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八
显之理，于此可见矣。鸣雉之变，不自外来，乃髙宗心中之物，形见于外，感应之理，随▯而至。《洪范》五行传，其可以尽废哉？祖已训诸王，作《髙宗肜日》。髙宗之训，二篇之书，以戒其君。今《髙宗肜日》之篇具存，而《髙宗之训》已亡矣。意其所言者，无非修省恐惧之意。祖已知变异之来，不在乎雉，而在乎髙宗，故所以训王者，亦欲其修己以应天而已。
译显明的道理，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鸣叫的野鸡发生变异，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高宗内心的事物，显现于外，感应的道理，随即而至。《洪范五行传》，难道可以完全废弃吗？祖己训诫诸王，作了《高宗肜日》。高宗的训诫，有两篇书，用来警戒他的君主。现在《高宗肜日》这一篇完整存在，而《高宗之训》已经失传了。推测它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修养反省、恐惧戒慎的意思。祖己知道变异的发生，不在于野鸡，而在于高宗，所以他训诫君王的原因，也是希望君王修养自身以回应上天罢了。
髙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徳，不聴罪。天既孚命，正厥徳，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典祀无丰于昵。」上「髙宗肜日」者，篇名也。下「髙宗肜日」四字者，即髙宗所祭之明日也。商人曰「肜」，周人曰「绎」，皆明日又祭也。髙宗于所祭之明日，于是有鸣雉之异。祖已之自言者，以谓此野鸟之变，皆王心惟先格王之非心，而正其祭祀之事，则可以消此异矣。乃作书以训诰于王曰：「惟天监下民，以义为主。天固以爱民为心，然亦何尝容心于其间？苐视其义理之如何。义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为善者自有得福之理，为恶者自有得祸之理。降年有永，长而得夀者；有不永而夭者。岂天故欲夭民哉？民于其中间自絶其命。葢合于义者年之所以永，不合于义者年之所以不永。民有不若徳者，不顺其徳，是为非理非义事也。不聴罪者，不服其有罪而改过迁善也。不若徳，不聴罪者，天既孚信其命，正其徳。葢福善祸淫者，乃天之命，亦天之徳也。天之福善祸淫，其命何尝差？其徳亦何尝更易哉？天既孚命，正厥徳，则见在天之祸福一定而不可易矣。民于此时则曰：「天道其如我何？」此可见民之自絶于天，非天有心以絶民也。祖已言此者，以见民之夀夭皆其自取也。人君之祸福亦其自取，当反身修徳可也。然则祖己之言所以训王者，専为鸣雉也。今其书不及于雉，又不及髙宗，而且及于民，此见古人谏君其辞优游详缓，不迫切而意独至，使闻之者自喻也。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典祀无丰于昵。王之所主者，在于敬民，无非所以为天之继嗣者。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君者，天之继也。典祀者，祀有常礼也。常祀不可丰于亲戚之庙，苟丰于昵而薄于逺，则其心不知敬。民是有意于邀福也。今观此篇，见髙宗心术之事。前此傅説一见之初，已箴其失。宜若邪失己，格非心已改矣。岂谓数年之后，旧病复发乎？葢人于心术，莫不有心偏处。自非勇于用力，一洗而消之，则病根未除。虽能遏于一时，而终乆必偏重处复发。以髙宗之贤圣，尚且如此，则学者于其气质之偏，当何如用其功哉？
尚书详解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九
宋 陈经 撰
西伯戡黎【商书】
此篇乃商家之亡，周家之兴，皆自此而始。西伯即武王，非文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有君民之大徳，有事君之小心，必无戡黎之事。至武王时，人心去商久矣。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黎乃近王圻之国，黎侯必与纣同恶相济者。武王继文王之后为方伯，得以专征诸侯。黎与纣同恶，是以不得不伐，以其迫近王圻之故。故祖伊所以恐，知周之必兴，商必亡也。虽然，武王岂有利商之心哉？黎之恶虽在所当讨，而亦因此以警纣，使纣因之以改过，反前日之不善为今日之善，则武王退就臣子之位，戡黎之举，特方伯之称职尔，岂非武王之本心哉？惜乎祖伊之言虽切，而纣乃责命于天，此孟津之师所由以兴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咎恶也。始咎周者，商人之恶周自今日始。前此商人安于周，而有未疑之心。至是周人之徳日着，而商人之恶日长，所以见疑而恶之也。周人乘黎，孔子序书不曰“周人乘黎，商始咎周”，而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可见乘黎在于咎周之后，不是因乘黎而始于咎周也。既恶周而疑之矣，复有乘黎之举，加兵于王圻之近国，此祖伊所以徬徨警惧，奔告于王，庶防王之改过，求所以图全之计也。作书者谓之“戡黎”，序书者加以“乘”字，此乃《春秋》之法也。戡者，以兵致讨之谓；乘者，以力胜之之谓。武王乘黎未为过举，然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之不可易移。伐王圻之近国以警于王，岂臣子之所乐为哉？
译高宗在肜日祭祀，出现了野鸡鸣叫的异象。祖己说：“只有先代圣王，才能端正他们的祭祀之事。”于是祖己训诫高宗说：“上天监察下民，以道义为准则。所降下的寿命，有的长久，有的不长久。并非上天故意使百姓夭折，而是百姓自己断绝了生命。百姓中有不顺应德行、不服罪改过的。上天既然诚信地降下天命，端正他们的德行，于是百姓就说：‘天道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唉！君王所主持的是敬爱百姓，没有不是作为上天继承者的。常规祭祀不要对亲近的祖先过于丰厚。”
上面“高宗肜日”是篇名。下面“高宗肜日”四字，指的是高宗祭祀的第二天。商人称之为“肜”，周人称之为“绎”，都是指第二天再次祭祀。高宗在祭祀的第二天，于是出现了野鸡鸣叫的异象。祖己自己说，认为这种野鸟的变异，都是由于君王心中存有先代圣王所没有的非分之想，如果能端正祭祀之事，就可以消除这种异象了。于是作书训诫高宗说：“上天监察下民，以道义为主。上天固然以爱护百姓为心，但何曾将私心掺杂其中？只是看其义理如何。义理所在，就是上天所在。行善的人自有得福的道理，作恶的人自有得祸的道理。降下的寿命有的长久，长寿得以享寿；有的不长久而夭折。难道是上天故意想要使百姓夭折吗？百姓在其中自己断绝了生命。大概符合义理的，是寿命长久的原因；不符合义理的，是寿命不长久的原因。百姓中有不顺应德行的，不顺从自己的德行，这是非理非义的事情。不服罪改过的，不服从自己有罪而改过向善。不顺应德行，不服罪改过，上天既然诚信地降下天命，端正他们的德行。大概福善祸淫，是上天的命令，也是上天的德行。上天福善祸淫，其命令何曾差错？其德行又何曾改变呢？上天既然诚信地降下天命，端正他们的德行，那么可见上天的祸福一定而不可改变。百姓在这个时候就说：‘天道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可见百姓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关系，并非上天有心要断绝百姓。祖己说这些，是为了表明百姓的寿夭都是自取的。君王的祸福也是自取的，应当反省自身修养德行。那么祖己的话用来训诫君王，专门是针对野鸡鸣叫这件事。现在这篇书没有提到野鸡，也没有提到高宗，反而提到了百姓，这可见古人劝谏君王言辞优游详缓，不迫切但意旨独到，使听到的人自然领悟。唉！君王所主持的是敬爱百姓，没有不是作为上天继承者的。常规祭祀不要对亲近的祖先过于丰厚。君王所主持的，在于敬爱百姓，无非是为了作为上天的继承者。上天生了百姓而不能自己治理，所以设立君王来治理。君王是上天的继承者。常规祭祀，祭祀有常礼。常祀不可对亲戚的庙宇过于丰厚，如果对亲近的祖先丰厚而对疏远的祖先微薄，那么其心不知敬爱。百姓是有意邀求福报。现在看这篇，可见高宗心术之事。此前傅说初次见面时，已经箴规他的过失。似乎邪僻的过失已经改正，非分之想已经改变了。难道几年之后，旧病复发吗？大概人在心术上，没有没有偏颇的地方。如果不是勇于用力，彻底洗除，那么病根未除。虽然能暂时遏制，但最终久必在偏重处复发。以高宗的贤圣，尚且如此，那么学者对于自己气质的偏颇，应当如何下功夫呢？
尚书详解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九
宋 陈经 撰
西伯戡黎【商书】
这一篇是商朝灭亡、周朝兴起，都从这里开始。西伯就是武王，不是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却以臣子身份侍奉商朝，有君民的大德，有事君的小心，必定不会有戡黎之事。到了武王时，人心背离商朝已经很久了。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就是这样。黎是靠近王畿的国家，黎侯必定是与纣王同恶相济的人。武王继文王之后为方伯，得以专征诸侯。黎与纣王同恶，所以不得不讨伐，因为它迫近王畿的缘故。所以祖伊感到恐惧，知道周朝必定兴起，商朝必定灭亡。虽然如此，武王哪有图谋商朝的心呢？黎的罪恶虽然应当讨伐，但也借此警示纣王，使纣王因此改过，将前日的不善变为今日的善，那么武王退居臣子之位，戡黎之举，只是方伯称职罢了，这难道不是武王的本心吗？可惜祖伊的话虽然恳切，而纣王却归咎于天命，这就是孟津之师兴起的原因。
商朝开始憎恶周朝，周人攻取黎国。祖伊恐惧，跑去告诉纣王。作《西伯戡黎》，咎是憎恶。商朝开始憎恶周朝，意思是商人憎恶周朝从今天开始。此前商人安于周朝，而没有怀疑之心。至此周人的德行日益显著，而商人的罪恶日益增长，所以被怀疑而憎恶。周人攻取黎国，孔子编次《尚书》不说“周人攻取黎国，商朝开始憎恶周朝”，而说“商朝开始憎恶周朝，周人攻取黎国”，可见攻取黎国在憎恶周朝之后，不是因为攻取黎国才开始憎恶周朝。已经憎恶周朝而怀疑它了，又有攻取黎国的举动，对王畿的近国用兵，这是祖伊彷徨警惧，跑去告诉君王，希望君王改过，寻求保全之计的原因。作书的人称之为“戡黎”，编次《尚书》的人加上“乘”字，这是《春秋》的笔法。戡，是用兵讨伐的意思；乘，是以力取胜的意思。武王攻取黎国不算过举，然而君臣之分如同天冠地履不可改变。讨伐王畿的近国以警示君王，难道是臣子所乐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