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四十四
：“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王制》曰：“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是亦分居之意也。
译用爵位来彰明他们，用鞭打来警示他们，用文书来记录他们。《王制》说：“命令国都右边的乡，挑选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迁到左边；国都左边的乡，挑选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迁到右边。”这也是让他们分居的意思。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
此史官叙述所以命毕公之意也。惟十有二年，即康王即位之十二年，六月庚午之日，月出之光朏然，乃六月之初三日。自庚午之后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自镐京徐行至文王之庙也。古者封侯命有徳，赏有功，皆于祖庙，示不敢专也。观古人之意如此，岂可以赏非其人，禄非其徳者乎？在文王之庙，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使之保厘东郊。衞武公以诸侯入而为王卿士，此即后世更出迭入之意也。
王若曰：「呜呼！父师，惟文王、武王敷大徳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绥定厥家，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歴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呜呼！先叹而后言。」毕公为太师，谓之父师者，尊之也。夫君前臣名，礼之大者也。康王不名毕公，而称之曰「父师」，古者人君礼貌大臣如此。毕公乃四朝元老，受顾命以辅康王，而康王尊礼之，则当其在王之左右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知矣。惟文王、武王敷大徳于天下，此言国家所以致化之由，必先推文王、周公。我文王之所以能受商命者，以其敷大徳而得之，非无故而得之也。以文王之圣，又有周公辅赞左右先王，安定其家。自武王既丧，四国流言，三监挟淮夷叛，当此之时，不有周公，周家王业其殆哉！毖商顽民，迁于洛邑，周公知商俗不可以不变，而又不可以骤变也，于是有谨厚之意焉。其所以谨毖之意，观《多士》、《多方》之书可见。迁于洛邑者，非以劝劳迁徒之也，使之离旧土之恶习，以新其观聴，使日见周家之徳，日闻周家之教，日亲近周家之贤士大夫，日睹闻周家之声明文物，庶几用化其教焉。既歴三纪，十二年为一纪，三纪已三十六年矣。其世既变，其风既移，故四方得以无虞。商民特东都一邑尔，而曰「四方无虞」者，京师天下之根本，东郊之民无虞，则四方无虞。观下文所谓「邦之安危，惟兹殷士」可见，君民一体也。民得其安，即君之安也，故予一人以宁。康王推本言之，今日之所以无虞以宁者，皆文、武、周公习以基之。虽然有以基之于前，无以继其后，知其化之所已至，而未知其化之所未至，则他日之事亦不可保。道有升降者，康王知消息盈虚之理，有升必有降，有治必有乱，有安必有危，其不可恃也如此。惟当有以革其俗，则可长其安。盖其俗茍未尽革，则一时之安虽若可喜，而他日之变殆未可知。此康王所以欲毕公分别善恶，以尽革其俗也。上文既言世变风移，而曰俗犹未革，何也？盖世变风移者，举其大槩而余风未殄，则民亦未纯乎为善也。臧善也，有以善其善，则善者显而不善者惧，此民所以知劝。孔子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亦此意也。
惟公懋徳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只师言，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比则称道毕公之徳也，虽是称举毕公之徳，而康王之徳亦于此可见。盖知人者必先自知，傥非康王平时徳盛仁纯，闇室屋漏之中无有愧怍，安能知毕公之徳如此其详？惟公懋徳懋勉也，人皆有此徳而勉之者鲜。所谓勉者何？即克勤小物处可以见之。惟其知所勉，是以孜孜汲汲，常有不自足之心，至于小物而犹知克勤。常人之情，莫不以大节为可尚，而小者易于忽略。圣贤之小节处不忽略，则其大节亦可知。此小物之勤，所为难。《乾》卦九二，圣人之徳也。《易》曰：「庸行之信，庸言之谨。」庸言庸行，即小物也。孔子称颜渊之贤，惟于箪食瓢饮观之；贬微生高直，惟于乞醯之事见之。后世如汉武帝号为知人，识霍光于行步不失尺寸处，识日防于不转盼处，是亦此理也。弼亮四世，即辅佐文武成康也。正色率下，谓正其顔色，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也。声色之化民末矣，然形于外者皆其中之所存。曾子所谓「正颜色斯近信」矣。
译在康王十二年的六月庚午日，月亮初现微光，过了三天到壬申日，康王从宗周出发，步行到达丰邑，率领成周的众人，命令毕公去镇守治理东郊。
这是史官叙述任命毕公的原因。康王十二年，即康王即位的第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月亮初现微光，是六月的初三。从庚午日之后的第三天壬申日，康王从宗周步行到达丰邑，即从镐京缓缓行至文王的宗庙。古代分封诸侯、任命有德之人、奖赏有功之臣，都在祖庙进行，表示不敢专断。看古人的用意如此，怎么可以奖赏不恰当的人，俸禄给没有德行的人呢？在文王的宗庙，率领成周的众人命令毕公，让他去镇守治理东郊。卫国武公以诸侯身份入朝担任王卿士，这就是后世更替出入的意思。
康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周室，谨慎对待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以便教化他们。已经过了三十六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道义有升降，政令随风俗改变，如果不表彰善行，百姓就没有勉励。唉！先感叹而后说话。”毕公担任太师，称他为父师，是尊敬他。国君直呼臣下名字，是大礼。康王不直呼毕公的名字，而称他为父师，古代君主对大臣如此礼貌。毕公是四朝元老，接受顾命辅佐康王，而康王尊敬他，那么当他在康王身边时，知道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尽的，可以知道了。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施于天下，这是说国家所以能教化的原因，必须先推崇文王、周公。我文王之所以能承受商朝的天命，是因为他施行了伟大的德行而得到的，不是无缘无故得到的。以文王的圣明，又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周室。自从武王去世，四国流言，三监挟持淮夷叛乱，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周公，周家的王业几乎就危险了！谨慎对待商朝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周公知道商朝的风俗不能不变，又不可以突然改变，于是有谨慎的意思。他谨慎的意思，看《多士》、《多方》的文章可以知道。迁到洛邑，不是为了让他们劳累迁徙，而是让他们离开旧土的恶习，以更新他们的视听，使他们每天看到周家的德行，每天听到周家的教化，每天亲近周家的贤士大夫，每天看到周家的礼乐文物，希望用这些来教化他们。已经过了三十六年，十二年为一纪，三纪就是三十六年。世道已经变化，风气已经转移，所以四方没有忧患。商民只是东都的一个邑，而说四方没有忧患，是因为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东郊的百姓没有忧患，那么四方就没有忧患。看下文所说的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人士，可见君民一体。百姓得到安宁，就是君主的安宁，所以我一人得以安宁。康王推本溯源，今天之所以没有忧患而安宁，都是文王、武王、周公奠定基础的。虽然有基础在前，但没有继承在后，知道教化已经到达的地方，而不知道教化还没有到达的地方，那么以后的事情也不能保证。道义有升降，康王知道消息盈虚的道理，有升必有降，有治必有乱，有安必有危，其不可依赖就是这样。只有改变风俗，才能长久安宁。因为风俗如果没有完全改变，那么一时的安宁虽然可喜，但以后的变化难以预料。这就是康王想要毕公分别善恶，以彻底改变风俗的原因。上文既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而说风俗还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世道变化，风气转移，是大概而言，余风还没有灭绝，那么百姓也没有完全向善。臧是善，有办法使善行显扬，那么善行显扬而不善者畏惧，这就是百姓知道勉励的原因。孔子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也是这个意思。
只有您勤勉德行，能够勤于小事，辅佐四代，正色率领下属，没有人不听从您的话，功绩多于先王，我小子垂拱仰成。
这是称道毕公的德行，虽然是称举毕公的德行，而康王的德行也在这里可见。因为了解别人的人必须先了解自己，如果不是康王平时德行盛大仁厚，在暗室屋漏之中没有愧疚，怎么能知道毕公的德行如此详细？只有您勤勉德行，勤勉，人都有这种德行而勤勉的人很少。所谓勤勉是什么？即在勤于小事处可以看见。因为知道勤勉，所以孜孜不倦，常有不自足之心，以至于小事也知道勤勉。常人的情感，没有不以大节为可尚，而小事容易忽略。圣贤在小节处不忽略，那么大节也可以知道。这种小事的勤勉，是很难的。《乾》卦九二，是圣人的德行。《易》说：“庸行之信，庸言之谨。”庸言庸行，就是小事。孔子称赞颜渊的贤德，只在箪食瓢饮处看见；贬低微生高的直，只在乞醯之事看见。后世如汉武帝号称知人，识霍光于行步不失尺寸处，识日防于不转盼处，也是这个道理。辅佐四代，即辅佐文武成康。正色率领下属，是说端正脸色，尊重瞻视，俨然使人望而生畏。声色教化百姓是末节，但形于外的都是内心的表现。曾子所说的“正颜色斯近信”就是这个意思。
以此率下，人皆有所观感耸动，谁不只敬？师法毕公之言乎？惟其平时毕公所以正身者如此，故四世皆赖其功，嘉绩之在先王为多。其遗休足以沾丏后人，予小子今日所以垂拱而仰其治之成，皆毕公之力也。观康王称道毕公之徳如此，想见其简黙静重，严毅可敬可法。以斯人膺保厘之寄，康王其亦不轻于用人哉？
译用这样的态度来统率下属，人们都会受到感化而振奋，谁不恭敬呢？这是遵循毕公的教诲吗？正因为平时毕公端正自身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四代都依赖他的功绩，他在先王时期建立的卓越功业最多。他遗留的美德足以惠及后人，我这个小辈今天之所以能够垂衣拱手而仰赖其治理的成功，都是毕公的力量。看康王这样称颂毕公的德行，可以想见他简约沉默、沉静庄重，严肃刚毅，令人尊敬且值得效法。让这样的人承担辅佐治理的重任，康王在用人方面也是不轻率啊！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只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前既美毕公之徳，此则命之以事。今予祗敬命公以周公之事，是以周公而待毕公，亦犹成王命君陈以式周公之猷训也。往哉！自今以往，东郊当旌别淑慝，明辨其善恶，使不相杂揉。表厥宅里，谓表异其所居之里，若后世孝子顺孙旌表门闾之类，彰其善而使为善者有所显，瘅其恶而使为恶者有所病。树之风声，树立其善风与其善声也。尧之化及于后世，犹曰尧之遗风；禹之教及于朔南，犹曰朔南暨声教。盖惟风声能耸动人，使人闻之而思奋，感之自有所兴起也。岂必家至而户晓哉？弗率训典，殊厥井疆，表厥宅里，树之风声者，所以表其为善，虽有所别于恶，而未表其为恶也。兹犹有率循其教训之常者，于是又表其为而殊其井居田里，使之不齿于乡里，不得预乎乡田同井出入相友之中。凡若此者，皆所以俾之知所畏，知所慕也。表宅里，树风声，而后人知善之可慕；殊厥井疆，而后人知恶之可畏。是非羞恶之心，谁独无之？其所以安于恶而自弃于善者，正以无所畏慕而然也。今焉善恶如此之分别，有以诱之于其前，而有以沮之于其后，民安得不舍其旧而新是图哉？惟康王之世，然后可以用此，盖民有愧耻故也。以用之于周公、君陈之时，则非矣。申画郊圻，愼固封守。天子王城之外，有四郊一圻之地，昔已画为界，久而不能无迁移也，故使重而画之。封疆守御，昔已有人，久而不能无懈弛也，故使谨而固之。然则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而犹不忘郊圻之画，以辨其境界；封疆之守，以固其防备者，盖居泰之世，治泰之道，当如此，不然则既治而忘乱，既安而忘其危矣。先王之时，所以法度详密，无有仓卒不虞之变者，盖其蚤正素治，有如此者也。京师，天下之根本也。东郊安，则四海安，何疑之有？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徳，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徳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毕公之于东郊也，岂无政事以正其民？而政之所贵者，在于有常，而非拂人情以为奇也。岂无政令以告其民？而辞之所尚者，在于体要，而非违乎理以为薄也。不惟好异而已，好异则政不常，辞不体要。上之人示人以偷薄，民安得不滋其伪哉？靡靡相随顺之意，纣拒谏饰非，恶闻其过，惟以靡靡相随，顺利口捷给者以之为贤。说者谓商人之俗有类乎秦人之俗，且引啬夫之事为证，是也。虽更世变之后，余风尚存，公安得不以此为念乎？为政之道，惟务变革其俗，勿以为风已移而遽忘之也。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此古人之言也。世禄之家，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鲜克由礼者，其习使之然也。徳者，人所固有，今以其放荡之行而陵之者，忽之之谓也。人欲炽而天理灭，此所以悖乱其天道也。敝化奢丽，万世同流。敝化者，不善之化也。以奢侈华丽相尚，虽相去万世而同一流，盖敝化之末流，古今所同也。兹殷庶士，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此言商俗之敝，鲜克由礼者也。当时所迁顽民于洛者，皆贵显之家，席居也。所以居其宠禄日已久矣，惟恃其侈以灭其合宜之义。古人衣服之间，辨贵贱之等次，而商士则以衣服之美，务求胜于人，此其心安在哉？为骄恣，为淫过，为矜伐夸大，将由恶以终而不变改。此非言毕公之时如此，盖述其前日之恶。周公君陈之化，既有以收其已放之心，而隄防以闲之者，实在毕公之世。盖人之心，莫难于已放之时，而尤莫难于既改之后。茍其根尚在，虽一时知所收敛，将触事而▯此闲之所以为难也。此篇之书，言商民之恶，
译王说：“唉！父师！现在我恭敬地任命您去处理周公曾处理过的事务，去吧！要表彰善良、辨别邪恶，在百姓居住的里巷树立榜样，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声誉。对于那些不遵循训诫典章的人，要将他们从原有的井田疆界中分离出来，使他们能够产生敬畏和仰慕之心。重新划定郊野和边界的范围，谨慎地巩固封疆的守卫，以此来安定天下。”
前面已经赞美了毕公的德行，这里则是任命他具体事务。现在我恭敬地任命您去处理周公曾处理过的事务，这是以对待周公的礼遇来对待毕公，就像成王任命君陈去效法周公的谋略和训诫一样。去吧！从今以后，在东郊应当表彰善良、辨别邪恶，明确区分善恶，使它们不相混杂。在百姓居住的里巷树立榜样，说的是在居所所在的里巷树立标志，就像后世旌表孝子顺孙的门闾那样，彰显善行使行善的人得到显扬，憎恶恶行使作恶的人感到羞耻。树立良好的风气和声誉，尧的教化流传到后世，还被称为尧的遗风；禹的教化流传到朔方和南方，还被称为朔南的声教。大概只有风气和声誉才能耸动人心，使人听到后思进取，受到感化自然有所兴起。难道一定要挨家挨户去告知吗？不遵循训诫典章，将他们从原有的井田疆界中分离出来，在里巷树立榜样，树立良好的风气和声誉，这些是为了表彰善行，虽然与恶行有所区别，但并没有直接表彰恶行。这里还有遵循训诫常道的人，于是又表彰他们的行为并将他们从井田里巷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不被乡里所接纳，不能参与乡田同井中出入相友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可畏的，什么是可慕的。在里巷树立榜样，树立良好的风气和声誉，然后人们知道善行是可慕的；将他们从井田疆界中分离出来，然后人们知道恶行是可畏的。是非羞恶之心，谁没有呢？那些安于恶行而自弃于善行的人，正是因为无所敬畏和仰慕才这样的。现在善恶如此分明，前面有诱导，后面有阻止，百姓怎能不舍弃旧习而追求新善呢？只有在康王时代，才能使用这种方法，因为百姓有羞耻心。如果在周公、君陈的时代使用这种方法，就不合适了。重新划定郊野和边界的范围，谨慎地巩固封疆的守卫。天子王城之外，有四郊一圻的土地，过去已经划定了界限，时间久了难免会有迁移，所以让他们重新划定。封疆的守卫，过去已经有人负责，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松懈，所以让他们谨慎巩固。那么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却仍然不忘划定郊野边界以辨别界限；巩固封疆守卫以加强防备，这是因为在太平盛世，治理太平盛世的方法应当如此，不然就会在治理好后忘记混乱，在安定后忘记危险。先王时代，之所以法度详密，没有仓促间的意外变故，大概是因为他们早有准备，治理得当，就像这样。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东郊安定，那么四海就安定，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政令贵在恒常，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要只喜好奇异，商朝的习俗萎靡不振，以能言善辩为贤能，这种余风尚未灭绝，您一定要牢记！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因为放荡而凌驾于德行之上，实在违背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万世都同流合污。这些商朝的士人，依仗宠幸如同旧习，恃宠而骄灭弃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胜过别人，骄纵淫逸、自夸自大，将走向恶的结局。即使收敛放纵的心，约束他们也很难，凭借财富能够训导，才能长久。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重要的训诫，不遵循古训，还能遵循什么呢？
毕公在东郊，难道没有政事来端正百姓吗？而政令所贵重的，在于有常道，而不是违背人情去做奇异的事。难道没有政令来告知百姓吗？而言辞所崇尚的，在于切中要害，而不是违背道理去做轻薄的事。不要只喜好奇异，喜好奇异那么政令就不恒常，言辞就不切中要害。上面的人向百姓展示轻浮薄幸，百姓怎能不滋长虚伪呢？靡靡是相随顺从的意思，纣王拒绝劝谏掩饰错误，讨厌听到自己的过错，只以靡靡相随、口齿伶俐的人为贤能。解说的人说商人的习俗类似于秦人的习俗，并且引用啬夫的事作为证据，这是对的。虽然经过世变之后，余风仍然存在，您怎能不以此为念呢？为政的道理，只致力于变革习俗，不要因为风俗已经改变就立刻忘记它。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这是古人的话。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贵不期骄，富不期侈，很少能遵循礼制，是他们的习惯使他们这样的。德行是人所固有的，现在用放荡的行为来凌驾它，是忽视它的表现。人欲炽盛而天理灭绝，这就是违背天道的原因。败坏教化崇尚奢华，万世同流合污。败坏教化，是不善的教化。以奢侈华丽相尚，即使相隔万世也同一流，大概是败坏教化的末流，古今所同。这些商朝的士人，恃宠而骄灭弃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胜过别人，骄纵淫逸、自夸自大，这是说商俗的败坏，很少能遵循礼制。当时被迁到洛邑的顽民，都是贵显之家，依仗宠禄已久，只恃其奢侈以灭其合宜的道义。古人衣服之间，辨别贵贱的等级，而商士则以衣服之美，务求胜于人，他们的心安在呢？骄纵恣意，淫逸过度，自夸夸大，将走向恶的结局而不变改。这不是说毕公时代如此，而是叙述他们以前的恶行。周公君陈的教化，已经收敛了他们放纵的心，而堤防以约束他们，实在是在毕公的时代。大概人心，最难的是已经放纵的时候，而尤其难的是已经改变之后。如果根还在，即使一时知道收敛，将触事而复发，这就是约束之所以难的原因。这篇文章，说商民的恶，
与君陈篇不同。盖当俗之未化也，有见于善，无见于恶，故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是见其善也。茍为不然，则将有忿疾之心矣。俗之既化也，有见于恶，无见于善，故曰：“商俗靡靡，怙侈灭义”，是见其恶也，茍为不然，则将有苟安自足之心矣。古之治天下者，不敢忘乎民之恶俗，以启吾茍安自足之心。盖重教化，以之为大务也。以舜之世，比屋可封，而犹以冦贼奸宄、五品不逊为虑。后世如贾谊，号为通达国体，当文帝富庶礼义之余，犹太息于秦俗之未去，谓知教化者也。毕公之政，难于防闲之术，而所以闲之者，岂严刑酷法之谓哉？曰教而已。礼义生于富足，惟资富者为能知教化。既富有以养其身，又知训以养其心，则不犯非礼，动与理合，和气生而鄙夭不作，故可以永其天年。盖惟全天下之正性者，为能顺天下之正命也。所谓能训者，是岂外人心而别有所谓训哉？惟徳惟义是大训也。徳者，人心之所得；而义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谓大训。上焉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古训者，即人心之所同然而验之于古之已然也。古训之所载者，亦惟徳义而已，非徳义之外有古训也。毕公之化民也，本诸同然，而民易从；防诸己，然而民易信。闲之之道，孰有过此者？君陈一篇，犹及于辟以止辟之说，三细不宥之说，未免乎刑也。此篇虽数商民之薄恶，务旌别之以生其愧耻之心，无一言及于刑焉，又足见世变风移，刑可措而不用矣。
译这与《君陈》篇不同。大概是因为在风俗尚未教化之时，人们只看到善的一面，看不到恶的一面，所以说：“百姓生活丰厚，就会随着外物而改变”，这是看到了他们的善。如果不这样，就会产生愤恨厌恶之心。在风俗已经教化之后，人们只看到恶的一面，看不到善的一面，所以说：“殷商的风俗颓废，倚仗奢侈而泯灭道义”，这是看到了他们的恶。如果不这样，就会产生苟且安适、自我满足的心态。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不敢忘记百姓的恶俗，从而引发自己苟且安适、自我满足的心态。这是因为重视教化，将其作为最大的事务。即使在舜的时代，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封，仍然担心寇贼奸宄、五常不逊的问题。后世像贾谊那样，号称通达国家体制，在文帝时期富庶礼义之余，仍然叹息秦朝的风俗尚未去除，这才是懂得教化的人。毕公的政令，难以用防范的手段，而用来防范的方法，难道是严刑酷法吗？只是教化罢了。礼义产生于富足，只有依靠富足的人才能懂得教化。既然富有以滋养身体，又懂得训导以滋养心灵，那么就不会触犯非礼之事，行动都符合道理，和气产生而鄙陋夭折之事不发生，所以可以延长寿命。大概只有保全天下人的正性，才能顺应天下人的正命。所谓能够训导，难道是在人心之外另有叫做训导的东西吗？只有德和义才是大训。德，是人心所获得的；义，是人心所适宜的。根植于人心所共同认可的，这就叫做大训。上面的虽然好，但没有验证，没有验证就不被信任，不被信任百姓就不服从。古训，就是人心所共同认可并在古代已经验证过的。古训所记载的，也只是德和义，不是在德义之外还有古训。毕公教化百姓，基于共同认可，所以百姓容易服从；防范自己，所以百姓容易信任。防范的方法，哪有超过这个的呢？《君陈》篇，还涉及到用刑罚来制止刑罚的说法，三种小罪不赦免的说法，未免涉及刑罚。这篇虽然列举商民浅薄邪恶之处，致力于表彰区别以产生他们的羞愧之心，没有一句话提到刑罚，又足以看到世道变迁风气转移，刑罚可以搁置而不用了。
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徳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时，成周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惟乂。」
此章又言商民系天下之利害，毕公之任当有以成周公、君陈之化，至此已世变风移，安有反侧之变如三监时？而康王以为邦之安危，在此殷士，常若变故之迫乎？其后此维时保惜，居安虑危之意。然邦之安危虽在商士，而化商士者，在毕公之徳，不刚不柔，中之徳也。谓寛猛相济，不急迫、纵弛之谓也。惟合于中。
则其德信乎修矣。周公之谨厥始者，此徳也。君陈之和厥中者，此徳也。毕公之成厥终者，此徳也。克谨者，毖商顽民是也。谓之谨，则多为之训诲诱掖，惟恐其为变，而未可以刑罚绳之也。至和厥中，则异于始矣。和者，寛而有制，从容以和是也。谓之和，则有相济之义，意辟以止辟，三细不宥，而稍可绳之以法也。至于毕公之世，则又异于中矣。惟当有以防闲之，使前日之功不壊。天下之事，莫难于成终，少有怠弛，则周公、君陈之化皆为之不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者，同于化民也。心者，同于欲民之化也。道出于心，心合则道同。圣贤之政，虽有始中终之异，圣贤之心与道则无始中终之异。惟其三后相继，歴年浸久，其化滋深，故道则浃洽而政自然治。其泽则润于生民。谓之洽，谓之润，则其渐渍积累，岂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由内而外，则京师既安，而四夷左衽，亦无不咸赖矣。自下而上，则生民既安，而一人之尊，亦膺受多福矣。人君以天下为一体，内外上下无二体也。不特四夷咸赖，君得其安，在尔毕公之身，亦能为成周建立无穷之本，亦有无穷之令名矣。毕公岂好名要誉之人哉？而康王云尔者，盖为善必有令名。令名，善之彰著也。非
为名而为善也，毕公能为成周立其无穷根本，则自然有此令名。亦犹《君陈》篇曰：「其尔之休终，有辞于永世也。」不特毕公之身如此，虽毕公之子孙，亦顺尔之成法以为治矣。甚矣，商民所系甚重，以蕞尔之微逺，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毕公之身久；而毕公之子孙皆。
于此乎有赖，可见周自周公以来，以商民为重。众人之常情，多忽略于垂成之际，故康王之戒尤严。
呜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末章结上文之意，毕公弗以难而弗能胜其任也，惟当尽其心而已。心有毫厘之未尽，则不可谓之既厥心。亦勿以为易，而民之寡少不足治也，惟当谨其事而已。事有毫厘之忽略，则不得谓之谨。能若是，则可以敬顺文武之烈，而前人如周公、君陈之政，亦于此而休美。不然，则为山九仞，一篑而亏，岂不有坏先王之烈与前人之政乎？
尚书详解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五
宋 陈经 撰
君牙【周书】
观史之所载，穆王车辙马迹徧于天下，则穆王乃无道之主也。此经所载三篇之书，皆穆所作。夫子定之以为后世之法，意者三篇之书，殆出末年悔过之后。因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收王心，而王于此知所改悔，故三篇之书有文、武、成、康之遗风。康王之子，是为昭王。昭王之子，是为穆王。昭王南征而不返，至齐桓伐楚，始问其罪。穆王即位之初，不知讨贼，专事八骏之游。观此篇「小民咨怨」之言，知其为世降俗薄，不及成康之世矣。文、武之谟烈，子孙犹得以世守之而无阙，然不足之处，然后知先王创业之规模，愈久而愈无弊者，以其出于正故也。故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
大司徒之官，掌邦教也。芮伯在康王时，尝为司徒，而此有缵乃旧服，无忝祖考。说者以《君牙》为芮伯之后，史无所据，亦未可知。必世臣之子孙
译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全在于这些殷商遗民，对待他们既不能过于刚硬，也不能过于柔弱，您的德行确实修养得很好。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创善政的开端，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地维持善政的中段，只有您能够成功地完成善政的终局。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了治道的境界。治道融洽了政治，恩泽滋润了百姓。四方夷狄，无不依赖。我小子永远承受着多福。您应当顺应这个时机，为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会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您成功的法度，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这一章又说商民关系着天下的利害，毕公的职责应当有所作为以完成周公、君陈的教化。到了此时，世道已经变化，风气已经转移，怎么还会有像三监时期那样的反叛变故呢？而康王却认为国家的安危，在于这些殷商遗民，常常好像变故紧迫一样？这体现了此后珍惜时机、保持警惕，居安思危的意思。然而，国家的安危虽然在于商民，但教化商民的，在于毕公的德行，不刚不柔，这是中道的德行。意思是宽猛相济，既不急躁逼迫，也不放纵松弛。只有符合中道，那么他的德行确实修养得很好了。周公谨慎地开创善政，靠的是这种德行。君陈和谐地维持善政，靠的是这种德行。毕公成功地完成善政，靠的是这种德行。能够谨慎，是指警惕商朝顽民。称为谨慎，就是多做训诲诱导，惟恐他们发生变故，还不可以用刑罚来约束他们。到了和谐地维持善政的中段，就不同于开初了。和谐，是指宽厚而有节制，从容不迫地达到和谐。称为和谐，就有相互调剂的意思，意图用刑罚来制止刑罚，对于三种重罪不赦免，而稍微可以用法律来约束他们了。到了毕公的时代，又不同于中段了。只应当有所防范，使前日的功业不毁坏。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善始善终更难的，稍有懈怠松弛，那么周公、君陈的教化都会因此不能完成。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了治道。道，是指共同教化百姓。心，是指共同希望百姓被教化。道出于心，心相同则道相同。圣贤的政治，虽然有始、中、终的不同，但圣贤的心与道却没有始、中、终的不同。正因为三位先王相继，经历年代逐渐久远，他们的教化日益深厚，所以治道就融洽而政治自然治理好了。他们的恩泽就滋润了百姓。称为融洽，称为滋润，那么这种逐渐浸润积累，难道是一天的功夫就能达到的吗？由内而外，那么京师已经安定，而四方夷狄，也无不依赖了。自下而上，那么百姓已经安定，而君主的尊贵，也承受多福了。君主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内外上下没有两个身体。不只是四方夷狄依赖，君主得到安宁，在您毕公身上，也能为成周建立无穷的根本，也有无穷的令名。毕公难道是喜好名声、追求赞誉的人吗？而康王这样说，大概是因为行善必定会有令名。令名，是善行的彰显。不是为了名声而行善，毕公能为成周立下无穷的根本，那么自然会有这令名。也就像《君陈》篇说的：“您的美好最终，会在后世有美好的言辞。”不只是毕公本人如此，即使毕公的子孙，也顺从您的成法来治理国家。商民所关系的重要程度，真是严重啊！以微小遥远的商民，而四方夷狄尊崇；而人主亲近；而毕公的自身长久；而毕公的子孙都。在这里有所依赖，可见周朝自从周公以来，以商民为重。众人的常情，大多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忽略，所以康王的告诫尤其严厉。
唉！不要说不能胜任，只应当竭尽您的心意；不要说百姓稀少，只应当谨慎您的事务。恭敬地顺承先王的功业，以使前人的政治美好。
这一章结尾总结上文的意思，毕公不要因为困难而不能胜任他的职责，只应当竭尽他的心意罢了。心意有毫厘的未尽，就不能称为竭尽心意。也不要因为容易，而百姓稀少不值得治理，只应当谨慎他的事务罢了。事务有毫厘的忽略，就不能称为谨慎。能像这样，就可以敬顺文王、武王的功业，而前人如周公、君陈的政治，也在这里变得美好。不然的话，就是堆山九仞，差一筐土而失败，岂不是有毁坏先王的功业和前人的政治吗？
尚书详解卷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四十五
宋 陈经 撰
君牙【周书】
看史书记载，穆王的车辙马迹遍布天下，那么穆王就是无道的君主。这里记载的三篇书，都是穆王所作。孔子审定它们作为后世的法则，大概这三篇书，出自穆王晚年悔过之后。因为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来收敛穆王的心，而穆王在这里知道悔改，所以这三篇书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康王的儿子，是昭王。昭王的儿子，是穆王。昭王南征而没有返回，直到齐桓公伐楚，才开始问他的罪。穆王即位之初，不知道讨伐贼寇，专门从事八骏之游。看这篇“小民咨怨”的话，知道他是世道衰落、风俗浅薄，不及成康之世了。文王、武王的谋略功业，子孙还能世代守护而没有缺失，然而不足之处，然后才知道先王创业的规模，越久越没有弊病，是因为它出于正道。所以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的人可以吗？”所以要论述他们的时代。
穆王任命君牙为周的大司徒，作《君牙》。
大司徒这个官职，掌管国家的教化。芮伯在康王时，曾经担任司徒，而这里有继承你的旧职，不辱没祖先。解说的人认为《君牙》是芮伯的后代，史书没有依据，也不知道真假。一定是世臣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