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四十六
逮。
穆王之意，谓文武之圣，犹赖小大之臣，况我一人无良善之徳，去文武不啻倍蓰十百，则当如之何哉？左右前后之士，当有以正其君之不及可也，绳君之愆，纠君之谬，格君之非可也。曰匡，曰绳，曰纠，曰格，无非所以救过于未形，规谏于未萌，庶几君徳不至于失，而文武之功业可以继绍矣。此我所以命汝作大正，为羣仆之长，使汝正于羣仆侍御之臣，俾无一邪人。
译等到穆王的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圣人，尚且依赖大小臣子的辅佐，何况我一人没有良善的德行，与文王、武王相比，差距何止数倍、十倍甚至百倍，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左右前后的士人，应当有能够匡正君主不足的人，纠正君主的过失，纠察君主的错误，匡正君主的非议，这都是可以的。所谓匡正、纠正、纠察、匡正，无非是为了在过错尚未显现时加以挽救，在谏言尚未萌发时进行规劝，希望君主的德行不至于丧失，从而文王、武王的功业得以继承。这就是我任命你担任大正，作为众仆役之长，让你去匡正众仆役侍御之臣，使他们中没有邪恶之人。
间乎其间，然后勉尔君之徳，交修其君之所不逮。交修则羣臣中皆知所以进谏，无一人而不脩也。古者无亲疎逺近之臣，皆得以进諌于上。且太仆之官，特掌王御车之事，而穆王责之以绳愆纠谬。以其一事推之，其他事皆然，则孰非绳愆纠谬者乎？昔者先王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曰：“工执艺事以谏。”故茫茫禹迹，虞人得以献箴。春秋之世，若师旷乐官也，得以谏晋侯；伶州鸠乐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医和医人也，得以正赵文子；屠蒯膳宰得以正平公宴乐之事。若此类者，岂非先王之遗风乎？夫惟合小大逺近，无一而不进谏，故人主之徳所以无失。后世諌有常员，越职而言者有罪，则亦异于古矣。
愼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徳惟臣不徳，惟臣。伯冏为太仆之长，则自太仆而下，道仆、田仆之类，皆其僚也。皆伯冏之所得简拔也。古人用人之制，自有要而不烦者存焉。若以一人之聦明，而尽心百执事之选择，则安能尽察其人之贤否？惟委之其长焉，使其长皆得以自辟举其属，则人主不过择数人之为官长者耳。《周礼》为官三百六十，而官各有长，如宫正为在宫者之长，酒正为掌酒者之长，其贤否功劳殿最，皆责任其长焉。不若后世以天下之官，而皆萃于铨曹，一人之智，而欲周知众人之贤否，亦难矣。此一章深见古人为治之体，巧言令色、便辟侧媚，皆不正。
之人以辞色而取媚于上，此等人乃庸主之所喜，而明主之所恶。故尧必畏巧言令色，孔壬孔子必恶利口逺佞人，岂容有此等人厠于羣仆之列哉？其惟吉士可也。吉人之辞寡，必无巧言令色、便辟侧媚者也。所以然者，以其仆臣之正不正，而后徳之所系。故仆臣之正者，厥后无有不正。仆臣工谀说之言，称颂君徳之不暇，而君必自为圣，流入于不善而不之悟矣。故曰：后徳惟臣，不徳惟臣，则羣仆之职，岂可槩以为车辂之任而不之选择哉？
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惟尔大弗克只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呜呼，钦哉！永弼乃后于彛宪。」
穆王至此，丁宁恳切，不厌其言之重复。既曰无以巧言令色矣，故曰无昵于憸人。憸利之人，即巧言令色之人也。以憸人而在耳目之官为王侍从，则是为充官。充官者，备员而已。耳目之官所系非轻，岂可以憸人备数塞职？若使憸人为之，其以非先王之典启迪其上，无疑矣。若不以人为吉，而惟以货财为吉，使货赂公行，惟纳贿者得进，居羣仆之列，是瘝病其官，而职为之不举矣。惟货其吉，此乃衰世之事。何为穆王之时有此？盖此等风俗不在于教化盛行之曰，而每见于王道衰微之际。盖教化盛行，人心知有清议之可畏，安有舎义而趋利？惟王道衰微之际，人不畏清议，故好利之心得以夺其好义之心。观穆王于此篇与乎《吕刑》篇言货，亦足以见其风俗之渐衰矣。惟尔大弗克只厥辟，古之所谓敬君者，惟以仁义与王言，惟知陈善闭邪。后之所谓敬君者，惟能伺候君之顔色，迎逢君之指意。汝伯冏，若以憸人充官，以惟货而瘝官，则汝之不敬君，孰甚焉？惟予汝辜，我亦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矣。呜呼钦哉，惟当以敬为主，常辅汝君，使由常宪之中，不出常宪之外，则汝之职尽矣。详复此篇之书，如左右前后之臣，皆得绳纠愆谬。如太仆长得以选其僚属。如惟货其吉，以利进身，古人制度详密，与乎风俗之厚簿，皆于此乎有考。
尚书详解卷四十六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七
宋 陈经 撰
吕刑【周书】
吕刑之书，虽为训刑而作，其实轻刑也。何以知之？即周官而知之。周官载五刑之属二千五百，是大辟与宫皆五百也。至穆王时，其属三千，大辟之罚至于二百，而墨劓之罚三千。是轻刑则增其条目，重刑则减损也。然则周公之制，非欤？曰：民习于重，而未
译处于其中，然后勉力发扬君主的德行，共同修治君主所不及之处。共同修治，那么群臣之中都知道如何进谏，没有一个人不修治自身。古时候没有亲疏远近之分的臣子，都能向君主进谏。况且太仆这个官职，专门掌管君王御车之事，而穆王却责成他纠正过失、纠举谬误。由这一件事推想，其他事情也都是如此，那么谁不是纠正过失、纠举谬误的人呢？从前先王命令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说：“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所以在大禹足迹所至的广大地域，虞人得以进献箴言。春秋时期，像师旷是乐官，得以进谏晋侯；伶州鸠是乐官，得以指出君王心意的过失；医和是医生，得以匡正赵文子；屠蒯是膳宰，得以匡正晋平公宴乐之事。像这类人，难道不是先王的遗风吗？只有汇聚大小远近之臣，没有一人不进谏，所以君主的德行才能没有过失。后世进谏有固定的职官，超越职权说话的人有罪，这就与古代不同了。
谨慎地选拔你的僚属，不要用那些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善于逢迎、侧身谄媚的人，只选用贤良之士。仆从臣子正直，他们的君主就能正直；仆从臣子阿谀奉承，他们的君主就会自以为是。君主的德行，取决于臣子；君主的无德，也取决于臣子。伯冏担任太仆之长，那么从太仆以下，道仆、田仆之类，都是他的僚属。都是伯冏所能选拔任用的。古人用人的制度，自有简明而不繁琐的道理存在。如果凭借一个人的聪明，去尽心选择百官，那么怎么能完全考察清楚每个人的贤与不贤呢？只有委任给各部门的长官，让他们的长官都能自行征聘举荐自己的下属，那么君主不过选择几个担任长官的人罢了。《周礼》规定官职有三百六十种，而每个官职都有长官，比如宫正是宫内官员的长官，酒正是掌管酒事的长官，他们的贤与不贤、功劳的优劣，都责成他们的长官负责。不像后世把天下的官员都集中在吏部，凭一个人的智慧，想要全面了解众人的贤与不贤，也太难了。这一章深刻体现了古人治理国家的体制，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善于逢迎、侧身谄媚，都是不正直的人，用言辞和神色来取悦君主，这种人正是平庸君主所喜欢的，而英明君主所厌恶的。所以尧必定畏惧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人，孔子必定厌恶利口、远离奸佞之人，哪里能容许这种人混入群仆的行列呢？只有贤良之士可以。贤良之人言辞少，必定没有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善于逢迎、侧身谄媚的行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仆从臣子的正直与否，关系到君主的德行。所以仆从臣子正直，他们的君主没有不正直的。仆从臣子工于阿谀奉承，称颂君主的德行还来不及，而君主必定自以为是，流于不善而不自知。所以说：君主的德行取决于臣子，君主的无德也取决于臣子，那么群仆的职责，怎么能一概视为驾车之任而不加选择呢？
你不要亲近奸邪之人，让他们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法典，不以人的贤良为吉，只以贿赂为吉，如果这样败坏官职，就是你们大大不能敬重你们的君主，我将治你们的罪。王说：“唉，要恭敬啊！永远辅佐你的君主遵循常法。”
穆王到这里，叮咛恳切，不厌其烦地重复言语。既然说了不要用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人，所以说不要亲近奸邪之人。奸邪之人，就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人。让奸邪之人担任耳目之官做君王侍从，这就是充任官职。充任官职，只是凑数罢了。耳目之官所关系的重要，怎么能让奸邪之人凑数充职？如果让奸邪之人担任，他们用违背先王法典的道理来引导君主，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以人的贤良为吉，而只以贿赂为吉，使贿赂公行，只有纳贿的人得以进用，居于群仆之列，这是败坏官职，而职责无法履行。只以贿赂为吉，这是衰世的事情。为什么穆王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大概这种风俗不在教化盛行的时候，而每每出现在王道衰微之际。大概教化盛行，人心知道清议的可畏，哪有舍弃道义而追求利益？只有王道衰微之际，人不畏惧清议，所以好利之心得以夺取好义之心。看穆王在这篇以及《吕刑》篇中谈到贿赂，也足以看出风俗的逐渐衰败了。你们大大不能敬重你们的君主，古人所说的敬重君主，只用仁义与君王交谈，只知陈述善道、堵塞邪路。后世人所说的敬重君主，只知伺候君主的脸色，迎合君主的旨意。你伯冏，如果用奸邪之人充任官职，以贿赂败坏官职，那么你的不敬重君主，还有谁比得上呢？我将以不敬重君主的罪名治你的罪。唉，要恭敬啊，只应以恭敬为主，常辅佐你的君主，使他由常法之中，不出常法之外，那么你的职责就尽到了。详细反复阅读这篇书，像左右前后之臣，都能纠正过失谬误。像太仆长得以选拔他的僚属。像只以贿赂为吉，以利进身，古人制度详密，以及风俗的厚薄，都在这里有所考证。
尚书详解卷四十六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七
宋 陈经 撰
吕刑【周书】
吕刑之书，虽然是为了训诫刑罚而作，其实是减轻刑罚。怎么知道呢？从周官就可以知道。周官记载五刑的条目有二千五百，是大辟和宫刑各五百。到了穆王时，条目有三千，大辟的刑罚达到二百，而墨刑和劓刑的刑罚有三千。这是轻刑增加了条目，重刑减少了。那么周公的制度，不对吗？回答说：民众习惯于重刑，而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