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二十三
丁未，祀于周庙。▯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冡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归于丰邑，遂告周庙。意者归功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庙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也。▯国诸侯如甸服、侯服、卫服皆来助祭也。骏，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诗》云：“骏奔走在庙”是也。周有六服诸侯，武主代纣，八百诸侯不期而防，此正言侯、甸、卫三服者，以其近于王畿之服也。四时祭祀皆在焉。夫诸侯向也与武王比肩而事纣矣，今也为周家之臣子，傥非武王此举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谁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一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后郊，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见古人之祭天地，皆须先有以养其诚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则诚意已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丰，故十五日以后诸侯百工皆受命，则知此受命当在丁未祀庙之前，不应诸侯未受命而先助祭祀也。史官将述武王所以告诸侯之辞，故以生魄继大告武成之后。观此一段，见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诸侯、百官之心以为心，故祀周庙，柴望告武成，诸侯百官皆受命而无有歉然之意。
王若曰：「鸣呼，羣后！惟先王建▯，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畏其力，小▯懐其徳。惟九年大统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
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积累以告诸侯羣后者，指当时庶▯冡君之受命者，告之先王，即后稷也。葢始封于邰，以农开国，故曰建▯啓土。公刘后稷之曽孙也，能厚先王之业，百姓多归之，如周诗所言笃公刘之事，可见。至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造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缵太王之业，勤于王家，如周诗所称克长克君▯可见。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能成其王者之功，如当时伐崇伐莒，一怒安天下，皆其勲也。诞膺天命，以抚方夏，谓三分天下有二，大▯畏其力，小▯懐其徳。圣人之于天下，未尝有威爱之殊，天下之服圣人，自有威爱之辨。葢大▯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无所施，则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素以徳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适所愿，则是文王有以抚绥之，非懐其徳而何？文王初无心于力徳也，而大▯小▯自见其力之可畏与徳之可懐也。惟九年大统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没之后，武王继文王九年之间，未能合天下于一统，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将以继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徳，所谓大统者，欲天下纯被其化，脱于纣之涂炭而已。若夫必于取天下，则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积累之劳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当得，所以隂消羣诸侯不服之心。然则羣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隂消其不服之心者，葢自武王胜商后，商民犹有四十余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无有不服者哉？然则道其先祖父之勤，与其所当得天下之意，自汤之时犹未至此，武王之时则又非汤之时矣。故曰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曽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畧。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此章乃将伐纣之时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名山如华岳也，大川河也，乃所经歴之山川。武王致商纣之罪，以告皇天后土与所过之山川。其辞曰：惟有道曽孙言，有道者之孙，见武王不自居其功，归功于祖宗也。将有大正于商，以兵正
译丁未日，在周庙举行祭祀。甸侯、卫侯等诸侯奔走效劳，捧着豆和笾等祭器。过了三天，到了庚戌日，举行柴望之礼，隆重宣告武功已成。月亮刚生出新光时，众诸侯及百官在周地接受任命。丁未日就是四月十九日。武功已经成就，回到丰邑，于是向周庙报告。这大概是归功于祖宗，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周庙指的是从后稷到文王以上的祖先。甸侯、卫侯等诸侯都来助祭。骏，是大。大力奔走以供祭祀之事。就像《诗经》所说：“在庙中大力奔走”那样。周朝有六服诸侯，武王代替纣王，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这里特别提到侯、甸、卫三服，是因为它们靠近王畿。四季的祭祀都在这里进行。诸侯以前曾与武王并肩侍奉纣王，如今却成为周家的臣子，如果不是武王此举怀有公天下之心，谁会肯服武王呢？过了三天庚戌日，就是四月二十二日。柴望大告武成，即焚烧柴薪祭天，遥祭山川之神，隆重地向天地报告武功已成，先祭祖先而后祭郊外天地，因为是从近处开始。这也可见古人祭祀天地，都必须先培养诚意。三天之前已经祭祀了祖宗，诚意就已经到了，所以用柴望来祭祀天地。既生魄，就是十六日。武王在四月初三到达丰邑，所以十五日后诸侯百官都接受任命，由此可知这接受任命应当在丁未日祭祀庙宇之前，不应该诸侯还没接受任命就先助祭。史官要叙述武王对诸侯宣告的言辞，所以把“既生魄”接在“大告武成”之后。看这一段，可见武王伐商起初并非一己的私意，而是祖宗的心意，是天地的意志，也是诸侯百官的心意。武王把祖宗、天地、诸侯、百官的心意合而为一，所以祭祀周庙，柴望宣告武功成就，诸侯百官都接受任命而没有遗憾之意。
武王说道：“唉，各位诸侯！只有先王建立基业，开拓疆土，公刘能够厚道地继承前人的功业。到了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王季勤勉于治理王家。我的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业，大大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统尚未统一，我小子将继承他的志向。”
这一章是武王讲述其家世积累来告知诸侯的，指的是当时接受任命的众诸侯，告知他们先王，即后稷。大概始封于邰，以农业开国，所以说建立基业、开拓疆土。公刘是后稷的曾孙，能够厚道地继承先王的事业，百姓多归附他，如周诗所言笃公刘之事，可见一斑。至于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根基，肇始也，开始造就王者之迹，孟子的话可考，离开邠邑迁到岐山之下就是如此。王季勤勉于王家，能够继承太王的事业，勤于治理王家，如周诗所称克长克君那样可见。我的文考文王，能够成就他的功业，如当时伐崇伐莒，一怒安天下，都是他的功业。大大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圣人对于天下，未曾有威爱与爱的区别，天下服从圣人，自有威爱与爱的分辨。大概大国素来以力服人，遇到文王而无所施展，这就是文王有不可侵犯之处，不是畏惧他的威力又是什么？小国素来以德望人，遇到文王而有所适愿，这就是文王有以抚绥他们，不是怀念他的德行又是什么？文王起初无心于力与德，而大国小国自然看到他的威力可畏与德行可怀。只有九年大统尚未统一，这是武王说的。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九年之间，未能使天下统一，所以我小子今日之事，将继承文王的志向。文王的德行，所谓大统，是想让天下纯被其教化，脱离纣王的涂炭。如果一定要夺取天下，那就不是武王的心意了。这一章必定要叙述其家世积累的辛劳如此，所以显示今日拥有天下，都是理所应当得到的，从而暗中消除诸侯不服的心。然而诸侯已经服从武王了，却说暗中消除其不服之心，大概自武王战胜商后，商民还有四十余年不服周，怎知其中没有不服的人呢？然而讲述先祖父的勤劳，与其应当得到天下的意思，自汤的时候还未到此境地，武王的时候则又不是汤的时候了。所以说圣人因风俗的变化而运用权变。
列举商王的罪状，报告给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说：“只有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将要在商进行大的征伐。现在商王受无道，灭绝天物，残害百姓，成为天下逃亡者的主人，聚集罪恶的渊薮。我小子已经获得仁人，敢恭敬地承奉上帝，来遏制乱政。华夏蛮貊，无不顺从。恭敬地成就天命，所以我东征，安抚那里的士女。那些士女带着他们的财物，昭示我周王的天命，震动并依附我大邑周。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拯救亿万民众，不要使神灵蒙羞。”
这一章是将伐纣之时报告给天地山川鬼神。名山如华岳，大川如河，乃是所经过的山川。武王列举商纣的罪状，报告给皇天后土与所经过的山川。其辞说：只有有道的曾孙，言，有道的子孙，见武王不自居其功，归功于祖宗。将要在商进行大的征伐，以兵正
商之罪。今商王受无道，则所为皆不顺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无道，谓其▯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万物之父母，人又
译商朝的罪过。如今商王纣无道，因此他所做的一切都不符合常理，这就是原因。周武王以有道来匡正商朝的无道，指责他灭绝上天所生的万物，残害虐待百姓，这就是原因。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又
为万物之灵，纣不能承天之▯，付以养万物，爱斯民，方以▯虐而殄絶其天所生之物，为害以虐斯民。人主乃天地万物之主，人主道乱于上，则禽兽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殄也。人亦物也，以其为物之灵，故又言生民。为天下逋走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渊之聚鱼，薮之聚鸟兽然。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故也。予小子既获仁人，敢只承上帝。上帝髙逺，不可得而见，仁人即上帝也。葢贤者之心与天同。大诰以十夫迪知上，立政以吁俊，尊上帝则仁人既获，岂非只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谓当时闳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乱畧者，正奸人之邪谋也。华夏，中国也；蛮貊，戎狄也。罔不相率为我之使，如八百诸侯与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归，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决于伐纣也。武王于此二处卜天理，其一即获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来归，民心离散，方且自以为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学者欲观圣人之得天，亦于此二者观之。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防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与纣战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师逾孟津，过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时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陈于商郊，凡五日而至，俟天休命。先儒谓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应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于昧爽之时，受率其众如林之盛，防于牧野，以与武王战。罔有敌于我师，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则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犹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欢迎武王之来，安敢与我为敌？既不敢与武王为敌，则武王之兵皆为之不动。所以杀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后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后者，必其中有与纣为恶之人民怨之入于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杀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杀之也。武王在西，纣在东，故曰「东征」。王者之事，兴兵吊民而讨有罪，所过秋毫不扰，凡以安彼士民而已。惟其士女筐篚实其▯黄之币帛，以昭明我周王能为之除害，即箪食壶浆迎王师之意也。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见？盖其震动民心，使士女来迎以归附我者，即天休也。惟尔山川之神，庶防助我以康兆民，勿为神之羞而已。言此举茍不能成功，岂特为我之羞，亦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观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矫举以祭媚神以邀福，即其实事而言之。谓既▯仁人如此，既得华夏蛮貊与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违，则天不能违。天不能违，鬼神其能违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无二理故也。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孔子定书而取之，孟子取二三，防何哉？圣贤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记其实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战国用兵之祸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着而天下遂大定，不劳再举。葢人心和同，成功之易如此。
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徳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创业垂统之规模尽见于此章。反商之政，而复还先王之旧政。葢纣之政，即虐政，非先王之旧也。武王于此，岂容以私智创为新法，以耸天下哉？亦由旧而已。秦人破壊三代之政，而别立秦人之政。汉承秦后，亦当还复三代之政可也，又更立汉家之政，此不知由旧之意也。箕子为纣所囚，至此则释之。比干为纣所杀，至此则封其墓。商容为纣所贬退，至此则式其闾。式，敬也。纣聚财于鹿台，藏粟于钜桥，且天下贡赋自有常制，安得有余？茍有余于上，必有所不足于下。鹿台
译作为万物的灵长，商纣王不能承受上天的恩命，上天赋予他养育万物、爱护百姓的职责，他却施行暴虐，灭绝上天所生的万物，残害百姓。君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君主在上道义混乱，那么禽兽草木都不能生存，这就是灭绝。人也是万物之一，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又说养育百姓。作为天下逃亡有罪之人的主宰，就像深渊聚集鱼、沼泽聚集鸟兽一样。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天下的恶行都归向他，就是这个道理。我小子已经获得了仁人，怎敢不恭敬地承奉上帝。上帝高远，无法看见，仁人就是上帝的体现。因为贤者的心与天相同。《大诰》说用十个人引导知晓上天，《立政》说呼唤俊杰，尊崇上帝那么仁人已经获得，这难道不是承奉上帝吗？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吗？仁人指的是当时的闳夭、太公望等人，用来遏止乱略的，正是纠正奸人的邪谋。华夏，指中原地区；蛮貊，指戎狄。没有不相继成为我的使者，就像八百诸侯以及庸、蜀、羌、髳等一样。恭敬地顺应上天的成命，就是人心都归顺，以此敬奉上天确定的命令。成命，指确定不变、决意讨伐商纣的命令。武王在这两处占卜天理，其一就是获得仁人，其二就是得到民心。如果仁人不来归附，民心离散，还自以为承奉上帝、恭敬成命，可以吗？学者想要观察圣人如何得天，也在这两者中观察。
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都郊外列阵，等待上天美好的命令。甲子日黎明，商纣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密集，在牧野布防。没有人敢与我的军队为敌，前面的士兵倒转兵器，攻击后面的军队而向北溃逃。
从这里以下是史官叙述武王与商纣交战的事情，既戊午，就是《泰誓》中一月戊午的那一天。师逾孟津，是渡过孟津渡口，驻扎在黄河以北的时候。癸亥，就是二月初二日。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在商都郊外列阵，共五天到达，等待上天美好的命令。先儒说那天夜里下雨，等待上天美好的命令，是等待雨停。雨，是天地神人和谐一致的感应。甲子日黎明，就是第二天。在黎明时分，商纣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众多，在牧野布防，与武王交战。没有人敢与我的军队为敌，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讨伐至不仁，那么武王就是父母。那些百姓就像子弟一样，率领子弟攻击父母，哪有这个道理呢？那些百姓正欢迎武王的到来，怎敢与我作对呢？既然不敢与武王作对，那么武王的军队都为他们不动手。所以杀人众多，血流漂杵，都是前面的士兵自己倒转兵器攻击后面而向北溃逃。之所以倒转兵器攻击后面，一定是其中有与商纣作恶的百姓怨恨入骨，所以借此反攻。杀人众多，理所应当，不是武王杀的。武王在西，商纣在东，所以说“东征”。君王的事情，兴兵慰问百姓而讨伐有罪之人，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都是为了安抚那里的士民。只有那里的士女用筐篚装满黄白色的币帛，来昭明我周王能为他们除害，这就是箪食壶浆迎接王师的意思。上天美好的命令震动人心，用来归附我们大邑周。上天美好的命令，从哪里体现呢？大概是震动民心，使士女来迎接而归附我们，这就是上天美好的命令。希望你们山川的神灵，多多帮助我使亿万百姓安康，不要成为神灵的耻辱。说这件事如果不能成功，岂止是我的耻辱，也是神灵的耻辱。神人本是一理。看这一章武王告神的话，起初并非矫揉造作地祭祀讨好神灵以祈求福报，而是就实事而言。说已经获得仁人这样，已经得到华夏蛮貊以及士女的心这样，人不能违背，那么天不能违背。天不能违背，鬼神怎能违背呢？鬼神就是理。武王有这个理，天有这个理，仁人有这个理，民心也有这个理，本来没有两个理的缘故。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孔子编定《尚书》而选取它，孟子选取二三，为什么呢？圣贤的意思，各有侧重。孔子选取它，是记录事实。孟子不选取，是为了挽救战国用兵的祸患。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穿而天下就大定，不劳再举。大概人心和谐一致，成功如此容易。
于是改变商朝的政令，政令恢复旧制。释放箕子的囚禁，封土祭祀比干的坟墓，经过商容的里巷表示敬意。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钜桥的粮仓。在四海之内大行赏赐，而万民喜悦信服。设立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建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重视百姓的五教，只关注饮食、丧礼和祭祀。敦厚诚信，彰明道义，推崇德行，报答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
武王创业垂统的规模尽见于这一章。改变商朝的政令，而恢复先王的旧政。大概商纣的政令，就是虐政，不是先王的旧政。武王在这里，岂能凭私智创立新法，来耸动天下呢？也只是遵循旧制而已。秦人破坏三代的政令，而另立秦人的政令。汉朝继承秦朝之后，也应当恢复三代的政令，却又另立汉家的政令，这是不懂得遵循旧制的用意。箕子被商纣囚禁，到这里就释放他。比干被商纣杀害，到这里就封土祭祀他的坟墓。商容被商纣贬退，到这里就经过他的里巷表示敬意。式，表示敬意。商纣在鹿台积聚财富，在钜桥储藏粮食，况且天下贡赋自有常制，怎会有多余呢？如果上面有余，下面必然不足。鹿台
钜桥，乃纣于常赋外掊取以纵欲者也。至此则散之，发之于民，万姓悦服，岂不宜然？所谓爵赏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自服者也。以贤者，民之望也。财与粟者，民之所以为生者也。纣弃絶乎民之望，夺其民之所以为生，民安得而服？武王因民之望而释之，封之，式之，即其民之所以为生者，散之，发之，民安得而不服？武王即举直错枉，理之所当然者也。説者谓武王以此收天下之心，武王何用收天下之心哉？理所当然，吾不得不然。若有意于收天下之心，则非武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自释箕子囚以下，乃入商纣之都所行之政也。列爵惟五以下，乃归自商至于丰所行之政也。列爵分土，所以封建于外；建官位事，所以正百官于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即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爵以五而土以三者，轻与人以利，重与人以名也。王制所载，与孟子所言，皆与此经合。至于周礼，则云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之地方四百里，先儒求其説而不得，则以为周公斥大九州，不若以经与王制、孟子之言为正。周礼非圣人之全书故也。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任，则当取其贤而有徳者，不専取其才也。位事则若百执事之列，则当取其才之所长随才受任，谓某人长于治兵，某人长于治财也。贤者未必无其能，葢建官则以贤为主，能者未必不贤，位事则以能为主。内而正百官，外而封建法制，既备举矣，于是有教化行焉。所重者在乎民也，五教也，食也，丧也，祭也。民者天地之心，五教者人道之常，食者民之天，丧者所以笃于孝，祭者所以报本反始。凡此皆在所重，谓之重则皆在所不敢忽也。天下之有众信者，从而加厚之。凡天下之有义，士从而显明之，有徳者崇而尊之，有功者禄而报之。使天下之人皆知信义之可尚，徳与功之可慕，则教化于是乎行矣。法度既举，教化既行，武王创业垂统，尽在是矣。夫何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然则自其初而观之，释囚封墓，式商容闾，散财发粟，至于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与夫重民也，五教也，食也，丧也，祭也，惇信明义，崇徳报功，亦多事矣。何以谓之垂拱而天下治？知圣人之所有为者，又当知圣人之所不为者。圣人循乎天理之当然者应之，则虽有为也，实未尝为也，与舜恭已同意。
译钜桥，是商纣王在常规赋税之外搜刮聚敛、用来放纵私欲的粮仓。到了这里（武王）便将其散发，发放给百姓，万民喜悦顺服，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就是所说的爵位赏赐不必遍及天下，而天下自然归服。因为贤者，是百姓所仰望的；财物和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商纣王抛弃断绝了百姓所仰望的贤者，剥夺了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百姓怎么能归服呢？武王顺应百姓的仰望而释放贤者，封立贤者，致敬贤者，就着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散发财物，发放粮食，百姓怎么能不归服呢？武王举用正直之人，罢黜邪曲之人，这是事理上本来就该如此的。解说的人说武王以此来收买天下人的心，武王哪里用得着去收买天下人的心呢？事理本来就是这样，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有意去收买天下人的心，那就不是武王了。设立爵位只有五等，划分土地只有三等，建立官职只任用贤者，安排事务只任用能者。从释放箕子的囚禁开始，是进入商纣都城后所施行的政令；从“列爵惟五”开始，是回到丰邑后所施行的政令。设立爵位、划分土地，是为了在外实行分封制；建立官职、安排事务，是为了在内整顿百官。五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划分土地只有三等，即公、侯封地百里，伯封地七十里，子、男封地五十里。爵位分五等而土地分三等，是因为轻于给予百姓利益，而重于给予百姓名分。《王制》所记载的，与孟子所说的，都与此经文相合。至于《周礼》，则说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前代儒者寻求其解释而不得，就认为是周公扩大了九州的疆域，不如以经文与《王制》、孟子的说法为准。这是因为《周礼》并非圣人的完整著作。建立官职，如三公、三孤这样的重任，就应当选取贤良而有德行的人，不专门选取有才能的人。安排事务，如百官职事的行列，就应当选取有才能长处的人，随其才能而授任，比如某人擅长治理军事，某人擅长治理财政。贤者未必没有才能，大概建立官职是以贤德为主；能者未必不贤，安排事务是以才能为主。在内整顿百官，在外分封法制，都已经完备举行了，于是教化得以推行。所重视的在于百姓、五教、粮食、丧葬、祭祀。百姓是天地的中心，五教是人道的常理，粮食是百姓的天命，丧葬是为了使孝心笃厚，祭祀是为了报答本源、回归初始。凡这些都在所重视之列，称之为重视，就都是不敢忽视的。天下有诚信的人，就跟随并加厚对他们的恩惠。凡天下有义气的人，士人就跟随并显扬他们；有德行的人，就推崇并尊重他们；有功绩的人，就给予俸禄并报答他们。使天下人都知道诚信和义气值得崇尚，德行和功绩值得羡慕，那么教化就在这里推行了。法度已经建立，教化已经推行，武王开创基业、垂示传统，都尽在其中了。还需要做什么呢？垂衣拱手而天下自然治理。然而从起初来看，释放囚犯、封立坟墓、致敬商容的里巷、散发财物、发放粮食，直到设立爵位、划分土地、建立官职、安排事务，以及重视百姓、五教、粮食、丧葬、祭祀，敦厚诚信、显明义气、推崇德行、报答功绩，事情也很多啊。为什么称之为垂拱而天下治理呢？知道圣人有所作为，又应当知道圣人不作为的地方。圣人顺应天理本来就该如此的去应对，那么虽然有所作为，实际上未曾刻意作为，这与舜“恭己”的意思相同。
尚书详解卷二十三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四
宋 陈经 撰
洪范【周书】
此篇乃武王屈己访道于箕子。箕子既答武王之问，于是退而具述成篇。其书称十有三祀而不称十有三年，则知此书述于箕子九畴，乃道之大统，他人所不能与也。洪范者，大法也。天地有大法而不言，寓于高卑散殊之间，见于酬酢事为之际，有等有差，有程有度，截然有凖则，不可逾越者，皆洪范也。特人未之察尔。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者，此法也。洛书出而九畴彰，则大法又明以示人矣。天有是法，故九▯有是事，非人为之私也。有人焉，弃常行怪，灭礼废事，淫荒颇僻，是出乎范围者，皆非法也。尧舜三代非此不能以治天下，孔孟非此不能以垂教后世。秦人不知此法，为焚书坑儒；汉人不知此法，为申商黄老；晋以清谈亡，梁以佛老亡，皆不知此法。所谓三纲沦，九法斁，人纪不立，其不为夷狄禽兽者鲜矣。圣人忧之畏之，而众人懵然不之恤也。纣为不道，非法甚矣。箕子佯狂为奴，忧之畏之，可知也。周武克商，释囚访道。洛书啬于鲧而▯于禹，厄于商纣而陈于武王。故曰：茍非其人，道不虚行。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武王既胜商，杀受。商家臣子，视武王为君父之仇，不与共载。天者也，忘君父之大仇，而为人陈《洪范》？箕子而非人，则可。箕子乃商家之元老，曷为其如此也？读孔子序书之言，有以见箕子之深不得已也。箕子之意，若曰：商家之宗庙社稷已亡，臣痛心疾首，特一时之事耳。吾故不敢忘君父，以事仇，义不为周王屈，以全人臣之节，如是而已。若夫《洪范》大法之不传，则为天下后世之害，吾其可以不传乎？况是道也，已沦稔纣之暴虐，幸而有武王者出，此而不传，则是无时而可传也。孔子曰：「人能▯道，非道▯人。所贵乎能恢▯此道者，以有人焉，而其人又不可以常得也。吾岂可以一时之伤痛，而遂废天下之大法乎？」此箕子不得已之意，欲切于传道，而忧于天下后世为甚深也。夫子序书于数辞之间，写出箕子之胸臆。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甚矣！箕子有不敢忘商、不敢臣周之节也。微子之篇，箕子有言曰：“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武王既胜商，亡商之后，意其必立箕子。箕子不肯，必立微子。微子又不肯，乃立武庚。及武王杀武庚，乃立微子，而箕子终不可得而立。武王于是封之朝鲜之地，在蕃畿之外，所以遂其不肯臣周之心也。其为武王陈洪范于一篇之首云：“十有三祀，不肯用周之正朔。”呜呼！此千万世臣子法也。学者观“王访箕子”一句，又有以见非箕子不能全人臣之大节，非武王不能成箕子之志。访者就而见，不敢屈而至，其尊徳乐道之心如此。盖亦不敢臣箕子故尔。读此两言之间，九畴大法虽未陈，而九畴大法已见于此矣。箕子盖深知道，而武王亦深知道者也。自箕子言之，义不当屈；自武王言之，义当有所屈。箕子之不屈者，其守正不挠当如此也；武王之有所屈者，其尊徳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使箕子于商亡之后亏臣子之节而臣武王，武王于此以箕子既为臣而遂召见之，则是与九畴大法已不相似，何以陈洪范？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隂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彞伦攸叙。」
王乃言曰：「鸣呼！先叹而后问，不敢轻于发问也。」骘升也，相助也，协者和合也，居者其所安也，彞常也，伦理也。天之与人以是理也。盖隂有以升之，而日用之间，冬裘夏葛，饥食渴饮，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良知良能，居之而各得其安者，无非天有以相助而使之和合，此即常理也。人相与杂处于覆载之间者，若无常然之理，则何以能协？厥居必至君臣如仇敌，父子如豺狼，长防无伦，夫妇无别，反天之经，贼民之行，岂有次第哉？惟其有是理，自然有是叙，以其非人之所能为也，故归之天。诗曰：「
译尚书详解卷二十三
<经部,书类,陈氏尚书详解》>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详解卷二十四
宋 陈经 撰
洪范【周书】
这一篇是周武王谦卑地屈尊向箕子请教治国大道。箕子回答了武王的提问后，于是退下并详细陈述而成篇。书中称“十有三祀”而不称“十有三年”，由此可知此书所述箕子的九畴，乃是大道的大纲，是他人所不能参与的。洪范，就是大法。天地有大法却不言说，它蕴含在高下、散殊之间，显现于应对交往、行事作为之际，有等级、有差别，有规范、有尺度，截然有准则，不可逾越的，都是洪范。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指的就是这个大法。洛书出现而九畴彰显，那么大法又明白地展示给人了。天有这种法，所以九畴有这些事，不是人为的私意。如果有人，抛弃常道而行怪诞之事，毁灭礼制、废弃事务，淫乱荒淫、邪僻不正，这是超出范围之外的，都是非法的。尧舜三代不凭借这个就不能治理天下，孔孟不凭借这个就不能垂范教化后世。秦人不知道这个法，所以焚书坑儒；汉人不知道这个法，所以推崇申商、黄老；晋朝因清谈而亡，梁朝因佛老而亡，都是不知道这个法。所谓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伦纪纲不立，那不至于沦为夷狄禽兽的人是很少的。圣人对此忧虑畏惧，而众人却茫然不关心。纣王行为不道，违背法度太严重了。箕子假装疯狂沦为奴隶，其忧虑畏惧之心，可想而知。周武王攻克商朝，释放囚徒并访问大道。洛书吝于鲧而给予禹，困厄于商纣而陈述于武王。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大道不会凭空施行。
武王战胜殷商，杀了受（纣王），立武庚，让箕子回归，于是作了《洪范》。
武王已经战胜商朝，杀了受。商朝的臣子，视武王为君父的仇敌，不与他同车。天理啊，忘记君父的大仇，而为人陈述《洪范》？箕子如果不是人，就可以这样。箕子是商朝的元老，为什么这样做呢？读孔子序《书》的话，可以见到箕子深深不得已的苦衷。箕子的心意，好像说：商朝的宗庙社稷已经灭亡，我痛心疾首，这只是一时的事罢了。我本来不敢忘记君父，去侍奉仇敌，在道义上不为周王屈服，以保全人臣的节操，如此而已。至于《洪范》大法如果不传，就会成为天下后世的祸害，我难道可以不传吗？况且这个大道，已经因纣王的暴虐而沦丧，幸好有武王出现，这时候如果不传，那就再也没有时机可传了。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所以贵在能弘扬这个大道，是因为有人存在，而这样的人又不可以常得。我难道可以因为一时的伤痛，就废弃天下的大法吗？”这是箕子不得已的心意，想要急切地传道，而对天下后世的忧虑非常深切。夫子在序《书》的几句话之间，写出了箕子的心胸意旨。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箕子有不敢忘记商朝、不敢臣服周朝的节操，真是深切啊！《微子》篇中，箕子有话说：“商朝将要沦丧，我不做臣仆。”武王已经战胜商朝，商朝灭亡之后，武王意欲一定立箕子。箕子不肯，一定要立微子。微子又不肯，于是立武庚。等到武王杀了武庚，才立微子，而箕子终究不能被立。武王于是封他在朝鲜之地，在藩篱疆界之外，以此来成全他不愿臣服周朝的心。他在为武王陈述洪范的一篇开头说：“十有三祀，不肯使用周朝的正朔。”唉！这是千万世臣子的法则。学者观察“王访箕子”这一句，又可以看出不是箕子不能保全人臣的大节，不是武王不能成全箕子的志向。访，是前往见面，不敢屈尊让他到来，其尊德乐道的心意如此。大概也是因为不敢让箕子臣服自己吧。读这两句话之间，九畴大法虽然没有陈述，但九畴大法已经在这里显现了。箕子深深懂得大道，而武王也深深懂得大道。从箕子来说，道义上不应当屈服；从武王来说，道义上应当有所屈尊。箕子不屈服，他坚守正道不屈服应当如此；武王有所屈尊，他尊德乐道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有所作为。假使箕子在商朝灭亡之后亏缺臣子的节操而臣服武王，武王在这里因为箕子已经是臣子就召见了他，那么这与九畴大法已经不相类似，凭什么陈述洪范？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隂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彞伦攸叙。」
武王于是说：“唉！箕子，只有天暗中安定下民，相助他们和谐安居，我不知道那常理伦理是如何叙列的。”
武王于是说：“唉！”先感叹而后发问，不敢轻易发问。“骘”是安定、升进的意思，“相”是相助，“协”是和合，“居”是所安之处，“彞”是常，“伦”是理。天赋予人这种理。大概天暗中有所升进，而在日常用度之间，冬穿皮衣夏穿葛布，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良知良能，安居而各自得其安适的，无非是天有所相助而使之和合，这就是常理。人们相互杂处在这天地之间，如果没有常然的理，那么凭什么能和谐安居？必然导致君臣像仇敌，父子像豺狼，长幼没有伦常，夫妇没有区别，违背天的常经，残害民的品行，哪里还有次序呢？正因为有这种理，自然有这种叙列，因为这不是人所能做的，所以归之于天。《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