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十七

译观察它。山下有沼泽，这是咸卦。君子因此以虚怀接纳他人。正因为内心虚静，所以能够感应，而山与沼泽的气息得以相通。高宗之所以能够感动上天，能够感动傅说，是因为他深知德行不可缺失，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从而使内心保持虚静。虽然如此，高宗难道没有缘由而自然如此吗？他起初向甘盘学习，所获得的已经很多，所以今天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今天得到傅说，都是往日向甘盘学习有所收获的结果。后世那些怀着私心窥测圣贤的人，说梦中见到的未必是真事，又怎知至诚之道可以预知未来，确实有这种事呢？嵩山前面有位精通五经的董先生。伊川先生听到他的名声，特意前往拜访。董先生平日不曾走出庵堂，这天伊川先生没遇到他，回到半路上，一位老人背着茶果归来，并且说：“您不是程先生吗？”伊川先生对此感到诧异，说：“先生想要传达的信息非常重大。”尹子向伊川先生询问，伊川先生说：“内心宁静自然就会明白。”观察这件事，那么高宗与傅说的事就不虚假了。

译于是立傅说为相，高宗将他安置在左右近旁，命令他说：“早晚进献规劝之言，来辅佐我的德行。如同金属，任用你作为磨刀石；如同渡过大河，任用你作为舟船；如同遭遇大旱，任用你作为甘霖。开启你的心，滋润我的心，如果药物不经过煎煮，疾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脚走路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希望你和你的同僚，没有不同心的，以此来匡正你的君主，使他效法先王，遵循我们高祖的遗训，来安抚天下百姓。”唉！敬重我此时的命令，务必有始有终。

高宗在一次见面中就得到了傅说，知道他是贤才，于是打破常规，立即提拔他担任宰相。既让他担任宰相，又将他安置在左右，使他每天亲近君主，而高宗也能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事。命令他说：“早晚进献规劝。”所谓早晚，是指常常进献规劝，来辅佐君主的德行，那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进献规劝了。傅说原本地位卑微，从事版筑工作，一旦成为宰相，贵贱地位不同，亲疏关系各异。如果君主不能忘记自己的权势，臣子也不能忘记别人的权势，那么劝谏的话也就无从进入。将傅说安置在左右并亲近他，这是高宗自己忘记了权势；命令他早晚进献规劝，这是让傅说忘记别人的权势。金属必须依靠磨刀石才能成为器物，大河必须依靠舟船才能渡过难关，大旱必须依靠甘霖百姓才能蒙受恩泽。用做磨刀石来比喻还觉得不够，又用舟船来比喻；用舟船比喻还觉得不够，又用甘霖来比喻。大概是因为大臣有无所不能的才能，所以君主也要求他做无所不能的事。意思是事事都想倚赖傅说。开启你的心，是说开诚布公；滋润我的心，像水滋润万物一样，有逐渐浸润灌溉的意思。古代大臣之所以能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不是一天积累的，大概是因为逐渐浸润灌溉的缘故。如果药物不经过煎煮，疾病就不会痊愈，这是希望他用苦口的言语来医治我。毒药让人昏沉，但病却能治好；苦言虽然让人难受，但心却能被纠正。如果赤脚走路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如果不借助傅说来作为耳目，就一定会害事。高宗借物喻情，他的话不能自已。希望你和你的同僚，没有不同心的，这是让傅说率领他的同僚同心辅佐君主。舜的治理，是靠百官互相效法做到的；文王武王的治理，是靠大小臣子都怀抱忠良做到的。如果只有傅说一人忠于君主，而百官未必忠于君主，那么傅说就像在一个齐国人中教楚国人说话，楚王能和谁一起行善呢？这是高宗用“和你的同僚”来命令他，而傅说也广泛招揽贤才，安排在众官之位，自我承担责任。那么同心匡正君主，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应当像先王、高祖那样就可以了。先王，是指武丁以前的君主；高祖，是指商汤。商朝的先王、高祖，他们的心在于安抚天下百姓。你能让你的君主遵循先王的足迹，踏着高祖的车辙，来安定天下的百姓，那么作为臣子的责任就尽到了。唉！敬重我此时的命令，务必有始有终。高宗剖开心腹告诉傅说，傅说应当敬重这个命令并坚持到底。敬重不是一时的，必须始终常怀敬重之心。这一章可以看出高宗对傅说责任期望之深切。

傅说回复高宗说：“木材顺着墨线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君主能够圣明，臣子不待命令就能继承职责，怎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美好的命令呢？”

回复，与孟子所说的“回复君王”的“复”意思相同，以此回答他的君主。木材顺着墨线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圣明。大概君主能听从劝谏，那么邪念自然去除，天下的善言每天都能听到，哪有不成德的？君主既然听从劝谏而圣明，那么作为臣子的，预先揣测心意继承志向而劝谏，更不需要等待命令，何况君主已经有命令，谁敢不恭敬顺从呢？没有命令尚且劝谏，那么有命令的更可知。人臣谁不想进谏？只是君主没有听从劝谏的心，那么臣下都不敢进言。一旦君主开悟，有乐于听从劝谏的心，那么臣下不问是否有命令，将无所不谏。譬如江海善于处下，是百川归向的地方。我看这一章，深深奇怪当时高宗的责望，以为他一定有高见远识，来耸动高宗的心。现在他所说的只是“听从劝谏”，况且他的君主还没有这种心，这样说也可以。现在高宗资助他开启滋润，无非是乐于听从劝谏的话，而傅说又以此回复，难道不多余吗？唉，这可以看出君主的盛德和傅说的心了。君主的德行，其他方面都不能有过失，至于听从劝谏，不怕有过失，越听从劝谏德行越进步。这是傅说培植高宗的根本，顺承君主的美德，看似多余却不嫌多余。

《说命中》

这篇是傅说既担任宰相后，进言告诫君王，一言一句，如同医生用药，都足以治疗高宗的毛病。这是古代宰相的事业。君主将百官的职务托付给大臣，礼乐刑政，以及百姓的休戚利病，难道没有应当说的话吗？傅说大致都不说，难道是从版筑起家登上相位不知道吗？还是知道而不敢说呢？不知道就是不智，知道而不说就是不忠。而傅说的勋业，不是不忠不智所能做到的。大概古人用心，都是从本源观察。孟子说：“大人能够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君主端正就没有不端正的。一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傅说可以算是大人了。然而高宗本是中兴的贤主，恭敬沉默思考道，诚心与上帝交通，

译如果不是心，过错从何而来呢？大概已经显现的过错容易看见，而未显现的过错难以察觉。普通人只看到已经显现的过错，君子则在过错未显现时就加以察知。在心术之间，哪怕有毫发之微的偏差，就会在心中产生，进而危害到政治。难道可以说恭敬沉默、思考道义，就因此没有过错了吗？高宗未显现的过错，即使是高宗自己也不自知，而傅说却一眼就能察觉。

译傅说被任命为百官之长，于是进见高宗说：“唉！英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都城，设立后王、君、公，并由大夫、师长辅佐。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史官在这篇文章开头，写下“傅说被任命为百官之长，于是进见高宗”这两句话，其用意深远啊。“总领百官”，就是担任宰相的职务。君王把宰相的重任托付给他，已经是信任他非常深厚，任用他非常专一；而身为臣子，又处在责任重大、应当进言的位置，这就是所谓可以进言而且应当进言的时候了。假如高宗信任他不够深厚，任用他不够专一，而傅说也没有处于总领百官的地位，那么就不可以进言，傅说也不会肯进言了。“明王奉若天道”，只有古代的君王，光明的德行足以明察事理，知道天道自然应当遵循和顺从。天上有日月、北斗、二十八宿的排列，尊卑相互正定，大小相继有序，所以君王效法它来建立都城，设立后王、君、公，并由大夫、师长辅佐。所谓“国”，是天子的国与诸侯的国；所谓“都”，是天子的都与诸侯的都。后王、君、公，也有尊卑大小的秩序不乱，就像天象一样。难道君王把这些作为自己安逸享乐的器具，而让天下人来侍奉自己吗？他的本心只是专注于为民罢了。“乱”，就是治理的意思。如果后王、君、公不能治理他们的百姓，却乐于下属对自己的侍奉，这难道是顺应天道吗？这是傅说首先阐明做君主的根本宗旨，让高宗知道如何为民。

只有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适时地效法它，只有臣子能恭敬地顺从它，只有百姓能服从治理。只有口舌会招致羞辱，只有甲胄会引发战争，只有衣裳藏在箱子里，只有干戈要反省自身。君王只要警戒这些，确实能明察，就没有不美好的。

上文已经说了做君主的根本在于治理百姓，所以这一章开始说做君主的德行所以能治理百姓的，应当在于效法天的聪明。只有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适时地效法它，只有臣子能恭敬地顺从它，只有百姓能服从治理。这三句话又总括了下文的意思，专门从效法天的聪明这方面来说，也是规劝高宗的毛病。大概高宗本来就是明哲的君主，明哲就是聪明。然而聪明自有两种，有一种是故作聪明，像汉武帝、唐德宗，都是故作聪明而自恃的。有一种是自然的聪明，像尧舜的聪明，成汤上天赐予的勇智，都是自然的聪明，本源于天的。天视通过我的民视，天听通过我的民听，天的聪明出于自然，至公无私。如果人君的聪明以至公自然为根本，不用丝毫私意，这就是效法天了。君王能效法天，那么臣下怎敢不敬顺，百姓怎敢不服从治理。君王如果不违背天，那么臣民自然不违背君王。从“只有口舌会招致羞辱”以下逐条所说，都是效法天的事情。口，是号令发出的地方。号令一旦不谨慎，说出的话不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就会违抗，这就是招致羞辱。甲胄，是用来防备抵御的器具。防备抵御如果不足，那么敌国和外患如鬼方之类，就会肆行轻侮之心，这就是引发战争。衣裳是用来彰显德行的，古代第二次赐命才赐给服饰就是这样。一定要在藏于箱箧之时再仔细考察，恐怕赏赐泛滥。至于干戈是用来讨伐有罪之人的，一定要反省自身没有缺失，然后才行动，恐怕征伐妄加。这四件事都应当谨慎。如果不谨慎，号令轻易发出，防备抵御疏忽，赏赐泛滥，征伐妄加，都不是遵循天理自然的做法。这四句中，前两句是事情出于自己的，应当防止过失在于别人；后两句是事情施加于别人的，应当审慎使用在于自己。无论是出于自己，还是施加于人，君王都应当无所不戒。确实能明察这四者，那么就没有不美好的。“明”字极重，察于此而失于彼的，都不足以称为明。能明，就洞见这四者都有自然的天理，不可逾越，事事合乎节度，那么推而行之，难道有不美好的吗？

只有治乱在于众官，官职不授予私亲昵爱之人，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有贤德的人。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只合乎时机。拥有善道，就会丧失善道；夸耀才能，就会丧失功业。只有做事，才能有所准备；有所准备就没有祸患。不要开启宠幸招致侮辱，不要因不知耻而犯错。只有其所处之位，政事才能纯正。亵渎祭祀，这就叫做不恭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

从这里以下也是说效法天聪明的事，治乱的根本起源于众官。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就治，官职失去合适的人就乱。古今人君谁不知道进用君子、退斥小人是治乱的根本？然而见识不明，私心有所蒙蔽，那么贤与不贤混淆而无法辨别。官职必定有授予亲近私昵之人的，爵位必定有授予恶德之人的，应当以此为戒。授予此人官职，必定是有才能的人；授予此人爵位，必定是有贤德的人。从治理事务来说，称为官；从拥有地位来说，称为爵。所以官职只授予有才能的，因为他的才能足以胜任官职的事务；爵位只授予有贤德的，因为他的贤德足以匹配爵位。天命有德，一旦失去合适的人，就失去了天的道理。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只合乎时机。人君的举动，应当在未行动之时，考虑它是否符合善道，这样然后才行动。大概善道是至公的道理，不容许人主有私意妄动。如果下合人情，上合天理，这就是善了。考虑就有详审不轻举的意思，只在未行动之时，警戒妄动。考虑善道而后行动，那么有所不行动，行动

译必定符合时宜了。所谓时，就是恰当其时的意思，说的是不失去适宜的分寸。虽然如此，善是天下共同的道理，不是个人的私利。如果经过考虑才行动，行动后有了功效，就认为善是自己独有的，功效值得夸耀，那就是私意而不是公理，恰恰因此失去了善与功。舜称赞禹说：“你只有不骄傲，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能；你只有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能和你争功。”因为禹不认为功能在自己身上，这才是天下最高的能，天下最高的功。禹如果萌生一丝自恃之心，就不足以称为功与能了。人心之上不可增添一物，增添一物就不是天理了。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了准备就没有祸患。备，就是预备，是思患预防的意思。在太平安定的时候，为动乱灭亡做准备；在君子进用的时候，为小人将要被任用做准备。每件事都为之预备，就没有一件事不预备的了。能为动乱灭亡做准备，就永远不会有动乱灭亡的过失；能为小人将要被任用做准备，就永远不会有小人在位，还有什么祸患呢？这是说在事情尚未发生的时候，应当为将要发生的情况做打算。至于到了已经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啓，开，有出的意思；纳，有入的意思。君主如果任用君子，那么君子就越知道尊敬君主、尊崇上级，怎么会有轻侮的事情呢？君主如果宠信小人，那么小人得到宠信就会更加怠慢上级，这是打开了宠信之门，恰恰招致小人的轻侮。这不是小人的过错，而是开启者的过错；这不是小人的罪过，而是开启者的罪过。耻过作非者，人谁没有过错呢？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圣人不看重没有过错，而看重改正过错，商汤的不吝惜、孔子的不畏惧，就是如此。如果把过错当作耻辱，却不愿意改正，担心别人听到知道，就会掩饰自己的过错。起初的过错还没有很大的危害，自从产生了掩饰的心思，过错就越来越多，这就是制造是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止也。《易经》说：“止于其所。”《大学》说：“知道止于何处然后才有定力。”只有知道止于何处，每件事就有确定的位置，不超出自己的位置，那么所居就安定了。居止既安定，那么政事都纯正精粹，没有驳杂。大概政事驳杂而不纯正，都是因为失去了所居而超出了自己的位置。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指高宗在近庙祭祀过于丰厚，所以伊尹有这样的告诫。爱亲之心，是人人相同的，高宗在近庙祭祀致其丰厚，有什么妨害他的爱亲之心呢？而伊尹认为这是过错，大概爱也是自然的天理存在其中，不可增减。《祭义》说：“祭祀不宜疏漏，疏漏就会懈怠，懈怠就会遗忘；祭祀不宜频繁，频繁就会烦琐，烦琐就不恭敬。”懈怠而遗忘，这是减损了不可减损的；烦琐而不恭敬，这是增加了不可增加的。高宗在近庙祭祀过于丰厚，难道不是烦琐而不恭敬吗？难道不是增加了不可增加的吗？这些都是出于善意，却陷入了不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非礼之礼”。所以告诫说，在祭祀上过于频繁，恰恰是不恭敬。为什么呢？大概礼仪到了烦劳的地步，就会产生惑乱之心而不真诚了。事神则难，圣人的道理，只在和易宽平之处。如果有一点难，就不是公理的正道。古代的先王设立祭祀之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春祠，夏禴，秋尝，冬烝，这些都是和易宽平的道理，哪里有烦琐、黩滥、艰难的呢？由此推而观之，那么陈仲子不算廉洁，尾生不算守信，晏平仲不算节俭，晨门荷蒉者不算隐逸，凡是苟且求难的都是君子所不推崇的。以上这些，无非是说效法上天聪明之事，至公自然的道理，每件事上都不只是号令、甲胄、衣裳、干戈。自从官职只凭才能，爵位只凭贤德，考虑善而后行动，不占有善，每件事都有准备，不开启宠信之门，不以过错为耻，不超出自己的位置而安于所居，祭祀合乎礼仪而不黩滥，都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其中有一毫的增减，那就是自作聪明，不是天子的聪明了。

译王说：“警惕啊！傅说，你所说的话，我都应当奉行；如果你不善言辞，我就无法听闻并践行你的教诲。”傅说拜手叩头回答说：“懂得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困难。大王若能以真诚之心去实行，就不觉得困难，这确实符合先王已经成就的德行；如果我不把话说出来，那就有我的罪过了。”

“防哉”是赞美其言辞的意思。不知道高宗是看到了什么而发出“防哉”的感叹呢？凡是傅说所说的话，都是高宗尚未显露的过失，存在于心术的细微之处，别人不知道，而傅说知道。傅说既然说了出来，高宗也自己知道了，所以话语切中了他的弊病。“防哉”这句话，并非不合情理而故意这样说。高宗相信他是贤明的君主。如果高宗不是贤明的，那么一定有拒绝劝谏的人了。否则就会说：“君王暂且休息吧，我还要思考一下。”“防哉”这句话，从哪里表现出来呢？傅说于是说：“惟服，意思是说你所说的话，我应当佩服并实行它。如果你不善于言辞，那么我在实行时又能听到什么呢？即使想要实行，也不知道该听从谁了。”傅说拜手叩头说：“懂得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困难。”那么傅说所说的话，也很多了。高宗又知道应当佩服并实行了，可以停止了吗？而傅说还没有停止，又有“实行起来才困难”的说法。天下的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就认为懂得是困难的；已经知道了，就认为实行是困难的。圣人的学问，不过是增进知识和努力实行罢了。知识常常在先，因为知道了就能实行，不知道就不能实行。现在高宗的明哲像这样，恭敬沉默地思考道理像这样，听到傅说的话，发出“防哉”的感叹像这样，不担心他不知道，所担心的是实行不力。如果已经知道了却不能实行，那么最终就达不到目的，这也只是空有知识罢了。“王忱不艰”的意思是，用至诚的道理去实行，就不觉得困难。因为真诚是事物的始终，不真诚就没有事物。天运行刚健，这就是真诚。君子自强不息，也是这个真诚。既然知道了真诚的道理，就没有长久短暂的区别，没有开始停止的区别，没有间断的区别，还担心不能实行吗？这是在“实行困难”之中，却有“不困难”的说法，那么确实符合先王的成就了。先王成汤，成就的德行没有缺失的地方，因为他至诚而努力实行。大王如果达到了与先王德行相合的地步，那么傅说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说，傅说就自负其过。君王既然与先王德行相合，傅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大概是傅说期望君王达到极高的境界，可以停止却不能停止。详细反复这篇的意思，傅说所说的话虽然好像泛泛而没有条理，但一言一句都足以警示启发高宗尚未显露的过失，不是泛泛而言。难道只是高宗以此为鉴戒吗？后来的天下统治者，也足以以此为法则了。

《说命下》

这一篇是高宗向傅说学习的内容。高宗起初听到傅说的话，发出“防哉”的感叹，就认为足够了。等到听到傅说“实行起来才困难”的说法，就发现其中的道理无穷无尽，于是全心全意地向傅说学习。于是叙述他起初向甘盘学习，后来甘盘隐退离去，没有得到可以依靠的人。现在才得到傅说，应当有所训诫我的志向。傅说于是重申前日“王忱不艰，允协先王成德”的意思，而用学习来教诲他，让他学习古代的训诫，以先王为鉴戒。高宗既然听到了以先王为鉴戒的说法，于是以成汤自我期许，而以伊尹期许傅说。在这里可以看出学习不可以匆忙自满。自古帝王没有不学习的，如尧舜向君畴学习，汤向伊尹学习，成王日积月累地进步，下至齐桓公这样一个霸主，也知道向管仲学习。君主的学问，难道是追求知识广博、辞藻华丽吗？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都是帝王的学问。秦汉以后，君主不知道这个意思，偶尔有崇尚儒术重视道义的君主，也不过是喜好名声、具备文饰作为点缀罢了。这就是他们不及三代君王的原因。

王说：“来！你傅说。我小子从前向甘盘学习，后来他隐退到荒野，我进入河地居住。从河地到亳地，直到最后也没有显达。你应当训诫我的志向：如果制作甜酒，你就是酒曲；如果制作调和的羹汤，你就是盐和梅子。你共同修治我，不要抛弃我，我才能实行你的训诫。”

旧说都认为高宗起初向甘盘学习，后来甘盘隐退到荒野，中途废学业，隐居田野。东坡先生认为高宗既然做了天子，怎么还会有隐退到荒野的事情？那么“遯”应当指甘盘。明王的时代，大概也有隐居不仕的人，如尧舜时代有巢父、许由，文武时代有伯夷、叔齐，甘盘的隐退也是隐居不仕。高宗对傅说：“我小子从前向甘盘学习，他隐退到荒野，我进入河地居住，又从河地前往亳邑。等到最终追踪他的去向，姓名已经不闻于世了。”起初的学习，所以明哲的，都是甘盘教导的力量。然而学习没有达到极致，也因为甘盘的隐退，所以训诫我志向的，不是傅说又是谁呢？志向，是高宗追求道学的地方。孟子所说的“士尚志”，就是这个志向；孔子所说的“志于道”，也是这个志向。这个志向一旦确立，就日益趋向高明广大，富贵贫贱、威武不能动摇，不能迷惑，不能屈服。然而必须有人启发教导，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如果制作甜酒，没有酒曲来发酵，甜酒从哪里形成？如果制作调和的羹汤，没有盐和梅子来调味，羹汤从哪里变得美味？以此比喻高宗性情的美好，必须有人来成就他。又与上篇舟楫霖雨的比喻不同，舟楫霖雨是大臣的责任，君主完全依靠它们来作用于天下。

译麴蘖盐梅这类调味品的作用，是师傅的职责，凭借君主本性中的美德，进而加以成就，从而在君主自身形成德行。所谓“交修予罔予弃”，“交”有相互交接的意思，“修”是修治。交修，就是说了一遍又接着说，劝谏了一次又接着劝谏，像这样连续不断而不抛弃我。应当努力践行你的教诲。《中篇》中傅说担忧的是高宗不能践行，不担忧臣子不能进言；而这一篇中高宗的意思，则是担忧你们臣子不肯进言，不担忧我不能践行。从“罔予弃”“克迈乃训”这两句话就可以看出，高宗诚心向学，只怕傅说离开自己，心中愤悱之情蓬勃涌动，那么启发的契机就能有所承接。这就是童子渴求我的意思，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

译傅说说道：“君王之人追求广博的见闻，这时就要建立功业，学习古代的法训才能有所收获。如果不效法古代，想要长保天下，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

这几句话总括了做学问的大要。做学问贵在广博见闻，难道仅仅是为了成为博学的工具吗？因为无所不闻：在公卿那里听闻，在朝廷上听闻，在民间听闻，没有不是听闻的。而所追求的广博见闻，也是为了推究到有用的地方罢了。建立功业，就是确立天下的事务，体现在兴利除害上，没有不是事务的。虽然如此，如果只知道博学以求实用，却不知道效法古代以有所得，那么就是只有善心而没有法度。古人的法训有已经实行的验证。古代广博见闻并参酌古人的法训，那么就有准则。孟子说：“现在有仁爱和仁德的声望，百姓却得不到恩泽，不能被后世效法的，是因为不实行先王的道。如果不实行先王的道，那么只能施行于暂时而不能施行于长久，可以施行于一时，不能施行于后世。”所以做事不效法古代而能够长保天下的，这不是我所听说过的。意思是说没有这样的道理。傅说的大意是把学习古代法训作为重点。

只有学习，谦逊心志，务必及时敏捷，那样的修养才会到来。确实怀守于此，道就会积聚在他自身。只有教导，学习占一半，念念不忘始终，以学习为常道，他的德行就会修养，不知不觉。效法先王已成的法度，就能永远没有过失。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继承，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的位置上。

从“惟学逊志”往下，都是申述君王之人追求广博见闻的意思，“监于先王成宪”，就是申述学习古代法训的意思。逊志，就是谦逊。尧舜的道，在于徐行后长的态度，而子路被孔子讥笑，也是因为他的话不谦逊的缘故。这个心志如果谦逊，那么慈祥温顺的意态就会占上风，而鄙陋悖逆暴戾的习气就会消除。然后虚心能够接受，既然知道谦逊心志了，又必须及时敏捷。在时机上做到敏捷，那么在颠沛流离、仓促匆忙之间，出入起居之际，不可以有一时的疏忽。能够这样，那么他的修养就会到来。修养仁德，仁德就到来；修养义理，义理就到来。那到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基于我们内心的，这也和孔子说“想要仁德，仁德就到来”的意思相同。虽然对外有所敏捷，未必对内心有所怀守。确实怀守于此，那么就是内心有德而没有勉强的样子。这样之后，道才积聚在他自身。积聚，就是积累。道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可积累的呢？因为起初有所遮蔽而没有开启，昏暗而没有明朗，那么道和自己就是两回事。长久怀守于此，那么道才开始积聚在我们身上，由遮蔽而开启，由昏暗而明朗，道才开始为我所有。虽然确实怀守于此了，还达不到始终如一的地步。教导别人只是学习的一半，而不能成为学习的全部，这是因为举出一个角落等待对方类推，引导而不启发，这是教导者的事情。君子一定希望对方自己有所得。典，就是常道。从开始到终了，从终了到开始，至诚没有间断，始终如一，到了这一步然后才是自己有所得。德行的进步，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进步。如果不是达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怎么能这样呢？大概起初的“厥修乃来”，还没有脱离“修”的阶段。“道积于厥躬”，还没有脱离“积”的阶段。“厥德修罔觉”，那么德和自己两忘，修和积都释然了，可以停止了吗？回答说：不可以。先王有已经成就的法度，如果不能效法先王的成宪，就会放荡而失去操守，难免有过失。只有用自己的所得去验证先王的法度，礼乐法度，典章文物，一律遵循先王的旧制，那么事情就能得其适宜而永远没有过错了。从逊志到确实怀守于此，从确实怀守于此到始终如一，以学习为常道，这是学习的次序。效法先王已成的法度，这是学习的准则。高宗能够达到这一步，那么傅说做什么呢？只是恭敬地辅佐他的君主罢了，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的位置上罢了。恭敬地辅佐君主，那么就有顺承而没有逆耳之言。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的位置上，那么就能施展抱负而没有顾忌。如果君主的学问有所未至，那么臣下就会疑惑顾忌，即使想要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的位置上，难道能够得到吗？大概君主尽到了君道，然后臣子才能守住臣子的职责，广泛招揽贤才，这是宰相的责任，傅说的职责。我也再三品味过了：人心危险，道心微妙，惟精惟一，舜传授给禹的不外乎这个。惟，就是思。天下的道理，规划谋划，然后才能有所成就。在彼此未定的时候，将要颠覆败亡，这是忧虑，有什么成就值得期望呢？现在，高宗对于傅说，在得到他之前，高宗固然曾经恭敬沉默地思考过了。不是高宗的思考吗？三篇的著作，君臣之间议论讲明，而“惟”这个字没有不释音的，古代史官所记载的，“惟”这个字占据了一半。说话的人不以为烦琐且过分，记载的人喜欢称颂乐道，不以为啰嗦。难道君臣之间日理万机，完全没有一句话可以呼吸，而“惟”这个字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大概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不能得到。一项政令出台，不思考就会失去谬误荒诞；一句话发出，不思考就会失去诬蔑怪异。治理天下而不思考，就会混乱散漫而不能收拾；居居高位而不思考，就会倾覆危险而难以保全。君臣之间，怎么能不思考呢？

君王说：“唉！傅说，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时就是你的教化。股肱之臣在于人，良臣在于圣。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他说：‘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我的心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鞭打一样。一个人没有得到任用，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辅佐我的烈祖，到达

译伟大上天，您仍应明察保佑我，不要让伊尹独自享有商朝的美名。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施展抱负。希望您能继承先王的事业，永远使百姓安定喜悦。」于是行拜礼叩头说：“我敢回应天子的美命。”

译高宗深入谦逊心志的学问，知道他的全部成就在于傅说，又用伊尹的事迹来期望他，认为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君主致力于学习越迫切，德行就越进步，那么天下的臣民都在我的德行之中。大概有不发命令而能施行，没有占卜而能取信的情况，他们之所以仰慕拥戴，也是自然的道理。他们之所以仰慕我的德行，都是你的教化所致，这是高宗谦逊心志的真实体现，不敢自认为有才能。所谓教化，是傅说在言语行动、说话沉默之间，暗中有所感发高宗，像风的运行一样，没有形迹。以前的成效，虽然都来自傅说，但从今天开始，所以要求你傅说完成职责的期望并没有停止。一定要有股肱手足，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一定要有良人，才能成为圣人。就像高宗一天也不能没有傅说，先前的正臣保衡，就是伊尹。在商汤时叫阿衡，在太甲时叫保衡，这是官名。对上保护君主，对下安抚百姓，所以叫保衡。作者兴起，是兴起的意思。商汤学习伊尹，所以凡是商汤所做的事，也都是伊尹有所兴起而促成的。于是说：“我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我的心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闹市被鞭打一样。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置，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这是伊尹自我承担责任的言论。当他在有莘的田野耕作时，天下的责任不在伊尹；等到他幡然改变，接受商汤的聘礼，那么天下的责任就在伊尹了。天下的责任既然在伊尹，那么使君主成为尧舜，让百姓得到安置，难道不是伊尹的本分吗？如果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那么他的心就会羞愧，不止于在闹市被鞭打；如果有一个百姓没有得到安置，就引咎归己，这也是禹、稷把百姓的饥溺看作自己的痛苦一样的心意。正因为伊尹把君主和百姓的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身上，所以能够辅佐我伟大的祖先成汤治理天下，以至于上天赞同，天意是一致的。成汤的治理，都由伊尹承担，那么我今天的治理，除了傅说还有谁能承担？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来安抚我，不要让阿衡独自在商朝享有美名。不只是成汤有一个伊尹，傅说的功劳，也是伊尹那样的。只有君主没有贤人就不能治理，意思是君主如果不依靠贤人，就没有人与他共同治理；只有贤人没有君主就不能得到供养，意思是贤人之所以能得到供养，食用土地上的产物，哪一不是君主的功劳？高宗的意思是，我一定依靠贤人共同治理，但是贤人既然因为君主而得到供养，那么君臣的道义怎么能废弃呢？也应当侍奉君主来辅佐君主的治理是可以的。希望你能继承你的君主在先王成汤之后，使今天的治理不使成汤感到羞愧，是可以的。继承你的君主在先王之后，他的心意在哪里？回答说：永远安抚百姓就是了。先王的功绩，也只是在于安抚百姓。你能永远安抚百姓，使百姓长久得到安置，那么所谓继承你的君主，就做到了。傅说在中篇和这一篇，只用先王来期望他的君主高宗。到这里深深看到治理天下有无穷的道理，又知道用先王来期望自己，而用伊尹来期望傅说。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傅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应对并宣扬天子的美命罢了。天子在上宣扬这道命令，公卿大夫就知道了；大臣在下宣扬这道命令，百官和天下的人就知道了。这就是应对宣扬。详细反复这一章的意思，可以看出古代帝王君臣不自满的心意是这样的。君主不因为四海仰慕德行而怠慢依靠臣子，臣子不因为君主已经能够治理而怠慢辅佐君主。君臣相互期望，都想要达到先王先正的地步才停止。唐太宗贞观之治，一见魏征劝行仁义已经见效，就喜形于色，他不及古人远了。

尚书详解卷十七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十八

宋 陈经 撰

高宗肜日【商书】

读这一篇的书，可以看出君臣遇到灾祸警戒的意思。凭着高宗的圣明，精诚上达于天，而四海仰慕德行，那么应该和气感召，祥瑞屡次出现才是。为什么会有野鸡飞上鼎耳的异象呢？太严重了！上天爱护人君的心意，很久以来，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凡是加以鞭打，用呵斥责骂来警戒的，一定是可以教化的子女；如果是那些不肖的子女，被父母所抛弃断绝关系的，就不需要鞭打呵斥责骂了。古代的圣人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灾异到来，更加戒惧。像尧舜时的水灾，就说警戒我；商汤时的旱灾，就用六件事责备自己，都是这个意思。圣人不把灾异当作忌讳，常常担心君主不修身。至于汉武帝征战连年，愁怨四起，不因此加意警惕，反而把白麟赤雁当作祥瑞。从现在看来，水旱灾害不损害尧汤的圣名，而白麟赤雁没有看到对汉武帝有什么益处。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而鸣叫。祖己训诫君王，作《高宗肜日》。高宗的训诫。

野鸡，是野鸟；鼎，是祭祀的器具；鸣叫，是鸣叫的意思。高宗在祭祀的第二天，野鸟飞上鼎耳而鸣叫，可以说是奇异了。写书的人所叙述的，只说“有鸣叫的野鸡”，不说祭祀的是哪座庙，鸣叫的是什么地方。孔子编排书，直接说“祭祀成汤，飞上鼎耳”，圣人的心意，大概有所在。高宗之所以招致这种怪异，是因为高宗对近亲的庙宇祭祀丰盛，而对祖庙的祭祀微薄。所以说“祭祀成汤”。从前傅说曾经用滥于祭祀，来规劝高宗的过失；到这里还没有改正，这是他的耳朵不灵敏，不能听大臣的话。所以野鸡飞上鼎耳而鸣叫，天人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