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详解卷五十
，则向之横流者复。
絶向之窒塞者，复开；善心油然而生，此岂不足以趋圣人之门户乎？圣人所以予人之改过，而絶人以善者，为此故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以秦穆公之贪利茍得，至于丧师；然一旦悔过作誓，而夫子系之于帝王之书之末。岂非恶人之斋戒可以事上帝乎？
译那么先前横溢的邪念便恢复了。断绝先前堵塞的邪念，重新开启；善心自然油然而生，这难道不足以趋向圣人的境界吗？圣人之所以给予人们改过的机会，而断绝人们行恶的路径，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孟子说：“西施即使蒙受不洁，人们也会捂着鼻子避开她。”即使是恶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可以侍奉上帝。凭借秦穆公贪图利益、苟且求得的品行，以至于丧失军队；然而一旦他悔过并立下誓言，孔子便将他记载在帝王传记的末尾。这难道不是说明恶人斋戒沐浴后就可以侍奉上帝吗？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穆公始者与晋文公伐郑。郑与秦盟，秦使杞子辈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不可。召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伐郑，师经于崤。崤，晋界也。于是时，晋文公既死，襄公初立，以谓秦之伐郑不以告晋，而乘我之丧，因其师之归而败之于崤。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书：「晋人及姜戎败秦于崤。」而书之所序则曰：「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此皆仲尼之亲笔也。曷为而异其辞？其在《书》则褒秦，《春秋》则狄之，何也？《春秋》之教兼于惩恶，其法严；《诗》《书》之教止于劝善，其辞恕。《书》之有《秦誓》，犹《诗》之有《木▯》，《鲁颂》也。齐桓公之过，《春秋》责之备矣，而《木▯》之诗则美桓公。鲁僖公之在《春秋》，曾未有一善之可书，而《鲁颂》之作，形容极口。由此观之，则《书》之取《秦誓》者，专取其悔过也。《春秋》之责秦穆公者，谓其客人之馆而谋其主，因人之有而逞其诈，利人之危而袭其国，越人之境而不哀其丧，叛盟失信，以贪勤民而弃其师，狄道也。此《春秋》之所书异于《秦誓》之序也。
公曰：「嗟！我士，聴无哗。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
此誓众之词也。欲众人专心致志以聴上之言，故曰：「嗟我士，聴无哗。予今誓告汝以羣言之首，择其言之至要者以告汝。」人之为善，莫切于自反，故也。古人有言曰：「此即择言之首也。」古人之言，以为民之常情，欲使人尽顺己之所为者，以此而为安。人情谁不欲如此？然天下之事，才要顺己者，未有不拂乎人情；而顺乎人者，未有能顺乎己。责人斯无难者，责己者必责人，何难之有？惟是以其所以责人者，反以自责，则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受他人之责，又使责己者，其言如流，无所顾忌，此方为难。天下之大患，莫大乎有我之心胜；而天下之大善，莫大乎忘我者也。知以顺己之为安，责人之为难者，皆有我之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至于受责而俾言者之如流，自非忘我，何以感人如此哉？此则全以义理为主，不见其有我之私也。此古人至切要之言，穆公引之以自悔也。「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此乃穆公悔过之词。「吉人为善，惟日不足，畏乎去之速，而来之迟，君子兢诸。」穆公自以为我心之忧，惟恐日月已往而不来，但有今日而无明日，此是惟日不足矣。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此二句乃穆公当痛定之后，思当痛之时，故有此言。此乃前日之事也。古之谋人，谓老成人也，其谋可从矣，而我反以为未能成就其事，而且忌之。今之谋人，新进少年也，其谋不可从矣，而且以为亲而近之。凡人之情，在今日而知曩日之非者，皆深自惩创也；不然虽知其非，而且文饰之以为辞矣。
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髪，则罔所愆。畨畨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
此则悔过自新之辞，虽则前日之过如此，自今以往，庶几所谋者皆訽黄髪之人，则终无所过。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且老成虑事之君子，其言若不快人意，而实为国逺虑；新进之人，其言事可喜，而深误人事。穆公自一惩创之后，前日之锐与乎虚防之气消散殆尽，所以惟欲得黄髪老成之人。亦如汉武初年，惟张骞、衞霍辈是信；自轮台哀痛之后，方知以托孤之任委之霍光，持重之君子，番番老成之貌也。番番之良士，虽其筋骨既衰，凡耳目之力与乎手足之用皆过矣，然我庶几欲有此人而用之，盖其经歴之深，谙练之久也。仡仡者，勇壮之貌，虽其射御之间皆中法度而不
译秦穆公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击败了他们，秦军回国后，穆公作了《秦誓》。
穆公起初曾与晋文公一起攻打郑国。郑国与秦国结盟，秦国派遣杞子等人驻守郑国。杞子派人报告秦国说：“郑国人让我掌管北门的钥匙，如果秘密发兵前来，郑国就可以攻取了。”穆公向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认为不可行。穆公却召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去攻打郑国，军队经过崤山。崤山是晋国的边境。当时，晋文公已经去世，晋襄公刚刚即位，他认为秦国攻打郑国不告知晋国，而且趁着晋国办丧事的时候出兵，于是趁秦军回国时在崤山击败了他们。查考《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人及姜戎在崤山击败秦国。”而《尚书》序言中却说：“秦穆公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崤山击败他们。”这都是孔子的亲笔记录。为什么措辞不同呢？在《尚书》中是褒扬秦国，在《春秋》中是贬斥秦国，这是为什么呢？《春秋》的教化侧重于惩戒恶行，其法则严厉；《诗经》《尚书》的教化止于劝勉善行，其言辞宽恕。《尚书》收录《秦誓》，就像《诗经》收录《木干》和《鲁颂》一样。齐桓公的过错，《春秋》已经责备得很完备了，但《木干》这首诗却赞美齐桓公。鲁僖公在《春秋》中，几乎没有一件善事值得记载，但《鲁颂》的创作，却极力称颂。由此看来，《尚书》选取《秦誓》，是专门取其悔过的意思。《春秋》责备秦穆公，是因为他客居别国馆舍却谋害其君主，利用别人的弱点施展欺诈，贪图别人危难而袭击其国家，越过别人的边境却不哀悼其丧事，背弃盟约失信，为了贪欲劳役百姓而抛弃军队，这是蛮夷之道。这就是《春秋》记载与《秦誓》序言不同的原因。
穆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听着不要喧哗。我宣誓告诉你们：这是众多言论中最首要的。古人有话说：‘人们最终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就容易放纵；责备别人没有困难，只有接受责备并使之像流水一样顺畅，这才是困难的啊！’我心中的忧虑，是时光流逝，好像不再回来。只有古代的谋臣，却说：‘还没有成就我的忌讳。’只有现在的谋臣，姑且将他们当作亲近的人。”
这是誓师众人的言辞。想要众人专心致志地听上面的话，所以说：“唉我的将士，听着不要喧哗。我现在宣誓告诉你们众多言论中最首要的，选择那些最关键的言论来告诉你们。”人做善事，没有比自我反省更切要的，所以这样说。古人有话说：“这就是选择言论中最首要的。”古人的话认为，百姓的常情，想要让人完全顺从自己的作为，以此来求得安宁。人情谁不想要这样呢？然而天下的事，才想要顺从自己的，没有不违背人情的；而顺从别人的，没有能顺从自己的。责备别人没有困难，责备自己的人必定责备别人，有什么困难呢？只有用责备别人的理由，反过来责备自己，那么别人指出过错就高兴，接受别人的责备，又让责备自己的人，言语如流水般顺畅，无所顾忌，这才困难。天下的大患，没有比有“我”的心胜过更大的；而天下的大善，没有比忘记“我”更大的。知道以顺从自己为安宁，责备别人为困难的，都是有“我”的心；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至于接受责备而让说话的人如流水般顺畅，如果不是忘记“我”，怎么能如此感人呢？这完全是以义理为主，看不到有“我”的私心。这是古人最切要的话，穆公引用它来自我悔恨。“我心中的忧虑，时光流逝，好像不再回来。”这是穆公悔过的言辞。“好人做善事，总觉得时间不够，害怕离去太快，而来得太迟，君子对此兢兢业业。”穆公自认为我心中的忧虑，只怕日月已去而不来，只有今天而没有明天，这就是时间不够了。只有古代的谋臣却说：“还没有成就我的忌讳。”只有现在的谋臣，姑且将他们当作亲近的人。这两句话是穆公在痛苦平定之后，回想痛苦之时，所以有这样的话。这是前日的事情。古代的谋臣，指老成的人，他们的计谋可以听从，而我反而认为他们不能成就事情，而且忌讳他们。现在的谋臣，新进少年，他们的计谋不可听从，而且认为亲近而接近他们。凡人的常情，在今天知道往日错误的，都深深自我惩戒；不然即使知道错误，而且文饰作为借口。
虽然这样说，还是应当询问这些黄发老人，就没有什么过失了。那些老成持重的良士，体力虽然已经衰退，我仍然想要任用他们。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射箭驾车没有违背法度，我尚且不想任用。只有那些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使君子改变言辞，我竟然有很多这样的人。
这是悔过自新的言辞，虽然前日的过错如此，从今以后，希望所谋划的都询问黄发老人，那么最终就没有什么过失。所谓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补救。况且老成虑事的君子，他们的言论如果不快人意，但实际上为国家长远考虑；新进之人，他们的言论事情可喜，但深深误事。穆公自从一次惩戒之后，前日的锐气和虚浮之气消散殆尽，所以只想要得到黄发老成的人。也像汉武帝初年，只信任张骞、卫青、霍去病等人；自从轮台哀痛之后，才知道将托孤的重任委托给霍光，持重的君子，老成持重的样子。老成持重的良士，虽然筋骨已经衰老，凡耳目之力与手足之用都衰退了，但我仍然想要得到这些人而任用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历深厚，谙练已久。勇壮的样子，虽然射箭驾车之间都符合法度而不
违，然而我庶几不欲此等人。前日之所好者今恶，之前日之所恶者今好之，此皆今日之好恶与前日相反也。曰尚猷，曰尚有之，曰尚不欲，皆有庶几之意。此深见得穆公不敢自恃，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截截者，察察也；谝言者，辩言也。好察察，小慧而以便佞之言，能使君子皆变易其辞，此人乃大奸佞之人，词锋捷给，利口若啬夫之流，皇暇也。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哉？人能悔过，则其见必明，见之明，则是非眞伪察之无不熟也。
译违背了，然而我大概是不想要这种人的。以前所喜欢的现在厌恶，以前所厌恶的现在喜欢，这都是今天的喜好厌恶与以前相反。说“尚猷”，说“尚有之”，说“尚不欲”，都含有大概、或许的意思。这深刻显示出穆公不敢自恃，只是那些察察小慧、巧言令色的人，让君子改变言辞。察察，是明察细微的样子；谝言，是偏颇巧辩之言。喜好明察细微，凭小聪明和巧佞之言，能使君子都改变他们的言辞，这种人乃是极大的奸佞之徒，言辞锋利敏捷，利口如同啬夫之类，哪里有空闲呢？这种人，我哪里有空闲多要他们呢？人若能悔过，那么他的见识必定清明，见识清明，那么是非真伪就没有不熟察的。
昩昩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昩昩有深沈之意，惟深沈者为能有所思。如有一介臣，谓介然有守者也。断断有确然不拔之意，断断守善，不惟他技之务。其心休休然，谓绰有余裕自得也。其如有容，无以累其心，则其心广大。惟己有技能者，斯忌他人之技也。不以技能自居，则其心自然休休寛大。既无骄心，又无忌心，安得不休休？其如有容，形容之有不可得。茍以为有容，则终有限量。惟形容之不可得，则其所容者无限量。惟是有此等人，所以能容人之善。人有技，若出于己，不忌其能。人之有美德，至于大而化之之谓圣。其心好此人之善，心之所好，有过于口之所言。盖称扬荐达者有限，而心好慕者无己也。天下之善一也，何拘于在人与在己？人之技。
人之彦圣，若出于己然，此是见义理而不见人与己之分也。是能容之，茍好善至于如己有之，则能容人之善以保我子孙黎民，随其所职而有所利，是何好善之功遂至于此？盖我不以智自处，则天下智者为我用；我不以才自处，则天下之才者为我用。孟子曰：「夫茍好善，则四海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天下患无此等人耳。天下而有此等人，则天下之贤皆乐为之用，此岂非能保其子孙黎民哉？」乃若不然，则人之有技，反冒疾而恶之，惟恐他人之才名出己之右；人之彦圣，则多方沮抑之，违之俾不得以上达。妬贤嫉能，如此安能容人？天下之士皆将保身避患而去，谁与？
保子孙黎民哉？子孙黎民不克保，其危甚矣。自古国之兴亡，不外此二者。齐有鲍叔，则有管仲；郑有子皮，则有子产；唐有房、杜，则有王、魏、英、衞。不然，以李林甫、卢杞居其上，则虽有张龄、陆贽百辈，安能用之哉？穆公所言，皆暗与古人合。惟其悔过后，善心油然，胸中明白无有以蔽之，在圣贤门户中，自然识得圣贤门户中事耳。孟子曰：「人恒过，然后能改；困心衡虑，而后作；征于色，▯于声，而后喻。」孙叔敖、管夷吾之贤，以动心忍性者得之，而孤臣孽子所以达者，皆其操心之危，虑患之深也。大抵人之资质不同，其上焉者生知，固不待摧挫；中人以下，不因摧挫困辱，则无日新之益。由此以观，则患难之来，逆意之境，皆学者进徳之门户，未易以此而遂沮丧其志也。物之生也，不在于大夏长养之际，而在于穷冬闭塞之时。明乎此，则足以知秦穆矣。
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懐，亦尚一人之庆。
杌陧者，危殆也；荣懐者，安宁而懐来也。天下之事，无不在于人君。所谓洚水儆予，百姓有过，帝王深达此理。天下之所以安者，在一人之用贤；而天下之所以危者，亦在一人之用不肖。庆善也，人君之用舎，天下之安危，则冒疾之臣，岂可轻用之哉？予考此篇，知穆公悔过之力，自此便当惩忿窒欲，释前日之怨可也。何为文公二年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文公三年，秦人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似非所以践悔过之言也。抑无乃血气之易胜，前日之怨有未能忘情者欤？抑亦悔过之言徒为是空言，知悔而不知改者欤？余尝考之《春秋》，知秦穆公盖《春秋》之贤，而其失则贤者之过也。当僻处西戎，未尝与中国会盟。自晋文公之入国也，秦有大功于晋，故温之防、翟泉之盟，使其子防之而不自来。其纳襄王也，晋文公辞之而遂还，此见穆公本心在于纳王，处不是要名。既有文公能任其事，则不得不归。惟是袭郑一节，出于轻信人言，以致崤函之败，未几而悔过作誓矣。其后虽两伐晋，只欲报【阙】
尚书详解卷五十
译我深思熟虑地想，如果有一位臣子，坚定专一，没有其他技艺，他的心地宽宏大量，好像能包容一切。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拥有那样；别人贤德圣明，他心里喜爱他们，不止是嘴上说说，这是能够包容别人，因此能够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这也是很有利的。别人有才能，就忌恨厌恶；别人贤德圣明，就违背压制使他们不能显达，这是不能包容别人，因此不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这也是很危险的。
“昩昩”有深沉的意思，只有深沉的人才能有所思考。“如有一介臣”，是说有操守的人。“断断”有坚定不拔的意思，坚定守善，不追求其他技艺。他的心地宽宏大量，是说绰绰有余、自得的样子。好像能包容一切，没有什么能累及他的心，那么他的心就广大。只有自恃有技能的人，才会忌恨别人的才能。不以技能自居，那么他的心自然宽宏大量。既没有骄傲之心，又没有忌恨之心，怎么能不宽宏大量呢？“其如有容”，形容那种包容的样貌无法具体界定。如果认为有具体的包容样貌，那么终究有限量。只有形容无法界定，那么他所包容的就没有限量。只有这样的人，所以能包容别人的善行。别人有才能，就像出于自己一样，不忌恨别人的才能。别人有美德，达到大而化之称为圣人的境界。他心里喜爱这个人的善行，心里的喜爱超过口头所说的。大概称扬推荐的人有限，而心里喜爱仰慕的人没有止境。天下的善是一样的，何必拘泥于在他人还是在己身？
别人的才能、贤德圣明，就像出于自己一样，这是看到了义理而没有人与己的分别。这是能够包容别人，如果喜爱善行达到像自己拥有那样，那么就能包容别人的善行来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随其所任的职务而有所利，这是喜爱善行的功效竟然达到这样吗？大概我不以智慧自居，那么天下的智者就为我所用；我不以才能自居，那么天下有才能的人就为我所用。孟子说：“如果喜爱善行，那么四海之内的人不远千里而来告诉善行。”天下担心没有这样的人。天下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天下的贤人都乐意为他所用，这难道不是能保全他的子孙和百姓吗？如果不然，那么别人有才能，反而忌恨厌恶，唯恐别人的才名超过自己；别人贤德圣明，就多方阻抑，违背压制使他们不能上达。妒贤嫉能，这样怎么能包容别人？天下的士人都将保全自身、避开祸患而离去，谁与？
保全子孙和百姓呢？子孙和百姓不能保全，危险得很了。自古国家的兴亡，不外乎这两种情况。齐国有鲍叔牙，就有管仲；郑国有子皮，就有子产；唐国有房玄龄、杜如晦，就有王珪、魏征、英公、卫公。不然，以李林甫、卢杞居上位，那么即使有张龄、陆贽百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穆公所讲的，都与古人暗合。只有他悔过之后，善心油然而生，胸中明白没有被遮蔽的东西，在圣贤的门户中，自然能识别圣贤门户中的事。孟子说：“人常犯错，然后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能奋发；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声音中，然后能被人理解。”孙叔敖、管夷吾的贤德，是通过动心忍性得到的，而孤臣孽子之所以能显达，都是因为他们的操心危惧、虑患深远。大抵人的资质不同，上等人生来就知道，固然不需要摧折挫折；中等人以下，不因为摧折挫折困辱，就没有日新的益处。由此看来，那么患难的到来，违背心意的环境，都是学者增进德行的门户，不轻易因此就沮丧志向。事物的生长，不在于盛夏长养的时候，而在于严冬闭塞的时候。明白这个道理，就足以了解秦穆公了。
国家的危殆，是因为一个人；国家的安宁和怀柔，也是因为一个人的庆幸。
“杌陧”是危殆的意思；“荣懐”是安宁而怀柔的意思。天下的事，无不在于君主。所谓洪水警戒我，百姓有过错，帝王深深通达这个道理。天下之所以安宁，在于君主任用贤人；而天下之所以危殆，也在于君主任用不肖之人。“庆”是善的意思，君主的任用和舍弃，天下的安危，那么忌恨的臣子，怎么能轻易任用呢？我考察这篇，知道穆公悔过的力量，从此就应当克制愤怒、阻塞欲望，放下以前的怨恨是可以的。为什么文公二年战于彭衙，秦军大败？文公三年，秦人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焚烧船只，夺取王官和郊地，似乎不是践行悔过的言语。难道不是血气容易战胜，以前的怨恨有未能忘情的吗？或者悔过的言语只是空话，知道悔过却不知道改正吗？我曾经考察《春秋》，知道秦穆公大概是《春秋》中的贤者，而他的过失则是贤者的过失。当时僻处西戎，未曾与中国会盟。自从晋文公回国，秦对晋有大功，所以温地的会盟、翟泉的结盟，派他的儿子防之去而自己不亲自来。他拥立襄王，晋文公推辞而他就回去了，这显示穆公本心在于拥立君王，处心不是为了求名。既然有文公能承担此事，那么不得不归。只是袭郑这一节，出于轻信人言，以致崤函之败，不久就悔过作誓了。其后虽然两次攻打晋国，只是想报复【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