这重大的天命。只有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承担这无穷的忧患。’”

前人指的是武王。周公和召公当时亲自接受武王的临终遗命，托付以后嗣之事，所以举出往日的事来告诉他：“前人展布腹心，命令你作为百姓的准则。‘极’就是中正，使百姓都从你这里取法中正，所以说‘作为百姓的准则’。”“曰”是命令的辞令。说：“你应当勤勉地辅佐后主。”“朂”是勉励的意思。“偶”是匹合、辅佐的意思。“在亶，乘兹大命”，“亶”是诚信，“乘”是奉行。我这样命令你，你应当以诚信来奉行。只有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大大地承担这无穷的忧患。因为天下极其重要，乃是无穷的忧患。想要承担这无穷的忧患，如果不效法先王的德行，是不行的。这些都是武王命令周公、召公的话。人的情感，谁没有爱戴君主的心念呢？周公举出武王昔日临终遗命的言辞，来挽留召公。召公难道不会内心感动吗？

周公说：“我告诉您，我保奭，如果您能恭敬，就以我监视殷商灭亡的大乱为鉴。因此要想到上天威严的可畏，我不只是这样告诫。我只说：辅佐我们二人，您的心意会与我相合吗？”

周公说：“我告诉您，凡是我所以告诉您的，都出于内心的真诚。然而周公难道有不真诚的吗？而一定要说‘告诉您，我向您展示至诚’，是因为召公的看法与周公不同。用圣人与圣人交谈，则不言而意已传达；用圣人与贤人交谈，所以多言而意才领悟。召公比周公低一等，所以不能不费口舌。‘保奭’既称他为‘君’，又称他的官职，都是为了尊崇召公。‘如果您能恭敬’，我告诉您的话，既然出于真诚，那么您应当敬重我的话，不可轻视。以我的话监视商家灭亡的大乱，因此要想到上天威严的可畏，这样召公怎么敢轻易离去？称天威为‘我’，是因为天下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们自身的道理。天威的可畏，就是那道理的可畏。‘我不只是这样告诫’，这又是周公自谦的话。我的心不足以取信于人，所以如此多言，以表明多言并非周公的本意，借此说明我的心意。我的意思只是说：王业之所以成功，在于我们二人。周公不可一日没有召公，您的心意也会与我相合。他说‘诚在是’，指的是周公和召公二人。还担心周家积累之久，上天的美好恩赐日益到来，福禄无穷，非我们二人所能承受。因为德行不胜受福，则必有危险。我深深畏惧满盈，所以想要离去。召公所谓‘在时二人’的意思，虽然与周公相合，但‘惟时二人弗戡’的意思，则与周公不同。周公以王业的始终为忧，召公以自身的满盈为忧。‘如果您能恭敬，德行光明，我俊美的百姓，在于让位于后人于伟大的时代’。周公认为召公虽然以满盈为忧，但只有能恭敬德行的人，即使满盈也不会溢出。您何不念及恭敬德行呢？今日辅佐成王，保持治安，持盈保泰，兢兢业业，不敢稍有疏忽，这就是恭敬德行。又应当在下属中如果有贤者，就明察并举荐他们，置于高位，这是伟大的。至于他日国家达到大安，功业达到大盛，那时可以逊位给后人而离去。在今日尚未达到盛大，没有俊美的百姓可以逊位，那么召公还不可以离去。因为大臣的进退，常以人才的得失为虑。有贤者可以担当事务，那么自身可以退而无虞。萧何死时，必定引荐曹参为相。管仲不能向桓公推荐贤人，只知道三个儿子不符合人情不可亲近，所以不能免于后人的议论。召公以满盈为忧，周公所以开拓召公的心，使他以天下为忧。

唉！笃实辅佐这二人，我们效法才能到达今日的美好。我们都成就了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地覆盖海隅日出之处，没有不率领顺从的。

周公又感叹说：“所以厚辅周家的，只有我们二人，所以能到达今日的美好，使社稷安宁，商民已服。成王长大而登基，难道不是我们二人的力量吗？虽然如此，知道今日的美好值得赞美，又应当知道日后的祸患值得忧虑。既然在开始时谋划，必然要在终了时保全。我的意思想要与二人，都能成就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说文王的……”

译功业有所未完备的，应当以勤勉来成就它，使得海边日出之处，上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日月所照耀、霜露所降落的土地，无不顺从教化，这样文王的功业才算完成。如果只顾及近处而不及远处，只顾及中原而不及外族，都不足以称为功业的极致。通过这一章，可以看出古代的君主能够信任他的臣子，古代担任臣子的人能够承担他的责任。」成就文王的功业在于不懈怠，广泛覆盖海边日出之处，没有不顺从教化的。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而周公用来期望召公的，都是以此作为臣子的职责。明白了这一点，那么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难道不是伊尹的责任吗？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难道不是傅说的责任吗？推而广之，那么牛羊的肥壮，账目的得当与否，难道果真不是管理畜牧和仓库的小吏的责任吗？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加上军队的侵扰，接着又有饥荒，等到三年，可以使百姓勇敢，难道果真不是治理千乘之国者的责任吗？古代担任臣子的人，随着职位的大小各自承担这样的责任；后来担任臣子的人，随着职位的大小都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计较财物的有无，计算资历的高低，他们与古人相比已经相差太远了。

译周公说：“我不顺从你的意愿，却如此多次地告诫你。这是因为我只顾念上天对百姓的怜悯。”周公说：“唉！你既然知道百姓的德行，也就没有不能做到的。起初要想到最终，如果像这样前往，就应当恭敬地用来治理。”

惠，就是顺从。我不顺从你所做的事，所以如此，这是多次告诫召公想要离去的意思；周公的意思，是想挽留。周公怎么能顺从召公的做法而听任他离去呢？前面说“我不只是像这样告诫”，是为了显示周公不自恃；这里说“我不顺从却如此多次告诫”，是为了显示周公不随便苟同。上天爱护百姓，没有穷尽，我不以自身安危为虑，而是以上天爱护百姓为念，这就是怜悯思念。周公说：“唉！”这是另起话题来告诫他，感叹着说：“你既然知道百姓的德行，这是借百姓的情状来做比喻。百姓的德行，没有不能成就其开始，却在结束时懈怠的；百姓的情状，是开始勤勉而结束懈怠的。既然这是召公所熟知的，那么召公怎么可以拿百姓的情状来对待自己呢？只有注重最终才是对的，应当恭敬地顺从我这番话。从今以后，用恭敬来治理，尤其应当在结束时谨慎治理。”俗话说：“走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晚节末路是最难的。”看这篇文献，周公之所以对召公如此恳切，难道不是指人臣的晚节吗？

尚书详解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三十七

宋 陈经 撰

蔡仲之命【周书】

蔡仲是蔡叔的儿子。蔡叔在国内散布流言，周公已经把他囚禁在郭邻了。为什么又任用他的儿子呢？回答说：仁爱的人对于弟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罢了。如果蔡叔的阴谋只危害到周公而没有危害王室，那么周公一定会宽恕他的罪过。只是因为他与三监、淮夷、武庚勾结谋反，周公身为冢宰，要用王法来正典刑，就不能因私情而偏袒兄弟。这是周公不得已的做法。虽然如此，周公难道有一天会忘记兄弟之恩吗？没有一天忘记兄弟之恩，那么叔的儿子有蔡仲，能够奉行恭敬的德行来弥补前人的过错，这难道不是周公所深深庆幸的吗？何况父子兄弟，罪责不相牵连。过去的事，周公不因恩情而损害道义；现在的事，周公不因道义而掩盖恩情。看这篇文献，应当由此了解周公亲近亲人的情感，所以他告诫的话语，都是家庭训诲的语言，不能用常情来论断。

蔡叔死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于是作了《蔡仲之命》。

蔡叔既然得罪了王室，为什么能称“死”（没）？大概是因为蔡仲的贤能早已闻名。周公既然任用他的儿子做卿士，就不能囚禁他的父亲。大概是赦免了他的罪过。何况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不废除他的旧国？那么蔡叔就是始封之君。既然赦免了他的罪过，就可以称“死”。先代儒者说：“如果父亲有大罪，罪当绝灭，正好可以另封其他国家，不能仍然取用蔡的名号，以蔡叔为始祖。”这大概是对的。

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群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在商地诛杀，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用七辆兵车，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内不予齿列。蔡仲能够奉行恭敬的德行，周公任用他做卿士。蔡叔死后，于是命令他到王室的蔡地。这是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的时候。周公是太师、三公，冢宰是六卿之长。以太师兼任冢宰，这就是公兼任卿，整顿百官的事务。当时百官都总领自己职权听命于冢宰。三叔散布流言，就是管叔、蔡叔、霍叔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变乱起于家庭，祸患生于骨肉。周公将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大义灭亲，不能因为兄弟的缘故而在王法面前屈服。如果周公像舜，三叔像象，那么封赏他们是可以的。象谋害舜，只危害到他自身。三叔诽谤周公，危害到天下。何况周公位居冢宰，整顿百官，那么法度在周公，权力在周公，怎么能像舜那样呢？将管叔在商地诛杀，是在商地就地诛杀他。因为他的罪重。将蔡叔囚禁在郭邻，郭邻是中国之外的地名。囚禁，是限制他的出入。他的罪比管叔轻。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内不予齿列，是废为庶人，三年之间不得与兄弟按辈分排列，三年之后则按辈分排列。他的罪又比蔡叔轻。三叔都有罪，管叔、霍叔的儿子没有听说。只有蔡叔的儿子蔡仲能运用他的恭敬德行，所以周公任用他做自己的卿士。《周礼》规定畿内诸侯设立两位卿，周公是畿内诸侯，所以任用蔡仲做卿士。等到蔡叔死后，于是命令他到王室的蔡地。孔氏说：“蔡叔所封的，是畿内的蔡；蔡仲所封的，是淮汝之间。畿内的蔡名号已灭，所以取用它的名号来命名新国。然而任命蔡仲，不在蔡叔未死之前，而在蔡叔死后，为什么呢？蔡叔未死，那么蔡仲没有君国的礼仪，蒯瞆在位而立辄于卫，因此造成动乱。所以周公封蔡仲，一定在蔡叔死后。这又是圣人用来端正父子名分的地方。”这一章不是周公任命蔡仲的辞令，而是史官叙述其事。其言辞简练而有法度。看周公位居冢宰，何曾在兄弟之间容许私情呢？他诛杀管叔，是管叔自取诛杀，而不是周公去诛杀他。他囚禁蔡叔、降黜霍叔，是管叔、蔡叔自取囚禁与降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