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骈姆第八

译这只是性命自然如此，并不是因为有用才这样。相合的脚大拇趾对行走没有益处，所以虽然连在一起，终究是无用的肉；旁生在手上的指头对拿取也没有益处，所以虽然长在那里，终究是无用的手指。这里是要说明，禀受自然天性而有，并不是因为辅助功用才产生。仁义方面本来多于五脏之情的人，把它旁生出来，便会在仁义的行为上过度而偏邪；五脏之情只是自然地多于某些方面，偏少的人却反而横加推崇，以至过度偏邪，失去了身心中最恰当的状态。曾参、史鱼一类人，性情本来多于仁义，性情较少的人却矫饰自己的本性去仿效他们，把这种行为自夸为高尚，以求合乎天理；既然不是顺着本性而行，便成为过度偏邪。“淫”是沉溺停滞；“僻”是不正的样子。也会在聪明的运用上过度偏执。聪明的运用，各有自己的本分；因此，某方面多并不算有余，某方面少也不算不足。然而，情欲所扰动的地方，总是轻视少而尊重多。见到值得尊崇的，便矫饰自己去推崇它，于是超过本来的作用，反而困扰了自然本性。若能忘掉所尊贵的东西，守住自己的本分，就会与本性一样，不以多少为差异而各自完整。离朱、师旷本来在聪明方面有特殊的本分，性情较少的人却矫饰情性，以此作为崇尚和作用，难道不是荒谬吗？所以，聪明过于视觉的人，扰乱五色，沉溺于文饰；青黄赤白黑等色彩灿烂、耀眼夺目，难道不是这样吗？离朱就是如此。斧头形状的字叫作【原文“鲔”疑误】；两“己”字相背叫作【原文“做”疑误】。五色，就是青、黄、赤、白、黑。青和赤相配叫“文”，赤和白相配叫“章”。“煌煌”是耀眼的样子。难道不是离朱吗？就是他。 “已”是语气助词。离朱又名离娄，是黄帝时代眼力极好的人，能在百里之外看清毫毛。听觉过于聪敏的人，扰乱五声，沉溺于六律；金、石、丝、竹以及黄钟、大吕的乐声，难道不是这样吗？师旷就是如此。有耳有眼的人，从来不会因为羡慕聋子、瞎子而困扰自己；他们所困扰的，通常是羡慕离朱、师旷。这样看来，离朱、师旷虽然天性聪明，却成了扰乱耳目的根源。五声，是宫、商、角、徵、羽。六律，是黄钟、大吕、姑洗、蕤宾、无射、夹钟等。六律属阳，六吕属阴，共为十二律。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是八音。所谓“难道不是”，是说沉溺执着于这些声音，难道不是师旷吗？师旷字子野，是晋平公的乐师，极其精通音律。离朱、师旷二人本来各有聪明的天分，庸昧之人却横生羡慕，既失去本性，难道不困扰吗？所以，离朱、师旷的聪明反而成了扰乱耳目的根源。在仁义方面旁生枝节，拔高德性、堵塞本性，以求获得名声，使天下人如吹笙击鼓般鼓噪起来，去奉行自己做不到的法则，难道不是这样吗？曾参、史鱼就是如此。曾参、史鱼只是天性长于仁义，天性不长于仁义的人却横加羡慕他们；羡慕他们而去行仁，仁便成了虚伪。天下人从来没有羡慕桀、纣，却偏偏羡慕曾参、史鱼，因此曾参、史鱼鼓动天下人，使他们失去真性，这比桀、纣造成的危害还严重。“在仁义方面旁生枝节”，是说本来各有天分，却偏多于仁义，好比身体本来又旁生了一根手指。炫耀并运用五种德性，既偏执沉溺而流于邪僻，又堵塞了正当的本性。用这种方式与人交往，只为聚集名声，于是使百姓奔走竞争，好像笙箫鼓乐能够感动万物，使它们欣羡仰慕。曾参、史鱼天性长于仁义，天性不长于仁义的人却横加羡慕他们，舍弃自己的短处而仿效别人的长处，所以说奉行自己达不到的法则。“擢”是拔高，指拔高虚伪的德性，堵塞真实的本性。曾参姓曾，名参，字子舆，是孔子的弟子；史鱼姓史，名鱼，字子鱼，是卫灵公的臣子。这两人都禀有仁孝的天性，所以举他们为例。在辩说方面旁生枝节，像把文字结缚隐藏、窜改文句，心思游走于坚白、同异等问题之中，夸耀称誉无用的言论，难道不是这样吗？杨朱、墨翟就是如此。逞弄奇特的辩才，制造危险的言辞，却从未把心思放在【原文“梼札之江”疑误】上，反而在杨朱、墨翟之间争辩；这样看来，杨朱、墨翟就是扰乱众人言论的根源。杨，是姓杨，名朱，字子居，宋国人。墨，是名翟，也是宋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因为实行墨家的道术，所以称为墨。二人都是墨家一类的人，性情偏好辩说，都能发表高深而危险的言辞，鼓动人的本性，使人固执于是非；好像把文句缄结隐藏起来，使人难以理解。他们用心探究学问，只在坚守“坚白”之论和辨析同异的问题上打转，从未超出【原文“非人之域”疑有讹误】。“整趸”是自恃的样子，也有用力的样子；“誉”是光耀赞美。杨朱、墨翟一类人都夸耀自己的小聪明，在众人面前炫耀，夸说无用的言论，迷惑群物；如此说来，杨朱、墨翟难道不是扰乱众人的老师吗？说的就是杨朱、墨翟。所以，这些全都是偏多于骈拇、枝指一类的道术，并不是天下最高正的道理。这几个人都以自己的天性为师，真实情况只是各自偏多于骈拇或枝指，各自成为一家之中的正道罢了。然而用一家的正道去匡正万物，万物反而都不正了。所以，最高的正道不以自己的正道来匡正天下，只是让天下万物各自得到自己的正道。这几个人都天然聪明、仁厚、善辩，好像相合的脚趾和旁生的手指，都是禀受于本来的分限，哪里是人为造成的呢？由此可知，顺着本性而使某一方面过多，便是骈、枝一类的道术。愚昧迷惑的人却舍弃自己而仿效外物，向本分之外求取，并且没完没了。这样摇动万物的本性，正是因为这些人以一家的正道匡正万物，所以不是天下最高的道理。所谓真正的正，是不丧失万物性命的实情。万物各自任其本性，这才是真正的正。从这里以下的文字来看，什么是最高的正道就可以明白了。以自然的正理使众生的性命各得其正，所以说“正”；万物各自得到满足，所以说“不失”。所谓自然，就是我的自然；所谓性命，也是我的性命，哪里遥远呢？因此说“正正”，是说以不正来正，以正而不强加于正【原文“正而不正之而”有疑误】。这里以上说明矫饰本性的过失，这里以下显示顺应本性的所得。所以，相合的不能称为骈，如果把旁生看成标准去衡量相合，就会把相合称为“骈”。旁生的不能称为歧；如果把相合看成标准去衡量旁生，就会把旁生称为“歧”。如果以旁生的情形来衡量相合，才称相合为骈，但相合实际上并不是骈；如果以相合的情形来衡量旁生，才称旁生为歧，但旁生实际上并不是歧。长的不能算有余，如果以短来衡量长，就会说长的是有余。短的不能算不足。如果以长来衡量短，就会说短的是不足。所谓长，是指曾参、史鱼、离朱、师旷、杨朱、墨翟，他们都禀受了某种天性，蕴含仁义，聪明而善辩；与普通人相比，所以称为长，但他们顺着本性行动，因此不能说是有余。所谓短，是指众人比不上曾参等人，所以称为短；然而众人也各自发动自己的天机，因此不能说是不足。

译所以，兔腿虽然短，接长它就会忧愁；鹤腿虽然长，截短它就会悲伤。万物各自有其正当状态，不能拿这一物的正当状态去损益另一物。【原文“见，小鸭”疑有讹误】；鹤，是鹭类一类的鸟。经，是腿。自然的道理养育万物，虽然形体有长有短，但各自的形体都足以适应自身的事情，都能获得逍遥。可是有人却想截断鹤的长腿，接续到兔子的短腿上，以求整齐，这严重违背了造化，丧失了本性，所以兔子和鹤都会忧悲。所以，天性长的不是应当截断的，天性短的不是应当接续的；不必排除忧愁，忧愁自然就会消失。知道天性本分不是可以截断或接续的，便任其自然；这样不必特意排除忧愁，忧愁自然会离去。禀受本性而获得形体，各有边界和限度；长短本来分明，彼此不同。这就像兔腿和鹤腿，不是可以截断或接续的。这样，各自守住本分，虽然不必费力去排除忧愁，忧愁也会自然消失。唉，仁义难道不是人的本性吗？仁义本来就是人的情性，只应当任其自然罢了。那些仁人为什么竟有这么多忧虑呢？担心仁义不是人的本性而为此忧虑的人，真可以说是忧虑太多了。“噫”是叹息声。仁义之情出于天理，顺着本性自然具有，并不是靠外在仿效而来。那些仁人，就是曾参、史鱼一类的人，不能体会真实的道理，却横加劝导奖掖，认为仁义之道可以学习而成。庄子深深感叹这种迷惑，所以发出叹息。把本分之外的东西强加给万物，所以说是忧虑太多。所谓“难道不是人的本性吗”，就是说仁义正是人的情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9人〕 况且，脚趾相合的人，若把它分开就会哭泣；手指旁生的人，若把它咬断就会啼哭。这两种情形，一种在数目上似乎有余，一种在数目上似乎不足，但它们所遭受的忧患是一样的。说它不足，所以哭泣着分开它；认为它有余，所以啼哭着咬断它。若是这样，即使万物千差万别，也没有可以解除忧患的地方了。只有各自安于天性，不分解骈拇、不咬断枝指，才能各自成全而不受伤害，又有什么忧患呢？“鱿”是咬断；“次”是分离剖析。数目有余，是指旁生出六指；数目不足，是指脚趾相合而只有四趾。骈拇、枝指都是自然形成的，只应任其存在，不能说多少。可是有人不能忘却淡然之道，固执于是非，认为枝指有余、骈拇不足，强行分开骈拇、咬断枝指，使数目成为五。既然损伤了造化，所以会哭泣；因此，分离和咬断虽然不同，忧患却是一样的。如今世上的仁人，睁大而昏乱的眼睛，为世间的祸患忧虑，如果把兼爱之道说成值得崇尚，就会使天下人的眼目混乱。用值得崇尚的道术使人产生欲望，随后又为这种欲望而忧虑，这就是先把人陷入困境然后再去救助他们。然而如今世人正把这种做法称为仁。“蒿”是眼目昏乱；“仁”是兼爱之道。如今世代，也就是末世。曾参、史鱼一类人实行兼爱，于是使有人舍弃自己而仿效他人；追求侥幸的道路一打开，耳目运用便乱了。耳目一乱，祸患就产生；于是又忧虑这种纷扰，反过来用仁义救治，却不知道祸患正是从崇尚圣人之道产生的。不仁的人，割裂性命的实情，而贪求富贵。之所以会贪求富贵，是因为有人把富贵树立成值得崇尚的东西。若没有可供崇尚的外在标准，人们安于自己的本分，量力接受任用，哪里会舍弃自己、仿效他人，贪求非分的富贵呢？“饕”是贪求财物。本来不怀有仁义的人，称为不仁之人。他们一心责求利禄，偷取富贵，所以断绝自己的天性，丧失本分和性命的真实情感，矫饰本性、制造虚情，舍弃自己而追逐外物，实在是因为圣人之道被树立为可崇尚的东西，才产生这种弊端。由此可知，要返还淳朴，还必须断绝仁、抛弃义。所以，仁义难道不是人的本性吗？这是再次总结前面的主旨。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为什么竟然这样喧嚣呢？仁义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可是三代以后，人们共同喧嚣争逐，抛弃本性而追逐外在道术，好像唯恐赶不上，这不就是忧虑太多了吗？“自”是从的意思。三代是夏、商、周。“嚣嚣”就是喧闹嘈杂。仁义出自性情，可是三代以后，人们抛弃本性而追逐外在道术，喧嚣争逐，这是多么愚蠢啊！夏代实行仁，商代实行义，周代实行礼，正是这种喧嚣的表现。况且，必须依靠曲尺、墨线、圆规、方矩才能使物体端正，这是削损它的本性；“钩”是曲；“绳”是直；“规”是圆；“矩”是方。物体要依靠钩、绳、规、矩之后才成为曲、直、方、圆，这不是它的天性。用来比喻人必须等待教化之道之后才实行仁义，也不是真实的情性。真正的情况是顺着本性行动，并不依靠后天学习。因此，矫饰本性、制造虚情，舍弃自己而仿效外物来实行仁义，就是削除、毁损自己的天性。必须依靠绳索捆缚、胶漆粘固才能坚牢，这是侵伤它的德性；“约”是捆束；“固”是牢固；“侵”是损伤；“德”是真实的智慧。必须等待绳索捆束、胶漆粘固才牢固，这是借助外物，并不是真正的坚牢。用来比喻学习曾参、史鱼而实行仁义，这属于矫饰虚伪，并非真实本性。既然违背本性，所以损伤了它的德性。扭曲、折断礼乐，牺牲自己去追逐仁义，以此安慰天下人的心，这是丧失了本来的常态。“屈”是弯曲；“折”是截断；“俞”【原文作“吻俞”，疑有讹误】大致是抚慰的意思。把直的揉成弯的，用来施行礼的节文；截长就短，用来施行【原文“漫澶”疑误】的乐；以偏爱抚慰众人的仁，以执着外在道术的方式施行义。把这些虚伪当成真实，以安慰众人的心，于是使万物丧失真实，人丧失根本；既然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所以失去了真实、恒常、自然的本性。这是总结前文的过失，并引出下文所得。天下万物都有其恒常的自然状态。恒常的自然状态是：弯曲的东西不靠钩，笔直的东西不靠绳，圆的东西不靠规，方的东西不靠矩，附着的东西不靠胶漆，捆束的东西不靠绳索缠绕。天下万物各有自己的恒常本分。比如蓬草弯曲、麻茎笔直，头部圆、足部方；水在冬天凝结、夏天融化，鱼在春天聚集、秋天散开，这些都出于自然，并不借助外物，哪里需要加上钩、绳、规、矩、胶漆和缠索呢？形体如此，性情也一样。因此可知，礼乐仁义是扰乱天道常经的东西。又一种解释说：“附离”的“离”是依附。《汉书》说，汉哀帝时依附董氏的人，都由平民起家做到二千石；注说：“离”就是依附。所以，天下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长；自然而然地获得，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获得。万物有其恒常的自然状态，只要任其自然而不加以助长，百姓就会浑然自得而不自觉。万物自然生成，禀受元气而获得形体，有的方、有的圆，有时曲、有时直，自然地养育、滋润它们，使各自都满足于本性；它们全都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哪里会把心思放在筹划思虑上，把情感系在得失上呢？由此可知，扭曲、折损、抚慰、追逐外物，都是丧失恒常本性的行为。所以，古今本来没有二致，不能有所亏损。与万物相同，所以与万物没有二致，而常常完整。

译把有始有终看成不相同，是凡情的迷惑；洞察古今没有二致，是圣智的明见。因此，不生而生，不知道为何生；不得而得，不知道为何得。虽然时代有古今之别，道理却没有亏损；千变万化，常道始终是一。那么，仁义又何必像胶漆和绳索一样纠缠不休，而在道德之中游走呢？任道而行并有所获得，就应当抱守淳朴、独自前行，不必连续不断地借助外物，道中没有这些人为造作。“奚”是为什么；“连连”就是接连不断。道德既非有也非无，既不生也不灭，不能凭圣智求取，哪里能用形体和名相取得呢？曾参、史鱼一类人天性偏多于仁义，以自己作为标准来约束万物，滞留于名教之中；束缚它好像缄绳，固守它又好像胶漆，心心相续，连绵不断。怀抱这种行为而遨游于道德之乡，好比拿圆去学习方，拿鱼去羡慕鸟，只是空自希求、仰慕名声，终究没有实际功用。像鱼兔之喻中的筌蹄不能忘，已经陈旧的刍狗却又被珍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使天下人陷入迷惑。仁义这样连续不断地施加，最终只会使万物迷惑，丧失自己的真实本性。【原文“七义之教”疑为“仁义之教”之讹】以及关于聪明的道术，违背自然之道，扰乱天下人的心。小的迷惑容易改变方向，大的迷惑会改变本性。把东西南北的方向弄错，对形体还没有损害；但夸耀教化、崇尚仁义，丧失恒常的自然状态，甚至因此走向死亡之地，这才是大的迷惑。把南方指成北方，迷失还算小；沉溺于外在道术而丧失真实本性，迷惑就更大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然”是这样的意思。这是先假设一个疑问，以引出下文。自从虞舜提倡仁义、扰乱天下以来，天下人没有不为仁义奔走效命的，不损害万物而使万物各得其所，不是为了仁，却自然实行了仁；使万事万理都恰当，不是为了义，却自然显现了义的功效。因此，恰当而不损害万物，并不是招引仁义的结果。然而天下人却奔走驰逐，舍弃自我而殉从外物，因而丧失了恒常的自然状态。扰乱心灵，不一定来自丑陋，往往正是因为美色；扰乱世道，不一定来自邪恶，往往正是因为仁义。所以，仁义正是扰乱天下的工具。虞氏，就是舜。“招”是招致；“挠”是扰乱。唐尧以前，天下还保持淳朴；虞舜以后，淳厚的风气渐渐消散，于是以仁义和圣人之道招抚百姓，最终使天下百姓迷乱奔走，丧失性命，追逐圣人之道。这难道不是用仁义改变了人的本性吗？虽然虞舜本身没有改变人的本性的意图，但天下人的本性确实因此改变了。由此看来，难道不是运用仁义和圣人之道扰乱天下，使天下百姓舍弃根本、追逐末节，从而改变自己的天性吗？所以姑且试着论述这件事：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人没有不以外物改变自己本性的。三代以前，确实存在无为的道术；无为的道术，也会成为有为者所崇尚的东西。一旦崇尚它，就失去了自然的质朴。所以，即使圣人也有不得已的时候，有时会用【原文“盘夷”疑误】之事改变垂衣拱手的本性，更何况那些普通人呢？五帝以前，还在传播无为的风气；三代以后，逐渐兴起有为的教化。淳厚和浇薄属于不同的时代，行事步骤也因时而异，于是使人舍弃自己而仿效他人，改变并夺走真实本性，追逐外物而不回头，难道不可悲吗？注中说“有人以盘夷之事改变垂拱之性”，盘夷大致就是创伤。意思是，夏禹风里来雨里去，手脚长满老茧，以这种辛苦劳作改变了无为的事业；居上位者尚且如此，下面的百姓也就跟着这样做。小人用身体殉求利益，士人用身体殉求名声，大夫用身体殉求家族，圣人用身体殉求天下。有的人像鹌鹑一样居处，像鸟一样取食而不拘成规，有什么值得吝惜而不去殉从呢？所以，与世俗常常冥合，随着变化而适应；他的道术，就是殉从世俗的道术。所遭遇的，有时是【原文“盘夷秃经”疑误】的变化；这种道术，就是伤害本性的道术。然而，即使纵横驰骋于八方，精神之气也不改变；手脚受到损伤而形体居处其间，心神也不受扰乱，那么还殉从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殉从的。所以，他不殉从世人所殉从的东西，反而与世人一同殉从于道。〔疏〕“殉”有跟从、经营、求取、追逐之意，指身心所追随的事物。小人以逐利为食，康士看重名声，大夫为一家而奔忙，帝王经营天下；所追逐的对象虽不同，改变本性这一点却相同。然而圣人与世俗常处于冥合状态，若其行为有所偏差，也会去追逐外物，所以即使有瘢痍、秃发、经脉损伤之类的变化，却始终没有因此劳累其精神。所以，这几个人的事业虽不同，名声和称号也各异，但在损伤本性、以自身去追逐外物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疏〕“数子”就是前文所说的世俗之人以下四个人。“事业”是说他们在利、名以及天下之事方面各不相同。“名声”是说小人、大夫、圣人等称号各异。意思是，这四个人的事业虽然不同，名声和称号虽然各异，但他们残害生命、以自身追逐外物，却没有不同。臧和谷两个人一起放羊，却都把羊弄丢了。〔疏〕这里仍是承接前文举例，以引出下文。《孟子》说：臧是善于学习的人，谷是童子。杨雄说：男婿、婢女称为臧，谷是良家子弟。牧，是饲养。亡，是丢失。意思是，这两个人所专心从事的事情不同，却都把羊弄丢了。问臧在做什么，他便夹着简册读书；问谷在做什么，他便以博塞游戏消遣。两个人所从事的事情不同，但在丢羊这件事上是相同的。〔疏〕奚，是“什么”。册，是书简。古人没有纸，都用简册书写。行五个棋子并投琼，叫作博；不投琼，叫作塞。问臧和问谷，所得到的回答有读书和博塞的差别；至于放羊而丢羊，实际上没有不同。伯夷为名声而死在首阳山下，盗蹠为利益而死在束陵山上。〔疏〕以下是分别列举前面的事例。伯夷、叔齐都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是神农的后代，姓姜。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政，字公远。伯夷年长而且是庶子，叔齐年幼而且是嫡子；父亲一向喜爱叔齐，多次在伯夷面前称赞他。父亲去世后，兄弟二人互相谦让，都不继承先君的封位。听说文王有道，便前往周地。遇到武王讨伐纣王，便叩马进谏；武王不听，他们逃入首阳山，采薇作粮，不吃周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山在蒲州束县。蒲州城南三十里处有夷齐庙和墓，林木森然茂密。盗蹠是柳下惠的堂弟，名叫蹠，率领徒众九千人，常常做大盗，所以以“盗”为名。束陵是山名，又说就是泰山，在齐州境内，距束平十五里，盗蹠死在那里。这两个人死亡的原因不同，但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疏〕伯夷追逐名声，死在首阳山下；盗蹠贪求利益，死在束陵山上。他们所追逐的名与利虽然不同，但在残害生命这一点上，并没有差别。为什么一定要认为伯夷是对的，而盗蹠是错的呢？

译〔注〕天下人所珍惜的是生命。如今他们都过分地以生命去追逐外物，结果都残害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他们所追逐的东西究竟是对是错，就不值得再讨论了。〔疏〕依世俗的看法，有美有恶；从道的角度看，哪里有什么是、非？所以不必只说盗蹠错，难道伯夷就独自正确吗？天下人都在追逐外物。他们所追逐的是仁义，世俗就称他们为君子；他们所追逐的是货财，世俗就称他们为小人。〔疏〕这里总结前文，以引出后面的义理。道丧失已经很久，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有。如今世俗之人全都在追逐外物，难道只有伯夷和盗蹠如此吗？追随仁义，始终没有离开名声；追逐货财，当然属于求利。只是名与利正是残害生命的根本，并非天理，而是接近世俗人情，因此君子和小人不能作为确定不变的标准。他们所追逐的事情虽然相同，却被分为君子和小人；如果说残害生命、损伤本性，那么盗蹠和伯夷也没有区别，又从哪里去区分君子和小人呢？〔注〕天下人都把不残害生命看作善。如今既然都同样残害生命，那么虽然所追逐的东西不同，也不值得再计较了。生命为什么会被残害，本性为什么会被改变呢？都是因为崇尚有为之道。若知道万物的成就出于无为，就应断绝崇尚、去掉过度，返归幽冥而达到我的极致。那时尧和桀都同样能够自得，哪里还需要辨别君子和小人呢？〔疏〕恶，是“什么”的意思。他们所追逐的是名利，便有君子、小人的区别；若论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盗蹠与伯夷却没有差别。这只是世俗之人的颠倒分别，与真正的极致无关。又从哪里取得君子，又从哪里辨别小人呢？意思是本来没有区别。况且，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仁义的人，即使通达得像曾参、史鱼，也不是我所说的善。〔注〕把此物系属于彼物，叫作“属”。把本性系属于仁义，就是追逐仁义，所以并不算善。〔疏〕属，是系属。臧，是善。吾，是庄生自称。舍弃自己而效法别人，得到外物却丧失自我，是世俗虚伪的情态。所以把自己的天性系属于仁义，学习别人的仁义，即使通达得像墨翟、杨朱，也违背本性，因此不是论养生者所认为的善。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味，即使通达得像俞儿，也不是我所说的善。〔注〕顺从本性而通晓滋味，才是善。〔疏〕《孟子》说：俞儿，是齐国辨识滋味的人。《尸子》说：俞儿调和姜和桂，替君主制作食物。自己本来没有天然的资质，却效法外物而获得知识，即使通达得像俞儿，也不能算作他的善。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声，即使通达得像师旷，也不是我所说的聪；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色，即使通达得像离朱，也不是我所说的明。〔注〕不把自身交付给自己，却把自身系属于别人，那么即使才能达到像那两个人一样通达，自己也已经丧失了。所以各自任用自己耳目的功能，而不把自己系属于离朱、师旷，才是聪明。〔疏〕离朱、师旷禀受天分而聪明，是顺从本性而能够如此，并非靠学习获得。如今却矫饰本性、伪造情态，舍弃自己而效法外物，即使通达，也不足以称为善。我所说的善，并不是说仁义，而是善于保持自己的所得罢了。〔注〕善于自得，忘掉仁义而自然合于仁义。〔疏〕德，就是得。通达玄道的人，不改变本性去追逐外物，哪里还会执着于已经陈旧的刍狗，去治理先王留下的连庐呢？所以应当知道自己的所知，获得自己的自得，把这看作善，不也是应当的吗？我所说的善，并不是所谓仁义，而只是任凭本性和生命的真实情状罢了。〔注〕如果把仁义说成善，就会损害身体去追逐它；这对于自己的性命来说，反而是不仁。自己尚且不能善待自己，又怎么能对待别人？所以任凭自己的性命，才能惠及别人；惠及别人而不牵累自己，彼此都同于自得，这才可以称为善。〔疏〕曾参、史鱼、杨朱、墨翟这四个人实行仁义，大概是顺从本性、任凭真情，禀受于天命，就像骈枝一样，并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然而有人不明白曾参、史鱼的仁义，便说模仿他们就可以成就；听说离朱、师旷聪明，便认为自己也可以勉强达到。哪里知道这是造物者使他们如此并养育他们的呢？所以王弼注《易》说：不使自己的情性自然发展，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自己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所说的聪，并不是说听见别人所听见的，而是自己听见罢了；我所说的明，并不是说看见别人所看见的，而是自己看见罢了。〔注〕断绝对离朱的追慕、抛弃对师旷的效法，任凭自己去听、去看，那么天下各方的聪明就没有不完备的了。〔疏〕如果仰慕离朱、羡慕师旷，总想看见别人所看见的、听见别人所听见的，心神便向外驰逐，耳目也因此耗尽，这正是愚昧，哪里能叫聪明？若听凭耳朵听它所听见的，眼睛看它所看见的，守住本分、任其真实而不被外物摇荡，那么接触任何事物都能听明。不能自己看见，却去看别人所看见的；自己没有得到，却去取得别人所得的，这是取得别人的所得，却没有取得自己的所得；顺应别人的适意，却没有使自己适意于自己的适意。〔注〕这是舍弃自己而效法别人。即使效法得像别人一样，自己也已经丧失了。〔疏〕不能看见眼睛本来所能看见的，却偏要追求离朱的眼力；不能知道心智本来所能知道的，却役使心智去羡慕史鱼的仁义，这只是虚伪地学习别人所得，并不是顺从本性而自得自己的所得。既然以虚伪学习来显露于外，效法别人以取悦世人，做作之心便很劳苦，所以不能使自己享受自己的适意。顺应别人的适意，却不能使自己适意于自己的适意，即使是盗蹠和伯夷，也同样属于过度偏邪。〔注〕如果把丧失本性看作过度偏邪，那么即使丧失本性的途径不同，在丧失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疏〕淫，是滞着；僻，是邪曲。守住本分、顺从本性，是正道；崇尚名声、喜好争胜，是邪僻和滞着。因此，舍弃自己而追逐外物、开启希求侥幸之路的人，即使一个是伯夷的善，一个是盗蹠的恶，也同样属于邪僻。再次举“顺应别人的适意”，是为了结束前文、引起后文，借此转换文势。我惭愧于不能合乎道德，所以向上不敢做仁义的操守，向下也不敢做过度偏邪的行为。〔注〕惭愧自己不能实行道德，辞谢那些幽冥复归而无可陈述的事情，所以断绝操守，忘掉名利，从容地随风而动、吹拂尘累，遗忘自我而忘掉他人，不过如此罢了。〔疏〕虚通之道，是至于遗忘的德；断绝仁、义，没有科条，也没有名声。庄生精妙地体会环中的道理，心神游于万物之外，志向和操守断绝于仁义，内心的作为遗忘于是非；体会自然的无有，安处于道德之不为。说“向上”和“向下”，是显示仁义与淫僻的优劣；说“我惭愧、不敢”，是表示谦逊。郭注说，“从容吹累”是说从容如同闲放；“吹累”是行动而无心。吹，是风；累，是尘，好比清风吹动，微尘轻轻飞起。《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十完。＃１、＃２：王孝鱼依据《释文》补入。＃３：郭庆藩引用的文字作“也”，不作“言”。＃４：《阙误》所引张君房本，“方”作“口”。＃５：郭庆藩引用的文字没有“而”字，“之”字在“言”字下面。＃６：郭庆藩引用的文字，“正”作“望”。＃７：“望”字依据郭庆藩的引文及上下文补入。